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2012-10-27】
@陈乃章 回复@山东行五:反市场的是天主教，中世纪天主教经过阿奎那的改革基本形成亚里士多德体系，强调理性和美德是繁荣和幸福的基础，而新教通过回归神性为人的自由意志留下空间，然后才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
@whigzhou: 新教很多派，其中不乏反市场者，总不能说再洗礼派也亲市场吧？
@whigzhou: “新教通过回归神性为人的自由意志留下空间，然后才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教义解释制度发展，只是意淫而已，得不到实证支持，意(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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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发表的文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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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7】
@陈乃章 回复@山东行五:反市场的是天主教，中世纪天主教经过阿奎那的改革基本形成亚里士多德体系，强调理性和美德是繁荣和幸福的基础，而新教通过回归神性为人的自由意志留下空间，然后才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
@whigzhou: 新教很多派，其中不乏反市场者，总不能说再洗礼派也亲市场吧？
@whigzhou: “新教通过回归神性为人的自由意志留下空间，然后才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教义解释制度发展，只是意淫而已，得不到实证支持，意大利城邦都是天主教，并未妨碍资本主义发展，新教促进个人主义，只因为它恰好在跟一个集权统一教会搏斗，而自己又未能成为统一教会，否则就是另一个罗马
@陈乃章: 一般来说，新教伦理中的新教都是指加尔文宗
@whigzhou: 假如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成就能够巩固并发扬光大于全欧，它会是亲市场的吗？依我看，加尔文宗只是因为极权失败、落荒四散，才被迫变得个人主义了
【后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本好书，观察描述很独到，但结论并不可靠，过度解读更不可取，被韦伯所洞察和描述的那种伦理（或“精神”），其实是一种独立于宗教的东西，新教只是其外衣，前者与后来被辨认的“企业家精神”、“冒险家精神”、“布尔乔亚性格”等等文化/心理禀赋，都不无关系，很可能具有相同的渊源。
（按：写之前我想了4个要点，可是第一点排队问题刚写完发现篇幅已经用过头了，而且排队又是老掉牙的话题，后三点才有点意思，哎，这篇算是完败了，找机会把后几点补上）
价高者得是最不坏的分配机制
辉格
2012年10月25日
中青报今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长篇报道，介绍了他的新书《钱不应该买什么》的内容与背景，在这本书里，桑德尔对过去几十年市场经济在全球的大幅扩展发出了哀叹：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被钱买到了，许多东西因而变得不再美好，贫富反差也变得更强烈更难以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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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写之前我想了4个要点，可是第一点排队问题刚写完发现篇幅已经用过头了，而且排队又是老掉牙的话题，后三点才有点意思，哎，这篇算是完败了，找机会把后几点补上）
价高者得是最不坏的分配机制
辉格
2012年10月25日
中青报今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长篇报道，介绍了他的新书《钱不应该买什么》的内容与背景，在这本书里，桑德尔对过去几十年市场经济在全球的大幅扩展发出了哀叹：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被钱买到了，许多东西因而变得不再美好，贫富反差也变得更强烈更难以容忍。
在桑德尔看来，世界不该是这样的，有些领域是市场机制不该进入的，有些东西是不能被允许用钱来买卖的；说实话，这些只是古老的反市场陈词滥调，大街上随便找位大妈或的哥都能给你讲出一大通，不过这些论调确实能迎合大众心理，毕竟人类心理更偏爱人格化的互惠交易，而大规模市场经济是近几百年才出现的新事物。
