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18】 美国在70年代之前和之后的增长模式十分不同，Tyler Cowen 在 The Great Stagnation 里提出过这个问题，后来 Robert Gordon在《美国增长的起落》里有更详尽的描述， Cowen 指出的现象是清楚的，但他的分析不得要领，简单说，他认为原因是容易摘到的果子都已经摘掉了，新的增长点很难找，而他开出的药方是多多支持科研，指望从中冒出像汽车那样的足以掀起大消费浪潮的大创新， 问题是： 1）有没有迹象显示，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的创新活动减少了，或创新激励减弱了？依我看，众多线索都指向相反方向， 2）何以认为这种增长模式转变是个需要治疗的毛病，因而需要你来开药方？更具体的说，当你对一国经济表现做长时段比较时，GDP增长率是不是恰当指标？如果GDP增长率放缓是社会富裕化的自然结果，那又有什么可担心的？ 完全有可能，GDP这种特定的度量方法，会倾向于高估某些类型的福利改进，而低估另一些类型的福利改进，而后者在富裕社会的增长中占比更高，因而在同等福利改进速度下，富裕社会测量到的增长率更低， 早先我曾指出这种可能性，为解决这个问题，更早时我还提出过一个类似恩格尔系数的指标， 当年读完 Cowen 那本书时，我的思考大概就停在这个位置，今天突然又想起这个问题，发现，其实我能在理论上证明，前面提到的低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这里的关键是生产函数中的要素特性，以及这种特性导致的边际成本曲线形状，会随社会富裕化而向特定方向改变，这一改变将导致GDP增长率对福利改进的系统性低估， 生产要素的一个关键特性，是它的竞用性（rivalry），即，当它被用于一件产品的生产时，多大程度上还能被用于另一件产品的生产，比如，一磅面粉，若被用来制造某个面包，就不能被用来制造另一个面包或其他任何东西了，所以面包生产中的面粉是完全竞用的，再如GPS信号，被一辆车用了，丝毫不影响其他车用，所以是完全不竞用的， 但竞用性不是二值的，有些要素介于两者之间，比如道路对于通行者，当拥挤度很低时，完全不竞用，通行人数到达某个程度时，开始显得有点拥挤，竞用性便出现了，拥挤到一定程度，每加入一位通行者必须挤出另一位，就成了完全竞用， 一个池塘对于钓鱼者的情况与此类似， 各种要素中有形原材料都是完全竞用的，机器厂房等有形资产通常是高度竞用的，有些是完全竞用的，无形资产的竞用性通常较低，比如专利权和著作权，完全不竞用，组织结构是竞用的，但程度比有形资产低，商誉也是低竞用的，知识的竞用性则随默会度而异，越是难以言传的默会知识，竞用性越高，越是显性知识，竞用性越低， 再来看产品，生产一种产品所用到的要素组合中，可能包括竞用程度不同的要素，假如我们为其中每种要素赋一个从0到1的竞用性值，并按其在成本中所占比例加权求和，便得到一个介于0到1之间的指标，不妨称为该产品的生产要素竞用强度（R）， 这个指标的重要性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产品的边际成本曲线的形状，竞用强度越高，曲线越平缓，即单位生产成本随规模提高而下降速度较慢，竞用强度越低，曲线越陡峭，单位生产成本随规模提高而急剧下降， 依我看，一个很明显，在统计上也很容易验证的事实是：当一个社会从贫穷向中等收入发展时，其福利改进主要表现为有形产品消费量的增加，对应的生产增量大多是高竞用强度的，而在那些已经富裕的社会，福利改进主要表现既有消费品质量提升以及无形消费品和服务的增加，对应的生产增额大多是低竞用强度的， 进而，若生产增量所涉及产品是高竞用强度的，在数量上将更多表现为“价格不变，数量增加，金额增加”，因而GDP增长，反之，若生产增量所涉及产品是低竞用强度的，在数量上将更多表现为“价格不变，质量提高，金额不变”，或“价格降低，数量提高，金额不变”，因而GDP不变， 这是因为，若一种产品的竞用强度很低，边际生产成本随规模急剧下降，厂商就会倾向于低价扩大市场的策略，因为多卖出一份产品带来的额外成本很少，有时甚至为0， 【2021-12-19】 @叶子疏: 马斯洛金字塔的上层难以以单纯价格衡量的意思？大概主要是信息革命的非物质产品，例如在线电影，视频电话和互动网站比起前代产品如剧场演出几乎是免费提供 @whigzhou: 对，但不止于此，许多有形商品的生产函数中，低竞用性要素的成本比重也大幅提高了 @whigzhou: 比如有一类提高来自组织/管理变革导致的默会知识显性化，而显性化降低了知识的竞用性，进而让边际成本的下降更陡峭 @whigzhou: 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是连锁快餐业，原本，经营一家餐馆所需知识都是默会的，大多存储在老板脑子里，麦当劳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知识显性化，变成几千页的操作与培训手册，而显性化的知识可以低成本大量复制 @whigzhou: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机械化和自动化也是一种默会知识显性化的过程，比如，要让一台机器完成纺纱任务，你必须把纺纱过程的每个动作和给料步骤清晰描绘出来，经此描绘，知识即被显性化了  

【2021-11-03】 发现 Russell Roberts 的访谈真会掐时机，在弗里德曼死前两个多月采访了他，还是两个多小时的长篇访谈，科斯死前一年多又采访了他，两个老家伙都当时快说不动话了， 不知道下一个被他采访死的会是谁，Thomas Sowell? 听了科斯的访谈，发现张五常好多牛逼哄哄的话，其实都是在学科斯的舌，比如对博弈论的鄙视和攻击，科斯那辈人这么想可以理解，属于代沟问题，你一小后生也跟着起哄，就只能算无知了， 科斯对博弈论的攻击，看来只是他整体上反理论化倾向的一种表现，这种倾向里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所针对的一些具体现象也确实毛病不小，问题是科斯无法把这一倾向以某种自洽的形式表达出来，因而只能停留于一种好恶情绪，当然，科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表达，因为那需要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化，甚至比他反对的那种理论化更理论化，也就是哲学思考， 听了他的一些具体抱怨后，我琢磨着，他真正反对的，其实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化， 让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自下而上的理论化，毕竟这是我刚刚发明的一对术语， 比如你研究了一家牙膏制造商，从中得到一些有关牙膏生产（或分销/定价/成本结构……）洞见，你想，或许这些道理也可适用于其他牙膏制造商，于是你把更多牙膏制造商纳入你的研究，然后，你最初那些见解中，有些得到了保留，有些被排除了，有些可能被修正了，但只要其中一部分得到了保留，你就完成了对这些见解的一次*一般化*，得到了一些比这些原始见解更一般的*理论*， 此类过程可以反复迭代，你可以把研究扩大到日化品制造业，然后整个制造业，或整个化工产业，或所以营利性私人企业…… 对这样的理论化，我想科斯是不会反对的， 他反对的其实是一种相反的过程，先发明一套概念和理论，然后用它去解释现实，当然在解释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需要将它具体化，于是便在理论内核外面衍生出一层又一层外围理论来解决使用内核理论时碰到的各种困难，这样的过程就是自上而下的理论化， 历史上，最典型的自上而下理论化就是牛顿体系的构建和扩展， 无需多言，这两种方向的理论化都是有价值的，恐怕科斯也无法反对牛顿体系创立的价值， 当然，他是在社会科学语境中谈这些事情的， 可是社会科学中的自上而下革命同样富有成果，边际分析，均衡，价格理论，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都是自上而下的方法， 科斯本人的最大贡献当然也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概念横空出世全面刷新了整个经济学学科，还部分刷新了政治学和法学， 可是他对此好像并不开心，他的一句名言是（大意）：科斯定理不是我发明的，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访谈中，他对受他启发而试图将他的见解理论化的那些努力显然十分不以为然， 可见哲学家还是有事情可做的， @宁静投资-秦:是归纳和演绎吗？ @whigzhou: 和归纳/演绎没关系，自下而上就是奉行*最小程度一般化*原则，其最初洞见可能来自单一案例，而非归纳得来，然后小心翼翼的加以推广，每步推广的幅度不超出其能实际获取材料的范围 @whigzhou: 科斯反复宣扬的所谓真实世界经济学，大意便是如此，我也是听了这个访谈以后才弄明白  

