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5月发表的文章(15)

刘瑜的微笑

今天在看醉钢琴老师对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访谈时,又想起上月在豆瓣上看到的她那篇痛诉其微笑受挫经历的文章,那文章当时就把我笑的不轻,心里直替她着急,想套近乎你得开口啊,这样干摆pose有啥用啊,明显不懂内地文化嘛。

不过今天又想了想,感觉这事情其实还有更多可寻味之处。

刘瑜的观察是对的,在中国,陌生人之间确实习惯于回避目光交流,也不会轻易笑脸相向,但由此得出“我们礼仪之邦的文明早就超越了伪善,走向了赤裸裸的冷漠,赤裸裸的恶意”,却是草率的。

随便切换几个场景,你就可以找到完全相(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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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看醉钢琴老师对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访谈时,又想起上月在豆瓣上看到的她那篇痛诉其微笑受挫经历的文章,那文章当时就把我笑的不轻,心里直替她着急,想套近乎你得开口啊,这样干摆pose有啥用啊,明显不懂内地文化嘛。 不过今天又想了想,感觉这事情其实还有更多可寻味之处。 刘瑜的观察是对的,在中国,陌生人之间确实习惯于回避目光交流,也不会轻易笑脸相向,但由此得出“我们礼仪之邦的文明早就超越了伪善,走向了赤裸裸的冷漠,赤裸裸的恶意”,却是草率的。 随便切换几个场景,你就可以找到完全相反的证据,说明国人是多么热情似火,甚至可能觉得热得过火,都有点烫手了,在这些场景中,国人花在考虑他人的看法和感受上的心思、精力、时间和金钱,恐怕全球少有匹敌,也因此,他们常被鄙视为活得太累。 不对陌生人笑脸相迎,未必表示他内心冷漠,更可能的解释是,这笑容是重要的交往信号,须留给特定的社会关系,轻易使用会减损其信号价值。 这些社会关系是不能随便建立了,因为它们包含了很多人际责任,或者叫社会性义务,一旦你向陌生人投出笑容,便可能构成了一个建立这种关系的邀请,假如得到积极回应,你就负上了许多相应的义务,假如得到消极或否定性回应,那将是对你的极大羞辱,两者成本都很高。 在传统熟人社会,这些义务的内容庞杂而持久,每个人能够负担的数量有限,因而每次建立这样的关系都须谨慎从事,而既已建立的关系,也需要在各种交往互动中不断加以确认,见面时的笑容便是确认信号之一。 在我家乡的方言里有“点头朋友”一词,指关系一般,相互不承担什么义务的熟人关系,点头朋友相遇时的笑容是微弱浮浅的,打招呼的声音也含糊而短促,与真正的朋友关系很容易区分。 当然,笑容信号也可以用于其他场合,比如你向一位不太亲密的熟人寻求帮助时,也会笑脸相迎,但这种情况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缘由”,才能与偶遇时的笑容做区分,否则信号就会混乱。 只有当笑容信号不再有这样的功能时,它才可以被随意使用而不必担心惹出困惑和尴尬,这一条件,恐怕只有在多数人已长期脱离熟人社会之后,才会具备,欧美国家城市化已超过两代人时间,或许有这条件。 在现代都市社会,除家人之外,大部分人际关系都是局部而有限的,甚至也是短暂的,个人的私生活和情感空间很少被这些关系所持续介入,因而交往中的热情不会给双方带来什么负担,人们大可以在街头笑脸相对,错身而过之后却一无牵挂。
炫耀品难题的修补方案

(非常感谢各位对我讨论经济学方法论那篇文章的认真评论,不过我现在实在没有时间仔细回应,先把下面这段文字贴出,它演示了我心目中的方法论困境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不得不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手段,而不足之处只能暂时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来作出修补,主要的修补方法是“商品识别”;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比如有人在解释炫耀品[1]时就用过,炫耀品是对价格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它至少在表面上违背了价格上升需求下降的规律,修补的办法是:把价格上升前后的商品视为两种商品,因为它的炫耀功能变了,价格当然可以不一样了。

问题是,这个口子一开,凡是碰到价格理论无法解释的商品,都可以归为炫耀品,它就成了万能膏药,但科学理论是禁止万能膏药的;所以,必须有一个标准来认定什么商品才是炫耀品,并说明,多大的价格差距才能让价格变化前后的商品变成两种,经济学本身显然无法提供这样(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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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各位对我讨论经济学方法论那篇文章的认真评论,不过我现在实在没有时间仔细回应,先把下面这段文字贴出,它演示了我心目中的方法论困境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不得不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手段,而不足之处只能暂时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来作出修补,主要的修补方法是“商品识别”;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比如有人在解释炫耀品[1]时就用过,炫耀品是对价格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它至少在表面上违背了价格上升需求下降的规律,修补的办法是:把价格上升前后的商品视为两种商品,因为它的炫耀功能变了,价格当然可以不一样了。 问题是,这个口子一开,凡是碰到价格理论无法解释的商品,都可以归为炫耀品,它就成了万能膏药,但科学理论是禁止万能膏药的;所以,必须有一个标准来认定什么商品才是炫耀品,并说明,多大的价格差距才能让价格变化前后的商品变成两种,经济学本身显然无法提供这样的标准。 但文化人类学却有望提供,炫耀品是被用作身份符号的,而身份符号如何产生,如何被识别和模仿,各种符号如何被组织在一个结构中……,这些正是文化研究的课题…… ---------------------- [1]炫耀品即凡勃伦品([[Veblen good]]),指那些因其炫耀性功能,价格上涨需求量不降反升的商品,由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首先提出。
经济学:治国术、伦理学还是科学?

(这是《自私的皮球》最后一篇,有点长,且可能冒犯很多人,很多很多,慎入)

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大概都会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假如我们仔细探究一下,这一点极为可疑。

从历史上看,早期学者研究经济学的动机和人们对它的期待,和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十分不同,当时它基本上被视为一门治国术;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启蒙运动之前的社会学科差不多都是治国术,而在古典时代,甚至连许多哲学都是治国术,因为那时候,此类知识的主要消费者就是君主。

在词源上,“经济学”的希腊文[1]原义是家政管理,是教贵族如何经营家族财产和生意的,相当于现在的企业管理和私人理财学问;近代经济学的发端同步于民族国家的兴起,起初就是帮君主理财和研究如何增进君主财富的,所以不难理解,早期经济学为重商主义所垄断,因为那时候的君主们国家观念还很微弱,都把统治看作其家族和个人的事业,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来对待,而作为生意人,自然最关心如何让自己的商品获得最大销路,而尽量阻止竞争者的商品进入自己的领地。

后来,当民族国家逐渐成型,主权边界日益稳定,领地不再随嫁妆、馈赠或赔偿而被随意分割转让,君主们也开始意识到,君主的富有根本上依赖于国内经济的繁荣和国民的富有,首先明确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威廉·配第[2],他引入了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概念,并动手设计了一些统计方法。

接下去的变化是关键的,光荣革命和启蒙运动扭转了政治伦理,以君主个人利益为政策辩护不再拿得上台面,新的伦理要求政策服务于和平、自由、公正和幸福等攸关国民福祉的目标;由此,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由君主的经营策略转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分析,实际上,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与政治伦理的扭转相一致。

但这样一来,就面临一个困扰经济学至今的要命问题:如何衡量繁荣、富裕或幸福?也就是价值度量问题;重商主义者答案很简单:金钱,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君主经营,衡量其成效的自然就是利润,简单的办法是看看国库里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但对个体和企业适用的方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无效,启蒙学者都认识到,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其数量对个人意味着财富,对整个社会却只是个数字而已。

配第的答案是土地和劳动,斯密则是谷物和劳动,而李嘉图最终归结为单一劳动价值论,现在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对解释价格和分配机制没什么用处,不过好在当时经济学的形式化和定量分析还很粗糙,这个bug并未造成严重困扰;另一个答案则是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3],他们把价值标准定为“最大程度的快乐”,不过与李嘉图的“必要劳动”一样,边沁和穆勒都无法说明如何度量“快乐”,更不要说如何加总了。

问题是,功利主义严重挑战了当时主导思想界的古典自由主义,它直接指向了个人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主观价值论,即,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只能由他自己判断,而不能由别人替他判断,并且,除非他本人愿意,个人价值不能按任何客观标准被其他东西所替换,包括其他个人的价值,而这种可替换性是可加性的前提,因而价值是不可加总的。

假如承认价值是客观的,并且可以加总,那么,由一个中央权威来决定每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该生产和消费些什么,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日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一担忧,正是从边沁开始,基数效用论、积极自由、社会福利、甚至动物福利[4]等等概念被放出了潘多拉盒子,福利主义思潮日益壮大,为20世纪的政府大规模扩张提供了理论武器。

当客观价值论的现实含义日渐浮出水面,特别是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发扬光大为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全面批判之后,古典主义者作出了反应,结果就是边际革命[5];从哲学上看,边际革命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它在保留主观价值论的前提下,为经济学找到了一种福利度量方法,从而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边际学者尽管沿用了边沁的“效用”概念,但抽去了功利主义者所暗示的客观性和基数含义。

为此,边际学者只引入了一个很弱的中立假定:人不会作出与其偏好相矛盾的选择;由此得出三条基本度量方法:1)假如你用一个苹果换回一个橘子,表明这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比这个苹果高;2)假如你选择保留五个苹果和三个橘子,表明第五个苹果和第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是一样的,且这五个苹果和这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也是一样的[6];3)当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改善,而其他所有人的福利没有下降时,即可判定社会总福利水平提高了。

第三条就是著名的帕累托判准[7],它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制度和政策评价工具奠定了符合主观价值论的伦理基础;然而,尽管边际学派非常漂亮的解决了方法论问题,构建了逻辑井然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因此也获得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但实际上,帕累托判准是否真的有用,是十分可疑的。

