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储是麻醉性止痛药
辉格
2009年3月26日

去年底，云南省政府推出了百万吨有色金属和50万吨化肥的收储计划，这一政策显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鼓励；今年二月，国务院在《有色金属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明确了通过国家收储来缓解企业库存压力的政策目标；此后，各矿产资源大省（甚至包括一些地级市）纷纷推出收储计划，河南要收50万吨电解铝，广西要收5万吨铝锭，赣州要收1万吨钨和1万吨稀有金属，郴州更是要收11.5万吨有色金属。同时我们看到，这些收储计划并没有与之相呼应的产能压缩计划，云南甚至明确宣示了“鼓励地勘单位多找矿、找大矿，提前储备资源”的态度，这意味着，收储计划并不只是为解决短期库存压力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很可能长期化。

这样的收储计划不是解决当前原材料产业困境的好办法，它虽然在短期内可以缓解价格暴跌和库存压力给企业带来的阵痛，却妨碍了企业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向它们发出了错误的信号，结果将延续甚至加重本已十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就像麻醉止痛法，只能短期缓解症状，不能根治疾病；正如长期服用麻醉性止痛药会形成生理依赖，收储计划一旦长期化，会让企业对国家储备形成依赖，整个产业将陷入扭曲状态，而地方政府和相关银行也将承受不断扩大的信用风险。

即便地方政府没有将收储计划长期化的打算，事态的发展也很可能迫使他们不由自主的长期卷入。有人认为，目前的产能过剩是金融危机之后的衰退期的短期过剩，相对于“正常水平”并未过剩，一旦经济复苏，价格回升，库存压力缓解，收储者和银行便可全身而退。这样的想法是幼稚的，首先，你不知道复苏何时到来；其次，你不知道复苏之后，原材料需求何时会回到你所认为的“正常水平”；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误解了经济周期的基本性质。

经济周期不是简单的上下震荡，用熊彼特的话说，它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繁荣期的高需求、高价格和信贷宽松，会让许多资源配置结构过时、效率平庸的企业也活得很滋润，一旦衰退来临，它们就会被大批淘汰，而在经济复苏时重新获得增长的，要么是拥有更高效配置结构的新兴企业，要么是通过结构调整而度过难关的老企业，无论如何，每次周期过后，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结构都不会回到周期之前。

周期的这一特点，在初级材料行业表现为，其复苏总是滞后于整体经济的复苏。最新一期《麦肯锡季刊》有份报告分析了各大行业在1973年、1980年、1990年和2001年四次危机中的表现，发现在衰退期，材料业两次超前于整体，两次滞后，但在复苏期，材料业四次全部滞后。我相信，上一次繁荣把材料价格抬得越高，其诱导出的过剩产能越多，其逼迫出的材料节省型创新越多，那么材料行业的复苏滞后期也就越长；而事实是，过去几年的材料价格，无论绝对水平，还是增长速度，都是史上罕见的。

如果我们预期整体复苏在两三年后到来，那么材料业的复苏将不会早于五到七年，而要回复到2007-08年的水平，需要更长时间。因此，对一两年内材料价格大幅回升的期望多半会落空，而以此假设为前提的政府收储和银行贷款，将面临极大的风险；随着收储计划的不断被迫延长，他们将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选择：要么继续收储而承受财政压力和坏账风险，要么停止收储甚至释放储备从而导致又一次材料价格崩溃。

地方政府财政基础薄弱，承担不起长期化收储政策，而银行的坏账问题也刚刚有所好转；近几个月的货币宽松或许让他们对于风险的警惕有所下降，以至于在收储计划上表现出不少大手笔。如今，经济学家们常常拿用电量替代地方统计部门质量不高的统计数字，借此估测经济活动水平；有色金属的提炼，无论是电解还是电炉熔炼，电力消耗都不小，这或许会让地方经济数据看上去比较乐观，但其中蕴藏的风险，实在不小。

经济学界一个流传颇广的说法是：边际分析依赖于基数效用论（相关背景可google“基数效用”），我看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而且这表明了误解者没有掌握边际分析的精髓，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边际分析这一强大工具，让微观经济学免除了对基数效用的依赖。

微观分析的一个困难是：一方面，我们假定，对效用（或者价值）的度量是序数的，即只有相对排序关系，没有绝对值，因而是不可加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假定，个体（或企业）的决策是基于成本收益算计的最大化，而没有基数化的成本计算几乎是无法进行的。那么，从序数基础到基数计算，这个过渡是怎么发生的？

昨天有朋友的文章里又提到这个问题，我写了点评论：

基数化发生在边际上，所谓边际，就是交换停止的那个点，交换，可以是个人对不同物品、或对当前和未来，基于等优曲线而进行的交换，也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一旦交换停止，达到所谓均衡，外部观察者就有了证据进行基数度量。

举个例子：你生产一个手机，用到5种材料，每单位这些材料的价值，在你心目中有个排序，这是序数的，在鲁滨逊世界里，你是不可能通过基数加法运算，计算出手机的总成本的，因为序数是不可加的，这个总成本还是只能通过序数比较得到——你对5种材料的集合的偏好，高于对其任意子集的偏好——除此之外，你就说不出啥了。

