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对南非期望太高 辉格 2010年12月29日 近日，南非被金砖四国合作机制接纳为成员国，对此事件的含义，人们应保持足够的谨慎；这并不像高盛分析师当初提出金砖概念时那样，提示了某种发展前景，而只是一个国际关系事件；它可以视为四国对南非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一种认可，希望在今后的国际关系舞台上与之取得默契与协调，至于南非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是否将提高，则是另一码事。 在我看来，情况或许恰好相反；许多人以为南非可以代表非洲，但实际上它对于非洲的份量远不如其经济总量所显示的那么大；尽管GDP占非洲近1/4，但南非从未成为非洲的金融中心，或学术和科技中心，除几个邻国之外，对非洲国家也没有多少政治影响力、文化吸引力或价值号召力，尽管时而会有些邻国民众为躲避饥荒和战争而涌入南非，但它并不是非洲年轻人或创业者所向往的乐园。 1993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南非确曾经历了一段难得的好时光；在姆贝基主导政策的14年中，或许得益于当时的国际潮流，他成功抵制了其党内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避免了老战友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所实施的强行土改和国有化，反而始终坚持市场化政策，尊重财产权、自由贸易和私人企业，正是这些，令南非人均GDP在十几年中翻了一番，而同时保持了低通胀和低赤字。 然而，好日子看来已经过去且很可能不会再来了，这不仅是因为现任总统祖马的经济政策有着强烈的民粹倾向，意在强化再分配和社会主义，更在于南非的社会状况，使得这样的倾向几乎无可避免的日益占据南非政治的主导地位。 尽管种族隔离制已被废除，但南非的社会对立和冲突远未化解，它的基尼系数高达0.7，世界第一，而24%的失业率在工业化国家中也高的离谱，同时，它还有着世界第一的强奸率和世界第二的谋杀和暴力攻击率；不难想象，如此背景下选举上台的政府，几乎不可能不是一个高举劫富济贫和社会福利大旗的政府。 曼德拉/姆贝基政府能够长期抵御再分配冲动，全赖其革命元老的背景所带来的难以挑战的合法性和政治地位，而从祖马开始，这一条件显然已不复存在，他需要为其权力另寻政治基础，而他的后任或竞争者定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况且，今后若干年的国际潮流，对于坚持自由市场的那些政治力量，恐怕将十分不利。 更糟糕的是，南非的法治基础和司法系统的独立性，似乎也存在被动摇的迹象，这一点，从祖马所卷入的腐败案和强奸案的处理过程中，已经初现端倪；而且，司法上的污点和嫌疑看来并没有影响祖马的政治地位，他的支持者似乎并不介意这些，这是最可怕的，这样的政治氛围恐怕会为未来的政治家破坏法治的行为打开大门。 与法治相比，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容易翻转的，只要宪政和法治基础稳固，坏的政策总有机会被纠正，比如，印度在独立之后长期执行了僵硬封闭的经济政策，但当国际潮流转变、旧政策弊端尽显时，它很快就转向市场轨道了；但是，法治一旦被破坏，是很难有机会被修复的，这正是南非最令人担忧之处。 对于南非的前途，尤为不妙的一点是，一旦它走上法治退化、政策民粹化这条道路，看不出有什么外部力量将阻止它的堕落，迄今没有一个大国将南非的政治走向视为其战略利益，而以南非之大，即便想要干预也很难做到，况且，南非还是个资源大国，其他国家更有动机去讨好它而不是改变它。

