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而言，教育是它将自身装载到新的个体头脑中的过程，借助这一过程，文化不断获得新载体，从而在一代代个体生死交替的同时得以存续下去，并在比个体寿命长得多的时间内保持连续性；在此意义上，教育就像磁带翻录机，让音乐跨越个体磁带而得以长存；当然，文化系统庞大而复杂，每一个体所装载的，只是其中一个堪以自成体系的子集。 而对于个人，教育则是习得一种语言和它所包含的知识，一套生活与社会技能，一组口味、偏好、价值观和伦理规范的过程；简言之，教育过程为个体安装了一套文化系统，就像为电脑裸机安装一套操作系统，从而将裸猿变成衣冠之猿，拥有在特定社会生存下去所需要的文化禀赋和社会能力，并具有一个完整而成熟的人格与意志。 在那些结构简单、文化朴陋的小型社会，教育和生长发育一样自然而顺利，一个人只要身心健全，并且不被隔离在日常社会生活之外，无须太多努力，便可顺利习得和别人差不多的文化，而即便他格外努力，也学不到太多超出普通水平的东西。 这是因为，我们裸猿并不真的像电脑裸机那么空白，而是内置了各种高度特化而有效率的学习机制，对生活所需的学习任务有着本能的饥渴和领悟力，因为人类物种已在类似条件下进化了数十万年，已经获得了针对这些学习任务的适应器，它们就像一个有待填充的知识框架，引导我们按某个时间表自发的学习。 最刻板的一种学习机制被动物行为学家称为“铭刻（imprint）”，它们随个人成长过程而自动展开，有点像电脑首次启动时的参数配置过程；有些候鸟会在首次随长辈作夜间飞行时，记下当时的星图，此后一生便可用此星图为季节性迁徙作导航；很可能借助类似机制，我们在幼年时便学会了哪些东西可以吃，而哪些是有毒的、危险的。 当然并非所有学习都这么刻板，但许多学习过程背后或许都有着类似的机制，即，我们本能地寻求某些知识，并懂得从何种情境中提取它们，也知道如何运用这些知识；最令人惊叹的是语言之习得，尽管语言非常复杂且变幻多端，其难度在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时都能体会，但只要在学习窗口期被适当暴露于母语环境中，每个健康孩子都能轻易学会。 然而，自从人类过上定居生活，组织起更大型社会，有了更精细的分工与合作，发展了需要各种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农业、商业和制造业，进而创造出极为繁复庞杂的文化，这种自发的学习方式就无法满足所有需要了；许多技能和职业需要长时间的专门学习，并得到专家的传授和指点，往往还要在特定的教学设施和课业程序之中进行，这就要求教育必须成为一项专门事业。 文字的发明带来了新情况，越来越多知识被以文字记录和传播，长距离通讯交流也须以文字为媒介，大跨度贸易和行政更须借各种票据和文件才可能展开，同时文字也大大提升了知识的可积累性，前所未有的巨量知识被创造出来，并支撑起越来越复杂的技术和组织，简言之，整个文化系统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赖文字为介质而得以存在、散布和传承。 这就对基础教育提出了要求，掌握基本读写和算术技能，成了进一步学习其他知识和技能、从事某些职业的前提，因而成为个人赢得社会成功的一条重要途径；结果，在分工精细、文明发达的社会，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和成效，日益成为影响个人前途的重要因素。 文明时代的学习和教育向人类提出了巨大挑战，定居生活和精细分工的历史并不长，文字和算术的发明则更晚，我们或许还没有发展出有足够针对性的适应器，来帮助我们像学习语言那么容易学会它们；事实上，在读写、数学、逻辑和抽象理论的学习上，面临的障碍要大得多，许多人在经历了十几年全日制教育之后，仍然不善于读写和计算。 更糟糕的是，不少证据显示，我们的心智结构与某些学习任务恰恰是相抵触的，在因果关系推断上，在逻辑、概率和统计学问题上，在远离日常尺度的系统级问题上，我们的直觉往往是错多对少，错得很远且屡错不改，简直冥顽不化；这提示了，教育本身是一门需要研究和习得的技能，教育者需要找到一些方法，帮助人类学会他们原本不善于学习的东西。 教育让个人习得技能，从而在追求利益与成就时拥有优势，但这只是一方面，教育之于个人更深刻的影响是，它会改变他们对“什么是自己的利益，如何才算成功”的认识，通过教育，文化将风情时尚变成个人偏好，将习俗变成个人习惯，将传统变成个人价值观，将伦理规范变成个人道德情感。 偏好并非都天生就有，许多情趣爱好需要养成，并以习得某些体验能力为前提；味觉不经过各种食物的刺激和训练，就品味不出美酒佳肴的细微妙处；不会阅读，就感受不到小说的精彩；不了解有关典故，就体会不到许多幽默感；不熟悉历史，就难以被某些故事中的波澜、沧桑、沉重、悲壮所打动；缺乏道德情感，也就欣赏不了自由精神或侠风义骨。 离开这种种体验，生活将变得苍白乏味，人格不再那么丰厚饱满，生命因而也将不再那么有意义。物理上，人类同处一个世界，然而对个人有意义的，是头脑中那个观念世界（即波普所谓第二世界），而这个世界的规模、历史和丰富程度，取决于每个人的认识能力；一片杂草，对普通人只是杂草，在植物学家眼里，却是个极为丰富精彩的生态系统。 在文盲眼里，任何书籍不过是另一块纸砖，文字世界中的任何东西对他都不存在，历史只是迷雾深处隐约可见的一小片朦胧，或是来自戏曲评话中若干片段缺乏纵深的凌乱杂缀；传统乡村的多数居民，一辈子活动范围不过几十里，外加上一圈模糊不清的陌生地带，偶尔传来些遥远消息，便是他们的全部世界了。 正是教育延展了我们的感官，赋予我们文明时代才有的那些认知能力，从而在时间、空间、丰富性和结构层次等维度上拓展了我们所体验到的世界；让我们能够神游于古代社会，领略异国风情，欣赏蜂巢蚁穴中的精彩生活，赞叹细胞结构之巧妙。 更重要的是，它扩展了我们的选择空间和自由意志，让我们意识到原来生活还有这么多可能性，因为任何选项只有被认识才有意义，对于文盲，一家大书店并不比一堆复印纸提供更多选项，同样，对于那些被蒙昧牢牢禁锢在其生活轨道之中的人，世上种种他从未听闻也不能理解的艺术、娱乐、学问、生活方式、居住地、社会制度，都根本不是他的选项。  