但在交换的边际上，出现了基数运算的机会：比如现在你有100个苹果、200个橘子，我现在把刀架在你脖子上说：要么让我拿走n个橘子，否则我就拿走10个苹果，这个由n你自己定。你一旦说出n的数值，基数化就发生了。假如n=5，这只能证明边际上的10个苹果等于边际上的5个橘子，而不能证明其他苹果橘子的在你心目中的比价。

然而，有了市场就不同了，你生产手机的5种材料，在市场上都可以找到边际交换比例，这样，你就可以把每种材料用这个比例折算为其中任意一种，然后就获得了基数可加性，你就能计算手机的“总成本”了。

在一个大规模市场上，个体的每一笔交换对市价影响很小，这样，多数物品的机会成本都可以用市价来衡量，代替你的个人估值，因为凡是你买入或继续持有的东西，市价总是低于你的估值，而市价是基数化了的，因而你的整个成本构成都基数化了。

补充：这里基数化的只有成本、账面收益和现金结余，真正的收益是没有基数化的。

对我《人口争议的误区》一文，许多朋友留下了很好的评论，一并谢过。 supretard的话题太大了，以后慢慢聊。 我关于放松生育政策不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表述，看来费曼和李敖之都误解了。我不是说放松生育不能改变老龄化结构，而是说不能解决老龄化问题，因为老龄化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提高了抚养系数，而放松生育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不能降低抚养系数。造成这一误解，可能是我上下文结构安排的不好。 重新表述一下：在短期，放松生育将提高抚养系数；在长期，我认为，抚养系数与生育率不具有负相关，或许还具有一点正相关。 关于李敖之的第二点，我始终坚持的观点是：法律和道德体系一样，是一种自发秩序，尽管我们可以在事后用一个事实命题系统对它进行分析，却不能基于这些理论在事先对它进行设计。其次，就个人来说，持有任何价值观、道德立场、法律原则，都可以与事实完全无关。 forsaken指出了男女比例扭曲和计划生育的关系，我同意。但是，如果我们预先同意：1）控制生育在道德和法律上是可接受的；2）为了追求某些经济目标，控制生育政策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那么，男女比例扭曲，就不难被说成是该政策所必须付出的、并不高昂的代价。 最后，关于计划生育政策为何在中国难以被废除的分析，请参考我一年前的文章：《计划生育，何去何从？》。

关于价值问题和事实问题，laoyao说：

我个人倾向于（以下是个事实问题的判断）认为，道德也是起源于利益的分析，部分是进化选择出来的人类基本情感，部分是文化基因的进化选择出来的人类社会互动规则的优化。我对这类讨论一直很感兴趣。但据我观察，绝大部分混淆道德和事实问题的人，都不是出于这一立场。他们实在就是，咳，混淆了。

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的表述是：虽然价值命题和事实命题永远不能相互引出，但是，对于价值观（或者道德）本身，我们可以给出事实命题，即，关于诸如“某人为何持有这种而非那种价值观”的命题，是事实命题，而非价值命题，类似的命题可以涉及价值观的统计特征、发生学分析、相容性分析，等等。

实际上，进化心理学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做这种研究。

确实，在这么做而同时不混淆两类命题，很不容易。

我不知道我们的阅读兴趣有多大程度的重合，我只知道你学过经济学，但不知道你进一步的兴趣在哪里，那就先推荐几本经济学的吧。

对于古典作家的思想，我们经常依靠教科书或他人转述，这通常问题不大，但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马尔萨斯，到现在为止，我所见过的对马尔萨斯思想的转述全部是错误的，而且错得很离谱，据我所知，马尔萨斯1）不认为人口实际上会按几何级数增长；2）不认为边际产出在任何时候都是递减的，他只说在人口极限边缘边际产出是递减的；3）不主张节制生育或控制人口；4）不认为人口压力是消极因素，相反，他认为人口压力是维持文明存续和复杂社会结构的必要条件。对马尔萨斯的曲解和误传可以说是经济学界的一桩丑闻，无数杰出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都言之凿凿的“引用”他的观点，却很明显根本没读过他的原著。同时，马尔萨斯又非常重要，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高于斯密，他的《人口原理》是必须读原著的。

在经济学界，熊彼特是个独行侠，一个脱离主流的人，但他在我眼中的地位高于科斯。在我看来，主流宏观经济学整个是一堆垃圾，但与同样唾弃宏观经济学的其他许多人不同，我并不否认存在宏观问题，因而也不否认建立宏观经济学是可取的，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得到一套好的宏观经济学，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唯一在宏观问题上提出了有价值理论的，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值得细读。另外，虽然熊彼特在经济学界处于边缘，在管理和投资界却拥有巨大影响，其中很大部分可归功于其思想追随者——德鲁克。

与上面两位相比，我并不认为张五常做出了同等重大贡献，但他有个很大的优点是他的科学方法论，这让他的文字非常清晰，逻辑井然，即使错也错的很清楚，你要赞同或反对都很容易找到入手处，他的三卷本《经济解释》可以帮你澄清很多基本概念。在科学哲学上，张五常师从卡尔纳普，虽然我目前采用的是加入了拉卡托斯元素的修正库恩主义，与卡尔纳普有很大不同，但我仍然认为，比起未经任何科学哲学训练的人来，张五常高出太多。