【2021-08-27】 记一下我听过的 podcasts，按时间顺序， 1）BBC：The English We Speak，偶尔听几段，还不错，短小精悍，4星， 2）10 Blocks，是 City Journal 的官方podcast，主题是美国都市的公共事务，3.5星， 3）Quillette，内容不如他们的文章好，而且后来植入的广告越来越长，放弃了，3星， 4）Tides of History，比较主流的历史主题，念诵而非访谈型，4星， 5）Economics Detective Radio，经济学为主，但不限于经济学，5星，可惜播主今年读完博士生娃找工作，基本上停了， 6）EconTalk，经济学，优点是播主 Russell Roberts 不光自己讲话很清楚，而且很擅长通过提问诱导嘉宾把话讲清楚，缺点是视野略狭窄，这是因为他的奥派立场给他施加的限制，4星， 7）Dictators，念诵型，是专业配音念的，男女声交叉，男主的声音好像在历史频道的某部纪录片里听到过，内容一般，优点是念的特别清楚，是我听懂率最高的一个，而且抗背景噪音的能力很强，所以我一般在烧水的时候听它，只有它能扛住水壶的噪音，3星， 8）Razib Khan 的 Unsupervised Learning，最近开始听，内容以他的专业遗传人类学为焦点，发散度很大，非常好，随便举几个露脸嘉宾的名字即可看出分量：Charles Murray, Gregory Clark，David Anthony，Eric Cline，Samo Burja，John Hawks，Matt Ridley，当然5星，唯一的缺点是播主讲话腔调有点痞，不过听多就习惯了， 收藏夹里还有很多，我的习惯是深度优先遍历，发现喜欢的就从头听到底，再换别的， 【2021-10-23】 9）ChinaTalk，全名 ChinaEconTalk，播主 Jordan Schneider 大概也是 EconTalk 的爱好者，所以取了这名字，已经听到2019年10月，也就是一百多集了，很不错，访谈对象挑的都挺好，主题也十分广泛，拿掉名字中的 Econ 很恰当，4.5星  

【2021-09-09】 大学生（蓝线）和大专生（橙）的工资溢价都下降了，大专生下降更多，高中生（灰）相对工资率则大幅上升， 见：Firm heterogeneity and the college wage gap in Japan

【2021-04-04】 近年来米国学生债务膨胀的问题，其实可以看作一种全生命周期财务配置策略的转变， 过去几十年的一个趋势是，越靠近生命后期，财务状况越宽松，收入随年资而增长，储蓄（包括401K之类）在积累，而买房/成家/育儿负担则在中年期越过某个高峰后逐渐下降，到退休时，不仅养老账户上的钱可以拿出来花了，通勤便利的高价房也可以卖掉了，消费能力达到顶峰， 目睹这种情况，或许不少年轻人会想，我可不希望把享受人生的机会都推迟到65岁之后，要是能把我的未来财富往前挪一挪就好了， 一种容易想到的挪法就是上大学，多借点学生贷款，好好享受几年，推迟就业， 不少经济学家从提高雇佣价值的角度分析学生贷款，结果发现物不所值，这种分析可能是不得要领的，人家借钱上大学本来就不是为了提高雇佣价值  

【2021-01-25】 在《群居的艺术》第III-3章里，我曾解释了物物交换为何那么困难，因为议价过程实质上是以交易者捉对匹配双方等优曲线的方式进行的，其中涉及的信息交换量和算法复杂度都远高于钱物交易，而且高效率的集中式竞价几乎不可能进行，除非被纳入竞价的只有两种潜在交易物品， 所以现实中存在的物物交换，通常交易物搭配都是由习俗长期固定的，每次特定交易只是略微改变交换比例，而不是每次重启一个遍历各种可能性的议价过程， 昨天读Roy A. Rappaport《献给祖先的猪》时，发现物物交换的另一类障碍，（Rappaport 不是经济学家，所以他的表述和我的很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如果被交换的都是需求价格弹性非常低的必需品，交易就很难持续流畅的进行，因为当一种必需品（比如盐）的供应量越过某个临界值后，其价格会迅速跌到接近于零，于是交易过程便中断了，即便盐的供方对其他物品仍有旺盛需求，而且手里有充足的盐，也不再能换到任何东西， 反过来也是，如果这种必需品的供应量低于某个临界值，价格会暴涨，于是迅速耗尽买方的所有可交换物，结果也是交易中断， 所以，仅由必需品构成的交换系统非常不稳定，很容易因其中任何一种商品的大丰收或大歉收而陷于停顿，一个稳定而可持续的交换系统必须包含足够多的高弹性商品，比如奢侈品，而且最好是不易变质的耐用奢侈品，它们可以起到储备和缓冲的作用，比如，当盐生产者发现供给有些过度价格可能暴跌时，可以停止生产盐，转而用储备的贝壳去换取他们本来用盐换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在一些无货币社会中观察到的交换系统，此类奢侈品都占据着显著地位，特别是各种身体装饰用品， 有意思的是，后来的货币就往往是由这些高弹性交换物中的几种演变而来，  

【2020-12-17】 前两天读了伯南克的《大萧条》，是部论文集，写得很好，清楚明了，是我这外行在这一主题上读到过最有说服力的东西，留下的疑点也最少，总结几点我的理解： 1）大萧条的首要原因是一战结束后恢复金本位的过程导致的严重货币收缩， 2）战前也是金本位，即1870-1914之间的所谓古典金本位，并未导致像大萧条那样的收缩，那是因为英镑地位非常牢固，即公众和全球金融界对英镑的信心很强，而英格兰银行也知道大家对它信心很强，所以它实际上把黄金储备拉的非常低，同时各国银行也敢于大量以英镑代替黄金为储备，结果是，虽然是金本位，但黄金存量对货币供给实际上并未构成太大障碍， 3）另外，英格兰银行之所以把黄金储备压的那么低，是因为它是一家私人企业（不像美联储），有盈利动机，因而只要可能，就会尽量降低黄金储备，因为黄金储备是没有收益的，而持有其他资产多少有点收益， 4）一战后重建起来的金本位则大不一样，由于世人对英镑和大英不再那么有信心，所以尽管外币仍被部分用作储备，但各国央行的首选和主要储备变成了黄金，而且都执行了很高的最低准备率（比如美国的40%），于是黄金存量就成了瓶颈， 5）各国央行对国际间黄金流动做出的反应不对称，流出国为维持准备率而缩减基础货币，流入国却并不相应增加货币供给，而是听任其变成超额储备，于是加剧了货币收缩， 6）上述不对称所造成的收缩效应，在银行体系的安全性面临风吹草动时会突然加剧，因为出现麻烦的那些国家的央行为了稳固储备以增强公众对本币及本国银行体系的信心，会设法（比如通过提升利率）吸引黄金流入，而这种举动将迅速引发连锁反应，形成对黄金的争夺，这将构成一种急剧加速货币收缩的正反馈， 7）第6点和第2、3点其实有相通之处，正因为此时各国央行都已不再有昔日大英曾拥有的那种自信和他信，才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稳固信心， 8）大萧条实际上分两个相当不同的阶段，1929-31年的衰退，本来到31年已经有复苏迹象，但此时衰退变成金融危机，银行大批破产（或陷于流动性困境），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完全借不到钱，继而破产或缩减产出， 9）从衰退变成银行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由于绝大多数借贷契约是不与通胀率挂钩的，因而通货紧缩产生了再分配效应，即，紧缩之后，价格下跌，债务人欠的钱变得更值钱了，需要用更多产出去偿还，结果很多就还不起了，于是（加上衰退本身的影响）大批违约，导致银行破产， 10）对于金本位的作用，一个很强的证据是国际比较：坚守金本位越严格、守得越久，萧条持续也越久，反之，越早退出金本位的国家，也越早开始复苏，各国大致分三批退出，英国31年，美国33年，法国36年，最早退出的那批实际上并未出现明显的第二阶段危机， 哦，忘了一点，是有关基础理论的：企业在银行眼中的信用是一种高度特化的资产，是基于大量（哈耶克所称）局部知识的，所以当一家银行破产时，其贷款客户无法转而从其他银行获得同等条件同等数量的贷款，因而银行大批破产会直接导致货币收缩（伯南克本人没用我的术语，但意思差不多） @felicia111:我自己觉得是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当时杠杆用到了极致，有多繁荣，就有多萧条。 @whigzhou: 这个说法伯南克讨论了并且排除了 @felicia111:1929年是全球经济危机，从货币角度看，金本位，限制了货币供应，货币供应少了，为什么物价没有下跌呢？为什么二十年代，在29年以前，同样金本位，却是极度繁荣？ @whigzhou: 1）直到1925-30年间各国才陆续完成金本位的重建，2）货币缩减到衰退也需要时间，3）价格跌了，而且跌幅很大 @利维坦B:美联储前主席说大萧条源于“恢复黄金平价”；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大萧条源于美联储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放任银行破产，严重打击人们的信心。 该相信谁？ @whigzhou: 伯南克和弗里德曼的主要分歧就体现在原帖第6-7点 @whigzhou: 弗说，联储犯下大错，没有努力扩张货币压低利率，反而做了相反举动，伯说，没错，可那不是因为联储太笨，而是金本位的内在逻辑要求他不得不这么做，只要想坚守金本位，就不可能做得更好，压低利率只能让黄金流出，储备耗尽 @whigzhou: 换句话说，金本位下，实际上不存在最终贷款人，所以一旦市场信心开始动摇，所有人——包括央行——都被迫加入了对黄金的挤兑  

【2020-11-13】 最近一些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城市规模可能带来的差异，发现之前的小镇/大城市这种区分过于粗略，不足以揭示某些重要差异。 我目前所在城市人口2万5，高出邓巴数两个数量级，从个人交往的角度看，显然算不上熟人社会，任何人身处一个公共场所（俱乐部之类不算）时，恐怕视野中绝大部分都是陌生人，可是，有三个因素使得这样的小城市和大都市在某些方面有着根本不同： 1）所有居民都处于同一个消费圈中，因为本市只有一个CBD，加上一条沿公路延伸的商业带，其中每个商家的服务半径都足以覆盖全市（且有余），而即便不处于CBD或商业带中的商家，服务半径也覆盖了全市，因为对于消费者，几公里的路根本不构成障碍，唯一的例外是那些面向 neighbourhood 的 milk bar， 2）每个人的熟人圈中的一大半都同处于这个消费圈中， 3）该消费圈中，满足每一特定类别消费需求的商家，大多只有几家或十几家，这是由商圈内人口规模所限定的，比如餐馆，虽然有好几十家，可是如果给定大致消费倾向，比如想吃日餐或意餐，那就只有小几家了， 以上几点结合起来，就意味着： 4）当几个人聚在一起谈论到某个消费话题时，交谈过程很可能导向对有限几个商家的评价，并很快达成某种主流意见， 5）当某个类别出现一个新商家时，很可能成为谈论话题，特别是像餐馆，咖啡馆，球馆，健身房，肉铺，烘培店……之类消费者乐意尝新的那些类别， 6）当某人对某商家产生不满时，他的抱怨会在熟人圈内迅速传播，因为这些熟人和他同处一个消费圈，因而乐意倾听他的遭遇， 7）以上三点可能意味着，这些商家的生存和表现，经受着消费者第一手口碑的严格约束，这种强度的约束在大都市恐怕是不存在的，大都市的商家或许经受着其他形式的约束，但不是这种，因为， 8）在大都市，你的熟人圈中的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消费类别上，都和你处于不同的消费圈中，因为多数类别的商家的服务半径远不足以覆盖全城，和你住在不同地铁线路上的同事们，不会有兴趣听你谈论你家附近某个餐馆或某家面包房如何糟糕或如何出色，而这家餐馆或面包房的覆盖半径中，没有几个你的熟人， 对于大都市，这一点可能还存在阶层和职业差异，都市白领的熟人同处一个消费圈的几率，恐怕远低于居委会大妈。 这一原理适用的消费类别中甚至包括政治，在我极为有限的社交经历中，已经听到过对好几位本市 councilor 的风议了，这表明，小城市 councilor 将被迫更多关注本地居民的切身利益，而较少意识形态色彩，不像墨尔本的几个 city council，已被一群 Greener 和 Wokeist 占领。 由此想到，可以设计两个指标，第一个是每种消费行为的本地化程度（L），这里对消费的定义可以非常宽泛，只要是自行负担成本以寻求某种满足的行为，都算，该行为的发生地对他居住地的空间依赖性越强，L值越高，个人的所有消费行为随 L值从大到小排成一个序列（C）。 第二个指标是个人与其熟识者（或曰邓巴集合）之间在消费行为上的空间重合度（R），R = SUM( Ci * Oi )，其中 Ci 为第 i 种消费占他总消费额的比例，Oi 是他邓巴集合中在该项消费上与他空间重合的人的比例，同时，他的所有消费行为中 Oi 值高于某个阈值（比如0.05）的那些，构成一个子集（S）。 由前帖可见，对于具体的个人，他的 R 值越低，则 S 的元素越少，而且各项消费是沿着序列 C 的顺序依次被排除出 S 的，即，随着 R 值升高，L值最高的那些消费首先被剔除，接着是 L值次高的那些…… 也就是说，随着 R 值的提高，熟人间谈论话题中，涉及切身利益且由个人自行负担成本的那些事情所占份额将越来越低，而那些遥远的，抽象的，空泛的，表现性的（而非以交流信息或商讨实务为目的的）……的主题，所占份额将越来越高。 依我看，1）至少对于当今美国，R值是预测一个人政治立场的良好指标，2）R值差异或许能解释政治立场差异中的相当大一部分。 中小城市相比大都市还有个显著特点，你经常会在报纸电视上见到熟人，或听到你熟知底细甚至参与其中的事情，所以给人的感觉和大都市或全国性的媒体完全不一样。 比如我所住城市的地方报纸，覆盖区域包括周边7镇1郡，约12万人，我在本地认识的人数应该算是最低水平了，但也经常在报上看到熟人，比如某牌友为自家生意登的广告，一位州议员拜访某牌友作坊的新闻，一对老夫妻决定退休并关掉他们家已营业40年的老店的新闻（占了一个整版）……，甚至我自己的名字也常出现在这份报纸上，因为该报为我们俱乐部专门留了个栏目，至少每隔两三周会报一下动态，谁谁谁最近表现好之类，通常我只要没缺席名字都会出现，每逢重大赛事，还会有通栏报道，配大照片，我至少露过三次脸了，不难想象，一位久居于此的老市民，感觉肯定会比我更亲切。  

【2020-09-16】 之前在EconTalk听了一个对宗教经济学家 Laurence Iannaccone 的访谈，其中有个观点，认为宗教在美国之所以没有经历像欧洲那种程度的衰退（以信众人数，上教堂频率，捐款等活跃度指标衡量），是因为美国有着远更自由的宗教市场，这一点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以往人们在谈论宗教自由度时，通常只关注消费方的选择自由（即个人选择信不信、信什么，入哪派的自由），在这方面，欧美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似乎已没多大差别，可是，假如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供方，便可发现差异巨大，在美国，创立新教派或组织新教会，都是完全自由的，而在欧洲，这会面临非常大障碍，有时几乎不可能，究其因，在国家权力退出宗教事务这一点上，美国做的最为彻底，而且从建国起便已实现。 刚刚又想起这个话题，于是查了些资料，发现确实如此，仅以瑞典和德国为例。 在瑞典，直到1860年之前，脱离路德教会都是非法的，1860年后，允许脱离，但只能转入另一个基督教会，这一规定直到1951年才废除，而路德宗的国教地位一直维持到2000，目前，瑞典是全欧宗教活跃度最低的国家。 在战后德国，虽然政府并不限制创立新教会，但他有个奇葩政策：教会税，这是附加在所得税上的一个特别税种（约为所得税的8-9%），不管是不是信徒都得交，收来的钱分配给合格教会，所谓合格就是具有足够规模且历史足够长，这就相当于把宗教市场变成了single payer，既已立足的教会根本不需要操心筹款的事情，这当然极大削弱了宗教市场的竞争和创新，看了下 church tax 这个维基词条，貌似这种情况在欧洲还很流行。 缺乏供方自由的结果是阻断了供方通过竞争和创新不断进化的动力，令其难以适应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宗教需求，结果是信众不断流失。 