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发表的文章(3)

悖论还是常识?——评《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

悖论还是常识?
——评《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
辉格
2006年6月28日
http://www.vankeweekly.com/bbs/?p=611801

李玲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对“宿迁医改”作出了这样的评判:“‘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那么,李教授和他的课题组通过调查,究竟获得了哪些事实和数据?他们针对这些事实作出了怎样的分析和推理?又如何证明了这些事实支持了他们的结论?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1. “负担加重”从何说起?

《报告》直截了当地把是否解决“看病贵”问题,或者医疗负担的轻重,作为判断医改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这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很明显,看病贵还是便宜,医疗负担轻还是重,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可以是局部和全部的比较:医疗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多少?在同等收入水平中是高还是低?也可以是横向的比较:在宿迁看病徐州看病贵还是便宜?还可以是纵向的比较:同样的病,在2005年看比在1999年贵还是便宜?(当然要扣除物价因素)。

我原本希望在《报告》中看到许多有关的数据,来回答这一系列(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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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还是常识? ——评《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 辉格 2006年6月28日 http://www.vankeweekly.com/bbs/?p=611801 李玲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对“宿迁医改”作出了这样的评判:“‘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那么,李教授和他的课题组通过调查,究竟获得了哪些事实和数据?他们针对这些事实作出了怎样的分析和推理?又如何证明了这些事实支持了他们的结论?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1. “负担加重”从何说起? 《报告》直截了当地把是否解决“看病贵”问题,或者医疗负担的轻重,作为判断医改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这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很明显,看病贵还是便宜,医疗负担轻还是重,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可以是局部和全部的比较:医疗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多少?在同等收入水平中是高还是低?也可以是横向的比较:在宿迁看病徐州看病贵还是便宜?还可以是纵向的比较:同样的病,在2005年看比在1999年贵还是便宜?(当然要扣除物价因素)。 我原本希望在《报告》中看到许多有关的数据,来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可是当我仔细读完全文,我却失望了——不仅是失望,还有惊讶——所有比较性的数据全部是结论的反面证据(供应增加、价格下降和服务改善),而所有用于支持结论的正面证据全部没有比较的参照物,无论是横向的比较还是纵向的比较,都没有,完全没有! 这样我就很困惑,《报告》所作出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这一比较性的判断,到底是从何说起? 《报告》承认了如下事实:医改后,医疗资源的供给增加了;医疗服务的品种和消费者的可选择性增加了;单项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以下简称“单项价格”)下降了。但是,《报告》仍然认为,“医疗负担反而加重了”。这是为什么呢?《报告》说,虽然单项价格下降了,但总的医疗消费额却增加了,证据是各大医院的收入都增加了。报告把这一现象称为“数字悖论”。 可是,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就会上升,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下降了,许多原先有病不看的人可能现在也有能力上医院了,医疗服务项目增加了,服务质量改善了,许多原先必须去大城市大医院看的病如今或许在本地医院就可以看了,这样一来,医疗消费额自然会增加。——这很容易理解,是常识,为什么在报告人眼里,就成了一个“悖论”呢?难道老百姓有病都不去看,医疗负担就减轻了? 2. 调查,还是道听途说? 当然,正如《报告》所说,单项(服务或药品)价格和真正的医疗价格是两个概念,对消费者而言,第二个价格更有意义。比如,一次剖腹产分娩过程,甲医院做了5项检查,开了8剂药,收费2000,乙医院做了3项检查,开了6剂药,收费1800,虽然甲医院的单项价格全部低于乙医院,但它的医疗价格却高于乙,对消费者而言(暂不论服务质量和风险上的差异),在乙医院生孩子比在甲更便宜。 所以,要衡量一个地区的“看病贵”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解决的程度,就应该调查和比较医疗价格的水平,而不仅仅是单项价格水平。在缺乏全面数据的情况下,研究者至少可以调查几种诸如剖腹产分娩、阑尾炎切除、人工流产、胆囊摘除、血液透析等等这些相对而言比较常见和标准化的医疗服务的价格水平,并将其与历史数据和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遗憾的是,在《报告》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类似的描述,甚至连最粗略的尝试都没有。相反,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报告》所罗列的全部是纯粹的孤立事实。比如,说到医生误导患者过度消费问题时,《报告》称“一些医院的剖腹产率达90%”,90%的确是个骇人的数字,但“一些”是几个?在该地区全部400多家医院占多少比例?宿迁地区2005年总的剖腹产率是多少?6年前这个数字是多少?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多少?这些数字,报告人作为该领域的专业人士,应该不难查到,但他却弃之不用,宁愿将诸如“在医院钱就象纸一样”这样一些即兴言辞收入这份本应有一定严肃性的“调研”报告,把对学术工作的要求降低到了娱乐版记者的水平。 3. 装备竞赛,市场化之祸? 《报告》列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医疗装备竞赛”,并认为这也是市场化带来的问题。报告人之所以认为装备竞赛是个“问题”,是因为它提高了医院的成本,因而最终提高了医疗服务的价格——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可是,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不完全由成本决定。例如,我要花十天工夫才能缝一双袜子,而纺织女工只要花一天时间就能缝一双同样的袜子,但这两双袜子的售价会因此而不同吗?不会。袜子的价格仅仅取决于供求竞争,即有多少人愿意出多少钱买它,以及有多少人愿意以多少价格出售同样的袜子。 同样,消费者在选择他所需要的医疗服务时,会考虑医院的投资有多大,成本有多高吗?不会,这些和他没关系,他所考虑的是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能不能治好他的病。那么,为什么医院之间会出现如《报告》所认为的那种“过度”的装备竞赛呢?依我看,最有可能成立的解释是现有的医院等级资质评估制度。