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1月发表的文章(17)

饭文#P6: 火车票分销业务可先行开放

(不好意思,方案又变了,谁让我立场这么不坚定呢,切)

火车票分销业务可先行开放
辉格
2011年1月21日

每年这个时候,春运和火车票难买的问题都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铁道部年复一年的承诺将解决买票困境,但承诺的一再重复证明了他们并未找出方案,数千万旅客的无数时间、精力和过年好心情,仍被无谓的耗散在嘈杂拥挤、风雪严寒和乏味绝望的排队之中,而观察家们,也仍在为该不该放开车票价格而争执不下。

作为躲过市场化改革的少数幸存者之一,铁老大和油老虎、电老虎一样,因其行政性垄断地位所带来的低效率和不对称市场地位,而广受消费者诟(more...)

标签: | | | |
1560
(不好意思,方案又变了,谁让我立场这么不坚定呢,切) 火车票分销业务可先行开放 辉格 2011年1月21日 每年这个时候,春运和火车票难买的问题都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铁道部年复一年的承诺将解决买票困境,但承诺的一再重复证明了他们并未找出方案,数千万旅客的无数时间、精力和过年好心情,仍被无谓的耗散在嘈杂拥挤、风雪严寒和乏味绝望的排队之中,而观察家们,也仍在为该不该放开车票价格而争执不下。 作为躲过市场化改革的少数幸存者之一,铁老大和油老虎、电老虎一样,因其行政性垄断地位所带来的低效率和不对称市场地位,而广受消费者诟病,而在这些垄断国企中,铁路最完整的保留了计划体制;理想情况下,通过市场化和民营化改造引入竞争机制,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如同其他行业改革一样,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在此之前,有没有其他选择呢? 许多经济学家都论证过,放开票价限制即可避免排队带来的无谓损耗,如他们所指出,价格限制虽然部分剥夺了铁路的垄断租金,但被剥夺的租金却并未被消费者所获得,而是耗散在漫长艰辛的排队中了,这是双输的局面;放开价格唯一损害的是黄牛的利益,但黄牛利益原本就没有法律保障,也没人主张要保护黄牛权利。 这一论证完全正确,问题是,开放价格所避免的无谓损失,全都变成了国企的垄断租金,消费者不用再排队,但支付了高票价,并未由此获益,如此,公众为何要支持这一政策呢?我们知道,设立公共企业的目的不是获取利润,而是为公众提供更好更廉价的服务,所以,国企凭借行政性垄断地位而获取的每一分垄断租金,在道义上都是不可取的,只要存在可行的途径,自然应返还给消费者或纳税人。 首先,可以剥离铁路的分销权,并将一级市场的票价冻结在现有水平上,将每个车次的车票按冻结价格分配给数十家民营票务公司,由后者以自主定价在二级市场上销售;分销权的剥离消除了铁路通过价格策略榨取消费者剩余的可能性,从而部分剥夺了垄断租金;这类似于现有的房地产市场,尽管土地一级市场仍是供方垄断的,但二级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相对于产销一体垄断的计划体制显然是个进步。 但是分销权的剥离只能部分地消除垄断租金,大部分租金将以一二级市场差价的形式落入分销商的口袋,这显然会让民众感觉不公平(尽管比由铁路一家拿走要公平的多);所以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剩余的租金取出来返还给民众,这就涉及到分销权如何分配了。 最直观的办法是凭身份证全民抽签,抽中者可自由转让,不过这一做法太过娱乐性,政治上很难获得公众赞同;另一个办法是拍卖分销权,将垄断租金转为拍卖所得,并通过抵免税收返还给纳税人,但这一方案所依赖的税收透明性和立法约束,目前还不存在,因而难以让公众相信,剥夺下来的租金果真被返还了。 更省力也更容易被接受的方案,是让分销商以提供服务优惠的方式自动把租金吐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获得分销权的机会和提供服务优惠的激励之间建立关系;比如,可以采用这样的分配机制:各大航空公司和公路/水路客运公司,或他们所组成的联合体,凡上年度客运总人次超出规定限额者,可按其客运量获得相应份额的分销权。 这样,分销商虽可从火车票差价中获得垄断租金,但他们为了获得分销权,将竞相压低其他客运方式的价格;最终,由于铁路以外的客运业是充分竞争的,在均衡点上,垄断租金将以改善客运服务或价格优惠的形式完全返还给消费者;实际上,这一方案通过激励关联,将铁路以外客运业的竞争性传导进了铁路客运。 政府投入巨资修建铁路并限制车票价格,想必不是仅仅为了帮助那些偏爱坐火车的人,而是为了整体上改善全体民众的出行条件;但以目前的制度安排,对铁路的巨额补贴并未能全部转变为民众的出行便利,而多半浪费在排队的艰辛之中了;上述方案,可以把对铁路的财政补贴均匀分摊到了各种交通工具上,不仅消除了排队,也会将客流更均衡的引导至各种出行方式中。
团购是昙花,团练才是王道

团购是个好东西,但那只是消费者和商家的好东西,前者血拼的很爽,后者多了个实施价格歧视的简易工具,但对于运营商,它并不是很好的商业模式,因为你很难用它来构筑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或者说很难建立排他性,至少我现在还没看出来,这种排他性会如何建立。

这样看来,团购可能只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它会推动消费者和商家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团购风潮刮过之后,整个零售/服务业的面貌或许会大为改观,但它本身却未必能发展成一个诱人而富有想象空间的产业。

依我看,更有意思的东西,是团练,我用这个词来命名这样一种未来的商业模式:一群人通(more...)

标签: | | | |
1558
团购是个好东西,但那只是消费者和商家的好东西,前者血拼的很爽,后者多了个实施价格歧视的简易工具,但对于运营商,它并不是很好的商业模式,因为你很难用它来构筑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或者说很难建立排他性,至少我现在还没看出来,这种排他性会如何建立。 这样看来,团购可能只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它会推动消费者和商家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团购风潮刮过之后,整个零售/服务业的面貌或许会大为改观,但它本身却未必能发展成一个诱人而富有想象空间的产业。 依我看,更有意思的东西,是团练,我用这个词来命名这样一种未来的商业模式:一群人通过SNS或者其他网络途径凑在一起,不仅仅是购买一种已经存在的商品/服务,而是提出一种需求,进而触发一个经由设计/参与/组织/生产/分享、最终满足这一需求的过程,显然,团购只是它的一个很初级的特例。 在此过程中,运营商可以起这样的作用: 1)把一群有着共同偏好的人凑在一起,比如他们都对家居用品很在意; 2)提供一种机制让需求在互动中涌现出来,容易想到的是,新需求的涌现往往是出于对旧产品的共同不满,比如许多人都觉得现在的电源插座有许多不便之处; 3)提供一种机制让有想法的人提供产品创意和改良设计,或许很多人都有改良插座的想法,但很少有人会真的动手,因为他很难指望找到厂家来生产它,规模经济门槛和信息障碍会杀死绝大部分创新念头,而团练的机会就在这里; 4)一旦某种设计获得足够多的预订者,就开始招募制造商来生产,当然,从概念设计到最终工艺可能会有多个角色参与;这个环节上你或许瞥见了些众包的影子? 5)运营商需要为上述整个过程中,利益如何分配,权利/责任如何分割,提供一个清晰易懂的机制,特别是激励回路的设计是关键; 这才是真正革命性的商业模式,它将彻底改变整条整条的产业链,淘宝的发展已经培植了一大批淘宝工厂,团练也同样会培植出一大批团练设计师和团练作坊。
火车票:阻值耗散 vs 国企利润