桑德尔说，如今你只要肯多掏钱，就能优先看专家门诊、不排队进游乐园、享受机场快速通道、让孩子上名校；确实如此，但除此之外的解决方案又如何？这些都是许多人都想要、但其数量又无法以满足所有需要的稀缺资源，因而必须有个分配机制，除价高者得之外，我们见过三种方案：拼抢，比谁眼明手快力气大，计划，由一个中央机构按它所认定的优先顺序来分配，排队。
前两种大概没多少人会赞成，我们看看第三种，排队方案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是否允许替人排队或排队者获得资源后将其卖掉？若允许，那就跟价高者得方案没多大区别，除了无谓的增加了排队成本之外，若不允许，那就带来该方案更严重的问题：它会导致无效激励，并阻止资源转移到最需要它的人手里。
排队分配会激励人们去排队领取自己不怎么需要的东西，只要排队成本低于这些东西对于他们的价值，而我们知道，有些人的排队成本极低，比如展览会的门票若以排队方式分配，就会有大妈领了票在里面享受空调，顺便拣几个饮料瓶，而且供方越是采取措施降低排队成本，比如采用电话挂号、网络订票或随机抽签，无效激励就越严重，资源越难以到达真正需要的人手里。
所以供方的恰当做法反而是提高排队成本，可这样一来，获取资源所付出的代价就都耗散在排队中，而不会到达供方手里了，那么供方用什么来补偿其生产成本呢？若无法补偿，他如何能维持供给呢？假如不希望租值都耗散在队伍中，而又让资源到达最需要的人手里，那就只能制订一套甄别标准来安排优先顺序了，但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早已被唾弃的计划分配方案。
桑德尔说，价高者得规则“让有钱人大获全胜”，这没错，但任何稀缺资源的分配结果都只能是一部分人得到，这是资源稀缺性而不是金钱规则所造成的，而在各种分配方案中，价格机制才提供了最有效的激励机制让供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资源从而降低其稀缺性，其它方案只能让资源变得更少更稀缺。
无论采用什么分配规则，每个社会都有些人获得更多资源，在那些采用了价高者得以外规则的社会，获得资源的能力通常取决于拥有的权力或政治影响力（排队或抽签规则因上述无效性常滑向等级制或中央计划），而权力是以强制和剥夺他人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市场规则下，你获得更多是因为你或留给你遗产的人更能够造福他人，而在权力规则下，你获得更多是因为你更有能力加害于别人。
市场规则下，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帮助他人，为后者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这种境况确实值得同情，而帮助他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钱，所以即便像慈善这样美好崇高的事业，同样是基于金钱规则而运行的，你向穷人捐一件衣服，并不会比捐一百块钱让你感觉更美好，两种做法同样美好，金钱并不会让美好的事情黯然失色。
去年桑德尔来中国演讲时，曾向听众提出过这个问题，但让他失望的是，居然有90%以上的听众赞成价高者得，这一遭遇与他在欧洲所获得的追捧与喝彩形成了鲜明对比，以至于让他得出了中国比德国更市场化的结论，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或许并不能证明中国已经有了比德国更完善的市场制度，而只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对市场以外的分配机制有着真切的亲身体验，知道那是完全行不通的。
人类会越来越聪明吗？
辉格
2012年10月24日
上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著名政治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弗林效应”（Flynn effect），这也是他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的主题，大意是，从20世纪初有了规范的智商测试以来，测得的平均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大约每隔10年提高3-5个点，结果测试机构被迫不断修改测试量表以适应新的情况，假如按目前流行的量表，百年前被测试者的平均智商大概只有70。
对弗林效应很容易出现的一种误解，是以为它暗示人类智力在遗传意义上的有了提高(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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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会越来越聪明吗？
辉格
