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中钢协比喧喧和愩衅部还牛逼，禁这禁那的，拿老外没办法，谈崩了，玩不下去了，吹嘘挖出30吨铁矿没人信了，只好满处找软柿子撒气了，猥琐的可以）

坚持铁矿石谈判无异于刻舟求剑
辉格
2009年6月29日

近日，在一份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针对日照国际铁矿石交易中心发布的“调查情况汇报”中，出现了这样的祈使句：“交易中心必须发表公开声明，明确表示坚决不从事进口铁矿石任何贸易、交易活动，不从事进口铁矿石价格发布及价格指数的发布；交易中心必须进行内部整改，必须进行更名……，不得进行与经营活动无关的“炒作””；如此声色俱厉的喝令，容易让人误以为中钢协是一个执法机构，而日照交易中心则是已被定了罪的执法对象，而实际上，中钢协的章程中却写着：它是由会员自愿组成、为会员提供服务的社团法人；中钢协的失态举动，显示出该协会的主事者正陷入挫折、绝望、慌张，乃至忘了自己是谁的状态。

刚刚成立还未开始实际运作的日照交易中心，本身并不打算从事铁矿石买卖，而是打算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平台和价格与指数发布服务，这与其注册的经营范围“铁矿石电子商务技术服务及信息发布咨询服务”完全吻合；它之所以成为中钢协的眼中钉，是因为它所推动的现货指数化定价机制，与过去27年所实行的双边寡头谈判机制水火不容，而中钢协则是该寡头机制的忠实捍卫者。过去的年度谈判机制，是在铁矿石供需双边寡头垄断格局下，所形成的非常罕见的价格形成机制；近年来，随着国际分工深化、传统钢厂产品结构调整、产能转移和新兴市场兴起，新钢厂大量涌现，铁矿石需方的寡头垄断局面不复存在，长协机制的瓦解已不可避免。

去年，力拓没有跟随淡水河谷与宝钢的谈判结果，而宝钢最终接受力拓报价，这已经打破了寡头长协机制，而今年宝钢又没有跟随日韩已接受的降价幅度，旧机制实际上已经瓦解；供需方之间的个别谈判和供货协议还在无组织的延续，也仅仅是因为新的价格形成机制还未建立，但这只是时间问题了，未来铁矿石交易将走向与其他大宗原材料类似的模式；必和必拓是最积极推动这一转变的，而日照交易中心的建立，也不失为争取主动地位的积极尝试；如何在未来新模式中占据有利地位，是供需双方和中间服务商都需要考虑的问题；无视变化、拒不接受现实，继续顽固沉迷于已不存在的市场机制，只能损害企业的利益，如果还要拉上全国钢企为自己的战略错误和冥顽不化陪葬，就有点过分了。

其实长协机制能维持到去年，已经是个奇迹，伴随着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工业增长，中国钢铁企业早已遍地开花；经验表明，联合议价和价格同盟只能在少数寡头之间维持，一旦交易者数量略多，价格同盟便很难维持，除非借助政府和司法强制力；由中钢协和个别国企巨头所主导的寡头谈判得以长期维持，正是因为政府法规禁止了大部分中小钢企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进口贸易权，后者不能从铁矿石供应商那里直接采购，只能转而向拥有进口权国有巨头采购；这一限制不仅赋予了国有巨头与铁矿石供应商的谈判能力，更为他们创造了将用长协价购得的矿石以国内市场现货价转售给中小钢企而获取差价的机会，也正是这一点，成了国有巨头和代表他们利益的中钢协顽固坚持旧机制的主要动机。

显然，转售差价是一种管制带来的特权租金，然而在目前的铁矿石市场上，供方拥有比需方高得多的垄断能力，因而供方有能力通过限制供给量来转移供给瓶颈，从而将上述租金转移到自己手里；目前国内钢铁市场已不再是计划体制，有足够的透明度，国有巨头很难隐藏自己的转售差价，供方有足够的信息来了解国内市场现货价格，估算谈判对手的转售收益，从而掌握他们的价格底线，并榨取其特权租金；只有当协议期内现货价格出现意外高涨，从而大幅拉开长协与现货差价时，国有巨头才有机会保留丰厚的特权租金，在2008年之前的若干年中，他们确实尝到了这个甜头。

所以，一方面，国内中小和民营钢企并未从价格同盟中获得好处，由于缺乏自主谈判和进口权，他们不得不接受竞争性的现货价；而另一方面，尽管表面上国有巨头获得了进口特权带来的巨额租金，但由于他们无法对供应商隐藏这块收益，并且对方拥有更强的垄断能力，结果，通过管制法规和对中小钢企的压制政策辛辛苦苦榨得的租金，其中大部分最终还是落入了供应商的腰包。既然价格同盟和长协机制并不能给国内钢企带来好处，长协价也未必低于现货价，继续坚持这种一年一度耗费巨大的艰难谈判，实在没有必要，对于中小钢企，更是徒增了一笔转售带来的交易费用；国有巨头和中钢协的执着，或许是因为仍对前些年所尝到的甜头回味无穷，然而从去年起甜头已变成了苦头，而这几年的谈判经历，也足以让他们看清自己脆弱的谈判地位了。

国际铁矿石市场的供方寡头垄断局面，恐怕在未来多年内都无法改变，国内钢企与其死扛，不如寻找其他途径来改善处境和降低风险；日韩钢企在多年前便开始收购和投资海外矿业资产，今天他们已不再那么担忧铁矿石涨价了，这种策略值得仿效；直接买入矿业寡头的股票，也是很方便的对冲手段；基于标准合约和指数化定价的现货和期货市场的发展，将为钢企提供更简单方便的风险规避手段，日照交易中心正是朝这一方向作出的积极努力，主管部门应予鼓励而非打压。在本轮经济调整中，政府已反复强调了压缩过剩和落后产能的政策取向，而价格机制是识别落后和过剩的最佳途径，许多民营钢企能在高昂现货价下生存和获利，而同时许多国企却在享受特权的条件下亏损，谁先进谁落后，是一目了然的。

参考：铁矿石议价：双边寡头格局的终结

（按：淘宝是伟大的企业，正在开创伟大的事业，中国的小商人不幸身在一条臭水沟，每日面对压制、敲诈甚至洗劫，好在他们还有淘宝，那里是该国唯一可以自由经营的地方，向马云致敬！但愿他不会落得今日谷歌的下场。）

淘宝从集市向市场演进
辉格
2009年6月24日

日前，在历时近一年的小范围测试之后，淘宝网终于将淘宝开放平台（TOP）正式对外开放公测；通过向第三方开发者开放插件、应用程序和数据访问接口，TOP为淘宝商家提供了建立个性化网店、扩展业务功能、甚至定制商业模式的可能性；这是淘宝近年来最大的动作，这一平台连同其所属的“大淘宝战略”若能顺利推进，将推动淘宝网从目前由一群同质化店铺组成的有形集市，升级为由多样化且各自独立进化的商家所组成的商业生态系统，后者更接近现实中的无形市场；这无疑是巨大的创新，尽管目前还很难评价它有多大的成功把握。

同质化是目前C2C电子商务的普遍特征，和专业批发市场和小商品商城类似，每个电子商务网上的店铺和商家都很相似，从商品和交易数据结构、商品展示界面、竞价与交易方式，到商品交付流程、支付手段、信用评估体系，都由运营商统一设计，个性化和功能定制的空间十分有限。尽管同质化可以带来简化开店和交易流程、降低用户学习门槛和降低运营复杂度等诸多好处，但同时也限制了其市场范围和创新潜力；那些有特殊需要的新型和高端商家，只能等待运营商的功能升级或特殊版本，而后者对特定领域和细分市场的感知和洞察能力，显然不如身在其中的具体商家；尤其对于淘宝这样已经拥有巨大用户量的运营商，其技术和业务策略必然趋于保守，不可能为少数需求而频频改版升级。

