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5月发表的文章（25）
瀑布与汲泵
辉格
2014年5月7日
人们在评价一个社会时，常把阶层间的流动性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认为适当的流动性是一个健康而有活力社会的应有特性，它可以为奋斗、进取和各种创造性活动提供动力，让身处下层者不至于丧失希望而产生反社会倾向，也让身居高位者不会过于安逸乃至腐化堕落。
在观察社会流动性时，一个最常用的指标，是当前的成功（其衡量标准无非是财富、权力、身份和影响力）人士中，有多少是出身寒微者，假如这个比例相当高，就说明出身寒微的孩子凭借天赋、努力和运气，很有希望跻身于比他父母所在的更高阶层，这样的社会就是富有流动性的，所谓美国梦，说的便是美国社会为此类进取和发达提供了远比其他社会更广阔的机会。
但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观察流动性，看看上一代的高地位人群中，其子女有多少跌落到了比他们父母更低的地位，正如向上爬升的机会是一种激励，向下跌落的风险同样也是一种激励，它激励身居高位者做出种种努力，设法让后代和自己一样享有优越条件和高地位；实际上，在许多传统社会，阶层间流动性往往更多的表现为后一种。
在
标签：人口 | 社会流动性 | 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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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与汲泵
辉格
2014年5月7日
人们在评价一个社会时，常把阶层间的流动性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认为适当的流动性是一个健康而有活力社会的应有特性，它可以为奋斗、进取和各种创造性活动提供动力，让身处下层者不至于丧失希望而产生反社会倾向，也让身居高位者不会过于安逸乃至腐化堕落。
在观察社会流动性时，一个最常用的指标，是当前的成功（其衡量标准无非是财富、权力、身份和影响力）人士中，有多少是出身寒微者，假如这个比例相当高，就说明出身寒微的孩子凭借天赋、努力和运气，很有希望跻身于比他父母所在的更高阶层，这样的社会就是富有流动性的，所谓美国梦，说的便是美国社会为此类进取和发达提供了远比其他社会更广阔的机会。
但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观察流动性，看看上一代的高地位人群中，其子女有多少跌落到了比他们父母更低的地位，正如向上爬升的机会是一种激励，向下跌落的风险同样也是一种激励，它激励身居高位者做出种种努力，设法让后代和自己一样享有优越条件和高地位；实际上，在许多传统社会，阶层间流动性往往更多的表现为后一种。
在[[A Farewell to Alms]]一书（中信出版社非常恶劣的将中文版书名定为《应该学点经济史》）中，经济史家格列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通过对保存于教堂的数千份遗嘱的研究，发现中世纪英格兰社会的主要流动方式正是第二种，立遗嘱者的幸存子女数量与遗产数额高度相关，遗产最多的那组的子女数（4个）两倍于遗产最少的两组（1.8个），后者明显低于人口替代水平。
其他来源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在黑死病前后共四百年历史中，普通男性的平均存活儿子数在替代水平（1.0）附近波动，黑死病期间显著低于替代水平，而国王一级封臣的儿子数平均达1.8个，即便在黑死病高峰期也维持在替代水平之上；从土地拥有状况看，1270年代拥有土地的人，70多年后，其中最富裕者全部有后代继续保有土地，而最贫穷者仍有后代保有土地的比例只有1/3。
这些数字意味着，中古英格兰社会的流动结构是瀑布式的，贵族子弟一部分（通常是长子）继承了父辈的地位和主要财产，另一部分只继承少量财产和相应较低身份，逐级向下流动，最底层的家系则逐渐消亡，其地位被跌落下来的上层子弟所取代；在克拉克看来，这一模式主导着工业革命前的古代农业国家的社会流动。
然而，那些工业革命以来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并实现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社会，流动结构已完全颠倒了过来，在当今欧美国家，收入与社会地位越高、受教育越多，生育率越低，而且这一差距近年来仍在迅速扩大，在2000年，美国最高收入组的生育率是最低组的69%，到2010年已降至56%；在不少发达国家，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中，一半以上完全不生孩子。
这样一来，这些社会的上层成了一个人口黑洞，而与此同时，人们努力向上爬的动机并没有削弱，于是社会流动结构变成了汲泵式的，其长期效果是，上层不断将下层中的精英分子筛选泵吸出来，随后又在遗传意义上加以消灭，这样的局面在人类历史乃至整个生物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完全逆转了对遗传特性的选择压力。
这样的逆转，对于我们社会的价值取向、文化氛围和制度发展，将意味着什么呢？通过消除原先那个稳定的顶层，它或许会（或者已经？）削弱社会的保守倾向，因为顶层原本只有流出很少流入，起着文化和传统的积淀作用，而逆转之后，积淀将发生在底层，这将导致一个死气沉沉、越来越看不到希望的、其规模却在不断膨胀的底层吗？
这一逆转，也意味着社会失去了一个财富的自动再分配机制，原先上层的向下流动也伴随着财产的分割，即便长子继承制也不能完全阻止财富向下流动，而逆转之后，上层所积聚的财富不再随继承分割而扩散了，相反，财富会越来越多地堆积到上层，但同时，越来越多的富人不再将全部遗产留给子女，这样，积淀在顶层的财富将越来越多的转移到各种信托基金和法人机构的控制之下。
这些只是容易看见的，更多更重大的变化，恐怕只能等待时间慢慢将它揭晓了。
【2014-04-18】
@Ent_evo “哥伦布法则：我们纪念哥伦布，不是因为他第一个发现美洲，而是因为他最后一个发现美洲。”
@Ent_evo: 因为哥伦布之后，美洲就进入了人类知识共同体（好吧是西欧共同体，不要在意这个例子本身的西方中心论），因此后来人再也无法发现它了。知识共同体的意义，远大于单纯争第一的意义
@whigzhou: 我觉得即便在此意义上，也不能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而只能说“哥伦布领导的一次航行导致了美洲的发现”
@wh(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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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8】
@Ent_evo “哥伦布法则：我们纪念哥伦布，不是因为他第一个发现美洲，而是因为他最后一个发现美洲。”
@Ent_evo: 因为哥伦布之后，美洲就进入了人类知识共同体（好吧是西欧共同体，不要在意这个例子本身的西方中心论），因此后来人再也无法发现它了。知识共同体的意义，远大于单纯争第一的意义
@whigzhou: 我觉得即便在此意义上，也不能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而只能说“哥伦布领导的一次航行导致了美洲的发现”
@whigzhou: 因为那次航行在当时并未使得“那里存在那样一块新大陆”成为该知识共同体的公共知识，这一知识在很久以后才在该共同体内确立
@whigzhou: 比如1800年一位农民从自家地里挖出一块卜辞甲骨，卖给当地药材店，而丝毫没有意识到甲骨上图形的可能意义，即便这是所有文献中记录的首个同类事件，我们也不能说“该农民发现了卜辞甲骨”
@whigzhou: 只有在如下象征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他所领导的那次航行，开启了一系列向西的探险活动（之前的探险都是向南的），这些活动最终导致了美洲的发现，而哥伦布最初的那次航行成了这一运动的象征
辉格
@ 2014-05-24 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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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4-05-24 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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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7】
@whigzhou: 有意思 //What is a job that exists only in your country? http://t.cn/8sOHs93 I think this happens only in Tehran. Some people get paid to walk behind your car, so the traffic cameras can not capture your plate number w(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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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7】
@whigzhou: 有意思 //What is a job that exists only in your country? http://t.cn/8sOHs93 I think this happens only in Tehran. Some people get paid to walk behind your car, so the traffic cameras can not capture your plate number when you enter the restricted traffic areas!
