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要让摩托罗拉发力了？ 辉格 2012年12月25日 据《华尔街日报》得到的小道消息，谷歌正在和他的摩托罗拉部门筹划大动作，建立了一个X-phone项目，据说将在新产品上采用一些诸如柔性屏幕之类令人刮目的尖端技术，佩奇还激励摩托员工要有“大想法”，也许诺在销售和开发上提供强劲支持，另有消息称谷歌已向摩托派出数十名经理，希望借此促使其思维转变，摩托主管虽未确认上述传闻，但也承认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发新产品。 自从去年八月收购摩托之后，谷歌一直没什么动作，这大概也是因为合并的法律程序延宕日久，并购案今年二月才获美国与欧盟批准，五月获中国批准，此后，焦点又集中在内部结构改组上面，现在看来这一过程已基本完成，谷歌终于可以让摩托开始“做点事情”了。 看起来，谷歌新战略最突出的特点是高端定位，这可能是为了填补安卓阵营在高端市场的空缺，扭转安卓以价格取胜的形象，而安卓市场目前的几家领先制造商未能胜任这一角色，可能韩国台湾企业的资源优势原本就在中低端，而他们也不愿冒险改变自己的产品策略，所以谷歌转而寄望于摩托。 比起安卓阵营其他几家，摩托的禀赋特质看来也更能胜任这一角色，其产品定位原本就偏于高端（尽管差距不是很大），较少依靠低价策略，设计上肯下工夫，也有自己的想法，很少模仿跟风，品牌号召力虽与苹果不可同日而语，但至少可以给人一个不甘平庸的印象，这是进一步打造高端品牌形象的可信基础。 不过，作为一家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老牌企业，摩托的文化远不是激进和大胆的，因而离佩奇所期望的先锋激进路线恐怕还有不小距离，而且这条路线无论谁走都要冒很大的风险；从佩奇这边看，显然已决意不再让摩托继续作为独立实体，游离在谷歌整体战略之外，延续适合其特质的发展，而是要将其变成谷歌的有机部分，按谷歌的风格做谷歌想要做的东西了。 这当然是很大的冒险，但谷歌可能玩得起，不只是因为谷歌财大气粗，更因为摩托这个平台的成本已大幅降低了，实际上，在九十年代巅峰期过去、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历经七八次剥离和分拆，加上谷歌并购之后实施的裁员和外包转型，又于本月出售了机顶盒业务，摩托已瘦身为一家中型企业，未来大概只须保留几千名员工。 在这样的规模上，谷歌便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较为从容的玩些新花样，尝试些其他手机制造商迫于业绩压力而不愿尝试的前沿想法，最直接的效果，至少可以打破目前安卓市场模仿跟风、千机一面的同质化局面。 这条路线跟目前的Nexus系列的思路十分不同，Nexus可以视为配合每一个安卓版本而推荐的示范机型，谷歌通过它告诉制造商：要流畅运行新版操作系统，良好发挥其各项特性，需要什么样的硬件配置，成本结构又是如何，这样一个示范标杆，一方面让制造商有了方便的设计起点，而同时应用开发商也可以对硬件配置作出可靠的假定。 如果说Nexus是起点标杆的话，X-phone大概是想成为极限标杆，它想告诉制造商和消费者：假如我们最大胆的发挥设计想象力和运用技术潜力，可以做到什么样子；这么做当然要准备好一次次失败，但一次成功便可创造辉煌，为让这样的策略可以持续并能够负担，大概会像Nexus一样，在运营上事先不对销量做任何假定，推广更多凭借基于声誉和新技术魅力的口碑传播，渠道将更多借助低成本的裸机网络直销。 很明显，假如上述策略成功的话，最大的受害者将是苹果，不仅其在高端市场的份额会直接受挤压，更重要的是，“最酷者”的形象地位可能会因此而易手，而这一地位是苹果迄今为止最宝贵的资产，不过，在更多实际进展出现之前，眼下谈论这些前景还为时尚早。

【2012-12-24】 @P_Slacker: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项调查称：容易相处的员工，薪酬明显低于脾气不太好的员工。 @宮鈴_胡同台妹: 這是要大家脾氣壞一點嗎？ @局外人c的空间 应该的，所谓“二球”，在中国就很占便宜。请教@高利明 @whigzhou @whigzhou: 这种事情最好做跟踪研究，仅凭几个数字你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whigzhou: 可能之一：脾气差的晋升慢，因而比同等职位者年资长，所以工资高；可能之二：脾气差的失业率高，但没失业那些工资也偏高；可能之三：脾气差的闯祸多，同时工资也高，但净收益并不高；可能之四：坏脾气是一种特殊资源，可以帮老板解决某些特定问题，因而获得额外报酬…… @被打飞:最可能的是坏脾气但还能留下来的人要么有啥独门绝技，要么是老板二奶之类的沾亲带故，所以工资高。又没关系又没本事的自然脾气得好点－然后挣得也少。 @whigzhou: 嗯 @高利明:1和2的逻辑是不是有个隐含前提，“脾气差是一种劣势”？如果把脾气差与脾气好都视为竞争策略，选择脾气差这个策略的考量是什么？ @whigzhou: 各种性格类型应该都有策略起源，但错误搭配或情境变迁会让原本适应的策略变成劣势，坏脾气这个归类过于笼统，不同激怒条件和怒后反应组合起来是不同的策略 @whigzhou: 从策略角度看，“怒”本身只是个工具，只有被搭配组合进某个行为序列后才构成策略，用来虚张声势、恫吓、明确边界、报复、执行规则等  

让谷歌眼镜来挽救颈椎吧 辉格 2012年12月20日 最近在一次颈椎病的医疗技术研讨会上，一位骨科专家对近年来颈椎病在国内的上升势头提出了警告，据称成人发病率已升至17%，并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其中白领阶层尤为突出，发病率高达普通水平的6至9倍，该专家认为，手机和平板等手持信息终端的广泛使用，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这听起来是可信的，由于读写和文案处理等工作需要久坐伏案低头，因而长期以来就给白领的腰椎、颈椎、肩周、手腕等关节带来麻烦，如今信息终端应用从办公延伸到了消费领域，这些职业病也就随之而扩大为了生活方式病。 传统的纸质文档也需要伏案低头，但电脑和显示屏带来了新问题：它的通用性和多任务多窗口特征，不仅减少了头部转动，也让文档翻阅和任务切换所需要的手部动作变得极其单调，总之，使用电脑处理同样任务时，所需要的起坐、走动、翻找、整理、转动等等身体动作，都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只要愿意，白领们可以长时间僵坐不动，除了两颗眼珠和两根手指之外。 