【2016-04-28】 @whigzhou: P：男孩把自己当女孩算不算病，只有TA自己说了算，C：嗯，上学好不好也是这道理，宣扬义务教育的大人自己有病，P：错，不上学怎么知道自己的权利？C：哦，原来还是得大人告诉他，好吧，那做家庭妇女好不好，总得由妇女自己说了算吧？她们好像都是大人，P：你个仇女份子强奸犯！fuk u～C：逃～ @whigzhou: 好吧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多的问题开始，假设你生了个女儿，长着一对狼耳朵，一个小手术即可轻易将其改成普通形状，那么你是赶紧做这手术呢，还是等她长大，有了自己的成熟审美观之后，让她自己决定此事呢？换我肯定选择赶紧做，我认为这一选择正当且合理，而且家长完全有权利为孩子做此类选择。 @whigzhou: 当然你可以告诉我，审美观纯粹只是种社会建构，认为狼耳朵丑只是种社会偏见，拥有狼耳朵的女孩照样可以很美丽很阳光很幸福。——这些话可能都没错，然后呢？咖啡品味难道不是社会建构？不喝咖啡不喜欢咖啡的人一样可以很有品位很幸福，所以我就别喝了？为啥啊？ @whigzhou: 认为人类社会比老鼠社会更高级更文明也是人类中心主义偏见，当然是，所以咱们就散伙好了？ @whigzhou: 好现在把狼耳朵换成性错位，你发现9岁的儿子老把自己当女孩，此时你听说一个为期数月的疗法可以矫正，你会把孩子送去治疗吗？ @whigzhou: 换作我，答案很明确：不会，但这不是因为我认为家长没权利这么做，认为这事情应该让孩子自己决定，或等他长大了再决定，而是因为我相信这种治疗不太可能有效果，反而造成更大伤害，相反，假如我觉得这种矫正像矫正狼耳朵那么容易，我会毫无迟疑的把孩子送去 @whigzhou: 所以我不会谴责那些将性错位孩子送去矫治的家长，因为我很清楚，他们和我有着大不相同的知识背景和信息条件，尽管他们做了一个在我看来不明智的决定，但他们的理由可能是完全正当合理的 @whigzhou: 个人有权利基于自己并不完美的知识背景和信息条件做决定（包括替他们的未成年孩子做决定），那些认为应由具备（自认为）更佳知识条件的专家替这些家长做决定的人，就是在（有意或无意的）赞同极权主义 @抑多巴胺酶:那辉总对强制接种疫苗兹茨不兹茨呀？ @whigzhou: 不支持，除非对方能证明不接种的情况已经对公共健康安全构成了威胁 @whigzhou: 就是说，强制接种的理由不能是“为接种的孩子好”，这个好不好应该完全留给家长决定，而必须是“为所有可能被传染的人好”，这才算个公共事务 @ppbluetree:疯了吧？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之类的国家因为疫苗接种比例不够95%的阀值，已经导致消失了很多年的流行病再度出现啊，已经危害公共卫生安全了啊！这事最好是强制，不强制大家都想做那5%去搭顺风车。 @whigzhou: 确实疯了，除非太阳比月亮大～ @rjxghg:兔唇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whigzhou: 一开始我也想以兔唇为例来着，不过马上意识到那会很快卷入“兔唇是否影响嘴唇之生理功能正常工作”之类的争吵，还是狼耳朵比较纯粹  

【2016-04-28】 @whigzhou: 最近现金福利这话题蛮热烈的，就是用直接按人头发钱代替其他所有福利制度，这事@tertio 十年前就跟我讨论过，他把这方案称为公民年金，并认为这是所有福利制度里最好的，我同意这比其他福利制度都好得多得多，但我仍坚称，马尔萨斯已经告诉我们，这种方案同样注定难以长久维系。 @whigzhou: 今天再讨论这话题的话，我会补充一句：将年金方案用于不同民族或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你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效果，而其中有些效果远远不是福利主义者原本想要的那种。 @whigzhou: 这里有一份相关文章汇集 @学经济家: 慈善倒是更适合搞P2P、PPP的（绕开衙门一刀切） @whigzhou: 有啊，最右帖子里提到有个叫GiveDirectly的机构正在非洲做按人头发钱实验，据说规模挺大，6000人每人每天1美元，等着看结果呢  

【2016-04-26】 @人造史诗:假设一个要求信徒尽可能降低物质消费的宗教或教派在当代西方世界大规模发展，那么这个宗教或教派算不算反对当代西方世界?算不算从经济社会基础上与西方社会无法相容? @whigzhou: 你说的就是Amish人啊，当然不算反西方，而且只要他们一直像现在这样保持和平主义，就与西方世界完全相容 @whigzhou: 实际上Amish人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很好的演示了这个相容过程会如何发生，随着人口急增，土地价格上涨，多数Amish人已无法坚持传统家庭农业，但他们是和平主义者，不能去抢土地，而且按教规不能领福利，于是只好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为此不得不接受越来越多的现代元素，今天2/3以上Amish人已经不务农了。 @whigzhou: 但这一转变不是均匀和整体的，而是以教派分裂的方式发生，每当一组新的现代元素引进来时，就会针对是否接受这些元素（比如能不能用手机）而发生一次分裂，若干次分裂之后，便产生几十个分支教派，构成一个从最保守到最开明的连续光谱， @whigzhou: 这个光谱被称为“Amish自动扶梯”，对个体来说，选择站在扶梯的哪个位置是完全自由的，但从整体看，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往上走的人流必定称为主导趋势，否则新增人口无法生存 @whigzhou: 实际上，Amish自动扶梯只是新教保守派这部大扶梯的最底端那一截，从Amish扶梯的顶端（即最开明端）再往上走，就是普通门诺派（Mennonites），再往上走就是福音派（evangelical），由于越下面生育率越高，所以这部大扶梯一直在为美国社会源源不断的输送保守派。 @whigzhou: 类似情况（教派分裂-形成光谱-生育率驱动下变成扶梯）也发生在摩门教中，这里有份摩门教的教派列表，以感受一下摩门自动扶梯 @人造史诗:我想进一步请教:如果有个亿人级的群体，知识，生产率和技能都不低，但因为教义要求苦行。所以故意采用降低生产率，减少劳动时间的方式来避免无用劳动。那么对社会会有世俗意义上的负面影响吗？ @whigzhou: 如果这种（或类似）教义被90%人奉行，那文明无疑会萎缩 @whigzhou: 可是你只要想一想支撑现有文明社会的基本条件，就会发现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发生，所以认真讨论它没什么意义，重点是：在考虑社会长期演变时，你不能把某个因素（或趋势）单独放大一万倍，同时假定其他都不变，这么想没什么意义 @whigzhou: 关键是，“其他条件”一定会变，自动扶梯就是变的一种方式 @whigzhou: 比如你问：按目前的生育率，长此以往等到Amish占美国人口90%会怎么样？但怎么不想想：这些人住哪里？土地怎么得来的？他们仍然不肯投票吗？掌握全部选票的另外10%公民仍然愿意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和司法系统？此时北美大陆仍能抵御入侵者？在丧失现有安全保障后Amish人仍然会坚持和平主义任人宰割？  