过去五六年中，随着物流和支付瓶颈被突破，电子商务经历了爆发性增长；但如果不能突破商业模式单一性造成的市场范围局限，这种增长恐怕在几年内便会见顶；一旦各自所适合的市场趋于饱和，C2C将与B2C发生正面冲突；而在多样化和灵活性方面，与专注于单一业务且运营与销售合一的B2C模式相比，C2C将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看来，此时推出大淘宝战略和TOP计划，是在正确的时间做出的正确决定。

如同生物系统一样，市场的妙处在于它是一个不断自我演进的系统，参与者不断找出新的商业模式来取得适合自己的生态位；如同物种进化过程中涌现的新的细胞类型、器官和行为模式，市场演进过程中也会涌现出新的交易安排、合约类型、定价机制、组织结构、信用评估手段等商业元素；如今的无形市场，已经发展成功能高度分化的多层次复杂结构，许多参与者并不直接从事商品买卖，而是为交易双方提供传播、中介、配送、结算、评估、仲裁等中间服务；这些发展，都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基础信息结构来做支撑，目前的C2C系统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有了TOP，未来淘宝商家可以采用适合自己商品的展示界面（比如去年有人开发的试衣间插件），请专业界面设计师来“装修”自己的店铺，可以将商品展示延伸到博客、论坛、SNS等各种网络媒介，也将有机会采用高级的定价策略，实行会员制和积分制，定制套餐和优惠券，向第三方外包客户服务，采用有针对性的统计分析模型，甚至运用此前只有规模企业才负担得起的库存管理和质量控制手段等等；一旦TOP能吸引来优秀的独立开发者，上述种种令人浮想联翩的可能性便会展现在我们眼前，各种新型商业模式也将随之而涌现。

自从突破配送和支付瓶颈之后，C2C的主要障碍便是信誉机制，当初淘宝能迅速打败易趣而取得现在的地位，正是因为他在延迟支付、无条件退货和信用评级等方面做得更好；然而也正是在这方面，淘宝模式已开始显示出严重不足，近年来随着网店数量暴增，涉及质量和信誉的不满和纠纷也在增加。不同类型的商品、不同定位的商家，采用的质量和信誉策略是不同的，单一体系不可能同时满足各种要求；可定制化和第三方模块将使高端商家有机会引入更复杂的质量和品牌策略，比如第三方质量评测和信用评级，同类商品的对比和排行榜，基于共同质量标准的连锁品牌，甚至第三方质量仲裁机制等等。

从有形集市向无形市场的升级，需要运营商大幅度转变自身的角色与功能定位，从具体规则和交易模式的设计者，转向更抽象的基础规则和进化环境的创造者；对于淘宝，从知识储备、战略规划，到技术架构、实施路线，这一转变都将是巨大的挑战，成，将造就一代王者，败，则现有地盘难保。

中信出版社居然把书名译成了《买房子还是买股票：你不可不知的经济学常识》，吐血，名字译成了“兰兹伯格”，害得我下午找其他书才偶尔发现。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251912

不过中信编辑显然已成他粉丝，他2007年新著More Sex is Safer Sex中信2008年1月便推出中译本《性越多越安全：颠覆传统的反常经济学》，中信的反应速度的确国内第一。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100281

另一本Fair Play(1997)更夸张，两个版本都跟进：
2003年中译本：《一个经济学家给女儿的忠告》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8711611

2008年新译本把书名改成了煽情的《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经济学中的公平原则》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173534

他的完整著作清单（注意最后一本，他的老本行是数学，呵呵）：
Pri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1989)
The Armchair Economist (1993)
Macroeconomics (1996)
Fair Play (1997)
More Sex is Safer Sex, The Unconventional Wisdom of Economics (2007)
A Mathematical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Relativity and Cosmology (unreleased)

我扫了几眼目录，写作方式类似，建议有兴趣的朋友任选一本即可，摘其中一个目录供参考：

序言：常识带给我们的困惑
第一篇 “公有湖水”原则
　第一章 反常识的性学问
　　谁应该参加聚会
　　有效的补贴措施
　　备受争议的话题
　第二章 多子多孙多福气吗
　　财富的制造引擎
　　人口增长的社会效应
　　过度拥挤的负面成本
　第三章 慷慨的吝啬鬼
　　吝啬与慈善的差距
　　金矿里的黄金
　第四章 美貌能生财
　　成功驱动力
　　绝对财富与相对财富
　第五章 关闭血汗工厂
　　童工现象
　　谁来拯救他们
　　篇破解天下事
　第六章 政治体制改革
　　民主的改革
　　效率低下的行政机构
　第七章 打瞌睡的陪审团
　　无罪的被告
　　玩冰的魔术师
　　“X”女郎的电子邮件
　　什么诱使人们犯罪
　第八章 破解其他难题
　　奖励消防员
　　道德的防盗报警器
　　兔子和玉米之争
　　污染的对立派
　　不要浪费健康的肾
　　应对分数膨胀
　　排队要后来者居上
第三篇 日常生活中的困惑
　第九章 不断变大的超市手推车
　　同样的试题
　　庞大的肥胖者队伍
　　失业率和房屋拥有率
　第十章 不好，是个女孩！
　　父母真的更喜欢男孩吗
　　弃婴领养机构的秘密
　第十一章 为人之母的高昂代价
　　女人的抉择
第四篇 用经济学之眼看世界
　第十二章 真正的慈善家
　　萨米的故事
　　我们的善款去哪里了
　　纯理性之辩
　第十三章 上锁的冰箱
　　什么是理性的选择
　　不完美的利他主义者
　第十四章 如何读新闻
　　种族歧视
　　赈济灾民
　　价值高估的文物
　　全球变暖与停车费
　　贸易逆差
　　一个外包的寓言
　第十五章 生死之间
　　“考虑后果”的后果
　　“统计学上的对象”
　　生命的价值
　　黑客与极刑
　第十六章 不寒而栗的代价
　　为什么保险费这么贵
　　成本和收益：谁更重要

萨默斯方案将动摇美联储独立性
辉格
2009年6月19日

近日，由萨默斯领导的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团队，在酝酿多月，经历了业界万般猜测揣摩之后，终于公布并向国会提交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从具体的监管措施看，法案并不如人们所预料的那般严厉和细密，除了消费金融中涉及消费者保护的部分，和关于衍生品入场集中交易的建议，确实没有很多具体的限制性规定，许多人因此而松了口气；但需要认识到，按奥巴马和萨默斯的雄心，他们的金融改革目标很可能是一次系统性改造，这份草案作为改革的纲领和起点，注重监管框架的调整而较少具体限制性措施，是很自然的，也可以减少国会的阻力；一旦监管的理论基础、制度化目标和组织框架都完成重建之后，具体监管措施便很可能在新的政策和组织逻辑推动之下，滚滚而来，势不可挡，正如罗斯福新政时代那样。