如此热门的话题,本不想多嘴,不过既然提起了,还是说说透吧。

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做避免租值耗散的同时,剥夺国企的垄断利润。

所谓租值耗散,是指某人原本可获得的资源租金,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获得,而同时没有任何人因此而获益,即,有人付出了代价(排队),但这一代价并未以对价支付给任何人,经济学家将这种代价叫做“无谓成本”;按定义,这是帕累托退化,这样的状态就是帕累托无效率,因而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火车票限价剥夺了铁道部在自由定价条件下本可获得的部分垄断租金,但消费者并未因此获益,因为低票价的好处被限价所带来的排队成本抵消了。

所以,取消限价即可避免租值耗散,因而是帕累托改进。(当然,仅当不考虑黄牛时,放开价格才是常规定义的帕累托改进,因为放开价格至少减损了黄牛们的利益,但是,一般认为,黄牛并不拥有倒卖车票的合法权利,其利益不值得考虑,因而,按 标签: | | | | |

1555
如此热门的话题,本不想多嘴,不过既然提起了,还是说说透吧。 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做避免租值耗散的同时,剥夺国企的垄断利润。 所谓租值耗散,是指某人原本可获得的资源租金,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获得,而同时没有任何人因此而获益,即,有人付出了代价(排队),但这一代价并未以对价支付给任何人,经济学家将这种代价叫做“无谓成本”;按定义,这是帕累托退化,这样的状态就是帕累托无效率,因而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火车票限价剥夺了铁道部在自由定价条件下本可获得的部分垄断租金,但消费者并未因此获益,因为低票价的好处被限价所带来的排队成本抵消了。 所以,取消限价即可避免租值耗散,因而是帕累托改进。(当然,仅当不考虑黄牛时,放开价格才是常规定义的帕累托改进,因为放开价格至少减损了黄牛们的利益,但是,一般认为,黄牛并不拥有倒卖车票的合法权利,其利益不值得考虑,因而,按我的修正定义,考虑黄牛存在的情况下,放开价格也是帕累托改进。) 问题是,若简单开放价格,如此避免的租值耗散,全部转变成了铁道部的垄断利润,有朋友问,这有啥不好吗?当然,我不主张反垄断,也不主张剥夺垄断利润,更不觉得价格歧视和剥夺消费者剩余是什么坏事(参见《垄断是竞争的同义词》),我唯一反对的垄断是基于行政权力的垄断。 我承认,在这里我引入了自己的价值观,未加说明,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读者大概都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即:国企赚钱让我不爽,若这份钱假如它不赚就能让我和与我处境相同者获益的话,那么它赚这份钱就更让我不爽,用姜文句式说就是:不让它赚到这样的钱对我很重要。 这样,题目的就有了另一个目标:如何剥夺国企利润并让消费者因此获益,因而问题可以转变为:如何将那些正在耗散的租值打捞出来并分给消费者? 昨天我提出了一个方案,之所以认为该方案优于简单开放价格,是因为它可以剥夺铁道部实施价格歧视的能力,从而部分剥夺它的垄断租金,当然,仍有部分租金以零售权拍卖所得的形式落到了政府手里,所以,我又附近了一个摸奖条款。 刚刚又想了想,可以再改进一下,不妨把摸奖移到零售权分配环节,直接按身份证号摇奖,或者随体育/福利彩票配奖,每个中奖者获得比如1%的零售权,为预防漏领,可以多摇两倍名额做候补。 哈哈,这个方案不仅在技术上很好,而且很有娱乐性,全民同乐,可给过年增添节日气氛。
身份、生活方式与消费离散性

关于消费离散性,Bear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看法:

消费为什么会离散?我的结论是因为供给离散化。在商品话的社会中,同类不同质的商品供应并不连续。比如在上海, 不少人下班回家,要么坐公车,只要两块钱但能挤出屎,要么打车,但要40多块,不存在中间状态,想出10块钱舒服点回家是完全不可能的。其他商品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二分,但也大多类似。供给离散化是因为商家和商品种类是有限的。假设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一一对应地正相关,把所有可能的价格\质量看作一条线,不妨命名为“供应线”, 商家只能在供应线上的几个点供应商品,不妨命(more...)

标签: | | |
1551
关于消费离散性,Bear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看法:

消费为什么会离散?我的结论是因为供给离散化。在商品话的社会中,同类不同质的商品供应并不连续。比如在上海, 不少人下班回家,要么坐公车,只要两块钱但能挤出屎,要么打车,但要40多块,不存在中间状态,想出10块钱舒服点回家是完全不可能的。其他商品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二分,但也大多类似。供给离散化是因为商家和商品种类是有限的。假设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一一对应地正相关,把所有可能的价格\质量看作一条线,不妨命名为“供应线”, 商家只能在供应线上的几个点供应商品,不妨命名为“供应点”。一旦有商家在该“供应线”上找到一个新的“供应点”,这个新的供应点上的净收益超过某个已存在的供应点,那就是一种创新,新的供应点将淘汰旧的供应点。最终,商家们会找到最优的几个供应点,使得新的供应点无法“入侵”。如果是写论文的话,可以数学建个模找出最佳供应点。现在先不纠结在数学模型的问题上,仅看结论--商品经济的供应点不是连续的。假如不是商品经济呢?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狩猎经济中,供应方和消费方是同一个人。这人每出现一种新的需求,他就可以找相应的“供给”来满足。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认为供给是连续的。供给不离散化,那消费也就不会离散化了。

确实,许多因素都可以导致消费的离散化,比如商品在技术/工艺上的不可分割性,分割的不经济,交易费用对可分割性的限制,等等,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但所有这些供给和交易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离散化,不是我的假说所针对的,那是另一个课题。 我所关注的,是那些消费者主动、刻意造成的离散化,用黑话说,那是群体行为自组织的结果,即,一个群体中消费行为的分布不是杂乱随机的,而是自动汇聚成了若干清晰可辨的条带,条带之间存在着足够宽的空白,所以,即便供给是完全连续的,消费仍将是离散的。 我还没想到一个合适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假说,所以就用了“消费离散性”这个宽泛的词,其实我的意思要狭窄的多;具体的说,人们标示自己身份和识别他人身份这两种行为的复杂互动,最终形成为数不多的若干种生活方式,个人的具体消费行为/消费量、商品类型/质量/价格,都被组织在这些生活方式之下。 当然,那些自我认定于同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他们的实际消费行为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但重要的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共同认定,对他们的行为构成了方向明确的动力,而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大有帮助,这一帮助不限于消费行为,也适用于储蓄、借贷和就业等等方面,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提示过的。 这一点很像道德规范,尽管每个人的日常实际行为与规范之间的距离千差万别,甚至有些规范实际上很少有人遵守,但人们心目中对规范的理解和认定却大致相仿,所以,即便没人遵守的规范,也是有实际意义的,它对人们的行为构成了一种方向明确的动力,因而可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行为。 有意思的是,道德规范也是一种离散化的结果,它是对他人行为之期望的离散化,而且也与身份有关,这一离散化的结果,使得三人以上博弈变得简单,这个话题以后再细谈。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交易不发达的社会,消费的离散性反而更突出,传统社会是很僵化的身份等级社会,个人的消费组成在更大的程度上被其身份所规定。
火车票问题的次优解

关于火车票价格应该限制还是放开的争议,已成了每年底的保留节目,耳朵都起茧了,不过既然Wenhao同学特意问起

最近在微博上看到很多关于春运火车票价的讨论。很多人的观点是希望能够放开价格管制(如果不能做到让铁路私有化的话),这样有助于减少社会浪费(薛兆丰有写过相关的文章)。不过这样一来貌似也会促成垄断国企对于火车票的价格歧视,从而进一步盘剥百姓。想知道博主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那我就插句嘴吧。

在你设定的条件——铁路国营垄断不可变,但价格可以限制——下,下列方案或许比简单限价和放开都要好一(more...)