官商不明是体育腐败的温床 辉格 2010年12月6日 上周初，就在FIFA执委会投票决定2018世界杯主办地之前三天，BBC不顾英国政界和足球界多位大人物的劝阻，播出了记者詹宁斯对FIFA腐败内幕的调查报道；结果，正如劝阻者们所担忧的那样，原本呼声最高的英格兰在第一轮投票中便告出局；在另一场决定2022世界杯主办地的投票中，他的难兄难弟美国虽撑到最后一轮，最终也以大比分败落。 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詹宁斯所揭露的事实是否存在，或者这背后还有多少黑幕，也无从知晓，BBC节目的播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投票结果，或者这一结果是不是执委们对那些追求透明和廉洁的国家的一次严正警告；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现有的国际体育制度环境，确实非常有利于腐败的滋生；对FIFA的腐败指控由来已久，但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调查，各国司法机构也没有积极介入，甚至历来在腐败问题上嗅觉灵敏、冲在最前面的新闻界，也明显表现出投鼠忌器的畏缩。 原因并不复杂，在法律上，FIFA和国际奥委会等国际性体育组织一样，是民间非政府组织，因而公众和司法系统都无法用要求政府的那些透明度和程序合规性标准来要求它们；但在组织结构上，它们其实很不“民间”，实际上，由于其成员资格和赛事组织皆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而其大部分成员协会（比如各国奥委会/足协），都依附乃至隶属于所在国政府，其执委也多半来源于各国政府选派的官员，因而，它们在结构和功能上已成了类似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政府间组织。 两方面的动力促成了FIFA们如今不可一世的地位，首先，普遍的民族主义热情给国家队之间的比赛带来很大的号召力和关注度，而在电视时代这又化为巨额收入；其次，主权国家的政府和政客们通常都很乐意调动和运用民族热情，并积极扮演为本民族带来荣誉和成就的旗手，对政府，这可以带来合法性，对政客，它可以带来选票。 因而，各国政府无不积极配合FIFA们的事业，不惜为此投入大笔税款，甚至那些在国内极尽尊贵趾高气扬的官员们，在执委们面前也甘愿奴颜卑膝、逆来顺受；实际上，通过有效调动和催化公众的民族热情，FIFA们已成功捕获了各国政府来为其效力，而同时，他们又无须像这些政府那样，时刻暴露在国内公共舆论的道德监督之下，可以想象，他们的日子会有多滋润，这份滋润，可以算是各国民众所支付的民族热情税。 正是通过对各国政府的捕获，FIFA获得了对全球足球事业令人畏惧的控制力，这一垄断地位的性质，在足球与那些民族色彩淡泊的个人项目的对比中，就更容易看清；比如拳击，也是广受欢迎的热门项目，但因为是纯个人项目，没有民族色彩，因而五家赛事组织机构始终处于激励竞争状态；网球界虽有获得公认的ITF，但其控制力远不如FIFA，四项大满贯赛事皆由成员协会主办，ITF只扮演服务者的角色。 尽管FIFA获得了垄断地位，如今也有了盈利能力，却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来确保其执委们的行为不背离FIFA的组织宗旨，并维护它的声誉；不像商业公司的股东，FIFA执委们拥有控制权，却不能合法的分享其收益，对他们的唯一激励，是对共同事业的使命感和事业成就所带来的荣誉，而经验表明，这样的激励并不总是靠得住的。 况且，那些任期短暂的非资深执委，未必会把FIFA的成就和荣誉视为自己的成就和荣誉，尤其是当他们获得该职位的原因并不是出于对足球事业的使命感，或他本人在这项事业中已经建立的成就和荣誉，而只是因为他们恰好被所在国政府部门选派了出来，对于这些执委，当他们面临腐败诱惑时，除了他们自己的诚实，我想不出什么可以让他们顾忌的地方。 国际体育界的腐败，恐怕要等到公众能够且愿意在民族热情高涨之际保留足够坚定的道德立场，对这些国际组织施加与政府同等标准的道德约束，进而激励各国司法系统积极介入体育腐败的调查，乃至抵制那些不愿透明度和廉洁标准的组织；乐观的看，詹宁斯和BBC这次冒英格兰之大不韪的举动，或许会为推动这一道德氛围转变创造一次契机。

越来越感觉SNS这个概念有问题，SNS们似乎始终没弄明白他们想要做什么（或许只是我了解的不多），在我看来，网络社会的进化将沿着下面几个概念依此展开： 1）首先需要解决人格分裂的问题；用户需要一个地方来存放和运行他的人格，而这个人格应能以用户想要的各种“身份”在各种场景中“表现”；巨头们都想成为头号人格运营商，如果互通性不解决，或者人格继续分裂，或者形成垄断； 2）需要赋予人格以行动能力，诸如：写信，交谈，评论，评价，阅读，欣赏，投票，竞拍，购买……，这些并非人格运营商提供的服务，后者只保证他所维护的那些人格能进入实施行动的相应场景； 