性别分工与夫妻合作或许是人类最古老的分工合作形式，而家庭则是人类最普遍也最古老的组织，即便在结构最简单、文化最简陋的社会，比如几十人一伙的狩猎采集游团，没有其他任何组织形式，但也都有家庭存在。 如果说婚姻是男女为合作养育孩子而订立的契约，那么家庭就是实现合作目标而建立的企业；诚然，家庭一旦存在，便会被赋予更多的价值和意义，也会承担起更多社会功能，正如人们最初为实现某种商业目的而建立的企业，一旦存在，也会发展出专业精神、职业伦理、同事情谊和企业文化，然而这些都不能否认，养育任务才是家庭的存在基础。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家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当前正在发生的婚姻与家庭变迁；比如所谓七年之痒和中年危机，大都发生在孩子上学、育儿负担高峰过去之后，而出现这样的负担落差，只是因为现代人多将生育集中在婚后头几年内，而在哺乳期更长、生育次数更多、寿命却更短的古代，生育通常更均匀的分布在整个育龄期中。 现代城市社会，由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日益成为主流，然而在历史上，家庭结构却非常繁多；正如企业一样，即便面临着同样的核心任务，但随着资源条件、比较优势和经营策略的不同，人们也会选择不同的商业模式，并为此而设计不同的组织形式。 在农业时代，三代同堂的扩展家庭更为常见，四代甚至五代同堂的大家庭也并不罕见；当大家庭的合作优势足以抵消其内部冲突带来的成本时，妨碍家庭向大型化发展的，便只有家长的寿命和记忆共同祖先的能力了；从小家庭到大家庭，从家族到宗族，多重血缘群体的繁衍扩张和分支裂变，也是早期社会走向复杂化的一条主要途径。 家庭的悠长历史，给我们的心理和文化都打上了深刻烙印，人类男性有着哺乳动物中少有的父爱，拨动我们怜爱心弦，让我们大量分泌催产素（[[oxytocin]]）的种种萌物，无论是宠物、玩偶，还是动画形象，究其萌点，无一不是某种婴儿特征，大脑袋、蹒跚短腿、小鼻子小嘴、频率音色近似婴儿啼哭的叫声，等等。 每当我们想要和别人建立亲密关系，或营造温馨友爱团结氛围时，常会不假思索的虚构家庭或亲属关系，从随随便便的称兄道弟，到隆重其事的义结金兰，结干亲、认教父，类似的关系缔结仪式在各大文化中普遍存在，许多宗教也以兄弟会之名组织教团，秘密社团帮派更是喜欢模拟家族结构；虚拟家庭的极端形式是配冥婚，未能成家的人生被认为是不完整的。 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它的私密性，家庭被视为绝对私人领地，与社交和公共生活都有着截然分明、不可侵犯的界线；传统家庭的边界则没那么清晰，隐私观念也不那么强烈，住宅大门很宽，白天很少关闭，通常有一间宽敞通透、亲友邻居可随便出入的堂屋；组成大家庭的几个核心家庭，常常同居一户，却又分灶而食，空间分隔并不清晰严格。 从家庭、家族、亲属，到乡邻、村社、集市，从私人到公共空间的过渡是连续而平缓的，个人的社交与关系网络随这一过渡带而扩散，构成一组从亲密到疏远、从熟悉到陌生的同心圆，而家庭便是这组同心圆的中心，它是个人所有活动的出发点，个人与外部世界的任何互动关系，皆以上述同心圆结构为传导介质。 现代家庭主要是个消费中心，而传统家庭同时也是个生产中心，因而其结构与规模需要和生产模式相适应，若生产模式需要较多合作与公共品，便倾向于大家庭和更紧密的家族组织，若规模经济要求更多家庭劳力，多妻制往往更流行，拥有庞大畜群的畜牧家庭，有时妻子甚至会鼓励丈夫多娶。 在教会、公司、大学、社团、政党等其他组织形式尚未发育的时代，家庭是个万能组织，被用来经营几乎所有事业，农业由家庭农场经营，工厂是家庭作坊，学徒是师傅的家庭成员，私塾开在教师或学生家里，文学沙龙在私人客厅，李渔用他一群妻妾组成了戏班子，君主也常倚赖家人亲属经营其权力，亚洲许多政党，不过是穿上现代外套的家族。 现代法治环境和信用体系建立之前，迂回生产和大跨度贸易所需要的信用资源，大都来自家庭关系；商路的建立，贸易网络的扩展，供应链的延伸，大型连锁商号的兴起，往往与商业家族的分支移居相同步，从热那亚商人、北非犹太人，到宁波帮、徽商、东南亚华商和现代温州商人，莫不如此。 万能家庭涵盖生活所有方面，生产、消费、生养、教育、亲情、娱乐，将个人重重笼罩其中，很少留下自我空间或逃避出口，尤其是对全部活动被束缚于其中的传统女性，更是如此，它不是避风港，而是主战场；在有些人看来，这种“朝夕相处，不分彼此，每件事都一起做”的传统家庭，才是充满人情味的，现代家庭则变得疏离而冷漠。 但朝夕亲密也是有代价的，尤其是当对象无可选择时，争斗与冲突就不可避免，父子反目、兄弟阋墙，婆媳妯娌姑嫂，也都不省油，嫌隙不断，却又不得不继续相处；相比之下，现代家庭反倒因剥离了大部分传统功能而变得更纯粹，较少利益瓜葛的亲情，消除了相互计较和操控的动机，尽管会稍稍疏离淡泊一些，却更轻松甜美了。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父母和出生长大的地方，自己选择职业，自己寻找配偶，独立建设小家庭；但与此同时，他们仍常常挂念着远方的家人与家乡，每年春节，仍会想尽办法回到那里与家人团聚。  

【2016-04-25】 @whigzhou: 1）效仿成功者是人类行动的基本策略（之一），2）成功者探测器是一种心理功能，用来帮助实施这一策略，3）地位探测器是成功者探测器的一种近似替代品，4）地位装扮是效仿成功者策略的衍生策略，5）以上是声望品（prestige product）之市场价值的基础，6）以上是价值阶梯和文化优势起作用的基础， @whigzhou: 石油财富至少影响了数亿人的地位探测器的探测结果，西方知识界的反西方倾向至少影响了数千万人受教育人口的地位探测结果和对声望品的认定，他们继而又影响了所在社会数十亿人的价值取向，结果便是价值阶梯的断裂  

作为有性繁殖生物，两性关系自然对人类有着头等重要性；和其他有性生物一样，过去的觅偶策略（mating strategies）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它在我们的身体、心理和文化上都留下了深刻烙印，许多习俗和制度元素也都是实施这些策略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且富有启发却往往被忽视的事实。 用生物学眼光看，这种烙印比比皆是：睾丸重量显示男性间的精子战争曾相当激烈，永久性乳房则显示男性也曾有机会挑剔配偶，发情期和性肿胀的消失表明，我们祖先迫切需要某种机制将夫妻天天栓在一起，大量分布的性敏感区似乎也是为了配合这一需要，其尺寸在灵长类中傲视群雄的阴茎，或许暗示了男性在求偶中曾广泛使用强迫手段的历史……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文化时，性策略的痕迹同样明显：我们有许多发达的第二性征，也努力装扮自己以求吸引异性，同时却又用衣物遮掩最具性刺激的部位，如此构造了一个精心调控收放自如的信号系统，因为我们的性魅力是定向投送的，适当遮掩才能避免在错误时机向错误对象发送性信号，那会带来严重后果，这表明我们对配偶相当挑剔，也会因交配而承担巨大责任。 这一可调控信号机制，将我们的性魅力表达与感知能力塑造得极为精妙，创造出了从最大胆奔放到最含蓄微妙的种种性吸引和性暗示方式，这些元素也渗透进了服饰、语言、戏曲、文学等等创造物中，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了我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创作。 人类性心理中另一些机制则更为特别，女性对配偶出轨的细微线索异常敏感，也对任何潜在对手在配偶面前的出现表现得十分警惕，而且忍不住会对其竞争实力进行评估，并与自己做一番比较；男性的敏感点不太一样，无论他们在做什么，只要有适龄女性出现，就会表现得更要强好斗争胜；这些特性，都和我们的觅偶策略与婚配模式有关。 抚养孩子的需要，迫使我们建立固定配偶关系，但同时我们的性策略又相当机会主义，并不那么专一，所以在觅偶过程中，两性都需要以某种方式让对方相信自己的承诺，男性用一种看起来高度非理性的颠狂状态来证明其难以自拔的迷恋和不顾一切的许诺，女性则用羞怯和矜持来证明其贞洁和自爱。 雄性历来倾向于广种薄收的数量策略，但人类婴儿的脆弱性和沉重抚养负担却迫使男性经营长期关系，他们为此作出了巨大投入，实际上，这是促使男性辛勤劳作和在社会竞技场的拼搏奋斗的主要动机，对于这样的巨额投资，他们自然会寻求某种保障来控制亲子关系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反过来，女性也会寻求一种机制来确保男性履行其持续投入于长期关系的承诺。 这场博弈的结果是一整套婚姻契约和与之配合的性伦理规范，要求双方忠诚守诺；然而，此类规范赋予两性的责任是不对称的，一方面要求女性贞洁专一，同时却往往容许男性寻求更多性伙伴，只要不影响他们继续履行对已有婚姻的责任，在基督教文明主导世界之前，多数社会的性伦理都正式接受多妻关系。 但这又明显不同于狮子或海豹那样的多偶关系，而是一种允许男性在确保履行既有责任的前提下，按其资源能力决定配偶数量的弹性多妻制，这一安排或许是因为，人类若要成功狩猎，并在相邻群体的争斗中取胜，必须依靠团队合作，因而不能接受海豹那样的赢家通吃局面，而必须在合作团伙内分享性资源，但分享比例不必是均等的，可以随个体在团队内地位而异。 这一局面将雄性间古老的配偶竞争引向了全新方向，尽管人类男性也会像雄孔雀那样展示优良禀赋，或像公鸡那样一对一搏斗，但更多采用的是组织化竞争手段（正如他们在狩猎和战争中所做的），其中最古老也最普遍的，是父系家族组织，从凭借对共同祖先的个人记忆而维系的小型家族，到依靠符号、仪式和神话而维系的氏族、宗族、部落等更大规模血缘组织，组织化竞争推动着社会结构和制度向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 由于父系家族常与外婚制（[[exogamy]]）相搭配，因而通婚关系往往成为不同父系群体之间建立合作联盟的基础，而适当选择通婚对象，也是个人、家族和部落经营其合作网络以扩大自身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长期持续的通婚关系，既是超越父系家族之上的更高层政治共同体得以维系的纽带，也是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共同文化的重要途径。 一旦通婚有了这样的功能，族内的待嫁女性以及她们的禀赋和声誉，便成了家族经营其政治实力的宝贵资源，因而具有了家族公共资产的性质，这便为家族（尤其是从家族势力中获益较多的上层人物）严格执行其性规范以维护家族声誉提供了强大激励；不难发现，越是宗族组织发达、宗族间竞争激烈的地方，对贞节牌坊的需求和惩罚越轨者的冲动便越是强烈。 通婚在维系合作纽带和建立共同文化上的作用，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并不同步，每个层次上的跨群体合作与文化融合，总是首先在这些群体的上层人物之间发生，而下层大众的通婚和交往范围都更为局限，结果是，任何一个多层次大型共同体的任一层次上，无论在语言、知识、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念、历史记忆、民族认同上，都会出现上层融合而下层分异的情况。 婚姻的上述社会性功能，也促使父母们强化了对子女婚姻的控制，导致各种形式的包办婚广为流行：童婚、攀附婚、买卖婚、政治婚，等等；此时，一桩婚姻的缔结不再只是夫妻双方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关系的全面整合，相应的，离婚将是这一关系网的一次大撕裂；如此一来，青年男女便逐渐丧失了恋爱婚姻自由，并被束缚在日益严苛的性伦理之中。 直到近代（西方更早些）以来，家族的社会结构功能逐渐被教会、学校、企业、社团、政府等其他组织所取代，社会变得更富流动性，个人才得以从那张严丝合缝、笼罩一切的伦理之网中挣脱出来，获得独立和自主，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才与公共生活隔离开来，成为闲人莫入的私属领地，一个避风港。  