标签: | | |
1549
关于火车票价格应该限制还是放开的争议,已成了每年底的保留节目,耳朵都起茧了,不过既然Wenhao同学特意问起

最近在微博上看到很多关于春运火车票价的讨论。很多人的观点是希望能够放开价格管制(如果不能做到让铁路私有化的话),这样有助于减少社会浪费(薛兆丰有写过相关的文章)。不过这样一来貌似也会促成垄断国企对于火车票的价格歧视,从而进一步盘剥百姓。想知道博主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那我就插句嘴吧。 在你设定的条件——铁路国营垄断不可变,但价格可以限制——下,下列方案或许比简单限价和放开都要好一点: 1)将每个车次的车票分为五等份,按限定价卖给五个授权私人零售商; 2)零售权提前公开拍卖; 3)授权零售商可自行定价; 可以考虑的其他条款: 4)所购车票可以抽奖,中奖率万分之一,由中奖者瓜分第(2)条之拍卖所得; 不过第(4)条的实行效果如何,我还没仔细想过,哪位有兴趣可以想想。
饭文#P5: 财政膨胀后患无穷

财政膨胀后患无穷
辉格
2011年1月21日

日前,统计局和财政部同时发布了2010年度经济和财政数据,财政收入增速两倍于GDP增长率,已持续多年的财政扩张大幅超出经济增长的趋势,看来已难以扭转;尽管工薪群体和民营企业对日益沉重的税费已苦不堪言,经济学界对财政膨胀失控的警告也不绝于耳,但财税系统的专家们却仍继续宣称中国的税负水平偏低,然而,他们列举的理由是苍白无力的。

社科院财贸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多家机构和学者的测算,都显示税负水平已超过1/3,这还没算上国企凭借行政性垄断每年获取的数万亿垄断租金;退一步讲,(more...)

标签: |
1547
财政膨胀后患无穷 辉格 2011年1月21日 日前,统计局和财政部同时发布了2010年度经济和财政数据,财政收入增速两倍于GDP增长率,已持续多年的财政扩张大幅超出经济增长的趋势,看来已难以扭转;尽管工薪群体和民营企业对日益沉重的税费已苦不堪言,经济学界对财政膨胀失控的警告也不绝于耳,但财税系统的专家们却仍继续宣称中国的税负水平偏低,然而,他们列举的理由是苍白无力的。 社科院财贸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多家机构和学者的测算,都显示税负水平已超过1/3,这还没算上国企凭借行政性垄断每年获取的数万亿垄断租金;退一步讲,即便我们采信财政部学者的1/4这个数字,拿它与发达国家的数字直接对比,从而得出税负不高的结论,也是根本错误的。 首先,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中包含了很大比例的福利支出,而在中国财政中这一比例可以忽略不计;其次,这些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出我们所能享受到的;最后,进入国库的税收只是政府给国民所带来负担的一部分,还有大量寻租收入和交易费用在账面上是看不到的,而这些负担的高低取决于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 高税负和相应的财政膨胀,不仅带来直接的痛苦,弱化劳动、生产和投资激励,更糟糕的是,它和大规模国有化一样,将恶化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激励机制和价值氛围,而一旦它为自己创造出庞大的受益群体之后,便很难再逆转。 近些年来,改革开放前期那种鄙弃铁饭碗、崇尚自主自立、以开拓和创业为荣的潮流,正在迅速消退,政府机关和垄断国企的职位再度成为众人争抢的金饭碗,这是社会激励机制上的大倒退,而随着财政不断膨胀,财政供养的人口在数量和地位上都将继续上升,旧的国有分配机制将再度成为资源分配、身份地位和价值评估的决定性力量,这一趋势与市场化进程是水火不容的。 中国财政历来具有“养人财政”的特性,即它的大部分开支都被用来维持人员和机构本身的存在和支付他们的耗费,只有少部分用于机构的法定公共服务目标,这一特点在地方政府表现尤为突出;养人财政的出现是因为对预算缺乏立法约束,而正因为缺乏约束,它会自动膨胀直至将可用预算耗尽,所以我们看到,尽管近年来财政收入始终以20%以上的年率高速增长,但预算依然年年赤字。 当然,财政膨胀总有一天会停下来,但那是在税基开始萎缩之时;当人才都在排队抢金饭碗,民企在税负重压下失去投资兴趣之后,那么,在下一个经济下行期中,财政将发现萎缩了的税基不再能供养已高度膨胀了人员;此时,国企将面临巨大压力来提供更多的岗位,而条件只能是放任它们进入原本已经退出的那些行业,但这样一来税基便会继续萎缩,这一循环最终将导致全面的再国有化。 如果养人财政仅仅是把钱发给财政所供养的人群,那倒还好些,实际上,机构为了获得合法性和体现存在价值,必须为自己找些事做,而最能显示重要性并令人难以忽视其存在的,就是审批、检查和处罚了,换句话说,就是为个人生活和企业经营设置障碍,由此而给国民和企业带来的成本,以及它所压抑的生产、投资和创新,代价远远高出它直接收取的税费。 对于企业和投资者来说,中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在法治成熟度、程序透明度、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上,都没有多大吸引力,是低廉的劳动与土地价格和优惠的税赋补偿了这些方面的不足,才会导致过去十几年的投资热潮和民企扩张;现在看来,这两项补偿都已经或正在消失,而迅速膨胀的财政和行政机构规模又会进一步扩大原先的劣势,近来业界对投资环境的恶化前景所暴露出的担忧和非议,并非空穴来风。 各国的历史经验都表明,财政膨胀是条单行道,金饭碗给出去容易收回来难,人员精简吃力不讨好且少有成功案例;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发育经历几百年,随着政府日益变大,司法系统和市场制度也逐渐完善,财政扩张和国家发育是同步进行的,而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政府体系现代化才刚刚开了个头,但财政扩张的空间却已早早耗尽,这将使得日后的制度建设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
饭文#P4: 大学改革不能指望南科大一家

大学改革不能指望南科大一家
辉格
2011年1月19日

近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南科大的创建工作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主管当局去年末正式发文批准该校筹建;而几乎同时,南科大实验班的招生也已开始,有望于今年三月开始授课;作为高教改革的试点,多年来的艰辛坎坷总算有了收获,尽管还面临着许多障碍和不确定性,仍是值得欣喜的。

南科大最亮眼也最多被谈论的地方,是他明确提出的教授治校理念,确实,对于抵御行政系统和社会环境对学术的干预,最终实现学术独立,教授治校是必要的制度安排;但是,要实现学术独立,这并非充分条(more...)