（按：读罢此文，你很可能认为我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赞同者，正如你看到的，我几乎不赞同所有反对计划生育的言论，不，不是几乎，事实上，我认为我听到过的每一条反对计划生育的理由都是错的，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举出了三条，而且第三条还没有展开说。然而，实际上，当然，我完全反对计划生育——，但我的理由只有一条——自由——，生育是最古老的权利，不容剥夺。 写作本文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练习或者演示如何将屁股和脑袋分开，这听上去容易做起来难，事实上很少人能做到，当一个问题被识别为屁股问题时——与政治有关的问题通常如此——再灵光的脑袋也会被迅速塞进裤裆，这一点上，无论左派、右派、自由派、保守派，鲜能免俗。 一个月前，我曾在《宽容是同性恋的坟墓？》一文中尝试挑逗那些无法区分屁股与脑袋的人，我先把屁股摆在一个政治正确的位置上：主张对同性恋宽容，然后试着用脑袋指出一种可能性：对同性恋宽容或许会导致同性恋群体大幅减少甚至灭绝，如我所预料的，这一挑逗效果极佳，我立刻被当作主张灭绝同性恋的狂人而遭到激烈指责。 我得坦白，我无耻的享受这种效果，这让我有了一个观察人性和所谓理性的良好机会，今后若有机会我会经常尝试这种练习、演示，或者挑逗，好让我自己时时牢记：不要弄混了屁股和脑袋。） 人口争议的误区 辉格 2009年3月24日 最近，人大代表程恩富先生和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先生，针对近期频频出现的呼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判断，当前的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依然非常严重，人口增长势头仍未完全遏制，老龄化虽然存在，并不足惧，也不能归咎于计划生育；他们认为，要“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必须让人口减少，长期目标减到5亿以下；基于这样的判断和目标，他们主张，计划生育不仅不能放松，还要强化，并且长期坚持。 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反对者的呼吁和支持者的回应，让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又完成了一个回合，然而，新的回合是否让讨论更加深入了？是否改进了公众对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很遗憾，这场争论看来仍徘徊于鸡同鸭讲的状态。主张严控生育者立论的基本前提是，人口与资源之间是存在一个“合理比例”的，这个比例是可以算出来的，这个比例是可以在今天与200年之后一样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并且可以为200年后的人们安排他们的生活；然而，对于这一连串的断言何以成立，他们显然不认为值得加以说明。 对于曾亲身经历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合理比例的论调并不陌生，它曾经导致何等荒谬的制度和政策，也都历历在目。然而严控生育的反对者们却没有抓住这一要害，他们用来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社会负担”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冲击。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形势的急剧扭转是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其中包括老龄化；老龄化的原因是寿命延长和出生率下降，因而将老龄化归因于生育控制是正确的，然而用放松生育控制来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却未必正确。 当人口形势扭转时，老龄化程度并非随出生率下降而线性递增；在生育率开始下降之后的几十年中，老龄化会达到一个最高峰，此后随着生育率下降之前出生的那几代人的死去，而逐渐向一个长期均衡水平回归。这个均衡水平上的长期抚养系数，主要取决于人均寿命和平均就业年龄，与出生率关系不大，因为提高出生率在降低老人比例的同时增加了儿童比例，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主张放松生育控制者希望解决的，显然只能是短期老龄化高峰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然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放松控制在短期内只能增加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从而加重抚养负担，而等他们长大时，最高峰已经过去。 反对严控生育的另一个理由是：人口减少会导致需求不足、经济衰退、资产价值下降。然而这马上面临一个追问：经济总量的增长何以成为值得以公共政策来追求的目标？如果人口下降一半，GDP下降20%，人均GDP大幅上升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改善了，资产价值确实可能下降，但那也意味着资源不再那么昂贵，人类对环境的压力不再那么巨大，何以认为那是坏事？ 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随着避孕手段的普及、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孩子抚养和教育成本的迅速增长，生育策略已完全改变；这些反对者宣布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破产，他们认为，当传统社会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后，生育率“必然”下降，无须计划生育的干预，相反，届时政府将不得不鼓励生育。这一反对同样站不住脚，如果我们孤立的观察那些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上述现象是显然的，然而当我们把整个人类作为单一人口系统来考察，人口压力从未消失，生活中马尔萨斯极限上的几亿人贫困如故，而在人口压力有所放松的地方，人口迅猛增长的情况仍然普遍；欧美60年代开始的低生育率，仅仅持续了不到两代人，日韩则只有一代人，还远不能被认定为普遍规律；实际上，发达国家不妨被视为整个人口金字塔中被移民管制所圈住的一个塔尖，其人口发展趋势未必具有普遍性，尤其对于中国人口系统而言——它太庞大以至于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金字塔的塔尖。 上述种种理论误区，使得围绕人口问题的争论陷入混乱，与其急于宣示某种立场，不如先尝试拨开笼罩在问题之上的层层迷雾。

下面的字符排列构成了一副立体图（不会看立体图的朋友参见wiki条目：autostereogram），这个例子可以让你知道立体图是怎么做出来的，很简单。（注：两个星号标出了图中“浮出”和“沉下”的两个矩形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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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袭自Steven Pinker: How The Mind Works第4章The Mind's Eye