【2016-04-14】 @whigzhou: 最优化vs满意解，功利计算vs拇指法则，天堂墙外寻路者vs险恶世界幸存者，画出世界地图然后大步迈向天堂vs泥泞大雾中小步摸索，进步主义vs保守主义……所以这其实是个算法问题，在一个可行解分布极为稀疏且迷雾重重能见度极低的险恶世界中，保守主义是不二之选，可惜哈耶克死得太早没想明白这一点。 @whigzhou: 只要你是进化论者，就会认识到我们面临的选择空间中可行解分布极为稀疏，是进化算法帮我们找出了这些可行解孤岛，而不是世界恰好被上帝造得那么宜居，进步主义的乐观假定其实是一种幸存者偏见（喂，这才是幸存者偏见的正确用法， @whigzhou: 只要你认识到人类认知局限，就会同意我们面对的（认识论上的）世界迷雾重重，能见度极低，随便乱走很危险。 @whigzhou: 在这两个前提下，就有了对待功利主义的两种态度：功利主义（至少流行的版本）总想在给定价值函数之后寻求最大化，保守派天然讨厌功利主义，因为我们不要最大化，世界太险恶，如何保住我们所珍视的东西才最重要，所以，在弄清进化如何带给我们这些珍宝之前，不如先找出一组拇指法则。 @whigzhou: 这些拇指法则只能从那些有幸成功保有了这些珍宝的前辈的实践中去寻找，（基于前述局限）不可能是从头算出来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功利主义算法对条件过于敏感，略微改变一个条件，或者稍稍多考虑一步，结论就可能完全翻转（黑话叫很混沌），如此便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可用的行动指导。 @战拖拉夫卡: "中国模式"到底是更接近于辉总所说的“功利最大化计算”，还是更接近于中国情境意义下的“拇指法则”？毕竟，摸石头过河这一策略也算得上实用主义范畴吧。需要甄别的是在中国现有路径依赖之上的实用主义，算是画地图大步迈向天堂还是在泥泞大雾中小步摸索？ @whigzhou: 彼之珍宝，吾之敝履 @whigzhou: 我说的保守主义/进步主义，是元政治哲学层次上的分野，不涉及保守的具体是什么东西，哈耶克没想明白的，正是这一层次之别 @whigzhou: 正如契约主义/普世主义之别，是元伦理层次上的分野，不涉及具体契约内容 @whigzhou: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本身是契合保守主义的，问题是说这句话的人心目中的珍宝是什么？如果他的意思是“咱们就此散伙吧，让各省人民自己摸着石头爬向美国去”，那自然好～  

年初去北京时，和两位老友聊天，说起他们正在我的老读者中组织一个微信群，因为我不用微信，所以对具体情况只有一些间接了解，按我当初的理解，这个群打算做的事情大约是： 1）讨论一些由我的文章引发的、群内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这我完全支持； 2）把我的一些文章或观点改写成更生动易懂的形式，以改进传播效果；——这我觉得也不错，但我自己不太热心； 3）从我的文章和观点出发，去广泛参与或引发一些热点议题的讨论，以扩大公众影响；——这我不太喜欢，但觉得也没必要打击大伙儿的热情。 昨晚我刚刚得知此事的最新进展，一些热心朋友正打算将这事情从自娱自乐变成一桩宏大事业，从一项业余爱好变成一门生意，对此，我深感不舒服和惶恐不安。 让我解释一下。 不舒服，是因为事情正变得大张旗鼓，我从中嗅到了一股我很不喜欢的味道，虽然这味道一开始就有（见上面第3点），但大张旗鼓的商业化，不可避免的会大大强化这股味道，对此前景，我非常抵触，因为我本能的反感： 1）声嘶力竭的到处宣扬自己的酒有多香； 2）绞尽脑汁设法让别人接受你的观念； 3）苦口婆心的劝别人改弦更张； 惶恐不安，是因为这事情正在将太多朋友过深的卷入进来，君子之交淡如水，买本书打个赏是一码事，让你们将大量热情、精力和金钱投入进来则是另一码事，更何况我自己对这一事业并不热心。 对推动此事的朋友，我毫无责怪之意，我完全了解你们都是出于好意、热忱和友情，对此我心怀感激，但我恳请你们，赶紧把这事停下来。 这件事里没有对错的问题，有的只是口味、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的问题。 另外，我知道海德沙龙翻译组里的一些朋友也进入了这个微信群，我想说：我当初发起这个翻译组的动机很纯粹，今天依然很纯粹，我不希望它跟其他任何事情扯上关系。 我很清楚，我的这一态度一定会让积极推动此事的朋友深感失望和沮丧，这都怪我起初没有认真对待，未能考虑周详，未能及时跟进，对此我十分抱歉和内疚，请你们原谅。 因为我不用微信，只好在这里说。 辉格

【2016-04-22】 @whigzhou: 在阅读普通法的早期文献时，我常常为其（操作主义意义上的）精确性所折服，与其他系统中常见的（看不出操作性含义的）泛泛空洞之辞形成鲜明对照，这种精确性显然源自其司法程序的令状基础，每种令状对一项程序应如何执行有着明确指示，再往前追究，这一特性大概和诺曼君主的军事背景不无关系， @whigzhou: 和其他文书相比，军令应该是最讲究（操作意义上的）明确性的——你，和谁谁谁一起，带上这个那个，于某月某日几点前，到达某地。——读令状的感觉就像这样。史家也曾指出，在亨利二世之前，司法令状和其他令状并没有明确区别，依我看，他们都有着军令的背景。  