而且这种阻断的效果是非常持久的，即便现在完全放开，供给活跃度也需要好几代人才会提高到新的均衡水平，因为正如Iannaccone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解释的，宗教供给和其他商品很不一样，建立新教派/新教会需要漫长而艰苦的努力，因而供方调整有很长的滞后期。 若考虑这一滞后期，便可发现，美国宗教市场还有另一个大优势：他的供给来源从一开始就非常丰富多样，殖民时代各殖民地就分属多个教派，而此后移民浪潮中，移民宗教背景更是无所不包，这一点，加上供方的充分自由，让美国的潜在信徒拥有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比拟的多样选择，这最生动的体现在四次大觉醒浪潮之中。 由此可见，所谓美国例外，要点其实还是在于自由。 附：Iannaccone 有篇文章介绍了他的宗教经济学概念和理论框架，收录于 John Hinnells 的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2009) 第27章，有兴趣可以找来读一下。 @如玉我从来不P图: 德国可以不交教堂税的，在市政厅登记人口时候报备无宗教就可以了。年纪大一些的人很多不会退出了，因为以后还要考虑葬礼和教堂墓地的问题。年轻一代退出的很多，我认识的德国人基本没人交教堂税。 @whigzhou: 多谢指正  

【2020-09-04】 听了个podcast，在说NYT那个1619 Project，非常恶心的一个东西，甚至可以说是NYT从liberal转向commie的一个标志。 不过这倒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奴隶制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家都将奴隶制的盛行视为工资率高企乃至长期脱离生存极限的一个迹象，包括Kyle Harper在《罗马的命运》里也是这么认为，其逻辑是：保有一个奴隶的成本=维持其生存的费用（S）+控制其人身的费用（C），在马尔萨斯均衡附近，市场工资率将低到只能勉强维生，也就是接近于S，那么使用奴隶就不如使用雇工合算，所以，假如我们看到某时某地奴隶被大量使用，就意味着此时此地的经济状况显著脱离了马尔萨斯均衡。 我对这种说法比较怀疑，它背后的理论当然没错，但适用条件可能比他们想的要狭窄的多，实际上，其逻辑链的每个环节都值得推敲：1）奴隶未必需要人身控制，2）生存费用不是常数，大量蓄奴或许会因为规模经济或合作效应而降低人均生存费用，至少可以降低调剂丰缺的风险储备，3）这一理论只适用于无技能劳力，对于有技能劳力，蓄奴所节省的技能溢价或许足以抵偿控制成本。 仔细想了想，我觉得，观察蓄奴与否，以及如何蓄奴，需要考虑几个因素：某种工作所需的激励，所需技能的特性，以及这种人力资本如何形成。 依我的印象，古代最流行的奴隶其实是家务仆佣，传统家务的特定是，它所需要的技能是高度特化的，而且只能在从业过程中形成，一个好的仆人需要对他主人的习惯，口味，偏好，忌讳……了如指掌，而所有这些知识换了主人就全部报废。 随便举个例子，你可能觉得打扫房间是一项无技能工作，实则不然，实际上很多人非常抵触让随便一个人打扫他的房间，因为他对自己房内各种物品的摆放位置有一套难以言说的复杂规则，一旦打乱就很恼火，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衣食住行都是如此。 家务工作的这种特性形成了一种双边垄断：对于已经积累足够经验的仆人，他的知识技能只有一位买家，对主人，他所需要的技能也只有这位仆人能提供，依我看，凡是人力资本存在这种特性的，都倾向于形成奴役或依附关系。 但这种奴役不需要太多人身控制，因为关系终结对双方都是很大损失，主人只须将报酬维持在高于市场无技能工资水平上，便可消除仆人逃跑的诱惑。 另一种容易形成奴役的是需要高技能但不需要特别激励的工作（不需要特别激励是指产出率与激励方式没多大关系），此时奴役可以免除技能溢价，但是，假如这种高技能不是特化的，因而市场价格足够高，那就需要人身控制，许多古代君主都会将一些工匠至于奴役地位，特别是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工匠职业，比如武器制造。 暂时先想到这些。 @簪美人: 看似是人身依附性的度的问题，度的一端是不自由民（奴隶关系，如奴隶、长工、短工、匠户），往前走是分配制劳工（铁饭碗式劳动关系），其后是聘用制劳工（聘用式劳动关系），另一端是合作关系（合作关系，如主播、艺人）。 @whigzhou: 对[good]，一个相当连续的光谱  

【2020-07-17】 假设有一场演出，如果票价为200，你是绝对不会花钱去看的，但实际票价是30，于是你就买了张票，演出开始前几个小时，你去某广场吃了顿晚饭，在你吃完离开正要坐车去表演厅时，看见有人举着牌子开价500求购该演出的门票，你会卖吗？ 据研究，事实上，符合上述条件的人中，虽然有些会卖，但也有很多不会卖。 不少经济学家会对此感到迷惑，他们觉得这种行为是非理性的，或至少是偏好前后不一致的，总之是难以理解的，不过我倒觉得这并不算太奇怪，至少有两种解释可以消除其中的不一致性： 1）你手中所持门票的市值涨至500，其实为你带来了一笔意外横财（用经济学术语说，是风落收入），而一笔意外横财很可能会产生短期财富效应，改变你的需求曲线，让你觉得不妨开一次洋荤——即做出一次你原本不会舍得的消费，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你在马路上捡到一千块钱，或许会去豪华饭店吃顿你平时不会花钱去吃大餐， 2）第二种解释更简单，你买票和等待演出的过程，吊起了你对演出的胃口，此时放弃看演出的成本，已经高于买票前的值， 当然，这两种解释可能都不成立，但至少让我觉得没那么奇怪。 哦，我应该补充一点：吃饭的地方就在你家附近，也就是你最常去吃饭的地方。 【2020-07-18】 综合各位的评论，我们现在有了5种假说：1）短期财富效应，2）吊胃口，或曰轨道切换障碍，3）loss aversion，4）质量揭示，即市价暴涨提升了他对演出质量的预期，5）道德包袱，即不愿意让自己显得那么见钱眼开，我觉得都有点道理，不过loss aversion理论近几年名声不佳，实验重复不出来。 我提出的短期财富效应假说好像不太受欢迎，不过若是换作一个更特化的版本——预算约束假说——或许更容易被接受：我之所以绝不会买200元的票，是因为那超出了我为此类消费分配的预算，市价暴涨虽然提升了看这场演出的成本，但并未让我突破预算，这等价于：假如我当月捡到了470块钱，就会去看。

【2020-03-14】 @whigzhou: Johnson Administration 的认识就很到位，表达的也很清晰 @谢佩德骨头:博主对于平托车案的看法是？从本质上说，bj的方案和福特对平托车的方案一样，就是给人命标价，然后做一道计算题，得出结论——牺牲少数人的生命更划算。 @whigzhou: 人命当然可以被估价，而且随时随地都在被估价，但你这个例子举的不对 @whigzhou: 这是老话题了，不过既然被提起，我就再多说几句吧 1）人命当然可以被估价，而且随时随地都在被估价， 2）作为主观价值论者，我认为任何价值都是个人的判断，不同人对同一个东西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评估， 3）所以当我们谈论生命价值时，必须明确价值判断主体，即，谁在对谁的生命估价？『人命价值几何？』不是个完整的问题，因为首先，同一条人命在不同人眼里价值不同，其次，不同人的命，在同一个人眼里价值不同，我愿意掏10万买某甲的人头，就说明甲命在我眼里的价值低于负10万，我愿意掏10万救某乙的命，就说明乙命在我眼里的价值高于10万， 4）『生命无价』是一种修辞，没人当真，否则每家医院门口都会排满送钱人的队伍，只要世上还存在任何一个花10万便可挽救却没钱医治的病人，而你手里有10万以上却没有掏给他，就说明你对这条人命的估价低于10万， 5）对生命估价跟高不高尚有没有爱心没关系，一位愿意为孩子牺牲一切的母亲也会对生命估价，比如她有两个女儿和10万块钱，一个得了重病，送进医院，花钱如流水，此时她决定设置一个上限，当医疗费超过8万就放弃，否则另一个女儿会饿死，她缺爱心吗？ 