这是美国人的灾难，远胜于金融危机的灾难，远胜于珍珠港的灾难，

这是国会的耻辱，234名民主党人和85名共和党人的耻辱，

但愿参院会阻止他们，但愿雇员们不会甘愿暗吞苦果，但愿最高法院能抹除这个恶劣先例，

报道：美众议院高票通过高额奖金税法案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roll/20090320/03066001073.shtml

（按：我造了“战术性愤怒”这个新词，最初这只是我基于对美国政客的印象而做的猜测，刚才我看到了证据：“分放奖金的事情，也并不是秘密的事情，更不是“偷步”发放。“我们没有试图去欺骗或者隐瞞任何事情。”李迪说。“美联储的官员参加了我们的所有会议，包括董事局会议和薪酬委员会的会议。”李迪说，起码在三个月前，AIG就跟美联储官员讨论过此事，他相信美联储的官员会跟财政部分享这些信息。”——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AIG：跳票的花红》）

AIG奖金凸显干预的道德风险
辉格
2009年3月19日

AIG奖金事件在美国炸开了锅，财政部长、总统、国会议员、纽约州检察长、美联储官员，个个拍桌子瞪眼睛，争先恐后的表达他们的愤怒，据说伯南克还为此摔了几次电话。在拿了纳税人1700亿救助资金、实际上已经被政府接管之后，继续向中高层管理者支付总额1.65亿、每人数百万美元的巨额奖金，这一荒诞场景，确实难以向纳税人解释；与这一事件扯上关系的政客们，自然不愿承受由此带来的道德代价，因而，抢先愤怒也就不失为明智而老练的做法了。

愤怒归愤怒，政府和国会对此事实际上没什么可行的挽回措施，奖金是按协议发放的，而协议是在AIG接受救助之前签订的，撕毁协议不仅要遭起诉，对于AIG这样靠信用吃饭的金融企业也将触犯大忌；政客们当然也知道这些困难，所以财政部现在声称的措施是在下一批救助资金中扣除奖金额，这显然算不上挽回，被拿走的奖金还是没收回来；议员们则更为激进，多位民主党重量级议员正在筹划对拿奖金的73位AIG雇员征收90%以上的特别税，相当于动用立法权直接没收奖金。

AIG救助案连同整个金融业救助计划，已经给美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道德风险，奖金问题只是其中较为惹眼但其实很次要的部分，救助计划实际上还挽救了大批曾经疯狂下注的对冲基金，只是其中奥妙不容易被公众所看清，因而也没有激起政客们的战术性愤怒而已。如今，为了应对奖金带来的道德风险而可能采取的措施，却面临着更大的道德风险——公然毁约，甚至悍然征收没收性特别税，将直接损害财产权和契约精神这两块市场经济的基石。议员们或许指望特别税提案会迫使雇员们自愿放弃奖金，但如果他们不放弃，进而起诉，官司很可能打到最高法院，政府输掉的可能性更大。我们很快将会看到，随着救助计划的逐渐展开、其规模的不断膨胀，政府将在这个道德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历来具有自动升级和自我膨胀的倾向，这不是因为政治家愿意如此，而是市场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市场作为一种自发秩序，是人类迄今所创造的最复杂的事物，没人能完全理解它的运行机制，更遑论预测和控制了。一项干预措施，最初看来是局部和临时的，但实施之后，就会发现许多未曾料到的效果，常常是按下葫芦又起瓢，于是最初为按下葫芦制订的计划不够了，又要为按下瓢制订新计划、追加新预算。问题是，每一步干预都蕴藏着道德风险：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弄不好就要打水漂或者喂赌徒；更严重的是，但凡干预措施都涉及权利和利益的再划分，有人受益有人倒霉，当事人和公众难免要问：凭什么？

因为干预措施带来的道德风险而面临公众声讨的政客们，或许会感到很冤枉：政府对于金融体系安全性的责任是早就存在的，如今的救助只是为了履行这一职责，因而相应的道德成本也是他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事实也确实如此，具体的AIG案，AIG管理层之所以敢于冒险，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出了大事政府会出手相救，他们当初敢于签下慷慨的奖金协议，看来也与这一信心不无关系。今天政府为AIG们所付出的道德代价，实际上只是在兑现当初为整个金融安全所签下的道德支票；这张支票的签署日期，可以追溯到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此后经过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布雷顿体系、直至废除金本位，政府逐步接管了整个货币体系，支票金额也越签越大。

今天，为不得不兑付这张道德支票而承受切肤之痛的人们所应该做的，不是去撕毁这种支票，而是应该为它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和截止日期，并且从今天的痛苦中吸取教训，记得今后不要再签这样的支票了。让人们自己去做选择并承担由此带来的责任与后果，如此方能获得道德上的安宁。

公允价值准则的存废之争
辉格
2009年3月18日

最近，围绕会计制度中的公允价值准则的争论再度白热化，这一话题在金融危机暴发之初即被提出；现在，随着奥巴马政府上台，新的救市方案渐次展开，以及公众对新一轮企业资产减记和亏损报告的担忧，该问题又成了争论焦点；从会计界、评级机构、经济学家，到监管部门和国会的政策制订者，观点和建议五花八门，相持不下。