由于市场发育时间太短,竞争不充分,独立中立的医院质量信誉评估机构缺乏,消费者除了价格信号之外,可资利用的关于医疗服务质量的信息不多,由政府机关评定的等级资质成了少数可用信息中最重要的一种,该等级的评估依据是 卫生部1994年颁发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http://www.moh.gov.cn/public/open.aspx?n_id=7684&seq=按类索引),这份标准所采用的,是完全的事先评估法,即它只考虑医院拥有哪些资源(人员、设备、床位等),尤其对医疗设备作出了详细规定,而不考虑它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比如,能提供哪些服务、治愈率、价格高低、事故率等等)。在这样的评估制度下,可以预料,医院为了争取到一个较高的等级,从而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会愿意付出很高的代价投资于人员和设备,超出满足其客户需求所需的程度。 必须指出,医疗装备竞赛的问题,不是宿迁所特有的,也不是医改以后才出现的,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解决的方法不是反对市场化,不是让政府来主导医疗市场,恰恰相反,只有让市场自由发展,鼓励出现更多的独立评估机构,改变目前评估信息来源的单一化状况,才有可能获得解决。 4. 信息不对称,市场的挡路牌? 近年来,“信息不对称”成了一个时髦词汇,诸如“XX行业很特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在这里失灵了”此类论调我们听得太多。这也是李玲调研报告的立论基础。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在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功效、质量、风险等方面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等。信息不对称无处不在:食品的化学成分和营养价值,消费者懂得比制造商少;电脑的配置和性能,我们懂得比经销商少;珠宝的品级和纯度,我们懂得比鉴定专家少;仔细想想,我们几乎找不到信息对称的市场,然而在所有这些领域,市场失灵了吗?恰恰相反,正是自由的市场和充分的竞争使得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成为可能。 就在十几年前,电信公司还告诉我们,建设电话网络和添置通信设备需要大量投资,所以5000元的电话初装费是合理的!我们何言以对?消费者知道电话网络和交换机是怎么回事吗?信息完全不对称。今天,电信公司的营销员整天上门求我装他们的电话还要送话费,是因为我终于搞懂了交换机的工作原理吗?道理很简单,在垄断条件下,厂商的对手是消费者,他一门心思考虑的是如何剥夺消费者剩余,而在竞争条件下,厂商从不以消费者为对手,他们的竞争对手永远是同行,而除了自由市场,还有什么能为充分竞争创造最好的条件? 一家医院或许会利用我的无知诱骗我做不必要的CT检查,但只要在他旁边有别的医院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抢走我这个客户,他就必须有所收敛,更何况除了其他医院,还有各种类型的供应商会乘机插手进来:医疗服务的评估机构会告诉我哪些医院喜欢坑人,而哪些医院比较平实,我的社区保健医生会告诉我治我的病需要做些什么检查,保险公司会检查我的账单,看看哪些检查项目是不必要的,哪些药是不对症的。——他们做这些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情有独钟,而是因为既然在医疗市场信息如此宝贵,提供信息的服务一定有钱可赚。 当然,上面所说那种竞争情景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即使在市场化比较彻底的宿迁,竞争很可能还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但是要知道,那里的改革2003年才大致完成,短短三年,供给增加、品种增加、服务改善、大处方减少的好处已经显现,尽管还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这些问题上宿迁比其他地方表现得更差,比以前表现得更差,为什么就不给市场一个充分发育的机会,而迫不及待地贸然否定呢? 5. 公共卫生,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报告》列举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并认为这也是市场化造成的结果,理由是:“卖医院只能卖一次,是‘存量’,而公共卫生投入常年都需要,是‘流量’。用‘存量’补充‘流量’是不可持续的。” 在有关公共服务和政府职责的讨论中,许多人会习惯性地把公共产品(服务)与市场制度对立起来,仿佛这两者是天然不相容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对立,依我看,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为了向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应该扮演供应者甚至制造者的角色:为了向灾民提供救济,政府就要储备粮食、开办救济所;为了保障交通通畅,政府就要修建开河修路;同样,为了向公民提供最起码的医疗保障,政府就要开办医院。正是这种逻辑,曾经把我们的经济体系逐步地推向了全面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但事实已经证明,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是无法有效率的为公众提供服务的。 实际上,为了达到向公众提供服务的目标,政府根本不需要成为供应者,它不是粮食储运专家,不是交通运输专家,不是医生,它只需要做一个买家,替民众的消费付帐即可。只要它愿意出价,这些服务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而且价格比它自己生产更低,因为市场上的众多供应商之间存在竞争,而政府只有一个。 明确了政府的买方角色之后,公共服务与市场化并不矛盾,政府只是市场中的一个买家,而医疗机构也不需要再区分公共职能和商业功能,盈利性和非盈利性,他们只需要考虑如何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来盈利,而政府只是众多购买者之一。以公民最低医疗保障为例,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政府甚至不需要和医院发生关系,他只需要设计一组保险条款,规定为每个公民提供哪些基本医疗保障,然后向保险公司公开竞标采购即可。 因此,说市场化导致了公共卫生投入不足,是找错了对象,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政府缺位,不愿意掏钱买,这是政府失灵,不是市场失灵。依靠医院的收入来维持公共卫生的开支是荒谬的,公共产品的买方既然是政府,这钱自然应该由财政掏。 6. 总的评价 综上所述,我认为,李玲教授的这份《报告》缺乏针对性的事实和数据,所罗列的事实构不成其结论的正面证据,其中一部分还构成了结论的反面证据,在使用事实进行论证时也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在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和运用上更表现出缺乏常识和基本理论素养。因而我只能说,这不是一份严肃的、值得信赖的调查和研究报告,即使按新闻报道(而不是学术报告)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不合格的。 众所周知,李玲教授历来主张建立政府主导的医疗卫生体系,反对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医疗改革。对一个制度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但是在对“宿迁医改”这样一个具体的案例进行“调查和研究”时,如果发现调查所得的事实并不支持调查者原先的观点,那就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至少可以保持沉默,而不是将一些不能说明问题的片面孤立言辞塞进调查报告,并用混乱模糊的逻辑把它们和事先早已得出的结论硬扯到一起,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其实一个案例的调查结果与自己的观点不符,倒并不一定表明这观点就是错误的,调查者完全可以进一步弄清是否存在没有观察到的其他因素?或者检查一下逻辑推理和论证方法是否有缺陷?或者是否对原有的理论做一点修正,加上一些更严格的约束条件?这些才是一位严肃的学者所应该采用的工作方法。  
中南山归来说环境