标签: | | |
1542
大学改革不能指望南科大一家 辉格 2011年1月19日 近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南科大的创建工作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主管当局去年末正式发文批准该校筹建;而几乎同时,南科大实验班的招生也已开始,有望于今年三月开始授课;作为高教改革的试点,多年来的艰辛坎坷总算有了收获,尽管还面临着许多障碍和不确定性,仍是值得欣喜的。 南科大最亮眼也最多被谈论的地方,是他明确提出的教授治校理念,确实,对于抵御行政系统和社会环境对学术的干预,最终实现学术独立,教授治校是必要的制度安排;但是,要实现学术独立,这并非充分条件,财政自足恐怕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学校经费由地方政府按某种审批程序逐年批拨,而不是由立法规定无条件提供,或自行募集,那么学校的办学方式、研究方向、课程设置,乃至人事安排,就很难避免来自行政的影响。 从南科大的首批招生计划中,似乎已经能看出这种影响的苗头了;按宣称的办学理念,南科大的目标是“小规模高质量研究型大学”,类似于加州理工和洛克菲勒大学,这样的话,恰当的发展路径似乎应该是:从研究所开始,有了若干稳定的研究团队后,先招收少量博士后和研究生,最后才考虑本科教育,而研究领域也应以少而精为原则;洛克菲勒的发展轨迹便是如此,它至今也没有本科教育,加州理工虽有本科生,但人数不到一千,比研究生少。 可是,南科大的招生却反过来,从本科生开始,甚至是少年班和高三学生,这与它的办学理念显得极不协调,而恰恰是这一点,也为它的创办进程制造了严重障碍,假如从单纯的研究所开始,可能会顺利的多;看起来合理的解释是,这是在顺应主办城市的需要;在“办一所好大学”这个目标上,市政府和朱校长显然是一致的,但好学校有很多种,作为教育家,朱校长考虑的可能是哪种大学对改善国内的学术环境最有意义,而市政府则会更关心,哪种类型才是适合本地的好大学。 比如,若政府目标是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和人文环境,需要的就是哈佛那样的综合性名校,若要为本地大批培养人才,就最好学印度理工学院,若要为本地产业提供创新和研发动力源,那斯坦福才是榜样;现在看来,双方对南科大未来的期待并不完全重合,而妥协甚至屈就从刚刚起步便已经开始,这一隐患恐怕会在未来制造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障碍。 对于迅速成长为繁荣大都市的深圳,缺少一所好大学已是多年的隐痛,而一所没有大校园、不招本科生的大学,看起来实在不像大学;然而,对于建设高质量研究型大学,急于求大,“一步到位”,却不是个好想法;其实,深圳目前的处境颇像120年前的芝加哥,当时芝加哥在40年里从四千多人的小镇暴发为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也急需一所大学,于是洛克菲勒创办了综合性的芝加哥大学,而十年后他在纽约创建的,则是一所研究型大学。 乐观的看,市政府或许愿意克制干预冲动而放手校长办学,但即便如此,在国内从头建立一个学术中心的努力仍面临一个关键的困难;学术团体是一个拥有独特价值体系的亚文化群体,他们所谈论和思考的问题通常是普通人所不感兴趣甚至不知所云的,所以,激励他们持续思考和研究的,只有同行的倾听、理解、赞许和尊敬,并由此而间接获得社会地位。 国内几乎找不到这样的群体,尽管目前教授的收入和地位都不低,问题是收入和地位的来源并非学术成就和由此带来的同行间声誉,而往往来自职位与头衔本身、接触各种项目的机会,和对媒体发表公共意见时的表现;这样,在学术圈能否取胜,便取决于处理组织关系、拉项目和迎合乃至操弄公共意见的能力,结果,学术界充斥着越来越多实际上的关系专家、项目经理、推销员、商业培训讲师、演说家、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当然,所有这些专才都是有价值的,但他们不可能建立学术。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建立学术中心不容易,把几十位从国外学术中心高薪聘来的教授凑在一起,未必就能把那里的价值氛围一同带过来,教授可以在这边讲课、做研究,但让他体会到价值和荣誉的,或许仍是那边同行们的评价,而在这边,他得到的只是钱,没人了解和关心他在干嘛;或许整个整个团队挖过来会好一点,但这很难做到。 大学所面临的问题有许多方面,组织的、教学的、学术的、资金来源、法律地位,每方面的解决或许都需要一条独特的路径,因此,我们不必指望南科大这次尝试能在所有方面取得突破,而更应期待全方位的开放和尝试;民营的独立研究所、高质量的小型学院、引进境外名校在境内开分校,都将是有益的尝试。
拾骨葬与拾骨作器

拾骨葬,或曰启棺拾骨,貌似在岭南和闽赣客家区都很常见,我在那一带旅行时,常在果林和山腰上见到一排排瓮棺,上面贴着红纸条。

客家行此俗,我猜是跟越人(广义的)学的,因为中原好像无此习俗,而越人中倒是不少见。

这两天在读Alfred Radcliffe-Brown的《安达曼岛人》(The Andaman Islanders),意识到这一葬俗或许有着比百越文化更古老的渊源。

安达曼人(Andamanese)是第一批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的后裔,也即俗称的棕色人种(Australoids)中的尼格利陀人(Negrito)人,而在安达曼群岛上,他们长期处于高度隔绝状态(尽管隔绝程度没有塔斯马尼亚人那么高)。

安达曼葬法的前半部分与拾骨葬类似:将死者按特定规制包裹后入土,等皮肉烂净后,将骸骨取出,用水洗净;差别在后面:行拾骨葬者,将骸骨装入瓮棺封好,搬至特定场所(我见过的有果林空地和山腰土龛两种),而安达曼人则将骸骨切割装饰后制作成器物,所以我给种习俗取了个名字叫拾骨作器。

这些器物的功能是巫术性的,放置在居室内或佩戴在身上以祛病辟邪,同时也是种装饰,每件器物最初的佩戴者是(more...)

标签: | | |
1540
{{拾骨葬}},或曰启棺拾骨,貌似在岭南和闽赣客家区都很常见,我在那一带旅行时,常在果林和山腰上见到一排排瓮棺,上面贴着红纸条。 客家行此俗,我猜是跟越人(广义的)学的,因为中原好像无此习俗,而越人中倒是不少见。 这两天在读[[Alfred Radcliffe-Brown]]的《安达曼岛人》(The Andaman Islanders),意识到这一葬俗或许有着比百越文化更古老的渊源。 安达曼人([[Andamanese]])是第一批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的后裔,也即俗称的棕色人种([[Australoids]])中的尼格利陀人([[Negrito]])人,而在安达曼群岛上,他们长期处于高度隔绝状态(尽管隔绝程度没有塔斯马尼亚人那么高)。 安达曼葬法的前半部分与拾骨葬类似:将死者按特定规制包裹后入土,等皮肉烂净后,将骸骨取出,用水洗净;差别在后面:行拾骨葬者,将骸骨装入瓮棺封好,搬至特定场所(我见过的有果林空地和山腰土龛两种),而安达曼人则将骸骨切割装饰后制作成器物,所以我给种习俗取了个名字叫拾骨作器。 这些器物的功能是巫术性的,放置在居室内或佩戴在身上以祛病辟邪,同时也是种装饰,每件器物最初的佩戴者是死者的亲属,但随后会随交换而不断转移,最终人们会遗忘某件器物的主人是谁。 大致上,器物分三种,一是完整的头骨,不切割,佩戴者把它包起来像背小孩那么背在身后,其他如肋骨指骨等小骨头被切割成小段,和贝壳和兽骨等一起串成链子,戴或挂在颈腰腕等处,另外一些则被放置到棚屋内特定的位置上。 这让我想起藏人的{{人骨法器}},有很多种,最著名的是头骨念珠,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这两种习俗会不会有着某种共同的渊源呢? 有几个线索似乎有利于这一猜测:分子人类学证据显示藏人继承了一些棕色人种的基因,而其中的{{白马藏人}}(被认为是{{氐}}人的后裔)甚至可能是他们较为纯粹的一支后裔,其次,从首批出非洲移民的扩张路线是贴着印度洋北岸的,所以,完全可能在孟加拉湾某处分出一支,并从阿萨姆或缅北进入西藏。 如果真能在这两种习俗之间建立关系,而同时又能相信这两支棕色人种在当时分开后没有发生过文化交流,那就太令人振奋了,因为这大概会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古老的延续至今仍可辨认的习俗了(哦,除标枪弓箭之外),至少有六万年的历史。
[立此存照]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成员