所谓公允价值准则，大致上就是用近期的市场成交价，作为高流动性资产的当期会计记账价格，会计界采用这一准则，是为了让资产负债表客观准确的反映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该准则的支持者认为，在诸多试图找出资产真实价值的方法中，这是能最大程度避免主观偏见、随意性和恶意操纵，也最能令投资者信服的方法。确实，说某个东西值多少钱，最可信的办法就是指出：的确有人在不久前出这么多钱买了它。

然而，该准则的反对者认为，正是它的存在，把原本并不严重的次贷危机，放大成了如今的金融大危机；在他们看来，本次危机是典型的资产负债表危机，次贷损失造成的恐慌性抛售把相关债券的价格压低到荒谬的程度，大量持有这些债券的银行虽然并不认可这样的低价，但在公允价值准则要求下被迫大规模减记，于是连锁反应出现了：资产减记导致亏损和信用评级降低、亏损导致股价下跌（这意味着其股东的资产市价下跌）、评级降低导致交易对手要求更多保证金、资产负债表恶化和保证金压力迫使银行抛售资产从而进一步压低资产市价；这一连锁反应之所以能连续循环，就是因为每个环节的参与方所依据的信息，都是公允价值准则指导下的同一套报表；他们认为，如果企业没有被迫采用该准则，那么上述连锁反应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危机也就没这么严重。

双方的理由都能成立，在我看来，他们的对立实际上反映了参与市场的各种角色，拥有不同的信息需求，当股东、债权人、评级机构、证券监管者和金融监管者这些关注重点迥然不同的参与方，都不得不依赖同一套会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时，便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

会计报表是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文件，会计师个人对其负有无限民事责任，这就决定了会计工作对客观性和证据可追溯性的严格要求，他们在每个原始数字上都会要求第三方独立证据，而尽可能避免主观判断；这一点在资产估值上表现为保守原则，即在认定一项资产的价值时，只能认定其中有据可查且没有异议的部分，做到这一点，要么寻求全体股东同意（对于上市公司，这常常是不可能的），要么只能依循市价。

价值本身是主观的，对于同一件商品，不同人的估值可以相差很大；一件商品能在市场上成交（因而形成市价），并不表明买卖双方对其有相同的估值，而是表明了买方的估值高于卖方；同样，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继续持有一项资产，就意味着持有人对它的估值高于市价。股票和债券等高流动性资产的交易费用极低，因而对于它们的持有人，市价实际上是他们对其估值的最小可能值。当市场剧烈波动时，资产市价与持有人自我估值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很大。

人们对一项资产进行估值的基础是对其未来收入流的预期，估值是否准确，便在于这一预期收入流与该资产实际产生的收入流是否吻合；泡沫和恐慌的存在表明了，市场价格常常未能准确反映资产实际价值（即未来实际收入流的折现值）；由于估值发生在收入流之前，而未来是不确定的，因而不存在任何方法找出实际价值，即使市场也做不到；尽管如此，充分的专业知识、有效的理论和模型、良好的判断力仍然是重要的，它们可以帮助人们尽可能接近实际价值。

对于会计师，寻求缩小资产估值与实际价值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他的追求，相反，他追求客观性、可查证和避免分歧，他的工作性质是被动和事后的；然而对于评级机构，尽可能准确的评估资产实际价值，理应是他们的核心工作目标，会计师所竭力避免的主观判断，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也是他们为其他市场参与者提供的核心产品，当这些参与者对自己的判断力信心不足时，他们提供了一种中立的替代品。评级机构应当是中立的，但不必是客观的，他们的价值便是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洞察力作出主观判断，否则便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充其量只能为会计报表增加一个栏目。

然而，现有的评级机构并未表现出其应有的判断力和前瞻性，他们过度依赖于会计报表，从而被市场波动牵着鼻子走；因此，需要改变的并非会计制度，而是评级机构，对于高流动性资产，特别是债券，他们应建立独立的估值体系，而不单纯依赖于市价和会计报表；在独立估值的基础上，他们可以为评级对象编制另一套资产负债表，作为他们的判断结果提供给需要这些信息的市场参与者和监管方。

债权人和监管当局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风险，而风险是关于未来的，对风险的评估需要的是判断力，在这一点上，会计师不是恰当的顾问，所以当你从他那里得不到好答案时，也就没理由责怪他，甚至动手去纠正他的工作准则了。

对我〈尚未成熟的药业巨头〉一文，dcr、麦田守望者和^_^留下了很有价值的评论，而且显然，他们都比我内行，而我是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看的，我的评论文章经常会涉及许多陌生领域，在这么做的时候，我的态度是：站在与读者同一侧角度（也就是外行角度），利用同样的可获得信息，只是多一点思考。这样我也就没什么负担了。 答dcr:

博主能继续谈谈为什么“当上一波专利浪潮退潮之后，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只能合并求存了”么？为什么合并对其生存有利？

因为专利和游说机器是很庞大很昂贵的，用这么大而昂贵的机器来支撑小业务是不合算的，所以当业务量缩减时，只能合并。实际上，很早之前就有经济学家指出，当代大企业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干预和工会兴起有关系，这两个因素迫使企业必须维持一部政治机器，一方面在国会和政府中谋求于己有利的立法和政策，另一方面与工会抗衡。小企业是维持不了这种政治机器的。当然，这方面的事情，有些可以通过行业协会来做，但小企业组成的协会经常面临搭便车带来的集体行动困境。

