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储蓄率是我们的时代特征
辉格
2009年2月26日
自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中国和美国的储蓄率差异,便屡屡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们提出,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央行最近发布的08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专门以“正确处理储蓄和消费的关系”一节对此作出了分析,确认了多年来储蓄率持续提高、消费不断下降的事实,并且表明了促进消费的政策立场。当今中国高达50%以上的储蓄率,是无需否认的事实,尽管它未必是国际货币失衡的根源,更不应被作为或理解为一项罪责。
对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常见(more...)
高储蓄率是我们的时代特征
辉格
2009年2月26日
自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中国和美国的储蓄率差异,便屡屡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们提出,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央行最近发布的08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专门以“正确处理储蓄和消费的关系”一节对此作出了分析,确认了多年来储蓄率持续提高、消费不断下降的事实,并且表明了促进消费的政策立场。当今中国高达50%以上的储蓄率,是无需否认的事实,尽管它未必是国际货币失衡的根源,更不应被作为或理解为一项罪责。
对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常见(more...)
高储蓄率是我们的时代特征
辉格
2009年2月26日
自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中国和美国的储蓄率差异,便屡屡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们提出,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央行最近发布的08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专门以“正确处理储蓄和消费的关系”一节对此作出了分析,确认了多年来储蓄率持续提高、消费不断下降的事实,并且表明了促进消费的政策立场。当今中国高达50%以上的储蓄率,是无需否认的事实,尽管它未必是国际货币失衡的根源,更不应被作为或理解为一项罪责。
对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常见的解释通常提及三个因素:中国缺乏发达国家通常都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因而个人需要更多的储蓄来保障自己的未来;政府掌握了过多资源,导致国富民穷并压制了个人消费能力;第三点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差异,即美国人更喜欢借助消费信贷和分期付款来提前消费,其实这未必是文化差异,更可能是美国金融市场更发达的结果:当你花10万元买一部能用10年的汽车时,你实际上是做了一笔10万元的投资,并在此后10年产出了一个消费流,发达的金融市场能找到其他人来替你做那笔投资,你转而购买后续的消费流。
这些解释尽管可以成立,但只能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探究高储蓄率的根源,还须从微观基础入手。个人储蓄的决策基础,是其对未来收入流和消费流的预期,这个预期可以伸展到他死后,如果他认为预期收入流不足以支付预期消费流,便需要用储蓄在当前和未来之间进行交换,这一交换还受到市场利率的影响,利率越高,他越倾向于将消费流往后推。
个人消费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这很明显,但这种同步提高并不是线性和连续的,而是在一系列生活方式所对应的消费水平中,作阶梯式的跃迁。假如你原先的收入勉强维持你的单身公寓、QQ车和15元快餐构成的白领生活,现在你的工资涨了两千元,远不足以支付梦想中的三居室公寓、凯美瑞和保姆构成的小富生活,那你很可能将新增收入的大部分储蓄起来,为将来的跃迁做准备;相反,如果你的收入只差一点就能负担小富生活,便很可能借助信贷来提前实现梦想。
上述分析的逻辑结果是:储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与当前水平的差距,也取决于他们对下一代生活的期望与这一代的差距,人们对自己未来或下一代进行生活方式跃迁的期待越高,就会把越多的钱堆积在两级台阶之间。很明显,正是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差异。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门户开放,使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经历了急剧的动荡和变迁,所有人都在调整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各种前所未有的消费生活模式展现在他们眼前。
文化特质令他们缺乏消费意愿?这种说法完全不得要领,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迫切渴望改变生活状况,尤其是下一代的状况,他们才需要更多的储蓄,因为当前的收入还不足以立即负担这些期望。在美国,各种主要的生活方式都已存在好几代,上几代为此而准备的储蓄已经在当前转变为消费,从而抹平了总的储蓄率;而在中国,多数人都在为从未有过的更好生活而打拼和积累;并且,中国传统令他们对下一代背负更多责任,这意味着他们对未来消费流赋予了更大的权重(这一点倒的确是文化差异)。
养老模式的改变也提高了储蓄率,以前人们把孩子当作储蓄罐,所谓养儿防老,现在他们必须为自己买保险,虽然性质上都是储蓄,但统计结果不同;生养策略的改变也带来了同样的影响,以前的策略是多生粗养,养育成本主要由即时消费的衣食住行构成,无须储蓄,而现在的主流策略是少生精养,其成本的大部分——包括学费、嫁妆彩礼、甚至婚房——都需要提前储蓄;在中国,越来越高的教育成本多由家长负担,而在美国,由自己负担的成人教育比例很高。
这样看来,高储蓄率并非某种扭曲状态,它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所塑造的时代特征,试图改变它是徒劳无益的,理解它的发生机制和金融意义,将有助于我们适应它并与它共存。
laoyao把我关于文化宽容与同性恋关系的观点做了个重新表述:
从ESS的角度,你上次的文章也可以反过来说:
人类的反同性恋文化的出现,应该远在同性恋基因的出现之后。按照DNA贴的link的文章的说法,果蝇已经有这个基因,那应该是在人类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携带了这个基因。因此,在人类的反同性恋文化出现时,同性恋基因在人群中应该已经达到了ESS的平衡。
但反同性恋文化的出现,改变了外在环境,使携带同性恋基因的人比以前更可能与异性生育后代,也就打破了平衡,使同性恋基因在人群中的比例反常地走高(但表现出来的同性恋性状不见得会更高)。
这其实是个双输的结果。对反同性恋的人来说,他们所痛恨的种子反而更广地传开。对携带同性恋基因的人来说,他们承受着先天与后天矛盾的痛苦,但这个痛苦本来也许只有1%(随便瞎举的数字)承受,现在却可能有3%的人承受。(more...)
laoyao把我关于文化宽容与同性恋关系的观点做了个重新表述:
从ESS的角度,你上次的文章也可以反过来说:
人类的反同性恋文化的出现,应该远在同性恋基因的出现之后。按照DNA贴的link的文章的说法,果蝇已经有这个基因,那应该是在人类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携带了这个基因。因此,在人类的反同性恋文化出现时,同性恋基因在人群中应该已经达到了ESS的平衡。
但反同性恋文化的出现,改变了外在环境,使携带同性恋基因的人比以前更可能与异性生育后代,也就打破了平衡,使同性恋基因在人群中的比例反常地走高(但表现出来的同性恋性状不见得会更高)。
这其实是个双输的结果。对反同性恋的人来说,他们所痛恨的种子反而更广地传开。对携带同性恋基因的人来说,他们承受着先天与后天矛盾的痛苦,但这个痛苦本来也许只有1%(随便瞎举的数字)承受,现在却可能有3%的人承受。
所以,不是说现在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会导致同性恋的灭绝或减少,而只是让同性恋回到以前正常的状态。而我也想如同辉格上篇文章那样跳跃一下,得个启示说:宽容之后的比例,才是正常的本来该有的比例,任何外力恐怕都只能导致双输。
如果谁有心,可以调查一下各个不同文化下同性恋的比例。比如有的文化对同性恋完全不闻不问,有的甚至鼓励(部分古希腊),有的不反对、但强调男性生育(古代中国),有的强烈反对、处以极刑(中世纪,现代的某些伊斯兰国家),有的不犯法,但社会仍然有禁忌(现代中国、美国的某些地区)。有些文化风气的历史还太短,可能不能作为进化意义上的论据,还有些很难采集到数据,而且对古代社会,只能知道人们的表现,不能肯定是先天还是后天。不过假如能够比较准确地测出或推出同性恋基因的比例,并和毫无同性恋文化的原始部落想比较,那结果会很有价值。
这正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最后提出的调查,尽管很困难,但如果真花功夫去做,我相信中等程度的相关性大概能够找到。行为学和心理学的许多实验和统计方法,其想象力和设计之精妙,常常令人叹为观止。
一个细节有点异议,关于果蝇的研究,对讨论人类同性恋问题,只有启发意义,而没有证据价值;这两个物种的亲缘关系太远,依我看,它们的性别系统是两个物种在进化树上分化之后,各自发展出来的,它们的共同祖先很可能是无性的;实际上,跟眼睛一样,性别系统在进化史上被重新发明了多次,各自的基因基础和荷尔蒙机制都不是同源的。
社保很好,但公务员不参加
辉格
2009年2月19日
最近,《社会保险法》草案结束了向社会征集意见的过程,有专家发现,草案将公务员排除出了统一的社保体系,而要求国务院为他们另行规定一套养老保险办法。这一安排所蕴涵的意义值得探究,一种质疑是:公务员是否应该在统一社保体系之外享有特殊待遇;但我更关心的问题是:统一社保体系究竟在哪些方面不能满足同时为公务员提供养老保障的需要?——否则就不必另起炉灶了;其次,由政府倡导、设计、推行和管理的社保体系,公务员自己却不参加,这样是否还能说服被强制要求加入这一体系的民众和企业对该体系的前途保持信心?