手持终端可能进一步加重了问题，它收窄了屏幕因而更减少了头部转动，而且在长时间使用时，它相对于眼睛的位置变得比电脑屏幕更低，因为长时间平持会让肩膀很累，人们更喜欢把它放在膝盖上或垂手持于腹前，特别是在地铁和公交车这种地方，阅读者缺乏肘部支撑，更倾向于这种姿势，于是更增加了颈部的负担。 随着手持智能终端的普及，其内容也日益丰富和吸引人，这种状况恐怕会持续一些年，不过人们大可不必为此而惊慌，甚或将其斥为“技术违背自然和人性”的又一个例子，技术与生产进步、生活方式的变迁，总是伴随着各种有害的副产品，这是文化演化的常态，新问题只能也总是会由技术和生产的继续进步来解决。 实际上，在职业病和生活方式病方面，传统农业社会的情况要比现代糟糕的多，旧时农民因长期负重行走，普遍患有静脉曲张，水稻区妇女则因为弯腰插秧而多患腰椎病，燃料性质、狭小居室和恶劣通风条件，也让呼吸道疾病很普遍；季节性生产和地区分工模式，也让农耕者比狩猎采集者更多依赖腌制食物，致癌物摄入更多，只是古人不知有癌症，而且寿命太短，多半来不及得癌症就死了。 影响最大的是，由于农业大幅改变了食物结构，也收窄了食谱，导致各种营养缺乏症，与狩猎采集时代相比，农耕者的营养和发育更差，身材更矮小，疾病更多，寿命更短；古代城市则情况更糟，因为交通技术落后，尽管古代城市规模远不及现代，居住密集度却更高，恶劣的卫生防疫条件导致高死亡率，结果城市历来就是人口黑洞，需要不断从外部补充才能维持其人口水平，现代城市虽也有类似效果，但那是因为低生育率，而不是高死亡率。 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已帮助人类解决了农耕技术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当然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但总体上人类的处境已大为改善，手持终端所带来的健康问题，本身也是人们为了获得其他改进、便利和享受而付出的代价，显然，他们这么选择是因为觉得收益超出了代价，或许事后他们会发现健康代价比预想的要高，但正因此人们在未来的选择也会基于新获得的信息而做出调整，惊恐是多余的。 而同时，对健康问题的关注会激励创新者寻找更好的技术，比如谷歌在今年六月的I/O大会上所演示的智能眼镜（[[Google Glass]]），其显示和语音操控模式，便有望将使用者的颈椎、腰椎和手腕从现有的受束缚姿态中解放出来，另外，像Kindle这样轻薄小巧的被动显示器，还有未来的柔性电子纸，也将让用户可以更自由的姿态阅读，可以相信，类似的改进在未来十年内就会陆续成为现实。  

人口的未来 辉格 2012年12月19日 【谈论人口首先要明确时间尺度】 观察人口问题的一个困难是时间尺度，人口趋势需要经历多个代际周期、在数百年或更大的跨度上，才能看出些可把握的特征，进而才可能谈论某些规律性，决定人口走向的各种因素，其变化反映到人口总量上，也存在很长的滞后期，而个人的生活经历只是这些变动周期中的很短一段，因而个体经验在这里没有多大用处。 这一困难在议论中更变成了混乱，因为貌似都在谈论同一个人口问题的人们，其实关心的是完全不同的方面，当你考虑人口趋势对就业、劳动力、医疗、养老、保险、生态压力，或者特定产业发展前景的影响，需要关心的是未来五年十年按年龄、性别、城乡、和社会状况等维度细分的某一群组的人口变动，而当你评价一项人口政策的长期影响，或试图从过去经验中得出某些普遍性结论，那五年十年就显得太短了。 【短期逆转已成定局，长期又会如何？】 对于前一类专注现实问题、并将眼光限于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事情其实已经很简单：只要看分年龄人口表就行了，由于各年龄段死亡率很稳定（尽管还会缓慢下降），而移民规模对中国这样的庞大人口可以忽略，高比例城市化的后果也已注定（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人孩子，只须按死亡率和就业年龄推算即可）；当然像收入结构和文化背景等维度上的细分还有待考察，但主要的数据都已摆在那里。 所以根本的争议只会发生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当我们从经验得出某些理论判断，并运用于比三十年更遥远的未来，或比个别国家更普遍的人类社会时，就需要重新检查我们的理论基础和逻辑链条，而不能仅凭已有的数据了。 许多人以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为依据，断言这将成为未来各国普遍趋势，因而乐观的认为全球人口增长将在一百亿附近得到遏制，这种看法尽管十分流行，但并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缺乏适当时间尺度上的历史经验支持，因为目前的低生育现象最多只持续了两代人。 【马尔萨斯的人口图景】 让我们暂且忘记种种复杂因素，先回到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的起点吧；人类首先是一种生物，而生物之成为生物的根本在于，它们会尽可能多的繁衍后代，所以正确的问题不是为何人要生育、人口会增长，相反，只有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停止增长才是需要解释的，那么，为何有些国家的人口趋势发生了逆转，当代低生育文化又从何而来？ 在马尔萨斯看来，限制人口增长的唯一因素是可获取的生存资料（主要是食物）数量，该数量由可利用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决定，它规定了人口增长的极限，在达到极限之前，人口会一直增长；每当人口接近极限时，就会以各种方式受到抑制，饥荒、瘟疫、战争等被动方式，或独身、晚婚、出家、溺婴等主动方式，这方面的现代改变是有了可靠避孕法，因而温和而人道的主动抑制可更多的代替痛苦惨烈的被动抑制。 当人类直接从环境获取食物时，极限水平直接由可获取的自然资源决定，当然技术进步可以扩大资源获取范围，比如弓箭让人类能够猎取大型动物，船舶让人类发现新大陆；在发明了农业和工业之后，人类通过生产过程间接获取食物，从而引入了生产率这个新变量；历史上，每次栖息地扩张和技术进步都将人口极限拉上一个台阶，导致一个持续增长期，然后又在新的极限上达到均衡并停滞下来。 