（本文曾作为附录收入于《沐猿而冠》） “人是理性动物”——这句话直觉上很容易接受，我们在做决定时会考虑各种理由，会从各种来源收集信息，倾听他人建议，上网搜索一番，权衡利弊；我们也会分析和算计，有时还拿出纸笔计算一番，在重大事情上，甚至会组织调查研究，建立数学模型，运用高端统计工具；即便在不面临抉择的时候，我们也会不停的观察、思考和探索，以便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 可一旦细究起来，却又发现很难说得清楚什么才算理性；饥饿感驱使我们寻找食物，假如我只是不假思索走向冰箱拿出块巧克力，说不上有多理性，可要是空空如也的冰箱促使我放下游戏抓紧写简历找工作，好像就算得上理性了，同样是听从本能的指引，为满足生存所需而做点什么，似乎那些包含了更多预见、计划和迂回手段的行为，更可能被认为是理性的。 有时理性又被视为对抗或克制本能的能力，我出于健康考虑而抵御了奶油曲奇的诱惑，在男女交往中克制色欲而维持了礼节和体面，在商业交往中抵御贪欲而保持诚实守信，都会被视为理性；当然，放弃短期满足可能换来长期回报，因而许多克制都是有其理由的，而且这些理由往往可以经由一连串适应性解释而被追溯到遗传收益这个古老的终极理由。 但也可以没有这样的理由，因为人可以为自己创造新的理由，或把原先的策略理由变成终极理由；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只是因为喜欢而做某事，追求某种目标，并为此而克制本能，学者可以忍受清贫而只为探索奥秘，商人可以在明知毫无利益时仍保持诚信，在围棋这样其目标、规则、胜负、价值完全人为构造的游戏世界中，我们一样可以玩的很开心；所有这些表现，并不会被视为非理性，甚至还常被赞颂为理性的最高境界。 可是这样一来，就更难说清什么才是理性了，火苗让我的手自动缩回来，不算什么理性，我小心避开火苗，算是有点理性，我强忍烧灼而拒绝缩手，你会说我是疯子，可我要是有个好理由（或许那可以让我牢记某次沉痛经历），你是否会说我太理性了？那么，假如这只是一次行为艺术呢？死不免冠的子路，火刑柱上的圣徒，饿死不受嗟来之食的名士，是太疯狂还是太理性呢？那么怀抱鸿鹄之志而甘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呢？ 或许真正重要的是控制感：当我抵御美食诱惑时，感觉自己成功掌控了局面，克制了本能冲动，让我确信自己保有自由意志；相反，假如我不由自主的伸手拿了奶油曲奇，事后又对自己的贪吃感到懊恼，便会感觉自己丧失了控制，被本能所摆布；可是何以如此？既然构成“我”的各子系统相互竞争的结果只能是其中之一胜出，为何其中有些更有资格代表“我”，其胜出被视为理性，而另一些的胜出却被视为失控？ 答案或许在于意识这个子系统的特殊地位，意识是一个语义化的行为调制系统，随着人类语言能力的发展，该系统在决定个体行为的诸因素中逐渐获得了一种类似于中央政府在一个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取得日益广泛且有效的控制权，而所谓理性，即是指这一中央控制权的执行效能与强度，以及它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否则其控制就变成了疯狂）。 尽管意识机能的实现细节尚不清楚，不过，为了说明它如何可能在已知神经基础上无须借助任何神秘力量而发展出来，我们不妨从既有知识出发，设想一下它可能会是什么样子。[1] 情形或许是这样：组成我们的模块中，有些是基于语义表征的（用软件术语说，是由符号化的高级语言编写的，而不是通过硬连线之类的硬编码实现的。下文称这些为语义模块），因而其对行为调控的参与，也是通过语言系统而实现的，而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对语言指令作出响应的能力。 比如当我们的听觉语言中枢（即从听觉系统接收语音并解读为语句的模块）收到同伴发出的祈使句——“住手！”——时，正在伸出的手就会缩回来（或许是因为这个句子会唤起某种痛苦记忆），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表明必定存在某个机制，将上述语句转变成了动作指令，姑且将该机制称为受话系统。 当各语义模块竞争行为控制权时，或许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受话系统仿佛收到来自某个模块的一个祈使句，并产生了相应的行为控制效果；当然，这句子未必真的说出口再从耳朵传入，或许只是通过某条旁路捷径被传入了受话系统。（意识活动有时确实表现为喃喃自语，在搭积木玩家家的儿童身上，常可观察的此类现象） 当受话系统收到一个语句时，除了可能产生行为效果之外，同时也会将此语句广播给所有需要接收话语信息的模块，于是，那些得以接入受话系统的语义模块，便获得了这样一种地位：它既可能通过发出一个祈使句而直接影响行为，也可能通过发出一个陈述句而影响其他语义模块从而间接影响行为。 比如模块A在监听到某个视觉信号后发出“前面有毒蛇”，模块B收到后，与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毒蛇是危险”做运算后，发出“前面有危险”，模块C收到并运算后，发出“快逃！”；或许同时还有模块D在收到A的输出后，发出“前面有食物”，模块E收到它后发出“快去抓”；或许先前经验让C拥有更高权重而最终胜出，但也可能相反；发出的祈使句指令也可以是影响注意焦点的，比如模块F监听到“快逃”后，发出“慢！先看看身后情况”。 随着语言在人类生活中地位不断提高，这样的模块越来越多，其在行为调控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和广泛，而这些模块接入受话系统的那条捷径，成了一条大量指令经其传出的枢纽要道，就像一个麦克风，被连到了某些重要公共场所（比如某些运动中枢或内分泌腺）的大喇叭上，哪个发声源抢到麦，就有机会对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模块竞相轮番占用这个麦克风，就像国会大厅里吵吵嚷嚷的议员们，各自主张着一种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的理由，同时也能相互“听到”各自发出的“声音”并受其影响，当一种声音盖过其他声音时，一个决定便产生了；和国会一样，这一集体议事机制确保各方理由得到陈述和倾听，并经由明确的竞争性程序（是一种神经达尔文机制[2]）而产生最终单一决定，同时却不需要任何中央控制者。 【我这里用国会议员比喻各语义模块，这种拟人化叙述容易让人误解为笛卡尔剧场里那个小人（homunculus），其实两者毫无关系，笛卡尔小人代表着意识本身，而我的每位议员只代表意识机能的某个微小组件，比意识本身简单的多，所以不会陷入“为了解释小人又要引入更多小人如此反复以至无穷”这样的困境；正如丹内特所言：只要每次分解出的小人比被分解的那个更简单更笨，小人隐喻就不是问题。[3] 比如当空空如也的冰箱激励某甲去写简历找工作这件事，若将意识视为一个整体，我们会如此叙述此事：空冰箱激发了某甲寻找食物的冲动，在考虑了获取食物的各种可能性后，他认定还是用钱买最方便，可是怎么才能弄到钱呢，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后，他认定找份工作最可行，经过这番考虑之后，他坐下来开始写简历。 可是当我们用放大镜凑近了看，将意识分解开，就会如此叙述此事：某甲头脑里的模块A被饥饿感所激活，发出“快去找点吃的”，模块B说“楼下商店里有吃的”，模块C说“那得花钱买”，模块D说“嗯不然会挨打”，模块E说“那可打不过”，模块F说“可是钱包空了”，模块G说“该去找点钱了”，模块H说“帮人干活可以拿到钱”……模块K说“赶紧写简历”——这么做的模块小人，显然不需要像人一样聪明。】 这个持续监听外来信号，调节注意力，表征注意对象，轮番激活各种干预理由，产生行为调控决策的国会，被称为“意识”，该国会的竞争性议事程序，被称为“斟酌（deliberation）”[4]；当然，因为还存在影响行动的其他途径，国会决议未必是行为的最终决定，比如膝跳反射和心脏搏动是部门自主的，肠胃蠕动或血压升降也不受国会指挥，甚至像打毛衣这样的精细工作，也可时而脱离国会监控而自行持续；然而对人类来说，国会在行为调控中的地位毕竟越来越重要了。 如此喧闹吵嚷的国会，是如何让个人表现的像一个连贯协调自主的行动主体的？实际上，这一点并不总是能得到保证，当意见对立的两派相持不下，我们可能表现的像布里丹之驴[5]，当两派议员各说各话各行其是，则表现为精神分裂，当某位议员阴谋篡夺麦克风而拒绝理睬其他议员的意见时，我们就变成了偏执狂或者疯子，当所有议员都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或许是因为国会休息室里的咖啡断货了）时，我们便陷入抑郁状态，丧失行动能力。 不过，这些情况毕竟是少数，国会通常运行良好，因为自然选择会自动排除激进分子和不合作主义者，确保每位新加入的议员（代表着一种新理由）都足够保守、谦逊而具有合作性；语义模块之间的合作，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语言系统能够处理陈述句之间合并、嵌套、递归、修饰、代入等语法关系，从而让模块之间可以通过复合而构成任意复杂（仅受限于大脑存储容量）的表征结构和控制逻辑。 于是又出现了一些专门处理这种语句复合关系的模块：它们不直接代表任何行动理由（就像国会里有些议员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但他们会对其他议员发出的陈述句作出反应，尝试将它们与已掌握的知识复合而得出一些新的陈述句，这便产生了被称为推理、联想、论证或反驳之类的逻辑演算活动。 还有些议员则像理论家和预言家，它们总在尝试从众多事实中建立一般关系，即，构造各种包含了若干变元的抽象陈述句，并寻找其他陈述句代入其中，那些反复被成功代入的句子就被保留下来，这一过程反复迭代进行（即抽象陈述句又作为子句被构造进其他陈述句），于是，通过多层复合，便形成一套理论模型，被用来表征和模拟任意复杂的系统，在斟酌过程中，它们监听其他议员的意见并输出陈述句作为预测。 【当然，这样的抽象和建模活动并非从空白开始，进化已经在我们头脑中建立了许多表征世界某一方面的模型，不过这些模型都是针对特定生存任务而建立，但有些模块会从新情境中识别出与旧模型相似之处，从而将后者复制并移用于新任务，而且在经过多次复用之后，进而能从各复用版本中提取共同特征，从而产生抽象模型，这样的抽象过程可以反复迭代进行，并产生越来越一般化的模型。】 语言系统的上述特性和发展，使得意识成了一部通用语义引擎[6]，它原则上是图灵完备的，因而可以用来表征任何东西，模拟任何过程，实现任何控制逻辑；在斟酌过程中，有关现实世界各方面的记忆表征被参与议事的各模块分别唤起（所谓唤起，就是被某个模块作为子句引用于其演算之中，就像某位议员援引观察事实以支持其主张），并在各模块间广播，于是便在意识中形成了一幅比孤立散布的记忆片段更为完整的世界图景。 类似的，意识的语义表征也可指向其自身：有关个体过往经历的种种记忆——被感知到的外部事件，被提出过的行动主张，被援引过的理由和事实，经历过的斟酌与权衡——，也会在意识中被反复唤起，就像国会档案中保存的调查报告、听证记录、发言稿和表决记录，可随时被任何议员查阅和援引，于是便在意识中形成了对个体经历的连贯记忆，它被称为“自我”，当这些记忆被唤起而进入新的议事过程时，便形成了所谓“自我意识”。 一旦意识本身成为表征对象（表征结果是自我），国会里那些理论家就又有新事情可做了，于是有关意识活动的抽象陈述和理论模型也被建立了起来，这个内部模型就像一个由政治学家所建立、用来演示和预测国会如何议事和决策的理论模型，被心理学家称为“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 心智模型的存在，使得意识能够对其自身的活动作出预测，于是在意识中便产生了诸如“我想要什么，我面临哪些选择，我有哪些理由倾向这个或那个选项，这些选项会给我带来什么，我要怎么做……”之类的心理活动——正是这些意识活动，构成了所谓“自由意志”的表现，只有那些拥有适当心理机能使之能够产生这些活动的个体，才被认为拥有自由意志，只有那些时常有机会产生这些活动的个体，才被认为是自由的。 【比如与自由人相比，一名囚犯更少有机会运用自由意志（即便他的这项机能是健全的），比如“今天晚饭吃什么呢？”这种念头很少在他头脑里冒出来，即便冒出来也很少有机会影响行为，因为他的晚饭是被监狱规定好的。】 由于心智模型是抽象的，可以被用来表征和模拟其他同类个体，并据此而预测其行为，于是我们便获得了移情（empathy）能力，后者大幅提升了我们的合作性与社会性（说服、许诺、引诱、欺骗、圈套、讹诈等社会技能皆以之为前提），也革命性的升级了人类语言的表达能力，反过来又升级了意识这部语义引擎的效能。[7] 【心智模型有时也会被用于表征非同类个体，甚至无生命物体，结果就是万物有灵论，不过，此类表征和模拟的有效性当然会很差（因为表征对象实际上完全是另一种东西，或者压根不存在），会得到大量不合预期的反馈，所以，即便在万物有灵论流行的年代，人们对此也不会太过当真（“当真”的意思是它在行为决定过程中的权重较高）。】 上面种种由意识表征活动而产生的理论模型，也被称为朴素科学（folk science），包括表征物理世界的朴素物理学和表征意识本身的朴素心理学，它们让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学习和适应能力；缺乏神经系统的简单生物，其个体是没有学习能力的，学习只发生在种群层面上：错误的教训以个体死亡或绝后的方式而被种群之基因组所“吸取”。 神经系统赋予动物个体以学习能力，因而适应性在个体生命期中也可得到提高，但神经系统较简单的低级动物，缺乏对象表征能力，无法建立在头脑（它们可能根本没有头脑）里为对象建立内部模型，其学习和适应只能以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的方式进行，因而被丹内特称为斯金纳式造物。[8] 拥有系统化表征能力和内部模型的高级动物（被丹内特称为波普式造物）有了更好的个体适应方式：模型可以让它们对行为后果进行模拟预测，从而预先排除某些有害行为，而斯金纳造物则只能在伤害后果发生后以记取教训的方式避免错误，两者的差别相当于在一套理论范式指导下通过实验和试错学习的科学研究者，和靠随机瞎蒙乱撞而获得经验的门外汉之间的差别。 然而，缺乏语言能力的波普造物，其表征手段缺乏抽象性和可组合性，其内部模型通常是由硬连线方式在个体早期发育时按基因编码指令装配完成，此后的学习只是参数配置和优化过程，或数据采集和加工过程，就像一台固化了专用程序的特定用途计算机，不能安装新程序去处理新问题，因而其行为模式也就非常单调刻板。 人类语言的抽象能力和可组合性，将意识升级成了一台通用图灵机，它不但可以识别新的对象类型，建立新模型，还可以在每次决策时，针对当前情境进行问题表征，构造出全新的推理链条来寻求解决方案，就像一台会自动为自己编写新程序去处理新问题的超级电脑，甚至可以在观念世界中建立没有现实对应物的虚构模型，并据此而引导行动，将模型投影到现实世界，创造出像克莱因瓶、GPS、欧元系统这样的全新事物。 所谓理性，便是意识——在一台基于语义引擎的通用图灵机上运行着如上所述的议事／决策程序——的运行效能和它对个人行动的掌控强度：与所面临抉择相关的记忆是否被充分唤起，各种相关理由是否被充分表达和倾听，表征这些意见和理由的复合语句是否经受了逻辑一致性检查，是否拥有表征世界的恰当模型，上述过程能否产生对选择后果的有效预测，以及，从长期看，能否识别新对象，建立新模型，发现新理由。 【现在回头再看火苗上那只手，当它自动缩回来时，国会只是收到了报告，并未发生辩论或施加干预，所以谈不上多少理性（当然，比起肠胃蠕动还是多了些理性，后者国会连报告都没收到）；但或许事后国会指示视觉系统采集了现场特征，产生了一份题为“一种新危险”的备忘录存入国会档案馆，那他就表现出了些许理性。 假如那只手没有缩回来，或许是因为痛觉系统坏了，那与理性无关；但也可能他有一个理由，比如想展示自己的坚忍，好让同席仇家看到他内心熊熊燃烧的怒火，这样算理性吗？不一定，代表这念头的议员可能在其他念头还没来得及冒出来时就抢到了麦克风，于是“烧伤会留下终身残疾，会妨碍握剑，会让我输掉明天的战斗”之类理由丧失了表达和被倾听的机会，那样的话他就会被视为鲁莽，或者，他头脑里压根没有代表这些理由的模块，或没有议员了解有关烧伤后果的知识，那他就是无知了。 但假如所有这些念头都冒出来过（所谓“冒出来”是指被某个模块发送到受话系统并被广播给其他各模块并得到这些模块的处理），而最终“忍痛示狠”的念头胜过其他念头夺得控制权，甚至他在火堆旁坐下之前早就经历了这番斟酌，甚至这一场景多年来已反复在他头脑里上演，他早已暗暗下定决心，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是理性的，甚至理性的有点可怕。】 当这些意识机能运行良好时，个体便真切的感受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并且被其他同样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毫不迟疑的视为同类，因为这一其他动物身上难觅踪迹的特征实在太鲜明了，其独特性根本无法否认，尽管很少有人能用不带神秘色彩的话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然而，尽管自由意志和理性非常鲜明，足以将人类与其他动物断然区分开来，但它并不是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特性，而是在进化过程和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的，上面所提及的各项元素依此产生并相互加强；这一发展过程至今仍在持续，实际上，就在过去几万年、几千年、几百年和几十年中，它又经历了几次重大升级。 个体头脑的容量和处理能力有限，其知识、理由和理论模型的储备也受限于个体寿命长度和经历的丰富性，假如意识这个头脑国会的档案馆所收藏的资料仅仅来自个人经历，议员们所主张的理由也仅是它们自己所熟知的那些，那这个国会的议事和决策水平就只能停留在文盲村委会的程度，理性能力也将因此而受限。 好在我们生活于群体之中，个人的知识和模型储备可以经由交流而为他人所用，也可经由教化而世代传承，轮子无须再一次次重新发明；随着社会规模扩大，分工加深，越来越多的知识以口耳相传或人工制品的方式存在于文化之中，为个体提供了延伸表征能力。 现在，外国议员时而带着令本村耆老耳目一新的新鲜理由参与国会辩论，国会档案馆则因接入文化这一云存储网盘而容量大增；这一发展在中石器时代突破临界点而引发第一波升级浪潮，被考古学家称为“认知革命”或“文化大跃进”；游戏嗜好、艺术品味和宗教情感等意识机能中的高级元素，在此期间纷纷涌现。 第二轮升级发生在文字出现之后，文字（和其他书面符号系统）极大扩展了文化传播和积累的时间与空间跨度，让文化雪球越滚越大；文字也帮助个体头脑突破其工作记忆局限，以实现更复杂的表征、计算和推理，对比心算和笔算，一则口述神话和一部长篇小说，一首民间歌曲和一部交响乐，便可看出其中差别。 文字也为此后的形式逻辑、人工语言、数学理论创造了前提，没有文字就不会有欧氏几何和牛顿力学；基于这些形式系统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体系，再次加速了知识增长和积累；现代教育将这一急剧膨胀了的文化系统的一个子集，以及用于访问该系统的客户端应用，安装到个体头脑之中，使该客户端和整个文化成为意识机能的延伸部分，从而导致了第三轮升级。 我们生活的时代，见证着正在发生的新一轮升级，电视、通信工具、计算机、互联网、可穿戴设备、搜索引擎、社交网，正在延伸和增强着我们的感官，拓展着我们的信息来源，提升着我们的意识机能和理性能力，也丰富着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让我们见识更多新事物，认识到更多可能性，考虑更多新理由，面对更多新选项，从而更真切体会到自由的价值。 ---------------------------------------- [1] 本文余下部分是我基于丹尼尔·丹内特的意识理论而做的猜测，没有实证研究支持，不过这是迄今最能让我自己满意的设想。 [2] 有关神经达尔文机制，可参考威廉·卡尔文（William H. Calvin）：《大脑如何思维》。 [3] 丹内特有关小人（homunculus）的评论，见《头脑风暴》（Brainstorms）第7章“作为哲学及作为心理学的人工智能”。 [4] 上述解读源自丹内特的“多重草稿模型（multiple drafts model）”，参见《意识的解释》。 [5] 布里丹之驴（Buridan's ass）是14世纪法国哲学家让·布里丹（Jean Buridan）提出的一个哲学论题：一头完全理性的驴，恰好处于两堆完全相同的干草正中间，将会饿死，因为它无法对究竟该走向哪堆干草作出理性决定。其实布里丹并非该论题的最早提出者，亚里斯多德在《论天》（On the Heavens）中便提出过一条狗面对两块无差别肉时的困境。 [6] 有关意识的语义引擎性质，可参考约翰·豪格兰（John Haugeland）：“Semantic Engines: An Introduction to Mind Design”，收录于其《心智设计》第三章。 [7] 移情能力在语言进化中的关键作用，可参见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人类沟通的起源》。 [8] 关于达尔文、斯金纳、波普、格列高利四种造物的说法，源自丹内特《达尔文的危险观念》第13章第1节。