对于参与的个人来说,社会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储蓄机制,与银行存款、商业保险一样,都是一种现金流置换,即用近期的现金流来换取未来的现金流;这两个现金流的折现值不一定相等,其中关键的两个变量是寿命和通货膨胀率。两个现金流之间的时间差积累形成了社保基金,社保管理者的职责便是确保这一基金保值增值,以便在未来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履行其对社保参加者的承诺,他能否做到这一点,不仅取决于基金的安全和增值,也取决于他对未来人口趋势的判断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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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很好,但公务员不参加 最近,《社会保险法》草案结束了向社会征集意见的过程,有专家发现,草案将公务员排除出了统一的社保体系,而要求国务院为他们另行规定一套养老保险办法。这一安排所蕴涵的意义值得探究,一种质疑是:公务员是否应该在统一社保体系之外享有特殊待遇;但我更关心的问题是:统一社保体系究竟在哪些方面不能满足同时为公务员提供养老保障的需要?——否则就不必另起炉灶了;其次,由政府倡导、设计、推行和管理的社保体系,公务员自己却不参加,这样是否还能说服被强制要求加入这一体系的民众和企业对该体系的前途保持信心? 对于参与的个人来说,社会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储蓄机制,与银行存款、商业保险一样,都是一种现金流置换,即用近期的现金流来换取未来的现金流;这两个现金流的折现值不一定相等,其中关键的两个变量是寿命和通货膨胀率。两个现金流之间的时间差积累形成了社保基金,社保管理者的职责便是确保这一基金保值增值,以便在未来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履行其对社保参加者的承诺,他能否做到这一点,不仅取决于基金的安全和增值,也取决于他对未来人口趋势的判断是否准确。 有时间差、有预测、有人为管理,就不可避免的有风险,上述体系的可持续运行,面临这样几个风险:首先,基金里的钱可能丢失,包括管理者为安排其它用途而侵占,非法挪用甚至贪污等等,鉴于已经发生的多桩此类案件,这一风险并非没有;其次,为了实现保值增值,管理者必须将其投资于各类资产,而即便是最安全的资产也存在风险;困难在于,何种资产更安全,在不同的金融条件下,答案是不同的,管理者出于谨慎而在经济平稳期选择的资产组合,一旦面临金融危机时,或许比其它组合更不安全;更困难的是,像社保基金这样庞大无比的单一基金,本身就是一个波动制造者,无论它买入或卖出何种资产,都往往造成该类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并且在这种波动中,它无法像其他分散投资者那样迅速转移、逃离是非之地。 撇开流失和投资安全问题,社保制度在当代中国还面临一个特殊的风险,那就是人口萎缩和老化;社保基金中的钱,除了个人账户上的余额是明确到个人的,其余部分都是统筹的,社保所承诺的养老金支付水平,乃是基于对未来人口趋势的判断,一旦这一判断与现实出现较大偏差,现金流的平衡和养老金的按期足额支付就可能被打断。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加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远低于替代水平的1.6以下,而人均寿命则大幅延长,结果是人口结构的急剧老龄化,其速度和严重程度是其他国家从未经历过的;这一前景,或许是社保体系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然而对于这一风险,决策当局似乎并未注意到,至少没有引起重视,这一点,从近期对计划生育政策决不动摇的反复重申和强调中,可以看出来;这样,对于社保基金能否在未来可能的人口下降和老化局面中维持现金流平衡,难免不引起人们的担忧。如果未来某个时刻现金流无法维续,将面临几种可能:或者降低养老金支付水平;或者虽然维持养老金的名义水平,但与通胀率脱钩,从而降低其实际水平,或者用来自税收收入的转移支付填补缺额,最后一种方法未必奏效,因为当税率大幅提高时,经济总量会因失去激励而萎缩,从而税收总额或许反而下降。 为公务员设立独立的养老基金,可以将它与统一社保基金的风险相隔离,这样,只要公务员的数量不减少(实际上公务员队伍始终在不断壮大),其养老基金的现金流平衡便可免受人口萎缩和老龄化的冲击;其次,这个单独的基金因为规模较小,即使有缺口,也比较容易填补。当然,这些只是可能性,我们的公仆量必不会将这些可能性,作为政策设计的出发点;然而作为一种可能引发公众疑虑的可能性,还是值得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辉格
2009年2月19日
DNA在对我《宽容是同性恋的坟墓?》一文的评论中,推荐了松鼠会介绍“亲缘选择假说”的文章:
博主认为对同性恋的绝对宽容会导致同性恋群体的数量减少,甚至消亡。这个证据不足。向博主推荐科学松鼠会的一篇文章,介绍同性恋基因的。“亲缘选择假说” 可能更靠谱。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8305.html
最近有一项研究显示,男同性恋的直系女性亲属(外婆、母亲、姐妹)的生殖力(生育的孩子的平均个数)比非(more...)
DNA在对我《宽容是同性恋的坟墓?》一文的评论中,推荐了松鼠会介绍“亲缘选择假说”的文章:
博主认为对同性恋的绝对宽容会导致同性恋群体的数量减少,甚至消亡。这个证据不足。向博主推荐科学松鼠会的一篇文章,介绍同性恋基因的。“亲缘选择假说” 可能更靠谱。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8305.html
最近有一项研究显示,男同性恋的直系女性亲属(外婆、母亲、姐妹)的生殖力(生育的孩子的平均个数)比非同性恋的女性亲属高。这也是支持“亲缘选择假说” 的新证据吧。
谢谢DNA的推荐。同性恋的“亲缘选择假说”很有意思,作为“双性恋副产品假说”的平行假说,在关于同性恋的讨论中值得关注。不过该假说与我的“文化约束假说”(姑且这么称呼吧)并不互斥,因为这两者分别处于均衡等式的两侧。
根据ESS理论,均衡态下的每种基因型,其遗传总收益应是大致相等的,也就是说,各种性取向,如果它们在人口中的相对比例是稳定的,那么任何一种都不比其他取向拥有额外的遗传优势,在某方面损失了,必定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
无论“副产品假说”还是“亲缘选择假说”,针对的都是均衡等式的收益一侧,而我的“文化约束假说”则是针对等式的成本一侧,因此它与前两种假说都不会存在互斥关系。我在原文中说:直觉上,同性恋的遗传损失很大,缺乏对异性的兴趣似乎会大大减少留下后代的机会。而我的假说,正是对这一直觉判断的修正:在严苛的文化和伦理约束下,同性恋的遗传损失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然而,文化宽容倒是会让原本被文化伦理约束住的巨额损失成为现实。
实际上,还有一个文化因素也对同性恋的遗传损失大有影响,那就是单偶制的严格程度,或者说婚外关系的频度。单偶制越不严格,婚外关系频度越高,同性恋的机会遗传成本越高,其背后的逻辑,看过此前讨论的朋友,应该不难得出。而这一因素的发展前景,显然也不利于同性恋基因。
摘自Matt Ridley的Genom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pecies in 23 chapters,第8章CHROMOSOMES X AND Y Conflict:
……Forgive the digression into intelligence. Let’s get back to sex.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sensational, controversial and hotly dis puted genetic discoveries was the announcement by Dean Hamer in 1993 that he had found a gene on the X chromosome that had a powerful influence on sexual orientation, or, as the media quickly called it, ‘a gay gene’.11
Hamer’s study was one of several published about the same time all pointing towards the conclusion that homo sexuality was ‘biological’ — as opposed to being the consequence of cultural pressure or conscious choice. Some of this work was done by gay men themselves, such as the neuroscientist Simon LeVay of the Salk Institute, keen to establish in the public mind what they were convinced about in their own minds: that homosexuals were ‘born that way’. They believed, with some justice, that prejudice would be less against a lifestyle that was not a deliberate ‘choice’ but an innate propensity. A genetic cause would also make homo sexuality seem less threatening to parents by making it clear that gay role models could not turn youths gay unless they had the propensity already. Indeed conservative intolerance of homosexual ity has recently taken to attacking the evidence for its genetic nature. “We should be careful about accepting the claim that some are “born to be gay”, not just because it is untrue, but because it provides leverage to homosexual rights organisations’, wrote the Conservative Lady Young in the Daily Telegraph on 29 July 1998.