2012年10月24日
上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著名政治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弗林效应”（[[Flynn effect]]），这也是他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的主题，大意是，从20世纪初有了规范的智商测试以来，测得的平均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大约每隔10年提高3-5个点，结果测试机构被迫不断修改测试量表以适应新的情况，假如按目前流行的量表，百年前被测试者的平均智商大概只有70。
对弗林效应很容易出现的一种误解，是以为它暗示人类智力在遗传意义上的有了提高，或发生了生物学上的智力进化，并将其归因于现代社会智力变得更重要，智力活动更加普遍，这种误解和那些以人类更依赖手机为由而预言未来人类会进化出更发达的大拇指一样，只是拉马克用进废退论的当代版本。
智力在现代社会或许是变得更重要了，但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它给高智商者带来了多少遗传收益，相反有不少迹象表明，似乎智商平庸者的生育率更高一些，而在基本生存条件已有了普遍保障的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生育率是决定遗传收益的压倒性因素，所以，尽管智力对于个人成功有不小帮助，但并没有转变为遗传收益从而为其进化提供动力。
实际上，弗林和谈论弗林效应的心理学家都明确认为，该效应强烈暗示了，智商测试结果与成长和教育等后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另一项关于个人智商变化的跟踪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判断，同一组人相隔若干年的两次智商测试，结果相差很多，多者可差20点，而且变动方向与间隔期中的活动显著相关，比如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经历、从事的职业、业余爱好，都可能影响智商水平。
许多心理学家反对脱离具体问题情境而谈论一般化智力，似乎大脑只是一台空白的通用图灵机，在成长教育过程中安装上各种应用软件，而通用智力就相当于电脑的存储和计算性能，进化心理学早已证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被笼统的涵盖于智力之下的各种心智能力，都是为解决进化史上所面临特定生存繁衍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各自有着特殊的适用背景，著名的沃森测试便表明，当情境稍稍转换，或仅仅因为描述问题所用的实例不同，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往往会变得很困难，或得出相反的结果。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灵长类运用既有心智技能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比其他动物要强得多，这大概与它们的食物来源多样化有关，比如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就是什么都吃的机会主义者，而人类在过去几百万年更经历了多次大幅度生态位变迁，这个物种在适应新的生态位、食物源和生计模式上，表现出了最强大的适应能力。
这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将特定的心智能力不断移用到新的情境中，去解决新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智力已变得高度通用化，而这个通用化过程从灵长类先祖便已开始，但它的获得过程与电脑这种人工智能相反，我们先有专门化的应用程序，然后它们为适应不断的移用需要而变得越来越通用。
然而对于个体而言，处理新问题的能力不需要终身保持，尽管从进化史跨度看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频繁而迅猛，但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个人生命期所面临的问题，在其出生的时候都已存在了，所以个体只须在幼年期具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以便将其心智训练和配置成适合其所在生态位即可，而过了青春期，特别是结婚生子之后，通常很快会丧失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对新事务缺乏兴趣，变得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在变化缓慢的传统社会，这对多数人并不是缺点，反倒有不少好处。
