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2024-02-23】
@whigzhou: 听podcast，又撞到有人在衍生品问题上胡喷，据那位嘉宾经济学家说，如今（2017年）金融市场的规模已远远超出了那些金融产品底下的实体资产的价值规模，所以肯定是不健康的，无疑是某种机制鼓励了过度投机和交易泛滥，
诸如此类的说辞我都听烦透了，
这事情我在2010-11年早已说的很清楚（见《自私的皮球》第16章各节），衍生品的功能是风险的价格发现，而价格发现所需要的交易量，和其价格有待发(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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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23】
@whigzhou: 听podcast，又撞到有人在衍生品问题上胡喷，据那位嘉宾经济学家说，如今（2017年）金融市场的规模已远远超出了那些金融产品底下的实体资产的价值规模，所以肯定是不健康的，无疑是某种机制鼓励了过度投机和交易泛滥，
诸如此类的说辞我都听烦透了，
这事情我在2010-11年早已说的很清楚（见《自私的皮球》第16章各节），衍生品的功能是风险的价格发现，而价格发现所需要的交易量，和其价格有待发现的商品的总市值没有关系，这就好比，赌球是胜负几率的发现机制，而赌球市场的规模和被赌的那些比赛的总市值没关系，
既然没关系，过度与泛滥就无从谈起，
举个更下流的例子或许更容易理解，Tinder上的活跃用户数，相当于价格有待发现的商品总量，用那位蠢嘉宾的话，也可以所是实体资产价值，而Tinder用户用手指头在屏幕上向左向右划拉的次数，就是价格发现过程的总交易量，再蠢也能理解，让Tinder市场顺畅运转（顺畅的意思是价格被充分发现出来了）所需的总划拉次数（S）和活跃用户数（U）并无固定比例关系，你不能因为S>100*U就说划拉过度了，
【2022-06-23】
@tertio 我用最简模型琢磨了一下两种经济的不同。如果将市场简化到两个人：A和B，A给B做面包，B给A做衣服。在一种社会形态里：A和B都很勤俭，A不挑面包好坏，便宜就行，B不挑衣服好坏，也是便宜就行，这样A和B享受到的服务就越来越差，但经济上是平衡的。在另一种社会形态里，A和B对质量有越来越高的要求，B可以吃到越来越好的面包，A也可以穿到越来越好的衣服，虽然面包和衣服都会越来越贵，但由于大家收入越来越高(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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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3】
@tertio 我用最简模型琢磨了一下两种经济的不同。如果将市场简化到两个人：A和B，A给B做面包，B给A做衣服。在一种社会形态里：A和B都很勤俭，A不挑面包好坏，便宜就行，B不挑衣服好坏，也是便宜就行，这样A和B享受到的服务就越来越差，但经济上是平衡的。在另一种社会形态里，A和B对质量有越来越高的要求，B可以吃到越来越好的面包，A也可以穿到越来越好的衣服，虽然面包和衣服都会越来越贵，但由于大家收入越来越高，经济上也是平衡的。
@whigzhou: 两人经济体其实比多人经济体还更难分析，双边垄断博弈，均衡点很不可知，A想穿更好的衣服，去跟B商量：你想吃更好的面包，就得给我做更好的衣服，这个交易提议可能带来何种改变不甚可知，假如A每天多花5分钟把面包烤好一点，能不能说服B每天多花1小时把衣服做好一点呢？
@whigzhou: 在缺乏市价可供参照的情况下，质量改进和闲暇的价格是很难谈判的，首先，双方都不会暴露自己的价格曲线，其次，即便暴露了，那问题就转变为消费者剩余的分配问题，而这会面临与海盗分金类似的难题
【2022-06-15】
@whigzhou: 最近几个月逛超市的经历，让我更加相信名义价格刚性确实是存在的，
这轮通胀中，超市（如名义价格刚性理论所预料）似乎很不情愿直接提高既有商品的标价，许多同类中价格最低的商品直接从货架上消失了，我特意留心观察了其中几种，已经断货几个月了，包括几种雪糕和抽纸，同时出现了几种新品，价格明显高一大截，
这些超市是没法通过减料来维持名义价格不变的，他们的回旋余地只有：1）减少打折，2）(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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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15】
@whigzhou: 最近几个月逛超市的经历，让我更加相信名义价格刚性确实是存在的，
这轮通胀中，超市（如名义价格刚性理论所预料）似乎很不情愿直接提高既有商品的标价，许多同类中价格最低的商品直接从货架上消失了，我特意留心观察了其中几种，已经断货几个月了，包括几种雪糕和抽纸，同时出现了几种新品，价格明显高一大截，
这些超市是没法通过减料来维持名义价格不变的，他们的回旋余地只有：1）减少打折，2）换上新品，可是：1）同类中价格最低的那些本来就不太会打折，2）换新品需要时间，所以有些就只能断货了，
至于其他零售商的非包装商品，估计会有减料现象存在，不过我没有机会观察，
【2021-12-18】
美国在70年代之前和之后的增长模式十分不同，Tyler Cowen 在 The Great Stagnation 里提出过这个问题，后来 Robert Gordon在《美国增长的起落》里有更详尽的描述，
Cowen 指出的现象是清楚的，但他的分析不得要领，简单说，他认为原因是容易摘到的果子都已经摘掉了，新的增长点很难找，而他开出的药方是多多支持科研，指望从中冒出像汽车那样的足以掀起大消费浪潮的大创新，
问题是：
1）有没有迹象显示，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的创新活动减少了，或创新激励减弱了？依我看，众多线索都指向相反方向，
2）何以认为这种增长模式转变是个需要治疗的毛病，因而需要你来开药方？更具体的说，当你对一国经济表现做长时段比较时，GDP增长率是不是恰当指标？如果GDP增长率放缓是社会富裕化的自然结果，那又有什么可担心的？
完全有可能，GDP这种特定的度量方法，会倾向于高估某些类型的福利改进，而低估另一些类型的福利改进，而后者在富裕社会的增长中占比更高(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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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8】