来源:
http://culture.gdcct.gov.cn/eyeshot/201007/t20100720_310864.html#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成员

主任:俞吾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其他委员:

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华民(经济学院教授)

王迅(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朱绍龙(光源与照明工程系教授)

郭慕依(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

林祥通(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more...)

标签:
1536
来源: http://culture.gdcct.gov.cn/eyeshot/201007/t20100720_310864.html#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成员 主任:俞吾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其他委员: 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华民(经济学院教授) 王迅(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朱绍龙(光源与照明工程系教授) 郭慕依(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 林祥通(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
食人俗:仪式vs营养(丢失重发)

(按:前天(13日)本博客所在主机出现RAID故障,ISP经多番尝试未能修复,后决定用其最新备份(制作于12日晚)恢复,今日凌晨主机恢复正常。在此期间有许多朋友来电来函亲切慰问,我很感激,并对丢失的评论感到很抱歉,但愿这样的事情不会经常发生。)

最初让我对人类学产生兴趣的,是20年前读到的两本小书:Marvin Harris的《文化的起源》(Cannibals and Kings: The Origins of Cultures)和James Frazer的《魔鬼的律师》(Devil’s Advocate),尽管此前也读过Lewis H. Morgan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但后者完全没有产生绝妙好书所特有的那种当头棒喝眼冒金星的感觉。

不过,如此激起的兴趣,在很长时间里却只是悬吊在那里,被吊起的胃口始终没有找到佳肴来满足它,那时候找本书不容易,而我的钱袋也没鼓到看中本书就能随手买下的程度,所以,我终于“发现”马林诺夫斯基/弗思/布朗/普里查德……并享用一份份大餐,已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

Harris那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猪肉禁忌(pork taboo)和食人俗(cannibalism)的解释,对Aztec活人殉祭习俗,他的解释简洁而有富有启发:就是为了吃肉,因为Aztec人缺乏蛋白质来源。

Harris的书出版于1975年,正当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和SSSM如日中天之时,当然没什么好下场,Marshall Sahlins带头 标签: | | | |

1532
(按:前天(13日)本博客所在主机出现RAID故障,ISP经多番尝试未能修复,后决定用其最新备份(制作于12日晚)恢复,今日凌晨主机恢复正常。在此期间有许多朋友来电来函亲切慰问,我很感激,并对丢失的评论感到很抱歉,但愿这样的事情不会经常发生。) 最初让我对人类学产生兴趣的,是20年前读到的两本小书:Marvin Harris的《文化的起源》(Cannibals and Kings: The Origins of Cultures)和James Frazer的《魔鬼的律师》(Devil’s Advocate),尽管此前也读过Lewis H. Morgan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但后者完全没有产生绝妙好书所特有的那种当头棒喝眼冒金星的感觉。 不过,如此激起的兴趣,在很长时间里却只是悬吊在那里,被吊起的胃口始终没有找到佳肴来满足它,那时候找本书不容易,而我的钱袋也没鼓到看中本书就能随手买下的程度,所以,我终于“发现”马林诺夫斯基/弗思/布朗/普里查德……并享用一份份大餐,已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 Harris那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猪肉禁忌(pork taboo)和食人俗(cannibalism)的解释,对Aztec活人殉祭习俗,他的解释简洁而有富有启发:就是为了吃肉,因为Aztec人缺乏蛋白质来源。 Harris的书出版于1975年,正当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和SSSM如日中天之时,当然没什么好下场,Marshall Sahlins带头痛批,几年后,人类学家Peggy Reeves Sanday还专门写了本《神圣的饥饿》(Divine Hunger: cannibalism as a cultural system)来全面“阐释”食人俗,从豆瓣上的介绍你很容易看出所谓“阐释”是啥东东:

作者从利科尔、弗洛伊德、黑格尔和荣格的著作以及象征人类学著作中吸收了一些观点并加以综合,认为礼仪式食人俗根据人对生命力和死亡的理解,表达了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本体论结构,并运用这种理解来控制那种被认为是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命力。

不好意思,我还真很蛋痛的买了这本书,抄录其中比较搞笑的一段供各位观赏:

食人者尚不发达的想象力还不能很恰当地处理隐喻的用法。他被迫完完全全地接纳口部吸吮的欲望。他吃掉某人是由于此人已经以死亡的方式离弃了他。这种缺乏想象力的口部吸吮行为有出于柔情和出于攻击性的方面。像我们所有人一样,食人者也不会察觉此种情形中的攻击性的方面,他发出声音只是出于被卷入这种行为的柔情。