中南山归来说环境
辉格
06/05/13

对于我这种不喜欢热闹的人,浙南山区是度假的好地方,——或许若干年后也会是定居的好地方,——所以,春节和五一这两个相隔不远的长假都在此度过也并未让我感觉乏味。

这两次旅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山区特有的景物之外,就是那里的人口变迁了。一个个已经或即将被遗弃的村庄,一幢幢久无人住的蒙尘老屋,从山谷往高处走,走得越高,便看到越多弃耕的荒田,越少的炊烟,越少的年轻人。山上的往山谷里搬,山谷里的往镇上搬。

据说,近年来官方清退民办教师和合并乡村小学的政策加速了这一趋(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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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山归来说环境 辉格 06/05/13 对于我这种不喜欢热闹的人,浙南山区是度假的好地方,——或许若干年后也会是定居的好地方,——所以,春节和五一这两个相隔不远的长假都在此度过也并未让我感觉乏味。 这两次旅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山区特有的景物之外,就是那里的人口变迁了。一个个已经或即将被遗弃的村庄,一幢幢久无人住的蒙尘老屋,从山谷往高处走,走得越高,便看到越多弃耕的荒田,越少的炊烟,越少的年轻人。山上的往山谷里搬,山谷里的往镇上搬。 据说,近年来官方清退民办教师和合并乡村小学的政策加速了这一趋势,许多家庭为了孩子上学方便搬到了镇上甚至县城里住。 仔细观察了仍然存在的那些村子的人口结构,很难找到三十岁以下的人,偶尔见到几个也多半是因为假期才出现在那里。这预示着,几十年后,我现在看到的这些村子中的大多数,也将被废弃。 在作出这样的观察和展望之后,我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随着人类向城市“退缩”,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将会大大改善,这是工业化和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的结果。想到这里,不禁窃笑——那些环保分子和绿色和平活动家们,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不知会作何反应? 在环保分子眼里,现代工业无疑是破坏环境的恶魔,可是只要回顾一下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正是农耕生活方式的扩张让人类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而工业化,虽然在其初期加剧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那也主要是通过其新技术和新工具对农业的促进和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改善而实现的,一旦随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扭转了人口形势和能源结构,工业化对环境的积极作用便立刻显现。 一个大工厂,或一个大城市,固然可能产生和排放大量垃圾和污染物,然而与数百万人分散居住在几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相比,其对环境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试以一个200户1000口的中等山村为例,粗略算一笔小帐:按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假设每户每天烧10斤柴禾,每年有10户盖新房,每幢用木50株,20户修缮旧房,每幢用木10株,那么该村每年仅燃料和建筑两项,至少需要砍伐灌木730吨,乔木800株。为了维持生态平衡,这800株乔木须以低于5%的间伐比例采自800亩密度不低于20株/亩的乔木林;而730吨灌木,以每株得柴30斤算,须以低于20%的间伐比例采自2400亩密度不低于50株/亩的灌木林。与此同时,为了产出足够的粮食,该村需要2000亩耕地。 上述估算意味着,要维持传统的农业生活和环境的稳定,每1000亩耕地需要有1600亩林地相配合。但是我们知道,在没有战争和瘟疫等重大人口抑制力量的制约下,人口会迅速增长,新增的人口会把周围可开垦的土地都变成耕地,这样,要维持上面的比例,就需要自然条件将足够比例的土地限制为不可开垦或没有开垦价值,这个条件只能在山区或丘陵地带成立,而在平原地区是不能成立的。结果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自从人类发明了农业技术,经过几千年的开发,所有被农耕民族长期居住过的土地,森林消失了,越是古老文明的发源地,消失得越是彻底:从尼罗河,两河,地中海西岸,印度,黄河,直到长江流域。农业所到之处,环境资源迅速枯竭,森林和野生动物仅仅在山岭地带得以幸存,即使是山区,如果不幸邻近一个大平原,也难免因为旺盛的外部需求而被砍伐殆尽。 是工业化扭转了这一趋势。首先,工业化将大量人口吸引到城市,城市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生育偏好,最终扭转了人口形势;其次,工业化改变了能源结构,煤炭和石油代替了木材;第三,工业化改变了建筑材料,水泥、钢铁和玻璃代替了木料。那些拚了命反对建核电站的环保分子,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再迟钝的人也看得出:即使把一个核电站所产生的废料不加处理倾倒在一座荒山上,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比一座同等功率的火力发电站要小得多,更不要说和用木材做燃料相比了。 环保分子常说一句话:“回归自然”。而依我看,如果真心想对环境好,人类还是“退缩到城市”为妙,说实话,“回归自然”听起来浪漫,真做起来,恐怕会是环境的灾难。
观念的进化