3）在行动中，关系得以建立；作为当然知情者，该行动场景运营商了解并维护了这些关系；用户或许希望这些关系被它的人格运营商所收集；当用户出现在其他场合时，他或许希望这些关系中的某些部分被该场景中的其他人所感知； 4）交易是一种行动能力，插入适当的社会层之后，个人博客便可直接成为网店，这才真正的C2C嘛，淘宝顶多就是做做评级/排名/分类/精选/推荐之类； 5）与行动能力同样重要的是组织能力，一种是正式组织，有预先规定的控制机制，加入/退出程序，从空白开始创建，比如豆瓣小组，但这不是重点，重要的是自发组织，它们从关系中自动浮现，现在SNS们都侧重于从个人出发的关系网扩散，没人去尝试建立以内聚度分析为基础的组织浮现机制，这显然更有意思，设想某一天，豆瓣提醒你：不妨招呼这几个人建个小组吧？你回答“好啊”，于是，小组有了，不是空白的，里面有成员，有豆列，有作品，有评论…… 6）人格运营商注定只剩下一两家，但社会运营商可以也注定会有很多，他们的业务是建立活动场所，适合于某类活动的开展，比如讨论/看球/拍卖/团购/麻将/记者招待会……

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评萨林斯“原初丰裕论” 辉格 2010年12月1日 正在读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久闻此书大名，刚刚拿到中译本（去年10月出的），读完前两章，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萨林斯的毛病出在哪里了，于是等不及读完就迫不及待要扯上几句。 该书第一章题为“原初丰裕社会”，曾在1968年以论文单独发表（而书出版于1972年），在这一章里，萨林斯对经济学的研究前提提出了质疑；我们知道，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存在价值，它的方法论之所以有意义，都依赖于一个基本假定：资源是稀缺的，这世界上至少有部分资源是稀缺的，否则经济学就没什么好研究了。 对于[[Malthus|马尔萨斯]]主义经济学家，稀缺性假定有个更强的版本：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生活资料总是稀缺的，换句话说：人口总是被压制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 然而，基于对狩猎/采集社会和游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萨林斯认为稀缺性根本不是普遍现象，至少在前农业社会不是，他指出，早先许多人类学家受经济学家误导，先入为主的认为狩猎/采集者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料匮乏，终日挣扎在生存线附近，遭受贫穷、饥饿、疾病和天灾的困扰。 在萨林斯看来，情况远非如此：狩猎/采集者拥有的东西确实很少，但这并非匮乏，而是他们压根不需要，而他们真正想要的那些东西，并不稀缺，实际上，与农业/工业/商业社会相比，他们的生活算得上很闲适，而人口通常也远低于自然资源所能供养的水平，远离人口压力，萨林斯因此而将这些社会称为“原初丰裕社会”（la première société d'abondance）。 他进而认为，稀缺性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社会过度膨胀了的欲望所造成，而这种膨胀源于定居、私有产权、等级化、身份差异等等文化因素，并不具有普遍性；他显然意识到，抛弃稀缺性这一前提，经典经济学便无以立足，所以他主张建立人类学自己的经济学，而放弃早先人类学家将经济学引入人类学分析的努力。 萨林斯列举了许多经验证据来支持其说法，归结起来有下面几条： A1）狩猎/采集者的营养水平通常高于农耕者，即便按现代标准也不算低； A2）狩猎/采集者日常用到多数生活资料都非常充裕，有些简直取之不竭，而他们也很少为缺少这些东西而发愁； A3）狩猎/采集者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劳作时间低于农耕和工业社会，他们有大量闲暇，这表现在他们普遍都很懒散，难以适应现代工业岗位； A4）在一些细致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建立了用于估算在特定狩猎/采集/游耕方式下自然资源所能供养的人口水平，而统计表明，绝大多数原始社会的人口都远低于这些模型所推测的人口极限。 