但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市场经济极大的加速了社会变化，新事物、新技术和新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涌现，个人生命期所经历的世界、生活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所处的信息环境，也始终在变化，这就要求个人尽可能的延续其处理新知识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即在成年后继续保持好奇心、学习能力，特别是类比、抽象和移用的能力（就好比在断奶后继续喝牛奶以维持乳糖消化能力一样），而事实上人类确实也展现出了这方面的巨大潜力，这表明我们的智力发展窗口期具有足够的弹性。
这种弹性或许可以称为非遗传性的幼态保持，它让我们能够将教育延续到26岁甚至更晚，能在一辈子更换四五个职业而应付自如，让老人在65岁之后还能学会跳舞、打字和QQ聊天，或许正是这种弹性，解释了为何现代社会的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而在传统社会，由于学习窗口早早就被关闭，多数人在中年之前就已经变得僵硬封闭无法开窍了。
【2012-10-25】
@-Lucifier- 今天跑去浦东找合租单间，因为不识路，问路线两次。第一次走时感觉挺远、走了许久，走回来时却发现实际上不太远。我即兴做了一个尝试性解释：走陌生路线时，除非我们到达目的地，否则我们对剩余路程的评估总不为0。反复的评估将使我们所认为的路程与时间超过实际上有的。第二次走时，评估频率会降低。
@whigzhou: 同感，但不太同意这个解释，我觉得这跟对时间长度的感知有点类似，在经历突发事件后紧张(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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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5】
@-Lucifier- 今天跑去浦东找合租单间，因为不识路，问路线两次。第一次走时感觉挺远、走了许久，走回来时却发现实际上不太远。我即兴做了一个尝试性解释：走陌生路线时，除非我们到达目的地，否则我们对剩余路程的评估总不为0。反复的评估将使我们所认为的路程与时间超过实际上有的。第二次走时，评估频率会降低。
@whigzhou: 同感，但不太同意这个解释，我觉得这跟对时间长度的感知有点类似，在经历突发事件后紧张忙碌的两天后，会觉得这两天特别漫长，漫长到恍如隔世，我想这是因为其间发生了太多事件，而且都是新颖事件，当你探索一条新路时，同样经过了很多路标，而且也都是新颖的，这会让此过程显得很漫长
@whigzhou: 另外，追求一个特定而新颖的目标，和从这个目标状态返回到常规状态，这两个过程即便是对称的，长度感知也会不同，比如以我体会，出门办事和办完事回来，同一条熟悉的路，长度感觉也不同，当然这个情况是否受其它因素干扰，还不确定
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大选
辉格
2012年10月23日
随着第三场电视辩论的到来，美国大选已进入最后决战，美国以外，最急切的关注这次选举的国家，大概是以色列和伊朗了，因为选举结果将对两国人民的生活带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关系到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战争还是和平，是长期的恐惧还是一时之痛，是人民饿肚子还是政权遭打击。
60年代以来，中东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冷战结束后更是上升到了首要位置，这从本次辩论也可看出，主持人所选择的五个议题中三个是关于中东和伊斯兰的，不过从整体上看，奥巴马与罗姆尼的中东政策没有太大差别，他们都赞同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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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大选
辉格
2012年10月23日
随着第三场电视辩论的到来，美国大选已进入最后决战，美国以外，最急切的关注这次选举的国家，大概是以色列和伊朗了，因为选举结果将对两国人民的生活带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关系到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战争还是和平，是长期的恐惧还是一时之痛，是人民饿肚子还是政权遭打击。