(又按:bearxy39要求我写一下宗教,我以前写过几篇,虽然现在看法有所变化,但差别不大,这篇是从宗教作为一种观念系统和文化现象这个角度写的,另外几篇是从个人理性和信仰的角度,稍后奉上)

观念的进化
辉格
2006年4月14日

【按】:自从读了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之后,他那个meme的概念就一直诱惑着我,常让我想入非非,甚而至于殚精竭虑,神思恍惚,终究一无所得,唯一能肯定的是,这是个虽有趣却极困难的问题。最近在读宗教史,重新想起这个问题,倒好象有了些许收获,虽然极为粗浅,却已让我感觉许多事情比以前看得明白了。

关于人在生物世界的独特性,已经谈论得很多了。人,固然仍受到基本的生物需求和本能的约束,去为生存和繁衍而拼搏和忙碌,然而他们的很多行为,已经无法用生物学的法则来解释了。对于诸如禁欲,苦行,对神灵的崇拜和献祭,异彩纷呈的艺术追求,千奇百怪的宗教信仰,层出不穷的消费风尚和生活方式,这种种行为,大概很难指出其对于生存和繁衍价值何在。

有人指出,这是因为人有了自我意识,有了独立的价值观念,为自己的价值观而生活,不再完全受生物本能的驱动,不再仅仅是基因的生存机器了。也有人说,因为人类取得了相对于其它生物的巨大的竞争优势,他们(特别是其中比较富裕的那部分)所受到的生存压力减弱了,因而他们的行为也变得纷繁多样而不可预见了[注1]。

这两种说法或许都是对的,但它们都没有解释,人的行为何以呈现出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变化,而不是别一种同样可能的情景?毕竟,无论自我意识成长,还是生存压力缓解,都只是说明了变化的可能性,而没有指出变化的方向,就像泄了气而松弛的皮球,将不再保持圆球型,但我们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各种形状都是同样可能的。难道人类行为所呈现的难以用生物学法则解释的变化,都是偶然的,就像松弛的皮球,毫无规律可循?