首先(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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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私的皮球》最后一篇,有点长,且可能冒犯很多人,很多很多,慎入) 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大概都会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假如我们仔细探究一下,这一点极为可疑。 从历史上看,早期学者研究经济学的动机和人们对它的期待,和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十分不同,当时它基本上被视为一门治国术;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启蒙运动之前的社会学科差不多都是治国术,而在古典时代,甚至连许多哲学都是治国术,因为那时候,此类知识的主要消费者就是君主。 在词源上,“经济学”的希腊文[1]原义是家政管理,是教贵族如何经营家族财产和生意的,相当于现在的企业管理和私人理财学问;近代经济学的发端同步于民族国家的兴起,起初就是帮君主理财和研究如何增进君主财富的,所以不难理解,早期经济学为重商主义所垄断,因为那时候的君主们国家观念还很微弱,都把统治看作其家族和个人的事业,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来对待,而作为生意人,自然最关心如何让自己的商品获得最大销路,而尽量阻止竞争者的商品进入自己的领地。 后来,当民族国家逐渐成型,主权边界日益稳定,领地不再随嫁妆、馈赠或赔偿而被随意分割转让,君主们也开始意识到,君主的富有根本上依赖于国内经济的繁荣和国民的富有,首先明确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威廉·配第[2],他引入了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概念,并动手设计了一些统计方法。 接下去的变化是关键的,光荣革命和启蒙运动扭转了政治伦理,以君主个人利益为政策辩护不再拿得上台面,新的伦理要求政策服务于和平、自由、公正和幸福等攸关国民福祉的目标;由此,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由君主的经营策略转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分析,实际上,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与政治伦理的扭转相一致。 但这样一来,就面临一个困扰经济学至今的要命问题:如何衡量繁荣、富裕或幸福?也就是价值度量问题;重商主义者答案很简单:金钱,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君主经营,衡量其成效的自然就是利润,简单的办法是看看国库里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但对个体和企业适用的方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无效,启蒙学者都认识到,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其数量对个人意味着财富,对整个社会却只是个数字而已。 配第的答案是土地和劳动,斯密则是谷物和劳动,而李嘉图最终归结为单一劳动价值论,现在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对解释价格和分配机制没什么用处,不过好在当时经济学的形式化和定量分析还很粗糙,这个bug并未造成严重困扰;另一个答案则是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3],他们把价值标准定为“最大程度的快乐”,不过与李嘉图的“必要劳动”一样,边沁和穆勒都无法说明如何度量“快乐”,更不要说如何加总了。 问题是,功利主义严重挑战了当时主导思想界的古典自由主义,它直接指向了个人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主观价值论,即,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只能由他自己判断,而不能由别人替他判断,并且,除非他本人愿意,个人价值不能按任何客观标准被其他东西所替换,包括其他个人的价值,而这种可替换性是可加性的前提,因而价值是不可加总的。 假如承认价值是客观的,并且可以加总,那么,由一个中央权威来决定每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该生产和消费些什么,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日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一担忧,正是从边沁开始,基数效用论、积极自由、社会福利、甚至动物福利[4]等等概念被放出了潘多拉盒子,福利主义思潮日益壮大,为20世纪的政府大规模扩张提供了理论武器。 当客观价值论的现实含义日渐浮出水面,特别是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发扬光大为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全面批判之后,古典主义者作出了反应,结果就是边际革命[5];从哲学上看,边际革命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它在保留主观价值论的前提下,为经济学找到了一种福利度量方法,从而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边际学者尽管沿用了边沁的“效用”概念,但抽去了功利主义者所暗示的客观性和基数含义。 为此,边际学者只引入了一个很弱的中立假定:人不会作出与其偏好相矛盾的选择;由此得出三条基本度量方法:1)假如你用一个苹果换回一个橘子,表明这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比这个苹果高;2)假如你选择保留五个苹果和三个橘子,表明第五个苹果和第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是一样的,且这五个苹果和这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也是一样的[6];3)当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改善,而其他所有人的福利没有下降时,即可判定社会总福利水平提高了。 第三条就是著名的帕累托判准[7],它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制度和政策评价工具奠定了符合主观价值论的伦理基础;然而,尽管边际学派非常漂亮的解决了方法论问题,构建了逻辑井然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因此也获得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但实际上,帕累托判准是否真的有用,是十分可疑的。 首先,除了思想实验之外,这一判准几乎找不到用武之地,你无法用它来判别同一时刻两个社会的福利高低,而只能判别一个社会在某宗交易发生前后的福利高低,因而它甚至无法判别同一社会两个时刻的福利水平,除非你完整重建这两个时刻之间的全部事件链,确认其间没有任何人的福利曾经下降;所以,经济学家在做福利经济学分析时,实际上不得不或明或暗的替换标准,通常是用市场价和交易金额来度量效用和福利,这就把客观价值论从后门放了进来。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假如我们将帕累托判准中的“worse off”理解为实际利益减损的话,那么在任何三人以上社会,自愿交易也不能被认定为帕累托改进,因为任何交易都会因加剧买方竞争而减损其他买家利益,同时加剧卖方竞争而减损其他卖家利益;假如你原本是某镇的唯一铁匠,另一个铁匠的到来无疑会减损你的利益;这样一来,我们就更找不出任何帕累托改进了,除非在二人世界,连思想实验里都找不到。 第二点对于古典主义者是致命的,原本帕累托判准作为评价工具虽没啥用处,却能得出一个结论:交易且只有交易可被认定为整体改进;这样,它就成了主张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和管制的武器,可现在,它连这个作用也丧失了。 要想挽救帕累托判准,必须将worse off理解为法定利益受损,若所损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则不纳入判准考虑;但这样一来,马上就面临另一个问题:如何判别某项权利是否应该得到法律保护?为何行会垄断权没有资格得到保护?显然,这个问题在新古典概念框架内是无法讨论的。[8] 经济学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终究是因为学界始终没有澄清一个根本问题:经济学究竟是科学还是伦理学?假如它是科学,就没有理由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也无须为制度和政策作出道德评判,充其量只需要评估其现实后果,假如它是伦理学,那么它目前所采用的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是否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与伦理学的其他分支相比,它是否显示了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 正是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或倾向)——无论经济学家们是否意识到——导致了新古典之后的经济学流派分化;大致可以识别出三个方向:一派是以萨缪尔逊[9]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他们仍将经济学视为福利计算和政策评价工具,为此干脆放弃主观价值论,承认效用可基数度量,个人效用可加总为社会总福利,于是度量难题迎刃而解,计量模型变得极其漂亮,由此为该学派赢得了政府谋士的荣华地位。 第二个是奥地利学派,他们同样把经济学视为价值判断工具,同时坚守古典自由主义和主观价值论,但由于上述方法论上的致命障碍,他们在实证分析上几无所获,米塞斯干脆否认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而在政策评价上,他们的任务变得极其简单:只要对所有政府干预和管制政策say no就行了,因为在帕累托判准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10]所揭示的,在主观价值论前提下,没有任何公共选择机制能不借助强制而将个人偏好汇集为社会偏好;然而,如此简单的任务显然不能支撑一门严肃的学问。 假如他们意识到帕累托判准的第二个缺陷,奥派原本有机会将关注焦点转向产权和权利的起源问题,在法理学领域为自己占得一席之地,但他们显然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的确曾将焦点转向财产权,但仅仅是从一些先验命题开始做了一番逻辑演绎,无视法律的历史与现实,最终,该学派变成了一个哲学思辨和价值主张团体。 第三个方向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该派学者希望将经济学从价值判断和政策评价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摆脱自起源以来始终笼罩它的治国术和伦理学阴影——这一阴影不仅留在经济学这个名词上,更留在“国民”、“政治”和“福利”这些修饰词上——把它发展为一门旨在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的纯粹的社会科学。 这一努力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我在这里要谈论的是它的缺陷:芝加哥学派尽管扭转了研究方向,将目光投向了经验世界的经济现象,却很奇怪的没有抛弃主观价值论,更没有突破方法论个人主义,对于一门科学,这样的坚持毫无必要,这极大的限制了经济学利用生物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众多成果来改进其分析手段。 在科学方法论上,价值只是用来度量、解释和预测行为方向性的一个数量指标,就像生物学的遗传价值,可以用来解释生物性状和行为模式,而不必与主体的主观价值判断有任何关系,基于遗传价值的分析和预测同样适用于细菌和植物,但没人会认为它们会做价值判断。 所以,奇怪的倒是为何芝加哥学派居然取得了那么巨大的成就,答案或许是:他们并未认真坚持主观价值论,而同时,方法论个人主义确实是个很好的观察层次,即便不借助其他视角也能独力获得解释力很强的理论;第一点看来是成立的,张五常就是个显著的例子,他总是用“最大化”来解释行为,但在“被最大化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却含糊其辞,实在逼急了,就只好用货币收益来近似。 实际上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直接或间接的用基数化的货币收益来代替主观价值度量,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但效果却出奇的好,那或许是因为,在市场发达、货币化程度很高、交易频率高到足以形成市价、交易费用又很低的条件下,货币可以满足个人的绝大部分需求,因而,无论它是否真的准确度量了主观价值,却足以解释大量行为,特别是当它解释企业行为时,效果就更好,因为企业决策正是以货币收益为中心的,而市场对企业的淘汰机制也是基于货币收益。 尽管如此,对主观价值论的坚守仍构成巨大妨碍,它让经济学家不愿利用心理学成果来修正经济人模型,这很容易让他们想起边沁和功利主义,他们宁愿让个人这个黑箱永远封闭,更断难接受基于遗传收益的分析,相比之下,生物学家却可以轻松接受化学成果来修正其基础假设,这一差异恐怕只能用价值立场来解释。 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有效性,同样是妥协的结果,经济学家对家庭和企业网开两面,在分析中将它们也视为“个体”,如此一来,在那些绝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仅限于这三种实体的市场社会,它自然会有不错的解释力;况且,由于上节所说的原因,这三种实体的行为模式都可以很好的用货币收益来解释;但这一有效性是有前提的:没有其他性质的实体和其它层次上的结构对经济活动带来显著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无法化约为上述三类“个体”的成本/收益问题。 这一方法论局限,意味着我们将忽视工会、卡特尔、政党、社团、帮派、标准化机构、慈善组织、信托等等有着完全不同组织基础和行为模式的实体可能带来的影响,忽视宗教、时尚潮流、民族意识、地方传统、身份等级、企业文化等不同层次上的文化结构的可能影响,尽管对这些结构的认知原本可以大幅改进我们对个人行为和社会的理解。 当然,我不是说经济学应该覆盖所有这些领域,但实在没有理由用方法论藩篱将经济学隔绝于已经在这些领域取得长足进展的其他学科的知识成果之外,而这只是因为它从治国术和伦理学向实证科学的转向不够彻底,这一状况,看来只能期待一次科学革命来加以改变了。 (总算喷完了,累死了,以后再也不喷了) ---------------------- [1]economics一词源自希腊语词汇οἰκονομία,拉丁文转写为oikonomia,词根oikos相当于house,词根nomos相当于custom或law。 [2]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哲学与科学家,曾帮助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管理土地和财政事务。 [3]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边沁所提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思想也叫边沁主义([[Benthamism]]),经穆勒扩充和阐述后取得广泛影响。 [4]有意思的是,边沁是最早的动物权利主张者,这是客观价值论合乎逻辑的延续:既然价值不需要个人自己判断,那么被认为缺乏判断力的动物为何不能成为价值主体呢? [5]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是由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列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等学者于1860年代为经济学所开创的一套以边际和均衡分析为核心的全新方法论,此后瓦尔拉斯和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带领的洛桑学派([[Lausanne School]])推动了第二轮研究,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并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综合成为新古典经济学。 [6]考虑到商品的不可分割性,这只是粗略的说法。 [7]帕累托判准([[Pareto criterion]])是判定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一种准则;符合该准则的变化,叫帕累托改进;假如一个社会已不存在任何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则称此状态为帕累托最优。 [8]我对帕累托判准的更多分析,见“消费者剩余vs外部性”(No.905)和“帕累托判准vs卡尔多-希克斯判准”(No.1163)。 [9]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长期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他编写的《经济学》是迄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材,63年来以40种语言出了19版,售出400多万本。 [10]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le theorem]])是由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并证明,并在其随后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详加阐述的关于公共选择的一个命题。
结构与层次