影响人口极限的第三个因素是社会结构，假如少数权贵占有大量资源，并将其投入于非食物生产，那么同样的资源和技术条件所能供养的人口便低于其最大潜力，所以，同等条件下，资源分配更均匀的社会人口极限更高，马尔萨斯观察到，结构更为扁平的中国社会，比西欧封建社会拥有更密集的人口。 社会结构还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人口水平，拥有更多资源的富贵阶层为维持一种区别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会将自己的生育率限制在远低于其供养能力的水平，而且通过示范和模仿，他们的奢侈生活方式会瀑布式的逐级向下渗透，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习惯，从而拉低总的生育率。 不过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情况，有些奢侈消费品的生产只是利用了富余劳动力和无关食物生产的资源，而在人口接近极限时，劳动生产率也已降至极限，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所以仅当奢侈品生产挤压食物生产，或用食物出口从其他社会换取奢侈品时，社会结构才会影响人口极限。 【告别了马尔萨斯，但问题仍在】 直到工业革命之前，这幅图景还大致适用，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极大改变，以至于许多人宣称，马尔萨斯理论早已破产，至少过时了，经济学家如此宣称，主要理由是马尔萨斯的边际产出递减律是错误的，确实，边际产出并非总是递减，正如工业革命历史所展示的那样，当创新和技术进步快速接连发生时，边际产出完全可能持续递增，从而让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 然而，简单的拒斥马尔萨斯解决不了真正的困难，因为我们面临着十分现实的约束，假如技术进步果真放任人口按极限速率增长，即便不考虑生态均衡，不出五百年，地球的全部碳元素就都用于制造人体和食物了，就算届时人类已突破太空移民障碍，也终究会耗尽宇宙全部物质，所以无论如何人口必定会受到遏制，而事实上发达社会的人口也已经发生了逆转。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究竟哪些因素、以何种机制导致了人口逆转，这一机制是会长期持续，抑或只是局部或阶段性的？ 【城市化改变了什么？】 最显著的事实是，生育率总是随城市化而迅速下降，都市化程度越高，降得越厉害；但这很难算得上一种解释，它没有告诉我们人口转变的微观机制，为何人们一进入城市就不愿早生和多生孩子了？ 或许我们可以像加里·贝克尔那样用成本收益结构来分析生育决定，生育的代价首先是父母特别是母亲放弃自己的闲暇、消费、职业收入和事业追求，其次，假如已经有了孩子，再生一个就需要将有限资源（包括金钱、照顾和关爱）分摊到更多孩子身上，因而降低每个的养育质量。 现代城市在两方面都有大幅改变，它为妇女提供了更多职业机会，因而提高了其时间和劳动的机会成本，而且这些职业大多需要离家连续工作，相反，在传统社会的家庭农业中，农活可自行灵活安排，容易与育儿任务协调在一起，富裕家庭的妇女更完全脱离生产，专心育儿，甚至雇佣保姆和奶妈来提高育儿能力。 农村妇女常被严格局限在家庭生活中，而城市妇女更加独立自主，拥有更多个人空间，更多兴趣爱好和事业追求，因而更难以忍受被育儿责任束缚在家务之中；同时，城市父母对孩子未来发展状况的期望也更高，因而给自己施加了更高的育儿标准：更精心的照顾，更好的奶粉、衣服和玩具，更多的教育，这些都提高了每个孩子的抚养成本，使他们很难负担得起传统家庭那么多的孩子。 【缘何舍生育而求生活质量？】 经济学家或许可以满足于这样的解释，因为经济学将偏好视为给定的，然而从我们最初设定的生物学视角看，问题仍未得到回答：为何城市妇女更偏爱个人空间和生活质量？也偏爱更高的抚养标准？为何同样一群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之后，他们的偏好、价值观和对生活的期望，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若这些行为模式并不能为他们带来遗传收益，其存在基础又是什么？ 有人或许会说，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是人的本能，直觉上这似乎可以接受，但生物学上却难以成立，假如一种本能带不来遗传收益，反而会降低遗传收益（即让拥有它的个人比没有它时留下更少的后代），那这种本能就很奇怪，需要一个特别的解释，要么它曾经具有遗传价值，要么是另一种具有遗传价值的特征的副产品，要么是某种特定文化机制的产物。 前面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或许可以带来些提示，富贵阶层为保持其社会地位，将大量资源投入于维持一种奢侈昂贵的生活方式，这么做虽拉低了其婚内生育率，但可以在其他方面获得补偿：更高的子女存活率，儿子们更早也更容易娶到妻子，以及更多的私生子；这些补偿优势一两代内或许不明显，但重要的是它能长期维持家族地位，从而让小幅优势积累放大。 这一点可以对照西欧封建社会和阿拉伯游牧社会来看，西欧贵族生的少，但贵族地位和财产权可靠，且延续时间长，许多家族可追溯数百上千年而香火不绝，而阿拉伯游牧部落酋长生育率极高，但游牧社会缺乏契约和产权制度，势力更替频繁，家族地位很难长期延续，因而以低生育换取长期积累性优势不是好策略。 【性选择驱动下的地位竞赛？】 那么，难道现代城市人都把自己当贵族了吗？在价值起源上或许可以这么说，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社会相对固化封闭的社会结构，极大提升了社会流动性，如今，沿着身份和地位等级往上爬升的机会似乎向每个人开放了，只要有机会和能力，人们总是选择他能够负担得起的尽可能高阶体面的社会身份，和与之相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当他们为孩子们谋划和争取未来条件时，更是如此，即便他们自己已习惯并安于既有的地位身份，但只要可能，总是希望子女能进入更高的阶层。 这种向上爬的倾向或许已深植于人类的本性（无论是生物的或文化的），性选择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经验证据表明，财富和地位总是能帮助男性找到更好的配偶和更多的性机会（尽管在现代这未必能为他带来更多后代），它是女性选择长期配偶的头号指标，即便在选择短期配偶时，也是重要指标。 