美国在70年代之前和之后的增长模式十分不同，Tyler Cowen 在 The Great Stagnation 里提出过这个问题，后来 Robert Gordon在《美国增长的起落》里有更详尽的描述，
Cowen 指出的现象是清楚的，但他的分析不得要领，简单说，他认为原因是容易摘到的果子都已经摘掉了，新的增长点很难找，而他开出的药方是多多支持科研，指望从中冒出像汽车那样的足以掀起大消费浪潮的大创新，
问题是：
1）有没有迹象显示，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的创新活动减少了，或创新激励减弱了？依我看，众多线索都指向相反方向，
2）何以认为这种增长模式转变是个需要治疗的毛病，因而需要你来开药方？更具体的说，当你对一国经济表现做长时段比较时，GDP增长率是不是恰当指标？如果GDP增长率放缓是社会富裕化的自然结果，那又有什么可担心的？
完全有可能，GDP这种特定的度量方法，会倾向于高估某些类型的福利改进，而低估另一些类型的福利改进，而后者在富裕社会的增长中占比更高，因而在同等福利改进速度下，富裕社会测量到的增长率更低，
早先我曾指出这种可能性，为解决这个问题，更早时我还提出过一个类似恩格尔系数的指标，
当年读完 Cowen 那本书时，我的思考大概就停在这个位置，今天突然又想起这个问题，发现，其实我能在理论上证明，前面提到的低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这里的关键是生产函数中的要素特性，以及这种特性导致的边际成本曲线形状，会随社会富裕化而向特定方向改变，这一改变将导致GDP增长率对福利改进的系统性低估，
生产要素的一个关键特性，是它的竞用性（rivalry），即，当它被用于一件产品的生产时，多大程度上还能被用于另一件产品的生产，比如，一磅面粉，若被用来制造某个面包，就不能被用来制造另一个面包或其他任何东西了，所以面包生产中的面粉是完全竞用的，再如GPS信号，被一辆车用了，丝毫不影响其他车用，所以是完全不竞用的，
但竞用性不是二值的，有些要素介于两者之间，比如道路对于通行者，当拥挤度很低时，完全不竞用，通行人数到达某个程度时，开始显得有点拥挤，竞用性便出现了，拥挤到一定程度，每加入一位通行者必须挤出另一位，就成了完全竞用，
一个池塘对于钓鱼者的情况与此类似，
各种要素中有形原材料都是完全竞用的，机器厂房等有形资产通常是高度竞用的，有些是完全竞用的，无形资产的竞用性通常较低，比如专利权和著作权，完全不竞用，组织结构是竞用的，但程度比有形资产低，商誉也是低竞用的，知识的竞用性则随默会度而异，越是难以言传的默会知识，竞用性越高，越是显性知识，竞用性越低，
再来看产品，生产一种产品所用到的要素组合中，可能包括竞用程度不同的要素，假如我们为其中每种要素赋一个从0到1的竞用性值，并按其在成本中所占比例加权求和，便得到一个介于0到1之间的指标，不妨称为该产品的生产要素竞用强度（R），
这个指标的重要性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产品的边际成本曲线的形状，竞用强度越高，曲线越平缓，即单位生产成本随规模提高而下降速度较慢，竞用强度越低，曲线越陡峭，单位生产成本随规模提高而急剧下降，
依我看，一个很明显，在统计上也很容易验证的事实是：当一个社会从贫穷向中等收入发展时，其福利改进主要表现为有形产品消费量的增加，对应的生产增量大多是高竞用强度的，而在那些已经富裕的社会，福利改进主要表现既有消费品质量提升以及无形消费品和服务的增加，对应的生产增额大多是低竞用强度的，
进而，若生产增量所涉及产品是高竞用强度的，在数量上将更多表现为“价格不变，数量增加，金额增加”，因而GDP增长，反之，若生产增量所涉及产品是低竞用强度的，在数量上将更多表现为“价格不变，质量提高，金额不变”，或“价格降低，数量提高，金额不变”，因而GDP不变，
这是因为，若一种产品的竞用强度很低，边际生产成本随规模急剧下降，厂商就会倾向于低价扩大市场的策略，因为多卖出一份产品带来的额外成本很少，有时甚至为0，
【2021-12-19】
@叶子疏: 马斯洛金字塔的上层难以以单纯价格衡量的意思？大概主要是信息革命的非物质产品，例如在线电影，视频电话和互动网站比起前代产品如剧场演出几乎是免费提供
@whigzhou: 对，但不止于此，许多有形商品的生产函数中，低竞用性要素的成本比重也大幅提高了
@whigzhou: 比如有一类提高来自组织/管理变革导致的默会知识显性化，而显性化降低了知识的竞用性，进而让边际成本的下降更陡峭
@whigzhou: 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是连锁快餐业，原本，经营一家餐馆所需知识都是默会的，大多存储在老板脑子里，麦当劳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知识显性化，变成几千页的操作与培训手册，而显性化的知识可以低成本大量复制
@whigzhou: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机械化和自动化也是一种默会知识显性化的过程，比如，要让一台机器完成纺纱任务，你必须把纺纱过程的每个动作和给料步骤清晰描绘出来，经此描绘，知识即被显性化了
【2021-11-03】
发现 Russell Roberts 的访谈真会掐时机，在弗里德曼死前两个多月采访了他，还是两个多小时的长篇访谈，科斯死前一年多又采访了他，两个老家伙都当时快说不动话了，
不知道下一个被他采访死的会是谁，Thomas Sowell?
听了科斯的访谈，发现张五常好多牛逼哄哄的话，其实都是在学科斯的舌，比如对博弈论的鄙视和攻击，科斯那辈人这么想可以理解，属于代沟问题，你一小后生也跟着起哄，就只能算无知了，
科斯对博弈论的攻击，看来只是他整体上反理论化倾向的一种表现，这种倾向里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所针对的一些具体现象也确实毛病不小，问题是科斯无法把这一倾向以某种自洽的形式表达出来，因而只能停留于一种好恶情绪，当然，(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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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03】
发现 Russell Roberts 的访谈真会掐时机，在弗里德曼死前两个多月采访了他，还是两个多小时的长篇访谈，科斯死前一年多又采访了他，两个老家伙都当时快说不动话了，
不知道下一个被他采访死的会是谁，Thomas Sowell?
