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发表的文章(13)

《宪法》印刷厂

【2020-10-24】

@whigzhou: 拉美就是个《宪法》印刷厂,多米尼加共和国有过32部《宪法》,另外三个国家各有过20多部,全拉美加起来估计怎么也有几百部吧,智利在其中倒不算多,9部,不过最后这部在其40年历史中已被修改了19次,可能智利人嫌自家印刷量太落后,所以最近又吵着要推倒重印,真是舍得纸张,感觉就像没脑子的人整天吃猪脑说是要补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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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4】 @whigzhou: 拉美就是个《宪法》印刷厂,多米尼加共和国有过32部《宪法》,另外三个国家各有过20多部,全拉美加起来估计怎么也有几百部吧,智利在其中倒不算多,9部,不过最后这部在其40年历史中已被修改了19次,可能智利人嫌自家印刷量太落后,所以最近又吵着要推倒重印,真是舍得纸张,感觉就像没脑子的人整天吃猪脑说是要补脑。
革命锅炉的好柴禾

【2020-10-24】

高等教育和雇佣需求脱钩的结果是,创造了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自己配得上且应得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凭其能力与资源所能挣得的地位,这无疑是革命锅炉的好柴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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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4】 高等教育和雇佣需求脱钩的结果是,创造了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自己配得上且应得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凭其能力与资源所能挣得的地位,这无疑是革命锅炉的好柴禾。 ​​​​  
航行死亡率

【2020-10-18】

@whigzhou: 从1580年代到1710年代,耶稣会从里斯本向中国教区派送了几百位传教士,其中大约50%死在海上,他们的航程通常分为两段:里斯本-果阿,果阿-澳门,看起来每段的死亡率将近30%,考虑到新派出的传教士大多是三十多岁的健康壮年人,死于酗酒/打斗/事故的也极少,普通船员/乘客的死亡率只会更高。 ​​​​

@野人闲谈历史:托马斯•索维尔的《美国种族简史》中说,18和19世纪,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奴,路途中的死亡率估计是9%到16%

@whigzhou(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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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8】 @whigzhou: 从1580年代到1710年代,耶稣会从里斯本向中国教区派送了几百位传教士,其中大约50%死在海上,他们的航程通常分为两段:里斯本-果阿,果阿-澳门,看起来每段的死亡率将近30%,考虑到新派出的传教士大多是三十多岁的健康壮年人,死于酗酒/打斗/事故的也极少,普通船员/乘客的死亡率只会更高。 ​​​​ @野人闲谈历史:托马斯•索维尔的《美国种族简史》中说,18和19世纪,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奴,路途中的死亡率估计是9%到16% @whigzhou: 不奇怪,西非到加勒比/南美的航线比里斯本-果阿要短且顺的多 @whigzhou: 葡萄牙航海探索的第一项重大发现就是:非洲西海岸的南半段不能贴着海岸走,必须先向西南,到靠近西风带时再折向东,所以西非-南美航线差不多相当于里斯本-果阿的第2个1/4 @winxpymaoo:谁给的勇气?金钱? @whigzhou: 信仰,物质利益肯定是不可期的,他们留着欧洲的生活要好得多,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日本开始迫骇,众多教士被杀的消息传到欧洲之后,报名去日本者激增,许多耶稣会士都希望抓住难得的殉教机会 @tgyhr: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普通船员/乘客也应该是三十多岁的健康壮年人居多吧 @whigzhou: 有不少大男孩和青年,而对于多数流行病,三四十岁的壮年人免疫力是最强的  
民调误差

【2020-09-06】

有关近十几年越拉越大的民调误差,我听到过两种解释:

1)调查接受度偏差,即,被访者接受或拒绝调查的几率,并不独立于其镇痔立场,保守派更可能拒绝,特别是反建制保守派,因为他们把民调机构(和主流媒体/大学/NGOs等一样)视为建制机构,并且被自由派所控制,所以更倾向于拒绝理睬,

2)投票率偏向,对于受访者,接受主动找上门的调查,成本极低,远低于大选日真正去投票的成本,而这两者间的差距在镇痔光谱上的分布并不均衡,比如,作为保守派重要票基的郊区中产,投票率远高于内城贫民,后者是自由派票基。