经常听到有人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争论不休:究竟蜜蜂个体还是蚂蚁巢群才算有机体?寄生在我们体内、与我们形成共生互惠关系的大肠杆菌、乳酸菌等,算不算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线粒体到底算寄生物还是细胞器?思考这些问题不是毫无用处,但为它争到面红耳赤就可笑了,只有本质主义者才会为“XX到底是不是YY”之类的问题而焦虑,而我是反本质主义的。

在部分整体关系问题上,本质主义表现为原子主义[1],意思是:只有原子——一种不可分割的实体——是真实存在的,其它一切所谓的“存在物”都“只不过”是原子们的组合与运动所造成的“虚假幻象”而已:波浪不过是水分子在运动而已;云不过是一团水分子而已;钞票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公司没有头脑,不可能做决定,只有个人才能做决定;没有社会,只有一个个的人;不一而足。

在原子主义者眼里,随着物理学的不断进步,世界在一步步变得更虚幻,曾经以为水分子、空气分子、铁分子都是真实的原子,而颜色、重量、坚硬、弹性都是它们不可分离的“本质”属性,后来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水分子,只有各种原子,接着又发现其实原子也没有,只有质子、中子和电子,然后,这些也没了……,可实际上,世界还是那个世界。

这些说法的荒唐是一眼便知的,许多人有意无意失足于此,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个观察世界的更好视角,比如我称之为“认识论上的多层次结构主义”[2]的视角,意思是:意义并非来自经验事实,而是观察者赋予它的,所以只要他乐意并觉得方便,可以将意义赋予任何层次上的现象,在这一层次上将经验事实组织为一个结构,给它取个名字,将其视为具有某种连贯性和可识别边界的“实体”。

比如,将蚂蚁巢群视为有机体(organism),将提示我们把它与其它已被我们视为有机体的动物个体做类比,由此作出启发性的观察、理解和推断:蚁后如何执行卵巢那样的功能,营养性卵又如何像脂肪颗粒那样存储营养,兵蚁如何像巨噬细胞那样工作,等等,这些都是从一般对种群的观察中无法获得的理解;同时,我们也无须为巢群获得了有机体的“本质”而轻易相信它会具有其它有机体的特性。

再如,道金斯所表述的自私基因理论为理解生物进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3],将有机体视为基因们合作建造用来复制和传播其自身的载具(vehicle),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种组织、器官、功能和行为的遗传价值,并用统一的内含适应性解释来代替原先的自然选择、性选择、亲缘选择等相互独立的多种解释。

但仅有这一视角是不够的,一旦开始建造有机体,就面临各种结构工程问题:哪种肢体结构运动效率高?力量和体重负担如何权衡?散热问题如何解决?哪种对称结构更适合捕猎、潜伏或逃避?如何保证各组织和子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发育机制上面临哪些障碍?

这些问题,只有放在有机体层面的结构工程学视角下,用另一套理论和模型来分析,才能得到更好的考察和研究,从分子层面根本无法着手;正是从这一视角,发展出了生物力学(Biomechanics)、形态学(morphology)和胚胎学(embryology)等学科[4]。

进而,在种群和生态系统水平上,也可以获得有益的视角,种群动力学(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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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听到有人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争论不休:究竟蜜蜂个体还是蚂蚁巢群才算有机体?寄生在我们体内、与我们形成共生互惠关系的大肠杆菌、乳酸菌等,算不算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线粒体到底算寄生物还是细胞器?思考这些问题不是毫无用处,但为它争到面红耳赤就可笑了,只有本质主义者才会为“XX到底是不是YY”之类的问题而焦虑,而我是反本质主义的。 在部分整体关系问题上,本质主义表现为原子主义[1],意思是:只有原子——一种不可分割的实体——是真实存在的,其它一切所谓的“存在物”都“只不过”是原子们的组合与运动所造成的“虚假幻象”而已:波浪不过是水分子在运动而已;云不过是一团水分子而已;钞票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公司没有头脑,不可能做决定,只有个人才能做决定;没有社会,只有一个个的人;不一而足。 在原子主义者眼里,随着物理学的不断进步,世界在一步步变得更虚幻,曾经以为水分子、空气分子、铁分子都是真实的原子,而颜色、重量、坚硬、弹性都是它们不可分离的“本质”属性,后来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水分子,只有各种原子,接着又发现其实原子也没有,只有质子、中子和电子,然后,这些也没了……,可实际上,世界还是那个世界。 这些说法的荒唐是一眼便知的,许多人有意无意失足于此,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个观察世界的更好视角,比如我称之为“认识论上的多层次结构主义”[2]的视角,意思是:意义并非来自经验事实,而是观察者赋予它的,所以只要他乐意并觉得方便,可以将意义赋予任何层次上的现象,在这一层次上将经验事实组织为一个结构,给它取个名字,将其视为具有某种连贯性和可识别边界的“实体”。 比如,将蚂蚁巢群视为有机体([[organism]]),将提示我们把它与其它已被我们视为有机体的动物个体做类比,由此作出启发性的观察、理解和推断:蚁后如何执行卵巢那样的功能,营养性卵又如何像脂肪颗粒那样存储营养,兵蚁如何像巨噬细胞那样工作,等等,这些都是从一般对种群的观察中无法获得的理解;同时,我们也无须为巢群获得了有机体的“本质”而轻易相信它会具有其它有机体的特性。 再如,道金斯所表述的自私基因理论为理解生物进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3],将有机体视为基因们合作建造用来复制和传播其自身的载具(vehicle),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种组织、器官、功能和行为的遗传价值,并用统一的内含适应性解释来代替原先的自然选择、性选择、亲缘选择等相互独立的多种解释。 但仅有这一视角是不够的,一旦开始建造有机体,就面临各种结构工程问题:哪种肢体结构运动效率高?力量和体重负担如何权衡?散热问题如何解决?哪种对称结构更适合捕猎、潜伏或逃避?如何保证各组织和子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发育机制上面临哪些障碍? 这些问题,只有放在有机体层面的结构工程学视角下,用另一套理论和模型来分析,才能得到更好的考察和研究,从分子层面根本无法着手;正是从这一视角,发展出了生物力学([[Biomechanics]])、形态学([[morphology]])和胚胎学([[embryology]])等学科[4]。 进而,在种群和生态系统水平上,也可以获得有益的视角,种群动力学([[population dynamics]])揭示了种群最优规模与密度、捕食/被捕食者数量动态、迁徙模式等在宏观规律,生态学([[ecology]])则关注诸如大陆、岛屿和湖泊的多物种多种群系统的组成和动态规律。 经济学分析也有类似的三个层次,微观经济学研究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个体选择,类似于基因的遗传收益分析,而对于产业经济学来说,企业和商业模式是个人为实现私人收益而建造的“载具”,就像基因所建造的有机体,宏观经济学则类似于种群动力学,研究各宏观变量的动态规律;有些经济学家出于对宏观经济学过去的不佳表现,干脆否认宏观现象的意义,这是原子主义的一种表现。 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情况则更加混乱和对立,结构主义与个人主义者势不两立、形同水火,前者拒绝个人和基因层面的经济学和进化分析,后者拒绝文化层面上的功能主义和符号学分析;实际上,这种对立毫无必要,它极大妨碍了几大学科之间的成果分享,也限制了各自视角下的分析和解释能力,作为认识论上的多层次结构主义者的好处便是,我可以轻松接受不同层次的视角,它们原本就不是互斥的。 这种不必要的排斥和对立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的尤其突出,那是因为许多人混淆了认识论实体与价值主体,从而让自己的价值观妨碍了对有用的层次与结构的把握,比如有些人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只是因为他持有个人主义价值观,或者相反,因为他持有集体主义价值观,就在方法论上坚持结构主义,而实际上,方法论与价值观之间并没有也不需要依赖关系,我是个人主义者,坚持认为个人不应为集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不必因此而否认集体的存在,组织、企业、民族、社群、亚文化,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有用的概念。 层次化结构实际上体现了我们认知能力的发展梯度,每一层的基本概念和定律使得该层次上的观察成为可能,而从观察中所获得的洞见将为上一个层次建立新的概念;比如,我要看懂一场球赛,必须首先接受球队、进球、犯规、裁判这些概念,否则我“看到”的就是一群人发了疯似的在抢一个圆球,而只有接受了球队、比赛、得分这些概念之后,才能进而形成赛制、轮次、主客场、积分、名次等更高层次的概念,才看得懂一份赛程和积分表,也才可能对主教练的赛季战略调度和状态调整有所理解和评论。 另一个方向也是如此,要对球员表现作出观察和评论,必须先确立头球、传球、射门、助攻、跑位、过人等等概念,否则你看到的只是一个疯子在草地上撒野,而为了形成这些技术概念,必须先确立若干关于肢体部位和球场区域的基础概念,比如要理解头球必须先接受人体有个部位叫“头”;这看上去好像是当然无疑的,但那只是因为我们作为观察者恰好与观察对象同属人类这一物种,对人体部位这类熟见而又处于中观尺度[5]上的对象,我们的概念在生活史早期甚至先天便已经确立。 假如我们是寄生于球员皮肤上的螨虫,要接受头、手、脚这些概念就困难的多,而要理解球员的技术动作、理解一场比赛、进而理解赛程安排,就需要像科学家那样作出大量的概念和理论建构,以及基于它们而进行的非日常观察,其中许多难免会显得非常抽象和反直觉。 科学研究的过程,便是从中观尺度出发,向上和向下探索世界,通过一层叠一层的概念体系和基于这些概念的观察手段,将我们的认知能力从本能所加诸我们的中观尺度局限中扩展开去,从而获得对世界更好的理解。 ---------------------- [1]原子主义([[atomism]])一词至少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物理学上的原子主义,而我这里指的是哲学上的原子主义,也被称为组成虚无主义([[mereological nihilism]]或[[compositional nihilism]])。 [2]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一词的用法同样很混杂,我的用法在看待部分整体关系上比较接近生物学上的结构主义,比如布莱恩·戈德温([[Brian Goodwin]])的思想,而完全不同于文化和社会学上的结构主义。 [3]自私基因理论([[selfish gene theory]])也叫基因中心视角([[gene-centered view]]),由理查德·道金斯对威廉·汉密尔顿和约翰·梅纳德·史密斯等人在70年代提出的以内含适应性([[inclusive fitness]])为核心的进化生物学新理论的通俗阐述。 [4]从进化史的角度对这些主题的研究构成了进化发育生物学([[evo-devo]])这一学科。 [5]中观尺度(middle-size)是哲学家维拉德·奎因([[Willard Quine]])所提出的概念,指人类认知本能上的特点,使我们观察世界时,总是首先识别那些(以我们身体或视野来衡量)大小适中的对象,丹尼尔·丹内特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第一部分中详细阐明了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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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拒绝了不少HeadSalon@GoogleGroups的加入申请,这个组是定位于原万科论坛的老朋友和本博客的老读者,便于小圈子里随时联络和聊天,所以,申请加入时,须让我知道你与在万科论坛或这儿出现过的某个ID的关系,假如之前无意中拒绝了老朋友或热心读者,我很抱歉。