@whigzhou: 补充一个：在中国，有些学生小弟或退休大妈专以扮演普通市民接受电视采访为生。
@whigzhou: 对了，还有催奶师 http://t.cn/z0euWa6 经过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组织的理论笔试、实操技能考核（高级催奶师增加案例分析答辩考核）成绩合格者，统一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催乳师或高级催乳师岗位培训合格证书，证书统一编号，全国通用
@whigzhou: 为人乳宴供奶的奶妇 http://t.cn/zQXsWLn
@whigzhou: 出售胎盘的产科护士 http://t.cn/zORMTWA
辉格
@ 2014-05-23 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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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5】
@顾家浜 您怎么看15，16世纪，知识精英逐步游离于官僚体系的趋势？比如沈周，唐寅，文征明……
@whigzhou: 有几个因素可以考虑：1）宋代私学兴起；2）靖康后中原动荡汉人南迁时期，士大夫兴趣焦点从仕宦朝政转向宗族经营，3）蒙古征服迫使读书人向小说戏曲杂学等有着民间需求的文化领域讨生活，
@whigzhou: 4）永乐后政治中心与文化/经济中心的分离；5）明中期之后江南商业和城市繁荣在科举仕途之外发展出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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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5】
@顾家浜 您怎么看15，16世纪，知识精英逐步游离于官僚体系的趋势？比如沈周，唐寅，文征明......
@whigzhou: 有几个因素可以考虑：1）宋代私学兴起；2）靖康后中原动荡汉人南迁时期，士大夫兴趣焦点从仕宦朝政转向宗族经营，3）蒙古征服迫使读书人向小说戏曲杂学等有着民间需求的文化领域讨生活，
@whigzhou: 4）永乐后政治中心与文化/经济中心的分离；5）明中期之后江南商业和城市繁荣在科举仕途之外发展出了对文化/知识产品的需求。
@whigzhou: 第2条提到的兴趣转向在北宋已有苗头，范仲淹是个著名的例子
@whigzhou: 明清许多江南文人能脱离仕途而过得很滋润，离不开当地富商支持，支持方式有：结亲、高价买其字画、请作家庭教师、围棋陪练、资助出版诗文集，等等
@whigzhou: 清代又多了条出路：做师爷
（按：本文首发于大象公会，转载须经公会同意。）
童贞崇拜与掠夺性强奸
辉格
2014年5月12日
童贞（virginity）崇拜广泛存在于各大文化中，定居农业社会尤为盛行，时至今日，处女党队伍在某些国家依然庞大，妇产科医生们时而还会遇到男性咨询者请教如何甄别女友是否为处女，为此有人甚至不惜将女友私处照片上传到健康咨询网站上。
对童贞的要求曾经是男性觅偶策略（mating strategy）的一部分，历史上，由于人类幼儿特别沉重的养育负担，人类后代抚养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单亲抚养向双亲合作抚养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男性对家庭与子女的情感与资源投入不断增加，然而在亲代投资问题上，男性面临一个根本障碍：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对童贞的强调正是用来克服这一障碍的方法。
新娘的童贞可以让丈夫相信至少头胎孩子是自己的，否则他就需要将新娘闺禁小半年以确认其此前未怀孕，更重要的是，婚前守贞的历史，是判断妻子今后出轨风险的重要信号，所以一旦谈判地位（这一地位随男方在家庭中投入资源的比例增加而提高）允许，男性就会对童贞提出要求。
不过童贞并不容易识别，它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过某种事情，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困难；传统中国社会的流行做法是，将达到性成熟年龄的女孩置于严密监控的隔离制度之下：多数时间关在与外界隔绝的闺房里，通过缠足削弱其行动能力，外出须由女眷陪伴，且活动时间与地点皆有严格限制，还有一整套社交规范限制其与成年异性的接触。
这么做成本相当高，不仅损失了受控女性的生产力，还要耗费监控者（通常由女性长辈或女佣担任）的大量时间，即便如此，其成效就个案而言也是无从验证的，而只能体现在这套系统在家族历史上的长期执行效果（即所谓的“家风（
标签：习俗 | 人类学 |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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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首发于
大象公会，转载须经公会同意。）
童贞崇拜与掠夺性强奸
辉格
2014年5月12日
童贞（[[virginity]]）崇拜广泛存在于各大文化中，定居农业社会尤为盛行，时至今日，处女党队伍在某些国家依然庞大，妇产科医生们时而还会遇到男性咨询者请教如何甄别女友是否为处女，为此有人甚至不惜将女友私处照片上传到健康咨询网站上。
对童贞的要求曾经是男性觅偶策略（[[mating strategy]]）的一部分，历史上，由于人类幼儿特别沉重的养育负担，人类后代抚养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单亲抚养向双亲合作抚养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男性对家庭与子女的情感与资源投入不断增加，然而在亲代投资问题上，男性面临一个根本障碍：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对童贞的强调正是用来克服这一障碍的方法。
新娘的童贞可以让丈夫相信至少头胎孩子是自己的，否则他就需要将新娘闺禁小半年以确认其此前未怀孕，更重要的是，婚前守贞的历史，是判断妻子今后出轨风险的重要信号，所以一旦谈判地位（这一地位随男方在家庭中投入资源的比例增加而提高）允许，男性就会对童贞提出要求。
不过童贞并不容易识别，它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过某种事情，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困难；传统中国社会的流行做法是，将达到性成熟年龄的女孩置于严密监控的隔离制度之下：多数时间关在与外界隔绝的闺房里，通过缠足削弱其行动能力，外出须由女眷陪伴，且活动时间与地点皆有严格限制，还有一整套社交规范限制其与成年异性的接触。
这么做成本相当高，不仅损失了受控女性的生产力，还要耗费监控者（通常由女性长辈或女佣担任）的大量时间，即便如此，其成效就个案而言也是无从验证的，而只能体现在这套系统在家族历史上的长期执行效果（即所谓的“家风（[[family honor]]）”）上。
为此而建立的各种昂贵设施和制度，其实是一种信誉抵押品，相当于品牌厂商所投入的巨额广告费，借此告诉买家：如果我闹出丑闻，这些投资就全部泡汤、甚至会成为我的负资产（一个难以洗刷的坏名声），所以你可以相信：我会尽力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这样昂贵的闺禁系统，只有大户人家才负担得起，穷人就只能求助于其他更廉价的措施，比如早点把女儿嫁出去，把闺禁负担转移给夫家，或者用石刑、火刑和沉潭之类的事后严酷惩罚来威慑女孩守贞[1]，而其中最简单粗暴的做法，莫过于流行于非洲北部和阿拉伯地区的女性割礼，对生殖器的残毁与缝合使得婚前性行为根本不可能发生。
所有这些措施的重点都在于行为控制，但假如性交会在女性身体上造成某种不可逆的改变，那么童贞便无须依赖对个人历史的了解而可直接由当前状态而得到验证了，就像盖印封蜡的完整性可以证明信件在封印之后从未被打开过，曾几何时，人们为童贞也找到（或以为找到）了这样的封印——处女膜，尽管它实际上和封蜡一样并不那么可靠。
于是，从童贞崇拜衍生出了更专门化的处女膜崇拜。