60年代以来，中东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冷战结束后更是上升到了首要位置，这从本次辩论也可看出，主持人所选择的五个议题中三个是关于中东和伊斯兰的，不过从整体上看，奥巴马与罗姆尼的中东政策没有太大差别，他们都赞同过去四年美国政府处理中东问题的原则与方式，尽管对其效果的评估有所分歧。
也就是说，罗奥两人都没意识到或拒绝承认，美国中东政策在过去几年遭遇了巨大且影响深远的失败，它听任甚至促使也门和利比亚变成另一个阿富汗或索马里，埃及变成另一个伊朗，叙利亚变成另一个南斯拉夫，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不仅反恐战争以来获得的成果将全部丧失，中东将陷入远比911之前更坏，甚至世人从未想象过的恶劣局面。
双方在外交政策上的诸多差异中，唯一有着可预见的现实后果的，是伊朗问题，奥巴马始终坚持外交和制裁手段，拒绝划出一条红线，并宣布越过此线就使用武力解决，罗姆尼则主张在外交和制裁无效的前提下以武力为最终手段，所以选举结果将直接影响伊朗问题未来走向；主持人很准确的把握了这一问题焦点，并将此议题命名为“红线”。
所谓红线，是一组可以客观判断的条件，划线者承诺，一旦这些条件满足就发动战争；在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划清红线既是大国之间和平相处、也是由大国出面遏制国际秩序挑衅者的可行方式；一条清晰的红线和划线者执行红线的决心和声誉，可以让各方明确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期，从而有效阻止机会主义行动，维持既有秩序。
问题是，宣布红线需要提到战争这个字眼，发出战争威胁，而这对于民主社会的政治家是很高的成本，所以除非国民安全直接受威胁，政治家都避免提及战争，特别是在大选敏感时期，多数选民不会耐心听你解释，为何宣布红线和威胁发动战争才是避免战争的最佳方法，而态度暧昧、甚至提前宣布放弃武力手段，反而更容易将你拖入战争，对选民来说，你宣扬战争，他强调和平，你就输了。
然而红线又只能由大国来划定，因为在国际冲突中，弱小一方往往偏爱机会主义策略，他们的承诺和声誉不值钱，也没人会相信，我们经常听到某些小国三番五次宣布对方怎么怎么就等于宣战，却从未兑现过；实际上，弱小者看似瞒旰的行动往往是在试探大国的底线，此时对方若态度暧昧，或嘴上虽强硬行动却迟疑不决，缺乏一条清晰边界，那这么做就能不断为自己捞到好处，而且每份好处一旦捞到手，时间一长就成了既得利益，对方再加干涉更缺乏合法性。
眼下以色列的处境有点像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前几个月的状况，当时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出日益明确的战争威胁，并开始采取驱逐联合国观察员和封锁海峡等走向战争的实际行动，此时以色列哭爹喊娘的希望美国出面给阿拉伯国家划红线，因为当时以色列还很弱小，他划的红线（封锁提兰海峡）没人相信，也已被跨越，结果美国不为所动，以色列只好自己冒险一拼。
现在的以色列比45年前强大了许多，或许有能力执行自己的红线，但是，由以色列执行红线比由美国执行，政治代价会高出很多，因为与美国干预相比，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反犹派更无法容忍由以色列所发动的战争，后者将激发更强烈而广泛的反弹，更可能让中东陷入长期动荡，不过，如果美国始终拒绝划定红线，而制裁又没有效果，那以色列恐怕又只好冒险了。
【2012-10-22】
@whigzhou: 宜家的定价策略真有意思，貌似很下了一番心计，许多东西仅仅因为颜色不同，价格可以差出1/3、1/2、甚至两三倍，之前还以为看漏了什么差别，今天仔细看了几样，还真是这样
@郭春龙_颤: 从消费这角度出发不同颜色的价值还就是不同
@whigzhou: 嗯，而且我猜他们已经找出了颜色偏好与年龄段/亚文化/支付意愿之间的某些关系
@潘沩: 原理跟卖衣服时，当季的全价，快过季的打折一个道理么？
@whigzhou: 我觉得很不一样，过季是不可避免的变化，卖衣服的不会故意让一些衣服处于过季状态（或许也有商家将刚上市的衣服伪装成过季的？我不知道），但宜(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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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2】
@whigzhou: 宜家的定价策略真有意思，貌似很下了一番心计，许多东西仅仅因为颜色不同，价格可以差出1/3、1/2、甚至两三倍，之前还以为看漏了什么差别，今天仔细看了几样，还真是这样
@郭春龙_颤: 从消费这角度出发不同颜色的价值还就是不同
@whigzhou: 嗯，而且我猜他们已经找出了颜色偏好与年龄段/亚文化/支付意愿之间的某些关系
@潘沩: 原理跟卖衣服时，当季的全价，快过季的打折一个道理么？
@whigzhou: 我觉得很不一样，过季是不可避免的变化，卖衣服的不会故意让一些衣服处于过季状态（或许也有商家将刚上市的衣服伪装成过季的？我不知道），但宜家却故意将某些产品漆成不同颜色，并定一个低价