当然,并非所有文化人类学家都像这位资深女文青兼女权主义人类学家那么搞笑的,许多还是相当严肃和现实的,但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他们几乎全都拒斥Harris的“唯物主义”解释,相反,他们都相信食人是一种仪式需要。 问题是,把一种习俗说成仪式并不构成一种“解释”,而仅仅是描述,或用他们喜欢的词汇叫“阐释”,当然,好的功能主义描述能帮助我们看清支撑一个社会结构的那套规范如何组成,如何运作,但也仅此而已,它们并未解释组成规范的各元素何以如此,比如,为何Aztec用人做祭品,而华夏人用牛、Ainu人用熊?纯属偶然吗? 自从看了Harris的解释后,一直没有再看到更多的证据和分析,所以尽管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对食人俗的营养解释也始终将信将疑,但现在,在读完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第9章之后,我的疑虑完全消除了,Harris是对的。 最著名的两个拥有食人俗的社会,墨西哥印第安人和新几内亚山地人,都是缺乏大牲畜的农业社会;我们知道,狩猎采集社会的资源瓶颈常常是卡路里,具体而言就是糖类和脂肪,而农业社会的瓶颈更可能是蛋白质,所以,理想情况下,农耕社会应混合一部分畜牧业,或者能与周边游牧社会建立交换关系,以补充蛋白质来源。 对于欧亚大陆农耕区,尤其是北方农耕区,这个条件能满足,他们的农田附近常有草地或稀树山坡,而他们也驯化了牛羊等大型食草动物,但Aztec人唯一的驯化动物就是狗,所以他们只好把狗当肉畜养,但狗是杂食动物,不吃草,长肉慢,也不产奶,食物产出效率低,结果根本不够吃;相比之下,安第斯印第安农民因为有了羊驼和豚鼠,就既不吃狗和不吃人。 新几内亚山地的条件略好,有猪和鸡,但狗的那些缺点它们同样有:不吃草,长肉慢,不产奶;猪狗鸡的致命缺陷是其食物集与人类的高度重合,与人争食,传统放养条件下,靠主人的食物下脚料喂养,猪狗鸡的生长是很慢的,远不如那些可以放开肚子吃草的牛羊。 食人俗最盛的两个社会恰恰是肉奶最匮乏的两个社会,这显然是对营养解释的极大支持,但仍显不够饱满,不过,当我们考虑过那些处于理想的农业/畜牧混合经济和极度缺乏肉奶的墨西哥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社会之后,营养解释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食狗俗,狗是最早驯化的动物,狩猎采集/游牧/游耕和多数农业社会都不吃狗肉,但华南和东南亚水稻区流行吃狗肉,两个原因:稻米的蛋白质含量低于小麦,水稻区比小麦区更缺乏牛羊而更依赖猪和鸡,这样的推断看来是符合事实的:食狗俗的流行率与水稻种植率正相关,与牛羊缺乏率正相关。 其次是食俗上普遍的南北差异,北方人(包括欧美人)常嘲笑和鄙视南方人什么都吃,除了猫狗,浙江人吃蛤蟆,浙闽都吃老鼠干,广西人吃马肉,广东人更是什么都不放过,但所有这些食俗都与水稻依赖和牛羊缺乏联系在一起,不会都是偶然。 当然,每个社会都会给自己的食俗披上些神话和仪式的外衣,许多古怪的食物都被说成具有滋阴壮阳祛火辟邪的功效,去年我在从化还亲眼目睹了一场用狗血给新买的汽车驱邪的隆重仪式,引擎盖和四个轮子上都被洒上了热气腾腾的狗血。 不错,每个仪式后面都可以说出一大串动听的故事,但需要牢记的是,所有的祭品最后都进了人们的肚子。
专业化的起源:剩余vs占有激励

不知何故,对Jared Diamond那本雄心勃勃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一直不抱多大期望,或许是我对畅销书有些偏见吧,但这次显然错了,读过前几章,已让我惊叹:这正是多年来我所期待的那种历史研究啊。

年轻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曾让我激动过一回,但读过之后留给我更多的却是失望,直到后来Daniel J. Boorstin重新恢复了我对历史学的信心,然后是Fernand Braudel,还有黄宗智,历史学有他们才算上了正轨。

《枪炮》前两部分(即前十章)写的非常好,但从第三部分开始,就明显看得出作者的功力不足之处了,当然,此书主题之设定对功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任何作者力有不逮都是可以体谅的,而Diamond宽广过人的知识结构在经济学上显然暴露了缺口。

简单说,Diamond为人类的进化过程能够在欧亚大陆导致如今高度复杂的文明,给出了一个从地理的、生态的、生计模式的、医学的,到制度的、文化的和技术的长链条解释,而在他那(more...)

标签: | | | | |
1530
不知何故,对[[Jared Diamond]]那本雄心勃勃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一直不抱多大期望,或许是我对畅销书有些偏见吧,但这次显然错了,读过前几章,已让我惊叹:这正是多年来我所期待的那种历史研究啊。 年轻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曾让我激动过一回,但读过之后留给我更多的却是失望,直到后来[[Daniel J. Boorstin]]重新恢复了我对历史学的信心,然后是[[Fernand Braudel]],还有黄宗智,历史学有他们才算上了正轨。 《枪炮》前两部分(即前十章)写的非常好,但从第三部分开始,就明显看得出作者的功力不足之处了,当然,此书主题之设定对功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任何作者力有不逮都是可以体谅的,而Diamond宽广过人的知识结构在经济学上显然暴露了缺口。 简单说,Diamond为人类的进化过程能够在欧亚大陆导致如今高度复杂的文明,给出了一个从地理的、生态的、生计模式的、医学的,到制度的、文化的和技术的长链条解释,而在他那条长长的解释链条中,定居农业的出现显然是最关键的一个分岔点,对此,我完全赞同,估计多数人也都会赞同。 可是,在定居农业如何导致后续变化这一点上,Diamond却犯了错误,尤其令我不满的是,他错的很俗套;在他看来,定居农业导致的最大后果是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和阶级的分化,以及政治组织向现代国家的演变,而原因在于:定居农业提高了生产率,因而带来了食物的剩余,使得供养不从事(至少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和统治阶层成为可能。 专业化和组织进化的启动当然是关键所在,正是它们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复杂结构,而定居农业的出现也确实为它们创造了条件,问题在于“如何”,定居农业是如何导致专业化的?是因为剩余吗?还是别的什么? 生产率提高带来剩余,听上去很有道理(马克思也提出过类似的解释:生产力提高->剩余->剥削成为可能),但在马尔萨斯主义看来,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剩余是非常状况,且与生产率无关,而在均衡点上永无剩余。 首先,在定居农业之前,人类曾多次取得技术进步,火的控制/石器的发明/标枪和弓箭的发明/狗的驯化/语言,等等,并带来了相应的生产率飞跃,但并未导致专业化和阶级分化,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额外产出也总是被人口增长迅速耗尽。 其次,生产率不提高同样可以有让一部分人脱离食物生产,如人类学家所指出,狩猎采集社会的劳动投入强度普遍低于农业社会,所以,假如1/10的人能成功的迫使其它9/10的人增加劳动强度并将部分产品分给他们,而自己闲着干别的,不是能与定居农业产生同样的效果吗?(注意:因为总劳动投入并未增加,因而边际产出率不会下降,故总产出可保持不变)那为何狩猎采集社会没有出现专业化和阶级分化? 可见,剩余假说无法成立,必须另找解释。 依我看,定居农业最关键之处是“定”,形成了无法移动但又很值钱的生产要素——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等等,还有两个收获季节之间的粮食储备,这些无法移动的要素,对占有行为构成了激励;而同时,当时的技术条件也已令这种占有的收益/成本比变得合理。 理论上,狩猎采集社会也可以产生对占有的激励,比如你可以组织一个团伙,控制一大块地盘,向其中的狩猎采集者收取保护费,但实际上在绝大多数场合,这在成本上是不可行的,按历史经验,狩猎采集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只能供养一个人,假如你的团伙有10人,向100人收取保护费,就得控制100平方公里的土地,除非你有直升机、望远镜和步枪,否则不可能做到。 狩猎采集社会的关键特点是游动性,它让占有地盘收取保护费的商业模式不可行,所以,类似的,那些采用刀耕火种的游耕社会,尽管学会了农业,但游动性同样阻止了专业化和阶级分化的出现。 不过,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条件下,确实可能存在例外,比如美国西北海岸的几个河口,以定期洄游鱼群为生的几个部落,尽管没有农业,但因为河口不可移动,也出现了专业化和阶级分化,并建立了狩猎采集社会所罕见的酋邦([[chiefdom]])。 其实在动物界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非洲狮,雄狮几乎不事生产,靠它所控制的母狮群供养,这也是因为狮子群是群居且地盘性动物,一头雄狮在技术上能够控制七八头一群的母狮,而收取保护费够养活他;虽未探究过,但我猜雄性大猩猩([[gorilla]])大概也有条件采用此种商业模式。 话说回来,我的“占有激励”假说,尽管与Diamond的剩余假说大相径庭,但两者却在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共同之处,我们都认为专业化不是从社会成员分散的个人选择中随机出现的,而是从权力中诞生的,即,先有权力,后有专业化,差别在于,Diamond认为剩余供养了权力,然后当权者推动了专业化,而我认为无法移动的生产要素激励了权力,然后当权者推动了专业化。 历史证据表明,早期的专业化都是围绕当权者进行的,而不是经济学家可能认为的那样,是个人基于比较优势而各自选择的结果,即,最初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要么是当权者自己,要么是他们的雇员/门客/奴仆;我还不知道如何解释为何非要如此,但普遍的情况貌似就是这样。 占有激励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催生了财产权这一历史地位堪比语言和文字的重大文化元素,财产权内化了投资收益,因而激励人们不断投资和积累资本,而另一方面,固定资产存量的存在也激励了暴力抢夺,这导致了两个后果:定居农业社会成为其非定居邻居们周期性掠夺的对象,定居社会内部无休止的权力争夺、战争、动荡和社会兴衰。 这把双刃剑实际上也预示了人类历史的下一次大分岔:是否发展出法治和宪政,从而控制它坏的一面,决定了那次分岔后的走向。
饭文#P3: 垄断是竞争的同义词

