【罗粉已经好久没动静了，让我的批罗工作也变得兴味索然起来，哎～】

在之前第三部分的四章里，罗氏集中阐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和国家理论，但其实他只是说了一大堆国家之恶，并未给出一个实际的（无论是否可行也无论好不好）无政府主义替代方案，在即将进入的第四部分，罗氏将对支持自由市场的其他几种备选理论作了评论，并一一加以否决，结论是：只有他的伦理学能支持得住自由市场。

#第26章#

罗氏在本章批判了功利主义哲学，认为它不可能为自由市场提供理论基础（p.263）：

不过罗氏的批判矛头指向很不明确，把功利主义的各种可能版本混杂在一起批，而且更要命的是他不区分其中的伦理部分和非伦理部分（即通常被归入经济学的部分），让局面变得更加一团糟的是，实际上他的批判对象也常常分不清这两部分。

所以在开始我的评论之前，希望读者先读一下我去年的一篇文章《经济学：治国术、伦理学还是科学？》，此文对本篇所涉及的问题背景做了较全面的梳理，这样我在这里的工作就可以简化很多。

罗氏首先将功利主义归结为“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这样一条伦理原则，然后将其解读为三层含义，并逐条加以质疑（p.264）：

这里的要害是，罗氏混淆了功利主义和福利主义，后者只是功利主义的一个版本，尽管它是人们提到功利主义一词是通常最先想到的版本，当然，你可以在狭义上使用一个名词，只要说明清楚即可，但罗氏在本章显然又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功利主义一词的，因为他甚至将米塞斯都包含了进来，结果就很混乱了。

【我在本篇中将客观价值论定义为：价值在不同个人之间都是可加的，并且每个人的权重相等；将福利主义定义为：基于客观价值论的功利主义。】

假如我们正确区分基于客观价值论的福利主义和基于主观价值论的另一种功利主义（以下姑且简称为主观功利主义），那么上述质疑就容易回答了：首先，最大多数只是福利主义的原则，而主观功利主义要求的是一致同意【这一点罗氏在后面其实也承认了】，所以第一条质疑至少对后者并不成立。

其次，即便对福利主义者，也可以从理论上避免多数人屠杀少数人之类的理论后果，只要将福利定义为长期福利，并采用一种多层次功利权衡方法即可；确实，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曾将功利权衡默认的视为单层次权衡，即，每次评价公共政策时，都是在完全选择空间上进行功利计算，所谓完全选择空间是指，该空间的范围仅受自然律的约束，而不受其他任何人为规范的约束。

但实际上，这不是必须的，功利主义者完全可以采用一种多层次权衡方式，在每个层次上生成一组伦理规则，后者构成了下一层次功利权衡的选择空间，这样，在具体的公共选择问题上，选择空间已经过几层规则的约束，功利计算只须在这个很小的空间上进行。

比如功利主义者可以说，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首先要确立一条规则：任何无辜者的生命都不可被剥夺，因为历史经验表明，不贯彻这条规则的社会，都离最大多数最大福利的理想非常遥远。【作为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者，他只须接受这一经验事实即可，没有义务从理论上论证为何会如此】

这种多层次权衡可以基于历史经验而进行，比如功利主义者可以罗列出所有被考察过的社会，评估每个的总体福利水平，做一个排序，然后用统计手段找出那些影响福利水平的因素，并据此而建构出一套多层次规则来拟合统计结果，最终论证：这套规则体系的实施将让一个社会最有机会获得“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不难看出，多层次权衡方法同样适用于主观功利主义。

Daniel Dennett在(more...)

（应景口水文，没啥看头）

苹果的未来
辉格
2012年9月18日

众粉丝期盼已久iPhone5终于在上周的发布会上揭晓，本周起将在各地上市，苹果的股价也随之而被推到了新高；不过其中过程颇值得玩味，新苹果发布之初，股价一度大跌，因为业内行家普遍觉得让人苦等了一年的这代新品并无多少新意，而除了手机，苹果也没拿出其他能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

可是股价下跌势头只维持了半天，当投资者发现消费者热情并未受评论影响，似乎并不介意新苹果的平淡表现，股价很快又开始反弹，几天后当预订数字显示新苹果早期销量很可能超出4S时，股价更突破700美元大关创出新高；或许投资者是这么想的：即便表现如此平庸，仍能让粉丝热情不减，这足以证明苹果的号召力和用户忠诚度，而这正是其市场价值的坚实基础？

这种想法有些道理，毕竟，只要用户肯掏钱，苹果就有钱赚，况且他的毛利率又那么高，新一代产品的热销至少可以保证苹果未来几个季度的业绩依然辉煌；不过，对于更关注产业发展前景的观察(more...)