听了科斯的访谈，发现张五常好多牛逼哄哄的话，其实都是在学科斯的舌，比如对博弈论的鄙视和攻击，科斯那辈人这么想可以理解，属于代沟问题，你一小后生也跟着起哄，就只能算无知了，
科斯对博弈论的攻击，看来只是他整体上反理论化倾向的一种表现，这种倾向里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所针对的一些具体现象也确实毛病不小，问题是科斯无法把这一倾向以某种自洽的形式表达出来，因而只能停留于一种好恶情绪，当然，科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表达，因为那需要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化，甚至比他反对的那种理论化更理论化，也就是哲学思考，
听了他的一些具体抱怨后，我琢磨着，他真正反对的，其实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化，
让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自下而上的理论化，毕竟这是我刚刚发明的一对术语，
比如你研究了一家牙膏制造商，从中得到一些有关牙膏生产（或分销/定价/成本结构……）洞见，你想，或许这些道理也可适用于其他牙膏制造商，于是你把更多牙膏制造商纳入你的研究，然后，你最初那些见解中，有些得到了保留，有些被排除了，有些可能被修正了，但只要其中一部分得到了保留，你就完成了对这些见解的一次*一般化*，得到了一些比这些原始见解更一般的*理论*，
此类过程可以反复迭代，你可以把研究扩大到日化品制造业，然后整个制造业，或整个化工产业，或所以营利性私人企业……
对这样的理论化，我想科斯是不会反对的，
他反对的其实是一种相反的过程，先发明一套概念和理论，然后用它去解释现实，当然在解释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需要将它具体化，于是便在理论内核外面衍生出一层又一层外围理论来解决使用内核理论时碰到的各种困难，这样的过程就是自上而下的理论化，
历史上，最典型的自上而下理论化就是牛顿体系的构建和扩展，
无需多言，这两种方向的理论化都是有价值的，恐怕科斯也无法反对牛顿体系创立的价值，
当然，他是在社会科学语境中谈这些事情的，
可是社会科学中的自上而下革命同样富有成果，边际分析，均衡，价格理论，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都是自上而下的方法，
科斯本人的最大贡献当然也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概念横空出世全面刷新了整个经济学学科，还部分刷新了政治学和法学，
可是他对此好像并不开心，他的一句名言是（大意）：科斯定理不是我发明的，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访谈中，他对受他启发而试图将他的见解理论化的那些努力显然十分不以为然，
可见哲学家还是有事情可做的，
@宁静投资-秦:是归纳和演绎吗？
@whigzhou: 和归纳/演绎没关系，自下而上就是奉行*最小程度一般化*原则，其最初洞见可能来自单一案例，而非归纳得来，然后小心翼翼的加以推广，每步推广的幅度不超出其能实际获取材料的范围
@whigzhou: 科斯反复宣扬的所谓真实世界经济学，大意便是如此，我也是听了这个访谈以后才弄明白
【2021-08-27】
记一下我听过的 podcasts，按时间顺序，
1）BBC：The English We Speak，偶尔听几段，还不错，短小精悍，4星，
2）10 Blocks，是 City Journal 的官方podcast，主题是美国都市的公共事务，3.5星，
3）Quillette，内容不如他们的文章好，而且后来植入的广告越来越长，放弃了，3星，
4）Tides of History，比较主流的历史主题，念诵而非访谈型，4星，
5）Economics Detective Radio，经济学为主，但不限于经济学，5星，可惜播主今年读完博士生娃找工作，基本上停了，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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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7】
记一下我听过的 podcasts，按时间顺序，
1）BBC：The English We Speak，偶尔听几段，还不错，短小精悍，4星，
2）10 Blocks，是 City Journal 的官方podcast，主题是美国都市的公共事务，3.5星，
3）Quillette，内容不如他们的文章好，而且后来植入的广告越来越长，放弃了，3星，
4）Tides of History，比较主流的历史主题，念诵而非访谈型，4星，
5）Economics Detective Radio，经济学为主，但不限于经济学，5星，可惜播主今年读完博士生娃找工作，基本上停了，
6）EconTalk，经济学，优点是播主 Russell Roberts 不光自己讲话很清楚，而且很擅长通过提问诱导嘉宾把话讲清楚，缺点是视野略狭窄，这是因为他的奥派立场给他施加的限制，4星，
7）Dictators，念诵型，是专业配音念的，男女声交叉，男主的声音好像在历史频道的某部纪录片里听到过，内容一般，优点是念的特别清楚，是我听懂率最高的一个，而且抗背景噪音的能力很强，所以我一般在烧水的时候听它，只有它能扛住水壶的噪音，3星，
8）Razib Khan 的 Unsupervised Learning，最近开始听，内容以他的专业遗传人类学为焦点，发散度很大，非常好，随便举几个露脸嘉宾的名字即可看出分量：Charles Murray, Gregory Clark，David Anthony，Eric Cline，Samo Burja，John Hawks，Matt Ridley，当然5星，唯一的缺点是播主讲话腔调有点痞，不过听多就习惯了，
收藏夹里还有很多，我的习惯是深度优先遍历，发现喜欢的就从头听到底，再换别的，
【2021-10-23】
9）ChinaTalk，全名 ChinaEconTalk，播主 Jordan Schneider 大概也是 EconTalk 的爱好者，所以取了这名字，已经听到2019年10月，也就是一百多集了，很不错，访谈对象挑的都挺好，主题也十分广泛，拿掉名字中的 Econ 很恰当，4.5星
【2021-09-09】
大学生（蓝线）和大专生（橙）的工资溢价都下降了，大专生下降更多，高中生（灰）相对工资率则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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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09】
