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教育有待走出边缘 辉格 2013年9月16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引来了对在家上学现象的许多关注；近年来，包括在家上学在内的各种替代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实践正在迅速涌现，尽管总体规模还很小，但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对主流教育体制感到不满和绝望的众多家长和教育者，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和执着在各自的方向上探索出路。 在许多人看来，体制内教育糟糕得难以容忍，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在许多方面到了摧残孩子的程度，这样的认识至少在一些社会阶层和亚文化群体中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共识；但另一方面，尽管不满，家长们却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移民似乎成了摆脱这种教育的唯一出路（实际上这已成了一条很常见的移民动机）。 换句话说，尽管对新型教育的需求普遍而强烈，尽管对替代教育的种种探索也已持续多年，但这些探索迄今未能找到足以成为普通家长可行选项的替代品，在旺盛的需求与薄弱的供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目前正在被实践的替代方式，要么难以让足够多家长信服，要么代价过于高昂而难以实行；而与此同时，原本被寄予希望的民办教育，却多半沦为了体制的追随者，在迎合应试教育方面，他们甚至常常比公立学校更加起劲。 替代教育的这一不如人意的局面，根本原因当然是制度限制，但在探索与实践者方面，似乎也不乏可以反思与改进之处；其中影响最显著的一点，或许可以称为“拓荒者效应”，作为第一批吃螃蟹者，过去十多年在体制外寻找教育出路的家长，大都是在几乎完全没有专业供给方帮助的情况下“徒手”探索的。 这么做既需要很大勇气，也要付出很高代价，许多家长为了能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或者找到合适的教育环境，常常放弃工作和事业，甚至举家搬迁，或带着孩子四处游学；所以，尽管希望脱离体制的家长很多，但真正能够鼓起勇气跨出这一步并坚持多年的，都不是普通人，他们的个性往往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也往往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怀。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较为流行的几种替代教育模式，全都具有宗教背景（假如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宗教”一词的话）：出于宗教原因而在家上学的基督徒，送孩子上私塾、国学堂和读经班的儒教徒，把大理变成替代教育圣地的佛教徒和各式各样的灵性论者，而迄今最成气候的替代教育模式华德福（[[Waldorf education]]），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所谓人智学（[[anthroposophy]]），其实也是一种新宗教。 宗教背景本身对教育事业并不是问题，它在很长历史中都是教育的主要载体，在西方，教会也曾是教育的最大赞助者，但新皈依者所特有的理想主义和偏激气质，在为他们的探索实践提供勇气和毅力的同时，却也构成了一些障碍，特别是他们对科学方法和商业化的疏离、冷淡甚至抵制。 许多家长和教育者单纯强调天性、爱、自由、接纳等等抽象而笼统的观念，而疏于为他们的理念寻找一套含义具体明确、可操作、其成效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教育方法，有些人甚至对刻意寻求教育方法表示反感，认为那会妨碍孩子天性的自由发展，许多人也反对划分科目和设置课程，以及按特定阶段顺序推进的教学程序，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他们联想起传统主流教育，因而产生条件反射式的反感。 实际上，即便他们愿意这么做，也会因为缺乏可以依靠的研究资源，或者难以与之形成互动关系，而得不到必要的学术支持；理想情况下，我们本可期望，教育实践的探索会从发展心理学、认知科学和学习理论等相关学科成果中得到启发，他们的实践经验也会被反馈到这些学科中，而诸如教育学之类关系更直接的应用学科，则会借助恰当的概念体系、启发式模型和统计手段，将这些经验转变成具有普遍意义和借鉴价值的科学事实，而不仅仅停留在零散的个体经验和小圈子内流传的朴素知识甚至只是逸闻的状态。 未经科学方法加工的个体经验和朴素知识是高度情境依赖的，很难脱离特定情境而被当事者以外的其他人利用，因而也难以有效的积累、传播和组合；所以，一个实践领域若没有相应的学术支持，就无法建立起一个由经验与理论之间的递归反馈过程所构成的自我积累和自我优化的知识体系，所有新人几乎都要从头摸索，从流传的朴素知识和师徒相授中得到的帮助很少，而他们的探索路径也是随机漫游式的，而不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启发式搜索。 