#第25章#

本章，罗氏将其理论运用到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他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何种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无论是入侵还是反入侵）都是罪恶的，只有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国内革命战争可能是正当的。

我原本以为，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罗氏大概不会在乎国家主权边界之类事情，可让我惊奇的是，通过一串让人眼花缭乱的“论证”，他居然得出了一套类似于“主权至上互不侵犯”的国际法原则，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论证的。

先看罗氏如何论证为何国内革命可能是正当的，而国际战争则不可能（p.255）：

他提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因为革命者与其敌人同处一个地理空间，为避免自伤，只得采用精确杀伤武器，因而容易防止伤及无辜，而国际战争则做不到（p.254-255）：

这条理由很可笑，稍有点历史常识就知道，无论古今，除非有意识屠杀平民，国家间正规战争伤及无辜的程度都远远小于改朝换代的暴动、起义和革命，而且越到晚近，军队组织和武器技术越进步，正规战争避免伤及无辜的能力也越强。

对此，罗氏提出的论证仅仅是：弓箭步枪等传统武器容易瞄准，而大炮轰炸机核武器等现代武器则更盲目；可是传统武器可不止这两种，战术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大规模纵火、决堤灌水、驱赶畜群、长期围城、坚壁清野、人肉盾牌，都是常用战术，每种都涉及对无辜平民的大规模侵犯。

而且，伤害无辜的因素主要不在武器，组织与后勤方式才是关键，正规军虽然也有军纪问题、也会就地寻找给养，但和革命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暴动起义者都是群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而且它的成功动力往往就来自对沿路平民生存条件的破坏，让大批失去生计的平民加入队伍。

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近现代正规战争和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革命的人口影响，就再清楚不过了，后者在短短几十年内消灭1/3、1/2、甚至2/3人口，都不在话下，而近代欧洲的连绵战火加起来都比不上其中之一，更不用说美国最近发动的几次战争了，其打击精度和避免平民伤亡的能力，使得平民伤亡与同期国内暴乱相比只是零头。

再看罗氏第二条理由（p.255）：

空口胡说，请问罗粉能否举出一个例子，国内革命的经费都是个人自愿捐助的？

再来看罗氏如何为国际关系设定伦理标准。

此前几章罗氏已反复强调，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犯罪集团，既然如此，谈论他们之间的行为是否正当有意义吗？罗氏认为有，因为虽然都是犯罪，但对个人权利的侵犯程度不同，而他的国际伦理标准就是：尽可能降低国家对个人的侵犯程度（p.256）：

这听上去不错，可是，不知出于何种神奇逻辑，罗氏由此推出了“应完全避免战争”这一结论（p.256）：

注意，罗氏在此处令人意外的采取了一种功利主义立场，既然他认为可以“减少国家侵入个人的领域”和将“侵入限定在尽可能小的程度”，那么他就承认了两项国家对个人的侵犯是可以比较大小的，这样，按他的侵犯最小化原则，当面临的选择只有两种侵犯中二选一，就该选侵犯程度较小的那种。

比如，A国政府对其国民实施程度为9的持续侵犯，B国政府对其国民实施程度为1的持续侵犯，若B对A发动战争，有望推翻A国政府并在A国实施B的制度，将A国国民所受持续侵犯程度降至1，而为了完成这场战争，B国须在5年内将对本国国民的侵犯程度提高到3，再假设两国人口相当，那么按罗氏理论，这场战争岂不是正当的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真面目
辉格
2012年9月2日

一个多月前，蒋方舟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达尔文改变中国》的文章，认为对现代中国影响的外国人不是马克思，而是达尔文，而这个影响主要表现为：社会精英无论门派，普遍放弃了道德伦理和正义良知，接受了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价值观，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观念连同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由此主导了此后一个世纪的社会思潮。

文章很快引来了热烈回应，其中以批评声音居多，尤以科学界人士反应强烈，认为蒋误解歪曲了进化论，并且将达尔文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混淆，因而错误的将弱肉强食之类的恶名强加在它头上；有评论者也指出，进化论只是解释生物特性、起源和变化的科学理论，从中推不出伦理结论，事实如何与应该如何是两码事。