大学生（蓝线）和大专生（橙）的工资溢价都下降了，大专生下降更多，高中生（灰）相对工资率则大幅上升，
见：Firm heterogeneity and the college wage gap in Japan
见：Firm heterogeneity and the college wage gap in Japan【2021-04-04】
近年来米国学生债务膨胀的问题，其实可以看作一种全生命周期财务配置策略的转变，
过去几十年的一个趋势是，越靠近生命后期，财务状况越宽松，收入随年资而增长，储蓄（包括401K之类）在积累，而买房/成家/育儿负担则在中年期越过某个高峰后逐渐下降，到退休时，不仅养老账户上的钱可以拿出来花了，通勤便利的高价房也可以卖掉了，消费能力达到顶峰，
目睹这种情况，或许不少年轻人会想，我可不希望把享受人生的机会都推迟到65岁之后，要是能把我(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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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4】
近年来米国学生债务膨胀的问题，其实可以看作一种全生命周期财务配置策略的转变，
过去几十年的一个趋势是，越靠近生命后期，财务状况越宽松，收入随年资而增长，储蓄（包括401K之类）在积累，而买房/成家/育儿负担则在中年期越过某个高峰后逐渐下降，到退休时，不仅养老账户上的钱可以拿出来花了，通勤便利的高价房也可以卖掉了，消费能力达到顶峰，
目睹这种情况，或许不少年轻人会想，我可不希望把享受人生的机会都推迟到65岁之后，要是能把我的未来财富往前挪一挪就好了，
一种容易想到的挪法就是上大学，多借点学生贷款，好好享受几年，推迟就业，
不少经济学家从提高雇佣价值的角度分析学生贷款，结果发现物不所值，这种分析可能是不得要领的，人家借钱上大学本来就不是为了提高雇佣价值
【2021-01-25】
在《群居的艺术》第III-3章里，我曾解释了物物交换为何那么困难，因为议价过程实质上是以交易者捉对匹配双方等优曲线的方式进行的，其中涉及的信息交换量和算法复杂度都远高于钱物交易，而且高效率的集中式竞价几乎不可能进行，除非被纳入竞价的只有两种潜在交易物品，
所以现实中存在的物物交换，通常交易物搭配都是由习俗长期固定的，每次特定交易只是略微改变交换比例，而不是每次重启一个遍历各种可能性的议价过程，
昨天读Roy A. Rappaport《献给祖先的猪》(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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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5】
在《群居的艺术》第III-3章里，我曾解释了物物交换为何那么困难，因为议价过程实质上是以交易者捉对匹配双方等优曲线的方式进行的，其中涉及的信息交换量和算法复杂度都远高于钱物交易，而且高效率的集中式竞价几乎不可能进行，除非被纳入竞价的只有两种潜在交易物品，
所以现实中存在的物物交换，通常交易物搭配都是由习俗长期固定的，每次特定交易只是略微改变交换比例，而不是每次重启一个遍历各种可能性的议价过程，
昨天读Roy A. Rappaport《献给祖先的猪》时，发现物物交换的另一类障碍，（Rappaport 不是经济学家，所以他的表述和我的很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如果被交换的都是需求价格弹性非常低的必需品，交易就很难持续流畅的进行，因为当一种必需品（比如盐）的供应量越过某个临界值后，其价格会迅速跌到接近于零，于是交易过程便中断了，即便盐的供方对其他物品仍有旺盛需求，而且手里有充足的盐，也不再能换到任何东西，
反过来也是，如果这种必需品的供应量低于某个临界值，价格会暴涨，于是迅速耗尽买方的所有可交换物，结果也是交易中断，
所以，仅由必需品构成的交换系统非常不稳定，很容易因其中任何一种商品的大丰收或大歉收而陷于停顿，一个稳定而可持续的交换系统必须包含足够多的高弹性商品，比如奢侈品，而且最好是不易变质的耐用奢侈品，它们可以起到储备和缓冲的作用，比如，当盐生产者发现供给有些过度价格可能暴跌时，可以停止生产盐，转而用储备的贝壳去换取他们本来用盐换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在一些无货币社会中观察到的交换系统，此类奢侈品都占据着显著地位，特别是各种身体装饰用品，
有意思的是，后来的货币就往往是由这些高弹性交换物中的几种演变而来，
【2020-12-17】
前两天读了伯南克的《大萧条》，是部论文集，写得很好，清楚明了，是我这外行在这一主题上读到过最有说服力的东西，留下的疑点也最少，总结几点我的理解：
1）大萧条的首要原因是一战结束后恢复金本位的过程导致的严重货币收缩，
2）战前也是金本位，即1870-1914之间的所谓古典金本位，并未导致像大萧条那样的收缩，那是因为英镑地位非常牢固，即公众和全球金融界对英镑的信心很强，而英格兰银行也知道大家对它信心很强，所以它实际上把黄金储备拉的非常低，同时各国银行也敢于大量以英镑代替黄金为储备，结果是，虽然是金本位，但黄金存量对货币供给实际上并未构成太大障碍，
3）另外，英格兰银行之所以把黄金储备压的那么低，是因为它是一家私人企业(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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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7】
前两天读了伯南克的《大萧条》，是部论文集，写得很好，清楚明了，是我这外行在这一主题上读到过最有说服力的东西，留下的疑点也最少，总结几点我的理解：
1）大萧条的首要原因是一战结束后恢复金本位的过程导致的严重货币收缩，
2）战前也是金本位，即1870-1914之间的所谓古典金本位，并未导致像大萧条那样的收缩，那是因为英镑地位非常牢固，即公众和全球金融界对英镑的信心很强，而英格兰银行也知道大家对它信心很强，所以它实际上把黄金储备拉的非常低，同时各国银行也敢于大量以英镑代替黄金为储备，结果是，虽然是金本位，但黄金存量对货币供给实际上并未构成太大障碍，
3）另外，英格兰银行之所以把黄金储备压的那么低，是因为它是一家私人企业（不像美联储），有盈利动机，因而只要可能，就会尽量降低黄金储备，因为黄金储备是没有收益的，而持有其他资产多少有点收益，