谢谢各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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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拒绝了不少HeadSalon@GoogleGroups的加入申请,这个组是定位于原万科论坛的老朋友和本博客的老读者,便于小圈子里随时联络和聊天,所以,申请加入时,须让我知道你与在万科论坛或这儿出现过的某个ID的关系,假如之前无意中拒绝了老朋友或热心读者,我很抱歉。 谢谢各位关注。
实在与经验

(因为前一篇用到了这里的一个例子,把这段也贴上)

朴素的说,休谟破除了我对“眼见为实”的迷信,他让我意识到,我的感觉无论如何强烈和真切,都不过是发生在我头脑里的事情而已,从逻辑上并不能由此得出关于外在世界的任何结论,包括外在世界是否存在的结论,这些感觉材料所能做到的,充其量只是让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关于外在世界的某些“推断”而已。

我的心智就像坐在法庭里的陪审员,毫无希望亲临现场,只能从凌乱的证据中努力重建案件“事实”;当然,来自不同感觉渠道的材料之间的相互印证,包括他人对我的推断的反应,可以加强我对推断的信心,但所有这些都只是心理习惯,而不是逻辑推导。

经验事实所能告诉我的只是它本身,假如我想对世界有所谈论,则必须使用各种概念、命题和理论,而在这么做时,在我头脑里便发生了大量创造性的建构活动,作出了许多预先假定;比如,当我说“有人在河边钓鱼”时,我看见的只是一个人坐在岸边,面前斜支着一根竹竿,既没看见钓钩也没看见鱼。

甚至,感觉其实并未告诉我那里坐着一个(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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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前一篇用到了这里的一个例子,把这段也贴上) 朴素的说,休谟破除了我对“眼见为实”的迷信,他让我意识到,我的感觉无论如何强烈和真切,都不过是发生在我头脑里的事情而已,从逻辑上并不能由此得出关于外在世界的任何结论,包括外在世界是否存在的结论,这些感觉材料所能做到的,充其量只是让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关于外在世界的某些“推断”而已。 我的心智就像坐在法庭里的陪审员,毫无希望亲临现场,只能从凌乱的证据中努力重建案件“事实”;当然,来自不同感觉渠道的材料之间的相互印证,包括他人对我的推断的反应,可以加强我对推断的信心,但所有这些都只是心理习惯,而不是逻辑推导。 经验事实所能告诉我的只是它本身,假如我想对世界有所谈论,则必须使用各种概念、命题和理论,而在这么做时,在我头脑里便发生了大量创造性的建构活动,作出了许多预先假定;比如,当我说“有人在河边钓鱼”时,我看见的只是一个人坐在岸边,面前斜支着一根竹竿,既没看见钓钩也没看见鱼。 甚至,感觉其实并未告诉我那里坐着一个人,它只告诉我那里有一个帽子、一簇头发和一件衣服,以某种相对关系聚在一起;甚至这种对象和空间关系也是我构建的结果,我所感觉到的只是若干色块而已,正如一幅油画的各色块在我视觉中所引起的感觉一样,甚至我用来描绘对象的颜色也是构建的结果:被我认定为衣服的那个色块的光线频率其实五花八门,却被我“看作”了同一种颜色。 在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看来,每个概念都应该对应世界的一个“本质”:那件衣服之所以看起来是红的,是因为它具有“红色”这一本质,那些在水里游来游去的东西被我们称做鱼,是因为它们都具有鱼的本质;而在概念论([[conceptualism]])看来,所谓本质或“共相”只是存在于头脑中的概念,引入某个概念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更有效的观察、理解和谈论世界,假如它起不到这个作用或有更好的替代品,随时可以放弃。 这一差异在面临共相([[universal]])的模糊地带时表现的最清楚,比如,一旦本质主义者认定人的本质在于会制造工具,或会使用语言,那么,当他发现黑猩猩也有这些能力时,常会痛苦和抓狂的如丧考妣,当他们见到像鸭嘴兽这种东西时,更会彻底晕菜了;类似的,本质主义者也会面临诸如“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种专属于他们的难题。
范式与硬核:什么是科学?

(因作品需要,这两天在清理回顾自己的哲学立场,这是其中一部分,先陈列出来供各位批判,既然谈哲学,难免主义横飞,请多包涵,但愿这次横飞完,以后就不用再提主义了)

最初让我思考“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的,是波普的证伪学说[1],不过后来,在如何看待科学的问题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库恩的范式理论[2]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理论[3];尽管库恩以波普批评者姿态出现,而拉卡托斯是波普的修正和维护者,但我倒觉得他们的理论是互补的。

波普理论其实是休谟思想的自然延续,既然经验事实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它本身,因而要对世界有所理解和谈论,必须赋予事实以“意义”,并对经验之外的事情有所猜测;比如[4],必须将一个略具椭圆状的东西看作帽子,把帽子、头发和衣服组合看作一个人,并相信竹竿上悬着钓线、钓线下面有鱼钩,假如帽子掉落到两米之外,我会说风吹落了帽子,而不会说帽子从头上跳了下来。

所以,当我说“帽子被风吹落”时,我头脑里已预先有了一套朴素物理学[5],让我相信除非被外力干预,帽子不会无故离开支撑它的物体,而当我说“他在钓鱼”时,我也有一套朴素心理学,让我相信一个人不会为了别的目的或没有任何目的却长时间静坐在河边,身前还斜支着一根竹竿。

证伪主义可以视为这样一种告诫:首先,任何理论建构必须能够帮助我们对世界作出某些推断,才是有意义的,这一条相当于奥卡姆剃刀[6];其次,在进行建构和推断时,需要时刻保持怀疑态度,记住这些仅仅是头脑中的假设,须随时针对新的经验事实作出调整,这一态度也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

有推断就会有错愕与惊讶,而正是在对待推断与新经验事实之间的冲突的态度上,现代科学与民间科学表现出了根本差异,前科学时代的人们在遭遇惊愕时,比如发现那位垂钓者连续八小时纹丝不动,便会尝试纠正事实推断上的错误,比如走进仔细一看,原来是个稻草人,但通常不会去质疑得出这些推断所依据的概念体系和理论假设,即,不会去修正那套民间科学,假如纠正事实的种种尝试仍无法消除困惑,他们通常会诉诸万能膏药:他会魔法!上帝显灵了!证伪主义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万能膏药。

但库恩认为,科学家也不会轻易质疑概念体系和基本假设,相反,他们会坚守既已认定的概念和假设,而把经验事实所带来的困惑视为待解的“难题”,而科学的常规发展就是解难题的过程,而解题过程中的各种尝试和反复所质疑和抛弃的,充其量只是为解题而临时作出的中间假设。

库恩把科学理论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少数奠基性科学家通过哲学思辨提出一套形而上学概念,和由这些概念以特定语法关系构成的命题结构,这个框架决定了观察世界的角度,规定了何种问题是可问的,即,一个合法的问题只能以哪几种句式提出,且只能使用哪些词汇。