科学界的激烈反应是不难理解的，鉴于进化论在科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今天但凡有些科学常识的人都不会轻易否定其价值，更不会如此劈头盖脸的攻击了；不过，如同往常一样，科学家在驳斥对进化论的攻击的同时，都毫不迟疑的将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划清了界线，不仅默认它就是弱肉强食的同义词，甚至呼应对方同声谴责。

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果真配得上这个罪名吗？假如你读过该理论创立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著作，就会了解：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斯宾塞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应得到保护，主张男女平等，反对以武力征服为前提的贸易和殖民活动，谴责对原住民的杀戮和虐待，当然，也反对奴隶制，这些主张，都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并(more...)

【2012-09-16】

@whigzhou: 许多被认为是“文化特性”的东西，背后都是人口压力等经济因素在支撑着，比如西欧人的晚婚晚育、青少年离家独立谋生，一到美洲人口压力一解除就全变了，早婚早到16/17岁，狂生孩子，没结婚的孩子也不离家谋生了，在家帮父母种地放牛，劳动力奇缺啊

@sw小橘子: 那中国为啥也早婚、狂生孩子、不离家谋生？

@whigzhou: 不同财产权/继承制度下对人口压力的反应不同嘛，早生孩子、赖在家里，可以确保占到一份家产，狂生孩子这条不成立，人口压力很大时就都开始避孕/主动流产/溺婴了

@甜蜜温柔小可爱: 如果在財產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的社會里，狂生孩子主要是男孩子，對一個家庭獲取社會資源至關重要。這也是爲什麽家族勢力在中國盛行。

@whigzhou: 对。这原理对大家庭内，家族内，同地区家族间，都适用

@sw小橘子: 回复@whigzhou:早婚育是兄弟堂兄弟竞争的结果？

@whigzhou: 对啊，尽早生出儿子对确保你在大家庭内的地位很重要，另外早婚也是同龄人竞争的结果，在条件有利时尽早确定一桩婚姻是好的策略，低就风险可以用纳妾来弥补

@甜蜜温柔小可爱: 是不是可以更進一步推論，所謂現代社會個體人的疏離感，是否就是部份源自財產權獨立而產生的人格獨立？

@whigzhou: 是的，除了财产权保障，还有契约(more...)

#第24章#

本章中，罗氏将其无政府主义理论中运用到了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现实关系上，推导出了一套个人针对政府的行动纲领，这是一套立即革命的行动主义纲领，它并不寻求一个有组织的稳妥过程来解散政府并转入无政府状态，而是直接立即的赋予了个人对政府及其所占有的资源采取行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p.244）：

因为政府是个犯罪团伙，去所谓财产全都来自犯罪行为，因而是非法的（p.244）：

所以从政府手里拿走任何东西不仅是正当的，而且在道德上是值得赞扬的（p.244）：

除非这件东西被政府抢去之前有个明确的主人（p.245）：

但因为政府收入主要来自征税，而非直接没收，所以这种情况很罕见（p.245）：

可是，罗氏是否想过，当政府正在为国民提供大量公共品时，个人自发的拿走国有财产是否会立即而直接的损害正在享用这些公共品的个人？比如罗氏提到的水坝，假如某甲偷走水坝的电动机，结果上游恰好涨水，水坝管理者无法升起闸门泄水，导致垮坝，淹死一万人，甲的行为值得赞扬？

假如甲偷走或破坏的是政府运营的铁轨、红绿灯、灯塔、窨井盖、救护车、消防设备、输配电设施、手术室备用发电机、银行保险库大门和监控设备，导致火车出(more...)

（续）#第23章#

上篇我提到，罗氏在本章总算开始稍稍具体的说明，他的无政府主义是如何可能的，而在之前他只是在痛陈国家之恶，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罗氏心目中的无政府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吧。

首先，罗氏引用法哲学家朗·富勒的观点，认为法律无须由政府制订，而可以从人际互动中自发的产生（p.238）：

这当然没错，也正是我一直在强调的观点，历史上，习惯法无疑先于国家而出现，即便在国家出现之后，其权力所不及的地方（比如传统中国的乡村社区），习惯法也普遍存在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在当今一些无政府地区，习惯法仍是当地唯一正在起作用的法律。