@_bear_:还有一个是抽样的比例。调查机构会根据历史数据预估选民的投票热情,然后定一个取样比例,比如40%左派,35右派和25%中间派,但最近选民的热情显然不同以往

@whigzhou(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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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6】 有关近十几年越拉越大的民调误差,我听到过两种解释: 1)调查接受度偏差,即,被访者接受或拒绝调查的几率,并不独立于其镇痔立场,保守派更可能拒绝,特别是反建制保守派,因为他们把民调机构(和主流媒体/大学/NGOs等一样)视为建制机构,并且被自由派所控制,所以更倾向于拒绝理睬, 2)投票率偏向,对于受访者,接受主动找上门的调查,成本极低,远低于大选日真正去投票的成本,而这两者间的差距在镇痔光谱上的分布并不均衡,比如,作为保守派重要票基的郊区中产,投票率远高于内城贫民,后者是自由派票基。 @_bear_:还有一个是抽样的比例。调查机构会根据历史数据预估选民的投票热情,然后定一个取样比例,比如40%左派,35右派和25%中间派,但最近选民的热情显然不同以往 @whigzhou: 对,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对偏差2进行矫正,可实际上很难做到,因为每次大选的动员场景都不同 【2020-10-08】 @whigzhou: 还有个因素是,是否接受调查,与教育程度很有关系,读过大学的接受度高得多,比如在密歇根的一次调查中,受访者69%上过大学,而该州选民中上过大学的比例仅为38%,这个偏差若不校正的话,影响就太大了 【2020-10-17】 假如部分误差是因为隐瞒真实想法而造成的,那么,我觉得,这部分误差在女性身上会表现的更大,因为女性更 agreeable,而为附和众意而隐瞒真实想法,是 agreeable 的表现之一。
蓝红移民

【2020-10-17】

@waayne 蓝州人搬到红州,会继续投票给税收福利主义的民主党,这有点奇怪,为什么?

主动搬迁的应该是公司,人只是在跟着工作机会搬迁,并没有明确蓝红的劣优,而公司是有判断的。

@whigzhou: 1)多数人并不会把所有意见/立场打包捆成R/D两捆,虽然有些人有此倾向,2)多数选民并不会在市镇/州/联邦轩菊上一律做同色选择,虽然有些人会,3)蓝红移民的党派持久度随时间推移而递减,而随着世代更替,他们后代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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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7】 @waayne 蓝州人搬到红州,会继续投票给税收福利主义的民主党,这有点奇怪,为什么? 主动搬迁的应该是公司,人只是在跟着工作机会搬迁,并没有明确蓝红的劣优,而公司是有判断的。 @whigzhou: 1)多数人并不会把所有意见/立场打包捆成R/D两捆,虽然有些人有此倾向,2)多数选民并不会在市镇/州/联邦轩菊上一律做同色选择,虽然有些人会,3)蓝红移民的党派持久度随时间推移而递减,而随着世代更替,他们后代的倾向分布将趋近于所在州的一般分布。 @whigzhou: 相比之下,企业/机构搬迁的影响更持久,因为他们移动的是工作岗位,而职业选择和政治倾向之间关系很强  
道德直觉

【2020-10-12】

@whigzhou: @Drunkplane-zny 问了我两个问题:
1)你老早就许诺说要好好写一写伦理学话题,怎么到现在还没兑现?
2)当我需要判断某个行为、某件事是否是对的,是否是合乎正义的,是否应该支持时,除了道德直觉,还能依靠什么?如果要依靠理性思辨,那么出发点应该在哪里?

一直没写是因为感觉可能没多少人爱看,所以出版商大概也不会感兴趣,也就是说没钱挣,所以只能等到哪天不那么缺钱了再说。

你出的题目很大,我先简单说几句:

1)道德判断首先和最终依靠的,是个人的道德直觉,

2)但这并不是说,理性在其中不能起作用,理由如下,

3)即便在同一件事情上,直觉也常常会相互冲突,因为一件事情有多个面相,分别触发不同直觉,而它们得出的判断可能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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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2】 @whigzhou: @Drunkplane-zny 问了我两个问题: 1)你老早就许诺说要好好写一写伦理学话题,怎么到现在还没兑现? 2)当我需要判断某个行为、某件事是否是对的,是否是合乎正义的,是否应该支持时,除了道德直觉,还能依靠什么?如果要依靠理性思辨,那么出发点应该在哪里? 一直没写是因为感觉可能没多少人爱看,所以出版商大概也不会感兴趣,也就是说没钱挣,所以只能等到哪天不那么缺钱了再说。 你出的题目很大,我先简单说几句: 1)道德判断首先和最终依靠的,是个人的道德直觉, 2)但这并不是说,理性在其中不能起作用,理由如下, 3)即便在同一件事情上,直觉也常常会相互冲突,因为一件事情有多个面相,分别触发不同直觉,而它们得出的判断可能不一致, 4)当两个直觉相互冲突时,便会引发一个斟酌,反思,权衡的过程,此时理性便开始工作了,这一点与人类意识的一般工作原理一样:意识往往是在大脑的不同功能模块得出相互冲突的解读或指示时,才被激活,否则我们的认知-行动过程便可能处于无意识的自动状态,同理,当道德直觉流畅无障碍的对某一事件做出反应时,理性将不被唤起,此时的反应是迅速、直接而朴素的, 5)斟酌反思的结果,可能是否定压制了一种直觉,而释放了另一种,也可能是陷入僵局因而放弃或延迟判断,在前一种情况下,被释放出的判断也可能因斟酌而弱化,比如从『简直不是人』弱化为『即便XXX,但这么做终究是不对的』, 6)理性也会因另一种需要而被唤起,当一件事情最初冲击到我们的道德直觉时,带来的信息常十分有限,缺乏细节,没有上下文,不知来龙去脉,此时,你可能满足于做一个简单反应,或放弃判断,但也可能,你会希望在了解更多之后再下判断,此时理性便开始工作了, 7)当上述质疑-斟酌-反思的过程反复发生,我们的直觉也会随之而改变,因为所谓直觉,只是一种被自动化了的快捷通路而已,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不能添加删除,比如两种直觉所触发的斟酌过程若总是得出相同的判断,那么,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了新的直觉,遇到类似情况便不再需要斟酌, 8)也就是说,运用理性的过程,也是在磨炼和重塑我们的直觉,让它们变得更丰富更sophisticated, 9)再回到我的第一点,我说『首先和最终』,意思是,道德判断起于直觉,且终于直觉,即,判断过程最初由直觉所启动,而判断结果的最终输出也由某个直觉所完成,理性在其中的作用(如上所述)是,权衡不同直觉,为直觉提供信息条件,调整直觉,但不是代替直觉输出判断,至少对我个人是这样, 10)在我看来,背离上一条的做法属于理性滥用,一种常见的滥用是无限类推,设想:假如某人的女朋友每次和他上床之前都要求他先付一笔钱,他可能会觉得她像个娼妓,并因此而得出一个与此相称的道德评判,可是,有些人会将此判断抽象为:以性合意换取物质利益等同于卖淫,进而类推:结婚要求彩礼或婚房的都是婊子,这个例子演示了,当我们放弃『终于直觉』的原则时,会发生什么, 先讲这么多。 @Drunkplane-zny: 这个话题显然很多可以讲的,比如“最开始的直觉来自哪里?” @whigzhou: 至少有一种道德直觉根植于人类的污秽反应,童年期的社会化过程会在某些事情与污秽反应之间建立通路,我在这篇文章里曾有所涉及 @whigzhou: 或许有些通路无须教化而先天存在,比如对乱伦的本能嫌恶,不过这种情况可能十分罕见  
可得材料与方法论

【2015-08-15】

@whigzhou: 历史学(按年代和文明而分的)各领域,方法论差异极大,乃至形成不同学派,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依我看,是可得材料的数量和性质差异,材料少的可怜时,研究者必须放宽视野,从更一般原理做推断,拟构出最合理的假说,材料多而难懂时,则侧重于解码,材料多而质量差时,则重考据,至于量化研究……