然而，童贞崇拜以及围绕它而发展出的整套贞操文化，尽管在降低亲子关系不确定性从而提高男性对家庭的投资意愿上确实起到了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对贞操的极端苛求实际上鼓励了强奸。
这种鼓励以两种不同方式发生，首先是强奸受害者经常不敢揭发强奸罪行，因为在贞操文化中失贞（即便是由强奸所导致）被视为非常丢脸的事情，失贞者可能因此而遭受严酷惩罚，甚至会被荣誉处决，所以假如强奸是发生在隐秘场合，受害者很可能隐忍不发，而许多男性正是利用这一心理才敢大胆施暴。
第二种与传统社会处理强奸案的习俗有关，由于失贞使得强奸受害者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大幅跌落，她与强奸者发生过性关系这一事实，在所有潜在配偶看来都是个难以容忍的污点，除了强奸者本人，这样，强奸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单边垄断局面，强奸者通过实施强奸为自己取得了垄断地位：受害者除了嫁个他，几乎别无选择（除非她愿意接受最差的条件）。
所以在许多传统社会，强奸受害者的家庭，往往会要求强奸者娶受害者，以此了结案件，只有当强奸者拒绝（或不可能）这么做时，受害方才寻求其他惩罚或报复手段；可是这样一来，就为那些因为贫穷、地位低下、丑陋或身体残疾而没有能力通过常规正当渠道娶到妻子的人提供了一个额外机会：通过强奸获得妻子，这种做法，不妨称之为掠夺性强奸。
掠夺性强奸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抢婚，实际上，广泛流行于中亚社会的抢婚，真是基于人们对被抢女孩贞操的怀疑而得以流行，所以真正的抢婚行动多半都伴随着强奸，这样即便没有真的发生强奸，女孩的贞操也不再可信，于是女方家庭被迫接受婚姻。（当然，抢婚习俗在某些地方如今已丧失了掠夺性实质，只剩下一个仪式性的外表了。）
童贞崇拜和掠夺性强奸的上述关系，从一个特殊案例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太平洋西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社会，童贞崇拜和掠夺性强奸协同发展到了一种极端的形态，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在《
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2]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介绍。
萨摩亚人极端重视童贞，尤其表现为处女膜崇拜，女孩被兄长们看管的很严；在萨摩亚传统婚礼上，有一项重要仪式：新娘裸体站在众人面前，由新郎（如果新郎是位高级酋长，就由他的首席议事酋长代劳）当众用右手食指加中指刺破新娘的处女膜，然后骄傲的高举手臂展示带血手指，于是众人才开始赞颂与庆贺。
这种情况下，假如经过两次尝试后新郎手指未见沾血，婚礼将被取消，新娘会当即遭受其家人的严厉责罚，在较早年代甚至可能被当众乱棍打死。萨摩亚男人将亲手破贞并沾得处女血视为一项极大荣耀，多次成功破贞（无论是在婚礼上还是通过暴力强迫）的男人将被奉为英雄，尤其是当对象是其他村庄的高地位处女时；吹嘘曾给某某处女破贞，是男人们私下闲聊的重要主题。
同时，萨摩亚社会中发生的强奸与其他社会有着明显不同，强奸的主要对象是处女，而强奸的首要目的是破贞而不是完成常规性交，通常做法是，用拳头猛击女孩胸窝令其暂时丧失呼叫能力，然后迅速将一根或两根手指插入，刺破处女膜，一旦得手并沾血，常会狂喜大呼，只有在不到一半的案例中，强奸者会继续完成性交。
类似的强奸方式也会以一种偷偷摸摸但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强奸者在深夜或凌晨偷偷潜入事先选定的处女卧室，趁其熟睡之际迅速完成手指破贞，以此方式发生的强奸案比前一种更加普遍，它在萨摩亚语里被称为“莫托托洛（moetotolo）”，字面意思是“睡觉时爬进来”。
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强奸行动如果失败（未能完成手指插入），强奸者若被抓住就会遭受严厉惩罚，可一旦成功，和上述其他社会的习俗一样，被强奸女孩的家族通常会答应把女孩嫁给他，后者只须支付一笔赔偿；所以很明显，对于那些没有能力通过正常渠道娶妻的男性，这是一种获得妻子的可行方法，实际上，这也正是萨摩亚社会强奸作案者的主要动机。
男人控制运用自己的手指，比控制运用自己的生殖器，显然容易得多，因而完成手指破贞的成功机会也比完成常规性交大得多，所以既然这些强奸的首要动机是掠夺配偶而不是满足性欲，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强奸者会将手指破贞而不是常规性交作为其行动的核心目标了。
童贞乃至处女膜崇拜，最终会孕育出对女性具有如此伤害性的副产品，真是一齣文化悲剧。
注：
[1]这些惩罚措施在一些文化中被称为“荣誉处决（[[honor killing]]）”，其功能除了震慑女性之外，也有宣示家族守贞决心的作用，类似于品牌厂商的大规模召回或销毁质量可疑产品的行动，借此可以告诉世人，他们在维护族内女性贞操问题上是非常严肃且不惜代价的。
[2]弗里曼此书本意是在反驳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其名著《
萨摩亚的成年》中对萨摩亚社会与人格特征的描绘，不过该书对萨摩亚历史背景和一些重要社会特征的阐述相当透彻，完全适合作为一本普通人类学著作阅读。
自序
2007年底，我在岭南走访朋友，那时的我正处于有生以来最闲极无聊的状态，那份心不在焉有气无力的程序员职业再也无法激起我的热情，实际上，我从未成为一名好的程序员，多年来我把大部分时间和注意力都花在更能让我舒心愉悦的阅读上了。
恰好这时，《21世纪经济报道》的编辑唐学鹏先生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写写评论，此前，我和他在网络论坛上已熟识多年，有过很好的交流，那一刻之前，我从未想到过有一天会以写作谋生，不过在犹豫了几天之后，我还是接受了这个提议。
那时，除了写给自己看的读书笔记，和写给很少几个朋友的网络讨论帖子之外，我没有多少写作经验，多亏了编辑和报社的宽容，像我这(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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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2007年底，我在岭南走访朋友，那时的我正处于有生以来最闲极无聊的状态，那份心不在焉有气无力的程序员职业再也无法激起我的热情，实际上，我从未成为一名好的程序员，多年来我把大部分时间和注意力都花在更能让我舒心愉悦的阅读上了。
恰好这时，《21世纪经济报道》的编辑唐学鹏先生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写写评论，此前，我和他在网络论坛上已熟识多年，有过很好的交流，那一刻之前，我从未想到过有一天会以写作谋生，不过在犹豫了几天之后，我还是接受了这个提议。
那时，除了写给自己看的读书笔记，和写给很少几个朋友的网络讨论帖子之外，我没有多少写作经验，多亏了编辑和报社的宽容，像我这种很少顾及广大读者需求和观感的自说自话式写作，居然在三年多后仍幸存了下来。
对于像我这样的民间阅读和思考者来说，唯一的动力就是困惑和好奇心了，我对人与社会的困惑从小就很严重，那时我常常整个寒暑假都泡在学校门卫室的一堆报纸里，试图弄明白这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对一个在动荡和巨变年代度过童年的人来说并不稀罕，但幸运的是，这一好奇心一直未被掐灭，而这是因为我有很宽容的父母，他们很少用一个武断的答案来搪塞我的好奇心，而宁愿将疑问留给我自己去探索。
哲学上的困惑曾给大学年代的我带来了很大困扰，许多年里我都处于无力思考和言说、不知该如何摆放自己心智的那种状态，直到我接触到分析哲学，并重新理解了物理学和进化论之后，才稍稍安宁下来。