4）一战后重建起来的金本位则大不一样，由于世人对英镑和大英不再那么有信心，所以尽管外币仍被部分用作储备，但各国央行的首选和主要储备变成了黄金，而且都执行了很高的最低准备率（比如美国的40%），于是黄金存量就成了瓶颈，
5）各国央行对国际间黄金流动做出的反应不对称，流出国为维持准备率而缩减基础货币，流入国却并不相应增加货币供给，而是听任其变成超额储备，于是加剧了货币收缩，
6）上述不对称所造成的收缩效应，在银行体系的安全性面临风吹草动时会突然加剧，因为出现麻烦的那些国家的央行为了稳固储备以增强公众对本币及本国银行体系的信心，会设法（比如通过提升利率）吸引黄金流入，而这种举动将迅速引发连锁反应，形成对黄金的争夺，这将构成一种急剧加速货币收缩的正反馈，
7）第6点和第2、3点其实有相通之处，正因为此时各国央行都已不再有昔日大英曾拥有的那种自信和他信，才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稳固信心，
8）大萧条实际上分两个相当不同的阶段，1929-31年的衰退，本来到31年已经有复苏迹象，但此时衰退变成金融危机，银行大批破产（或陷于流动性困境），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完全借不到钱，继而破产或缩减产出，
9）从衰退变成银行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由于绝大多数借贷契约是不与通胀率挂钩的，因而通货紧缩产生了再分配效应，即，紧缩之后，价格下跌，债务人欠的钱变得更值钱了，需要用更多产出去偿还，结果很多就还不起了，于是（加上衰退本身的影响）大批违约，导致银行破产，
10）对于金本位的作用，一个很强的证据是国际比较：坚守金本位越严格、守得越久，萧条持续也越久，反之，越早退出金本位的国家，也越早开始复苏，各国大致分三批退出，英国31年，美国33年，法国36年，最早退出的那批实际上并未出现明显的第二阶段危机，
哦，忘了一点，是有关基础理论的：企业在银行眼中的信用是一种高度特化的资产，是基于大量（哈耶克所称）局部知识的，所以当一家银行破产时，其贷款客户无法转而从其他银行获得同等条件同等数量的贷款，因而银行大批破产会直接导致货币收缩（伯南克本人没用我的术语，但意思差不多）
@felicia111:我自己觉得是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当时杠杆用到了极致，有多繁荣，就有多萧条。
@whigzhou: 这个说法伯南克讨论了并且排除了
@felicia111:1929年是全球经济危机，从货币角度看，金本位，限制了货币供应，货币供应少了，为什么物价没有下跌呢？为什么二十年代，在29年以前，同样金本位，却是极度繁荣？
@whigzhou: 1）直到1925-30年间各国才陆续完成金本位的重建，2）货币缩减到衰退也需要时间，3）价格跌了，而且跌幅很大
@利维坦B:美联储前主席说大萧条源于“恢复黄金平价”；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大萧条源于美联储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放任银行破产，严重打击人们的信心。 该相信谁？
@whigzhou: 伯南克和弗里德曼的主要分歧就体现在原帖第6-7点
@whigzhou: 弗说，联储犯下大错，没有努力扩张货币压低利率，反而做了相反举动，伯说，没错，可那不是因为联储太笨，而是金本位的内在逻辑要求他不得不这么做，只要想坚守金本位，就不可能做得更好，压低利率只能让黄金流出，储备耗尽
@whigzhou: 换句话说，金本位下，实际上不存在最终贷款人，所以一旦市场信心开始动摇，所有人——包括央行——都被迫加入了对黄金的挤兑
【2020-11-13】
最近一些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城市规模可能带来的差异，发现之前的小镇/大城市这种区分过于粗略，不足以揭示某些重要差异。
我目前所在城市人口2万5，高出邓巴数两个数量级，从个人交往的角度看，显然算不上熟人社会，任何人身处一个公共场所（俱乐部之类不算）时，恐怕视野中绝大部分都是陌生人，可是，有三个因素使得这样的小城市和大都市在某些方面有着根本不同：
1）所有居民都处于同一个消费圈中，因为本市只有一个CBD，加上一条沿公路延伸的商业带，其中每个商家的服务半径都足以覆盖全市（且有余），而即便不处于CBD或商业带中的商家，服务半径也覆盖了全市，因为对于消费者，几公里的路根本不构成障碍，唯一的例外是那些面向 neighbourhood 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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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3】
最近一些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城市规模可能带来的差异，发现之前的小镇/大城市这种区分过于粗略，不足以揭示某些重要差异。
我目前所在城市人口2万5，高出邓巴数两个数量级，从个人交往的角度看，显然算不上熟人社会，任何人身处一个公共场所（俱乐部之类不算）时，恐怕视野中绝大部分都是陌生人，可是，有三个因素使得这样的小城市和大都市在某些方面有着根本不同：
1）所有居民都处于同一个消费圈中，因为本市只有一个CBD，加上一条沿公路延伸的商业带，其中每个商家的服务半径都足以覆盖全市（且有余），而即便不处于CBD或商业带中的商家，服务半径也覆盖了全市，因为对于消费者，几公里的路根本不构成障碍，唯一的例外是那些面向 neighbourhood 的 milk bar，
2）每个人的熟人圈中的一大半都同处于这个消费圈中，
3）该消费圈中，满足每一特定类别消费需求的商家，大多只有几家或十几家，这是由商圈内人口规模所限定的，比如餐馆，虽然有好几十家，可是如果给定大致消费倾向，比如想吃日餐或意餐，那就只有小几家了，
以上几点结合起来，就意味着：
4）当几个人聚在一起谈论到某个消费话题时，交谈过程很可能导向对有限几个商家的评价，并很快达成某种主流意见，
5）当某个类别出现一个新商家时，很可能成为谈论话题，特别是像餐馆，咖啡馆，球馆，健身房，肉铺，烘培店……之类消费者乐意尝新的那些类别，
6）当某人对某商家产生不满时，他的抱怨会在熟人圈内迅速传播，因为这些熟人和他同处一个消费圈，因而乐意倾听他的遭遇，
7）以上三点可能意味着，这些商家的生存和表现，经受着消费者第一手口碑的严格约束，这种强度的约束在大都市恐怕是不存在的，大都市的商家或许经受着其他形式的约束，但不是这种，因为，