问题是，这些习惯法是否足以维系一个今天这样的市场社会？或者将条件降低一些：在无政府条件下，导致这些习惯法的机制是否能够发展出足以维持当今市场社会所需要的法律元素？在罗氏眼里，这似乎不在话下，他认为这些元素都是不依靠政府的存在而出现的（p.237）：

部落习惯法是前国家制度，当然不依赖政府，可是，罗氏将习惯法视为自然法的来源，本身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首先，习惯法是因循的结果，而罗氏自然法是理性发现和推导的结果，两者经常是抵触的，对此他早在第三章里明确表达过，把这段文字再摘录一遍吧（p.60）：

其次，习惯法是特定博弈背景下达成的协调均衡的产物，因而很自然的随各社会博弈背景不同而各异，事实也是如此，各社会习俗千差万别，而罗氏自然法是“绝对的、不变的、普适的”，两者怎么能等同？按罗氏理论，习惯法根本不配被当作自然法，相反，恰恰是需要被“革命性”的清除的东西，仅仅是为了证明无政府状态下也可以有自然法，他就不惜自打耳光的把它拉进来，是自己记性差还是欺负读者记性差？

好吧，这点暂且搁置，可是罗氏居然认为普通法的出现也不依靠政府，那就完全是胡说八道了，普通法在英格兰就是伴随着王权扩张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普通法的发展就是国王伸张其王权的过程，它把日耳曼习惯法和封建契约义务转变成了近代意义上的法(more...)

迁就暴行换不来宗教宽容
辉格
2012年9月13日

9.11惨案11周年之际，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再次以其瞒旰暴行震惊了世人，比暴行本身更让人吃惊的是，从当事国家政要和媒体的反应中，正义的身影正在消退，是非不分的声音占了上风；在利比亚和埃及的美国使馆受攻击之后，希拉里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心都碎了”，好像这只是一次意外事故，奥巴马的最初声明也只是谴责，第二天才誓言要伸张正义，将罪犯绳之以法。

奥巴马后来变得强硬起来，明显是出于竞选需要，同时还迫不及待的将利比亚政府与攻击事件做切割，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只有个别利比亚官员对暴行作了谴责，其中只有议会主席一人向美国作了道(more...)

#第23章#

本章中，罗斯巴德将其观点强化了一步，他不仅要主张无政府主义，而且要证明保障自由市场的另一种选择——“有限政府”——是不可能的，同时，他总算开始稍稍具体的说明：他的无政府主义是如何可能的。

首先，他模仿霍布斯做了个思想实验：假如回到自然状态，让人们选择要不要政府，他们会怎么选？罗说，他们肯定不要（p.234）：

从对自然状态这个论证起点的设定上，就能看出罗氏的乌托邦空想，似乎人们在面临要不要政府这个选择时，都是刚刚从伊甸园跳下来、“突然来到地球”、完整的保有着自由、而且丝毫没有将要失去它的忧患。

可是连四百年前的霍布斯都已认识到，那时的自然状态是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尽管这个设定也极为简化，忽略了群体内部、熟人之间的互惠合作与和平状态，但作为一个论证起点，是非常贴切的，历史和人类学证据也一再告诉我们，没有伊甸园。

而且他错误的认为，选择要政府就得放弃“保留武器和自卫的权利”，这完全是自说自话，即便按流行理论的要求（实际上可以更弱），政府的维持需要的是一个压倒性的武力，保证其辖区内不存在实力相称的对手，而无需要求公民放弃武力和自卫权，许多有政府的地方，公民实际上也并未被迫放弃“保留武器和自卫的权利”，包括他自己生活的美国。

接着他又宣称，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要求的有限政府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也从未出现过（p.235）：

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嘛，自从近代宪政出现以来，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已经有了许多成功案例，英国、美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新加坡、智利、以色列、卢森堡、列支敦士登、英属各岛国……，都至少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由一个有限政府所治理。

当然，你要是按学者心目中的完美标准，那当然一个也没有，可是按完美标准的话，很多被社会学者包括罗氏本人所谈论的东西都没有了，财产权、市场、自由、法治、封建制、王权、阶级、城市、合法性、征服、控制、占有、均衡价格、收入、增长，这些概念的任何一个实例都无法被证明是完美符合定义的。