然而，这些论据与稀缺性和马尔萨斯理论之间的冲突，其实只是表面的，基于它们而提出的质疑是出于对人口压力起作用的方式和马尔萨斯均衡的时间尺度缺乏理解，实际上，从马尔萨斯理论出发，这些情况恰在预期之中；恰好，多年来我始终习惯于从马尔萨斯角度看问题，所以上述四点在我看来完全不构成挑战，下面是一个简要的回答。 1）瓶颈资源 人口压力起作用的方式是生存资源匮乏，但在马尔萨斯均衡下，未必所有生存资源都是匮乏的，理论上，只要一种必需资源匮乏了，人口便受到抑制，而此时，其他资源完全可能是充裕的；究竟哪一种资源成为瓶颈，取决于群体所处的生态位、他们的取食模式和生产技术；有些条件下，卡路里成为瓶颈，另一些条件下，蛋白质或维生素成为瓶颈。 在商品流通高度发达的大社会中，处于不同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也叫生态龛、小生境）的各群体之间通过交换调剂丰缺，或许可导致大部分资源的供给都接近于瓶颈，但即便如此，某些低流动性商品在原产地仍可能非常充裕；而对狩猎/采集社会，市场交换只起着很次要的作用，因而人口完全可能被个别瓶颈资源所抑制。 在某些条件下，构成人口瓶颈的，未必是生存资料，也可能是以我们人类为食的捕食者——病菌，这是对马尔萨斯模型的一个修正，在《多彩的瓶腹》一文中，我详细讨论了这种可能性。 2）生态位与边际产出 对于常见于狩猎/采集生活的悠闲懒散，常见的直观解释是，反正再勤快也没活可干，而准确的说法是：某些条件下，边际产出递减的很快，以至于在均衡点上，尽管已投入的劳动很少，但即便投入再多的劳动，增加的产出也不可能养活额外的人口了；因而，闲散懒惰并不能证明一个群体未遭受资源瓶颈对人口的抑制。 想象这样一种极端情况：在靠近北极的某个荒远之地，是一条河流的入海口，某种鱼类每年洄游到此产卵，当地居民只须在洄游季节捕捞两天，便足够维持一整年的食物供应，而附近没有任何其他食物来源；此时，该群体的人口水平，便由洄游鱼群规模决定，在均衡点上，人均年劳动投入只有两天，任何追加投入（在进化上）都毫无意义。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生态位中长期生存的群体，其文化必定是不鼓励勤劳的，但萨林斯似乎把因果关系颠倒了过来，他将文化视为闲散懒惰的原因，他的话听起来就像——狩猎/采集者喜欢这样，所以他们就这样——，而没有看到这只是特定生态位下的边际产出曲线所导致的结果。 在农耕社会，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不同生态位下的文化差异，在黑龙江一年只能产一季作物，在零下40度的漫长冬天，你无论如何勤奋也种不出更多的粮食让你多养活一个孩子，而在华南常能产三到四季，两地农民的勤劳程度也因此而有显著差异。 在取食手段不变的前提下，唯有市场化分工和交换可以突破生态位局限，比如，黑龙江农民可以在农闲时在家缝制兽皮衣服，用来从别处换取食物，对于那个把粮食卖给他们的群体来说，或许保暖衣服恰好是瓶颈资源，而食物却很充裕，这样，通过交换，两个群体的瓶颈都得到放松，人口都将增加。 不难看出，这样的分工与交换未必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它确实提高了交易双方的劳动生产率时，它就带来了经济史家所称的“斯密型增长”（[[Smithian growth]]），但斯密型增长只是一种幸运，它在理论上不是必须的，理论上，分工与交换必定导致的，是在边际产出曲线右侧拉出较为平缓的一段，从而使得追加的劳动投入有可能获得足以多养活一个人的产出，但这段曲线完全可能且通常仍是向下的，经济史家将由此带来的增长叫做“马尔萨斯型增长”（[[Malthusian growth]]）。 历史上一次著名的马尔萨斯型增长，是发生于明清两代的江南-湖广大分工，在此之前，江南农业的劳动密集程度已达到马尔萨斯极限，再追加劳动已毫无意义，但在湖广，还有许多土地有待开垦或还有精耕细作的潜力，于是（注：这一过程的启动，也得益于政府漕粮征收政策的压力），江南农民开始部分改种经济作物，而从湖广进口粮食。（更多分析参见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 这是因为，蚕桑和棉花等经济作物，给农民提供了一个机会：把劳动附加在上面卖出去，用黑话说就是，在劳动/边际产出曲线上建立一段下降不那么快的区间；但是，投入于丝绸/棉花纺织的额外劳动的产出率，是低于原先已经投入于稻米的产出率的，因而，大分工的结果，劳动生产率下降了，但由于追加投入了大量劳动，单位土地的产出增加了，从而供养了更多人口，这种形式的增长，也被有些经济史家称为“内卷化”。