But however much some of the researchers may have desired a particular outcome, the studies are objective and sound. There is no room for doubt that homosexuality is highly heritable. In one study, for example, among fifty-four gay men who were fraternal twins, there were twelve whose twin was also gay; and among fifty-six gay men who were identical twins, there were twenty-nine whose twin was also gay. Since twins share the same environment, whether they are fraternal or identical, such a result implies that a gene or genes accounts for about half of the tendency for a man to be gay. A dozen other studies came to a similar conclusion.12
Intrigued, Dean Hamer decided to seek the genes that were involved. He and his colleagues interviewed no families with gay male members and noticed something unusual. Homosexuality seemed to run in the female line. If a man was gay, the most likely other member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to be gay was not his father but his mother’s brother.
That immediately suggested to Hamer that the gene might be on the X chromosome, the only set of nuclear genes a man inherits exclusively from his mother. By comparing a set of genetic markers between gay men and straight men in the families in his sample, he quickly found a candidate region in Xq28, the tip of the long arm of the chromosome. Gay men shared the same version of this marker seventy-five per cent of the time; straight men shared a different version of the marker seventy-five per cent of the time. Statistically, that ruled out coincidence with ninety-nine per cent confidence. Subsequent results reinforced the effect, and ruled out an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ame region and lesbian orientation.
To canny evolutionary biologists, such as Robert Trivers, the suggestion that such a gene might lie on the X chromosome immedi ately rang a bell. The problem with a gene for sexual orientation is that the version that causes homosexuality would quite quickly become extinct. Yet it is plainly present in the modern population at a significant level. Perhaps four per cent of men are definitively gay (and a smaller percentage bisexual). Since gay men, are, on average, less likely to have children than straight men, the gene would be doomed to have long since dwindled in frequency to vanishing point unless it carried some compensating advantage.
Trivers argued that, because an X chromosome spends twice as much time in women as it does (more...)
摘自Matt Ridley的Genom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pecies in 23 chapters,第8章CHROMOSOMES X AND Y Conflict:
……Forgive the digression into intelligence. Let's get back to sex.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sensational, controversial and hotly dis puted genetic discoveries was the announcement by Dean Hamer in 1993 that he had found a gene on the X chromosome that had a powerful influence on sexual orientation, or, as the media quickly called it, 'a gay gene'.11
Hamer's study was one of several published about the same time all pointing towards the conclusion that homo sexuality was 'biological' — as opposed to being the consequence of cultural pressure or conscious choice. Some of this work was done by gay men themselves, such as the neuroscientist Simon LeVay of the Salk Institute, keen to establish in the public mind what they were convinced about in their own minds: that homosexuals were 'born that way'. They believed, with some justice, that prejudice would be less against a lifestyle that was not a deliberate 'choice' but an innate propensity. A genetic cause would also make homo sexuality seem less threatening to parents by making it clear that gay role models could not turn youths gay unless they had the propensity already. Indeed conservative intolerance of homosexual ity has recently taken to attacking the evidence for its genetic nature. "We should be careful about accepting the claim that some are "born to be gay", not just because it is untrue, but because it provides leverage to homosexual rights organisations', wrote the Conservative Lady Young in the Daily Telegraph on 29 July 1998.
But however much some of the researchers may have desired a particular outcome, the studies are objective and sound. There is no room for doubt that homosexuality is highly heritable. In one study, for example, among fifty-four gay men who were fraternal twins, there were twelve whose twin was also gay; and among fifty-six gay men who were identical twins, there were twenty-nine whose twin was also gay. Since twins share the same environment, whether they are fraternal or identical, such a result implies that a gene or genes accounts for about half of the tendency for a man to be gay. A dozen other studies came to a similar conclusion.12
Intrigued, Dean Hamer decided to seek the genes that were involved. He and his colleagues interviewed no families with gay male members and noticed something unusual. Homosexuality seemed to run in the female line. If a man was gay, the most likely other member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to be gay was not his father but his mother's brother.
That immediately suggested to Hamer that the gene might be on the X chromosome, the only set of nuclear genes a man inherits exclusively from his mother. By comparing a set of genetic markers between gay men and straight men in the families in his sample, he quickly found a candidate region in Xq28, the tip of the long arm of the chromosome. Gay men shared the same version of this marker seventy-five per cent of the time; straight men shared a different version of the marker seventy-five per cent of the time. Statistically, that ruled out coincidence with ninety-nine per cent confidence. Subsequent results reinforced the effect, and ruled out an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ame region and lesbian orientation.
To canny evolutionary biologists, such as Robert Trivers, the suggestion that such a gene might lie on the X chromosome immedi ately rang a bell. The problem with a gene for sexual orientation is that the version that causes homosexuality would quite quickly become extinct. Yet it is plainly present in the modern population at a significant level. Perhaps four per cent of men are definitively gay (and a smaller percentage bisexual). Since gay men, are, on average, less likely to have children than straight men, the gene would be doomed to have long since dwindled in frequency to vanishing point unless it carried some compensating advantage.
Trivers argued that, because an X chromosome spends twice as much time in women as it does in men, a sexually antagonistic gene that benefited female fertility could survive even if it had twice as large a deleterious effect on male fertility. Suppose, for example, that the gene Hamer had found determined age of puberty in women, or even something like breast size (remember, this is just a thought experiment). Each of those characteristics might affect female fertil ity. Back in the Middle Ages, large breasts might mean more milk, or might attract a richer husband whose children were less likely to die in infancy. Even if the same version of the same gene reduced male fertility by making sons attracted to other men, such a gene could survive because of the advantage it gave daughters.
Until Hamer's gene itself is found and decoded, the link between homosexuality and sexual antagonism is no more than a wild guess. Indeed, it remains a possibility tha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Xq28 and sexuality is misleading. Michael Bailey's recent research on homosexual pedigrees has failed to find a maternal bias to be a general feature. Other scientists, too, have failed to find Hamer's link with Xq28. At present it looks as if it may have been confined to those families Hamer studied. Hamer himself cautions that until the gene is in the bag, it is a mistake to assume otherwise.14
Besides, there is now a complicating factor: a completely different explanation of homosexuality.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sexual orientation correlates with birth order. A man with one or more elder brothers is more likely to be gay than a man with no siblings, only younger siblings, or with one or more elder sisters. The birth order effect is so strong that each additional elder brother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homosexuality by roughly one-third (this can still mean a low probability: an increase from three to four per cent is an increase of thirty-three per cent). The effect has now been reported in Britain, the Netherlands,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many different samples of people.15
For most people, the first thought would be a quasi-Freudian one: that something in the dynamics of growing up in a family with elder brothers might predispose you towards homosexuality. But, as so often, the Freudian reaction is almost certainly the wrong one. (The old Freudian idea that homosexuality was caused by a pro tective mother and a distant father almost certainly confused cause and effect: the boy's developing effeminate interests repel the father and the mother becomes overprotective in compensation.) The answer probably lies, once more, in the realm of sexual antagonism.
An important clu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such birth-order effect for lesbians, who are randomly distributed within their families. In addition, the number of elder sisters is also irrelevant in predicting male homosexuality. There is something specific to occupying a womb that has already held other males which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homosexuality. The best explanation concerns a set of three active genes on the Y chromosome called the H-Y minor histocompatibility antigens. A similar gene encodes a protein called anti-Mullerian hormone, a substance vital to the masculinis ation of the body: it causes the regression of the Mullerian ducts in the male embryo — these being the precursors of the womb and Fallopian tubes. What the three H-Y genes do is not certain. They are not essential for the masculinisation of the genitals, which is achieved by testosterone and anti-Mullerian hormone alo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is now beginning to emerge.
The reason these gene products are called antigens is because they are known to provoke a reaction from the immune system of the mother. As a result, the immune reaction is likely to be stronger in successive male pregnancies (female babies do not produce H-Y antigens, so do not raise the immune reaction). Ray Blanchard, one of those who studies the birth-order effect, argues that the H-Y antigens' job is to switch on other genes in certain tissues, in particu lar in the brain - and indeed there is good evidence that this is true in mice. If so, the effect of a strong immune reaction against these proteins from the mother would be partly to prevent the masculini sation of the brain, but not that of the genitals. That in turn might cause them to be attracted to other males, or at least not attracted to females. In an experiment in which baby mice were immunised against H-Y antigens, they grew up to be largely incapable of success ful mating, compared with controls, though frustratingly the experimenter did not report the reasons why. Likewise, male fruit flies can be irreversibly induced to show only female sexual behaviour by the switching on at a crucial point in development of a gene called 'transformer'.16
People are not mice or flies, and there is plenty of evidence that the sexu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human brain continues after birth. Homosexual men are clearly not, except in very rare cases, 'mental' women trapped inside 'physical' men. Their brains must have been at least partly masculinised by hormones. It remains possible, how ever, that they missed some hormone during some early and crucial sensitive period and that this permanently affects some functions, including sexual orientation.