对人与社会的困惑则更加持久和强烈，至今仍谈不上安宁，不过在此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和分析哲学一样的两个福星：进化论和经济学，自从遇上它们之后，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所收获，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在泥潭里原地挣扎了，否则的话，我大概也早已心灰意冷、知难而退了。
分析哲学让我看清了以往哲学中的种种故弄玄虚和庸人自扰，进化论则破除了我对秩序的神秘感，并将我从复杂性的蛋鸡悖论中解脱了出来，而经济学的无差别原理则让我对各种关于特殊性和例外的说法保持警惕，得益于这些背景，后来当我的阅读兴趣转向心理学和人类学时，对那些领域所常见的神秘主义和例外论，已经有了足够的免疫力。
我的程序员职业经历虽乏善可陈，却意外的改善了我的思考和写作习惯，它让我在概念和语句的使用上养成了某种操作主义的习惯，对暧昧而缺乏操作性含义的概念随时保持敏感和警惕，写过程序的人都知道，在倾听用户的每一个需求表达和作出自己的每一个承诺时，若缺乏这种警惕，会付出何等痛苦的代价。
所以，迄今为止我的文章所吸引到的读者，特别是其中和我谈的最投机的，多半都是或曾经是程序员，这大概构成了我最易识别的写作风格，它也为你决定是否继续读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参照和提示：你是否有兴趣倾听一位程序员以该行当所特有的习惯、风格或腔调，来谈论社会和商业故事？
除此之外，在决定你是否买下此书的那台心理天平上，我就拿不出任何砝码可以放上去了，不过这本身或许是个好处，因为我既不是经济学的权威和专家，也不是教授或博士，因而不会有这些光环来影响你对文字的判断，每当你感觉到词句中的含糊暧昧时，就不必首先怀疑自己的理解力，相反，在我这儿，质疑和追问的大门随时敞开着，门口就在我的博客上。
本书书名“自私的皮球”取自我2005年时写的一篇读书笔记（当时正在阅读张五常教授的三卷本《经济解释》），那是我第一次在网络论坛上发表长篇文章，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慢慢养成了把一些想法认真写下来的习惯，这个标题很形象的表现了我对一个经济学基本概念的看法，恰好切合了本书的主题，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文字是桥梁，让我们相遇，这本书能出版，我首先要感谢我的朋友和编辑唐学鹏先生，是他鼓励我走上了职业写作的道路，其次要感谢本书编辑金书羽女士，她的赏识和慷慨带给我这位新手一个出版的机会，我知道这对她是个冒险，最后，自然要感谢我的每一位博客读者，是你们的关注和陪伴才让我的写作生涯充满了生机和乐趣，这本书无疑是献给你们的。
辉格
2011年5月，上海
第二十章 我眼中的经济学
本书的评论重点是经济和产业，所以在交待完哲学立场之后，我想再交待一下我在经济学上所持的一些基本观点，以及我看待这门学科的态度；因为我不是职业经济学家，平时缺乏动机完整论述自己的专业看法，这里收录的是几篇有代表性的读书和思考笔记，还有讨论记录，其中一些观念常反复出现在前面的评论中。
简单的说，我认为经济学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是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很好角度，但同时我对经济学的发展也日益不满，不满的根源在于它过于依赖经济人模型，而缺少对其他层次和结构的认知，比如基因、组织和文化这三个观察层次，我热切期待不久的 未来学界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但在此之前，我不得不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手段，而不足之处只能暂时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来作出修补，主要的修补方法是“商品识别”；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比如有人在解释炫耀品[1]时就用过，炫耀品是对价格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它至少(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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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我眼中的经济学
本书的评论重点是经济和产业，所以在交待完哲学立场之后，我想再交待一下我在经济学上所持的一些基本观点，以及我看待这门学科的态度；因为我不是职业经济学家，平时缺乏动机完整论述自己的专业看法，这里收录的是几篇有代表性的读书和思考笔记，还有讨论记录，其中一些观念常反复出现在前面的评论中。
简单的说，我认为经济学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是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很好角度，但同时我对经济学的发展也日益不满，不满的根源在于它过于依赖经济人模型，而缺少对其他层次和结构的认知，比如基因、组织和文化这三个观察层次，我热切期待不久的 未来学界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但在此之前，我不得不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手段，而不足之处只能暂时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来作出修补，主要的修补方法是“商品识别”；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比如有人在解释炫耀品[1]时就用过，炫耀品是对价格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它至少在表面上违背了价格上升需求下降的规律，修补的办法是：把价格上升前后的商品视为两种商品，因为它的炫耀功能变了，价格当然可以不一样了。
问题是，这个口子一开，凡是碰到价格理论无法解释的商品，都可以归为炫耀品，它就成了万能膏药，但科学理论是禁止万能膏药的；所以，必须有一个标准来认定什么商品才是炫耀品，并说明，多大的价格差距才能让价格变化前后的商品变成两种，经济学本身显然无法提供这样的标准，但文化人类学却有望提供，炫耀品是被用作身份符号的，而身份符号如何产生，如何被识别和模仿，各种符号如何被组织在一个结构，这些正是文化研究的课题。
我在第八章讨论消费离散性和生活方式时，曾演示过一个商品识别的另一个例子，我把整个生活方式识别为一个商品，并据此解释了为何在收入上升过程中，某些区间的储蓄率提高，而另一些区间储蓄率下降，为何有些人宁愿继续失业也不愿接受低一档的工作，为何穷人风险偏好反而比中产者高，等等。
这种修补方法，其实就是把从其他层次上观察获得的新的结构认知，转换为个体层次上的“偏好”，这就好比，我从经验中认识到的是“吹过了一缕东南风”，但为了在形式上仍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我只好把它表述为“一亿亿亿个空气分子都各自沿着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路线发生了迁移”，虽有点啰嗦和别扭，倒也没什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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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炫耀品即凡勃伦品（[[Veblen good]]），指那些因其炫耀性功能，价格上涨需求量不降反升的商品，由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首先提出。
辉格
@ 2014-05-18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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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我眼中的世界