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最明显之处,莫过于他们的那个纷繁多样、异彩纷呈的观念世界了,正是这些复杂多变的观念,导致了人类的复杂多变而难以解释的种种行为。对于一个个拥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人,要揣度他何以会产生或接受一个观念,而漠视或排斥另一个观念,为何这么想,为何喜欢这个讨厌那个,这样的揣度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先不管一个观念为何会产生,而考虑什么样的观念更容易在人群中传播,从而占据更多的头脑,如同生物学家考虑什么样的基因更有机会占据基因机器,从而顺伊甸园之(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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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按:bearxy39要求我写一下宗教,我以前写过几篇,虽然现在看法有所变化,但差别不大,这篇是从宗教作为一种观念系统和文化现象这个角度写的,另外几篇是从个人理性和信仰的角度,稍后奉上) 观念的进化 辉格 2006年4月14日 【按】:自从读了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之后,他那个meme的概念就一直诱惑着我,常让我想入非非,甚而至于殚精竭虑,神思恍惚,终究一无所得,唯一能肯定的是,这是个虽有趣却极困难的问题。最近在读宗教史,重新想起这个问题,倒好象有了些许收获,虽然极为粗浅,却已让我感觉许多事情比以前看得明白了。 关于人在生物世界的独特性,已经谈论得很多了。人,固然仍受到基本的生物需求和本能的约束,去为生存和繁衍而拼搏和忙碌,然而他们的很多行为,已经无法用生物学的法则来解释了。对于诸如禁欲,苦行,对神灵的崇拜和献祭,异彩纷呈的艺术追求,千奇百怪的宗教信仰,层出不穷的消费风尚和生活方式,这种种行为,大概很难指出其对于生存和繁衍价值何在。 有人指出,这是因为人有了自我意识,有了独立的价值观念,为自己的价值观而生活,不再完全受生物本能的驱动,不再仅仅是基因的生存机器了。也有人说,因为人类取得了相对于其它生物的巨大的竞争优势,他们(特别是其中比较富裕的那部分)所受到的生存压力减弱了,因而他们的行为也变得纷繁多样而不可预见了[注1]。 这两种说法或许都是对的,但它们都没有解释,人的行为何以呈现出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变化,而不是别一种同样可能的情景?毕竟,无论自我意识成长,还是生存压力缓解,都只是说明了变化的可能性,而没有指出变化的方向,就像泄了气而松弛的皮球,将不再保持圆球型,但我们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各种形状都是同样可能的。难道人类行为所呈现的难以用生物学法则解释的变化,都是偶然的,就像松弛的皮球,毫无规律可循? 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最明显之处,莫过于他们的那个纷繁多样、异彩纷呈的观念世界了,正是这些复杂多变的观念,导致了人类的复杂多变而难以解释的种种行为。对于一个个拥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人,要揣度他何以会产生或接受一个观念,而漠视或排斥另一个观念,为何这么想,为何喜欢这个讨厌那个,这样的揣度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先不管一个观念为何会产生,而考虑什么样的观念更容易在人群中传播,从而占据更多的头脑,如同生物学家考虑什么样的基因更有机会占据基因机器,从而顺伊甸园之河向下流淌,或许我们会有所发现。 1. 观念,何以取胜? 和基因一样,观念也可以通过复制而传播,从一个个体到另一个个体,保持着相当稳定性的同时也时而发生些变异。 不同的是,基因只能通过繁殖向子代传播,而观念可以横向传播,承载基因的个体一旦形成,其基因便不会改变,也不再接受新基因,而观念的承载者可以随时改变已有观念,或接受新观念。 承载和传播方式的不同,对于演化的进程,会有何种影响?或者,更直接地问:在观念的演化过程中,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如何起作用?先考察一下观念从产生到传播的各个环节,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一个新的基因产生于变异,即复制错误,而一个新观念,是否只能产生于旧观念传播过程中的复制错误呢?当然,如果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新观念都解释成旧观念的变形,或许也能说得通,但我认为,这样的思路对于我们分析人的观念是不得要领的。我宁愿采用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观念的产生,是个体在面临一种陌生的情景所造成的心理张力时,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按某些固有模式进行建构的结果。一旦建构成功,就产生了一个新观念,于是心理张力得到释放。 同样的,一个新观念要被其他人接受,也需要类似的心理基础——即它能够帮助接受者释放先前存在的心理张力。这种由相似的情景形成的相似的张力被同一个观念所释放的过程,常被叫做“共鸣”,这大概就是观念在大范围内传播的心理学基础。 新观念产生之后,要向其他个体传播,就必须由其原先所在的载体向其他个体表达。最初的载体当然是人,在没有发明文字和视觉艺术之前,中间的载体也是人。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人会将自己的观念向别人表达?我的回答是:不一定,可能常常不会表达。于是下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话,观念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回答是:如果一个观念不能驱使它所在的载体去向足够多的人表达它,那么它就不会流传下来,所以,现有的全部观念之所以存在(如果它已存在了较长的时间),一定是它本身具备了驱使所在载体去向他人表达它的特性,正如现有全部基因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具备了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驱使所在个体去努力获得足够的繁殖机会所需要的特性。 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了:观念的哪些特性会构成对其载体的表达驱动力?我想,对此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观念传播过程的一般规律——如果确实存在此类规律的话。 2. 正确,实用,或者有趣? 什么特性让一个观念能驱使拥有这个观念的人去采取行动,以便使尽可能多的其他人接受同样的观念?是因为它更正确?还是因为它更有用[注2]?或者因为它更能满足人的普遍偏好? 可以相信,正确的观念较之错误荒谬的观念,更有可能帮助观念接受者释放心理张力,而谬误常常不是释放而是增添这种张力。这一判断乃基于对我们心理系统“设计者”的信任——他不会故意将我们引向谬误吧,果真如此的话我们这个物种大概早就灭绝了。换句话说,一个成功的格式塔建构应该比一个失败的建构有更大的机会符合现实状况或客观规律。 但是仔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心理机制之所以会给正确的观念留出更多的空间,并不是因为它的正确,而是因为它的有用,即它能提高个体生存和繁殖机会,这是进化法则的逻辑结果。 然而,我们的心理机制,尽管让我们有较大的机会接受有用的观念,却几乎没有理由倾向于让我们去向别人表达有用的观念。诚然,一个幼小的孩童在其成长过程中,会得到他的父母和其他长辈的许多有益的指导,但除了一些基本的生存技能和生活常识,人们对于那些需要长期实践、探索和思考才能获得的专业化的有用观念,出于自私的本能,常常更倾向于隐瞒而不向别人表达,或者将表达的对象仅限于自己的近亲后代。 一些有用的观念,因其价值而使拥有它的人具有了优势,然而这些人一旦获得了成功,那么这成功本身已经足以让他们淡忘或者改变了原先使他们获得成功的那些观念。