@whigzhou: 所以，尽管过季服装事实上也具有区分消费者的效果，但这是被动的，而宜家是在主动用颜色区分消费者
@whigzhou: 其次，过季服装对于商家的机会成本原本就远低于新上市服装，而不同颜色的家具机会成本应该是一样的
@流浪的鲥: 确实很有策略。不过经常TB的女生都知道，哪怕是同一牌子同一款的衣服﹑鞋子﹑指甲油﹑化妆品，不同颜色之间价钱常常会差好多啊。2倍都是常有的。
@whigzhou: 是吗，看来我还需多多观察学习
@流浪的鲥: 回复@whigzhou: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男人普遍认为功能相同，颜色区别不重要，但是女人普遍认为很重要。这也是那个著名的“你要买什么样的电脑？”“粉色的！”男女对答的由来。
@whigzhou: 呵呵，好
@流浪的鲥: QAQ您觉得同一牌子款式的车（假设20万），不同颜色差几万块钱不正常么？
@whigzhou: 能想得通，但直觉上有点惊异，能这么做也说明商家定价能力很强，品牌地位差因而可替代性强的情况下，恐怕做不到
@流浪的鲥: 回复@whigzhou:汗。。。NDS冰蓝色硬生生比最普通的黑色高出一千块我会告诉你吗？某些高价除了提供给真正热爱这个少见的颜色的买家，更给最普通的颜色提供了对比，让你觉得买那个低价的好划算嘛。
@whigzhou: 呵呵，你说的很对
@潘沩: 我是这么想的：价高的那个颜色，肯定是最受欢迎的，卖给愿意出钱的人；低价的颜色卖给对价格敏感的。跟商场卖衣服时，时新的卖给对价格不敏感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
@whigzhou: 实施价格歧视需要以垄断能力为基础，所以判断过季打折是否属于价格歧视，可以看那些品牌地位较弱的商家是否也采用同样做法
PC没落将加速市场融合
辉格
2012年10月18日
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PC市场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联想终于超越惠普而成为头号PC制造商，尽管数字上还有些小争议，但从增长趋势看，这是早晚的事，第二件是，经历了30年持续增长的PC市场，迎来了史上第一个衰退季，而且幅度相当大，全球PC销量同比下降了8.3%，惠普、戴尔、宏碁的降幅都在两位数。
许多评论将原因归于微软迟迟未能推出Windows 8，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不足以解释绝对数下降，之前新版操作系统的发布也不乏拖延的情况，Vista更是一败涂地，刚推出就广遭恶评，许多企业选择不升级，最后微(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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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没落将加速市场融合
辉格
2012年10月18日
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PC市场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联想终于超越惠普而成为头号PC制造商，尽管数字上还有些小争议，但从增长趋势看，这是早晚的事，第二件是，经历了30年持续增长的PC市场，迎来了史上第一个衰退季，而且幅度相当大，全球PC销量同比下降了8.3%，惠普、戴尔、宏碁的降幅都在两位数。
许多评论将原因归于微软迟迟未能推出Windows 8，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不足以解释绝对数下降，之前新版操作系统的发布也不乏拖延的情况，Vista更是一败涂地，刚推出就广遭恶评，许多企业选择不升级，最后微软也承认失败并建议用户直接跳到Win7，Vista显然丝毫未能推动PC销售，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导致PC销量的绝对下降。
更可能的原因是，低迷的经济和悲观的前景让企业在包括IT系统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上变得非常保守，这也表现在他们的产能投资、并购和雇佣政策上，这一点也可从IBM的季度业绩得到佐证，上季度IBM虽勉强保住了营收和利润，只有小幅下降，但硬件销售业务却遭遇了两位数的下降，由于IBM专注企业市场，也是该市场拥有最广泛业务的领头羊，因而其业绩表现颇具代表性。
不过，即便这两个因素加起来，恐怕也不足以解释8.3%这么大幅度的下降，对比服务器市场，最近几个季度也处于衰退期，但营收只下降了3、4个百分点，销量则大致持平，而在手机和平板市场，则是一片热火朝天，每周都有新产品发布，许多厂商都在继续享受两位数的增长，这就难免让人猜想：PC走向没落的拐点是不是真的到来了？