哲学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休谟，这种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他对待实在与经验的反本质主义，对待事实与因果关系的怀疑论思想，对待神迹、设计论和宗教的反蒙昧态度，对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关系的澄清，并基于此而建立的道德哲学基础，他在自我和意识问题上的反二元论观念，等等。
不过，我对休谟的了解最初是从罗素开始的，罗素优雅的文笔和慎密的思考深深吸引了我，他把我带入了休谟的思想世界，同时他也激发了我对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兴趣，让我开始努力像他那样讲究逻辑，时刻留意用逻辑标准来审视斟酌自己的文字，也是从他开始，我逐渐接触了分析传统和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重要思想。
塑造我的哲学观念另一个知识渊源是心理学，最初是格式塔学派[1]，接着是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2]，然后是认知心理学，它们为休谟的经验学说提供了一个具体实现模型，展示了经验如何形成，观念、事实和对象如何在头脑中被构建，由(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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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我眼中的世界
哲学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休谟，这种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他对待实在与经验的反本质主义，对待事实与因果关系的怀疑论思想，对待神迹、设计论和宗教的反蒙昧态度，对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关系的澄清，并基于此而建立的道德哲学基础，他在自我和意识问题上的反二元论观念，等等。
不过，我对休谟的了解最初是从罗素开始的，罗素优雅的文笔和慎密的思考深深吸引了我，他把我带入了休谟的思想世界，同时他也激发了我对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兴趣，让我开始努力像他那样讲究逻辑，时刻留意用逻辑标准来审视斟酌自己的文字，也是从他开始，我逐渐接触了分析传统和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重要思想。
塑造我的哲学观念另一个知识渊源是心理学，最初是格式塔学派[1]，接着是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2]，然后是认知心理学，它们为休谟的经验学说提供了一个具体实现模型，展示了经验如何形成，观念、事实和对象如何在头脑中被构建，由此，我得以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理解休谟的思想，这是他本人没有机会享受的良机。
影响我最深的第二个人是达尔文，包括道金斯对新达尔文主义的阐述，他让我在机械因果（mechanical causation）之外领会到了进化因果（evolutionary causation）的奥妙，从而在方法论上获得了一件强大武器，有了它，世界仿佛颠倒了过来，用丹尼尔·丹内特的话说，结构、复杂性和意义不再需要一个天钩（[[sky hook]]）悬吊在空中，它们可以通过进化这部举升机从简单和混沌中经由无意识的机械过程自发涌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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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是由三位德国学者Max Wertheimer、Kurt Koffka和Wolfgang Köhler于20世纪初开创的心理学派，也译作完形心理学，其代表著作是Kurt Koffka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1935）。
[2]让·皮亚杰（Jean Piaget），瑞士心理学家，专注于儿童心理发育研究，代表作有《发生认识论原理》（1972）。
[3]吊车和举升机的隐喻，是哲学家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Dennett]]）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1995）中提出的，用来说明进化论如何颠覆了看待世界的传统观念。
第六部分 思想背景
每个哲学问题，当它经受必要的分析和论证后，都将被发现，要么它其实根本不是哲学性的，要么其哲学性仅在于我们对词语和逻辑的运用。
——伯特兰·罗素，《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1914
经济学家的麦加，在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动力学之中。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
每个人在观察和谈论世界时，都必须戴上一副有色眼镜，带着一套预设的概念和假设，带着本能、生活史和各种自觉的理论所赋予你的偏见，这些预设和偏见体现在你说出的每一个句子和词汇之中，离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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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思想背景
每个哲学问题，当它经受必要的分析和论证后，都将被发现，要么它其实根本不是哲学性的，要么其哲学性仅在于我们对词语和逻辑的运用。
——伯特兰·罗素，《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1914
经济学家的麦加，在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动力学之中。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
每个人在观察和谈论世界时，都必须戴上一副有色眼镜，带着一套预设的概念和假设，带着本能、生活史和各种自觉的理论所赋予你的偏见，这些预设和偏见体现在你说出的每一个句子和词汇之中，离开这副眼镜，你看到的只是一片混沌。
尽管如此，某种程度的客观性还是可以指望的，那将来自基于共同语言的有效对话，语言的共同性体现在对话者愿意采用同一组词汇和句式，而每个词汇和句式在他们头脑中所唤起的观念和联想，有着起码的相似性，由此使得对话可以持续下去。
作为评论作者，常有的一个困扰是，你的文章散落于各处，而你与特定读者的相遇也多少是随机的，因而通常没有机会让读者了解你的思想背景和讨论前提，而评论的篇幅也限制了你对此作出交待的能力，这就给理解和沟通带来了障碍。
好在这本结集给了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同时博客也为此提供了便利，在此前各章各篇的导言、注释与后记里，我已尽量为所涉及的主题交待了一些我的知识背景和思想来源，其中提到了许多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和著作，包括每部分首页上的两段引文。
但这些还不够，所以在这最后部分的两章里，我想进一步交待一下我的思想背景，包括我的哲学倾向，所奉行的方法论原则，对一些基础问题的看法，还有我对事件发表评论时所遵循的一般原则，以及如何尝试避开我所意识到的常见类型的谬误，希望这些有助于你了解，我为何这样而不是那样说话，为何使用这种句式，为何选择这个角度，等等。
考虑到本书主题侧重于经济和产业评论，最后一章陈述了我对经济学的看法，我从经济学所获得的分析手段，使用这些手段时的一些保留，对它现状的不满，对它未来发展的一些期待，以及这些发展与其它学科的可能关系的看法。