6）当我们以金钱为指标对生命或任何其他东西估价时，其实根本上并不是在拿这些东西跟钱比，金钱只是我们为不同东西排定价值序列的媒介物，真正的比较发生在这些东西之间，而不是它们和金钱之间， 7）只要资源量存在局限，这种比较永远存在，时时存在，不可避免， 8）再说你举的例子，当一家汽车制造商在考虑了成本、定价和预期销量之后，在两种设计方案中选择了安全性较低的那种，这一决定并不是在对消费者的生命估价，而是在对『消费者将如何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估价』做预测，这一预测让他相信，不会有足够多消费者对自己的生命估价高到愿意为安全性较高的那款车型支付足够高的溢价，高到超出两款车型的成本差异，这一预测可能错，也可能对，但无论对错，都不是在对生命估价， 9）只要消费者对自己的生命估价足够高，供应商有的是办法提供安全性，重型装甲车一百多年前就有了， 10）有一种特殊语境下，我们确实可以在缺失主语的情况下谈论生命价值，那就是市场价格，这是众多个体价值判断经由市场议价过程而达致一种均衡价，它并不代表人们对生命价格的共识，而只是体现了处于边际上的那些交易者对自己生命的估价，比如一款车因其额外安全性而获得的市场溢价，等于这款车的边际买家愿意为这一额外安全性支付的价格，所谓边际买家是指实际掏钱买了的人中支付意愿最低（也就是对自己生命估价最低）的那位， 11）类似的，有很多情形可以让我们粗略的观察到某一市场领域中参与者对自己生命的估价，比如传统煤矿，雇佣兵，死罪顶包交易，都为观察此类价格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正规军士兵不是适当观察对象，因为他们的激励很大部分来自荣誉感和爱国热情），但是，再次强调，市场均衡价不代表社会对生命的价值共识，比如，假设死罪顶包的市场价为10万一条命，这意味着所有拿钱顶包者对自己生命的估价都低于10万，而不是等于10万，那些高于10万的人不会作为卖家参与交易， 12）现在回到最初引起这个话题的事情，那么，当一个镇虎在几个不同的防疫方案中做出选择时，它有没有对生命做估价呢？当然有，如果不投入资源，不加干预，会死100万，投入1千亿降至50000，再投入1万亿降至500，那为何不再投入1000万亿降至50，再投入1000000万亿降至5呢？ 13）实际上，不光是防疫，只要你把任何涉及人命的职责交给政府（几乎找不出什么职责是不涉及人命的），它就不得不做出估价，因为在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在预算约束之下，它必须决定为降低人命代价而投入资源的限度是多少，因而必须在某个点停下来，就像那位重病女儿的母亲一样，所以，是否因将防疫责任交给政府，这可以另外讨论，但你只要认可了这一前提，对生命估价就是不可避免的， 14）于是剩下的问题是：会如何定价？和市场议价不同，公共政策的价格形成是通过朕痔议价过程完成的，当局从历史经验中估测公众对死亡数的承受度，以及不同死亡数带给自己的朕痔成本，不同体制的议价机制和达成的均衡水平自然会不同，这就不展开说了，  

【2019-07-17】 @whigzhou: 最近我发现有两对概念真是太有用了，用它们可以贯通许许多多貌似无关的问题，它们是：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vs 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对抗性资源（rivalrous resource） vs 非对抗性资源（non-rivalrous resource），而且这两对概念之间本身就存在一种密切但不容易察觉的关系，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察觉这一关系的人。 @会飞是生理缺陷：排他性既与物品本身性质有关，也与法律制度有关。但竞用性只与物品本身属性有关，例：无论法律如何规定，无线电波总是非竞用的，饼干总是竞用的。由于显性知识是可复制的，所以它是非竞用的；由于默会知识难以复制，所以它是竞用的。（没搜到前人观点，猜测，不知是否对） @whigzhou: [good] @whigzhou: 而且竞用性这个译法更好 @慕容飞宇gg:没看懂。为什么默会知识是竞用的？ @whigzhou: 因为默会知识（按定义）无法经语言或其他符号化表达工具在个体间传播，只能在保有者的指导下，在特定情境下，通过交互、参与、练习等方式传授，因而该知识的每一次利用或传授，都需要占用其保有者的时间和精力，故而是竞用的 @whigzhou: 通俗说，看说明书就能学会的技能，包含的是显性知识，只有手把手教才学的会的技能，包含的是默会知识 @倪亦明不是倪匡:那些看说明书学不会，手把手教能学会，通过多媒体教学也能学会的知识/技能应该算哪一类呢？ @whigzhou: 应该还算默会知识，只是新技术消除了其竞用性，不过，默会-显性是一个连续维度，不是截然二分，能通过看视频/多媒体教程而学会的，默会程度不如需要手把手教的那些 @whigzhou: 其实，即便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用文字写下来的知识（这是显性知识的定义），显性程度也极为不同，从含混模糊的日常口语表述，到（人类学里常见的）包含大量数据的相对精确表述，到（经济学里常见的）以数学模型为框架添进大量松散内容，再到可运行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程序，显性化程度是大不一样的  

和保健品厂商一样，记者们总是热衷于使用一些偶尔从专家嘴里听来，自己却不太弄得明白的高深术语，诸如博弈，囚徒困境，自私基因，悖论，伪命题……，在众多此类术语中，『市场失灵』是颇受欢迎的一个，大概是因为它有着恰到好处的似懂非懂性——既显得足够高深，又不至于完全不知所云，很适合为进一步的社会批评、政策呼吁，乃至道义铁肩的展示做铺垫。 那么，当人们说市场失灵时，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学家那里，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指一组特定的经济现象，它们大多在本书各章中得到了讨论，包括：因所有权缺失而导致的公地悲剧，因搭便车问题而造成的公共品供给不足（第1、2章），外部性带来的无效率（第3章），因资产特化和网络效应而造成的低水平均衡（或者叫路径锁入，第4、5、6章），因单方面资产特化而造成的合约套牢（第7、8章），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柠檬市场或委托代理无效（第9章），因掠夺性定价、网络效应或先行优势而造成的自然垄断（第10、11、12章），由非理性行为导致的价格泡沫（第13章）。 何以将这些十分不同的现象归为一类？理由并不明确，常见的说法是，它们都偏离了帕累托最优，即存在帕累托优化的余地，但实际上，其中大部分跟帕累托最优无关，比如旨在消除外部性的庇古税，被征税者的福利显然减损了，所以即便我们接受基数效用论，也充其量只能在理论上实现庇古优化，而非帕累托优化，类似的，即便我们相信某种外力能够将市场从低水平均衡中拉出，或避免合约套牢，或打破自然垄断，结果也只是改进了消费者和部分生产者的福利，而低水平均衡中的特化资产持有者、合约套牢中的讹诈者、自然垄断厂商的利益，无疑都减损了，因而这些改变都不是帕累托优化。 此外，正如各章作者所指出，经济学家基于这些现象所构造的模型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有多普遍，其影响有多重要，都是相当可疑的，而那些长久以来被视为这组模型之经典案例，被广为援引和传播的故事，则多半只是信口捏造或以讹传讹，对此，本书各章已有详尽论述。 不过，无论理论地位是否脆弱，现实重要性多么可疑，当经济学家说市场失灵时，他们的意思至少是明确的，相比之下，在非专业场合，这个词的用法就变得极为狂野，我在这里打算重点讨论的，正是这一状况；还是让我从语言分析开始吧。 假如我们发现某人未能完成某项视觉任务，并说：“视觉系统失灵”——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句话的语义太含混了，有太多种可能的解读： 1）此人的（原本好好的）视觉系统此时此刻失灵了。或许是某种疾病（比如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让他暂时失明； 2）此人的视觉系统向来不灵。或许他是个盲人，或者色盲，或者深度近视，等等； 3）人类的视觉系统不灵。双眼布局造成的视野局限让人类无法（像毛驴那样）完成要求视野角度超过180度的任务，分辨率局限也让我们无法像老鹰那样看清那么远的东西； 4）脊椎动物的视觉不灵。脊椎动物视觉系统的结构缺陷造成的盲点，让我们无法完成某些特殊的视觉任务； 5）无论何种视觉系统都不灵，或，视觉系统这种东西就是不灵。