女性偏爱富贵者、努力“往上嫁”的策略，激励了男性对财富与权力展开永无休止的追逐竞赛，而一旦这样的竞赛习性养成，他们会不断开辟新战场并在其中决一胜负，分出高下，从权力争夺、战争、商场职场竞争，到体育竞技、学术、游戏，每个竞技场上，参赛者内心深处总是假定了一群女性观众和评价者，尽管他们未必意识到。 追求更高端体面的生活方式只是其中一个竞技场，现代人也只是延续了这场竞赛，但问题是，这场竞赛已丧失了遗传意义；在古代，由于1）缺乏避孕手段，2）女性被高度束缚在生儿育女的道德责任之中，3）社会流动性低，因而地位能被可靠的传给后代，4）溺婴等手段违背道德且与富贵者的身份不符，因而财富身份地位上的优势会自动转变为遗传优势。 而在现代社会，这一自动关系被切断了，人们仍在为财富、地位和权力而拼搏，并利用这些方面的优势寻求更多的性伴侣和性机会，而且由于社会的开放，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这么做，但这些已不再自动为他们带来更多后代了，相反，由于他们在这些原本只是手段而非目标的环节上投入了过多资源，能够负担的生育率反而更低了。 【背离遗传价值的文化何以维系？】 一种原本具有遗传优势的行为模式，在丧失该优势、甚至转变为劣势之后，仍可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该模式的遗传基础（如果有的话）需要多个世代才被清除出基因库，时间长短取决于其遗传劣势的大小（假如它导致绝育，就只须一个世代）。 假如该行为模式没有遗传基础而仅由观念所造就，经由文化而传播，那么它可能永远不会被清除，因为观念可以横向传播，一个不留下后代的人也可以把观念传给他人，并影响其行为，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包含了禁欲独身主义的观念体系和僧侣组织可以长期存在，因为通过观念传播，尽管僧侣都没有后代，但僧侣组织却可以从其他群体中不断吸纳新成员。 但是，以牺牲其载体的遗传收益为代价而传播的观念体系，尽管可以长期存在，却极少可能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并构成大部分人口的行为基础，这是因为，虽然观念是后天获得的，但影响个体是否接受特定观念的“易感性”可能具有遗传基础，并存在个体间差异，假如一种观念总是倾向于让对它易感的那些载体留下更少后代，长此以往，对它易感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其传播过程便成了一个不断消灭自身传播基础的过程。 很明显，这样的过程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此类观念系统只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而其所基于的易感性只是一些随机变异或其他具有遗传优势的特性的副产品，才能得以维持，正如独身禁欲主义在僧侣中的存在那样。 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当前城市低生育文化的主流地位能维持多久？我想这主要取决于与之竞争的替代文化的生育率优势，伊斯兰世界、印度教徒、儒家传统主义者、摩门教徒、新教再洗礼派，都拥有很高的生育率，其中许多还拥有很庞大的人口基数，他们将在未来几个世代成为全球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短则两三代，长则五六代，将最终在文化上取得主流地位，假如当前西方世界的主流生育文化不发生逆转的话。 【人口压力是坏事吗？】 除了时间尺度，人口争议中另一个带来混乱的地方是，许多人总是将马尔萨斯和人口控制、计划生育、生态主义，甚至生态末世论等等联系在一起，你一提马尔萨斯和人口压力，人们就当然的以为你在暗示赞成计划生育，或在兜售生态悲观主义论调，这是极大的误解，而这一误解很大程度上是60年代兴起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所造成的。 实际上，马尔萨斯并不将人口压力视为负面因素，更不是悲观主义的来源，相反，他将其视为推动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基本动力，这一点放到马尔萨斯的思想继承者达尔文的进化论视角中，就更加显明了：人口压力只是自然选择压力的一个特例，而选择压力当然是进化的基本动力，其持续作用也是个体复杂性和物种多样性的存在基础。 诚然，人口压力会造成各种苦难和悲剧，但正是这些苦难在激励人们不断设法克服它们，而正是这一过程推动了文明进步，正如痛苦让人们回避危险和伤害，饥饿感驱使人们寻找食物，性焦虑促使人们寻找配偶，并为此而谋求种种能给自己带来择偶优势的条件，同样，自卑和屈辱感激发人们力争出人头地，改善自己的地位处境，所有这些指引人们行为的心理机制，若追根溯源，都可找到生存繁衍的需要这一基础动力。 当然，在富裕社会或富裕阶层，生存压力会相对松弛，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因而也会更多样化、更难以预料，但这种松弛和漂变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和有限的，人口压力就像拉住风筝的那根线，最终会将其拉回进化的主轨道，若非如此，社会与文明的有序结构将随漂变而瓦解于混沌。 【以计划生育应对人口压力？】 由于受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误导，许多人将人口压力与资源耗竭、环境退化和生态灾难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种关系远非必然，人口增长会提高对资源的需求，但同时也让资源变得更稀缺，因而更宝贵，可是，一样东西怎么会因为它变得更宝贵而耗竭或退化呢？依常识，这不是会激励人们更加珍惜它、保护它、并努力寻找替代它的东西吗？ 区别在于相应的财产权是否得到建立，假如资源的财产权明确并得到法律的可靠保障，那么稀缺性只会让它更受珍惜，相反，若没有财产权，它就可能在一阵哄抢中被破坏殆尽，这就是常说的公地悲剧，所以，应对人口压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某些资源日益表现出其稀缺性的同时，建立起相应的财产权制度。 