萨默斯方案最引人关注的一点，是将“系统重要性”和“系统性风险”这两个概念监管制度化了，它正式认可了这样的判断：那些规模巨大而牵连极广的金融企业“大得不能死”，它们出麻烦将带来系统性风险，具有系统重要性，需要特殊的系统性风险监管（SRR）；现在看来，SRR职能将被赋予美联储，而后者在SRR上接受一个“联合监管委员会”的指导。所谓“大得不能死”或“系统重要性”的概念已存在多年，人们在猜测政府是否会对陷入绝境的金融企业伸出援手时，都会考虑这一点，鲍尔森对雷曼和AIG的反应也是基于这一考虑；但是，将这一概念制度化、写进法律，仍将是根本性的变化，因为这样一来，监管者必须向市场说明：哪些企业具有系统重要性？它们将受到何种限制？当它们陷入困境时，政府有何种救援义务？实施救援、接管或禁令的边界条件是什么？在此之前，政策当局可以采取模糊策略和个案灵活处理，但制度化之后，即便政府不想明确，市场参与者也可能通过诉讼迫使政府明确边界条件。

制度化的SRR将立刻改变金融市场的激励机制，正如许多反对者已经指出的，有些企业将刻意扩大规模，以获得系统重要性的认定和由此带来的政府隐含担保，这种担保将显著降低其融资成本，从而取得对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其代价是经营范围、业务模式、产品创新和薪酬水平将受到严厉管制，这些管制的结果是它们的收益率将低于其他企业；较低的融资成本和较低的收益率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均衡，该均衡点与市场其它部分的均衡点不同，结果金融市场将分化成高度管制和相对宽松的两个部分，正如当初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野一样。

问题是哪些企业将奋勇扑向SRR的怀抱？显然那些表现平庸、结构老化而缺乏创新动力的企业将最积极，他们的收益率和薪酬水平原本就不高，业务模式原本就很单调贫乏，多一些管制也坏不到哪里去，况且市场分化让他们可以避开与优秀企业的直接竞争，可以在SRR羽翼下尽管平庸却很安逸的活下去；而诸如高盛这样拥有最优秀团队、最旺盛创新动力的企业，将不甘于此，他们或至少他们的团队成员，将努力避免系统重要性认定，尽力避开高度管制领域，必要的时候不惜收缩规模甚至拆散队伍；由于管制领域扩大，他们的生存空间必将压缩，投行业将经历危机之后的第二轮清洗；不过从历史经验看，金融家总是能从其他地方找出创新的机遇。

与金融业分化相比，SRR制度化更深远的影响将是美联储本身的改变：如果这一制度最终确立并长期化，美联储的独立地位和它独立掌管货币政策的能力将被动摇。在此之前，尽管政府和国会对美联储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是高度随机的，时紧时松，随政治气候和党派力量对比而变，这样，联储主席凭借其漫长任期常可以抵御政治气候的短期飘忽；现在不同了，萨默斯方案把SRR职能赋予了联储，而SRR与政府救援责任是不可分的，而救援是要大把用钱的，一旦与财政负担扯上关系，联储将淹没在国会的目光、口水、绳子、大刀之中；国会这么做既有足够动机，也完全合理合法，因为替纳税人看紧钱包原本就是他们的核心职责所在；今后，大型金融企业一旦有风吹草动，联储主席将立刻被国会叫去问话，这可不像原先的听证会上介绍情况那么简单。

事实上，随着萨默斯团队走上前台，今天伯南克的地位、影响力和独立性，已大不如危机之前，更难比当初的格林斯潘；很难知晓这样的变化将带来什么后果，近期内市场可能也不会有大的反应；好在法案刚刚提交，国会里必将有一番争吵，最终生效的版本也可能大不相同，在生效之前留给我们观察的时间还很多。

我注意到Landsburg是因为Steven Pinker在How The Mind Works中讨论单偶制婚姻时引用了他的分析（见〈单偶制婚姻与欧佩克〉），我预感到，有兴致谈论此类问题的经济学家一定很有趣，况且他还能进入一位心理学家的视野，于是我搜到了这本书，也就是上述引文的出处。

“扶手椅经济学家”是以Gustav von Schmoller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对斯密和李嘉图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及其德奥追随者的蔑称，意指他们在不掌握足够历史和现实经济数据的情况下，仅凭少数假设和原理进行分析和推断，并以此支持自己的经济政策（当时主要指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

显然，Landsburg欣然接受“扶手椅经济学家”这个帽子并引以为荣，在这本书里，他完全按帽子所描述的方式行事：没有数据，没有真实的案例（尽管有大量经过简化的“问题”），也没有均衡等式和详尽的逻辑和数学推导（否则他只能算“书斋经济学家”而配不上“扶手椅经济学家”这称号了），按某些标准，称之为“扯淡经济学”也并不冤枉。

通过这本书，Landsburg唯一希望传达的是：经济学家如何思考，这种思考与其他人有何不同。这是该书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我推荐它的唯一理由，至于他对书中每个问题作出的分析和给出的解答是否正确，倒在其次（我只同意其中60%左右）。

确实，获得经济学家的观察角度和思考方式很不容易，对某些人或许永无可能（这与智力没有关系），以我个人的经验，每次与人讨论社会和制度话题时，主要的障碍就是如何将对方引导到经济学角度上来，一旦做到这一点，常常会发现对方比我说的还要好，或者因为他比我掌握更多事实，或者他的逻辑能力比我更好，或者他更擅长运用语言，然而，这样的机会很少；我把推荐这本书作为此类努力的一种替代，呵呵。

如果你不打算系统学习经济学，但又对经济学家们喋喋不休的那些话题感兴趣，那就读读这本书吧，它至少可以让你较容易识别那些充斥舆论的胡言乱语和陈词滥调。

我冒死将电子文本用Google Docs发布在这个页面上：
https://docs.google.com/View?docid=dfjfm76z_51hdzktbd5&pageview=1&hgd=1&hl=zh_CN

目录和简介：

CONTENTS

Introduction

I. WHAT LIFE IS ALL ABOUT
1. The Power of Incentives: How Seat Belts Kill - 3
2. Rational Riddles: Why the Rolling Stones Sell Out - 10
3. Truth or Consequences: How to Split a Check or Choose a Movie - 20
4. The Indifference Principle: Who Cares If the Air Is Clean? - 31
5. The Computer Game of Life: Learning What It's All About - 42

II. GOOD AND EVIL
6. Telling Right from Wrong: The Pitfalls of Democracy - 49
7. Why Taxes Are Bad: The Logic of Efficiency - 60
8. Why Prices Are Good: Smith Versus Darwin - 73
9. Of Medicine and Candy, Trains and Sparks: Economics in the Courtroom - 83

III. HOW TO READ THE NEWS
10. Choosing Sides in the Drug War: How the Atlantic Monthly Got It Wrong - 95
11. The Mythology of Deficits - 106
12. Sound and Fury: Spurious Wisdom from the Op-Ed Pages - 116
13. How Statistics Lie: Unemployment Can Be Good for You - 127
14. The Policy Vice: Do We Need More Illiterates? - 138
15. Some Modest Proposals: The End of Bipartisanship - 146

IV. HOW MARKETS WORK
16. Why Popcorn Costs More at the Movies and Why the Obvious Answer Is Wrong - 157
17. Courtship and Collusion: The Mating Game - 168
18. Cursed Winners and Glum Losers: Why Life Is Full of Disappointments - 174
19. Ideas of Interest: Armchair Forecasting 181
20. Random Walks and Stock Market Prices: A Primer for Investors - 188
21. The Iowa Car Crop - 197

V. THE PITFALLS OF SCIENCE
22. Was Einstein Credible? The Economics of Scientific Method - 203
23. New, Improved Football: How Economists Go Wrong - 211

VI. THE PITFALLS OF RELIGION
24. Why I Am Not an Environmentalist: The Science of Economics Versus the Religion of Ecology - 223

Appendix: Notes on Sources - 233
Index - 237

INTRODUCTION

In November 1974, shortly after I arriv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o begin my graduate stud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published a list of "Ways to Stump an Economist." It was written by a man named John Tracy McGrath, who raised a series of embarrassingly simple questions about everyday life that he thought economists would be unable to answer: Why does a pack of cigarettes bought from a cigarette machine cost more than a pack of cigarettes bought from the man at the candy store? Why can't racetracks make change in less than 20-cent increments? Why does orange soda cost four times as much as gasoline?