从关注热点和发展潮流看，PC时代早已过去，但从用户数和销售量看，PC产业多年来似乎并未受多少冲击，微软的盈利也依然丰厚，也正因为PC业这头奶牛的充足奶水，才让他在种种突破与转型尝试几乎全部以失败而告终之后，仍能维持其盈利和市场价值，手机和平板的崛起看来只是开辟了一个新市场，而不是替代了PC业。
既然智能手机和平板都已是功能齐备的电脑，那么PC何以能免受其冲击？这大概是企业生产性设备与消费品的区别所致，企业对电脑的选择，是其整体IT决策的一部分，在规划其IT系统时，平台选择是非常基础和关键的决策，一旦做出就很难改变，因为其积累的大量应用和知识资源已对该平台构成依赖，相比之下，消费品买家则更容易被个别杀手级应用或明星产品所吸引而更换终端。
正是企业市场更强的平台依赖性和策略保守性保护了PC产业，这一点也表现在服务端，Linux兴起时人们曾期待它会从低端替代NT，但实际上Linux替代的却是老Unix们，NT则延续了其增长势头。
然而，这一保护远不足以让PC业高枕无忧，随着早先的B/S模式和晚近的云计算和私有云在企业领域越来越多的运用，终端的平台依赖性正不断降低，未来企业的IT规划中，终端选择将更为灵活，首要考虑将是功能特性与性价比而非操作系统，到那时，PC将成为系列终端之一，区别于手机与平板之处仅在于：以较差的便携性换取屏幕尺寸、输入便利性和配置可扩展性，这样，PC业将不再作为一个独立产业存在，而融合于整个终端设备产业了。
推动上述转变的力量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用户习惯的改变，非PC终端的全面普及将让用户逐渐适应非Windows环境，消除习惯性依赖，并暴露出那些难以绕开的障碍，比如Excel和PPT，然后其他平台的开发商就会集中火力去克服遗留障碍，其次是非Windows程序员和代码资源的丰富。
第三是企业IT策略的转变，首先转变的可能是规模处于两端的企业，对于规模庞大、人员流动性强的跨国公司，引入云计算有诸多好处，而对于员工很少、或员工在涉及信息处理的事情上多半是在独立工作、也没有紧密耦合的定制型应用系统的小企业（这些往往也是最早最多使用苹果电脑的企业），转变比较容易，同时，企业策略的转变也将因用户习惯和程序员资源的壮大而加速。
前两个方面的转变其实已差不多完成，不再有大的障碍，第三方面发展势头也很强劲，或许上季度PC市场的衰退，表明上述转变趋势已越过了某个临界点？答案将在未来几个季度的市场表现中揭晓。
【2012-10-20】
@春夏秋冬er @whigzhou 辉总对不同学科之间有时会互相鄙视的现象怎么看？你有瞧不太上的学科，或者说是对某学科有偏见吗？
@whigzhou: 我用“专业价值观”来解释这种现象，专业价值观是工具价值终极化的一种，它既让从业者降低对其专业工作的货币报酬的要求，也在不同专业之间建立了价值隔阂，表现为相互鄙视
@whigzhou: 这方面我自己好像也未能免俗，不过我对学科一般没什么歧视，只对某些学科的从业(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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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0】
@春夏秋冬er @whigzhou 辉总对不同学科之间有时会互相鄙视的现象怎么看？你有瞧不太上的学科，或者说是对某学科有偏见吗？
@whigzhou: 我用“专业价值观”来解释这种现象，专业价值观是工具价值终极化的一种，它既让从业者降低对其专业工作的货币报酬的要求，也在不同专业之间建立了价值隔阂，表现为相互鄙视
@whigzhou: 这方面我自己好像也未能免俗，不过我对学科一般没什么歧视，只对某些学科的从业者有所歧视。
@whigzhou: 比如历史专业者通常对阅读量、记忆力、语言文字能力、材料把握的全面精准等等赋予特殊价值地位，因而对戴蒙德之类跨界进入其领域的异类分子会特别鄙视，而实际上跨界者往往带来一些史学界几辈子也摸不着的洞见。
电视辩论降低了政治承诺的效力
辉格
2012年10月19日
拜网络传媒之赐，如今各国人民都可以实时观赏美国大选这场全球最热闹的政治真人秀了，从火车巡回演讲、全国性大报上登广告，到广播、电视、网络，日益丰富和发达的传播手段也让这场表演变得越来越激烈精彩，1960年起更增添了面对面的候选人电视辩论会，并从1976年开始成为例行节目，俨然已是整个竞选活动的巅峰时刻。
电视辩论这种方式一推出便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尼克松很明显的输在了形象上，福特更是在民调领先的情况下因一句口误而溃败，从本次竞选过程看，电视辩论前后的民调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其他事件带来的波动，足以导(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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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辩论降低了政治承诺的效力