第十八章 人口，随时需要牢记的变量
人口是头号宏观变量，可惜的是，自马尔萨斯以来，人口问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它常常被视为给定的外部变量，而很少研究它本身的变化和它与其他变量的互动关系；不过这一情况在近几十年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加里·贝克尔于80年代重新建立了生育的微观理论之后[1]。
无论理论如何，作为经济和产业的观察者，人口是必须随时加以留意的宏观背景；在上世纪改变世界经济面貌的一大变化是，在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生育率戏剧性的大幅下降了，其中大部分国家降到了替代水平[2]之下，而同时，发展中国家则(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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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人口，随时需要牢记的变量
人口是头号宏观变量，可惜的是，自马尔萨斯以来，人口问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它常常被视为给定的外部变量，而很少研究它本身的变化和它与其他变量的互动关系；不过这一情况在近几十年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加里·贝克尔于80年代重新建立了生育的微观理论之后[1]。
无论理论如何，作为经济和产业的观察者，人口是必须随时加以留意的宏观背景；在上世纪改变世界经济面貌的一大变化是，在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生育率戏剧性的大幅下降了，其中大部分国家降到了替代水平[2]之下，而同时，发展中国家则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膨胀。
生育率的下降，一是因为孩子抚养成本的大幅提高，二是因为生育文化的改变，而避孕和堕胎技术的普及使其成为可能；抚养成本提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教育年限拉长和费用提高，二是妇女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家务负担的减轻提高了照顾孩子的时间机会成本；而最根本的，父母之所以愿意为教育大额投入，是因为素养、技能和知识的回报提高了；最终，这些变化综合起来，扭转了生育文化。
尽管生育率下降与人均收入提高在统计上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减少生育是为了用质量换取数量的策略，之所以质量策略变得更有优势，是因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产出比改变了；所以，假如收入继续提高，而教育投入的边际产出开始下降，生育率就可能回升。
同时，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大幅降低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包括生育补贴、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税收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儿童医疗补助，等等，都有利于生育率回升；不过，评估影响生育率的各种因素的效果，需要很长的时间跨度，至少要几代人之后才能看清，所以，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城市化是人口变迁的中心主题，这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完全改变了人口分布面貌，更因为城市化是影响生育率的头号因素，夸张点说，都市是人口的黑洞，出生率最低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澳门、香港、新加坡，全是都市城邦，紧跟在后面的是都市化水平最高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美国的都市化率低于欧洲，生育率也高于欧洲。
城市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也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看待职业、金钱、交易、财产、乃至时间和性别的态度，家庭内的分工，对待配偶、亲戚、邻居和朋友的方式，维护权利和处理冲突与纠纷的方式，都和过去不同了。
而同时，因为我们有着在乡村生活的漫长历史，多数人不久前或上一辈还是农民，因而无论在文化还是个人情感上，都与乡村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即便身在都市，许多人仍怀抱对乡村的向往，这未必是虚幻的梦想，人口聚集未必是条单行道，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的乡村，或许会在新的制度、文化和产业条件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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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家庭论》（1981初版，1991年经大幅扩充修改后再版）。
[2]替代生育率（replacement fertility）是指维持长期人口水平不下降所需的最低生育率，取决于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在生育年龄前的死亡率，目前全球平均值约2.33，发达国家约为2.1。
辉格
@ 2014-05-15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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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不一样的泡沫
在古代，经济的大幅波动通常与战争、天灾、瘟疫等外部事件联系在一起，但自从近代大规模市场体系出现之后，人们发现，即便没有显著的外部冲击，经济自己也常会在景气与萧条之间反复震荡，并且震荡的过程常表现出许多十分相似的特征。
由于经济波动[1]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破产、资产价格暴跌和币值动荡，扰乱人们的生活，因而历来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对导致波动的原因和周期发展机理的不同解释，也是构成了区分不同学派的主要分水岭。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市场制度的内在缺陷所致，这个缺陷就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所谓有机构成，是指收入分配中资本要素相对于劳动和土地要素(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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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不一样的泡沫
在古代，经济的大幅波动通常与战争、天灾、瘟疫等外部事件联系在一起，但自从近代大规模市场体系出现之后，人们发现，即便没有显著的外部冲击，经济自己也常会在景气与萧条之间反复震荡，并且震荡的过程常表现出许多十分相似的特征。