……
说明:说某一性状或行为具有基因基础,并不暗示该性状或行为完全由基因决定。
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则认为性倾向及其行为是有基因决定的,一种观点认为大部分有同性恋基因的人因为社会压力而过着“异性恋”的生活,与异性结婚并繁衍后代,按照这种观点,在进入资讯时代以后,认为同性恋下流低劣的人数会减少,因为人们会解决到更多的同性恋议题并逐渐接受这种现象和群体,进而,那些携带同性恋基因的人也就不会按照异性恋的生活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生育的现象在同性恋群体中将会减少。
西蒙•列维(Simon LeVay)关于同性恋男尸下丘脑的研究和Marc Breedloves关于生者的出生顺序以及手指长度比例研究,都显示出出生前荷尔蒙对性取向决定问题上所产生的影响,前者指出男性同性恋者的女性化趋势,后者则指出同性恋者,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男性化的趋势。
摘自维基百科“性取向”条目: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性取向&variant=zh-cn
对非异性恋的研究和试验为另外一个观点开辟了道路:性取向是在孩童时期或更早的时候被固定的。对同性恋双胞胎的研究表明,如果其中一个人是同性恋,那么另一个人有40-60%的机会成为同性恋者;异卵双生的比率为15-30%。对于不是双胞胎的同性兄弟姐妹来说,这个比率是5-10%(参看:http://www.worldpolicy.org/americas/sexorient/twins.html 和 http://researchmag.asu.edu/stories/supporting.html )。
对很多人来说,这些数据有力的表明了性取向的一个生物因素。对其他的人,包括引用的研究的三名作者中的两名(贝利和波勒德,Bailey&Pollard)则担心来自于同性恋鼓吹者杂志的读者可能会歪曲这个结果。
摘自wikepedia的Biology and sexual orientation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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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某一性状或行为具有基因基础,并不暗示该性状或行为完全由基因决定。 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则认为性倾向及其行为是有基因决定的,一种观点认为大部分有同性恋基因的人因为社会压力而过着“异性恋”的生活,与异性结婚并繁衍后代,按照这种观点,在进入资讯时代以后,认为同性恋下流低劣的人数会减少,因为人们会解决到更多的同性恋议题并逐渐接受这种现象和群体,进而,那些携带同性恋基因的人也就不会按照异性恋的生活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生育的现象在同性恋群体中将会减少。 摘自维基百科“性取向”条目: 对非异性恋的研究和试验为另外一个观点开辟了道路:性取向是在孩童时期或更早的时候被固定的。对同性恋双胞胎的研究表明,如果其中一个人是同性恋,那么另一个人有40-60%的机会成为同性恋者;异卵双生的比率为15-30%。对于不是双胞胎的同性兄弟姐妹来说,这个比率是5-10%(参看:http://www.worldpolicy.org/americas/sexorient/twins.html 和 http://researchmag.asu.edu/stories/supporting.html )。 摘自wikepedia的Biology and sexual orientation条目: Chromosome linkage studies Earlier chromosome studies of homosexuality in males have not been replicated, or have had doubt cast on these early suggestions. For example, in 1993, Dean Hamer and colleagues published findings from a linkage analysis of a sample of 76 gay brothers and their families.[15] Hamer et al. found that the gay men had more gay male uncles and cousins on the maternal side of the family than on the paternal side. Gay brothers who showed this maternal pedigree were then tested for X chromosome linkage, using twenty-two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to test for similar alleles. In another finding, thirty-three of the forty sibling pairs tested were found to have similar alleles in the distal region of Xq28,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expected rates of 50% for fraternal brothers. This was popularly (but inaccurately) dubbed as the 'gay gene' in the media, causing significant controversy. However, a later analysis by Hu et al. revealed that 67% of gay brothers in a new saturated sample shared a marker on the X chromosome at Xq28.[16] Sanders et al. (1998) replicated the study, finding 66% Xq28 marker sharing in 54 pairs of gay brothers.[17] On the other hand, two other studies (Bailey et al., 1999; McKnight and Malcolm, 2000) failed to find a preponderance of gay relatives in the maternal line of homosexual men.[17] Also, a study by Rice et al. in 1999 failed to replicate the Xq28 linkage results.[18] Additionally, Mustanski et al. (2005) performed a full-genome scan (instead of just an X chromosome scan) on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previously reported on in Hamer et al. (1993) and Hu et al. (1995), as well as additional new subjects.[19] With the larger sample set and complete genome scan, the study found much weaker link for Xq28 than reported by Hamer et al. However, they did find other markers with significant likelihood scores at 8p12, 7q36 and 10q26, the latter two having approximately equivalent maternal and paternal contributions. 这是上述条目的有关参考文献: ^ Rutter, M. (2006). Genes and Behavior.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西蒙•列维(Simon LeVay)关于同性恋男尸下丘脑的研究和Marc Breedloves关于生者的出生顺序以及手指长度比例研究,都显示出出生前荷尔蒙对性取向决定问题上所产生的影响,前者指出男性同性恋者的女性化趋势,后者则指出同性恋者,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男性化的趋势。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性取向&variant=zh-cn
对很多人来说,这些数据有力的表明了性取向的一个生物因素。对其他的人,包括引用的研究的三名作者中的两名(贝利和波勒德,Bailey&Pollard)则担心来自于同性恋鼓吹者杂志的读者可能会歪曲这个结果。
http://en.wikipedia.org/wiki/Biology_and_sexual_orientation#Chromosome_linkage_studies
^ Hamer DH, Hu S, Magnuson VL, Hu N, Pattatucci AM (July 1993). "A linkage between DNA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male sexual orientation". Science (journal) 261 (5119): 321–7. doi:10.1126/science.8332896. PMID 8332896.
^ Hu S, Pattatucci AM, Patterson C, et al (November 1995). "Linkage betwee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chromosome Xq28 in males but not in females". Nat. Genet. 11 (3): 248–56. doi:10.1038/ng1195-248. PMID 7581447.
^ a b Wilson, G.D., & Rahman, Q. (2005). Born Gay: The Biology of Sex Orientation. London: Peter Owen Publishers.
^ Vilain E (2000). "Genetics of sexual development". Annu Rev Sex Res 11: 1–25. PMID 11351829.
非常感谢子蛇和laoyao对我《宽容是同性恋的坟墓?》一文的评论,laoyao说:
这个思路我以前在Aaron Lynch的Thought Contagion里看到过。那个家伙是较早研究memetics的,但过度看重meme的垂直传播,这在internet时代其实已经比较次要了。但正因如此,他的书里讨论了大量meme和gene相互作用的案例,其中一个就是同性恋。这确实很有趣,我当时看了颇惊叹了一阵。
至于别人基于误读的抨击,大可不必理会。对同性恋的宽容,照我看是据于人权,跟同性恋是先天、后天,会繁荣还是会灭绝,都没关系。义理如此,其他论据不过是用来说服反对者的捷径,但整个宽容本身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尊重这一最基本的原则上的。
况且宽容显然不会导致同性恋灭绝,只会导致减少,但减少之后又会慢慢地再反弹,最后应该是动态平衡的(gene and meme)evolutionary steady比例。辉格所说的消失,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再没同性恋了,而是说没谁再对此大惊小怪了。就象美国人对肤色的看法的慢慢变化一样。
当然这么一个例子对于文章最后的结论还是显得有些薄弱,因为同性恋(more...)