That night over dinner, my friends and I—first-year graduate students all—had quite a laugh at McGrath's expense. With just a little knowledge of economics, all of his questions seemed easy.

Today, with nearly twenty years of additional knowledge, I think that all of McGrath's questions are both fascinating and difficult. In my recollection, the answers that came so easily over dinner consisted of nothing more than refusals to take the questions seriously. I believe that we dismissed most of them with the phrase "supply and demand," as if that meant something. Whatever we thought it meant, we were sure that it was what economics was about.

Here is what I now think economics is about. First, it is about observing the world with genuine curiosity and admitting that it is full of mysteries. Second, it is about trying to solve those mysteries in way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general proposition that human behavior is usually designed to serve a purpose. Sometimes the mysteries themselves—like McGrath's—are hard to solve, so we practice by trying to solve similar mysteries in fictional worlds that we invent and call models. If the goal is to understand why orange soda costs more than gasoline, we might begin by thinking about a world where the only things that anybody ever buys are orange soda and gasoline. If the goal is to understand why particular constituencies want to outlaw silicone breast implants, we might begin by thinking about a world where men choose their marriage partners exclusively on the basis of breast size.

We think about models not because they are realistic, but because thinking about models is a good warm-up exercise for thinking about the world we live in. The goal, always, is to understand our own world. The first step toward understanding—and the step that we had not yet taken when we started graduate school—is to admit that the world is not always easy to understand.

This book is a compendium of essays about how economists think. It is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find mysterious, why we find them mysterious, and how we try to understand them. It describes some mysteries that I think are solved and others that I think are not. There are a lot of good reasons to learn about economics, but the reason I have tried to stress in this book is that economics is a tool for solving mysteries, and solving mysteries is fun.

For most of the last ten years, I have had the splendid privilege of eating lunch every day with an extraordinary group of economic detectives who never fail to inspire me with their incisiveness, their whimsy, and their capacity for wonder. Almost daily, someone arrives at lunch with a new mystery to solve, a dozen brilliant and original solutions are proposed, and a dozen devastating objections are raised and occasionally overcome. We do it for sheer joy.

This book is largely a chronicle of what I have learned at lunch. I am sure that some of the ideas are original with me, but I am no longer sure which ones...

...

A NOTE ON THE CHAPTERS

These chapters give a sampling of how economists see the world. For the most part, they can be read in any order. Some chapters refer to ideas from earlier chapters, but these references are never essential to the flow of things.

The ideas expressed in this book are intended to give a fair representation of how mainstream economists think. Of course, there is room for disagreement over specifics, and any particular economist would surely want to dissent from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I say. But I believe that most economists who read this book will agree that it accurately reflects their general viewpoint.

Attentive readers will observe that this book applies economic reasoning to a vast array of human (and sometimes non-human) behavior. They will note also that when a question arises regarding the range of applicability of an economic principle, the author always prefers to risk error in the direction of being overly inclusive. I believe that the laws of economics are universal; they are blind to race and blind to gender. I am therefore confident that no attentive reader will mistake my repeated use of the generic pronouns "he," "him," and "his" for the exclusively masculine pronouns with the same spellings and pronunciations.

I    What Life Is All About

CHAPTER 1    THE POWER OF INCENTIVES: How Seat Belts Kill

Most of economics can be summarized in four words: "People respond to incentives." The rest is commentary....

...

退让是没用的，是见不到底的，很可能是自杀性的，必须抵抗，但抵抗的手法值得斟酌，我觉得可以这样：

1）完全按照共产党要求，实施最严苛的过滤和限制措施；

2）把上述措施的全部内容及其所依据的原则和指示公开发布，特别是要以英文版在google.com上公布，并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澄清；

3）上述措施必将在国会掀起巨浪，一定有议员会发起调查，提出议案，谷歌不妨为议案内容提供建议；

4）如果发展顺利，国会将通过普遍禁令，禁止google/MS/baidu/CISCO/IBM等与GFW合作，国会管不着baidu？别忘了baidu在哪里上市。

这样，google既可保持清白，又不必担心被竞争对手占便宜，如果国会缺乏勇气，那就怪不得谷歌了。

 

城市化的性质已经改变 辉格 2009年6月17日 日前举行的2009年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发布了《城市蓝皮书》，对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做出了评估，报告称：“城镇化继续快速推进。至2008年底，中国城镇人口突破6亿，城镇化率达到45.7%”；过去30年，尤其是1996到2003这8年中，中国的城市化速度的确异常迅猛，城市化率从18%提高到近一半；然而报告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从2004年起，城市化速度已明显放慢，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以平均每年10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更重要的是，此前以青壮年主动进城打工为主的城市化模式正在变质，城市化率提高的动力逐渐转变为农村老人的故去，和农村核心家庭的迁离而被动跟随进城；这两种城市化的性质截然不同，这一转变将带来的经济后果还有待探讨。 第一阶段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城市从农村吸走大批16到45岁的青壮年，且年纪越轻吸走的比例越高；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由于户籍制度、学籍限制和其他城乡障碍，进城者多数将孩子留在农村，结果是，一方面城市获得大量青壮劳动力，尽享人口红利，而同时农村却大量失血，逐渐沦为老幼病弱者的留守之地；到2000年，城市20到49岁人口的比例为55%，已经比农村高出8个百分点，5年之后，这一差距继续拉大到52%比42%，目前，农村每3个人中，大约有1个小孩、1个老人和1个青壮年；在一些偏僻的农村，除了重要节日，平时村里很少见得到青壮年；单以青壮年论，城市化率在2005年便已超过50%，目前应不低于55%。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有能力且有意愿进城打工的青壮年越来越少，许多地方甚至几近枯竭，而同时，90年代城市化高峰期中进城的那些人，他们的孩子正开始离开学校；第一代移民当初是因为城里有机会才离开农村，第二代则不同，由于他们所在的核心家庭已不在农村，他们进入就业年龄后，很少会选择留在农村与老人为伴；这样，即使在城市看不到就业机会，他们也会进城；同时，当初留下的老人们，或者终老于乡村，或者为帮助子女料理家务和抚养孙辈而迁居城市，或者因衰老疾病需要照顾而投靠子女；上述两种被动进城将构成第二阶段城市化的主要部分，目前这一转折看来已经开始。 第二阶段城市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并不与工业化相同步，极端地说，它是为进城而进城，仅仅因为无法继续留在农村而进城；这对于城市的繁荣和稳定将是很大的挑战；缺乏相对应的工业化水平而超前发展的城市化，曾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烦恼，大量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就业机会并不那么多的大城市，由此带来的失学、失业、犯罪、基础设施匮乏和混乱的贫民窟，已经成为许多经济转型失败国家的标志性特征，从非洲、南亚到拉美，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墨西哥城聚集了全国近1/3的人口，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聚集了1/5，从孟买、达卡、雅加达，到开罗、拉各斯，许多不发达地区都在短短几十年里冒出了一个个人口过千万的超级大城市。 仔细观察那些脱离工业化进度而超速膨胀的城市，可以发现它们背后的一个共同点：农民缺乏权利，他们在农村缺乏土地产权，在城市又缺乏自由经营和组织自治社区的权利，而在户籍制度下，他们甚至连合法定居的权利都没有。城市化必定伴随着农业的规模化和商品化改造，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给城市带来机会的同时，农业的现代化改造也给农村带来了大量投资机会；然而这样的改造需要巨大的投入，而不是简单的土地合并，在地权不落实、人们对地权的前景缺乏信心的条件下，没人愿意做这样的投入；并且，农村向现代商品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也依赖于社区自我组织的能力，否则大量新出现的公共事务将得不到有效处理；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农民的选择便是抛弃土地涌入城市。 更糟糕的是，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越是落后、经济运行和投资机会越是受制于政府权力的国家，农民越倾向于涌入个别中心城市，尤其是首都；在这些国家，私人投资不活跃，地方经济萎靡不振，唯有首都，天子脚下，基础设施最发达，权力导向的投资机会也最多，穷人的谋生机会也就相对较多；权利的缺失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主导，在第三世界制造了大批恶性膨胀的大都市，也留下了一串串的贫民窟；虽然计划生育会减弱这个势头，但第二波城市化将带来的问题，仍不可小视；确立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自由迁居和经营的权利、自我组织和管理的权利，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城市的恶性膨胀。