为什么专利还是一波一波的不是持续性的，上一波专利浪潮指的是什么时候发展的哪些药品为代表的？

有人认为这种周期性是技术发展的内在特征导致的，我不能排除这种因素，但立法因素的解释至少也能自圆其说：贝赫-多尔法案带来的冲击的确很大，足以构成一个波浪，二十多年的时间长度还来不及抹平这个波浪，因为专利周期（加上额外垄断期）也是二十多年。

你觉得药业巨头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我认为方向不会有大变化，因为我所描述的策略是他们在那种制度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只要制度条件（巨额财政资助和FDA管制）不变，策略大概也不会变。

中国没有欧洲的老牌大药厂，没有强大的科研机构，没有自己的科研实力，那么中国的药厂除了等待专利过期和“盗版”专利，还有什么发展策略？印度的制药业发展很快，是什么策略？中国药业发展是否要步其后尘？

据我所知，印度的仿制药（大概是通用名药的同义词吧）产业挺发达，从资源禀赋上看，中国药业做这个大概也有前途；另外，我知道，在中国，所谓合同研究颇有成就，简单说就是帮大药商做临床试验，中国公司做这个有很大优势，据说在美国要招募到一个试验对象，药商要给医生近万美元红包，这块成本在中国可以省很多，不过这里有道德风险，如何做到既不伤天害理，又有钱挣，有点难度。 答麦田守望者：

我之前看过一个观点，说的是现在在新药研发中所普遍采用的combinatorial chemistry方法已是穷途末路，不知你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这是否与楼上这位朋友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上一波专利浪潮退潮之后，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只能合并求存了”的原因有关，即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缓慢甚至已经停滞？

这个问题很专业，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了。随便说说，我总的观感是，药业的技术储备深度不足，这限制了其创新能力，无法保证创新连续涌现——而这对于维持一个以专利机器为核心资源的大企业，是致命的。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大药商不会花心思去研究：为了治好某种病，需要什么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完全等待基础研究部门，他们的起点是：已知需要什么样的分子，如何制造出来，而组合化学的威力，正是体现在这一环节上，它不仅可以让药商在知道需要什么分子之后，很快把它合成出来，甚至可以让他们预先储备大量的分子种类，建立数据库，在需要时去搜索出来，立刻注册专利。据说某些并购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分子数据库。这一状况，与信息业比较一下，就很清楚，差别不是一点点，看看IBM的研究深度和技术储备深度。 NIH的巨额投入当然是有效果的，生物科技的进步也很神速，但这些与大药商的发展战略是否一致？政府投入所产生的结果有其自身的规律，它常常是与市场脱节的，与企业战略更难以一致，大药商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投身于此，而仅仅是守候在边上，等着里面蹦出东西来，太浅了。

有些候鸟在迁徙时，是借助星象来导航的；然而星象导航面临一个问题：地球的自转轴不是恒定的，而是按固定周期摇摆，这意味着，北极星（或其他确定南北极的星象）并不总是与正北方向成固定角度，而会随时间而变化，这种自转轴摇摆导致的变化在天文学上叫作岁差（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es），其周期长度约27000年。

当然，27000年中的微小摆幅，对于设计导航系统的人类工程师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27000年对于进化史来说，却很短，因而，对于候鸟导航系统的设计者——它们的基因组——，这个问题必须处理，它们的解决方案很漂亮：

用于确定正北（或正南）方向的星象，没有被作为常量，预先编码在候鸟的神经系统中，而是作为变量处理，这个变量什么时候被赋值呢？是在小鸟被孵化后不久，当它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星空时，它会连续数小时凝视星空，通过观察天穹转动，来找出北极所指方向附近的星象，并印刻（impress）到它的神经系统中。

太棒了！

以下摘自Steven Pinker: How The Mind Works第3章Revenge of the Nerds：

Many migratory birds fly thousands of miles at night, maintaining their compass direction by looking at the constellations. As a Cub Scout I was taught how to find the North Star: locate the tip of the handle of the Little Dipper, or extrapolate from the front lip of the Big Dipper a distance seven times its depth. Birds are not born with this knowledge, not because it is unthinkable that it could be innate, but because if it were innate it would soon be obsolete. The earth's axis of rotation, and hence the celestial pole (the point in the sky corresponding to north), wobbles in a 27,000-year cycle called the 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es. The cycle is rapid in an evolutionary timetable, and the birds have responded by evolving a special algorithm for learning where the celestial pole is in the night sky. It all happens while they are still in the nest and cannot fly. The nestlings gaze up at the night sky for hours, watching the slow rotation of the constellations. They find the point around which the stars appear to move, and record its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several nearby constellations, acquiring the information imparted to me by the Cub Scout manual. Months later they can use any of these constellations to maintain a constant heading—say, keeping north behind them while flying south, or flying into the celestial pole the next spring to return north.