比如视觉系统的定向性令它无法像听觉或嗅觉系统那样随时接收处理来自任意方向的信号，而且光信号绕开障碍物的能力也极差。 类似的，当有人说市场不灵时，其言下之意可能是： 1）这个市场本来有着某种功能，但这个市场的这一功能此时此地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表现出来，或表现不佳，一定是某种缺陷、状况或外力导致了其功能障碍，就像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时，或眼球长时间受压迫之后，出现的视觉障碍； 2）这个经济体的市场缺乏某些典型市场都有的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比如希腊的市场相比美国的市场，表现十分不同，就像色盲患者的视觉障碍； 3）相比其他类型的市场，这种类型的市场缺乏某些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比如有着中央银行、价格管制、福利制度或最低工资法的市场，和没有这些制度的市场相比，表现十分不同，就像人眼和驴眼或鹰眼的不同，脊椎动物眼睛和乌贼眼睛的不同； 4）相比人类组织协调其经济活动的其他系统（比如熟人互惠，效忠/庇护网络，封建系统，行政管制，中央计划），无论何种市场都缺乏某些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就像眼睛的定向性局限和频宽局限。 重要的不是这些可能性是否存在——对应失灵之不同含义的案例，在现实中或许都可以找到——，而是人们在谈论市场失灵时，总是将这些含义不加区别的混为一谈，当所描述的情况只能支持一种含义时，谈论者试图传达的，听众所领会到的，却是另一种含义，看到某个经济体的市场某时某刻在某件事情上有某项功能表现不佳，就轻易得出“（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不行，得试试其他系统（往往是指政府）”的结论。 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在谈论眼睛时也这么做，会有多荒唐：因为某人午休打瞌睡时手臂压迫眼球导致20分钟内无法阅读，就说他是个瞎子，发现有些人是色盲，就说人类视觉系统的颜色分辨力实在糟糕，听说存在盲点、视野局限、定向性问题，就宣称视觉比起嗅觉来简直弱爆了。 还有比这些更狂野的用法，有些人在说市场失灵时，首先暗自为它指派了一项来路不明的任务，然后指责它未能完成：市场没能让所有人脱贫致富，让人人变得积极乐观、心想事成、幸福感十足，让坏人从世间消失，再也没有纠纷、冲突、天灾、事故和疾病，创造出零污染没成本且人人喜爱的梦幻能源……可是凭什么市场必须要有这些功能呢？ 让我们看几个具体例子吧，在下文将谈论的一些事情中[1]，对市场失灵的惊呼声不绝于耳，然而惊呼者从来没有说清楚，失灵的究竟是某个特定市场，或是某类市场，还是任何或全部市场，更没有讨论过它们各自可能引出的政策含义有何不同。   为何私人企业在某些产业表现如此糟糕？[2] 2011年4月，云南玉溪一家幼儿园，一位儿童因异物阻塞气管窒息，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园主竟伙同雇员偷偷将尸体埋到山上。 此事令舆论一时哗然，如同往常一样，记者们也迅速找出了事件中的污点：这所幼儿园是民营的，且属非法办学，缺乏“资质”、未经教育局批准，且已屡次被责令停办。 实际上，类似污点在以往各种质量和安全事件中屡屡占据显著地位，黑心私人作坊、黑心摊贩、黑心民营医院，等等，似乎民营与黑心总是天然的联系在一起，而缺乏资质、许可和执照本身便成了认定其责任的难逃罪状。 可问题是，在我们听到的幼儿园事故中，国营的并不少见，比如2001年南昌广电中心艺术幼儿园烧死13个孩子的火灾，该幼儿园背景又红又正，资质更是健全而雄厚；民营幼儿园在总体上是否比国营的更不安全，我们还没有统计数字可供判断。 不过，难以否认的是，确实存在一些行业，民营企业在质量和安全上的表现明显不如国营的，比如，到处散发欺骗性医疗广告的，多半是民营医院，在民营加油站加到劣质油的概率，也远高于国营连锁油站。 这一相关性，似乎支持了行业准入限制、管制、甚至国有化的必要性：瞧，这些敏感行业国家就应该管起来，否则消费者面对的将是和黑医院黑油站一样的黑心商家；果真如此吗？首先，民营/缺乏资质和质量/安全之间表现出的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况且，这一相关性本身就是可疑的，看看别的行业，食品和餐饮同样是质量安全高度敏感的，但在麦当劳和国营食堂之间，消费者对哪个更放心？即便在医疗业，私人经营的长庚医院，其服务质量和口碑也为绝大多数国营医院所难以企及。 假如我们对比各个行业的情况，不难发现，那些早已拆除准入门槛、开放私人投资、国企基本退出或不拥有特权的行业，民营企业在规模化、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安全性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其表现与开放之前国企的长期麻木和停滞形成了鲜明对照，而民企黑幕重重、事故频仍、欺诈横行且长期看不到改善的领域，通常都是准入门槛高企、管制重重、国企享有特权或垄断关键资源的行业。 这一对照强烈暗示着另一种因果关系：正是管制将民企长期压制在地下或半地下的灰色状态，随时可能面临清理整顿、打击恶性竞争、优化组合、被国企强行兼并的命运，投资经营者朝不保夕，才让行业陷于黑暗低劣的状态，比如发生埋尸案的幼儿园，因没有牌照而屡屡被责令关闭，不断更名和搬迁以躲避检查，处于这种状态下，他们怎么会愿意在规模化、经营管理规范化和品牌形象建设上做长期而持续的投入？ 朝不保夕状态下的理性策略，就是将投资规模控制在最低水平，以降低被关闭的代价，其中当然包括管理、质量和安全上的投入，低调不张扬以免惹来关注，而这与品牌建设恰好背道而驰；同时，将资源转而投入于寻求与官员和黑社会建立庇护关系，这样既可逃避管制，同时也补偿了质量安全上的低投入所带来的风险，因为这些庇护资源可以帮他们在需要时摆平事情。 这是一个逆向淘汰机制，把那些愿意长期投入、有志于建立百年品牌的企业家赶出了这些行业，也让善良诚实守法、不屑与黑暗势力为伍、以东躲西藏苟且屈膝胯下求生为耻的公民避之犹恐不及，因而，管制先创造了一个浑水泥潭，然后以其浑浊为理由论证管制的必要性，这是又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更不幸的是，由于管制将经营者预先置于非法状态，当事故发生时，他们丧失了循正当途径解决的条件，而倾向于更黑的手段，或寻求庇护势力摆平，或自己铤而走险；学龄前儿童原本就处于高危年龄段，事故死亡率比青少年高许多，尤其是在不发达社会，所以幼儿园经营者无不日夜提心吊胆，从事发后的恐慌反应看，本案的经营者在避免事故上有着足够的激励，可同样的激励却将其行为引向了不同于常理的方向，他们知道因为没有牌照，诉讼结果会很不利，而在事先，非法状态也让他们无法购买保险，只好选择了最恶劣的做法。 【后记】 在上文的情境中，市场确实失败了，它败于政府强制之手，因为政府根本不让它光明正大的发育。一个产业若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就无法指望它会健康发展，因为地下状态妨碍了信息的充分流动，而这正是品质提升所需要的，地下状态也会形成对参与者的逆向淘汰：驱逐良民，吸引恶棍。 娼妓业是个典型的例子，禁娼制度下的娼业往往被黑帮（还有与之合作的腐败官员）所控制，妓女处境常十分悲惨，有时近乎于奴役状态，然而在娼业合法的经济体中，妓女的处境并不比其他服务业从业者差多少，顾客被讹诈勒索的机会也并不更高。   为何虚假医疗广告如此肆无忌惮？[3] 2009年初，卫生部和广电总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通告，用四个以“一律不准播放”结尾的排比句，重申了对医疗健康类电视广播节目这种变相医疗广告的禁令。类似的禁令我们已见过多次了，最显著的一次是在2006年8月，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医疗广告全面宣战。后来，战火又蔓延到了互联网，2008年的百度危机便发端于医疗广告（同样的危机在2016年以更大规模暴发）。然而，对于医疗广告泛滥和欺诈横行的局面，这一次又一次语气强硬的禁令和声势浩大的扫荡，恰恰显露了政策执行的失败。 