（按：原本打算用后一半篇幅来说经济后果，写到后面才发现篇幅不够了，只好等下次有机会再补上了）

后悔权不适合房产交易
辉格
2009年6月15日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在正在酝酿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加入消费冷静期制度（俗称消费者后悔权）；按他的建议，后悔权应覆盖三类产品：电视直销和网上购物等远程交易，先交钱后签合同的消费行为，交易额巨大的消费行为，比如汽车房产等；刘俊海的建议随即引发了法律界和公众的热烈讨论，赞成者援引了美国的司法实践来支持其观点，然而在美国，司法上的冷静期制度主要用于电视购物等容易发生冲动消费、并且消费者事先难以真正了解产品的情况，其适用范围并不广泛，而表面上看似相同的商品试用期和无理由退货，通常只是商家的自愿承诺，作为其营销策略的组成部分，并非法律上的要求；将后悔权引入几乎不可能发生冲动消费的房产交易，将是首创，其法理依据和经济后果值得探讨。

后悔权属于合同法范畴，作为一种新近创立的救济手段，它旨在为解除合同设立一种新的条件，在此之前，合同可以因条款规定条件、不可抗力、对方欺诈、对方违约、重大误解、显失公允等条件而得以解除；在某些情况下，当这些原则均不能支持合同的解除，而法律界又认为在那种情形下合同应该解除，于是便出现了后悔权的拟制；然而，这样的认定不能是任意的，必须为后悔权的适用找出明确的法理依据和适用边界，并且与民法的其他部分相一致，否则，作为市场经济两大基石之一的契约责任，便会面临瓦解的危险。

合同法的作用，在于确保双方自愿作出的约定得以兑现，或者在约定的条件下解除承诺；如果我们有能力预见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并且我们的语言足以精确详尽的描述约定的内容和条件，那么合同法或至少它的实体法部分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事实上，我们的预见能力十分薄弱，而我们的语言又常常贫乏而模糊，况且我们也无力承担作出详尽的预见和描述所带来的高昂成本；现实中的合同全都依赖于大量未经显式阐明的默示条款，通常双方都认为这些是不言自明的内容，这些默示条款，蕴含于双方对所涉及产品、交易和背景条件的共同认知，也体现在所在行业的惯例和行规中，所在社区和地域的习俗中，甚至所在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和传统中。

然而在履约过程中，双方对于这些默示条款和它的真实含义难免出现分歧，分歧不仅源自双方的认知差异，更因为各自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总是倾向于对惯例和习俗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此时，合同法的作用便体现了出来，它为合同双方提供了在各种情形下认定和阐释默示和模糊条款的原则和参照实例。具体到后悔权的问题，刘俊海和其他许多赞同者都以信息不对称为作为支持论据，意思是：有些情况，卖家很容易了解，而买家不容易了解，由此导致双方对合同真实含义产生分歧，而后悔权是对买方信息不利的司法救济；这一分析是错误的，买方信息不利借助已有的充分告知原则便可救济：如果卖方了解某一风险而又明知买方很可能不了解该风险，便有充分告知的义务，否则便构成事实隐瞒，如果所隐瞒的是重大事实，还可能构成合同欺诈。

实际上，后悔权试图救济的，恰恰是相反的情况：一种特殊的卖方信息不利；当商家面向大批不特定人群推销产品时，尽管他对产品有足够的了解，但他无法知道他的买家对产品会有何种程度的了解，特别是在推销新型产品时；比如一部手机可能有几百个特性，对于老练的电子玩家来说，大部分特性都无须多说，而新手和电子盲却很容易对特性形成误解，在昂贵而短暂的广告时间里，商家只能选择最吸引人的特性加以宣传；如此导致的分歧很难用充分告知义务来归责，因为商家确实无从知晓和区分众多买家对产品和技术背景的了解程度；后悔权这种新型救济手段，正是在新产品不断涌现、传媒高度发达、大面积推销手段日益流行等新的市场条件下出现的。

很明显，房产交易并不符合上述特征，在房产这种重大交易中，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对方充分收集信息、审慎决策，买家也拥有众多途径来掌握信息，除非卖家故意隐瞒或虚假称述，而这些用现有合同法都可获得救济，无须借助后悔权；目前房地产市场的确有大量侵犯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但并非因为缺少法定权利，而是因为已有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护。不恰当的将后悔权引入房产交易，将大幅提高履约成本，降低交易效率，最终损害诚实消费者的利益。

许多貌似保护弱势者的法律，实际上会严重损害整个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法官如果允许某个穷人逃避债务，看似帮助了他，结果却让其他保持诚信的穷人也都借不到钱了；类似的，如果后悔权不恰当的帮助购房者逃避契约责任，便会迫使房产商设计更复杂的合约来甄别和规避风险，如此带来的额外成本将部分的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比如，法律将房产交易的后悔期限定为一年，房产商可将房价提高5万，同时承诺购房者若在一年内开始装修，可报销5万元装修款；诸如此类的合约安排无疑会降低整个市场的运行效率，这是房产商和消费者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高校上市是有益的尝试
辉格
2009年6月11日

近日，据新华文轩发布的公告，该公司与弘明置业分别以现金和资产入股四川外语学院成都学院，后者是由四川德瑞与四川外语学院于2004年合作创办的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机构；德瑞公司是成都当地著名民营教育企业，专注于外语教育，除川外成都学院外，还拥有两所外国语学校；新华文轩与弘明置业此次注资的目的非常明确：谋求在五年内将该学院上市。教育培训类学校的商业化运营，近年来已有长足发展，三年前新东方在纽交所的上市也开创了学校上市的先例；不过，全日制高等学历学校的完全公司化运营乃至上市，在国内还是史无前例的。