(按:我对反垄断问题的更多论述,参见去年《透过欧盟罚单看自然垄断》一文)

垄断是竞争的同义词
辉格
2011年1月6日

新年之际,发改委公布了《反价格垄断规定》,用以代替2003年的《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旧规定是在原《价格法》基础上发布的,篇幅不足一页纸,而新规定的成文法依据则是08年的《反垄断法》,它基本上全盘采纳了欧美主流反垄断理论,对所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价格策略与价格协调机制作出了全面限制,其篇幅也数倍于旧规定。

值此通胀蔓延、物价腾涌之际,这份规定或许可以体现管制当局对民众所受通胀之苦的体察和关切,而新(more...)

标签: | | | |
1489
(按:我对反垄断问题的更多论述,参见去年《透过欧盟罚单看自然垄断》一文) 垄断是竞争的同义词 辉格 2011年1月6日 新年之际,发改委公布了《反价格垄断规定》,用以代替2003年的《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旧规定是在原《价格法》基础上发布的,篇幅不足一页纸,而新规定的成文法依据则是08年的《反垄断法》,它基本上全盘采纳了欧美主流反垄断理论,对所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价格策略与价格协调机制作出了全面限制,其篇幅也数倍于旧规定。 值此通胀蔓延、物价腾涌之际,这份规定或许可以体现管制当局对民众所受通胀之苦的体察和关切,而新规定发布与生效间隔的异常短暂,似乎也透露着某种急切;但遗憾的是,源自美国的整个反垄断法律和政策体系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中,反垄断法对改进市场制度从未起过正面作用,它只不过为管制官员、律师和经济学家等行业创造了大量职位。 具体而言,反垄断法的理论出发点是完全竞争模型,而所谓完全竞争在逻辑上就是无法成立的(即便是近似的成立),它只是早期经济学家为绕过某些数学困难而做出的随意简化,不幸的是,这一简化对人们理解市场的真实运行机制造成了严重误导。 在所谓完全竞争状态下,每种商品都有无数无差别的卖家,他们出售的商品质量上毫无差别,其产量决定也无法影响价格,因而也无法实施独特的价格策略;然而,对商业史稍有了解便会知道,大量无差别厂商的市场状态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没有独特之处的小厂商会迅速被吞并,即,任何一种商品,如果没有实施差异化的空间,其市场很快会被极少数厂商所垄断,中小厂商得以立足的诀窍便是实施差异化和寻找特殊生态位,也就是为自己构筑垄断地位,这是产业界尽人皆知的常识。 这样一来事情便很奇妙了:完全竞争的前提是无差别,但果真无差别了结果就是高度垄断,而真正热闹非凡层出不穷的竞争,却总是存在于那些能不断出现差异化的产业之中,换句话说,一个高度竞争市场的存在前提是,其中每个厂商都必须拥有相当强的垄断地位,这是多么矛盾啊;但这一矛盾仅对书呆子经济学家才是矛盾,因为他们把垄断看作竞争的对立面,而没有理解在真实市场中,垄断恰恰就是厂商展开竞争的一种方式,且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方式。 有人或许会问,那能不能把每个厂商的垄断力限制在某个水平,从而确保任何一两家厂商都不会占据大半市场份额呢?确实可以做到,代价是压制创新并阻止规模经济发挥作用,而实施的手段就是不断的摧毁那些最成功的企业,简单说,就是打击乃至摧毁市场机制中最积极而有益的那些方面。 当你开发出一种成本更低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后,或者寻找出一种为客户提供更有效组合服务的商业模式后,并购常是实现这些创新之价值的唯一可行途径,而有机扩张在资本开支和推行速度上都将大为不利;产业史上,无论技术、管理还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其实现扩散和替代的各种途径中,并购历来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而反垄断法将压制这一过程,尤其是那些依赖于规模经济才能发挥作用的创新。 反垄断与创新在根本上就是相抵触的;不妨把创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已有商品的局部改进,即所谓的微创新,第二类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满足此前由其他商品来满足的需求,比如汽车相对于铁路,第三类是挖掘出一种全新的需求并加以满足,比如太空旅行;对于后两类,创新者实际上从零开始建立了一个新市场,他当然是对之拥有“支配地位”的垄断者,即,他从一开始就成了全民公敌。 实际上,每个创新者从他构思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的那一刻起,最关切的事情莫过于如何确保其创新价值不被大批模仿者迅速淹没,如果他不能满意的回答这个问题,他很可能早就打消了动手的念头;创新者愿意在初期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冒巨大风险,推广期中赔本销售,全赖于对未来规模经济和垄断地位所能带来回报的期望,这也是为何前辈们会想出用专利法去保护创新者,而反垄断法的作用直接相反,将把无数创新掐灭在最初闪念之中,有趣的是,这两套法律居然能共存于同一个体系。 那么,能不能通过恰当的甄别,既打击阻碍创新的老垄断者,又保护乃至鼓励创新垄断者呢?显然,管制当局和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他们能做到,但再一次,这只是理性的僭妄,经济学家确实煞有介事的通过替代性分析和弹性分析之类的工具去甄别“好的”和“坏的”垄断,但所有这些分析的前提都是:商品集合和生产/商业模式集合是给定的,然而顾名思义,创新就是“一般人想不到的”,潜在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注定不可能被纳入经济学家的分析范围之内,而反垄断最大的伤害,恰在于妨碍潜在的创新得以实现。 因此,除非你压根否认有创新这码事,或者自认为上帝因而能窥见未来的创新并将其纳入商品和生产模式集合加以分析,否则你注定不可能甄别好的和坏的垄断,不可能知晓打击英特尔的定价策略究竟是保护了创新还是保护了落后;所以,假如我们和波普一样相信这个世界是开放的,创新是可能的,那就让我们抛弃那套陈腐谬误的完全竞争理论和以之为基础的反垄断法吧,别以为它来自美国就代表着先进。
长子继承制 vs 幼子继承制

早先一直觉得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是一种比较“自然”(或者说比较容易想到)的继承制,后来读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时,又觉得蒙古人的幼子继承制(ultimogeniture)其实也蛮有道理,当时没有细想,觉得这事情大概多半是出于偶然吧。

后来又听说诺曼征服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采用幼子继承制,就咯噔了一下,昨天在读Edmund Leach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得知山地克钦(Kachin)人用的也是幼子继承制,忍不住停下来想了想。