画面恶俗、言辞蛊惑、称述充满误导和欺诈的医疗广告，充斥着各种媒体，这场面确实恶劣而难堪；然而情况恶化到这步田地，却不是因为缺少法规和禁令，我们从不缺少三令五申、严厉打击和彻底杜绝；关于医疗广告，我们有着全世界最严厉的限制：除了通常被印在名片正面的那些信息之外，医疗广告不得包含任何内容，甚至不得提及疾病名称、药物和治疗手段，更不能提及与疗效有关的任何字眼。这些条文带给人们的期待，与现实情景形成天壤之别。 虚假医疗广告轻则骗人钱财，重则夺人性命，无论何种都是刑事犯罪，如今其泛滥之势既已严重到各大部委屡屡联合打击的地步，想必大量虚假陈述已经做出，众多患者已经被误导，不少伤害已经造成，奇怪的是，我们却很少听到有谁为此而坐牢，更没有听说刊登这些广告的媒体因此而赔到破产，甚至很少有诉讼被提起（这些四处打广告的家伙，莫非执法部门比患者更难找到他们？）；相反，我们听到的只是一道又一道的禁令。 如同其他领域常见的那样，每当一种不良现象出现时，有关部门不是去找出那些侵权和犯罪者，作出处罚或提起诉讼，而总是选择对产生该现象的行业颁布一刀切式的禁令，对依靠这一行谋生的人群施加集体惩罚。这种做法，使得秩序的维持依赖于持续的行政压力，一旦风头过去，不良现象便重新泛滥；更严重的是，一刀切的行政管制，摒弃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机会，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纠纷引入到行政命令而非法治的框架之下，与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医疗广告之所以敏感而需要慎重管理，不是因为患者不需要信息，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太需要信息，过度急切的心情常常让他们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关注，所谓病急乱投医，使得他们很容易被虚假广告所欺骗；然而，帮助他们的办法不是蒙上他们的耳朵，相反，应该让他们多听，有机会获得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是他们提高鉴别力的前提。 广告是企业实施产品和服务差异化，建立品牌认知的必要手段，如果这一手段被剥夺，所有企业都会向可能的最低标准靠拢，最终市场上充斥着无差异产品；以广告为基础的品牌进化过程，是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消费者不断走向成熟所依赖的市场机制，也是有远见、负责任的企业获得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广告还有另一个作用，它也是那些频繁改头换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蒙一票算一票的江湖骗子用来招摇撞骗的手段。 那么，一刀切禁令打击了哪一种呢？显然前者遭受的打击更大，那些踏实经营、忠厚本分的企业，在设备、人员、技术、产品研发上作出了巨大的投入和长期的积累，现在被告知不得向消费者宣扬这些优势；更无奈的是，已经积累的巨大资产迫使他们避免冒犯法律的风险，对他们来说，勒令停业、吊销执照、甚至仅仅是通报谴责，其代价都是无法承受的。相反，对于江湖游医，这方面的机会成本低得多，他们原本就没有长远打算，设备场地都是租来的，随时准备跑。 结果是，大医院、大药厂被驱逐出了医疗广告市场，只剩下游医在那里招摇撞骗，令他们惊喜的是，没有大医院跟他们竞争报纸版面、电视时段和患者的眼球，广告费更便宜了，而他们的覆盖率也更高了。这一结果自然不是管理部门所期望的，开放医疗广告，同时惩罚和起诉误导和诈骗者，才能改变当前糟糕的局面。大企业或许也会不负责任，拿自己的品牌开玩笑，但市场自会惩罚他们，三鹿蒙牛的例子已经表明了，数十亿投入打造的品牌，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的；而这一惩罚，绝非来自禁令，而仅仅是因为信息可以畅通无阻的传递到每个消费者。 【后记】 市场不是飘在太空中的一团空气，它需要一整套深厚的制度基础来支撑，财产权要得到保护，契约要能够执行，债务能够追索，责任能够认定，侵权会被矫正，自愿交易不被强行压制，信息被允许传播……这些条件从未完美成立，但有些经济体比另一些要好得多，其市场表现自然不同，在此意义上，某些特定市场确实很失败，那是因为它们赖以发育成长的文化/制度环境过于糟糕，这就好比，缺乏某些微量元素（比如硒）会造成视力发育不良，所以某些人确实视觉失灵了，但不能因此就说视觉比嗅觉弱爆了。 在上文所涉及的场景中，那些发布虚假广告、欺诈消费者的厂商，其实很少被起诉和定罪，执法机构所做的，只是在场面变得过于难看时，抡起棍子将整个行业不分良奸痛打一顿，这显然不是市场发育的好环境。   服务业的格雷欣法则[4] 2011年春节期间，接连在香港和澳门各发生了一起游客与导游之间的冲突事件，第一起是双方互殴，结果旅行社破财消灾、息事宁人，第二起据说是游客单方面殴打导游，结果引发导游同行群情激愤，恐怕要打一场官司了；受此事件震动，一些呼吁行业自律和自保机制的声音再度在港澳旅游业界出现，甚至包括了建立游客黑名单之类的提议。 自2002、03年内地赴港澳旅游的限制逐步解除以来，内地游客大量涌入港澳，导致港澳旅游、博彩和零售业的迅速增长；伴随这一增长，内地游客与导游间的冲突和暴露港澳导游不良言行的丑闻也在不断增加；对此状况，有人哀叹香港旅游服务的品质正在随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要求加强自律的呼声不断，而政治家也不失时机的跳出来，断言仅凭自律不够，要引入行政监管。 对于急切寻求制度性措施来避免冲突、改进行业状况的人们，重要的是要弄清导致上述变化和冲突的原因和机理；在我看来，变化的主线，是伴随消费群的变化而发生的一个劣币逐良币过程，或者说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在起作用；劣币逐良币的意思是，商品的某项品质，若分布于一个消费者无法分辨、或即便有所分辨也不影响其选择的区间，那么，该品质最终将下降到这一区间的下限，即，品质高于该水平的商品将从市场消失。 格雷欣法则的原理很简单，创造和提供品质都是有成本的，若额外的品质不能影响消费选择，厂商自然不愿意负担这项成本；但格雷欣法则的现实表现却十分复杂，要判断消费者能或不能分辨哪些信息，哪些环节导致了信息障碍，信息最终如何影响消费选择，并不容易。 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当一个市场突然涌入大批缺乏经验和辨别力的新手时，格雷欣法则便会启动，此时，我们通常都会听到那些老达人们哀叹：行业被做滥了；在餐饮、影视、新闻、教育等行业，当消费群突然扩大时，我们都看到过类似的过程，港澳旅游业遭遇的不同只是，市场并非原地放大，而是从外部涌入，或许澳洲的国际教育业是个恰当的参照。 一个对格雷欣法则的普遍误解是，它会导致行业品质的全面恶化，其实这只有当仅存在一个可识别的品质区间时才会发生；显然，便士铜币不会驱逐先令银币，而只会驱逐成色比它好的便士铜币，每个品质区间都向其底部靠拢，最终行业将分化成几个泾渭分明的品质档次；所以，格雷欣过程并非悲剧，相反，它恰恰是质量和价格信号体系得以演化的关键机制。 起初，随着市场突然放大，许多旅行社发现扩大业务规模比确保服务品质更有利可图，当其他旅行社发现他们的品质坚守并未获得消费者亲睐时，格雷欣过程便启动了，一段时间内鱼龙混杂，似乎一切都在恶化，然后抱怨、冲突、丑闻开始泛滥，但恰是这时候，建立品质鸿沟的机会来了。 一些商家会适时跳出来宣布：我们只做高端业务；假如他们是认真的，将会从商业模式、形象识别、价格水平、业务渠道等方面，构筑全面的隔离栅栏，甚至旅行社这种名字都可以放弃；格雷欣过程所导致的局部一致化，和不同档次之间刻意拉开距离的努力，将共同完成质量符号体系的构建，通过品质离散化，消除了庞杂和连续性带给消费者的识别障碍，这期间将伴随着同质厂商之间的联盟和兼并过程，或许行业协会也会随之而分裂。 那些致力于产业制度改良的人们，需要明白的是，好的产业不必是创造最优品质的产业，而是最能满足需求的产业，抱怨和纠纷并不是品质差的结果，而是品质不符合预期的结果，你不会因为在地摊上买到低档货、或在大排档里吃出根头发而恼羞成怒，所以，重要的是让市场发展出鲜明清晰、不易混淆的质量识别符号系统；上面描述的演化过程，尽管只是设想的，但其他产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值得期待的。 