二战以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大学数量的暴增，传统研究型大学和新兴教育型大学的分化日趋明显；美国的大学入学率从50年代的20%多快速上升到90年代的80%多，当入学率超过30%时，人们对大学教育职能的需求便开始明显压过对研究职能的需求，因为众多求学者中，最终成为研究者的毕竟是极少数；但是许多传统大学仍坚持维护其学术传统和研究型的本色，所以很自然的，在大学之间开始出现类型分化，于是一批轻研究而重教育、甚至完全放弃科研的新型学院便出现了；这其中较为激进的一些，完全放弃了传统大学法人社团性质的组织和运营模式，而采用了更具商业色彩的公司化运营，进而上市融资。

90年代以来，美国涌现了大批以职业培训和远程教育为主的大学和大学运营公司；94年，拥有凤凰城大学的阿波罗集团率先在纳斯达克上市，该公司此后又创办和并购了多所大学；此后，麦凯恩、波士顿、西北大学等纷纷仿效，开展远程职业教育，其中拥有麦凯恩大学等九所学校的麦凯恩公司在纽交所成功上市；两年前，甚至拥有150多年历史的印度孟买大学也曾有过上市融资的计划。商业化运营的教育型大学，由于能对企业对雇员知识结构的要求作出更灵活迅速的反应，在学生就业率和薪资水平方面的表现常常超出传统大学，他们的优势对于三四流传统大学尤其明显，已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正在改变着高等教育产业的组织模式。

如同其他产业一样，当你决定组织一群人和一组资源来从事一项事业时，首先要考虑的是采用何种组织模式；市场和制度的演化历史，创造出了许多组织形态供你选择，不同的组织形态适合于不同类型的目标：对于单纯而容易界定的价值观，信托基金是不错的选择，与遗嘱相结合，它可以把你的价值取向延伸到身后许多年；当这项事业高度依赖于合作参与者的个人禀赋与责任心，而这些又很难用钱在市场上买到时，无限合伙制便是首选；当所有核心资源都很容易从市场上买到时，钱就成了关键资源，此时有限责任公司乃至上市公司便是首选；你也可以不采用任何固定组织，而用一系列短期合约来组织你的业务链，如果合约谈判和执行的成本足够低的话。

大学是项独特的事业，它最初与教育没有多大关系，是一批智者生活、修行、讨论和苦思冥想的场所，而学生则是慕名前来倾听、参与和传承的下一批智者，共同的学术渊源、持久的问题关注、亲密的生活和讨论环境、绵延不绝的师徒传承，构成了一个个学派，而大学只是聚集和容纳这些学派的学术中心，因而大学的核心目标便是传承、发展和传播这些学派的学术传统；大学外的人们，常常能获益于这些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但对于大学和学术团体本身，这些只是副产品，并非其核心目标。思想和学术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其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核心是同行评价，而实现和维护这一机制的最佳组织模式，便是由教授组成的自治法人社团，这也是各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组织模式。

尽管近年来教育职能的份量越来越重，多数传统名校仍坚持以学术中心为核心目标，这样做是明智的；但同时，越来越多的教育需求只能由其他学校来满足，对于那些无望跻身名校之列的三四流学校和教育家来说，这实际上也是很好的机会；那些排名50以外的大学，明智的选择是放弃发展成研究型大学的奢望，面向雇佣市场的真实需求，专注于教育和培训，是他们的前途所在，条件成熟者不妨采用商业化组织和运营模式；目前我国大学入学率已超过23%，雇员的求知热情和雇主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都在不断高涨，而与此同时大学文凭却在不断贬值，职业教育供给不足的局面十分明显；有志于商业化教育产业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可谓生逢其时。

（火车票的例子与此类似，曾有人认为排队比竞价更有利于时间机会成本较低的穷人，对此观点本文一并做了回答。）

医院号贩子挣的是什么钱？
辉格
2009年6月9日

上周，北京协和医院号贩子案一审宣判，9名被告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至30个月；从指控的内容看，这些号贩子获罪受刑，并非仅仅因为倒号行为本身，更是因为他们使用暴力试图垄断倒号市场，并且收钱帮人加塞，从而破坏挂号窗口前的排队秩序。此后记者的现场报道表明，在“警方会同市卫生部门联合启动了集中打击医院“号贩子”专项工作”之后，挂号窗口前的号贩子已经消失；但这一结果似乎与打击和判刑并无关系，实际上，在医院实行实名挂号并强化排队秩序之后，号贩子的商业模式就已经瓦解。

号贩子消失了，但很明显，无论患者还是医院，从中都得不到任何收益，而看病难的状况依然如故。协和等著名医院挂号窗口前日复一日的漫长队伍，活生生的展示着医疗供给的短缺；一方面是医疗资源的极度稀缺，而这种稀缺原本会造就的高租金又面临着价格管制，结果便是排队，而资源所有者本可获得的租值便耗散在漫长的队伍中；由排队导致的租值耗散，被经济学家称为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意思是：排队者日晒雨淋风餐露宿所付出的代价，没有支付给任何人，没人因此而获益；和所有黄牛一样，号贩子们不过是试图从这些无谓损失中打捞出一点点，和拾荒者无异；当然，通过暴力垄断拾荒营生，也是犯罪。

号贩子和其他黄牛的商业模式，都建立在稀缺资源租值转移的基础上；任何稀缺资源都能在竞价中获得租值，但这一租值未必全部由其直接占有者获得，租值由哪些人获得、如何分配，取决于对资源的需求与供给直接相遇之前，会遭遇哪些瓶颈，凡是有能力在沿路设置障碍从而建立瓶颈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一份租值。假如有个村子出产一种独特的水果，每年成熟季节便有大批客商前来采购，如果交易是自由的（意味着供需可以直接相遇），果园主便会获得其果园和其园艺技能的全部租值；从某年起，村长在进村的唯一道路上设了关卡，限制进村采购者的数量，并出售门票，于是对水果的竞争削弱了，水果价格下降，而果园主的部分租值便转移到了村长手里。

但如果村长仅仅限制采购者数量而拒绝收门票（或许他认为收获季村里太吵了），或者门票价格不够高，结果很明显，关卡外面会排起长队；此时，瓶颈已从关卡处向队伍延伸方向转移了，于是黄牛的机会便来了；如果队伍足够长，并且队伍所处的通道足够狭窄，有人（或许是乡长）便有机会在村长的关卡外设置另一个关卡，从而分享另一份租金；像这样，瓶颈和租值逐级向外转移的过程，可以一直重复下去，直到队伍消失，或关卡设置在技术或成本上不可行，而最后一种情况便给黄牛留下了打捞遗漏租值的机会。

医院里目前的情况便是如此，就协和医院的例子而言，瓶颈和租值至少被向外转移了三次，而由于在每个环节上交易都被禁止，最终大部分被转移的租值都耗散了。许多在协和彻夜排队的求医者都是冲着名医去的，原本这样的医患供需相遇和议价过程会发生在医生的诊室里，那样医生便可获取其医术和职业声誉所带来的全部租值；而事实上，医生并没有决定供给数量、对象和价格的权利，同时又被禁止收取红包，供给瓶颈被转移到了挂号室；然而挂号室同样没有对象选择和议价权，而挂号价格又很低，于是供给瓶颈再次转移到了挂号窗口外的队伍和走廊上；此时黄牛出现，如果黄牛是充分竞争的，并且与挂号室没有特殊关系，那就只能挣点辛苦钱，和收钱帮人排队没有差别，但黄牛通常都有内部关系，所以他们除了排队服务费之外，也是在打捞耗散租值。