接着,科学家会为这些概念确定度量方法,即,在抽象观念和经验事实之间建立连结,由此概念便成了变量,而命题的结论和推断也就有了验证标准,至此,该理论便完成了范式确立,而这套概念、度量方法和命题结构,构成了库恩所称的“范式”(paradigm);然后,科学(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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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作品需要,这两天在清理回顾自己的哲学立场,这是其中一部分,先陈列出来供各位批判,既然谈哲学,难免主义横飞,请多包涵,但愿这次横飞完,以后就不用再提主义了) 最初让我思考“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的,是波普的证伪学说[1],不过后来,在如何看待科学的问题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库恩的范式理论[2]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理论[3];尽管库恩以波普批评者姿态出现,而拉卡托斯是波普的修正和维护者,但我倒觉得他们的理论是互补的。 波普理论其实是休谟思想的自然延续,既然经验事实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它本身,因而要对世界有所理解和谈论,必须赋予事实以“意义”,并对经验之外的事情有所猜测;比如[4],必须将一个略具椭圆状的东西看作帽子,把帽子、头发和衣服组合看作一个人,并相信竹竿上悬着钓线、钓线下面有鱼钩,假如帽子掉落到两米之外,我会说风吹落了帽子,而不会说帽子从头上跳了下来。 所以,当我说“帽子被风吹落”时,我头脑里已预先有了一套朴素物理学[5],让我相信除非被外力干预,帽子不会无故离开支撑它的物体,而当我说“他在钓鱼”时,我也有一套朴素心理学,让我相信一个人不会为了别的目的或没有任何目的却长时间静坐在河边,身前还斜支着一根竹竿。 证伪主义可以视为这样一种告诫:首先,任何理论建构必须能够帮助我们对世界作出某些推断,才是有意义的,这一条相当于奥卡姆剃刀[6];其次,在进行建构和推断时,需要时刻保持怀疑态度,记住这些仅仅是头脑中的假设,须随时针对新的经验事实作出调整,这一态度也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 有推断就会有错愕与惊讶,而正是在对待推断与新经验事实之间的冲突的态度上,现代科学与民间科学表现出了根本差异,前科学时代的人们在遭遇惊愕时,比如发现那位垂钓者连续八小时纹丝不动,便会尝试纠正事实推断上的错误,比如走进仔细一看,原来是个稻草人,但通常不会去质疑得出这些推断所依据的概念体系和理论假设,即,不会去修正那套民间科学,假如纠正事实的种种尝试仍无法消除困惑,他们通常会诉诸万能膏药:他会魔法!上帝显灵了!证伪主义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万能膏药。 但库恩认为,科学家也不会轻易质疑概念体系和基本假设,相反,他们会坚守既已认定的概念和假设,而把经验事实所带来的困惑视为待解的“难题”,而科学的常规发展就是解难题的过程,而解题过程中的各种尝试和反复所质疑和抛弃的,充其量只是为解题而临时作出的中间假设。 库恩把科学理论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少数奠基性科学家通过哲学思辨提出一套形而上学概念,和由这些概念以特定语法关系构成的命题结构,这个框架决定了观察世界的角度,规定了何种问题是可问的,即,一个合法的问题只能以哪几种句式提出,且只能使用哪些词汇。 接着,科学家会为这些概念确定度量方法,即,在抽象观念和经验事实之间建立连结,由此概念便成了变量,而命题的结论和推断也就有了验证标准,至此,该理论便完成了范式确立,而这套概念、度量方法和命题结构,构成了库恩所称的“范式”([[paradigm]]);然后,科学研究才进入常规阶段,即解难题的过程,而每个困难必须先用范式所规定的词汇和句法结构进行描述,才被接受为值得研究的课题,否则不予理睬[7]。 科学家会一直坚持范式,直至对解题过程难以再推进感到绝望,或被另一个与之竞争的范式的光明前景所吸引,假如大批科学家倒向新范式,科学革命便发生了,革命的方式就是范式转换;由于范式之间的基本概念和度量方法不同,因而采用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之间无法有效对话,如同鸡同鸭讲,范式的取舍无法基于逻辑推导或某种客观标准而得出,往往新范式所面临的难题比旧范式还多,只能凭个人直觉和信念而选择。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库恩严重挑战了波普的科学认定标准,但库恩理论并不是许多人所认为或指责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首先,解难题的过程无论如何迂回反复,都不能引入万能膏药,其次,范式中的每个概念必须给出度量方法,因而不会成为万能膏药,这两点正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关键所在。 拉卡托斯为证伪主义提出了一个修补方案,试图以此保留判别科学性的客观标准,其大意是,可证伪的不是具体的命题,而是整套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一个纲领包括由若干基本命题组成的“硬核”(hard core),而为了解释具体的经验事实,采用该纲领的科学家需要基于硬核提出各种辅助假说,后者构成了围绕硬核的保护带,质疑和修正只能针对保护带而不能指向硬核;证伪一个纲领的标准是看它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进步是指它启发研究者不断发现新的经验事实,而退化的纲领则停顿于在旧事实所造成的困难面前不断自我辩护的窘境。 假如从库恩的视角看[8],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可以这样理解:在范式所给定的框架下为解决难题而提出的假说,不是被同等对待的,而是被组织在多层次的结构之中,上层(或外围)假说在逻辑上依赖于下层假说,当面临经验事实所带来的困难时,首先被质疑的是最外围的假说,越是下层的假说,承载着越多的上层结构,因而得到更优先的保护,这样,庞大的理论体系才能维持足够的稳定性。 从理论挑战者的角度看,当你质疑一个假说,并试图以替代假说取而代之时,该假说越是处于理论大厦的下层,你就负有越大的责任为你的质疑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并展示替代假说的解释能力,而为了吸引追随者认同或加入你的挑战和替代事业,你就必须用更多更重要的以往成果来显示你的洞察力和研究能力,假如你的挑战已指向了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命题,那恐怕只能另立山头、另起炉灶了。 ---------------------- [1]卡尔·波普([[Karl Popper]])在其早期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1934)中提出了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标准。 [2]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科学史兼科学哲学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 [3]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家,代表作《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978)。 [4]我在这里延续了第96篇中的例子。 [5]朴素物理学([[naïve physics]])也叫民间物理学([[folk physics]]),又译常识物理学,和民间生物学([[folk biology]])、民间心理学([[folk psychology]])一样,皆属民间科学([[folk science]]),是对于世界运行法则的一些假设,无须正规教育即可先天拥有或从文化中习得,且在各种文化之间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 [6]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也叫简约法则(law of parsimony)或节省法则(law of economy),奥卡姆的原话是“若非必要,勿增实体”。 [7]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将无法在规范的概念和句法结构下恰当提出的含混不清的问题,称为“奥秘”(mysteries)而不是真正的“问题”(problem),这与库恩的思想不谋而合,见《对语言的思考》(1975)。 [8]这也正是我所乐意采用的视角,所以我将自己的科学哲学观擅自称为“经拉卡托斯修正的库恩主义”,虽然实际上拉卡托斯本人并无意采纳或修正库恩主义。
饭文#R6: 团购应立足于需求表达

团购应立足于需求表达
辉格
2011年5月10日

团购热潮仍在继续高涨,奢侈品团购商Gilt Groupe获得了软银牵头的财团融资1.38亿美元,Living Social最新融得的4亿美元也令其估值达到29亿美元,去年底传闻Google提议收购Groupon时,60亿美元的开价已令许多人震惊,但目前它的估值据说已达到了250亿美元,对于一家年营收才数亿美元的公司,这样的估值完全依赖于对未来的美好期望。

美好愿望要想成真,必须建立于可靠的商业模式之上,然而到目前为止,团购业的盈利模式尚未表现出足够的说服力;在前一篇文章里,我试图(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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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购应立足于需求表达 辉格 2011年5月10日 团购热潮仍在继续高涨,奢侈品团购商Gilt Groupe获得了软银牵头的财团融资1.38亿美元,Living Social最新融得的4亿美元也令其估值达到29亿美元,去年底传闻Google提议收购Groupon时,60亿美元的开价已令许多人震惊,但目前它的估值据说已达到了250亿美元,对于一家年营收才数亿美元的公司,这样的估值完全依赖于对未来的美好期望。 美好愿望要想成真,必须建立于可靠的商业模式之上,然而到目前为止,团购业的盈利模式尚未表现出足够的说服力;在前一篇文章里,我试图说明,单纯的批量折扣模式是靠不住的,因为团购模式以及其他电子商务的兴起,将自动消除生产商支付批量折扣的主要理由,其次,团购另一个机会是让消费者更有效的利用优惠券,但使用习惯的改变进而会导致商家发行优惠券的策略,最终团购商仍将沦为另一个中间商。 团购模式的基础,只能建立在消费者与生产商期待于中间商,而传统中间商又做不好的地方,那就是为弥合消费流和产出流的时间序列不一致提供协调机制,对于生产商,该机制为生产带来了可计划性,而对于消费者,则意味着他们更特殊、更随机、更分散的需求,将有机会提前传递到生产者那里。 因而,团购的重点在于如何帮助和引导消费者提前表达需求,可以从两个方向考虑这一问题,一种思路是直接拉低消费行为的随机性,许多购买行为之所以显得如此随机,并不是需求本身很随机,而只是因为实际购买行为发生的时间很随机,比如,多年来我以非常稳定的速度消耗某品牌牙膏,但我每次买牙膏的时间和数量却高度不确定。 解决方案之一是帮助消费者自省,以某种启发式结构引导消费者回顾和评估自己的消费结构:每天/每周/每月会买些什么?哪些是确定的,哪些是随机的?周末希望如何度过?有哪些可以提前安排的聚会或旅行?还缺些什么?哪些商品还不能让人满意?等等。 假如这样的数据能大规模汇集,足以令所有消费品生产商兴奋到发狂,这会完全逆转消费产业的信息流方向,从而颠覆整个产业结构,把个人消费改造成类似于政府采购的集体招投标模式;不过,这只是一种远景,要说服消费者主动表达需求并不容易,基于这一思路的模式在眼下恐怕还过于激进。 另一种思路相对温和,也与目前的商业环境和互联网潮流更加契合,其理论基础是:消费行为是高度社会化的,偏好和潮流会从社会互动中涌现,并随社会交往而传播,因而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随机,假如你深入观察和理解社会互动,就能提前感知潮流变化,进而,假如你能将这种互动导入你所构建的某种信息环境,你就更能及早且精准的获知需求,而且这种能力将是一种排他性优势,足以成为盈利基础。 传统消费品厂商深谙此道,但由于传统信息传播条件的局限,潮流推动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规模化大工业诞生以来,无论是功能上还是时尚方面,新元素通常都是由大厂商精心设计之后,通过强大的广告和渠道力量向下推行,前工业时代那种分散的、横向传播的民间渐进改良已退居边缘,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信息技术下,规模化厂商负担不起自下而上获取需求信息的成本。 现在技术条件已经改变了,而信息渠道的资源分布也已大幅改变,假如你对某个产品的改良有独特的见解,完全可能在短时间内以极低的成本获得数十万认同者,而这一规模足以说服生产者或他的竞争对手来提供改良替代品。 在我想象中,未来的团购业是这样的,比如我是美食家,对各地美食颇有心得,我的美食博客拥有数十万读者,最近我在浙江某小镇上吃到一道好菜,我对它的描绘和赞美让许多读者食指大动,并哀叹上海怎么找不到……,这些信息被某团购网站捕捉到了,当然,我的博客早已被他们的爬虫收录,他们开始找餐馆,不久这道菜出现在其首页,还有他们推送出去的广告中,推送目标包括我的博客……,然后我收到两张支票,一张来自团购商,一张来自Google。 不需要太多想象力,便可将上述构思延伸到服装、工具、家居用品、组装电脑、甚至汽车改装领域;用更远的眼光看,自下而上的参与和表达,可以从需求一直向上延伸到设计和制造环节,从而构成一个不满-创意-尝试-制造-购买-不满这样的循环链条,来驱动创新、生产和消费过程。
饭文#R7: 从醉驾争议看制定法的缺陷