琢磨之后,现在我觉得,继承制的选择应该不是偶然的,我目前的结论是:究竟采用长子还是幼子继承制,将取决于:一代人之内创建一份新产业的成功率有多高,该成功率越高,越倾向于幼子继承。

< (more...)
标签: | | | |
1484
早先一直觉得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是一种比较“自然”(或者说比较容易想到)的继承制,后来读[[René Grousset|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时,又觉得蒙古人的幼子继承制([[ultimogeniture]])其实也蛮有道理,当时没有细想,觉得这事情大概多半是出于偶然吧。 后来又听说诺曼征服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采用幼子继承制,就咯噔了一下,昨天在读[[Edmund Leach]]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得知山地克钦([[Kachin]])人用的也是幼子继承制,忍不住停下来想了想。 琢磨之后,现在我觉得,继承制的选择应该不是偶然的,我目前的结论是:究竟采用长子还是幼子继承制,将取决于:一代人之内创建一份新产业的成功率有多高,该成功率越高,越倾向于幼子继承。 对于一份大产业的持有者,采用幼子继承制的好处是,可以迫使大儿子们在成年后尽早走出家门去为自己挣下一份产业,而这时候由于家长的还没衰老,其家庭实力和个人精力都可以帮助他们这么做,最后一个儿子留在家里给自己养老,最后顺理成章的继承老家庭的产业。 显然,上述好处可获得的前提是创立新产业的机会足够大,对于游牧/游耕社会,这样的机会可能不小,因为在这些社会,1)待开拓的空间可能较多,或,2)暴力抢占别人的地盘是常规优选策略,或/且,3)各家对地盘的控制很不稳定,财产权变动高度频繁。 蒙古是游牧社会,符合上述条件(蒙古帝国的扩张历史本身就很好的演示了幼子继承制的好处),克钦是游耕([[shifting cultivation]])社会,也符合条件,盎格鲁-撒克逊的情况我了解不多,但肯定没有诺曼封建系统下那种对土地的全面且固化的占有格局,或许当时可垦殖的荒地还很多?待考。 若土地已被全面占有,且暴力抢夺已不是优势策略,那么一代人中创建新产业的成功率就会很低,幼子继承制便失去优势;封建制下的情况正是如此,所以,在先秦封建制和诺曼封建制中,领主们采用的都是长子继承制。 若创业的机会很小,守业便成为头等考虑,而对于守业这个任务,长子继承制显然更有能胜任:尽早确立继承人,继承人是成年人且更富经验,继承者在兄弟间更具权威,这些都是它的优势。
假如剑桥学生公布的是研究对象的隐私

看到一则有趣的新闻,剑桥学生Omar Choudary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到了Chip-and-PIN支付系统的一个安全漏洞,尽管该漏洞在专业领域已广为人知,但Omar将论文上传到剑桥网站的行为还是引起了英国银行业的担忧,于是UK Cards Association主席Melanie Johnson给Omar所在的剑桥计算机实验室写信要求从网站撤下文章,结果,他得到的是实验室Ross J. Anderson教授牛逼哄哄的答复

Second, you seem to think that we might censor a student’s thesis, which is lawful and al(more...)

标签:
1478
看到一则有趣的新闻,剑桥学生Omar Choudary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到了[[Chip-and-PIN]]支付系统的一个安全漏洞,尽管该漏洞在专业领域已广为人知,但Omar将论文上传到剑桥网站的行为还是引起了英国银行业的担忧,于是UK Cards Association主席[[Melanie Johnson]]给Omar所在的剑桥计算机实验室写信要求从网站撤下文章,结果,他得到的是实验室[[Ross J. Anderson]]教授牛逼哄哄的答复

Second, you seem to think that we might censor a student's thesis, which is lawful and already in the public domain, simply because a powerful interest finds it inconvenient. This shows a deep misconception of what universities are and how we work. Cambridge is the University of Erasmus, of Newton, and of Darwin; censoring writings that offend the powerful is offensive to our deepest values. Thus even though the decision to put the thesis online was Omar's,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back him. That would hold even if we did not agree with the material! Accordingly I have authorised the thesis to be issued as a Computer Laboratory Technical Report. This will make it easier for people to find and to cite, and will ensure that its presence on our web site is permanent....

......

You complain that our work may undermine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payments system. What will support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payments system is evidence that the banks are frank and honest in admitting its weaknesses when they are exposed, and diligent in effecting the necessary remedies. Your letter shows that, instead, your member banks do their lamentable best to deprecate the work of those outside their cosy club, and indeed to censor it.

不难想象,这一举动会被许多人视为剑桥言论自由和学术独立精神的一次响亮展示而获得欢呼和羡慕(中文报道在Google Reader上获得了25个喜欢),不过,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位Anderson的火气有点莫名其妙。 我甚至没弄明白他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剑桥对其学生/学者公布任何研究内容都没有限制?即便不予限制,连指导意见或准则都没有?而一旦他们公布了就no choice but to back him?否则便辱没了Newton和Darwin? 举个例子,假如这个Omar研究的是性生理学,而他公布了临床志愿者的姓名和临床资料,剑桥管理部门真的没意见?或者他是人类学家,不小心泄露了田野调查对象的敏感隐私,人家来投诉要求做匿名化处理,你也会这么火大? 我不信剑桥在此类问题上完全没有准则,当然Omar的行为可能没有逾越这些准则,但在信用卡安全这么敏感的事情上,外人指望一下存在相关准则,也不为过吧?犯得着为此发飙? 我猜,答案或许隐藏在“a powerful interest finds it inconvenient”这句话里,假如finds it inconvenient的不是银行业协会,而是妇女保护组织,儿童关怀组织,绿色环保组织,回答大概会温柔的多,果若如此,那到底是谁更powerful呢?……
金山词霸在干什么?

我长期奉行的原则是不装不用国产软件(当然,除了我自己写的),唯一的例外是金山词霸(哦,还有很多年前的中文之星和智能狂拼),这次360事件之后,相信许多人也会和我一样采纳这条原则。

对金山词霸我倒一直挺放心的,用了十几年了(好像从它第一个版本就开始用了吧),但最近发现有点蹊跷,在Windows任务管理器里,我发现它的进程(xdict.exe)一直在占用CPU,占用率在3-9%之间波动,起初我以为在我观察时它恰好在执行在线更新任务,也就(more...)

标签:
1475
我长期奉行的原则是不装不用国产软件(当然,除了我自己写的),唯一的例外是金山词霸(哦,还有很多年前的中文之星和智能狂拼),这次360事件之后,相信许多人也会和我一样采纳这条原则。 对金山词霸我倒一直挺放心的,用了十几年了(好像从它第一个版本就开始用了吧),但最近发现有点蹊跷,在Windows任务管理器里,我发现它的进程(xdict.exe)一直在占用CPU,占用率在3-9%之间波动,起初我以为在我观察时它恰好在执行在线更新任务,也就没在意,但近来因为其他事情我关注进程列表的频率很高,于是注意到它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占用CPU,这就很奇怪了,我并未打开屏幕取词功能,它在干什么?而且在我把在线升级功能关闭之后,情况依旧。 我既没能力也没工夫去分析它的行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不过我已经决定先把它卸了再说,反正现在我有Google Translate和Bubble Translate for Chrome可以用。 注:我安装的版本是金山词霸2007OEM版,版本号1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