@whigzhou: 那些在特定领域选定或创造了适当方法论的历史学家,便有机会成为该领域之宗师,与其方法论所对应的禀赋、旨趣(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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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5】 @whigzhou: 历史学(按年代和文明而分的)各领域,方法论差异极大,乃至形成不同学派,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依我看,是可得材料的数量和性质差异,材料少的可怜时,研究者必须放宽视野,从更一般原理做推断,拟构出最合理的假说,材料多而难懂时,则侧重于解码,材料多而质量差时,则重考据,至于量化研究…… @whigzhou: 那些在特定领域选定或创造了适当方法论的历史学家,便有机会成为该领域之宗师,与其方法论所对应的禀赋、旨趣、特长、技术,塑造了这门学科的气质,一旦确立,与之不合者便不为其所容,于是一个学派便固化了下来,革新力量只能来自外部。 【2020-10-11】 @whigzhou: 突然想到,一个学科之可用材料的性质,可能也对研究者的认知倾向构成了一种选择机制,进而对其理论的可能性构成了局限,比如,一个愿意把瓦特和博尔顿留下的两万多封信从头到底读一遍,或者把某个时代的小说全部读一遍,或者把各民族神话故事全部撸一遍,的人,其认知结构必定有些相当特别之处,这或许意味着,他们最终得出的理论,将只可能是如此这般的,而非如彼那般的。 这也是人工智能将给一些学科带来割命性改变的理由之一。
晚近生理改变

【2020-10-11】

@whigzhou: 正中动脉(median artery)是人类胚胎期给前臂供血的主要动脉,对于多数人,这条动脉会在成年后消失,其功能由桡动脉和尺动脉接替,可是生理学家最近发现,过去一个多世纪中,越来越多成年人保留了这条动脉,其比例从1880年代的10%上升到了30%(另一说35%),这种情况部分源自基因改变,部分由孕妇生理状况所致。

而且在类似时间尺度上的晚近生理改变还不少(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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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1】 @whigzhou: 正中动脉(median artery)是人类胚胎期给前臂供血的主要动脉,对于多数人,这条动脉会在成年后消失,其功能由桡动脉和尺动脉接替,可是生理学家最近发现,过去一个多世纪中,越来越多成年人保留了这条动脉,其比例从1880年代的10%上升到了30%(另一说35%),这种情况部分源自基因改变,部分由孕妇生理状况所致。 而且在类似时间尺度上的晚近生理改变还不少,比如智齿缺失的比例在上升,位于膝盖窝的豆骨(fabella)的出现频率也在提高,而甲状腺最下动脉(thyroidea ima artery)到20世纪末已近乎完全消失。
方法论个人主义

【2020-10-09】

@whigzhou: 听了个podcast,是Russell Roberts请Pete Boettke谈奥派经济学,谈到奥派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坚守时,两人就兴奋的不得了,沆瀣一气的大肆攻击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偏离者,其中Roberts的一句话最具代表性,翻译个大概:你不能说国会决定如何如何,国会没能力做决定,做决定的是一位位议员,集体决定只是从众多个体行动中涌现了出来而已。