应对人口压力和资源稀缺性的另一条道路是由一个中央权威集中分配资源，并对需求和供给作出统一的计划规定，计划生育只是这种计划体制的一部分，这种体制需要赋予国家以空前的暴力和社会控制手段，放任其对个人实施极为严酷的强制，完全违背了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任何对个体价值和自由尚有一丝珍惜的人都无法容忍的做法。 正如哈耶克所论证的，试图借助集中计划来解决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无法处理分散信息的表达、获取、传递和计算问题，注定会失败，而历史经验也早已表明，计划体制将带来极大的无效率和社会灾难，相反，财产权和价格机制已经在其漫长历史上向人们展示了其处理稀缺性问题的能力。 只要相应的财产权能够建立，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与生态压力便会经价格信号而传递到正在做生育决定的个体，让他们对生育的后果——自身的抚养负担、孩子的幸福和未来处境——作出恰当的权衡，只要他们不去偷抢别人拥有的资源，抚养负担是否太重，又何须旁人替他操心？  

无人机改变了战争伦理吗？ 辉格 2012年12月18日 在撤军前景明朗之后，美国便开始在反恐战场上扩大无人机的使用，特别是在2008年部署了威力远大于第一代无人攻击机（[[UCAV]]）[[MQ-1]]的[[MQ-9]]后，UCAV俨然已成为空中打击的主力，达到了数百架的机队部署，每年执行几万次飞行，杀死数百敌人的可观规模，而在巴基斯坦、索马里、也门等没有正式出兵的地区，美军更完全依赖无人机执行任务。 在反恐这样的非对称战场上，MQ-9正在代替[[F-16]]的地位，许多F-16飞行员已被重新训练为MQ-1/9操作员，实际上，在无须考虑防空突破和空中格斗的非对称条件下，MQ-9完全能够胜任此前由F-16执行的任务；所以当这一能力被事实验证之后，许多国家军方都开始调整战略，采购部署UCAV或开发自己的类似系统。 于是也就引发了许多争议，认为无人机的出现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让拥有技术优势的一方可以安全的躲在基地里，像玩电子游戏那样追杀几万公里之外的敌人，而这可能让攻击一方变得不负责任，如此也模糊了战斗与暗杀的界线，有人甚而认为这种变化令既有的战争伦理和规范变得无效，因而需要寻找建立新的规范。 这种看法有些道理，武器，无论是攻击性还是防御性的，确实会改变战争伦理，比如当武器需要双方人员近距离接触时，接触过程通常会自动揭示出双方意图，逐户搜索时遭遇冷枪，即可认为对方持有敌意，而自我保存的需要也当然的赋予了一方反击的权利。 但远程攻击武器切断了双方互动和对话的路径，这样规范就应对攻击方施加更多审慎甄别的义务；再如核导弹这样可一击灭国的超级武器，给了敌对邻国以先发制人的正当性；类似的，当一方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时，就会被赋予更多责任去避免战区发生灾难性的社会崩溃和人道悲剧。 但无人机并未带来新的伦理问题，它只是延续了远程非接触攻击所带来的问题，而后者已很古老，既有规范也早已作出了调适；MQ-9之所以能够在反恐战场上所向无敌，是因为敌方完全没有防空和空战能力，可既然如此，用有人攻击机甚至直升机其实也很安全，UCAV当然更安全了，但并不比早先的无人侦察机加巡航导弹更安全。 让攻击方变得更安全的伦理后果是双面的，这可能会增加攻击次数，但也有许多正面后果，操作者在更冷静的状态下能更好的遵守战斗规则，避免因惊慌紧张和情绪失控而导致的误伤；同时，将大批士兵留在本土，也可避免因军纪问题或文化隔阂而与当地居民发生的冲突。 因此，规范的发展应着重于两个方面：约束攻击次数，攻击者需要说明每次攻击都是必要且合理的，其次是制订更细致的战斗规则，剔除原先出于自我保存需要的授权，并对原先交给士兵现场自行判断的情形作出规范，因为现在士兵对现场的感知和反应和以前不同了；而确保这些规范得以落实的最重要前提是信息透明，好在，一次攻击得到公开报道的机会，并不会因它由无人机实施而减少。 至于战斗与暗杀界线的模糊，则根本与无人机没关系，这是对方刻意混淆军民身份的游击战术的后果，反恐方之所以需要采用看起来像暗杀的定点清除和“特征攻击”打击方式，是因为恐怖分子总是故意伪装成或混迹于平民之中，以平民作肉盾掩护；而攻击方为减少误伤，才发展出了这种结合了高强度侦察和精确打击的方式，这是很大的进步，而且此前用有人驾驶机同样可以实施。 在过去，游击战术让坚持正规战的一方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们既要承担避免平民伤亡的责任，还要防范无处不在难以辨别的攻击者，无人机的精确性和安全性只是将这一不对称局面稍稍矫正了一些而已。 实际上，无人机的主要影响并不是在战争伦理上，而是在政治上，它大幅降低了美国在海外实施军事行动的国内和国际障碍，在国内，更低的伤亡率和战场心理代价，让政治家轻易躲开了反战浪潮，在国际，也避免了以往美军军靴踏上外国土地时都会遭遇的政治反弹和民族主义情绪，这将帮助美国在撤军的同时继续反恐战争，尽管还不足以重建当地秩序，至少可以遏制恐怖武装继续扩张。  

【2012-12-16】 有人在知乎上问：在民主的公共决策中应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权益？ @whigzhou: 1）由宪法原则和违宪诉讼/审查机制确保其当真有必要成为公共事务； 2）“公共性”有很多层面，从社区、村镇、城市，到地区、国家、国际，一件事情即便必须作为公共事务来处理，也应尽可能在最低的“公共”层次上，能在村镇水平处理就别在国家层面处理； 3）公共决策机制本身应在事先经参与者同意，并通过个人间的契约而获得其合法性； 4）在所有层次上保留退出的权利；  