由于经济波动[1]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破产、资产价格暴跌和币值动荡，扰乱人们的生活，因而历来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对导致波动的原因和周期发展机理的不同解释，也是构成了区分不同学派的主要分水岭。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市场制度的内在缺陷所致，这个缺陷就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所谓有机构成，是指收入分配中资本要素相对于劳动和土地要素所取得的报酬，随着资本积累，这个比例不断提高，导致劳动者贫困化，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消费所产出的产品，结果整个经济体总需求不足，不得不通过周期性危机来消灭过剩的产能和资本。
凯恩斯也将危机归因于总需求不足，但提出的微观原理不同，根本的原因是货币幻觉[2]和过度储蓄倾向，前者导致价格刚性，特别是工资刚性，后者导致市场利率无法平衡储蓄率与投资率，这两者最终导致失业和产出过剩，因而他主张，由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开支和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来矫正这一倾向。
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和米塞斯，则将商业周期归咎于信用系统的内在扩张倾向，它使得银行创造出过多的信用货币，导致投资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3]，而由于信息传导上的滞后，这些错误投资未能被价格机制及时纠正，最终由危机来消除；同时他们也强调，政府的错误货币政策常常引发或加剧这一波动。
弗里德曼同样将波动主要归因于货币系统，但他并不认为货币系统本身具有内在的紧缩或扩张倾向，而是错误的货币制度或政策会随机的导致通货紧缩或膨胀，因而他同时担忧紧缩和膨胀，并且否认任何主动的货币政策可以无害的消除自然波动，政府唯一需要做的只是稳定货币量，同时他也相信，假如政府肯放手，私人银行系统能够自己想出办法做到这一点。
在诸多学派里，熊彼特是少有的以乐观态度看待波动的学者，他认为周期主要是由创新浪潮推动的，由于对创新前景看法的共识形成和传播存在时滞，而创新模式的扩张、对旧模式下产能的替代和对旧企业盈利基础的打击，都需要时间，因而其对利率和产品与资产价格的影响，在创新扩张的各阶段都十分不同，从而形成周期，他将这一过程称为创造性毁灭，并视其为经济得以发展、产业结构得以进化的方式，就像生态系统那样。[4]
直到现在，宏观经济学仍处于一片混战之中，没有任何学派获得学界公认，这在本次危机中鸡同鸭讲意见纷纭的场面中即可看出，要全面理解这样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确实太困难了，不过，得益于大萧条以来众多学者的苦心研究，大量的制度和政策实验，以及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和创新，我们至少对经济系统的某些机制已经有了更好的理解，同时，指出许多流行看法的错谬比提出解释要容易的多。
和上一章一样，由于经济波动主题过于宏大，本章宁可收窄范围，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各种泡沫现象和国际货币失衡这两个话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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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波动（economic fluctuation）常被早期经济学家称为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但前一个词未必暗示波动的周期性，有些学者拒绝承认存在周期性。
[2]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是凯恩斯在其《货币幻觉》（1928）一书里提出的概念，指人们普遍具有对名义价格而非实际价格作出反应的本能倾向（名义与实际价格因通货膨胀而存在差异）。
[3]乔治主义（Georgism）创始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也将波动归咎于资产泡沫，但他认为首恶是地产泡沫。
[4]我个人比较亲睐弗里德曼和熊彼特的理论，这两者是兼容的，只要稳定了货币，波动既无法消除，也无须担忧；熊彼特是长期游离于经济学主流之外的独行侠，但我从他的思想里获益良多，在本书许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他给我留下的痕迹。
辉格
@ 2014-05-14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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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吸血鬼如何造福社会
货币是市场得以运行的核心要素，财产权和契约制度为市场演化提供了环境条件，假如将制度比作孕育生命的恰当温度、空气和重力，那么货币就是水；在第一部分里，我谈到了价格信号的重要性，而货币正是价格信号得以表达的载体。
假如没有货币，价格便只能以两两比值的方式表达，而离开了货币这一媒介，交易只能在恰好双方都需要对方的物品时才能发生，而历史表明，这种物物交换的种类和规模都极为有限；正是货币媒介使得大规模的非人格化交易成为可能，而这种类型的交易才是市场经济区别于小型熟人社会的互惠和人格化交易的关键特征[1]。
讽刺的是，货币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却也是最被鄙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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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吸血鬼如何造福社会
货币是市场得以运行的核心要素，财产权和契约制度为市场演化提供了环境条件，假如将制度比作孕育生命的恰当温度、空气和重力，那么货币就是水；在第一部分里，我谈到了价格信号的重要性，而货币正是价格信号得以表达的载体。
假如没有货币，价格便只能以两两比值的方式表达，而离开了货币这一媒介，交易只能在恰好双方都需要对方的物品时才能发生，而历史表明，这种物物交换的种类和规模都极为有限；正是货币媒介使得大规模的非人格化交易成为可能，而这种类型的交易才是市场经济区别于小型熟人社会的互惠和人格化交易的关键特征[1]。
讽刺的是，货币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却也是最被鄙视、怨恨和诅咒的发明，被文人雅士所不齿，羞于提及和谈论，甚至被视为罪恶的根源，而这一切，恰是因为它把价值抽象和量化了，把交易非人格化了。
当你提着一篮鸡蛋去邻居家，报答他帮你收割稻谷时，你很了解割稻的辛苦和他家孩子吃鸡蛋时的开心，而他同样很清楚错过收割对你意味着什么，而你又是如何攒下这一篮鸡蛋的。
但是，当你花50块钱从市场上买来一件衣服时，你完全无须了解它是如何从棉花地、纺织厂、缝纫间一步步走过来，也不必关心卖家拿了这50块钱会怎么花，一切人际交往中的温情被剥离了，这就难怪怀旧人士会如此嫉恨货币和市场交易，在人性和文化的漫长进化史上，它是如此陌生和格格不入。
但它又是如此有威力，将分工体系推向今日这般复杂而精致，维持了遍及全球的巨额贸易，最终让经济能够供养千百倍于部落时代的人口；也因为其巨大威力，它的一点点缺陷和紊乱，常带给人类难以想象的灾难[2]，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必须学会如何与之相处。
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货币作为商品的对价，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别人也愿意接受它，能够产生这种信任的东西并不多；在近代银行业兴起之前，流通的主要是自然货币，所谓“自然”是指，取得上述信任地位是由于物品本身的特性，而与任何个人无关。