一个成功的木匠也许会把他的成功经验传授给他的儿子,但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凭借着勤奋、刻苦、勇于冒险的精神而终于成了巨富,可是他的儿子们从他那里继承的,却可能是鄙视知识、目空一切和挥霍无度。一个军人,凭借着狡诈、计谋和卧薪尝胆的坚忍,终于爬上了统治者的高位,可是当他拥有了这部强制机器之后,却宁愿向他的部下和人民宣扬忠诚、勇敢和服从,而不是那些让他获得成功的观念。 这样看来,一个观念,并不会因为它对持有它的人有用而得到较多的传播机会,而如果它被传播的过程本身或传播的结果对传播者有用,倒能提高被传播的机会,更进一步,如果这种益处恰恰偏向于那些拥有较多传播渠道的人——比如教师、艺术家、作家、宗教领袖、政治家等等——,那么它被传播的机会就更是大大提高了。 现在,我们已经区分了观念的三种特性,或者不妨叫作三种价值: 价值A:一个观念给持有它的人带来的好处。比如,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对蛇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和厌恶,这让我们及时躲避危害。 价值B:一个观念的表达和传播过程给向传播者带来的好处。有许多以传播观念为生的职业,如教师、艺术家、说书人、传教士等等,可以预料的是,他们通常倾向于从事那些有人愿意为之支付对价的观念传播工作,价格的支付者可以是观念的接受者,也可以是那些希望此观念被传播的人,即观念的“推动者”。 价值C:一个观念传播的后果给促成这种传播的人带来的好处。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已经生动展示了这种价值,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观念世界在极大的程度上受这一机制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这几种价值能否对曾经和正在人类社会中被广泛传播的那些纷繁多样复杂离奇的观念作出有效的解释?答案看来是否定的,因为只须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大量“离奇”的观念——比如许多宗教所倡导的禁欲主义、独身主义、对苦行和静修的执着、对神灵和偶像的狂热崇拜、对服饰和语言时尚的追捧,对炫耀性奢侈品的痴迷,等等——,它们既不能给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带来好处,也没有奖赏传播它们的人,(除了后几个例子外)也不见得有谁能从这些观念的广泛流行中获得好处。 那么,是否存在其他一些特性,构成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使得一些观念比其他观念更有机会被传播,因而通过人类头脑之河而向下流传? 3. 专业化,乐观主义的根源? 人类学调查表明,在极为原始的蒙昧时代,便已出现了观念传播工作的专业化分工。大量关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可以通过家庭成员之间和小社区之内的口耳相传而得以流传,然而更多的需要长篇幅连贯表述的、需要针对纪念物/图像/符号进行富有想象力的生动阐释的、需要配合着歌唱和舞蹈来表达的、需要接受长时间大范围的经验检验的那些观念和知识,自然地对传播者提出了更专业性的要求,要求他们具备良好的记忆力、生动而丰富的语言表达和表演能力、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背诵和练习、有足够的人格魅力来建立权威性。 巫师大概是人类社会第一个以继承和传播观念为生的职业,他们念诵咒语,施行巫术,主导祭祀、贡献和庆祝等等仪式性活动,在这种种活动中,暗示、表达和传承着有关部落历史和英雄的传说,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念,对于日夜交替、春去秋来、草木枯荣和生老病死的看法。 巫师职业一旦形成,无可避免的,人类的观念世界便受到那些以此为业的人出于自身利益而施加的影响。一个工匠总是愿意去制造和出售那些在他人眼里看起来有用的器具,同样,一个巫师自然会倾向于保存、制造和传播那些在别人看来会“有所值”并愿意为之支付对价的观念。 一个“被认为有所值”的观念就是一个“被认为管用”的观念,这通常是一个“积极的”观念,一个消极的观念可能实际上有用,但却通常不会“被认为有用”,这是人的心理机制的性质所决定的。假如我正从甲地去往乙地,途中遇上一片沼泽,我的心理机制总是驱动我去寻找一条穿越沼泽之路,因而“存在一条穿越沼泽之路”的观念会被我认为是有用的,尽管实际上可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路,“无路可走”的观念永远不会被我的心理系统所激励,它只会用找出答案之后的成就感和愉悦感来奖赏寻找出路的努力。 心理机制的这一性质,使得我们的观念体系具有了本能的积极乐观倾向,然而,在观念发展的初期,这种倾向受到了现实和经验的有力抑制,因为那时候的多数观念都是关于日常生活的,会在每个人的切身经验中经受检验,任何对生物价值的过度偏离都会受到自然选择的抑制。但是,观念传播工作的专业化改变了这一状况,巫师们出于自身利益,热衷于筛选、制造并兜售那些被认为“管用的”观念,乐观倾向被放大了,结果是给人类的观念世界造成了我称之为“能动性乐观主义”的特征,即,人们总是在诸如下列的问题上表现得过于乐观:世界是可认识的;现象是可解释的;未来是确定和可预见的;面临的各种问题是可解决的;解决方案是现成可得的;各种疾病是有现成药方的;各种苦难是可以得到救济的;不公和冤屈是可以避免和纠正的。 在所有文明中,在各个民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到处流传着的极其相似的能动性乐观主义观念: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妙手回春的神医,劫富济贫的独行侠,明察秋毫的青天大老爷,悲天悯人的弥赛亚和救世主,极乐永恒的天堂乐园。 4. 自组织,观念世界的决定性力量? 自然界的演化进程已经为我们展示了自组织的神奇力量,所谓自组织,就是某些结构,因其自身的特性,而影响周围的事物,使得后者形成相似或与前者相耦合的结构,于是这样的过程递归推进,直到遇上另一种力量的抑制或构造资源的枯竭。凡存在自组织的地方,它总是成为构成该领域面貌的决定性力量。生命现象给我们提供了自组织的一个登峰造极的范例。那么,在观念世界中,是否也存在某种自组织的机制,来决定那里的基本面貌呢?如果能找出这样的机制,那一定会大大有助于我们对观念演化进程的考察。 假设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其本身的特征使得某一类人与其他人相比更容易产生或接受它,而这一类人的禀性又热衷于向其他人宣扬甚至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念,更有甚者,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地位、天赋或权力使他们拥有比他人更多的可用于传播观念的渠道和资源,那么,这样一种观念的出现便有可能触发一个自组织过程。现实中是否存在这样的观念呢? 是的,宗教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注3]。在这里,不妨把宗教首先看作一种观念组合,让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实现自组织过程的。 首先,所有宗教都有一套禁欲主义的戒律,这不是巧合,因为戒律是宗教自组织过程的起点。禁欲主义是与人的本性相违背的,按理说不容易被传播,然而恰恰因为其违反人的本性,便起到了一种筛选器的作用——它把一些不同于常人的特别之人筛选了出来。能够长期忍受禁欲主义苦行生活这一事实,至少表明了这些人具备如下特别之处:承受痛苦的忍耐力;不为物质诱惑所动的坚定性;对所奉行信念的执着。戒律对于宗教的价值是无可置疑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成功的宗教都有戒律,而戒律的内容与核心教义常常毫无逻辑关系。 戒律的筛选结果,倘若与某种积极的信念相结合,进而与传播这些信念的热情相结合,那便构成了一种强大的自组织力量,将推动这个观念组合迅速而广泛的向人群传播。所谓积极的信念,就是那些会促使信奉者有所行动的观念,对佛教,这个积极的信念就是所谓“普渡众生”——现世是苦难的,西方有个极乐世界,要帮助世人修行以便渡往那个极乐世界。对基督教,相应的信念是:人是有罪的,末日审判即将到来,在此之前要加以拯救。