这个思路我以前在Aaron Lynch的Thought Contagion里看到过。那个家伙是较早研究memetics的,但过度看重meme的垂直传播,这在internet时代其实已经比较次要了。但正因如此,他的书里讨论了大量meme和gene相互作用的案例,其中一个就是同性恋。这确实很有趣,我当时看了颇惊叹了一阵。
至于别人基于误读的抨击,大可不必理会。对同性恋的宽容,照我看是据于人权,跟同性恋是先天、后天,会繁荣还是会灭绝,都没关系。义理如此,其他论据不过是用来说服反对者的捷径,但整个宽容本身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尊重这一最基本的原则上的。
况且宽容显然不会导致同性恋灭绝,只会导致减少,但减少之后又会慢慢地再反弹,最后应该是动态平衡的(gene and meme)evolutionary steady比例。辉格所说的消失,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再没同性恋了,而是说没谁再对此大惊小怪了。就象美国人对肤色的看法的慢慢变化一样。
当然这么一个例子对于文章最后的结论还是显得有些薄弱,因为同性恋是个不利于繁衍的基因影响下的行为的特例。不过我还是同意辉格的结论,即“如果它仅仅是与你的价值观相悖,而没有伤害旁人,”那最后发展的结果必然是meme的evolutionary steady状态。这跟由基因变异推动生物进化的道理有点类似,但也不尽相同,不过那个话题就太大了。
最后想说的是,辉格认为“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之争,更多的是一种名分之争”,我觉得不确切。婚姻不仅仅是双方的契约,也是社会和法律所认同的契约,因此,并不是两个人都同意就可以得到一切权利和保护,还需要从社会那里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比如异性夫妻领养小孩天经地义,但同性union在美国的很多州仍然不能领养小孩。甚至连通过了反歧视同性恋法的州都还没到一半。详情可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Same-sex_marriage_in_the_United_States
所以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更多还是争取利益,不是意识形态。而这也使我对同性恋婚姻的前景感到乐观,因为争口气的激情容易消退,争利益的动机却会一直坚持下去。
我没读过Aaron Lynch,但我对meme的兴趣一直很浓,有空找来读一下。垂直或者窄通道的转播,虽然条件过于严苛,因而针对的范围过于狭窄,但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传播的通道都是十分狭窄的,而那段时间,对人性和符号体系的塑造、对一些基本特征的建构,应该有着决定性的地位,其影响在可见的未来仍将是压倒性的;因而,正如进化生物学家以更新世稀树草原的狩猎采集生活,作为分析人性之基因基础的基本环境背景,当我们思考观念系统的深层结构和基本特征时,也应赋予早期背景同等重要性。 第二点,“这么一个例子对于文章最后的结论还是显得有些薄弱”,是的,所以我原本打算以此为引子进而说明北美殖民社区从早期的宗教极端主义盛行,到后来宗教宽容的发展过程,这个题材才更切合结尾处的那句话,可是受饭文写作的选题和篇幅限制,只好放弃了。 第三点,关于领养权的问题我的确了解不多,考虑到你提示的这些情况,加上我原本就搁置了的税收和福利优惠,我关于“名分之争”的说法需要修正,或许这只是问题的一半。非常感谢子蛇和laoyao对我《宽容是同性恋的坟墓?》一文的评论,子蛇说:
1、文中说了,同性恋是双性恋的一种极端情况,双性恋还会结婚生子,生下极端情形的。
2、同性恋倾向恐怕不仅仅是先天因素,似乎后天养成的也不少。
3、基因会变异,异性恋父母也会生出同性恋孩子。
首先我得承认,同性恋大概不会消失,我的观点的逻辑结果应该只是大比例减少,因此,这篇文章的题目确实有点哗众取宠,需要反省;其次,需要强调一下(虽然上下文已经暗示了),我文章后半部分专门针对男(more...)
非常感谢子蛇和laoyao对我《宽容是同性恋的坟墓?》一文的评论,子蛇说:
1、文中说了,同性恋是双性恋的一种极端情况,双性恋还会结婚生子,生下极端情形的。
2、同性恋倾向恐怕不仅仅是先天因素,似乎后天养成的也不少。
3、基因会变异,异性恋父母也会生出同性恋孩子。
首先我得承认,同性恋大概不会消失,我的观点的逻辑结果应该只是大比例减少,因此,这篇文章的题目确实有点哗众取宠,需要反省;其次,需要强调一下(虽然上下文已经暗示了),我文章后半部分专门针对男同性恋,而且是稳定的同性恋者,不包括那种受特定环境条件(比如监狱和军队)诱导下的偶发同性性行为。
子蛇的第一点我同意,但即便如此,基因向下传播的通道仍然被收窄了,所以在新的均衡点上,数量会大为减少,对吧?
第二,按我所采信的理论,决定性取向的诸多因素中,基因基础是首要的,其次是兄弟排行,至于成长环境是否存在非随机的影响,我存疑。
第三,异性恋父母会出同性恋孩子,这没错,但通常不是因为基因突变(这种情况的概率极小),而是因为受精卵减数分裂时的染色体重组,因为影响性取向的基因基础并非单一基因,而是分布在多个染色体上的一组基因,它们的特定组合才会导致同性恋,同性恋孩子的父母可能分别拥有该组合的一部分;所以,同性恋的同卵双胞胎兄弟也是同性恋的概率接近50%,而异卵双胞胎的相关性则低得多,只有不到20%。
(按:本文在报纸发表时被改动较大,其中一个改动几乎将我的观点倒了过来,呜呼,我再次呼吁我的朋友们忽略我在报纸上的文字,我对用我真名发表的东西概不负责——这听起来很搞笑,呵呵)
医疗广告宜疏不宜堵
辉格
2009年2月18日
日前,卫生部和广电总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通告,用四个以“一律不准播放”结尾的排比句,重申了对医疗健康类电视广播节目这种变相医疗广告的禁令。类似的禁令我们已见过多次了,最显著的一次是在2006年8月,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医疗广告全面宣战(more...)
(按:本文在报纸发表时被改动较大,其中一个改动几乎将我的观点倒了过来,呜呼,我再次呼吁我的朋友们忽略我在报纸上的文字,我对用我真名发表的东西概不负责——这听起来很搞笑,呵呵)
医疗广告宜疏不宜堵
辉格
2009年2月18日
日前,卫生部和广电总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通告,用四个以“一律不准播放”结尾的排比句,重申了对医疗健康类电视广播节目这种变相医疗广告的禁令。类似的禁令我们已见过多次了,最显著的一次是在2006年8月,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医疗广告全面宣战。后来,战火又蔓延到了互联网,去年的百度危机便发端于医疗广告。然而,对于医疗广告泛滥和欺诈横行的局面,这一次又一次语气强硬的禁令和声势浩大的扫荡,恰恰显露了政策执行的失败。
画面恶俗、言辞蛊惑、称述充满误导和欺诈的医疗广告,充斥着各种媒体,这场面确实恶劣而难堪;然而情况恶化到这步田地,却不是因为缺少法规和禁令,我们从不缺少三令五申、严厉打击和彻底杜绝;关于医疗广告,我们有着全世界最严厉的限制:除了通常被印在名片正面的那些信息之外,医疗广告不得包含任何内容,甚至不得提及疾病名称、药物和治疗手段,更不能提及与疗效有关的任何字眼。这些条文带给人们的期待,与现实情景形成天壤之别。
虚假医疗广告轻则骗人钱财,重则夺人性命,无论何种都是刑事犯罪,如今其泛滥之势既已严重到各大部委屡屡联合打击的地步,想必大量虚假陈述已经做出,众多患者已经被误导,不少伤害已经造成,奇怪的是,我们却很少听到有谁为此而坐牢,更没有听说刊登这些广告的媒体因此而赔到破产,甚至很少有诉讼被提起(这些四处打广告的家伙,莫非执法部门比患者更难找到他们?);相反,我们听到的只是一道又一道的禁令。
如同其他领域常见的那样,每当一种不良现象出现时,有关部门不是去找出那些侵权和犯罪者,作出处罚或提起诉讼,而总是选择对产生该现象的行业颁布一刀切式的禁令,对依靠这一行谋生的人群施加集体惩罚。这种做法,使得秩序的维持依赖于持续的行政压力,一旦风头过去,不良现象便重新泛滥;更严重的是,一刀切的行政管制,摒弃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机会,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纠纷引入到行政命令而非法治的框架之下,与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医疗广告之所以敏感而需要慎重管理,不是因为患者不需要信息,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太需要信息,过度急切的心情常常让他们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关注,所谓病急乱投医,使得他们很容易被虚假广告所欺骗;然而,帮助他们的办法不是蒙上他们的耳朵,相反,应该让他们多听,有机会获得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是他们提高鉴别力的前提。
广告是企业实施产品和服务差异化,建立品牌认知的必要手段,如果这一手段被剥夺,所有企业都会向可能的最低标准靠拢,最终市场上充斥着无差异产品;以广告为基础的品牌进化过程,是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消费者不断走向成熟所依赖的市场机制,也是有远见、负责任的企业获得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广告还有另一个作用,它也是那些频繁改头换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蒙一票算一票的江湖骗子用来招摇撞骗的手段。
那么,一刀切禁令打击了哪一种呢?显然前者遭受的打击更大,那些踏实经营、忠厚本分的企业,在设备、人员、技术、产品研发上作出了巨大的投入和长期的积累,现在被告知不得向消费者宣扬这些优势;更无奈的是,已经积累的巨大资产迫使他们避免冒犯法律的风险,对他们来说,勒令停业、吊销执照、甚至仅仅是通报谴责,其代价都是无法承受的。相反,对于江湖游医,这方面的机会成本低得多,他们原本就没有长远打算,设备场地都是租来的,随时准备跑。
结果是,大医院、大药厂被驱逐出了医疗广告市场,只剩下游医在那里招摇撞骗,令他们惊喜的是,没有大医院跟他们竞争报纸版面、电视时段和患者的眼球,广告费更便宜了,而他们的覆盖率也更高了。这一结果自然不是管理部门所期望的,开放医疗广告,同时惩罚和起诉误导和诈骗者,才能改变当前糟糕的局面。大企业或许也会不负责任,拿自己的品牌开玩笑,但市场自会惩罚他们,三鹿蒙牛的例子已经表明了,数十亿投入打造的品牌,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的;而这一惩罚,绝非来自禁令,而仅仅是因为信息可以畅通无阻的传递到每个消费者。
(按二:此文发表后,遭到不少同性恋权利支持者的激烈抨击,他们从文中读出了这样的意思:我主张灭绝同性恋。阿弥陀佛~~)
(按一:最后一段言犹未尽,本想乘机说说美国各教派从偏激走向宽容的历史,可惜篇幅满了,再找机会吧)
宽容是同性恋的坟墓?