@海德沙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Eli Wiesel曾如此自问自答：“究竟是什么把一些年轻人推向恐怖主义？就是因为它简单粗暴。盲从狂热者没有问题，只有答案。而教育就是消除恐怖主义的方法”，但经验研究从未支持这一说法，本文作者对教育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更细致的考察。（教育会减少恐怖主义？  http://t.cn/RGDyD03） 我在想，人类对某些形式的内容（书面文本、巫师咒语、韵文、学术黑话、新闻联播……）似乎有着本能的迷信倾向，其心理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相对于其他来源的信息，以某些介质记录或以某些形式表现的信息，总是会被赋予额外的置信度（这是各种宣传术和骗术的基础），好像很奇怪。 我想到一种解释，不妨称为“可信度乐观主义”假说，假设初始状态下，所有个体对不同介质/形式的信息没有偏见，但他们对任何信息的可信度都采取乐观主义态度，即，当没有其他信息可帮助他判断某信息之可信度时，他便将置信度赋值为C，C>0.5，为了说起来方便，接下去就假设C=0.7吧。 好，现在引入第二个前提：某条信息被越多的别人相信，那么你像相信它那么行动，你的净收益就会越高，即：如果你信对了，得到的好处会比只有你一个人信更多，如果你信错了，蒙受的损失会比只有你一个人信更少。——这一前提，不妨称为“信念协同收益”，至少在许多事情上，貌似是成立的。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解释：当你对你妈说“中医是垃圾”时，这条口语信息可能只有她一个人听到，因而不会产生信念协同收益，于是她对它的置信度C便是默认值0.7，相反，假如这句话来自新闻联播，那她便可以安全的预期，大批人会听到这条信息，其中大部分会以高于0.7的置信度相信它，于是，相信它就可获得信念协同收益，于是她便将置信度从0.7提高到0.9，于是你就输给了新闻联播。 总结：任何看上去可能会被很多其他人看到的信息，都会被赋予额外的置信度。 所以占领媒体的好处不仅是让信息得到更多受众，也包括提高受众对它的置信度。 实际上，当存在信念协同收益时，比“跟着大伙信”更好的策略是“保持怀疑同时像真信了那么行动”，许多人可能还真是这么做的，于是便有了深层信念和指导当前行动的“工作信念”之间的区别，Trivers所研究的自欺，大概就属此类。  