当然，假如有一个大规模市场体系，其淘汰机制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好的模式和方法，但即便如此，在缺乏科学方法的情况下，市场选择在上千年里取得的进展，可能还比不上引入了科学方法的市场在几十年内的发展程度，况且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市场，替代教育的生存空间被体制压制得极为狭小。 然而，即便这个狭小空间，也并未被探索者充分利用，而这很可能与他们的理想主义气质所带来的另一个倾向——远离商业化——有关；很少有人将替代教育作为一门生意去做，去探索一种在财务上可自我维持和自我积累的可行商业模式，更多人将此当作自助和互助，或者慈善和公益事业。 结果是，除了国内学生很难进入的国际学校之外，替代教育实践者所办学校极少有成规模的，学校当然不是越大越好，但实在太小就会面临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许多需要靠规模来摊薄成本的教育条件就无法利用，比如百人以下的学校就不大可能有足球场，30人以下就很难组织体育竞技，再小的话，就很难给同年龄段孩子单独开课了，需要昂贵设备和教具的教室也不可能配置；更重要的是，如果可以相处的同龄孩子太少，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就会缺乏原本应有的某些社会关系和社会经历，类似于独生子、孤儿或从小就不上学而被家长带在大人世界里的孩子所缺乏的那些东西。 规模太小当然主要是因为制度限制，而且在风险很高且制度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也很难说服投资者进入，但无论如何，将一所稍具规模的民办小学办得不那么像体制内学校，至少放弃作为万恶之源的应试目标和原始野蛮的洗脑灌输，改变最具压制性和伤害性的管教方式，总是存在一些空间的，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向这个方向尝试；或许这种部分改良会被视为妥协，而这与理想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不过，尽管有着种种问题，尽管发展状况还很不如人意，但毕竟这些早期实践者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为后人开拓了许多道路，也建立了一些滩头阵地，这些成就，连同他们的故事的传播，会让后来者的抉择不再那么艰难，也不再显得那么另类，因而逐渐会吸引来一些具有不同气质的参与者。 如同所有变革运动一样，在第一代先锋凭借理想和勇气完成拓荒之后，第二代参与者通常会更加温和与务实，更能平静而同情的看待与自己不同的理念和做法，包括他志在改造的旧体系，这样，他们也将更有意愿和机会去利用主流社会的资源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尤其是来自主流科学界的学术资源和主流市场的商业资源，到那时，他们方能从目前的边缘地位走出来，成为普通家长也可轻松做出的选择。  

【2013-09-14】 @whigzhou: 传说中的“自由放任” http://t.cn/z8WyYqF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于1930年6月17日成为法律，该法案将2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当时在美国，有1028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项请愿书抵制该法案；而在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 @whigzhou: 若评选20世纪影响最大的事件，我会把一号票投给它，它导致（至少很大程度上配得上该词）了大萧条、罗斯福、二战、北极熊、东方红、西方红…… @miracleshsq:历来共和党不是都提倡自由贸易，为何居然会是由共和党人提出这个法案呢？ @whigzhou: 没有“历来”，只是支持自由贸易者稍多而已，大名鼎鼎的Ron Paul不是还对几乎所有自由贸易协定投了反对票嘛 http://t.cn/z8r0z70 @慕容飞宇gg:那个条目好像不是那个意思吧。那个条目说 Ron Paul 支持自由贸易，但是反对自由贸易协定，他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是利益集团的产物 @whigzhou: 嗯，他支持自由贸易理念，但投票反对所有推动自由贸易的法案，嗯，这就是罗粉的特点，他们喜欢自由理念，但不喜欢自由 @whigzhou: 共和党祖师爷林肯，就是个死硬贸易保护主义者 @野也果酱:民主党/共和党的左右分野，是新政之后才开始有的 @whigzhou: 嗯，从党派身份预测政治立场的可靠性很低，特别是把时间跨度拉大之后 @whigzhou: 比如民主党，我就一直没弄明白他们想干嘛，好像唯一不变的是喜欢歧视人，不让歧视黑人了，就改成歧视白人，现在白人也不让歧视了，只好歧视黄人了  