8）在大都市，你的熟人圈中的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消费类别上，都和你处于不同的消费圈中，因为多数类别的商家的服务半径远不足以覆盖全城，和你住在不同地铁线路上的同事们，不会有兴趣听你谈论你家附近某个餐馆或某家面包房如何糟糕或如何出色，而这家餐馆或面包房的覆盖半径中，没有几个你的熟人，
对于大都市，这一点可能还存在阶层和职业差异，都市白领的熟人同处一个消费圈的几率，恐怕远低于居委会大妈。
这一原理适用的消费类别中甚至包括政治，在我极为有限的社交经历中，已经听到过对好几位本市 councilor 的风议了，这表明，小城市 councilor 将被迫更多关注本地居民的切身利益，而较少意识形态色彩，不像墨尔本的几个 city council，已被一群 Greener 和 Wokeist 占领。
由此想到，可以设计两个指标，第一个是每种消费行为的本地化程度（L），这里对消费的定义可以非常宽泛，只要是自行负担成本以寻求某种满足的行为，都算，该行为的发生地对他居住地的空间依赖性越强，L值越高，个人的所有消费行为随 L值从大到小排成一个序列（C）。
第二个指标是个人与其熟识者（或曰邓巴集合）之间在消费行为上的空间重合度（R），R = SUM( Ci * Oi )，其中 Ci 为第 i 种消费占他总消费额的比例，Oi 是他邓巴集合中在该项消费上与他空间重合的人的比例，同时，他的所有消费行为中 Oi 值高于某个阈值（比如0.05）的那些，构成一个子集（S）。
由前帖可见，对于具体的个人，他的 R 值越低，则 S 的元素越少，而且各项消费是沿着序列 C 的顺序依次被排除出 S 的，即，随着 R 值升高，L值最高的那些消费首先被剔除，接着是 L值次高的那些……
也就是说，随着 R 值的提高，熟人间谈论话题中，涉及切身利益且由个人自行负担成本的那些事情所占份额将越来越低，而那些遥远的，抽象的，空泛的，表现性的（而非以交流信息或商讨实务为目的的）……的主题，所占份额将越来越高。
依我看，1）至少对于当今美国，R值是预测一个人政治立场的良好指标，2）R值差异或许能解释政治立场差异中的相当大一部分。
中小城市相比大都市还有个显著特点，你经常会在报纸电视上见到熟人，或听到你熟知底细甚至参与其中的事情，所以给人的感觉和大都市或全国性的媒体完全不一样。
比如我所住城市的地方报纸，覆盖区域包括周边7镇1郡，约12万人，我在本地认识的人数应该算是最低水平了，但也经常在报上看到熟人，比如某牌友为自家生意登的广告，一位州议员拜访某牌友作坊的新闻，一对老夫妻决定退休并关掉他们家已营业40年的老店的新闻（占了一个整版）……，甚至我自己的名字也常出现在这份报纸上，因为该报为我们俱乐部专门留了个栏目，至少每隔两三周会报一下动态，谁谁谁最近表现好之类，通常我只要没缺席名字都会出现，每逢重大赛事，还会有通栏报道，配大照片，我至少露过三次脸了，不难想象，一位久居于此的老市民，感觉肯定会比我更亲切。
【2020-09-16】
之前在EconTalk听了一个对宗教经济学家 Laurence Iannaccone 的访谈，其中有个观点，认为宗教在美国之所以没有经历像欧洲那种程度的衰退（以信众人数，上教堂频率，捐款等活跃度指标衡量），是因为美国有着远更自由的宗教市场，这一点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以往人们在谈论宗教自由度时，通常只关注消费方的选择自由（即个人选择信不信、信什么，入哪派的自由），在这方面，欧美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似乎已没多大差别，可是，假如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供方，便可发现差异巨大，在美国，创立新教派或组织新教会，都是完全自由的，而在欧洲，这会面临非常大障碍，有时几乎不可(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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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6】
之前在EconTalk听了一个对宗教经济学家 Laurence Iannaccone 的访谈，其中有个观点，认为宗教在美国之所以没有经历像欧洲那种程度的衰退（以信众人数，上教堂频率，捐款等活跃度指标衡量），是因为美国有着远更自由的宗教市场，这一点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以往人们在谈论宗教自由度时，通常只关注消费方的选择自由（即个人选择信不信、信什么，入哪派的自由），在这方面，欧美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似乎已没多大差别，可是，假如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供方，便可发现差异巨大，在美国，创立新教派或组织新教会，都是完全自由的，而在欧洲，这会面临非常大障碍，有时几乎不可能，究其因，在国家权力退出宗教事务这一点上，美国做的最为彻底，而且从建国起便已实现。
刚刚又想起这个话题，于是查了些资料，发现确实如此，仅以瑞典和德国为例。
在瑞典，直到1860年之前，脱离路德教会都是非法的，1860年后，允许脱离，但只能转入另一个基督教会，这一规定直到1951年才废除，而路德宗的国教地位一直维持到2000，目前，瑞典是全欧宗教活跃度最低的国家。
在战后德国，虽然政府并不限制创立新教会，但他有个奇葩政策：教会税，这是附加在所得税上的一个特别税种（约为所得税的8-9%），不管是不是信徒都得交，收来的钱分配给合格教会，所谓合格就是具有足够规模且历史足够长，这就相当于把宗教市场变成了single payer，既已立足的教会根本不需要操心筹款的事情，这当然极大削弱了宗教市场的竞争和创新，看了下 church tax 这个维基词条，貌似这种情况在欧洲还很流行。
缺乏供方自由的结果是阻断了供方通过竞争和创新不断进化的动力，令其难以适应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宗教需求，结果是信众不断流失。
而且这种阻断的效果是非常持久的，即便现在完全放开，供给活跃度也需要好几代人才会提高到新的均衡水平，因为正如Iannaccone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解释的，宗教供给和其他商品很不一样，建立新教派/新教会需要漫长而艰苦的努力，因而供方调整有很长的滞后期。
若考虑这一滞后期，便可发现，美国宗教市场还有另一个大优势：他的供给来源从一开始就非常丰富多样，殖民时代各殖民地就分属多个教派，而此后移民浪潮中，移民宗教背景更是无所不包，这一点，加上供方的充分自由，让美国的潜在信徒拥有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比拟的多样选择，这最生动的体现在四次大觉醒浪潮之中。