从醉驾争议看制定法的缺陷
辉格
2011年5月12日

今年2月通过的《刑法》第八号修正案本月开始生效,其中第22条明确了醉酒驾驶的刑事责任,自该法案生效以来,各地已有多名醉驾者被拘捕,其中高晓松案尤其引人关注;不过,近日最高法院张军副院长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不应仅从字面理解,认为只要达到醉驾标准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这一表态和此前公众的一般理解和预期似乎并不一致。

醉驾入刑的话题从修正案出台之日起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人们对最近几年发生的多起醉驾致死多人的惨痛案件记忆犹新,所以不难理解支持入刑的声音在舆论中占了上风,认为这是立法(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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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醉驾争议看制定法的缺陷 辉格 2011年5月12日 今年2月通过的《刑法》第八号修正案本月开始生效,其中第22条明确了醉酒驾驶的刑事责任,自该法案生效以来,各地已有多名醉驾者被拘捕,其中高晓松案尤其引人关注;不过,近日最高法院张军副院长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不应仅从字面理解,认为只要达到醉驾标准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这一表态和此前公众的一般理解和预期似乎并不一致。 醉驾入刑的话题从修正案出台之日起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人们对最近几年发生的多起醉驾致死多人的惨痛案件记忆犹新,所以不难理解支持入刑的声音在舆论中占了上风,认为这是立法机构对一种新型公共危险作出的恰当反应。 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重典治乱的做法并不可取,对没有造成实际伤害的行为施加刑罚,是不公正的;也有人质疑,酒精不同人的影响很不同,用单一武断的标准来执行治安任务尚可理解,但用来认定刑事责任则有失公允。 醉驾入刑的理由是保护公众免受危险,它提供的是一种预防性矫正,即,矫正的不是伤害行为本身,而是可能造成非特定伤害的行为,区分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被限制的行为并未指向任何特定受害者,也没有这样的故意,所以,尽管你向某人开枪射击也只是以某种概率“可能”造成伤害,但这两者还是截然不同的。 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在确立这样的罪责时,司法系统应额外谨慎,不能随意将预防性原则扩展到新的领域,否则公民的自由将极易遭受蚕食;对此我们并不陌生,枪支、刀具、飞行器、出版、影视和公共活动等等方面的诸多管制立法,都是基于预防性的逻辑。 假如危险行为具有明确指向性,那么潜在受害者自我防卫和寻求救济的行动本身可以显示危险的真实存在,但如果没有这种指向性,那么保持警惕、判别危险和采取行动的责任,就必须全部转移给政府这个中央权威,而经验告诉我们,把越多的责任和权力赋予政府,权力就越可能被滥用,自由就越容易遭受损害。 因此,在法理上事后惩罚原则应优先于预防性原则,通常,事后惩罚是可以震慑危险行为的,只有当足够多的经验证明事后惩罚无法将伤害降低到公众可以容忍的水平,而同时又有足够的证据显示预防性惩罚可以做到这一点时,预防性惩罚才是可以接受的,但在这两方面我们都还没有机会获得足够的证据。 在汽车拥有率迅猛提高的背景下,驾驶危险对于法律系统是个新问题,尽管我们在醉驾与事故的相关性上已经有了些数据,但醉驾导致命案的重罪判决最近才出现,案例也不多,其震慑效果还难以评估;同时,我们也没有看到立法机构或它的支持者援引其他国家的研究,来说明事后震慑如何无效,而事先惩罚又如何有效;尽管也发生了许多分析和争论,但缺乏一个合理程序框架之下的证据呈现、辩论和感受表达过程。 这才是问题所在,围绕醉驾问题所展开的立法过程和它所引发的纷争,恰好揭示了制定法体系的缺陷,相比于普通法体系,它丧失了以分散、独立和多元的方式,通过一次次庭审、举证和辩论来汇集和呈现对立证据的机会,也丧失了普通人经由陪审团表达对醉驾危险和刑罚轻重的真实感受的机会,以及法律界在每次判决后感知公众反应并作出反思和调整的机会。 当法律规范向新型纠纷扩展的时候,这样的过程尤其重要,试想,假如指控未肇事醉驾者的检察官能在法庭上拿出有力的证据证明事先惩罚的必要性,并说服陪审团相信避免醉驾危险所需牺牲的那点自由是值得的,他就能得到一个有罪判决,这一判决继而会引发更多讨论和研究,更多的事实会呈现,它或许会被其他法官反复援引而最终确立为一个惯例,也可能被法律界批得一无是处,在此过程中,公众对行为边界的认识也逐渐清晰起来,他们的预期和行为也相应的作出调整。 相反,在制定法程序下,这一切都在被包进了黑箱,把一小撮人关在房间里去设计一个用来约束十几亿人行为的规范,所有质疑都被挡在门外,公正只能寄望于他们的个人知识、理性能力和善意,法条一旦颁布,公众只有拍手称快或目瞪口呆的机会,其负面效果也无法在被法条紧紧束缚的司法过程中得以传递,只能绕道媒体和舆论等非理性渠道来表达,能否被下一次立法所纠正也全看运气,从这样的机制中是得不到好法律的。
饭文#R5: 团购热潮正在迷失方向

团购热潮正在迷失方向
辉格
2011年5月4日

团购热潮正在迅速升温,继Google和Facebook相继推出团购服务之后,最近连电信运营商AT&T也来凑热闹了;国内更是虫虫总动员,除了各大社交网和电子商务巨头外,从上月起,盛大、江苏移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路闲杂人马也鱼贯杀入。

股市里有句名言,当你听到邻居大妈们都在谈论股票时,就该警惕泡沫已被吹大了,同样,当你看到毫无共同之处的各方人士都在奋勇扑向同一个概念时,你看到的八成就是泡沫了,十年前的“.com”泡沫高涨期,也是这幅景象。

各色人等不约而同往一个地方挤,不是因为他们都悟出了个中奥妙,窥(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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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购热潮正在迷失方向 辉格 2011年5月4日 团购热潮正在迅速升温,继Google和Facebook相继推出团购服务之后,最近连电信运营商AT&T也来凑热闹了;国内更是虫虫总动员,除了各大社交网和电子商务巨头外,从上月起,盛大、江苏移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路闲杂人马也鱼贯杀入。 股市里有句名言,当你听到邻居大妈们都在谈论股票时,就该警惕泡沫已被吹大了,同样,当你看到毫无共同之处的各方人士都在奋勇扑向同一个概念时,你看到的八成就是泡沫了,十年前的“.com”泡沫高涨期,也是这幅景象。 各色人等不约而同往一个地方挤,不是因为他们都悟出了个中奥妙,窥见了其中商机,相反,是因为他们都看不清,这就像大街上的围观阵容,挤在外圈的人,多半是因为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所以才怕自己错过了重要、有趣或值钱的东西,而一旦看清之后,也就摇摇头走开了。 其实,当我听说许多团购网都在卖鼠标和品牌洗发水之类商品时,已经感觉到他们的路子走歪了;对于团购概念,通常的理解不外乎两点:凑齐一批人,用大量购买的承诺说服商家提供价格优惠,而网络提供了汇聚人群的低成本手段;可以绕开中间商直接向生产商购买,绕开是有成本的,而团购可以摊薄这一成本。 然而,稍作追问即可发现,这一概念的说服力并非乍看上去那么显而易见;买得多价钱就便宜,这似乎毋庸置疑的常识,但其实这只是现象,不是规律,而现象无论多么普遍,也未必会延伸到新的领域,后者只有弄清了背后的道理才能确定。 并不是所有情况下,多买都会便宜,我在菜场买两斤鸡蛋不会比买一斤更优惠,在上海买浙江产香烟整条和单包是一个价,而且店主往往还不太乐意你买整条,因为供应紧张,他希望用宝贵的货源服务更多的顾客,在柴油紧缺时,有些加油站禁止加油工一次加油超过500元。 那为什么通常卖家会给批量购买打折?实际上这种折扣是代销佣金,你自己买一盒月饼,又答应再帮我拉来一笔生意,我就同意悄悄给你那份打个折,这和你答应买两份是一样的,我没有必要关心是谁吃了月饼;所以,折扣的幅度取决于我愿意为每份代销支付多少佣金。 这个数字未必大于零,它取决于该行业分销资源的配置,假如行业分销毛利很低,而积压成本又很高,店铺租金又很贵,它就倾向于采用饥渴策略,即,确保每个分销点业务饱和并及时出清存货,宁可损失那些难以预料的随机业务,这种情况下,商家是不愿支付代销佣金的;相反,分销毛利高、积压成本低,每天几单生意就能养活一个店铺的行业,就愿意支付很高的佣金。 现在,许多团购商的眼睛都盯着后一种情况,这在短期或许是有效的,但这种策略是破坏性的:通过挤压第二类店铺的利润获取收益,它成功的过程也将是侵蚀自身存在基础的过程,是无法长久维持的,最终,当这些店铺被消灭之后,团购商将发现自己不过是变成了另一个中间商而已。 问题是,作为中间商,你比其它中间商有何优势?C2C和B2C同样在抢传统零售渠道的饭碗,同样在借助网络以低成本汇聚需求,同样可以绕开大量中间环节,留给你的空间在哪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弄清楚生产者为何需要中间商,两个明显的理由是:首先,中间商掌握着到达消费者的通道资源,其次,大型零售商拥有自己的品牌资源,可以为商品提供信誉担保和承担法律责任,这对于容易假冒或变质的、或不知名厂家的产品尤其重要;可是,在这两点上团购商都不具有天然优势,当然,在消灭第二类店铺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建立声誉和客户认知度,但这只能凭运气。 幸好,中间商还有第三个存在理由:为生产者提供可计划性;许多厂家即便自身品牌认知度很高,即便产品不愁销路,但仍愿意通过经销商分销,是因为后者愿意事先承诺采购数量,并承担零售波动和积压风险,提前预知销售数量对厂商合理安排采购和生产十分重要,他们愿意为此提供折扣,而折扣的幅度,取决于感知终端需求波动的难度,和滞销积压风险的大小。 团购的机会正在这里,它的要点在于让消费者提前表达需求并作出承诺,越是需求随机性大、积压风险高的行业,团购机会越大;实际上,某些潜在的生意,因为需求过于分散和不确定,积压风险又极高,根本没有出现,而团购模式将使得其成为可能。 比如,在妇女就业率提高之后,许多传统菜品从餐桌上消失了,不是因为没人吃,而是商业模式上不可行,饭馆不愿做这些菜,假如一个菜要炖三四个小时,炖熟后不赶紧吃就报废了,餐馆就不会做,除非是采用预订方式的高档餐馆,而有了团购,工薪者也有机会享受目前只有家厨和三星级餐馆才能提供的美食了。
虚无主义 vs 泛灵论