【2012-12-15】 @whigzhou: #饭文#城市排外情绪不可助长 http://t.cn/zjSSOyf ……近年来，在几大都市中，一股排斥甚至仇视外地移居者的情绪正在悄然生长，尽管还算不上主流，但已颇成气候，而且看来正在获得政策影响力，这是个不祥的信号；那些叫嚣“外地蝗虫滚出上海”的户口本迷恋者，忘记了一个道理，若没有过去几十年的…… @高利明:辉总怎么看待户籍制度？ @whigzhou: 徒增扰耳 @高利明:还请开示一二 @whigzhou: 它给民众制造那么多麻烦，带来那么高行政开销，产生什么好处了吗？其残余的功能就是为民众利用某些资源和机会设置地域障碍，而这些资源和机会本就不该由政府控制，不是吗？ @whigzhou: 它对当局的另一个价值是，可以用来对体制外人群进行牵制，因为它可以在必要时给你制造麻烦 @只配抬杠:转。但不同意说地方设立门槛的举措不具合法性，这也不符合先进社会的实践结果。 @whigzhou: 它未经当地居民同意而强行限制了他们的交易对象，哪来的合法性？ @蜀云许泽人:即使是自治社区如美国市镇，也不会排斥外人。所谓外人，无非是融入的先后。关键看是否为社区做贡献，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唯户口论者不过是挤车一族：一边庆幸自己的幸运；一边怨恨车外的人还在挤 @whigzhou: 不要轻易下结论，你可以找一个Amish或Hutterite村子，看他们会不会把房子租给你 @Victor_Tianlong:那是另一回事 可以在地契里面限制未来的交易对象 AMISH要卖也被祖宗限制了 这叫DEAD MAN CONTROL @whigzhou: 遗嘱信托和限嗣继承也是实现自治的一种方式嘛 @旁观用: 辉格sir，在你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若交易时规定了永久性的限制条件，是不是就永远无法更改了？比如我卖地条件是其中一块墓碑不可拆移，合同规定买家转手时也必须加上这条限制，是不是这个限制条件就永远无法更改了 @whigzhou: 这问题很困难 @whigzhou: 让死人意志永久有效，无疑是不可行的，这样随着时间推移，会让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置于古人意志的桎梏之下，但完全取消遗嘱信托的法律地位，好像也难以接受，这会降低活人的创造激励，也会让激励短期化，我想这应该由法官视情形而定吧，法律经济学分析可以帮助他们做出恰当判断 @whigzhou: 其实多数情况下不会导致资源黑洞的结果，因为受托人通常会随情况变化做出调整，而且除非存在确定受益人，没人能阻止他调整，好像唯一会出现黑洞的是土地这种数量给定的资源，所以限嗣继承遭到反对 @whigzhou: 土地确实不能永远让死人控制，否则系统可能会崩溃的，比如每代人都有些富豪购买土地并以信托设立熊猫保护区，长此以往，几百年后地球都是熊猫的地盘了 @旁观用:多谢～这种判断更适合由法官还是陪审团来做呢？ @whigzhou: 整个司法过程，我某旧帖里总结了该过程的特征：具体而直接的利益关切与诉求者、对立的证据呈现、对等的抗辩与质证、中立的倾听者、独立于政治派系的裁决者、基于众多分散案例的试错和反馈、渐进的惯例形成、修正和废弃 http://t.cn/zjSfxPV  

城市排外情绪不可助长 辉格 2012年12月11日 半年多来在微博上主张异地考试和入学权利的占海特，因为全家与观点相异者约辩而突遭横祸，先是父亲被警方拘捕，接着房东又在警方和居委会压力下要求收房，不仅学没上成，眼看着全家要被逐出上海；警方对此事的处理颇不明智，硬把一场民间和平争议变成了官民冲突，而且惩罚约辩双方中的一方，是对另一方的鼓励，是在助长后者所表现出的蛮横无理和极具攻击性的排外情绪。 近年来，在几大都市中，一股排斥甚至仇视外地移居者的情绪正在悄然生长，尽管还算不上主流，但已颇成气候，而且看来正在获得政策影响力，这是个不祥的信号；那些叫嚣“外地蝗虫滚出上海”的户口本迷恋者，忘记了一个道理，若没有过去几十年的地区间市场开放和人口自由流动，就不会有这些大都市今天的繁荣，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这一繁荣的受益者。 上述繁荣大幅提升了各种地方性资源的市场价值，包括土地、就业机会、人脉资源、信息资源和语言优势，当然，确实可能有一些人，恰好不拥有或未能恰当利用上述任何一种资源，而同时却承受了更高的消费价格和生活成本，但那是极个别的，而且多半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决策，挥霍或错失了曾经拥有的机会。 每个社会都会有一些失败者，但即便是失败者，大都市失败者的处境也要比乡村和城镇失败者的好得多，这也是为何最贫困者大都宁愿挤在大城市贫民窟而不是流落到乡镇和小城市的缘故；不过，可以相信，那些鼓吹排外的人，多半倒并非失败者，他们只是习惯性的作出了错误归因，把改善都归因于自己的禀赋、努力、明智和好运气，而把承受的代价都归因于他所不喜欢的变化和新事物。 一种为排外主张辩护的理由是，一个地区的居民有权阻止外人进入他们的领地，正如国家可以建立边境管制而阻止外国人进入；假如城市是由居民基于业主权利通过订立契约而建立的自治社区组织，它这么做确实有其正当性，但国内城市的制度背景与之风马牛不相及，那里既没有业主自治组织，也没有排他性的业主契约，实际上那里的居民根本没有完整的业主资格，这些城市只是些政府所划分的行政区域而已。 至于引起纷争的外来移居者对当地公共资源的挤占，同样不能成为排外的理由，这些资源是由纳税人所缴纳的税金而不是由业主按其产权份额缴纳的物业费所建立和维持的，而外来居民同样是当地的纳税人，而且税负是依收入和经营规模而分摊，并非依户口本按人头征收，因而外来者有着完全正当的理由，要求获得使用这些资源的同等机会。 当然，假如国内城市曾拥有另一种制度背景，或者未来获得另一种制度发展的机会，那或许会出现一些具有强烈排外倾向的文化保守型城市，比如在业主契约里规定业主不得向不符合某些条件的外人出售或出租房屋，学校不得接受社区外学生，企业不得雇佣社区外雇员，等等，此类规定虽限制了居民的选择机会，但这种限制是他们在订立契约时自愿接受的，因而不失其正当性。 但很明显，选择此种制度的城市注定是小型的，不可能发展为拥有数百上千万人口的繁荣都市，而一旦城市已经发展到这样的规模，它再也没有机会退回到封闭排外状态了，因为众多受益于其繁荣开放的居民不会答应；封闭保守社区有其价值，也是多元开放社会的一部分，它可以为那些因宗教或价值观的理由而对居住环境有着特殊偏好的人们提供一个文化避难所。 实际上，尽管我们听到许多对外地人挤占教育资源的抱怨，却从未听到有人抱怨外人挤占餐馆座位，这是因为办学机会的不开放，教育资源的供给因制度障碍而未能对需求的迅猛增长做出反应，也是因为教育资源由政府所垄断和支配，因而无端制造了不必要的排外情绪，假如教育资源像餐馆座位一样由市场机制创造和分配，人们也就同样找不到抱怨的理由。  