直让人忍俊不禁,不知道把国会换作公司他们会怎么说。

而且持这种想法的人在奥派和libertarians里确实很多,这是个老话题了,不过既然提起,不妨(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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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9】 @whigzhou: 听了个podcast,是Russell Roberts请Pete Boettke谈奥派经济学,谈到奥派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坚守时,两人就兴奋的不得了,沆瀣一气的大肆攻击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偏离者,其中Roberts的一句话最具代表性,翻译个大概:你不能说国会决定如何如何,国会没能力做决定,做决定的是一位位议员,集体决定只是从众多个体行动中涌现了出来而已。 直让人忍俊不禁,不知道把国会换作公司他们会怎么说。 而且持这种想法的人在奥派和libertarians里确实很多,这是个老话题了,不过既然提起,不妨再啰嗦几句。 倒不是我不喜欢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反,我还经常强调方法论个人主义,而且我也同意,大量谬误都是因偏离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导致的(所以你要想找一些攻击对象是很容易的),可是在我看来,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个好的出发点,一个随时提醒自己需要警惕的忠告,而不是这样一条禁律:禁止将人类个体以外的实体当作行动主体(agent)来谈论。 依我看,一个实体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或在何种情境下)被当作行动主体来谈论,关键要看其行为是否表现的好像是在追求某些持久的目标,换句话说,假设它在追求某些持久目标,是否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描述和理解其行为。 设想一个池塘,水面上漂着一些落叶,将它们视为行动主体,对我们理解这些树叶的漂浮走向有任何帮助吗?好像没有。 再设想池塘里有一艘自动小艇,它被设计成一部落叶清扫机,会自动驶向离它最近的一片落叶,并将其拾进船舱,然后寻找下一片,那么,作为不知情观察者,将它视为行动主体,对理解其行为有帮助吗?当然有,否则你怎么解释它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东?而且运动方向和风向/水流(或任何其他外部可见条件)都没有可辨认的关系? 公司呢?当然也是,不把它们当行动主体,你几乎无法谈论与之有关的任何市场现象。 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对行动主体的错误认定,许多人都会不假思索的把种族,民族,国家,城市,社区,身份群体……当作行动主体来谈论,并且得出许多荒谬的说法,可那是因为,他们通常既没有论证这些实体在追求哪些持久的目标,也没有说明它们是通过何种机制而获得集体行动能力的,在特定情形下,选择与决定是如何做出的,不弄清这些事情,胡说八道当然就难以避免了。 回到国会这个例子,在国内事务上,我们确实很难说一个国会在持久的追求某些目标,众多短暂目标很快会因换届而抛弃或遗忘,可是在国际事务中,却常常能够辨认出一些持久目标,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比如二战中的几大交战国,难道你能说它们没有可辨认的目标?或者说,假定它们在追求某些目标,难道对你理解它们的战争行动没有帮助? 当然,有着如此众多被称为国家的实体,其中每个在何种程度上可被视为行动主体,是大不相同的,把索马里/阿富汗/利比亚当行动主体,就没多大意义,好在我不是本质主义者,从最合格的行动主体,到完全谈不上的行动主体,可以有大量中间形态。 对于公司/国会/军队这种由众多个体组成的实体,有人可能会以其中每个个体有着不同利益和目标,并且在行动时经常各行其是甚至相互冲突,而否认其主体资格,这种逻辑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以同样的理由,你也可以否认人类个体的主体资格,人类头脑中其实也存在着大量分立模块,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和理由,意识的关注点,决定的形成,意志的表达,都是这些模块竞争的结果(所谓斟酌便是此类竞争的过程),和国会或公司董事会里争吵不休最终形成决议的方式颇为相似,但是,只要它们拥有某种决策机制,能够在具体事情上做出决定,并且这些决定大致指向着某些持久稳定的目标,那么,假定它们具有主体性,就是有意义的。  
自由度指数

【2020-10-05】

@迢书 假如非要用一个指标衡量出版自由,不能用出版了多少书,而要用禁止出版了多少书。其他自由同理。

@whigzhou: 不对吧,北高丽这个指标好像是零。

@一步逃离危墙: [允悲]例外,例外

@whigzhou: 是基础假设不对,不是例外,和用『报纸天窗率』评估新闻自由度犯了同样错误

@whigzhou: 实在要设计一个单一量化指标,我看还是用『加权平均的书号成本/定价比』比较好,书号成本包括所有enab(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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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5】 @迢书 假如非要用一个指标衡量出版自由,不能用出版了多少书,而要用禁止出版了多少书。其他自由同理。 @whigzhou: 不对吧,北高丽这个指标好像是零。 @一步逃离危墙: [允悲]例外,例外 @whigzhou: 是基础假设不对,不是例外,和用『报纸天窗率』评估新闻自由度犯了同样错误 @whigzhou: 实在要设计一个单一量化指标,我看还是用『加权平均的书号成本/定价比』比较好,书号成本包括所有enabling costs,加权系数是同类渍油市场的各类别销售份额,若不可能出版,则enabling cost视为与定价相等 @whigzhou: 不少libertarian在评价管制的问题上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比如以管制法规的篇幅来衡量管制严厉程度,他们难道就没想过,『一律禁止』的篇幅只有四个字啊。 ​​​​  
正在经历的事情

【2020-10-03】

@whigzhou: 一方面,人们总是高估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事后被发现真正重大的事情,在发生之时却往往会被低估。

@whigzhou: 一件在发生时被大大低估的事情是一战,欧洲人对打仗太熟悉了,都不觉得是什么大事,而且想着很快就会结束,另一件略有不同的是肯尼迪遇刺,很多人都感觉这是件大事,可是几乎没人预料到它究竟大在哪儿。 ​​​​