犹太教之所以没有获得三大宗教那样的成功,就是因为它缺乏普世信念——它的上帝是以色列人所专有的,这个上帝只爱他的“选民”,犹太教因而失去了向外传播的动力。 有了戒律筛选出的热忱信徒,有了积极的核心教义,如果再加上排他性,自组织的效果就会更好了。三大宗教都是在与多神教、万物有灵论、偶像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斗争中发扬光大的,而且它们在这些斗争中都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这也不是巧合,它们的征服对象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多元化和包容性:罗马的多神教曾经接纳了来自希腊、埃及、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的众多神灵,而且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接纳更多神灵;中国的道教也是什么神仙都能接受,从关公张飞到孙悟空猪八戒。许多生物的广泛分布是以战胜和取代其他生物为前提的,观念世界也是如此,而包容性削弱了观念的战斗力,排他性则相反。相比而言,佛教的排他性较弱,这不是因为它的教义(实际上佛教教义的排他性很强),而是因为它反对暴力,因而削弱了排他的力量,所以它的传播速度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慢许多,所到之处头脑占有率也比较低。 构成一个观念组合的自组织力量的第四个因素是团队精神和等级观念。所谓团队精神是这样一种信念:拥有共同理想或目标的人们应该协调他们的行动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所谓等级观念是指:认为一个社团或群体的成员按某种标准或规则可以当然地排列出上下等级,下级应该服从上级。这两个观念的组合本身便构成了一个自组织的结构,可以将大量的人卷进一个庞大的等级制组织结构中,这样的组织拥有巨大的观念传播力量,一旦与上述宗教三大要素(戒律筛选、积极教义和排他性)相结合,将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可以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变人类观念世界的面貌,这正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扩张期内我们所看到的景象。 早期基督徒靠个人的苦行、虔诚和执着传播他们的信念,在耶稣死后的两三百年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只是当时形形色色的众多教派之一,直到教会通过几次全帝国范围的宗教会议强化了等级结构,并在清除阿里乌斯异端的过程中确立了绝对的排他性原则之后,基督教才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迅速征服了罗马帝国的全部疆域。伊斯兰教则从其创立伊始便建立了以哈里发为核心的等级组织,并明确以武力征服作为传播观念的手段,因而,伊斯兰的扩张更是迅猛无比。相比之下,佛教徒缺乏坚强的组织,和爱尔兰的修道院一样,虽然佛教寺院内存在等级结构,寺院之间的佛教徒是没有组织的,即使有也十分松散,构不成一种强大的传播力量。 5. 时尚,另一种宗教? 时尚的生成和流行过程,是宗教之外的又一个观念自组织的典范,从发生机制上看,它与宗教十分相似,所以,把时尚称做一种现代宗教,不算太离谱。 富与贫、贵与贱、博学与无知、高雅与粗鲁、悠闲与劳碌,人的这些差异,常常会影响他们在对消费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差别在某些方面——比如服饰、住宅、随身物品、交通工具等——表现得特别明显,当这些差距逐渐拉开而变得易于辨认时,人们就会通过其中最明显的某几种差异来识别一个人的贫富等级、地位高低、教育程度,甚至生活经历和职业。而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常常又会反过来刻意的明确这些差异,状况相近的人们会有意识的调整他们的消费品和生活方式,不约而同的向那些最易于识别的款式和品质靠拢聚集,最终,整个社会围绕着几种典型消费品,自动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栅格状结构,这一分层化的自组织过程就叫时尚。 如果仅仅看到上面的分层结构,那就没有抓住时尚的精妙之处,时尚之所以如此激动人心,重要的是它的结构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保持的。当层次结构日益显现或者已然明朗时,那些面临着为选择某个将要厕身其中的阶层而作决定的人,常常会将目光投向他们的“上”方,选择一个包括了许多条件优于自己的人的阶层。这种向上靠的倾向使得每个阶层中那些财富地位等条件最优的人的生活方式成为被模仿的对象。然而,一旦这些被模仿对象意识到与自己同处一个阶层的,多数是条件比自己差的人,这一发现会让他们感到恼火。 为了摆脱与乡巴佬为伍的屈辱感,这些被模仿者只好不断地花样翻新,以便与模仿者拉开距离,而后者一旦发现新花样已经成为时尚,总是精神抖擞地奋起直追,就在这你追我赶之中,时尚的浪潮涌动起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潮涌中,追逐的双方都兴致盎然,乐此不疲,劲头丝毫不亚于热忱的宗教信徒。每一波时尚的浪潮,都将一组关于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新观念,从最初的一小撮人那里,逐级向下,传播到几个阶层甚至整个社会。 正如权力在宗教传播中——因为“价值C”的缘故——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商业力量在时尚流行中——也因为同样的缘故——起到了类似的也许是大得多的推动作用。消费品的经营者首先去努力发现、识别出(甚至制造出)那些最能代表身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产品加以明确化、符号化,然后向那些热衷于向上靠的时尚追逐者们推销这些符号;等这一波浪潮渐趋平静,他们又转过头来,告诉那些“领潮者”,这些旧东西已经显得太俗气了,不再配得上你的高贵身份,该换换花样了,于是另一波浪潮开始了。 6. 结语 对人类观念世界及其演变历史的探索,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努力,思想史家利用文字记录和作品整理出那些对人类观念(特别是在知识阶层中)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思想的发展脉络,心理学家对观念机器的工作机制和观念之间的相容或相斥关系作出了细致的研究,人类学家则试图穿过各民族千姿百态的文化、习俗和传说的表象,揭示蕴含其中的人类观念的共同特征和早期渊源,进而探寻它们之所以如此的一般规律。 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些研究迄今没有或很少与人的生物基础或基因基础发生联系,我想,如果把关于人类观念世界的理论建立在已被普遍接受的生物学法则的基础上,而又能够接纳或替代思想史、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迄今已经获得的成果,那是非常诱人的。 抱着这样的想法,本文作了一点小小的尝试,我用ABC三个价值作为观念传播的基本动力,用“能动性乐观主义”描述观念世界的背景特征,用自组织能力作为观念大范围传播的决定性特征,来解释观念的演化。我的三个价值都可以归结为生物价值,不同的是它们作用于观念传播的不同环节,并由传播过程的不同角色作为受益的主体,这样我的理论便与生物学法则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这一解释框架,尽管还十分粗糙,但我却对它的前途抱有信心。
注1:这一观点具体表述,参见我的另一篇文章:《自私的皮球——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注2:本文所使用的“有用”、“好处”和“价值”等词与其通常的意义或经济学上的“偏好”不同,乃是特指“生物学价值”,即个体生存和留下后代的机会。 注3:本文中“宗教”一词专指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类后期宗教,而不包括万物有灵论之类的原始宗教。
万科周刊论坛的一些评论: jzg1973:

不过禁欲主义有另一种解释,你看是不是更有道理? 禁欲当然与人的本性相违背,但因为人类是群居的,约束人性有时———应该说是常常——就是有益的。人类最初选择群婚,随心所欲地纵欲,但那会降低基因的质量,性病甚至会毁灭人本身,巴比仑就是这么被干掉的吧。这样,在人群之间发生竞争时,适当禁欲的就占了上风。最终,人类发明了藐视性的宗教,并且全世界的宗教在这一点上都非常一致,就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喜欢纵欲。

辉格:

群体选择理论的分析基础有严重问题,现在很少有人用。原因是,同一物种的群体之间遗传隔离的条件很难成立,所以我倾向于,群体选择理论试图解释的问题,不如用组织理论。 至于观念,它的传播途径和方式与生物遗传大不相同,隔离性更差,群体竞争-淘汰理论恐怕更靠不住,我的文章就是试图提出一种可行的观念选择理论。

我曾经尝试对同性恋给出一个基于群体选择的解释,后来发现实在太困难,太缺乏事实基础,放弃了。再后来发现很多高手都摒弃群体选择,乃释然,呵呵。

zhangiii:

我觉得我的解释更有道理,当年可能有不禁欲的宗教团体,不过很快就被争风吃醋瓦解掉了。

辉格:

有一定道理,我的表述是这样的:禁欲的宗教团体的组织结构不会因为受血缘亲情和家族继承权的牵扯而瓦解。此其一, 其二,禁欲的戒律实际上是在对他们的宣传受众宣称:我们没有血缘继承人,不会成为你们的父系家族权力-财产控制体系的又一个竞争者。(我在《权力与乳房》一文中曾提出,父系家族是古代政治进程的主要动力和组织单元。)在十二世纪,英格兰教会屡次强化神职人员的独身戒律,主要动机是预防家族关系侵蚀教会的组织力。

abada:

如今人类个体通常在7岁能认识到死亡,并一度产生恐惧感 人类进化过程中,逐渐产生对死亡的认识,催生宗教,和追求流芳千古的艺术观念

辉格:

“对死亡的恐惧”用“价值A”即可解释,几乎跟没有解释一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