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要获得斯密型增长，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必须发生的足够频繁，不断改变边际产出曲线，使得由此而被放松的人口瓶颈来不及被人口增长迅速再次绷紧；然而，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这一条件是得不到满足的，即便在当代，恐怕也只有少数社会满足了该条件。 由此可见，随着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劳动时间增加，闲暇减少，劳动边际产出下降，恰是马尔萨斯理论所预见的结果，而不是反对它的证据。 3）抑制机制与时序瓶颈 当我们解读马尔萨斯“人口总是被压制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这句话时，需要意识到他所暗示的时间尺度，即，他并未担保，无论将时间尺度拉近到多小的单位，任意时刻人口水平总是处于极限附近——要达到任意尺度的吻合，要么资源条件是恒定不变的，要么人口增长是可以无限快的，而这两个条件显然都不能成立。 首先，任何群体所处的生态位，其资源条件都不是恒定的，食物的可获得数量在不断变动，尤其对于狩猎/采集这种生计模式，瓶颈资源的产出限制波动幅度常常很大；从动植物驯化/土地改良/施肥/灌溉/水利/病虫害控制/化肥/农药，技术进步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对各种环境不确定性施加日益强化和精密的控制的过程，但无论如何，环境条件不确定性带来的波动始终存在。 因而，在长期，对人口数量构成瓶颈的，将是波谷也即荒年的产出水平，尽管在持续的常年和丰年中人口会超出瓶颈水平，但只要持续时间不足以令人口增长至可耗尽常/丰年产出的水平，作为偶然介入的观察者，我们便有很大的概率观察到一个处于丰裕状态的社会，这显然不能作为该群体未遭受人口压力的证据。 其次，人口增殖是需要时间的，而马尔萨斯所列举的那些抑制机制（或我们能想象的其他机制），并非都是温和而灵敏的微调机制，相反，它们多半是暴烈的，瘟疫、饥荒、战争，常能在短短几年/几十年内消灭1/3甚至一半以上的人口，而即便按2%的极限增长率（相当于35年翻一番），也需要30年左右才能将人口恢复到灾难前水平。 这样，一个马尔萨斯周期的时间跨度就可能上百年，因而检验马尔萨斯模型的恰当方法，是以10年为刻度，在连续几百上千年的跨度上，寻找多个马尔萨斯周期，然后看看这些周期之间是否存在有意义的共同特征。 然而，对狩猎/采集/游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只能提供当时和前几年的数据，这样就有很大的概率，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正在从上一次打击中恢复过来的群体的情况；萨林斯列举的数字似乎正是如此，比如，被深入研究过的巴布亚游耕者钦布人，各部落实际人口与理论极限人口的比值，十分随机的分布于从0.22到0.97之间，这完全在马尔萨斯模型的预期范围之内。 4）发展与生活水平 马尔萨斯一再指出，尽管技术会进步，经济会增长，但从长期看，处于生存极限附近的那部分底层人口的生活水平，注定永远不会提高；而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不仅不会提高，还会下降，表现在：一方面，闲暇更少，劳动更艰辛，而单位劳动的产出却日益减少，而同时，由于各种资源之丰缺经由分工和交易不断被拉平，所有资源的数量都向瓶颈靠拢，结果，底层人口陷入了所有资源都稀缺的状态，相反，当只有个别瓶颈资源时，非瓶颈资源都是充裕的，因而他们变得更贫困了。 这一理论推断，与萨林斯所描绘的现实情景完全吻合。 尽管在我看来，萨林斯对经济学和马尔萨斯理论的质疑并不成立，但这一质疑是十分有益的，如上所见，他至少可以促使我们将马尔萨斯模型推向精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