辉格
2009年2月12日
去年11月,就在美国自由派赢得总统和国会选举的同时,却在别处遭遇了一次出乎他们意料的失败。加利福尼亚选民在选举日除了对总统候选人投票,还要为一系列州内选举和表决投票,其中包括了禁止同性婚姻的八号提案。提案以52%的支持率通过,这一失败让自由派在半年前赢得的那场胜利化为乌有,当时,加州最高法院以4:3裁决同性婚姻合法。八号提案的通过随即全美80多个城市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抗议,许多个人、团体、甚至地方政府向加州高院提起诉讼,法院已决定受理这些诉讼,并安排在下月初开庭。自由派的愤怒源自他们对失败的震惊,此前他们在舆论上已完全占据主导,支持提案的捐助者甚至不敢公开捐助记录,”沉默的多数”用选票说话了。
近年来,在同性恋社团和自由派的推动下,争取同性恋者权利的运动,在具有深厚保守传统的美国,正取得越来越多的进展。实际上,同性恋行为本身在美国早已得到保护,也就是说,从消极权利的角度看,同性恋者已拥有全部公民权利,他们现在主张的同性婚姻,实际上是在改变对婚姻的定义,从而创制一种与传统婚姻同等地位的新的民事关系,而正是这一条,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抵制。在基督教传统中,婚姻不仅是一种民事关系,还有深厚的宗教内涵,历史上,婚姻法作为教会法的一部分,独立于普通法,婚姻事务也一直由教会管辖。所以不难理解,保守派为何在此问题上如此顽固,这已经成为他们最后的防线。
现在,这条防线正在被突破。加州去年五月的裁决让它成为继马萨诸塞之后第二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州,就在八号提案通过后几天,康涅狄格最高法院承认同性婚姻的裁决正式生效,而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正在佛蒙特、罗德岛、缅因和新罕布什尔(more...)
(按二:此文发表后,遭到不少同性恋权利支持者的激烈抨击,他们从文中读出了这样的意思:我主张灭绝同性恋。阿弥陀佛~~) (按一:最后一段言犹未尽,本想乘机说说美国各教派从偏激走向宽容的历史,可惜篇幅满了,再找机会吧) 宽容是同性恋的坟墓? 去年11月,就在美国自由派赢得总统和国会选举的同时,却在别处遭遇了一次出乎他们意料的失败。加利福尼亚选民在选举日除了对总统候选人投票,还要为一系列州内选举和表决投票,其中包括了禁止同性婚姻的八号提案。提案以52%的支持率通过,这一失败让自由派在半年前赢得的那场胜利化为乌有,当时,加州最高法院以4:3裁决同性婚姻合法。八号提案的通过随即全美80多个城市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抗议,许多个人、团体、甚至地方政府向加州高院提起诉讼,法院已决定受理这些诉讼,并安排在下月初开庭。自由派的愤怒源自他们对失败的震惊,此前他们在舆论上已完全占据主导,支持提案的捐助者甚至不敢公开捐助记录,"沉默的多数"用选票说话了。 近年来,在同性恋社团和自由派的推动下,争取同性恋者权利的运动,在具有深厚保守传统的美国,正取得越来越多的进展。实际上,同性恋行为本身在美国早已得到保护,也就是说,从消极权利的角度看,同性恋者已拥有全部公民权利,他们现在主张的同性婚姻,实际上是在改变对婚姻的定义,从而创制一种与传统婚姻同等地位的新的民事关系,而正是这一条,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抵制。在基督教传统中,婚姻不仅是一种民事关系,还有深厚的宗教内涵,历史上,婚姻法作为教会法的一部分,独立于普通法,婚姻事务也一直由教会管辖。所以不难理解,保守派为何在此问题上如此顽固,这已经成为他们最后的防线。 现在,这条防线正在被突破。加州去年五月的裁决让它成为继马萨诸塞之后第二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州,就在八号提案通过后几天,康涅狄格最高法院承认同性婚姻的裁决正式生效,而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正在佛蒙特、罗德岛、缅因和新罕布什尔等多个州议会讨论。 撇开宗教内涵,从民法角度看,婚姻实际上就是一种涵盖了财产共享、继承和子女抚养等责任的民事契约;理论上,通过双方协商签约,婚姻关系像其他民事关系一样可以得到合同法的保护,而不需要专门的婚姻法,通过商定各种责任关系,每对夫妻都可以建立独特的婚姻关系;但实践上,婚姻契约涵盖的内容过于广泛,时间跨度又很大,如果每对夫妻都从头商议全部条款细节,交易费用大到无法接受;婚姻法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提供了一种包含了大量默示条款的标准契约,其内容来自社会对于婚姻所含责任的普遍看法,同时,借助婚前协议,夫妻可以对契约内容进行个性化和微调。 从民法角度看,只要契约自由原则得到贯彻,同性婚姻是否被承认,其实对于争议双方都无关紧要(暂不考虑与婚姻有关的税收和福利优惠),想结婚的同性恋者,不妨订立这样的契约:我们同意承担异性夫妻在婚姻法下被规定的全部责任,直到任一方死亡或双方同意解除契约。同性恋社团也可以参照开源组织为开源软件所设计的GPL授权协议,为同性夫妻设计一套标准婚姻契约,按经验,美国法官是会承认这种契约的,这将是法律自发演进的经典模式。 如此看来,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之争,更多的是一种名分之争,自由派希望通过不断突破一些社会心理禁区,来求得宽容同性恋的文化氛围,而这也正是保守派不愿看到的,在这方面,自由派显然获得了更多成果。然而有趣的是,双方都没有看到一种前景:恰恰是对同性恋的文化宽容,或许会在未来导致同性恋的急剧减少甚至灭绝。 对于进化生物学家,同性恋一直是个难题,这种看起来对个体繁衍有害无益的性状,不仅有基因基础,而且在各种族的基因库中拥有稳定的比例,好像跟天生不爱吃饭爱吃沙子一样奇怪。近年来有一种相对可信的理论认为,同性恋其实是双性恋的一种极端状态,而双性恋是有遗传优势的,这是因为双性恋者通常更早开始性行为,而且平均拥有数倍于单性恋者的性伴侣。正是双性恋的这种遗传优势,附带使同性恋作为其副产品也长期存在着。 在我看来,同性恋的存在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文化传统和伦理体系对娶妻生子的看重,在各种文化中,这都被视为人生头等大事。因而,在传统社会,同性恋者虽然对异性没兴趣,但为了履行伦理和家族义务,同样会娶妻生子;即使在当代,许多社会的同性恋者为了掩盖其性取向,也会娶妻生子。因此,在这种严苛的伦理约束下,同性恋者留下的后代通常并不比异性恋者少,这样同性恋基因便无法被排除出基因库。 显然,文化宽容将瓦解同性恋的这一存在基础,在同性行为被普遍接受、同性婚姻得到伦理正当性之后,同性恋不再需要履行娶妻生子义务,也不必用异性婚姻来掩盖性取向,于是,他们也就不再会留下后代了。这一结果,或许只要几代人时间就会在统计上表现出来。 从这一前景中,我们实际上可以得到一个更广泛的启示,那就是,对于一种罕见、奇特甚至令你反感的行为方式,如果它仅仅是与你的价值观相悖,而没有伤害旁人,那就最好宽容它;长期的宽容会让原本极端的行为融入主流,或许最终还会消失。
辉格
2009年2月12日
(按:本文在报纸发表时,被删改幅度较大)
器官移植的伦理困境
辉格
2009年2月13日
日前,在一份学术期刊的编委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透露,中国正在建立全国性的肝肾移植登记系统,其目的是保证器官移植的公平、有序。从2005年起,香港大学玛丽医院便在卫生部的支持下开始建立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CLTR),而早在2001年,卫生部就开始在北京301医院建立有30多家医院参加的肾移植注册系统。2007年8月,卫生部审定批准了包含164家医疗机构的法定授权进行器官移植的机构名单(more...)
maybe i should say: i’m out. hehe…
刚学会翻墙,谢谢黄斌老大。
头一次用无界,效果还不错,可惜Chrome似乎对他有点意见,貌似把某些代理服务器的动作当成了恶意行为,只好用回IE了,为了牛博。
离开牛博一个多月,颇有些失落,常常在某个时间段无所措手足,这种失落感又一次加深了我此前的一个信念(或许并非我自己的,或许抄袭自罗素?记不得了):
生活的意义并非给定,你可(more...)
maybe i should say: i'm out. hehe...