个人禀赋可遗传性，社会阶梯对个人禀赋的选择，择偶的同质化倾向，阶层内婚，阶级分化，族群禀赋差异化，地区经济分化，大国-单一民族国家-城邦小国的根本区别……，把[[Charles Murray]]，[[Garett Jones]]和[[Gregory Clark]]的工作合起来看，貌似就通了，有关社会演化和长期经济表现的一幅新图景呼之欲出。 这几年我在经济问题上经历了一次思想转变，越来越相信culture matters, genetic matters，在写作《自私的皮球》时，我基本上还是个制度主义者，虽然也相信文化重要，但认为其对宏观经济表现的影响是通过制度间接发生的，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让我难以否认，文化的作用是直接的和压倒性的。 转变最初起于对南北欧的比较，北欧（包括英德）在制度上也有种种问题，但表现总是比南欧强很多，日耳曼/拉丁这条分界线实在太清晰了，怎么辩解否认都不可能，想来想去，一个直觉上的印象反而比种种“客观原因”更有说服力：南欧的政治家（和他们的民众一样）普遍没有责任感，没有政治担当，没有认错然后做个决断的能力，只会命苦怪别人，就这么简单。 看看希腊人在债务危机后的丑态，一门心思只想着赖账，从不想想自己有什么问题，和西班牙政府在历史上无数次赖账如出一辙，这种事情北欧人就做不出来，默克尔移民大放水这件事情虽然是做得很坏，但不得不承认她是有担当的，在非常清楚代价的情况下勇于承担责任的，这种事情你在南欧永远看不到。 我曾经认为夏威夷是个支持制度主义的鲜明案例，但后来发现，直到几十年前，欧裔和日裔加起来还占夏威夷人口多数。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波多黎各和英属洪都拉斯（包括伯利兹），很明显的制度主义反例。可以设想一下，其他条件不变，把波多黎各或洪都拉斯的70%人口全部换成日裔，会是什么样，要我说，答案很明显。 外部强加的制度当然可以造成很大差别，这个以前说过很多了，现在我想强调的是，对于某些文化，某些族群，外部再怎么强加制度，可能都不会达到很好的状态，当然，正面外部力量可以让它避免最坏的状态（比如变成朝鲜） 简单说，在所有拉丁社会中，波多黎各当然已经非常好了，再怎么说，因为有美国，它不会变成阿根廷，或委内瑞拉，或古巴，而我的意思是，它也不大会变成夏威夷，变成韩国，变成香港，论制度条件，英属/美属加勒比的条件再理想不过了，但并未冒出任何加勒比小龙。 再看以色列，不考虑文化/遗传因素的话，当初的条件真是恶劣到无以复加，建国者满脑子共产主义，沉重战争负担，重税，重管制，恶性通胀，啥坏事都摊上过，最后愣是给拗过来了。 转个两年前的旧帖，大意如此。