更可笑的是，罗氏在说有限政府是“乌托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是否存在过？即便是稍稍不那么完美的？比如对完美标准的接近程度不亚于香港之于有限政府？不要说一个例子都找不到，甚至按罗氏财产权合法性标准，现实中都很难找出一份财产是完全合法的。

然后，罗氏又开始论证为何有限政府是不可能的（p.235）：

确实绝大部分政府都有自我扩张权力的倾向，也确实是利益集团在其中起推动作用，但事实表明，这一扩张不非毫无限制、不可逆转，从较长的历史跨度看，总是在反反复复，隔几十年潮流就变一次，有些国家或许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沦陷，但同时也有许多国家首次或重新建立了有限政府。

实际上已经有许多机制来阻止政府的无限扩张，比如宪法审查、司法独立、陪审制、分权和地方自治，还有最重要的：无代表不纳税，该原则更精确的表述是：纳税义务与预算约束能力相对应，只要该原则充分体现在委托代理机制中，代议机构便有激励控制开支，预算便不会无限膨胀。

当然，目前流行的普选制与该原则有较大偏离，但并非没有改进方法，社区业主协会所采用的按财产价值分配表决权和费用负担的方式，就是很好的替代方案，实际上，在英格兰宪政发展早期，纳税份额与表决权比现在更加相称，所以控制预算的需要并不意味着必须废除政府。

【2012-09-12】

@whigzhou: “A recent study of muster rolls for soldiers in American Revolution produced
the striking result that American-born colonial soldiers of the late 1770s were on
average more than three inches taller than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who served in
Royal Marines at the same time”

@唐朝: 研究有说什么原因吗？按说，人种基本没区别，那时美国的生活水平应该还不如英国吧？

@whigzhou: 有肉吃啊

@唐朝: 回复@whigzhou:还是落在生活水平上了？资料显示那个时候英国兵没肉吃吗？

@whigzhou: 研究说是营养水平，否定了遗传因素，跟英国兵有没有肉吃没关系，影响身高的发育期营养，当了兵再吃大概没啥用

@whigzhou: 而且当时英国平民在欧洲已经是吃的最好的了，比法国平民好的多

@Victor_Tianlong: 而且移民开垦本来就是一个筛选基因的过程，强壮的高大的更容易存活，后代自然更强壮高大，而且移民群体之间的融合更容易培育更强大的下一代？比如宾州的德国化

@whigzhou: 强壮的容易成活，这没错，高大可未必

@whigzhou: 不妨对照一下西南官话区，大都是400年以内移民的后代，身高并不比其来源地高

@Victor_Tianlong: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引入德国丹麦等北欧血统所致，华盛顿军队很多都是宾州出生的

@whigzhou: Victor见过德国人的小短床吗？

@V(more...)

#第22章#

罗氏在本章集中阐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我也曾说过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不久前北京和上海的聚会上，都有朋友提到了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

无政府主义对我而言只是个理想，我看不到达到那种状态的任何现实可能性（即便该状态本身或许是均衡的，甚至还能维持一段时间）；所以它对我的意义只是作为一个参照，可以用来评估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接近那个状态，而在现实中，它并不会妨碍我赞同某个国家（state）的制度或政策，甚至赞赏某位政客，不是还整天盼着美军来解放呢嚒。

不过，罗氏的无政府主义实在太简陋原始了，基本上还停留在19世纪上半叶的水平，也就是蒲鲁东和施蒂纳的时代，那时的无政府主义头脑很简单，认为政府是万恶之源，消灭政府就人类就自由了，完全不考虑原本由政府所实现的那些社会和制度功能是否不可或缺，如若必须，政府消失之后将以何种方式来提供，与之相应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是什么，总而言之：确保市场有效运行且效果不亚于有政府状态的制度结构将如何产生和维持？

罗氏在本章中不仅没有回答这些问题（除了空口无凭一厢情愿的说“反正有人会提供”之类的话之外），他把所有火力都集中在说明为何政府行为都是基于强制的，是一种恶，可是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来说，这些都是废话，早就被说滥了，有意义的问题是：替代方案是什么？罗氏一点道道也没说出来。【所以本篇几乎没有摘引原文，因为实在没啥东西好摘的】

不仅如此，假如你真的着手考虑对政府的市场化替代方案（也就是市场无政府主义），很快会发现，罗氏理论将是一大障碍，对于我们能够想到的、也最现实的替代方案，在他的财产权和契约理论下都将难以实现。