前两天豆瓣上又有人在争论民族的话题,争论内容本身很拙劣,我没兴趣插嘴,不过这倒让我想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虚无主义(nihilism)和泛灵论(animism,也叫万物有灵论)在气质上是如此截然相对,一个天真烂漫兴致勃勃的把什么东西都看作有生命的,简直就是可爱多,另一个则总在一旁鄙视的哼哼,这些都是假的,幻象而已,根本不存在,活像看穿一切的世故老朽,随时准备扫每个人的兴。

可实际上,这对活宝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本质主义的意思是,任何存在物都有一个不可分割、不可异动的“本质”,这是它得以作为其所属种类而存在的基础,丧失了本质,它就不再是这种东西了,并且,同一种类存在物的本质们是完全相同的——这也是它们被归为一类的原因所在,不同的只是“表面”特性。

听起来有点抽象,举个例子吧,比如我屁股下的这把椅子,本质主义者看来,它“里面”存在着某个东西,姑且叫它“椅性”,这是它之成为椅子的基础,我砍掉它一条腿,它还是椅子,因为它并未丧失椅性,只是有点“缺陷”而已,我再敲掉它靠背上的一根木条,它也还是椅子;或许有人会不知好歹的问:那要敲掉多少它才会丧失椅性啊?或者:椅性到底躲在它的哪条腿里啊?但本质主义者是不屑于回答如此庸俗的问题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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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豆瓣上又有人在争论民族的话题,争论内容本身很拙劣,我没兴趣插嘴,不过这倒让我想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虚无主义([[nihilism]])和泛灵论([[animism]],也叫万物有灵论)在气质上是如此截然相对,一个天真烂漫兴致勃勃的把什么东西都看作有生命的,简直就是可爱多,另一个则总在一旁鄙视的哼哼,这些都是假的,幻象而已,根本不存在,活像看穿一切的世故老朽,随时准备扫每个人的兴。 可实际上,这对活宝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本质主义的意思是,任何存在物都有一个不可分割、不可异动的“本质”,这是它得以作为其所属种类而存在的基础,丧失了本质,它就不再是这种东西了,并且,同一种类存在物的本质们是完全相同的——这也是它们被归为一类的原因所在,不同的只是“表面”特性。 听起来有点抽象,举个例子吧,比如我屁股下的这把椅子,本质主义者看来,它“里面”存在着某个东西,姑且叫它“椅性”,这是它之成为椅子的基础,我砍掉它一条腿,它还是椅子,因为它并未丧失椅性,只是有点“缺陷”而已,我再敲掉它靠背上的一根木条,它也还是椅子;或许有人会不知好歹的问:那要敲掉多少它才会丧失椅性啊?或者:椅性到底躲在它的哪条腿里啊?但本质主义者是不屑于回答如此庸俗的问题的,呵呵。 泛灵论是本质主义的一个实例化:所有存在物都有一个本质,这个本质叫“灵魂”([[soul]]或[[spirit]]),各种灵魂虽有所不同,但都和人的灵魂一样,会思考、有欲望和喜好、会感受痛苦与喜悦,并控制着其所在存在物的行动。 一个稍高级的泛灵论版本是多神教([[polytheism]],比如希腊多神教),他们认为,同一种类存在物的灵魂不仅相同,还是从同一个灵魂母体中分离出来的,并且,尽管这些灵魂脱离了母体,却仍受母体的控制(每个希腊神就是这样一个母体);更高级的版本是一神教([[monotheism]]),他们认为这样的母体有且只有一个,但灵魂子体在分离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质,因而构成不同的种类。 虚无主义否认许多被提及的存在物的实在性,而他们否认的方式和我对付椅子的方式一样:把椅子腿一条条砍下来,边砍边问:椅性呢?在这条里吗?还是这条?嗯?究竟在哪条?说!说不出来吧?所以嘛,根本没有什么椅性!根本不存在椅子这种东西! 显然,虚无主义判别实在性的方法就是本质主义,只不过他们否认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被提及的东西的实在性而已,而其中有些虚无主义者使用的还是泛灵论版本的本质主义,即,他们否认某种实在性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其中的灵魂。 比如民族问题,那些滥用民族概念的人,不仅认为民族是存在的,而且民族还会像个人那样成长、发育和思考,可以拥有自己的光荣和梦想,可以感受到痛苦和自豪,总之,它有灵魂,这些人不妨称之为泛灵论民族主义者,而民族虚无主义者则认为民族根本不存在,理由是民族既不能思考,也感受不到痛苦,更无法拥有梦想,那些以为它能这么做的历史叙事都是虚构的,是胡说八道。 两种说法都很荒谬,当然,他们不会表述的看起来这么荒谬,他们甚至不会承认自己是本质主义,但那只是因为没有深挖下去,比如,虚无主义的一句名言是“根本没有社会,只有一个个的人”,假如挖下去就会问:那为何不说,根本没有人,只有一个个细胞呢?或,根本没有细胞,只有一个个分子呢? 归根结蒂,他们顽固的相信,相对于其他结构层次,个人这个结构层次有着哲学上的特殊地位,可以否认社会的实在性而不能否认个体的实在性,说到底是因为人是“有灵魂的”。 抛弃本质主义即可避免这两种荒谬处境:是否存在某个叫“人性”或“民族性”的东西并不重要,对于怀疑论者来说,承认某种实在性仅仅意味着,他认为引入这个概念可以让他更好的在某个结构层次上观察和谈论世界,比如“民族”,这个概念可以让他更好的理解,为何某一时刻一大群人会同时涌向一个征兵站?或冲向一挺重机枪?或在脸上和屁股上都刷上三色图案?假如对此有所助益,那就够了。 就方法论而言,识别或界定什么椅性、人性、民族性之类的东西是无聊的,重要的是语义约束,即,某个概念是否可以置入某种句子结构的某个语法位上?比如是否可以成为某些谓词的主语?换句话说,只要我们没糊涂到把民族用作“思考”或“拉屎”的主语,那就够了。
赌球的金融价值

去年的衍生品大批斗期间,我连写了三篇文章(1,2,3)为它辩护,其中一个观点是:

即便是交易双方都没有需要对冲的风险的纯对赌,也不是没有金融价值的。

其价值在于价格发现(price discovery),而要发现价格,必须有足够多的交易者和足够高的交易频率,这样一旦有人需要对冲相关风险时,才有市价可循,才能找到交易对手。

对于衍生品,需要发现的,是风险的价格,抽象的说,风险价格就是人们对未来某一事件的看法的分布状态,而价格发现的过程就是设法让足够多的人把他们的看法表达出来。

问题是,如何确保他们的表达是真实而负责任的?答案是:打赌,设立赌局是目前人类已发现的收集关于未来事件的真实且负责的看法的唯一有效手段(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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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衍生品大批斗期间,我连写了三篇文章(1,2,3)为它辩护,其中一个观点是: {*quote(衍生品.价格发现)即便是交易双方都没有需要对冲的风险的纯对赌,也不是没有金融价值的。 其价值在于价格发现([[price discovery]]),而要发现价格,必须有足够多的交易者和足够高的交易频率,这样一旦有人需要对冲相关风险时,才有市价可循,才能找到交易对手。 对于衍生品,需要发现的,是风险的价格,抽象的说,风险价格就是人们对未来某一事件的看法的分布状态,而价格发现的过程就是设法让足够多的人把他们的看法表达出来。 问题是,如何确保他们的表达是真实而负责任的?答案是:打赌,设立赌局是目前人类已发现的收集关于未来事件的真实且负责的看法的唯一有效手段。/quote*} 那么,哪些看法值得收集(因而有金融价值)?我的判别标准是(见第2篇):这取决于,看法所针对的未来事件,是不是仅仅为收集看法而专门制造的,如果是,比如掷骰子或洗牌发牌,那就是普通的赌场赌博,没有除它本身之外金融价值,否则,就有服务于其他部门的金融价值。 记得当时有人提出了赌球的问题,按我的标准,除非球赛是专门且仅仅为赌球而组织的——那就相当于把球赛当骰子来掷——,它必定有某种金融价值,即便目前尚未被开发出来。 不过,当时我没有细想这种价值可能会如何被利用,昨天整理这几篇旧文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假如现在离下届世界杯开幕还有6个月,中国队还剩一场预选赛没踢,对手是香港队,只要赢下这一场就能进决赛圈,这场比赛被安排2个月之后;现在,我是一家旅行社老板,打算向中国球迷推出一项看球套餐,花5000美元,包括往返机票和三天食宿,并保证帮你买到球票。 显然,这项业务的一大障碍是最后一场比赛胜负未定,球迷面临在白跑一趟的风险,但是,出于机票和酒店预订方面的种种考虑,假如我等到2个月之后再推出产品,就会错过最佳销售时机,于是我决定为球迷提供保险选项:假如你愿意额外支付一笔保险费,那么万一中国队未出线,你可以全额退款(保险费除外)。 问题是,1)保险费如何定价?2)我的风险如何控制? 有了赌球市场就好办了,比如最后那场预选赛香港队的赔率是1:10,而每个全额退款会给我带来1000美元的损失,那就很简单:我把保险费定在100美元,然后,每卖掉一份保险,就在香港队上押注100美元,无论香港队是输是赢,都与我毫无关系。 赌场的妙处在于,我可以做涉及某一未来事件的生意,而不必对此事件持有任何看法,有看法就意味着担风险,而赌场里充满了看法,我可以随时找到足够多的人来让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承担后果。
货币本位:价值基准 vs 兑现责任