刚学会翻墙,谢谢黄斌老大。
头一次用无界,效果还不错,可惜Chrome似乎对他有点意见,貌似把某些代理服务器的动作当成了恶意行为,只好用回IE了,为了牛博。
离开牛博一个多月,颇有些失落,常常在某个时间段无所措手足,这种失落感又一次加深了我此前的一个信念(或许并非我自己的,或许抄袭自罗素?记不得了):
生活的意义并非给定,你可以创造它,换句话说,即使游戏规则是你自己定的,也照样可以玩的很开心,再换句话说,没有上帝,或者忘了上帝,你一样可以很balance很happy,不是吗?呵呵
错过了春节,错过了元宵,甚至错过了情人节,只好说一声雨水快乐了,嗯,雨水,对于久旱的大地,和久旱的博客,或许是个不错的口彩。
素质教育还须治本
辉格
2009年2月11日
近日,教育部在一份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中,就高中是否应取消文理分科征求公众意见,引发了一场广泛讨论。多年来,为了减轻中小学生负担,提倡注重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教育部门曾经发布了众多的规定、禁令和指导意见。这些举措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恐怕连各级教育主管们也不甚乐观,因而在推出新措施之前,似乎也变得更加谨慎和低调。
学生负担异常沉重、极端偏执的应试教育、知识结构的狭窄和缺陷、教育结果与社会需求的脱节,对于教育体系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都只是十分表明的现象,是症状而非病根。教育改革如果不着重于查明和根除病因,而仅靠行政命令去压制症状,非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相反很可能加重症状。比如取消文理分科,如果不同时消除高考和高校录取中的分科,不先减轻应试压力,结果要么因不严格执行而流于形式(可以预料学校会以各种变相分科的手段来敷衍),要么因严格执行而更加重学生负担。
类似的困境日本也曾面临过,看看他们的历史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日本社会深受封建传统影响,家族、世交、门派、出身等社会关系对于个人前途通常是决定性的,这诸多关系中,大学的校友、同学和师生关系是其中重要一项,尤其对于那些打算在政界和企业界有所发展的年轻人,进入东京大学等少数名校几乎是不可缺的门票;于是,考头等高中、进名校,不容置疑的成为学生、家长和学校教育的唯一目标,所有事情都服从于它,其应试教育的偏执程度不亚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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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还须治本 近日,教育部在一份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中,就高中是否应取消文理分科征求公众意见,引发了一场广泛讨论。多年来,为了减轻中小学生负担,提倡注重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教育部门曾经发布了众多的规定、禁令和指导意见。这些举措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恐怕连各级教育主管们也不甚乐观,因而在推出新措施之前,似乎也变得更加谨慎和低调。 学生负担异常沉重、极端偏执的应试教育、知识结构的狭窄和缺陷、教育结果与社会需求的脱节,对于教育体系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都只是十分表明的现象,是症状而非病根。教育改革如果不着重于查明和根除病因,而仅靠行政命令去压制症状,非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相反很可能加重症状。比如取消文理分科,如果不同时消除高考和高校录取中的分科,不先减轻应试压力,结果要么因不严格执行而流于形式(可以预料学校会以各种变相分科的手段来敷衍),要么因严格执行而更加重学生负担。 类似的困境日本也曾面临过,看看他们的历史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日本社会深受封建传统影响,家族、世交、门派、出身等社会关系对于个人前途通常是决定性的,这诸多关系中,大学的校友、同学和师生关系是其中重要一项,尤其对于那些打算在政界和企业界有所发展的年轻人,进入东京大学等少数名校几乎是不可缺的门票;于是,考头等高中、进名校,不容置疑的成为学生、家长和学校教育的唯一目标,所有事情都服从于它,其应试教育的偏执程度不亚于中国。 同样,日本教育部门那些曾留学欧美、接受了西方教育理念的主管们,也希望改变这一状况,他们推出了许多减轻学生负担和提倡全面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执行得很好,学校几乎不留作业,体育和文艺活动比例很高,老师也不会用奥数题目为难学生。改革成功了,不是吗?事实上,学生苦不堪言。学校的确改变了应试教育,但应试的前提和动机没变,所以,家长们现在不得不额外掏钱让孩子去私人夜校补习,常常要补到九、十点钟,因为应考名校所需的高强度训练,在公立学校已经得不到了。 情景何其相似,差别仅在于我们的行政系统不如日本的高效,所以应试补习多半还留在学校进行。尽管封建传统早已被清除,但我们有千年科举史,数百年的八股史和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史;无论是封建系统、集权帝国的层级官僚系统,还是计划体制,只要个人发展上进(各种形式的成功)的可能途径是僵硬不变的,那么,社会的评价、准入和地位提升系统便不可避免地八股化,而整个教育体系也就被引导成为应试训练场。 改变这一切,需要社会评价标准和个人发展途径的多元化,也需要教育体系做出彻底改变来适应这种多元化。每个孩子有不同的禀赋、特长、偏好和成长环境,如果他们和他们的家长可以按各自的特点和条件选择适当的教育,来发展他们的潜力和特长,他们便会循着比较优势原理,在社会分工网络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这样,他们就不会一窝蜂的去挤那条独木桥,也不必冒着心智偏狭和人格扭曲的风险把孩子送进应考集中营。 正是自由市场制度,为这种人尽其才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最佳环境,分立产权和市场交易所造就的分工合作网络瓦解了独木桥;改革开放以来,个人成功的途径已大大扩展,商人、小贩、推销员、球员、歌手、厨师、养猪户,甚至一流的捏脚师傅,都可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创造辉煌成绩;社会评价体系虽有所滞后,但也在慢慢改变;唯独教育体系,几乎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越来越显出其与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多元化办学几无进展,家长对学校的选择仍被户籍制度和公校体制紧紧束缚,而大学仍处于教育部的集中统一管理之下,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缺乏自主权,更没有自主选择招生方式和标准的权利。 教育作为一个产业,供应者是学校,需求者是学生、家长和(间接地)雇主,供需关系理应在各方自主选择权利得到落实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得到协调,而教育部门的集中管理,无论用意何等善良、理念何等先进,都只会压制多元发展,而制造出八股化的独木桥,多年来教育改革的无效已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辉格
2009年2月11日
韩国,危机变革的典范
辉格
2009年2月9日
上周,以简化和放松金融业管制、开放金融市场为主要内容的韩国资本市场整合法正式生效,标志着李明博政府发动的这一轮经济自由化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业界将此次改革称为Big Bang,这个名字曾被赋予上世纪80年代的伦敦金融改革,后者导致了伦敦金融城的大繁荣,可见整合法被寄予的厚望。目前,虽然遭遇反对派拼死阻挠(甚至在国会大打出手)和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韩国政府仍在顽强推进其自由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包括金融开放、国企私有化和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国会审批等等。