接着，由于观察到排队走廊很容易控制，垄断黄牛出现了，这相当于在排队服务市场上设置了供方关卡，租值又以另一种方式转移了；最后，挂号制度改革和排队秩序强化清除了黄牛，但队伍并未消失，这一次，瓶颈转移到了维护排队秩序的保安那里，当然，保安同样被禁止收取门票，但打捞耗散租值的激励无法消除，他们也总是能找出一些办法或多或少打捞到一点，比如一张破烂的行军床一夜租金20元，一把小坐椅租金10元，但总的来说，禁令十分有效，绝大部分租值都耗散了。

有人说，尽管准入和价格管制造成了租值耗散和无效率，但对穷人还是有些好处：因为穷人的时间机会成本较低，所以在竞价和排队之间，穷人宁愿选择排队；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富人的时间机会成本虽高，但不必自己排队，他完全可以雇佣机会成本很低的人来替他排队，而挂号排队是不可能实行完全实名制的，因为许多患者躺在床上爬不起来。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还是要靠扩大供给，而这就需要改变目前不恰当的激励机制：首先，要拆除存在于医患供需双方之间的重重关卡，让激励直接落到医生头上，而不是落在各种中间环节上，这样才能让现有的医疗资源获得最大程度的利用；其次，现有医疗资源的租值充分实现，加上准入管制的放松，将吸引大量人才和投资进入医疗事业，创造出更多医疗资源。不久前卫生部门开始推动医生多点执业和独立开业，正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正确一步。

对我在《关于自由意志和奴役》中对自由的含义所表达的意思，闷豆说：

如果有人拿枪逼你去哪个工厂工作，你去了，这个不是自由意志。如果没人拿枪逼你，但如果你不去那个工厂工作就会饿死——被抢打死和饿死有很大区别吗？为什么后者就是自由意志了呢？

对，这两件事有根本的差别，前一件，有人对你做了事，后一件，没人针对你做任何事。

权利和自由，作为道德哲学的（因而也是法学和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只有在多人社会中才有意义，在鲁滨逊世界里是无意义的，你拥有某项权利或某种自由的意思，不是你可以做哪些事，而是他人不能对你做哪些事，所以，小岛上的鲁滨逊，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不自由的，他与自由无关，他或许很快乐，或许会饿死，但他既无权利，也不能失去权利，他与权利无关。

不理解或不遵循这一点，就会引出许多谬论，比如著名的罗斯福四大自由（The Four Freedoms）谬论，其中1、2、4三条与自由有关，但第3条“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便与自由和权利毫无关系，一个人，在别人不对他做任何事的情况下，也可能匮乏，正如鲁滨逊也可能匮乏，而自由必须与别人做的或可能做的事有关，因而，“免于匮乏”不可能成为一种自由或权利，相反，把它误认为一种自由将荒谬的导致合法抢劫这一逻辑结果，类似的，如果你承认每个人都拥有“免于绝子绝孙的自由”，那么，合法强奸便是它的逻辑结果，如此一来，整个关于权利和自由的伦理和法律体系便瓦解了。

 

考生减少是个重要信号 辉格 2009年6月4日 据教育部近日公布的数字，2009年高校招生报名人数为1020万，比去年减少了40万，降幅3.8%，这是多年来高校报名人数的首次下降；将这一变化解释为毕业生就业困难降低了学生上大学的兴趣，是难以成立的，其实，从十几年前的人口变动数据，完全可以预见到今天的局面；若不是因为近年来的大学扩招、入学率提高，和大量积累待消化的复读生（今年的考生中便包括了270万往届生），高校考生会在两年前就已开始减少；而人口数字显示，今后几年考生人数将继续大幅减少，降幅的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考生减少，除了对高等教育市场的供求对比带来直接影响，它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提醒人们注意人口格局的变迁，和这一变迁即将给各个产业带来的影响。 在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阐述的创新机遇之七大来源中，唯一具有高度可预见性、而事实上却又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来源，就是人口变动；导致这种忽视的原因大概是：决定人口趋势的基础变量（生育率和各年龄段死亡率）的变动，和它们的经济后果最终表现出来，这之间往往有数十年的时间差，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构不成新闻事件，也就很难得到媒体的关注；而对于中国，又多了一个因素：独一无二的计划生育政策将造就出一条从未有人见过的人口结构变动曲线，这条曲线的特殊形状，将让那些从对发达国家发展历史的观察中获得的经验归于无效；对此，产业界必须引起警惕。 每个在中国做生意的人，必须牢牢记住一个年份：1987年，新生人口在这一年达到了2550万的顶峰，此后便以平均每年48万的速度下降，直到2004年后暂时趋稳；你不妨把这一为期16年的人口绝对数下行段想象成一个倒梯形箍圈，它随时间流逝而沿着人口金字塔慢慢往上撸，沿途所经之处，每个以特定年龄段人口为主力消费群的产业，将一个挨一个的遭受打击；现在，它正走在5-21岁这个年龄段，刚刚压过初等教育，正在撞向高等教育，几年前已经碾上摩托车，六七年后将碾到汽车，两三年后推进到住房租赁市场，八九年后将冲进首次购房市场……；在我们所能观察和评估的宏观变量中，没有比这个更加确凿无疑和无法抗拒的了，漠视它的人们，很快将品尝到它的厉害。 需要牢记的另一个年份是2003年，这一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达到历史顶峰2000万，此后便以平均每年170万的速度下降，降至去年的1100万，显然，城市化进程已经走过了拐点；请注意：2003减1987等于16，这恰好是初中毕业的年龄，我们知道，许多农村孩子正是在这个年纪进城打工，现在，城市化的这一来源正在枯竭；同时也要注意，170万3.5倍于48万，因而城市化降速还有其他原因，很可能是农村16至45岁这一青壮年潜在进城人群正在全面萎缩；如果是这样，那对于许多产业将是个十分不详的信号，这些产业过去十年能在目标年龄段人口缩减的情况下保持高速增长，全赖于每年从农村涌入的大批新增城市人口，而现在，这一动力源正在迅速枯竭。 还是2003年，该年死亡率达到了19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6.40‰，此后便以平均每年0.13个千分点的速度上升，对应着死亡人数平均每年22万的递增；考虑到人均寿命还在不断延长，这显然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结果。殡葬业、墓地、临终医疗、老年护理、养老院，这些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这一增长将延续到2050年代；在此过程中，整个赡养模式和医疗产业的面貌，都将经历一次彻底的改造，大量创新将随之而涌现。 和经济危机一样，人口箍圈横扫之处，每个产业都将经历一次大扫除，效率低下和盲目扩张的企业将被清除，那些陶醉于过去十年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兴奋与乐观之中、对自己一度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信心满满的企业，将死得最惨；懂得未雨绸缪，善于在逆境中创新的企业，将脱颖而出；要做到这一点，起码要先弄清楚自己的目标消费群年龄结构，再算算离紧箍咒还有多远。

老罗生意越来越火了，牛博上好东西越来越少了，松鼠会上好玩东东却越来越多了，我，越来越喜欢松鼠了……

http://songshuhui.net/forum/forumdisplay.php?fid=16

Q: 为什么大多数语言关于母亲都有ma的发音？

A: 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
1）人类为了适应语言的复杂发音需要，对整个声道的生理结构作了大幅度的改造，而这些改造结果在婴儿阶段还未表现出了，比如婴儿的喉（larynx）还没有像成人那样降到喉结的位置，所以，婴儿能发出的声音，受限于其器官生理结构，远远少于成人，而ma和pa是他们少数能发的音之一。
2）在语言进化和语种分化的过程中，越是基本的词汇，越保守，越少变化，妈妈——经常是小孩学会的第一个词，显然属于最基本词汇集。