（按：这是两个月前为某报的一个“2030年展望”系列写的专稿，不过最后未被采用） 冷却时代的文化禀赋 辉格 2012年10月9日 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处于中间年龄段的人所主导，所以若我们想对二十年后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有所预见，最直接而可靠的线索，将来自对出生于1985到2005年之间的这组人口的了解，他们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处境，以及人口的内在结构和空间分布，构成了我们考察未来社会形态的思考基础。 从数量上看，这代人恰好处于年龄段人口绝对数的快速下行段上，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着日益宽松的资源条件，无论在求学、求职、购房等方面，都将获得父兄辈所腾出的大量资源；当然，这一过程也将伴随着非人力资产的贬值，但因此而受损的是那些资产组成中非人力资产占了多数的人，而对整个社会，资源压力将大为减轻。 空间上，除非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革，特别是土地和社区治理方面的制度变革，人口从乡村向城市尤其是少数大都市集中、从中西部向东部迁移的趋势，在这20年中仍将持续，留在本地的人口也将沿交通网络的层次结构向上流动，这意味着村庄将继续大批消失，甚至非宜耕地区的乡镇也将减少，县城虽可维持规模，但人口组成将被村镇移民所替换，而在东部沿海特别是北上广三大都市区，城市将连接成片，市区与郊区的边界将日益模糊。 社会结构上，这代人绝大多数不会选择务农，也基本上没有从事农业的经历，尽管其中许多在农村出生和长大，但很少会选择在那里安家，尽管眼下那里还有个老家，但随着祖辈的故去和父母辈进城，这些农村老家也将逐渐消逝，到那时，乡村生活将成为他们的遥远记忆，农业将只是一个产业、一门生意而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乡村也只是观光休闲的去处。 资源压力放松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竞争强度的降低，人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在享受生活和追求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上面，而不再需要像他们的父祖辈那样苦苦谋求生计，也更少为在一个陌生而不确定的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和角色而焦虑，他们的心态将更加平和，或许在他们眼里，父兄们活得实在太累了。 这一转变不仅是因为社会压力的放松，也体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完成之后自然结果；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动荡，人们突然进入一种陌生的社会环境，需要在其中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为自己寻找新的位置，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身份认同、甚至消费趣味，同时，眼看许多人白手起家成功发达，似乎自己也有众多机会，却又不知该如何把握。 所以转型总是伴随着高度的个人焦虑和社会紧张，对于整个社会，转型仍在继续，然而对于新生代，这个阶段已经过去；解除社会焦虑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其最显著的表现是，人们将更多的“为自己而活着”，而在焦虑的驱动下，人们做许多事情的时候，常常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只知道别人都这么做。 因为当你在一个陌生环境下必须从头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又不知该怎么做时，最自然的选择就是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所以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转型期，人们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一窝蜂、扎堆攀比和千篇一律的倾向，在一个镇上，富人们买的车常常都是一个牌子，盖得房子都是一个样子，装修风格也很雷同，甚至抽的烟、喝的酒、听的歌也都一样。 那些年，每隔一阵就会突然掀起一股攀比风，攀比的对象无奇不有，盖房子、买车、养狗、包二奶、品红酒，一群之前丝毫没有表现出艺术趣味的人，会突然之间变成音响或摄影的发烧友，在他们嘴里，你常听到的是“这个很时髦、很流行、很新潮、很有品、很in、很有腔调、很有范儿”，却唯独听不到“我很喜欢、我觉得不错”，或者就算听到也很快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最有趣的是，甚至当人们想努力表现出个性时，也不知该怎么办，只好一窝蜂的去追捧和模仿某个他们认为很有个性的偶像，或者给自己装点上一些据说会让你显得很有个性的符号；不仅消费行为，在教育、职业选择、择偶偏好、抚养子女的方式和标准等等涉及整个生活安排的方方面面，人们都在迷茫中急切的追问：怎样才是合适的？而答案将从模仿和步调协同所产生的潮流中浮现。 这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当然，变化仍将继续，而模仿、攀比、潮流仍将是文化演化的基本途径，但转型期的高压一旦释放，演化将已更常规的节奏进行，新生代看待生活与工作的态度，他们的偏好、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将更为多样化，而被追捧和模仿的偶像和权威的地位也将被削弱，特别是在社会竞争压力不再那么巨大时，人们无须再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担心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不过，上述对比并非暗示某种高下优劣之分，实际上，除了由生存繁衍本能所直接驱动之外，偏好和价值观总是来自模仿、习得和协同，那些完全偏离了生物本能和文化渊源的偏好，诸如自残和嗜粪，通常会被视为离奇古怪甚至变态的，不会获得赞誉。 当你认为自己“发自内心的真正”喜欢某种事物或热爱某项事业时，这种偏爱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内心凭空而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凭空产生偏好的“内心”，之所以让你觉得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或许只是因为进化已将它们植入你的本能，或者你在童年时期便已从文化中习得。 