@布鲁小橙子:所以大在哪

@whigzh(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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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3】 @whigzhou: 一方面,人们总是高估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事后被发现真正重大的事情,在发生之时却往往会被低估。 @whigzhou: 一件在发生时被大大低估的事情是一战,欧洲人对打仗太熟悉了,都不觉得是什么大事,而且想着很快就会结束,另一件略有不同的是肯尼迪遇刺,很多人都感觉这是件大事,可是几乎没人预料到它究竟大在哪儿。 ​​​​ @布鲁小橙子:所以大在哪 @whigzhou: 大在对一年后大选的影响,鸣煮荡空前大胜,同时赢得了白宫和两院的2/3多数,联邦制衡力量消失,国会变成法案印刷机,两年内建成伟大社会  
平等四骑士

【2020-10-01】

@尼克安闲 #算算战争帐# 战争不是让你捐三个月工资,而是把你洗劫一空 

@张平特拉维夫: 确实!以色列人如果有机会和平,绝对不会继续打仗。这个国家基本上有点多的钱就都投到国防里去了,普通老百姓生活并不容易:收入税极高,物价也极高,因为物价里有大量的政府税,最终也是去了军队。

@whigzhou: 所以战争向来就是创造平等的最有效手段

@whigzhou: Walter Sche(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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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1】 @尼克安闲 #算算战争帐# 战争不是让你捐三个月工资,而是把你洗劫一空  @张平特拉维夫: 确实!以色列人如果有机会和平,绝对不会继续打仗。这个国家基本上有点多的钱就都投到国防里去了,普通老百姓生活并不容易:收入税极高,物价也极高,因为物价里有大量的政府税,最终也是去了军队。 @whigzhou: 所以战争向来就是创造平等的最有效手段 @whigzhou: Walter Scheidel总结的平等四骑士:战争,割命,秩序崩溃,温缢,其中前三位骑士用的都是削平法,只有温缢是通过抬高基线而创造平等
濒危的侏儒

【2020-10-01】

@whigzhou: 一种治疗软骨发育不全症(achondroplasia)的药物最近三期临床试验,效果和安全性看起来都不错,软骨发育不全症是导致侏儒的主要原因(约占70%,其余多为生长激素缺乏所致),这预示着,侏儒症或许在一代人之内便会消失。

你可能会觉得,这当然是个好消息,错了,很多人表示他们并不开心,或至少十分担忧,包括几个侏儒协会的领导,侏儒权益活动家,研究侏儒身份认同及相关伦理问题的哲学教授……,详情可见卫报的这篇报道

这个故事对我们理解平权运动,平权活动家,身份政治,当代进步主义……,都是一个极好的观察窗口,摘录几段颇有代表性的评论:

Leah Smith, a spokeswoman for Little People of America (LPA)——
People like me(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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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1】 @whigzhou: 一种治疗软骨发育不全症([[achondroplasia]])的药物最近三期临床试验,效果和安全性看起来都不错,软骨发育不全症是导致侏儒的主要原因(约占70%,其余多为生长激素缺乏所致),这预示着,侏儒症或许在一代人之内便会消失。 你可能会觉得,这当然是个好消息,错了,很多人表示他们并不开心,或至少十分担忧,包括几个侏儒协会的领导,侏儒权益活动家,研究侏儒身份认同及相关伦理问题的哲学教授……,详情可见卫报的这篇报道: 这个故事对我们理解平权运动,平权活动家,身份政治,当代进步主义……,都是一个极好的观察窗口,摘录几段颇有代表性的评论:

Leah Smith, a spokeswoman for Little People of America (LPA)—— People like me are endangered and now they want to make me extinct.

Mark Povinelli, president of the LPA—— the drug “is one of the most divisive things that we’ve come across in our 63-year existence”

Gillian Martin, a tutor and chair of the Restricted Growth Association, the British charity that supports people with dwarfism—— “people who are genuinely afraid of where this could lead”

Joe Stramondo, a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and a disability rights activist—— We recognise our situation as being one of oppression, and of being subjected to stigma as being the main source of our difficulty in the world. When you have that community, that sounding board, you’re going to have more pushback to a drug like this.

Erin Pritchard, lecturer in disability and education at Liverpool Hope University, who has achondroplasia—— But to get rid of my identity as a person with dwarfism, to make me grow so that I fit in society and I don’t get stared at, pointed out, laughed at, photographed, I think that’s where it gets problematic, because I should not have to change to fit in with a prejudiced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