记得05年时在万科论坛上讨论过金本位的问题,当时我提出了用“金基准”代替“金本位”的想法,刚才整理旧文时,又想了一下,思路貌似更清楚了一点。

从字面上看,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意思只是以黄金作为交易的价值度量基准,即价格的单位,假如仅仅停留于此,金本位便不会带来数量不足和通货紧缩的问题。

但在对货币系统的讨论和实践中,“本位”实际上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采用某种本位即意味着,银行对其发行的纸币(或其它信用凭据)承担兑现义务,即,当你拿着纸币走进银行并提出兑现要求,银行有法定(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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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05年时在万科论坛上讨论过金本位的问题,当时我提出了用“金基准”代替“金本位”的想法,刚才整理旧文时,又想了一下,思路貌似更清楚了一点。 从字面上看,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意思只是以黄金作为交易的价值度量基准,即价格的单位,假如仅仅停留于此,金本位便不会带来数量不足和通货紧缩的问题。 但在对货币系统的讨论和实践中,“本位”实际上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采用某种本位即意味着,银行对其发行的纸币(或其它信用凭据)承担兑现义务,即,当你拿着纸币走进银行并提出兑现要求,银行有法定责任当即交付纸币面额所对应数量的本位物,所以本位货币也叫可兑现货币(convertible money)。 而正是对特定单一物质的即时兑现责任,造成了本位货币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银行为了确保履行兑现责任,必须保有一定数量的本位物储备,而这种物质的数量,不可能那么巧,刚好满足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储蓄和投资需求。 许多人似乎不假思索的认定,价值基准与兑现责任是当然不可分割的:假如解除兑现义务,如何保证银行不滥发纸币?如何保证纸币面额所对应的购买力具有稳定性? 但实际上,价值基准与兑现责任是可分的,比如,你拿着面额1盎司黄金的纸币来要求兑现,而我恰好没这么多黄金,但有很多白银,假如当前市场金银比价是35:1,于是我给你35盎司白银;假如法律允许银行如此履行纸币兑现责任,我看不出会对货币的信用和币值稳定带来何种伤害。 当然,这一兑现方式有效运作的前提是,用于兑现的候选商品(这里是白银)必须有普遍认可的市价可循,这意味着它具有相当规模的交易量和足够高的流动性,这在古代或许有点困难,但在当今的发达市场环境下,满足这一条件的商品很多。 现在考虑一种更加灵活的兑现责任:银行不承担任何直接的商品即时交付责任,但他保证,用这张纸币随时能够在市场上买到规定数量的一组商品;这样的货币不妨称为有锚货币(anchored money),它承诺能买到的那个商品组合,就是该货币的锚。 实际上,美元大致上就是这样一种货币,假如Fed的货币政策严格锁定CPI,并且CPI的商品篮子是明确而稳定的,那么Fed就是在以锚定方式履行兑现责任;所欠缺的只是,这一责任还有待被法律明确固定下来。
双性恋基因面临的另一个不利

整理旧文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两年前我曾提出一个观点:文化宽容或许会大幅降低“同性恋/双性恋基因”的频率;今天又想了想,发现双性恋基因的麻烦还不止于此,避孕和亲子鉴定技术的普及或许是更大的威胁,逻辑是这样的:

前提仍然是同性恋的“副产品假说”,即,同性恋本身没有遗传优势,它是双性恋的副产品,而后者有显著遗传优势,是因为:1)性关系开始早;2)性伴数量多。

姑且假定,男性有两种性策略:顾家好男人和花花公子(实际上我认为主要策略有三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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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旧文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两年前我曾提出一个观点:文化宽容或许会大幅降低“同性恋/双性恋基因”的频率;今天又想了想,发现双性恋基因的麻烦还不止于此,避孕和亲子鉴定技术的普及或许是更大的威胁,逻辑是这样的: 前提仍然是同性恋的“副产品假说”,即,同性恋本身没有遗传优势,它是双性恋的副产品,而后者有显著遗传优势,是因为:1)性关系开始早;2)性伴数量多。 姑且假定,男性有两种性策略:顾家好男人和花花公子(实际上我认为主要策略有三种,第三种我叫它霸王策略,简化起见这里暂不予考虑),前者以质量和成功率取胜,后者以数量和低成本取胜。 显然,双性恋优势只能在后一种策略中才能体现,而他收获其成果的关键在于:要么说服单身女性独立抚养孩子,要么成功的给已婚女性的丈夫戴上绿帽并欺骗他把孩子养大,可是,避孕、堕胎和亲子鉴定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两种可能性都大大降低了。 避孕和堕胎技术让女方可以很自如的选择与哪位性伴侣生育子女,本来,她可以选择与花花公子怀孕,并让顾家好丈夫相信这是自己的孩子并尽力抚养,可现在有了亲子鉴定,她要说服丈夫和她一起抚养孩子就只能选择怀上他的孩子了,而同时,她也不大可能像过去那样因为一夜春情而被迫独自养大一个孩子了。
饭文#R4: 软件专利权已成创新绊脚索

软件专利权已成创新绊脚索
辉格
2011年4月28日

日前,谷歌输掉了一桩软件专利案,被判侵权成立,赔偿500万美元;尽管金额不高,但由于同案被告包括了雅虎、亚马逊、PayPal和AOL等行业巨头,且涉案代码属应用范围极广的Linux内核,此案备受开源界关注,判决结果引发了业界对专利陷阱的广泛担忧,以Linux为命根子的Red Hat虽未被列入被告,却已自告奋勇提起反制诉讼,要求判定该专利无效。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说明软件专利权会如何被滥用,原告Bedrock是一家专业专利钓鱼公司,并不以软件为业,其老板是一位资深专利法律师,而声称被侵犯的专利根本算不上创新,它听起来就像:一个保持冰箱整洁的新方法,每次打开冰箱存取物品时,顺便拿几样东西看看,假如有东西过期了,给它贴个标签(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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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专利权已成创新绊脚索 辉格 2011年4月28日 日前,谷歌输掉了一桩软件专利案,被判侵权成立,赔偿500万美元;尽管金额不高,但由于同案被告包括了雅虎、亚马逊、PayPal和AOL等行业巨头,且涉案代码属应用范围极广的Linux内核,此案备受开源界关注,判决结果引发了业界对专利陷阱的广泛担忧,以Linux为命根子的Red Hat虽未被列入被告,却已自告奋勇提起反制诉讼,要求判定该专利无效。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说明软件专利权会如何被滥用,原告Bedrock是一家专业专利钓鱼公司,并不以软件为业,其老板是一位资深专利法律师,而声称被侵犯的专利根本算不上创新,它听起来就像:一个保持冰箱整洁的新方法,每次打开冰箱存取物品时,顺便拿几样东西看看,假如有东西过期了,给它贴个标签,假如看见有东西贴着标签,把它扔掉。(实际上比这要含糊的多) 有意思的是,这位专利法专家David Garrod原本是专利法改革的积极分子,曾免费帮助[[PubPat]]打赢过多宗专利虚假标注案件,PubPat是一家反专利滥用的非政府组织,也是专利制度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并明确反对将专利法适用于软件。 或许正是因为Garrod深谙专利制度的缺陷所在,才能成功构造陷阱并打赢官司,他知道如此琐碎的“发明”和如此明显的钓鱼很难获得法庭支持,所以刻意挑选了素以专利钓鱼亲善著称的得克萨斯东区法庭,为让案件能被该法庭受理,他把CityWare这家早在2004年开业不久便倒闭的小公司列入了被告。 对专利制度的合理性,历来有许多争议,与它对创新的妨碍和高昂的防范与执行成本相比,它对创新的激励作用究竟是否物有所值,是值得追问和检验的;而在法理基础上,它也有着根本的缺陷,这些缺陷的错误激励作用导致了系统性的无效率。 首先,任何产权都是在行为空间中划出的一个排他性空间,而从无主空间中创立产权通常遵循的是先来先得原则,比如谁先在一块无主土地上耕种或居住就可取得产权,专利权表面上也是先来先得,其实不然,耕种和居住是实际的占有行动,而注册专利只是在行为空间里画个圈,并未实施圈内的行为,它类似于国内校园里流行的用象征性物品占座的习俗,或在月球模型上插面旗来宣布主权。 这种象征性占有的成本很低,它会激励人们不负责任的四处随意圈地,但占了茅坑又不拉屎,等别人想拉时又漫天要价。 其次,通常产权所涉及行为空间会随占有行动而自动变得“拥挤”,这赋予了产权以天然的排他性;专利权则不然,它是借助国家管制能力,对原本不具有排他性的行为施加人为的排他性;这样,专利权的执行成本便转嫁给了潜在的不知情入侵者:假如无票观众进入剧院,他们会直接面临有票观众物理上的排斥,而后者也直接感受到他们带来的拥挤,但假如我无意中侵入的是专利领地,我感受不到任何拥挤,我必须用自己的全部审慎和细察来防范侵权嫌疑。 正是这一点创造了钓鱼机会:入侵之初不会遇到障碍,但你一旦形成规模,投入大量资源,对它产生依赖,钓鱼者便从角落里跳出来漫天要价了;这很像美国西进运动时的土地纠纷,当时授予北美土地的特许状在伦敦市场上被频繁交易,但实际上没人弄得清楚被交易的土地究竟在哪里,没人见过它,它们只是凭想象被画在很不靠谱的地图上,而同时,那些真正在西部开疆拓土的农民,却要时刻担忧他们亲身居住和耕种的土地不定哪天就被手持特许状的人前来索要,显然,这不是好的产权制度。 事到如今,专利制度鼓励创新的作用越来越小,特别是在软件领域,很少有公司靠购买专利来提升自己的开发能力,如今软件厂商注册和购买专利主要是用来自卫,防止被钓鱼和讹诈:当别人来讹诈你时,你也得有可以讹诈的东西;为此,你最好也大撒网式的注册专利,确保你的主要竞争对手至少会撞上其中一部分;然而,这样的游戏只有拥有专业律师团队的大公司才玩得起。 当专利制度由创新激励机制沦为相互下套使绊的工具,是时候彻底改变它了;重要的是,需要在地盘圈占对后来者所构成的障碍与圈占者所承担的代价联系起来,才能断绝对占而不用和漫天要价的无限制激励。 好在不仅产业界,法律界和学术界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PubPat的推动已取得些成效,2004年、05年和07年曾被三度召往国会,在听证会上就专利制度对创新的妨碍和可能的改革作证,尽管还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