（按：最新消息，罗氏与GenenTech以达成合并协议。不过罗氏对GenenTech的投资与其他几宗有所不同，GenenTech相对来说是个新创公司，比较侧重研发）

尚未成熟的药业巨头
辉格
2009年3月11日

周一，大型制药商默沙东宣布以411亿美元并购先灵葆雅，这是药业巨头之间系列并购案的最新一桩；辉瑞在年初已宣布并购惠氏，而在先灵葆雅案公布次日，罗氏立即提高了对GenenTech剩余股权的报价；罗氏早在1990年便收购了GenenTech的56%股权，并于去年7月发出对剩余股权的收购要约，新报价很可能促成交易。多位分析师猜测，药业并购还将持续，百时美施贵宝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在并购市场几近冻结的情况下，这些巨额并购案显得尤为惹眼，也给困境中的各大投行带来了宝贵的佣金。

制药业的并购，不同于其他行业，基本上是同质化行业巨头之间的平行合并，而甚少资源互补和供应链垂直整合的成分；这种简单鲁莽、缺乏想象力的并购，凸显了大制药商们过去二十多年的巨大增长和收益，并没有建立在一个稳固而可持续的基础上，而过分依赖于80年代立法变革后那一波技术浪潮中所获得的大批专利权，而一旦这批专利和相关垄断权到期，他们未能表现出一个成熟企业应有的持续创新能力；于是，此前为维护和运用这些垄断权而建造的那部庞大的营销、游说和诉讼机器，便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境，而系列并购实际上是在缩减这些机器，并把剩下的米集中到少数几部机器中来。

美国或以美国为主要目标市场的大型制药商，构成了一个十分奇特的产业，它的核心资源并不是药品研发和制造能力，而是建立、维护和尽可能延长垄断权的专利机器；它们从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小型生物技术公司那里，寻找有前途的产品，去注册专利或签下专利使用权、组织临床试验、谋求FDA批准，然后凭借强大的营销机器将其转化为收入流，并在此后用尽一切可能的政治游说和诉讼手段来延长专利和垄断权；一旦垄断权到期，通用名药进入，药价通常下降80%，而这一价格完全不能支撑他们的庞大运营机器。

三个因素造就了制药业的这种生态特征。首先是政府科研资助：国家卫生研究所（NIH）每年近30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两倍于所有制药商的研发经费总和，加上民间慈善资助和大学自有经费，几乎完全挤出了制药商对医药基础研究的潜在投资需求；显然，对于他们，明智的做法是利用现成的研究成果而不是自己去开发，结果是，即使那些总部在欧洲的制药商，也都把研发中心放在美国，以便就近利用这些成果。其次是立法变革：1980年以前，承接政府合同的大学和企业，不得将合同项目中获得的成果注册为专利，贝赫-多尔法案为大学和小企业解除了该限制，82年里根总统的行政命令为大企业也松了绑。这一变革激发了科研系统的产业化浪潮，它直接导致了此后的二十年信息和医疗产业的繁荣；大学也纷纷走出象牙塔，谋求与产业界的合作，从大学涌出了大批创业公司。

然而在此过程中，与信息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制药业的大量新创公司中鲜有像信息业的英特尔和思科那样壮大为行业巨头，相反，利用这一浪潮大获其利的，都是老牌制药商。理解这一反差，就要引入第三个因素：FDA管制。在信息业，巨额政府资助和贝赫-多尔法案所释放出的产业化动力，其结果流向消费市场的路径是畅通的，而在医药业，这条路径却被FDA牢牢束缚着；这样，企业获益的关键，既不在于强大的基础研发能力（NIH替你做了），也不在于能否将技术产业化（这条路放开了），而在于能否通过FDA关口从而获得垄断权，并在过关之后能否将垄断权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FDA每年只批准几十种药品，其中只有10%左右是新分子药，其余都是改头换面的旧药；为了通过这一窄的可怜的关口，制药商需要花十几年时间组织临床试验和等待审批，然而在开始临床试验之前必须先注册专利，否则就会被人抢注，这样等通过审批，专利期限已过去大半；为补偿这种损失，国会将药品专利从17年延长到了20年，同时FDA会通过阻止通用名药进入而额外给予垄断权；此外，为同一药品的不同用途、剂型、工艺、甚至包装，注册时间上错开的多个专利，并结合一系列精心计划的诉讼，制药商可以把垄断权再延长三五年。

这其中涉及的政治和法律手腕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但明显的是，要做成这样的事情，并且做到极致，所需要的资源，与药品研究和开发能力毫无关系，也不是那些科研出身、书生气十足的创业者们所能胜任，这些是老江湖的特长，说白了，就是捣浆糊的能力。然而正是这一能力，却成了决定制药商盈利水平的首要因素。在管制制度的激励下，企业资源被大量配置到游说、公关和诉讼机器中，不仅每个大药商雇佣着庞大的律师团，制药商协会在华盛顿还供养了全美最大的游说团。

大规模财政投入的挤出效应，和严格的准入管制，造就了今天美国制药业严重的扭曲状态，它丧失了自我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深度，成为寄生在科研体系边上的专利机器；这样，当上一波专利浪潮退潮之后，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只能合并求存了。

茫茫人海已不再茫茫
辉格
2009年3月9日

日前，据南京市蒋宏坤市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南京江宁区原房管局长周久耕因涉嫌严重违纪已被立案调查，这是人肉搜索的最新牺牲品；这一案件，连同此前一系列成为搜索对象的躲猫猫、林嘉祥、周春梅、谭静、王菲（男）、和若干公费旅游账单，使得人肉搜索在短短几年之内突然成为一股引人注目、影响广泛的潮流；对此，有人拍手叫好，有人担忧个人隐私陷入危境，有人甚至呼吁立法禁止；无论对此抱何态度，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信息环境，已经大大改变了。