相对于目光短浅的挽救受困企业和短期刺激计划,以深化改革开放来应对危机,是富有远见的做法,得益于此,韩国企业和整体经济,或许会成为此次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实际上,得益于过去十年的改革所造就的活力和素质提升,韩国企业正在利用危机对产业体系造成的冲击,在国际市场上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据金融时报报道,今年一月美国汽车市场销量同比下滑37%,现代汽车却实现了14%的增幅,在仅有的三家实现销量上升的企业中,另一家是现代旗下的起亚汽车;同时,三星和LG已经超过摩托罗拉,占据美国手机市场前两位,和全球市场第二三位;同样是这两家公司,已占有液晶显示器市场的54%;在奇梦达破产、英飞凌和东芝巨亏的时候,三星仍在高速增长;韩国造船业依然占据超过40%份额的老大地位,虽然危机后订单减少,但他们的份额却在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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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危机变革的典范 上周,以简化和放松金融业管制、开放金融市场为主要内容的韩国资本市场整合法正式生效,标志着李明博政府发动的这一轮经济自由化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业界将此次改革称为Big Bang,这个名字曾被赋予上世纪80年代的伦敦金融改革,后者导致了伦敦金融城的大繁荣,可见整合法被寄予的厚望。目前,虽然遭遇反对派拼死阻挠(甚至在国会大打出手)和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韩国政府仍在顽强推进其自由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包括金融开放、国企私有化和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国会审批等等。 相对于目光短浅的挽救受困企业和短期刺激计划,以深化改革开放来应对危机,是富有远见的做法,得益于此,韩国企业和整体经济,或许会成为此次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实际上,得益于过去十年的改革所造就的活力和素质提升,韩国企业正在利用危机对产业体系造成的冲击,在国际市场上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据金融时报报道,今年一月美国汽车市场销量同比下滑37%,现代汽车却实现了14%的增幅,在仅有的三家实现销量上升的企业中,另一家是现代旗下的起亚汽车;同时,三星和LG已经超过摩托罗拉,占据美国手机市场前两位,和全球市场第二三位;同样是这两家公司,已占有液晶显示器市场的54%;在奇梦达破产、英飞凌和东芝巨亏的时候,三星仍在高速增长;韩国造船业依然占据超过40%份额的老大地位,虽然危机后订单减少,但他们的份额却在大幅提高。 韩国企业在危机中表现出对韧性和活力,令人刮目相看,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所经历的深刻改革。那次危机给了韩国沉重打击,经济增长率从97年8.9%暴跌到98年的-6.9%,货币体系几乎崩溃,不得不接受IMF苛刻条件下的援助。但正是IMF所规定的严格条件,加上危机中上台的恰好是信奉自由市场的金大中政府,为韩国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 通过对30家大财阀中的16家进行清理和重组,韩国打破了财阀体系;和日本一样,这一体系曾利用政治关系、钱权交易和政府所谓做大做强的产业政策,长期从金融体系吸血来支撑自身的无限扩张,加上与工会势力的结盟,即便效率低下、巨额亏损、坏账膨胀,国有或背靠政府的银行为避免出现崩溃和社会动荡,被迫不断向其注入资金,最终将整个金融和产业体系拖入僵化停滞的死胡同,这一局面,我们在日本泡沫破裂后的十几年停滞期中已经见过;幸好,韩国没有步日本后尘,他们斩断了向财阀输血的金融管道,关闭了11家银行和600多家“第二金融圈”公司,把不良贷款率从12.9%降到2.4%。 同时,用金融监督委员会统一和简化了金融监管体系,新的外汇交易法完全取消了外汇管制,全面开放债券、股票和货币市场,引入资产证券化、衍生品、信用评级和私人基金等金融产品和服务,新的外国投资促进法向外资放开了97%的投资领域。在短短几年中,韩国社会的整个面貌焕然一新,外资大量涌入,终身雇佣制被打破,风险、竞争和创业的气味充满空气,活力焕发的CEO们引人注目,文化产业迅速繁荣并向向外输出韩流。 改革不仅让韩国克服了危机,也大大提高了企业素质和经济活力,在四小龙中,韩国遭受危机打击最大,但复苏也最快,1999、2000年实现了10.9%和8.8%的增长率,并且当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它是四小龙中唯一没有陷入衰退的地区,仍保持了3%的增长,同样,在本次危机冲击下,它又以2.5%的年度增长率在四小龙中排名第一,尽管此前四年其它三小龙的增长都快于它。相信,只要李明博的改革能坚持下去,危机过后,韩国的实力和地位都将获得巨大提升,他们从上一次的危机改革中已经尝到了甜头,这次大概也不会错过。 如今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政府都在绞尽脑汁寻求对策,然而多半着眼于企业拯救和短期刺激,而忽略了改进经济长期健康和活力的制度改革,刺激或能取宠于一时,却难免遗祸于将来,而危机恰好让平时蒙混于普遍景气之中的弊端暴露无遗,果断割除,虽有一时之痛,却可换得长期繁荣。
辉格
2009年2月9日
资源储备须明确政策目标
辉格
2009年2月6日
日前,据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透露,国家煤炭储备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而浙江和山东两个用煤大省则已经开始着手建立由国资委下属的国有能源公司作为运作的、以保障供给稳定为目标的煤炭储备。去年底,有色金属出产大省云南发布了《云南省有色金属储备试行办法》,并与多家金属企业签订了收储合同。伴随着去年能源和初级品市场剧烈的价格动荡,国内各省纷纷针对一些影响本地经济的重要资源,酝酿和推出政府储备计划,似乎已成为一股潮流。
评估这些地方政府的储备计划是否妥当,首先需要明确政策的目标,而推出的方案是否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其次要看这些计划可能产生哪些负面作用,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付出,达到同样的目标是否存在其他代价更低的方案。
政府建立资源(more...)
资源储备须明确政策目标
辉格
2009年2月6日
日前,据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透露,国家煤炭储备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而浙江和山东两个用煤大省则已经开始着手建立由国资委下属的国有能源公司作为运作的、以保障供给稳定为目标的煤炭储备。去年底,有色金属出产大省云南发布了《云南省有色金属储备试行办法》,并与多家金属企业签订了收储合同。伴随着去年能源和初级品市场剧烈的价格动荡,国内各省纷纷针对一些影响本地经济的重要资源,酝酿和推出政府储备计划,似乎已成为一股潮流。
评估这些地方政府的储备计划是否妥当,首先需要明确政策的目标,而推出的方案是否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其次要看这些计划可能产生哪些负面作用,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付出,达到同样的目标是否存在其他代价更低的方案。
政府建立资源储备系统的最初法理依据是政府的公共安全职能,为了履行这一职能,政府需要预先储备一些物资,以便在非常情况下支持其公共安全行动——战备、防疫、救灾、赈济等等。为此目的而计划储备物资时,需要考虑这样几点:某些物资的需求在非常时期急剧上升;战争、封锁、禁运和运输阻断导致外部供应断绝;国内交通阻断导致物资无法及时到达需求地;所有这些因素,将决定储备物资的组成、数量和地理分布。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公共安全职能,需要明确界定,而不能做无限制的延伸。物资短缺本身并不危及公共安全,而只是市场供需的一种常见状态,只有当短缺可能引发某些异常行为——比如挤兑、哄抢、恐慌性囤积、大规模毁约等等——,并加速蔓延进而导致社会混乱时,才构成公共安全事件。
以煤炭为例,我国是头号产煤大国,储量和产量都很大,酝酿中的煤炭储备体系,应该不是作为长期储备,否则把煤留在地下就是最好的储备了。浙江和山东的煤炭储备,据称是为了应付短期匮乏,但迄今从未有事例证明煤炭短缺曾构成公共安全威胁,没有人因为缺煤而冻死,也没有因缺煤而大规模停电,的确有工厂因为缺煤缺电而停产,但那是企业经营问题,或者是民事合同的履行问题。一旦把政府的公共安全职能扩大到保障企业稳定运行,便给政府和纳税人加上了不必要的负担,也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原则。
发电和用电企业,因为没有安排适当的储备,或者没有订立应有的长期供货合约,而在市场波动时导致停产和亏损,便应该让它承担其经营失误所造成的代价,如果它因此而无法履约,便应让它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政府建立储备来为企业包揽这些风险,短期内或许会解决一些企业的困境,但在长期反而助长了企业不负责任的行为,它们会更加盲目的扩张产能而不考虑能源供应问题和价格风险,会继续忽略借助长期合约和期货市场来规避风险的潜力,会降低其坚持要求供货商履约和确保自己履约的激励,所有这些,都不利于企业走向成熟,也不利于市场发展出处理风险的交易机制。
尽管煤炭储备在我看来是政府职能不必要的延伸,但作为一种需方储备,与储备系统初衷至少在方向上还是一致的;相比之下,有色金属储备就完全缺乏存在的依据,这是一种奇特的供方储备,其建立的理由当然不是为了照顾国际买家,而只能解释为帮助生产企业摆脱困境。这些企业在价格高涨期盲目扩大产能,如今价格暴跌和大量存货积压让其陷入绝境,而把政府收储当作救命稻草。这样的收储无疑是在用财政资金也就是纳税人的钱为企业的经营失误买单,这么做将会鼓励这些企业在今后的决策中更加冒险和不负责任,短期内或许能救活一些企业,但对于企业和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则绝无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