【2013-09-03】 @小小nopainkiller RIP Ronald Coase, the world has lost a true giant @徐轶青: 科斯最大的贡献是颠覆了经济学家对外部性的理解，从而为法权的非道德性以及经济学从自由主义转身功利主义奠定了基础。科斯定理的直觉是经济学中少数几个不trivial的想法之一。Stiglitz甚至评价，科斯定理是整个右翼阴谋论的基础。 @whigzhou: 科斯定理并不能将道德性排除出权利问题，只是提供了一个重新理解它的视角 @whigzhou: 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不是一个维度上的东西，不存在转身问题，你可以从功利主义前提得出自由主义主张，也可以从先验主义和自然法前提得出相同主张 @whigzhou: 功利主义本来就是为道德性提供哲学基础的候选之一，科斯定理使得功利解释更强大了，但并未取消被解释的东西，一个东西不会因为被解释而消失 @whigzhou: 功利计算可以解释道德情感（包括与财产权有关的道德情感），但不会也不必消除权利和制度安排中的道德成分，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功利计算来解释为何法律将儿童监护权默认交给父母，甚至据此而赞同这一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诉诸道德感而坚持这项权利不再是必要的，甚至不再是正当的了 @whigzhou: 这就好比，进化心理学为我爱吃烤羊肉给出了一个解释，我理解并接受这一解释并不意味着下次我点烤羊肉时不能再说“好香～我喜欢！”而只能说“脂肪分子让我的愉悦中心躁动不已，这都是因为我们祖先……”  

禁止作业就能减负了吗？ 辉格 2013年9月2日 教育部打算推出《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其中一条规定小学不许给学生布置书面家庭作业；要不要留作业这样的教育技术细节，居然可以由一个官僚机构为全国几十万所小学统一规定，这种怪事大概只能发生在某些特定教育体制下。 作业之所以可能成为负担，是因为孩子不喜欢做，假如作业足够有趣而让孩子乐意去做，那就算不上负担；而且有些作业恰恰适合在家里做，或者和家人或邻居一起做，比如语文老师可能会要求学生去采访一位他认为最有意思的邻居，提出几个问题并记下回答，假如这是教育的恰当内容，那么这种作业就没什么不好。 当然，国内小学的作业很少会这么有趣，通常都是些枯燥乏味的重复性解题训练，可这一局面正是由教育部所代表的目前这套教育体制所造成的，这套体制将绝大部分教育资源垄断在高度单一化的公立学校系统中，用统一的学校结构、统一的课程设置、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师资质和最终统一的考试，把学生、教师、家长所面临的激励因素变得高度单一，教学的内容和方式随之而变得越来越狭窄和僵化。 这种条件下，所谓减负只能是扬汤止沸，在口号喊了多年，规定出了无数之后，我们看到，应试压力如今已前推到了幼儿园，连幼升小都成了一场激烈竞争，其中原因每位家长都很清楚：为了上好大学，高考就得拿高分，就要进重点中学，要进重点中学，就要上好小学，就要进好幼儿园…… 应试目标早早就已明确，而只要这个目标仍是压倒性的甚至是唯一的引力中心，无论如何封堵，它总会绕过各种障碍而变成学生身上的压力：上面要求减少家庭作业，学校就会增加课堂负担，压缩课间休息，要求减轻课堂负担，家长就晚上和周末送孩子去辅导班，不许留作业，又要考得好，学生只好从教辅材料上自己找题做（当然是在老师提示下），不许发教辅材料，家长就自己去书店找…… 要解开这根链条，就必须去除那个压倒性的单一引力，其中最关键的当然是废除高考，允许各大学按自己的标准招生；高考之所以构成极大引力，不仅是因为大学所拥有的高等教育资源，更是因为大学是进入特定社会阶层、接触特定社会机会的桥梁，因而也是年轻人在社会阶梯上爬升到关键一级。 一旦家长和学生看到通往大学的道路有很多条，穿越其中的人生方向也可以很多样，他们上中学和选择中学的动机就会改变，相应的，社会评价中学质量的标准和教师的激励方向也会随之改变，那时，离开了考分指标，中学需要更多具体可见的东西来证明它们的价值：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如何？毕业后两年内犯罪率和自杀率多少？五年内就业率多少？十年后平均收入比他们的父母高多少？ 仅有需求端的变化还不够，还需要学校对需求变化做出反应；在离开了单一化目标之后，家长的需求会高度分化，因为孩子的禀赋和兴趣不同，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待不同，在应该如何对待孩子方面的价值和伦理标准也不同，在达到同样目标所应采用的方法上更会有分歧，这样，他们在看待什么才是好的教育上，观点必定是千差万别的。 一旦取消高考，需求面的这种多样化便会爆炸性的释放出来，可是在现行体制下，学校未必能对此做出充分反应，特别是公立学校，家长需求无法转变成对教师的激励，即便私立学校或那些愿意做出改变的公立学校，也受制于教育法规的管制和统一课程、统一教材和统一资质标准的束缚而难以做出改变；这个错综纠结的困境需要根本性的变革才有望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