由此可见，所谓美国例外，要点其实还是在于自由。
附：Iannaccone 有篇文章介绍了他的宗教经济学概念和理论框架，收录于 John Hinnells 的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2009) 第27章，有兴趣可以找来读一下。
@如玉我从来不P图: 德国可以不交教堂税的，在市政厅登记人口时候报备无宗教就可以了。年纪大一些的人很多不会退出了，因为以后还要考虑葬礼和教堂墓地的问题。年轻一代退出的很多，我认识的德国人基本没人交教堂税。
@whigzhou: 多谢指正
【2020-09-04】
听了个podcast，在说NYT那个1619 Project，非常恶心的一个东西，甚至可以说是NYT从liberal转向commie的一个标志。
不过这倒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奴隶制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家都将奴隶制的盛行视为工资率高企乃至长期脱离生存极限的一个迹象，包括Kyle Harper在《罗马的命运》里也是这么认为，其逻辑是：保有一个奴隶的成本=维持其生存的费用（S）+控制其人身的费用（C），在马尔萨斯均衡附近，市场工资率将低到只能勉强维生，也就是接近于S，那么使用奴隶就不如使用雇工合算，所以，假如我们看到某时某地奴隶被大量使用，(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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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4】
听了个podcast，在说NYT那个1619 Project，非常恶心的一个东西，甚至可以说是NYT从liberal转向commie的一个标志。
不过这倒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奴隶制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家都将奴隶制的盛行视为工资率高企乃至长期脱离生存极限的一个迹象，包括Kyle Harper在《罗马的命运》里也是这么认为，其逻辑是：保有一个奴隶的成本=维持其生存的费用（S）+控制其人身的费用（C），在马尔萨斯均衡附近，市场工资率将低到只能勉强维生，也就是接近于S，那么使用奴隶就不如使用雇工合算，所以，假如我们看到某时某地奴隶被大量使用，就意味着此时此地的经济状况显著脱离了马尔萨斯均衡。
我对这种说法比较怀疑，它背后的理论当然没错，但适用条件可能比他们想的要狭窄的多，实际上，其逻辑链的每个环节都值得推敲：1）奴隶未必需要人身控制，2）生存费用不是常数，大量蓄奴或许会因为规模经济或合作效应而降低人均生存费用，至少可以降低调剂丰缺的风险储备，3）这一理论只适用于无技能劳力，对于有技能劳力，蓄奴所节省的技能溢价或许足以抵偿控制成本。
仔细想了想，我觉得，观察蓄奴与否，以及如何蓄奴，需要考虑几个因素：某种工作所需的激励，所需技能的特性，以及这种人力资本如何形成。
依我的印象，古代最流行的奴隶其实是家务仆佣，传统家务的特定是，它所需要的技能是高度特化的，而且只能在从业过程中形成，一个好的仆人需要对他主人的习惯，口味，偏好，忌讳……了如指掌，而所有这些知识换了主人就全部报废。
随便举个例子，你可能觉得打扫房间是一项无技能工作，实则不然，实际上很多人非常抵触让随便一个人打扫他的房间，因为他对自己房内各种物品的摆放位置有一套难以言说的复杂规则，一旦打乱就很恼火，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衣食住行都是如此。
家务工作的这种特性形成了一种双边垄断：对于已经积累足够经验的仆人，他的知识技能只有一位买家，对主人，他所需要的技能也只有这位仆人能提供，依我看，凡是人力资本存在这种特性的，都倾向于形成奴役或依附关系。
但这种奴役不需要太多人身控制，因为关系终结对双方都是很大损失，主人只须将报酬维持在高于市场无技能工资水平上，便可消除仆人逃跑的诱惑。
另一种容易形成奴役的是需要高技能但不需要特别激励的工作（不需要特别激励是指产出率与激励方式没多大关系），此时奴役可以免除技能溢价，但是，假如这种高技能不是特化的，因而市场价格足够高，那就需要人身控制，许多古代君主都会将一些工匠至于奴役地位，特别是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工匠职业，比如武器制造。
暂时先想到这些。
@簪美人: 看似是人身依附性的度的问题，度的一端是不自由民（奴隶关系，如奴隶、长工、短工、匠户），往前走是分配制劳工（铁饭碗式劳动关系），其后是聘用制劳工（聘用式劳动关系），另一端是合作关系（合作关系，如主播、艺人）。
@whigzhou: 对[good]，一个相当连续的光谱
【2020-07-17】
假设有一场演出，如果票价为200，你是绝对不会花钱去看的，但实际票价是30，于是你就买了张票，演出开始前几个小时，你去某广场吃了顿晚饭，在你吃完离开正要坐车去表演厅时，看见有人举着牌子开价500求购该演出的门票，你会卖吗？
据研究，事实上，符合上述条件的人中，虽然有些会卖，但也有很多不会卖。
不少经济学家会对此感到迷惑，他们觉得这种行为是非理性的，或至少是偏好前后不一致的，总之是难以理解的，不过我倒觉得这并不算太奇怪，至少有两种解释可以消除其中的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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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7】
假设有一场演出，如果票价为200，你是绝对不会花钱去看的，但实际票价是30，于是你就买了张票，演出开始前几个小时，你去某广场吃了顿晚饭，在你吃完离开正要坐车去表演厅时，看见有人举着牌子开价500求购该演出的门票，你会卖吗？
据研究，事实上，符合上述条件的人中，虽然有些会卖，但也有很多不会卖。
不少经济学家会对此感到迷惑，他们觉得这种行为是非理性的，或至少是偏好前后不一致的，总之是难以理解的，不过我倒觉得这并不算太奇怪，至少有两种解释可以消除其中的不一致性：
1）你手中所持门票的市值涨至500，其实为你带来了一笔意外横财（用经济学术语说，是风落收入），而一笔意外横财很可能会产生短期财富效应，改变你的需求曲线，让你觉得不妨开一次洋荤——即做出一次你原本不会舍得的消费，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你在马路上捡到一千块钱，或许会去豪华饭店吃顿你平时不会花钱去吃大餐，