【后记】 有些人将某个产业在某个时期商品质量或服务水准下降，或者他苦苦期待的品质提升始终没有出现，也称为市场失灵，可是，厂商是为消费者愿意为之付钱的真实需求而生产的，假如消费者收入太低，或宁愿将有限预算留给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或对某类商品尚缺乏消费经验和鉴别力，尚未养成挑剔口味，那么，他们可能都不会像评论者所想象的那样将品质列为优先考虑，不愿为之多掏很多钱，为此而痛心疾首，不过是何不食肉糜的另一个版本而已。 有时候，某一行业品质普遍下降甚至是市场表现良好的反映，仅仅二十年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出国旅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现在连许多中低收入者也能负担得起欧洲十日游了，当这一大群低预算、无经验、鉴别力缺乏的消费者迅速涌入该市场时，行业的服务品质当然需要拉低，否则如何能以与其支付愿意相匹配的价格提供服务？   博傻游戏中的失败者[5] 2011年初，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炒家们，又给我们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博傻游戏（greater fool），首批上市的份额化艺术品中的两件画作，价格在50天内被推高了17倍，其中《黄河咆哮》市值一度达到令人乍舌的1.03亿元，随后，在经过9天停牌之后，前天复牌首日又双双跌停。 大概极少有人会相信一位二三流画家的作品的市场价格会长期维持在上亿的水平，每个在此价位买入的炒家，只是相信他能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炒家，换句话说，我犯傻没关系，只要我不是最后那个傻瓜就行；这样的博傻游戏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新开辟的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收藏品市场、权证和A股创业板，都上演过类似的疯狂。 每每这样的情景出现，我们总会听到“市场变赌场”的惊呼和“强化管理”和“规范市场”的呼吁，许多人认为，任由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会恶化市场环境，降低市场的投资价值，最终使市场丧失创造流动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然而，这些担忧是多余的，确实有许多因素会破坏市场的功能和价值，比如信息的不透明和产品的非标准化，但博傻游戏不在其列，这是因为，博傻是不可持续的游戏，博傻策略的取利对象，并不是价值投资者，而是他们的同道——其他博傻者，因而从长期看，它会自动将自己从市场的策略分布中驱逐出去，而即便它能继续存在或卷土重来，也伤害不到理性的价值投资者，因而也伤害不到市场的健康发展。 每一个回合的博傻游戏最终都会崩溃，而崩溃点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该游戏的效果实际上相当于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每次从博傻者中随机挑出一批倒霉蛋，他们的尸体被搬走，剩下的博傻者瓜分他们的遗产；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上，无论如何每天总会有若干具尸体被搬走，那么，希望市场健康发展的人们，难道不希望被抬出去的，是那些主动采用非理性策略的参与者？ 显然，对于奉行价值策略的投资者来说，一个存在众多博傻者的市场，（用格雷汉姆（Benjamin Graham）的话说）是更友善的“市场先生”（Mr. Market），因为它会时不时以远远出乎你意料的高价格，送给你一个个超额实现投资价值的机会；有人或许会问，假如博傻者总是将价格推高在离谱的水平，价值投资者就没有机会进入，市场怎么健康发展？ 但这不是博傻游戏的特点，泡沫总是短命的，一旦有风吹草动，博傻者比的就是谁跑得快，由此造成的恐慌常常将价格拉到低的离谱的水平，而这时，市场先生又从另一个方向对价值投资者表现出其慷慨和友善：送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低价买入的机会；对此，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所以，呼吁对博傻行为进行管制的，不会是价值投资者，他们没有理由为此担忧，面对价格泡沫，假如他们手里有货，理应大喜过望，假如没货，也乐得看个热闹；有理由大声疾呼的，只能是俄罗斯轮盘里那些不幸躺下的倒霉蛋，他们既要享受豪赌的快感，又不愿面对输个精光的后果，这就好比那些毫无道理的疯狂抢购囤积食盐的家伙，事后却要求超市接受原价退货，天下岂有此等好事。 任何交易制度和监管政策，当然不应满足这样的无理要求，那些一心只想着丰厚的回报，却将最起码的风险原则抛诸脑后，指望交易所和监管当局替他们挡开所有危险，最好在输掉后还能讨回本钱的所谓“投资者”，理应被横着抬出市场，幸好，博傻者们会自己干这份累活儿，他们是市场的义务清道夫，这也是每出博傻游戏的美妙结局所在。 【后记】 有人好赌，并且赌了，然后输光了，这有什么不对吗？或者考虑更纯粹的情形：有人不想活，并为此而行动了——找了根绳子把自己吊起来，然后死了，这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你觉得这也算市场失灵，那只是暗中为市场假设了它本不具备的功能，毕竟没有人宣称“拯救所有不想活的人”是市场之必备功能，市场可以让不想活的人方便的买到价廉物美的绳子，当然，如果他回心转意，也可让他更容易找到一家心理诊所。 市场并不担保所有人都获得成功，相反，通过创造性毁灭过程将失败者清除出系统，倒是市场的标准功能。 注： [1] 以下内容摘自我2009-2012年间写的几篇评论文章，稍有改动，原文可在我的博客上找到：https://headsalon.org/ [2] 原文《从埋尸案看民企的逼仄地位》 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1977.html [3] 原文《医疗广告宜疏不宜堵》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470.html [4] 原文《港澳旅游业的劣币逐良币过程》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1616.html [5] 原文《博傻游戏伤不到市场》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1702.html  

【2016-05-13】 @海德沙龙 《自由市场环保主义》 环境问题向来都被视为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许多经济学家也认为，市场本身无法处理像环境污染这样的“外部性”问题，良好环境是一种“公共品”，只能由政府提供（以管制或庇古税的方式），可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都告诉我们，自由市场能够处理环境问题 @whigzhou: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有益的，像外部性、公共品、帕累托最优等概念，对不同税种之经济性质的分析，等等，但许多自以为是的福利经济学家总是得出一些可笑的结论，然后就被现实打耳光，比如他们总是认为收益未能内化的产品不可能由私人企业提供，或至少是供给不足的，需要政府补贴， @whigzhou: 可是谷歌服务的收益内化了百分之多少呢？开源社区呢？维基呢？所有这些产业需要多少政府补贴才算够？ @whigzhou: 还有，在书呆子福利经济学家看来，像基础研究这种不能带来短期利益即便带来了也不是一家独享的事情，私人企业是不可能去做的，事实上呢？贝尔实验室，IBM实验室，1960年代由石油企业引领的地质学革命，耳光piapia的～ @whigzhou: 更好笑的是，当私人企业在诸如此类看不到眼前利益的事情上表现过于热情时，另一批经济学家又会跳出来大叫：泡沫！泡沫！急杀太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