@whigzhou @ 2014-8-29 12:25 随着技术/文化/制度的丰满成熟，地理因素对社会间差异变得越来越无关，地理大发现以来，英国人无论到哪里都能建立起自由社会，德国人和日本人无论到哪个自由社会都会成为模范公民，犹太人和华人无论到哪个自由社会都比其他民族会挣钱……，换句话说：更成熟的文化与制度更有能力控制和适应各种环境。

 

昨天和小聂吃饭，聊起自动驾驶、机器人、失业和福利制度这一连串问题，早先我在《机器会将人挤出劳动市场吗？》一文中曾谈论过这事情，后来在微博上也有过讨论，自那以来的几次交谈，让我又有了些新想法，整理一下。 （我觉得这事情还是用对话体更容易表达清楚） M：就像你在那篇文章里说的，随着机器智能与生产率提高、成本下降，到某个点之后，人类（或者可以更安全的说，大部分人类）的劳动在经济体系中将变得没有雇佣价值，那时候失业率岂不是会很高？ W：嗯，好像是这样。 M：这些失业者没有了收入，但手里仍然握着选票，所以到时候福利制度的大幅扩张就是不可避免的，对吧？ W：那倒不一定，失业者没有了工资收入，但可以有其他收入，只要他还拥有一些在当前经济体中租得出去的要素便可，或者更简单的说，只要他持有一份（比如）谷歌的股票便可。 M：可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多数失业者恰好都持有足以维生的股权或其他资产，要点在于，劳动力要素是每个人生出来就自动拥有的，但其他资产则有很大偶然性，重要的是没有什么机制确保每个人自动带着它。 W：嗯，有道理，不过其实劳动力资本也不是人人自动带着的，比如很多类型的残疾人可能生来就不自动带着在市场上租得出去的人力资本，所以你的问题其实是：未来社会能够应付（比如）80%的残疾人比例吗？对此，历史经验确实无法告诉我们什么。 M：所以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半数以上的人失业且无产，因而大规模福利制度不可避免，对吧？ W：但我们还可以考虑另一种可能性。假设80%的人失业了，但这些失业者还拥有一些土地（先别管这土地是怎么来的），这些土地和他们的劳动力一样，在当时的经济体系中已经没有出租价值，那么，这些人能否在这块土地上重新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经济体系（姑且称为系统B）呢？ 退一万步讲，即便他们采用18世纪的技术和生产模式，似乎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不能维持一个自足的经济体，尽管因为效率太低，系统B的产品在那个主流经济体（姑且称为系统A）中完全没有销路，但只要系统A的人不把阳光遮起来，系统B便可以存在，就像18世纪的世界（或者14世纪的美洲经济体）可以存在一样。 M：嗯，而且留在系统A里的人总会有一些慈善家，只要他们向系统B捐赠一些现代玩意，系统B的日子就会比18世纪的好得多。 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恰好有这块土地呢？ W：或许系统A的人会大发善心，向系统B捐赠一块土地，让他们自己玩去，毕竟，这么做的代价要比一套巨型福利制度低多了，而且，现在不是也有自然保护区吗，他们难道不想保留几个文化公园？ M：要是他们不发善心呢？这不仍是诉诸偶然性吗？和假设他们恰好拥有其他值钱要素有何不同？ W：但是考虑到国家边界的存在，就没那么偶然了。当系统A的自动化程度不断加深，逐渐排除人类劳动力时，被排除者并非均匀分布于各国，考虑到人力禀赋、资源禀赋和制度条件的巨大差异，总会有一些国家被完全排除出系统A，于是它们便组成了系统B。 M：所以世界经济体在未来将发生两极分化，最终变成两个孤立的体系？ W：看起来是这样，当然两个系统之间还是会有一些贸易，但贸易量微不足道，不具有系统性重要性，系统A基本上用不着系统B的任何资源，而系统B基本上买不起系统A的任何东西。 M：那留在系统A里的失业人口呢？不是仍然要福利制度养活？ W：好像也不一定，理论上，若没有福利制度，这些失业者的较优选择是移民到系统B，当然搬家也有成本，所以系统A为了避免福利制度造成的代价，可以为他们支付船票和安家费。 M：嗯……不过以我对现实政治的经验，搬家的恐怕不是他们。 W：对！留在系统A里的显然将是少数派，而且他们是最有能力迁移的。 M：嗯嗯，实际上系统A的运行大概不需要太大的地方，实在不行漂在公海上都可以。 W：对，所以他们未必需要拼选票，只要有处可逃就行。 M：这一点又如何保证？ W：依我看，只要仍然存在众多分立国家即可，那些坚持福利制度的国家，似乎更可能最终留在系统B里，所以千万别有全球统一政府。 M：就是说，就算美国再好，也不能只剩一个美国？ W：没错。  

【2016-02-16】 @whigzhou: 个人主义必定伴随着对抗性，否认对抗、讲究隐忍退让、一团和气、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为此诉诸权威以压制对抗、抹除差异的群体，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是容不下个人主义的，我们不能在提倡个人主义的同时否认对抗，而只能在承认对抗的同时设法学会以诚实、体面、守信、有尊严的方式处理对抗。 @whigzhou: 至于从何时开始、在何种程度上将孩子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对待，我的看法是分年龄段逐步推进，并鼓励孩子证明自己已配得上更高一级的对待，最终在某个时刻承认其自由人的地位，至于我家的猫，则注定只能永远处于我的权威主义控制之下。 @rainbowend:把儿童培养成成人的一大目标就是让他像个人一样为自己争取利益表达诉求， 同时也学会有礼貌的沟通达成妥协吧。把这说成对抗性也太怪了 @whigzhou: 把礼貌和对抗对立起来才叫怪，两支球队可以很有礼貌很讲规则很有尊严的进行对抗 @whigzhou: 自由主义者最具误导性的一句格言是，人生而自由，要我说，“人生而为暴徒”更接近真相，自由是已经学会收好爪子的好猫们所创造的俱乐部公共品，加入这个俱乐部的资格不是与生俱来的，既要学会收好爪子，否则就是暴徒，又要学会在必要时挥出爪子，否则便是奴隶。 @whigzhou: 文明社会驯服暴徒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权威主义的压制和惩戒，让暴徒了解不收好爪子的惨痛代价，二是对合作性的社会奖励机制，让暴徒意识到，收好爪子也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还能带来合作收益，第一种方式导向专制社会，第二种导向自由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