Q: 为什么我老是听见有人喊我，实际上又没有？

A: 人对自己名字的敏感度高过所有其它词汇
对于听觉和语言系统而言，从别人的呼喊和交谈中识别出自己的名字，是非常重要的任务，错过对自己名字的识别，是很严重的失误。
所以，认知系统将识别自己名字的阈值降得很低，结果，较低的相似度就会激活你的注意，比如，我在专心看书，旁边两个人在闲谈，我可能始终没注意他们的谈话内容，可一旦里面出现一个与我的名字发音相近的词汇，我会立刻抓住它并作出反应。
我们的认知系统在这一点上采用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过一个”的策略。

Q: 为什么公狗和母狗撒尿的姿势不同呢？只是因为某些动物方便在树上用尿的气味标记地盘吗？

A: 我也认为公狗尿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用来圈地盘
有一点是特别好的证据：公狗撒尿时，经常要分好几次撒在多棵树下，我见过一次，一条狗在停车场把一排七八个雪糕筒全部打上了标记，呵呵。

Q: 值此情人节之际，如何解读“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A: 女性在择偶策略上面临一对严重的矛盾：
一方面，她希望他的丈夫是顾家的、爱孩子的、愿意为家庭和孩子抚养投入资源的（姑且称为好丈夫），这会增加她把儿子养活成人的概率；
但另一方面，她又希望自己的儿子最好是个采花高手（姑且称为坏男人），因为这可能为她带来更多孙子女；问题是，好丈夫只会降低你得到坏儿子的概率，矛盾就来了。
解决方案是：嫁个好丈夫，然后找个坏情人给他戴绿帽。
故，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是指女人寻找情人的策略，而不是寻找丈夫的策略。

Q: 有些动物（比如袋鼩）的雄性在交配季节会不吃不喝，没日没夜的寻找雌性交配，直至数天后因雄性荷尔蒙分泌过多，丧失免疫力而死。死亡时睾丸发青。为啥？

A: 这是设计策略问题：一次性工具未必不合算
类似的问题有：
1）一次性火箭合算，还是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合算？
2）一次性导弹合算，还是可重复使用的轰炸机合算？
3）自杀式轰炸机合算，还是可重复使用的轰炸机合算？
4）一次性塑料薄膜合算，还是多年用蔬菜大棚合算？
经过成本-收益-风险计算，许多昆虫的基因组选择了一次性设计。

Q: 男人是不是都很花心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A: 那要看跟谁比了
既然你用了“男人都”这个全称判断，显然不是要跟其他男人比，只能跟其他雄性动物比了。跟我们的猿类近亲比，男人是最不花心的了，大猩猩虽然不泡妞，但老婆很多，算不算花？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则是出了名的花心大少；范围放大一点，灵长类里，唯一比男人更好男人的，大概就是长臂猿了，一夫一妻制，且很少偷情。其他哺乳动物太多，暂且就不比了，这样比下来，男人在灵长类里排第二，还不错。

Q: 寺和庙有什么区别呀？

A: 寺住的是僧侣，庙住的是祖先和神灵
佛教寺院、禅院，道教的观、洞，基督教的修道院，属前一类；中国的祖庙、土地庙，城隍庙等，希腊的神庙，属后一类；
汉语中，寺-庙有混淆的趋势，这是因为，在民间宗教实践中，无论佛教还是道教，都被民众植入了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这两种崇拜在起源上可能是一致的），实际上，在中国农村，佛祖、观音、寿星、土地、关帝等等，经常被一起供奉，佛教道教只剩下外衣，内核被祖先和神灵崇拜等较原始宗教取代了。

Q: 人眼的盲点在正前方偏外面15度，为什么这个视神经进出点要在视网膜上而不在其他地方呢？比如眼球上壁或者下壁，这样视野就没有什么缺陷了。其他动物的盲点也是落在视网膜上的么？

A: 进化的路径依赖
自然选择下的进化是小步改进且没有远见的，眼睛的最初形态只是皮肤上一块包含感光细胞的感光区，神经在前感光细胞在后，对当时粗糙的视觉能力来说，并不构成障碍，这种不便直到该器官已十分复杂时才表现出来，但到那时候，发育过程已高度特化，不可能再作出激烈改变了。
头足纲动物的眼睛就是感光细胞在前神经在后的，因而没有盲点。

Q: 在搜索网站（比如google）上通过文字来搜索照片或图片那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可是如果反过来，我们想通过上传手中的照片或图片来搜索相关的网站就没办法做到，这是为什么呢？

A: 因为文字系统是“有约定符号系统”
文字系统的产生就是为了交流，所以必定包含了对符号意义的约定，所以，文本本身显示了其包含的“意义”，而图像中所包含的“意义”，需要被模式识别系统识别出来，困难在于：关于图像中的意义，没有约定，从不同角度去看，看到的意义（或者说提取的信息）不同，因而这样的模式识别系统必须先给他一个特定的任务导向，否则识别和搜索的结果将是高度发散的，很难符合搜索者的需求。

考虑这样的例子：
你给搜索引擎一个图片，里面一位美女牵着一条狗在公园草坪散步，背景中还有三三两两的游客、建筑物、树木、池塘等等。
你认为什么样的搜索结果是恰当的？

我认为，除非图片中包含了显著的符号化的东西
比如人脸、商标、著名地标性建筑物、文字片段，等等，否则单纯基于图片的搜索是很难有实用价值的。

Q: 杂食动物与草食、肉食动物比有什么优势什么劣势？

A: 优势：在环境条件波动时，面临食物匮乏的风险相对较小；
劣势：由于食物能提供绝大多数必须营养物，体内合成某些必须物质的能力可能退化，比如人类就失去了合成某些维生素的能力，这样，当环境变化突然收窄你的食谱时，就会面临缺乏特定营养的后果，比如败血症。

Q: 关于线粒体的内共生学说
关于线粒体的内共生学说,听起来好像很玄,但好像又很有道理.
内共生学说里提到:线粒体来源于被原始的前真核生物吞噬的好氧性细菌（该细菌有可能是革兰氏阴细菌）；这种细菌和前真核生物共生，在长期的共生过程中演化成了线粒体。
在这里我有些疑问:
1.为什么真核生物吞噬\细菌后不会被细菌繁殖侵染而导致宿主的死亡?
2.属于原核生物的细菌怎样进化成了带细胞核的真核生物?
3.成为细胞一体的细菌(线粒体),就会失去自主性了?为细胞一直提供能量?
4.假设内共生学说成立,那么线粒体有可能再次进化使人类成为更高层次的生物吗?

A: 我在另一个帖子里陈述了对寄生-宿主关系的看法，同样适用于共生关系：
寄生物-宿主关系中，关键的两个因素是：
1）双方在多大程度上共享复制和传播通道；
2）双方在通过共享的传播通道时，其通过机会在多大程度上是平等的；
如果双方完全共享传播通道，并且机会均等，那么，他们就与同一生物体完全无差别，就像如今真核细胞中的各细胞器一样。
由此可以推论：
1）寄生物对宿主环境的特化越严重，其对宿主的危害性越小；
2）寄生物通过母婴传播的机会越大，其对宿主的危害性越小；
3）寄生物伴随性细胞传播的机会越大，其对宿主的危害性越小；
（注：这一看法来自道金斯《延伸的表现型》一书。）

一旦线粒体与细胞核平等共享遗传通道
它们的遗传利益便完全一致，于是无须再相互伤害，达成完美合作，真核细胞的其他细胞器，道理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