先来看公共品，罗氏承认提供公共品是政府的功能（p.219）：

标签：制度 | 无政府主义 | 米罗派

【2012-09-11】

@喂羊的月亮熊: 辉总，这几天我在想：在达尔文和james watson之前谈人生价值有意义吗？

@whigzhou: 也同样是有意义的，世界、意义和价值本身并未改变，改变的是我们对其成因的认识，正如我们知不知道乙醇这东西，都不妨碍我们品尝美酒

@whigzhou: 我觉得，对意义和价值的感知发生在日常的中观尺度上，是具体而直接的体验，并不会因为比它更抽象、更间接、更宏大或更细微的认识而改变，被改变或放弃的(more...)

【2012-09-11】

@荒唐-逻辑引擎 除了跟函数关系混淆，还有人经常把因果关系跟逻辑关系混淆。说A和B具有因果关系，首先要求A在时序上先于B，这才能说A值如何影响B值。而A和B的逻辑关系与时序无关。有时B值逻辑上也能唯一确定A值，但这丝毫不代表B是A的决定性原因。混淆二者的人会认为B值唯一确定A值就等于说B是影响A的原因。

@whigzhou: “因为-所以”复合句至少有四种用法：1）逻辑的：因为A=B且B=C，(more...)

#第21章#

罗氏在本章论证了动物权利问题，他的结论是：只有人类才是合格的权利主体，因而动物没有权利（p.216）：

这个结论我完全同意，不久前曾就此写过两篇文章（一，二），甚至罗氏提出的理由我也部分同意，可是，他的论证过程却实在蹩脚，浑身槽点，随便一捅就穿帮，不过，为不偏离主线，本篇只对他的自然主义和本质主义说几句。

在本系列的最初两篇里，我曾指出罗氏在元伦理学上是自然主义，将自然法等同于自然律，将应然还原为了实然，这一认定当时曾在豆瓣上引来一片哗然，虽然文本证据明白无误，不过，从第三章起，罗氏果然滑向了康德主义，于是我也不再纠缠，承认他是康德主义，而且此后各章他确实没再表现出过他的自然主义。

可是在本章，这条尾巴又露了出来，这也是因为动物问题触及深层，把话题焦点又带回了元伦理学层面；罗氏之所以老是在自然主义和先验主义之间滑来滑去，是因为他的理论建立在一个搭配奇特、毫无指望的哲学基础之上，地基打歪了。

本来，若求助于上帝的话，自然法是很容易与自然律区分开（从而避开自然主义）的，因为上帝完全可以制订两套法则，一套让万物实际上按其运行，另一套是对部分被造物的“告诫”，可是罗氏一面把上帝开除了，一面却又要把伦理法则说成是永恒的、不变的、绝对的、普适的、客观的、存在于世界本质之中的，那就只能等同于自然律了，还能是别的东西吗？对此困境他自己似乎也隐约有点心虚（p.215）：

(more...)

#第20章#

本章主题是所谓“险境求生”问题，比如发生海难时，救生艇只能容纳10人，而逃生者有100人，如何分配这10个位置？不过，罗斯巴德对此问题的论证，试图回答的是一个更一般的问题：在生死存亡的紧急状况下，财产权对行为的约束在法律上是否仍然有效？有没有回旋余地？罗氏也是这么提出问题的（p.208）：

他认为，即便在紧急情况下，财产权也是绝对的，侵犯它仍是犯罪，可以被财产主人追究（p.211）：

他在文末结论中又重申了财产权的这一绝对性原则（p.212）：

至于这一原则所引出的现实含义以及它与世人道德直觉的强烈冲突，罗氏是这么回答可能质疑的（p.210）：

【这里先要说明一点（对本系列各篇都适用），罗氏不区分民法和刑法，也不区分恶意、无意和善意，所以他把违约、侵权、盗窃、抢劫、伤害、杀人，一律视为性质完全相同的犯罪：偷窃（杀人是对自有权的偷窃）；所以我们在检查他的观点时，也无须区分一项行为的民事方面和刑事方面。】

对罗氏在险境求生问题上的论证，我不想过多评论，因为无论它的现实意义如何，是否能被世人接受，它至少大致上是自洽的，不过也有两个不算太小的漏洞。

险境求生实际上是一个紧急状态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罗氏认为，假如待分配资源原本就无主，或主人之前已在灾难中身亡，因而这些资源回到了(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