后来，银行家创造了信用货币，其不同之处在于，信任地位的取得是基于人们对银行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既来自银行长期经营所积累下来的信誉，也来自银行对自然货币的充足储备；进而，当银行之间就币值单位达成标准，建立清算和通兑关系，他们的命运和信誉也经由千丝万缕的借贷和契约关系捆绑在一起时，人们对信用货币的信心也逐渐从特定银行转移到整个银行体系上来了。
信用货币的好处在于其数量的伸缩性，一种商品得以成为自然货币，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其数量变化很小，这对于长期停滞的经济是优点，它不适合快速增长的经济，虽然静态的看，货币数量与经济规模是无关的，问题是，币值上升的过程会鼓励货币囤积，而囤积进一步抬高币值，这一正反馈机制将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
信用系统创造货币的能力，突破了自然货币的数量限制，使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可能，同时，银行间相互依赖关系使得货币信用变得更可靠；然而，信用系统的这一优势同时也是其危险所在，它是一个倍增器，会放大人们的乐观和恐慌情绪，从而给经济带来剧烈的动荡。
当某些新资源或创新展现出美好前景时，信用系统让乐观的冒险家和投资者更容易获得贷款，相反，当预期落空、希望破灭时，银行家争相收紧信贷以减少损失和稳固储备，因而加速恐慌情绪蔓延，并导致信用进一步紧缩，最终整个经济因流动性不足而陷入衰退和停滞；自从现代金融业诞生以来，这样的周期性悲喜剧就一直在反复上演。
本章几篇只是个人点滴之见，难以全窥货币和金融这一博大领域之奥妙，我不惜笔墨的用了其中三篇来尝试阐明衍生品的价值所在，实因深感金融问题之艰深和远离直觉，充满了误解和错谬，故不如抓住一点说个透彻，但愿你不会感觉太啰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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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在第九章里曾详细阐述了这一看法。
[2]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通俗作品《货币的祸害》（1994）中为我们讲述了历史上许多因货币系统的差错而导致的巨大灾难。
辉格
@ 2014-05-13 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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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宏观经济
商品价格的高涨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但这种高涨并非紧随金银而来，而是需要一段时间，直到货币在全国流通并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其影响；刚开始看不出什么变化，逐渐的，先是一种，接着是另一种，物价逐渐上涨，直至全部商品价格与新的货币量形成合适比例为止，只有在货币增加到物价上涨之间的空档中，金银增加才对提高生产劲头有利。
——大卫·休谟，“论货币”，1742
人类在恐惧与兴奋之间摇摆的天性让我们陷于经济困境，没有任何经济模式能够抑制这种情况的出现却不带来严重的后果。监管是人们所谓能有效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但它在历史上从未能够消除过危机。
——艾伦·格林斯潘，《金(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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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宏观经济
商品价格的高涨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但这种高涨并非紧随金银而来，而是需要一段时间，直到货币在全国流通并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其影响；刚开始看不出什么变化，逐渐的，先是一种，接着是另一种，物价逐渐上涨，直至全部商品价格与新的货币量形成合适比例为止，只有在货币增加到物价上涨之间的空档中，金银增加才对提高生产劲头有利。
——大卫·休谟，“论货币”，1742
人类在恐惧与兴奋之间摇摆的天性让我们陷于经济困境，没有任何经济模式能够抑制这种情况的出现却不带来严重的后果。监管是人们所谓能有效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但它在历史上从未能够消除过危机。
——艾伦·格林斯潘，《金融时报》专栏，2008
有些事情，可以从对个体的微观判断简单推知对群体的总和效果，比如，一个人每天多吃几块肥肉，就容易长胖，假如每人都多吃肥肉，总的肥胖水平就会提高，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另一些事情上，从微观判断是得不出宏观结论的，比如，一个人捡到一百万美元，他就变得更富有了，假如每个人同时捡到一百万美元，整个社会的富裕水平会提高吗？
后一类情况意味着，某些经济现象从观察个体行为是无法得到理解的，就像观察个别空气分子的运动无法获得对飓风的理解一样，必须在另一个层次上观察和分析，那便是所谓宏观经济学正在做的事情。
从系统学的角度看，驱动一个系统的总体运动和变化的诸因素中，具有可叠加和可积累性效果的那些因素，将占据主导地位，而假如它们能被某种正反馈机制所放大，那么这种主导优势更将是压倒性的。
正反馈对于一个系统是破坏性的，系统能够稳定的存在，要么在其边界上存在某种负反馈机制，要么会通过某些爆破方式周期性的释放其能量，而这些边界和爆破点将构成系统的总体面貌和波动特征；理解经济系统的关键，便在于找出这些反馈机制及其工作原理。
一个正反馈因素是分工，分工提高效率、增加产出，而更高的产量将支撑更精细的分工（因为在较低的产量下，将某些工序分离出来是规模不经济的），于是进一步提高效率、增加产出；但每个正反馈必定对应一个负反馈，分工越细，交易和组织成本越高，效率越低，最终分工细化将停止在成本收益相抵的那个水平上。
类似的，合作（包括交易）关系中也有正反馈效应：合作会增进信任，信任会带来更多合作，另一方面，过度的信任会增加欺骗的机会和收益，同时，过于密切的合作关系会将合作引入那些过于复杂或不确定性太多因而不易履行承诺的事情上，从而既破坏信任，也减少合作。
人口也是如此，每生下一个孩子，就为未来增加了一个能生孩子的人，但随着人口增加，为生产足够食物不得不开垦更贫瘠的土地，而随着单位土地上投入更多劳动，边际产出不断下降，直至新增产量无法供养新增人口。
信用和流动性是另一个例子，信用创造流动性，流动性抬高资产价值，而更高的资产价值带来更好的信用，但流动性过度泛滥会提高系统风险水平，最终通过或大或小、局部或全局的爆破来释放。
乐观与悲观的正反馈机制是一种“信念的自我实现”[1]，这是由信念和行为相互加强的二元正反馈：我相信股市要涨，大手买入，我表弟听说我在买，也相信要涨，就跟着买，然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股市要涨，也跟着买，结果股市就真的涨了；银行挤兑也是如此：有谣言说某银行要破产，最初听到的几十个人跑去提款，别人看到好多人同时在提款，感觉不妙，跟着提，于是银行真的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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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也叫“自我应验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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