2）第二种解释更简单，你买票和等待演出的过程，吊起了你对演出的胃口，此时放弃看演出的成本，已经高于买票前的值，
当然，这两种解释可能都不成立，但至少让我觉得没那么奇怪。
哦，我应该补充一点：吃饭的地方就在你家附近，也就是你最常去吃饭的地方。
【2020-07-18】
综合各位的评论，我们现在有了5种假说：1）短期财富效应，2）吊胃口，或曰轨道切换障碍，3）loss aversion，4）质量揭示，即市价暴涨提升了他对演出质量的预期，5）道德包袱，即不愿意让自己显得那么见钱眼开，我觉得都有点道理，不过loss aversion理论近几年名声不佳，实验重复不出来。
我提出的短期财富效应假说好像不太受欢迎，不过若是换作一个更特化的版本——预算约束假说——或许更容易被接受：我之所以绝不会买200元的票，是因为那超出了我为此类消费分配的预算，市价暴涨虽然提升了看这场演出的成本，但并未让我突破预算，这等价于：假如我当月捡到了470块钱，就会去看。
【2020-03-14】
@whigzhou: Johnson Administration 的认识就很到位，表达的也很清晰
@谢佩德骨头:博主对于平托车案的看法是？从本质上说，bj的方案和福特对平托车的方案一样，就是给人命标价，然后做一道计算题，得出结论——牺牲少数人的生命更划算。
@whigzhou: 人命当然可以被估价，而且随时随地都在被估价，但你这个例子举的不对
@whigzhou: 这是老话题了，不过既然被提起，我就再多说几句吧
1）人命当然可以被估价，而且随时随地都在被估价，
2）作为主观价值论者，我认为任何价值都是个人的判断，不同人对同一个东西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评估，(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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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4】
@whigzhou: Johnson Administration 的认识就很到位，表达的也很清晰
@谢佩德骨头:博主对于平托车案的看法是？从本质上说，bj的方案和福特对平托车的方案一样，就是给人命标价，然后做一道计算题，得出结论——牺牲少数人的生命更划算。
@whigzhou: 人命当然可以被估价，而且随时随地都在被估价，但你这个例子举的不对
@whigzhou: 这是老话题了，不过既然被提起，我就再多说几句吧
1）人命当然可以被估价，而且随时随地都在被估价，
2）作为主观价值论者，我认为任何价值都是个人的判断，不同人对同一个东西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评估，
3）所以当我们谈论生命价值时，必须明确价值判断主体，即，谁在对谁的生命估价？『人命价值几何？』不是个完整的问题，因为首先，同一条人命在不同人眼里价值不同，其次，不同人的命，在同一个人眼里价值不同，我愿意掏10万买某甲的人头，就说明甲命在我眼里的价值低于负10万，我愿意掏10万救某乙的命，就说明乙命在我眼里的价值高于10万，
4）『生命无价』是一种修辞，没人当真，否则每家医院门口都会排满送钱人的队伍，只要世上还存在任何一个花10万便可挽救却没钱医治的病人，而你手里有10万以上却没有掏给他，就说明你对这条人命的估价低于10万，
5）对生命估价跟高不高尚有没有爱心没关系，一位愿意为孩子牺牲一切的母亲也会对生命估价，比如她有两个女儿和10万块钱，一个得了重病，送进医院，花钱如流水，此时她决定设置一个上限，当医疗费超过8万就放弃，否则另一个女儿会饿死，她缺爱心吗？
6）当我们以金钱为指标对生命或任何其他东西估价时，其实根本上并不是在拿这些东西跟钱比，金钱只是我们为不同东西排定价值序列的媒介物，真正的比较发生在这些东西之间，而不是它们和金钱之间，
7）只要资源量存在局限，这种比较永远存在，时时存在，不可避免，
8）再说你举的例子，当一家汽车制造商在考虑了成本、定价和预期销量之后，在两种设计方案中选择了安全性较低的那种，这一决定并不是在对消费者的生命估价，而是在对『消费者将如何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估价』做预测，这一预测让他相信，不会有足够多消费者对自己的生命估价高到愿意为安全性较高的那款车型支付足够高的溢价，高到超出两款车型的成本差异，这一预测可能错，也可能对，但无论对错，都不是在对生命估价，
9）只要消费者对自己的生命估价足够高，供应商有的是办法提供安全性，重型装甲车一百多年前就有了，
10）有一种特殊语境下，我们确实可以在缺失主语的情况下谈论生命价值，那就是市场价格，这是众多个体价值判断经由市场议价过程而达致一种均衡价，它并不代表人们对生命价格的共识，而只是体现了处于边际上的那些交易者对自己生命的估价，比如一款车因其额外安全性而获得的市场溢价，等于这款车的边际买家愿意为这一额外安全性支付的价格，所谓边际买家是指实际掏钱买了的人中支付意愿最低（也就是对自己生命估价最低）的那位，
11）类似的，有很多情形可以让我们粗略的观察到某一市场领域中参与者对自己生命的估价，比如传统煤矿，雇佣兵，死罪顶包交易，都为观察此类价格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正规军士兵不是适当观察对象，因为他们的激励很大部分来自荣誉感和爱国热情），但是，再次强调，市场均衡价不代表社会对生命的价值共识，比如，假设死罪顶包的市场价为10万一条命，这意味着所有拿钱顶包者对自己生命的估价都低于10万，而不是等于10万，那些高于10万的人不会作为卖家参与交易，
12）现在回到最初引起这个话题的事情，那么，当一个镇虎在几个不同的防疫方案中做出选择时，它有没有对生命做估价呢？当然有，如果不投入资源，不加干预，会死100万，投入1千亿降至50000，再投入1万亿降至500，那为何不再投入1000万亿降至50，再投入1000000万亿降至5呢？
13）实际上，不光是防疫，只要你把任何涉及人命的职责交给政府（几乎找不出什么职责是不涉及人命的），它就不得不做出估价，因为在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在预算约束之下，它必须决定为降低人命代价而投入资源的限度是多少，因而必须在某个点停下来，就像那位重病女儿的母亲一样，所以，是否因将防疫责任交给政府，这可以另外讨论，但你只要认可了这一前提，对生命估价就是不可避免的，
14）于是剩下的问题是：会如何定价？和市场议价不同，公共政策的价格形成是通过朕痔议价过程完成的，当局从历史经验中估测公众对死亡数的承受度，以及不同死亡数带给自己的朕痔成本，不同体制的议价机制和达成的均衡水平自然会不同，这就不展开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