所谓人肉搜索，是在网上组织大量的人力，借助以搜索引擎为主的工具，搜集和跟踪某一事件或人物的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力图再现出事情的原貌。以前，类似的工作只能由记者、侦探、警察等专业调查和研究机构来做，互联网和搜索引擎使它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事件会在网上留下痕迹；五六年前，我曾尝试搜索自己和一些亲友的名字，但得到的有价值信息很少，但今天已大不相同，我甚至能用Google来研究家谱。

手机、数码相机、DV让人们可以随时采集信息，目前这些产品都在强化与网络相册和流媒体的连接，用它们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几分钟后就可出现在博客和YouTube上了，即时通信、博客和社会化网络等Web2.0应用的繁荣，也鼓励了的人们在网上创作和分享信息；网民不再仅仅是使用者和阅读者，涌现了大量山寨记者和评论家。信息来源的泛化使网络的触角遍及每个角落，而搜索引擎又将这些信息组织到一起，借助它，有心人可以对任何曾在公共视野中留下痕迹的事件进行跟踪；谷歌甚至已经为网络相册开发了人脸识别功能，如果把它融入通用引擎，人肉搜索将更为可观。

现代城市生活与传统部落、乡村和城镇生活的重要区别是，在乡村和部落，生活中见到的每个人几乎都是熟识的，偶尔才遇到陌生人，你走出家门后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熟人的关注、评价和议论，其结果将影响他们和他们的听众对你的看法和今后交往中所采取的态度；每个人都知道村里其他人的历史：他做过些什么？别人怎么评价他？他是个好顾主吗？我会不会吃他亏？要不要让着点他？或者最好躲开他？传统社会的道德、习惯法和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种相互熟知和舆论评价的约束来维持的。

在大城市，即使你交际很广，熟识的人也很少超过200个，而城市通常有几十数百万人；所以，一旦走入茫茫人海，你可以很有把握的假定：除非你与他直接发生关系，周围的人不会关心你在做什么，事后更不会记得。有人把这叫做人情冷漠，但如果你经历过小镇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好奇目光、窃窃私语和指指点点，或许会欣然称之为“城市的自由空气”：它清晰的划分了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并在私生活中让你摆脱了传统的目光和舆论约束。在地铁上，或许50米内有几百双眼睛，但你却可以比在小镇的冷清街道上更旁若无人的接吻、打私密电话、或者傻笑。这也正是城市所以吸引年轻人的魅力所在，青年时代普遍的叛逆性让他们难以忍受传统生活中的那些约束，尤其是存在其他选择的时候。

现在，这一切即将改变，有趣的是，技术发展或许会部分的将我们带回乡村时代；80年代经济全球化初现端倪时，曾有人惊呼，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电信网络和贸易开放，正在把世界变成地球村，但那主要还是生产方面的改变，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才将真正从生活上建立起地球村，并唤回某些传统元素，至少在一些方面，它有望把我们拉回传统之中。今后，在大街上，在饭店、电影院、地铁站，“冷漠城市”这一假定不再可靠，或许你需要时刻留意，你此时的举动是否会被你家人、朋友或同事看见，如果这样，他们会怎么评价？或许会发现你和他们的印象大不相符？甚至当你卷入某些纠纷时，这些会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

当然我们不会真正回到乡村，有一点差别是重要的：在乡村，目光和人言是“实时”的，舆论评价和约束和你的行为是同步的；而在未来信息环境下，行为发生时，旁人还是和以前一样漠不关心，人肉搜索和网络舆论是事后的，只会在某些条件触发下成为热点事件之后才会发生；但这一点也正是它的阴险之处：索性整天有熟人盯着倒也不会留下这么多丑态傻样，可怕的是，平时不觉得有啥，一出事就千年老账都被翻出来。

这一变化意义深远，它或许将改变城市生活的基本面貌，由于基本假定被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心理预期、行为方式、交往和信任关系，都将随之而调整，其结果很难预料，对此，及时的分析和评估是必要的，但要作出判断甚至采取立法行动，则为时尚早。

李敖之在对我〈格林斯潘继续捍卫市场原则〉一文的评论中说：

如果政府啥都不管是最好的，那美国的纳税人帮政府养了那么多经济学家不是很浪费么？或者宠物狗一样的政府不包括美联储？

建立和保留美联储，并为此而养上一大批经济学家，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呵呵。

宠物狗政府，或曰守夜人，自然不应有美联储。我总是在那个前提下说话，那不过是因为我实在看不到有改变这一前提的可能，只好默认这是给定的前提。然而在我的理想状况下——当然仅仅是个白日梦——，政府只须由一个最高法院、一支军队和一个定期审议预算案的议会，就可以了，其他所有的部、委员会、FBI、FDA、FCC、警察局、监狱、甚至巡回法院，都可以私有化。

秩序和正义从来不是由政府独家提供的，相反，它主要是由社会自发维持的，政府只不过提供了一个最终的仲裁和执行手段，如果没有这个自发秩序系统，警察的人数增加十倍都不够。好的政府不是试图去替代这个本已存在的自发秩序，而是理解、顺应和保护它，而在这么做的时候，它应该尽可能少动手，原因无他——政府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它是唯一合法的抢钱和杀人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