也就是说，这些偏好和价值同样是习得的，不过是在早期无意识的习得了，因而没有让你感觉到是在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相反，当面临陌生环境的成年人不得不刻意的去模仿和跟随他人时，他们（以及旁观他们的人）才感觉到活得太累，是在为他人而活，粗俗点说，当第一代白领品尝红酒时，他们可能是在装Ｘ，当他们的子女们也开始品尝红酒时，他们是在品味文化。 压力松弛和焦虑解除的后果，除了改变消费行为之外，同样会表现在创业、艺术、科学等活动上，由于新生代更少需要为生计而担忧，更未品尝过受冻挨饿的滋味，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时会较少受直接的功利性考虑影响，也较容易摆脱父母亲友的期望，以及旁人评价和主流价值观的束缚，更多价值上的自主和自信。 这将有利于这些领域内专业价值观的形成，这也是我们在西方文化经历中所看到的情况，所谓专业价值观，就是将某项专业技艺——诸如下棋、表演、艺术创作、科学发现——本身视为终极价值，而不去考虑它们能带来别的什么好处，这种价值观在一个人人为生计而发愁的贫困社会是很难存在的，过去乃至现在，我们常听到人们问：这能当饭吃吗？ 另一个因素也可能强化这一倾向，就是婚姻和家庭的瓦解趋势，单身和晚婚者的增加也将推动专业价值观的扩张，在西方，社会变得像如今这么富裕之前，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是单身的，这是因为非功利性的事业追求与养家糊口是对立的选择，在生存压力减轻之后，女性将更有能力单独抚养孩子，同时，婚姻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将诱使男性远离婚姻，转而寻求短期关系和非婚姻的养育模式。 不过，价值多样化、更加自主的创造性活动、基于专业价值观的事业追求，种种这些都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制度环境，可见未来恐怕难以获得，所以，尽管新生代中有此心的人将大量增加，但他们很难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因而移民潮仍将延续，并不会因为国内生存压力的减轻而逆转，相反，生存压力减轻反而让人们对创造性活动和它所需要的自由空间产生更强烈的需求。 为下一代文化确立基调的另一个因素，是城市化所带来的流动性和相应的社会结构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将生活和工作在非出生地，他们与之交往并在其中形成文化认同的，将更多的从亲属、邻居、发小、同乡，变成同学、同事、同好，亚文化的区分因而将更少受血缘和地理关系的限制，大都市区以下层次的地方文化将日渐趋消失，除粤语之外，非官话系的小语种正加速灭绝，而同时，白领阶层将拥有更多英语人口，这样，今后的亚文化将在阶层和领域之间垂直分化。 如此形成的多层次文化结构是广度不对称的，越向上层越少受地理局限，对于个人而言，摆脱地理局限而进入某一亚文化的能力，将取决于教育程度、英语能力、跨地区更换工作和居所的能力，以及利用互联网的能力和深度，很明显，在所有这些方面，新生代比上一代都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有望看到一个在地理上更加统一、而同时在阶层、事业领域和兴趣面上更多垂直细分的文化结构。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西方的现代化经历可以为我们展望未来文化进程带来一些提示，但我们正在经历的，远远不是一次类似的重演，其中差别，除了制度背景和城市化的速度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转型与人口逆转的叠加，欧美国家在完成转型之后，人口增长仍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许多国家生育率从未降到替代水平之下，而在这里，转型与人口逆转同时发生，其后半段将与关键年龄段的人口缩减期重合，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与日韩的经历也只是稍稍接近。 所以，我们尚缺乏历史经验来预料这种人口局面下的文化走向，不过猜测起来，这样一个冷却时代的社会，大概会有一种宽松温和的、具有保守倾向的文化，况且当前的制度环境也不大能够容纳更活跃、更激荡、更富进取性的文化，而同时，始终敞开着的移民机会，也会将那些不甘现状、更富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人不断排除出去，这恐怕是人们从未想象过、但如今不得不准备好去面对的局面。  

【2012-12-10】 @whigzhou: 中外公知合着伙儿要把莫言逼成另一个女神，人家就是不肯配合，公知们就跳脚了，可是人家没这义务不是？其实得了这块招牌，转型做女神也不是什么难事，可人家就是不好这口不行啊，草，以前对莫言没什么了解，这下倒觉得此人有点风骨。 @sanqia:不好这口可以，拒绝表态不就行了。但他的回答已经可以说是在粉饰现实了吧。 @whigzhou: “粉饰”，怎么粉饰了？是主持人自己问题问的傻逼吧？很多作家在牢里——作家为啥不能在牢里？要是有人这么问我，我的反应也会是这样 @sanqia:这个问题是针对因言获罪者群体，不难领会吧。考虑到前任中国诺奖得主跟他是同行，我认为问得很合情理，并不过分。 @whigzhou: 你不直截了当问，他有何义务替你脑补？况且他本来就已表态不愿谈论这事 @十三團o:作為職業為小說家且獲諾獎的莫言，其公眾形象之政治角色的權重值當然暴漲，尤其在極權下之我們這兒，為何不能對其關涉政治比如新聞檢查的言論、進行評判？、單就政治場域的角色言，張藝謀莫言等，就是奴性化的 @whigzhou: 总结的好，总之一出名就天命昭昭兴亡有责表率楷模咯，个人就是个屁咯 @sanqia:如果他回答作为个人，我并不关心其他群体，哪怕是同行的生存状态，他们和我的创作生活无关。你应该很满意吧 @whigzhou: 满意啊，我也不关心我的同行的生存状态（除了希望他们都丢饭碗），他们跟我的写作生活也无关 @whigzhou: #猫#被我罚禁食晚饭一顿，他竟然不肯跟着我喊“立即释鲂放悢心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