辉格
2012年10月19日
拜网络传媒之赐，如今各国人民都可以实时观赏美国大选这场全球最热闹的政治真人秀了，从火车巡回演讲、全国性大报上登广告，到广播、电视、网络，日益丰富和发达的传播手段也让这场表演变得越来越激烈精彩，1960年起更增添了面对面的候选人电视辩论会，并从1976年开始成为例行节目，俨然已是整个竞选活动的巅峰时刻。
电视辩论这种方式一推出便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尼克松很明显的输在了形象上，福特更是在民调领先的情况下因一句口误而溃败，从本次竞选过程看，电视辩论前后的民调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其他事件带来的波动，足以导致胜负逆转，这一效果反过来也让电视辩论变得更具吸引力。
那么，电视辩论这种更直接的面向公众的竞选方式，会不会让选举过程变得对选民更为有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检查一下选举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选举是一种十分特别的交易，选民用选票购买的，也就是候选人所兜售的，首先是候选人自己，他的人格、品行、信仰、经验、政治理念等等，其次是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即他上台后会做些什么，推动那些立法和行政措施。
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是一种先付款后交货的交易，而且遵循的是钱一到手概不负责的原则，既不能退换货，也不能退钱，这样，选民若事后发现用选票所买到的并不是竞选过程中所展示给他们的那样一个人，或者他上台后并未去推动他承诺的那些政策，该怎么办？假如没有任何约束机制竞选承诺得到履行，那么关注竞选和投票又有什么意义？
常规商品交易中，也不乏出门概不退换的做法，但消费者仍可通过信誉机制得到保障，最多吃一两次亏，然后避开那些让他失望的商家和品牌，或者从一开始就避开那些陌生或口碑不佳的商家，可总统选举不像议员选举是无限期重复博弈（尽管实际上重复次数也不会太多），最多是两次博弈，因而没有多少机会能够建立信誉机制来保证质量，特别是对连任竞选者，更不存在履行承诺的约束。
当然，对于交易标的的前半部分，即候选人本身的禀赋，卖方隐瞒和欺骗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为除了他们自己的包装、吹嘘和展示之外，存在大量的第三方信息源帮助选民挖掘和分析候选人的背景，特别是对那些十分珍惜自己那一票的选民，可以在事先尽可能详尽的搜集信息。
但是，在这些信息源中，电视辩论对选民所起的作用却很可能是负面的，其压倒性的传播地位赋予了辩论信息以过高的权重，但这些信息对选民作出有利于他们的选择却没有多大帮助，候选人在实时辩论赛中所展现出的辩论能力和取悦于观众的形象品质，和他作为一个团队领导者、政策推动者和决策者的能力，并无多大关系。
再来看交易标的的后半部分，在既没有退货保障又缺乏信誉机制的情况下，奇怪的倒是当选总统们至少还履行了一些政策承诺，为什么呢？容易想到几个原因，首先，个人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而且很难掩饰，因而选民有不小的机会通过候选人之前的言行和政治经历来判断他上台后的行为。
其次，多数情况下，总统的卸任并不等于其政治生涯的终结，许多卸任总统仍长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而他们这么做的前提是，避免在任期内将自己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他们的政治家声誉、与各派系和组织的关系、公众号召力等等——消耗殆尽，为此他们必须最低限度的履行承诺，否则会得罪之前支持过他的那些人，特别是其中组织良好的机构和派系。
第三，总统就算当选上台，即便在美国总统这样拥有几乎独断的行政权力的位置上，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推动政策，特别是在当代，政府机构已变得极其庞大，制度和组织错综复杂，离开专业团队的帮助，总统将寸步难行，而这些专业政客是要长期在这一行里混饭吃的，他们所在的派系更具有自身的组织逻辑，对他们来说，某届任期中的行为并非一锤子买卖，很大程度上符合重复博弈的特征，这样，即便总统不顾自己的政治前途而违背承诺，他的团队也未必配合。
所以，传统上大部分竞选拉票活动是针对有组织的选民进行的，多数交易实际上分散的发生在各种竞选组织与政治派系和利益团体之间，由于这种组织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具有延续性，因而它们之间的代理和承诺关系远比公共演讲中向全体选民所作的承诺更具约束力，候选人的当选前景高度依赖于这些中间组织的支持，因而他们的政治承诺，实际上是这些分散交易中选择搭配而得到的一个子集。
然而，像电视辩论这种直接面对全体选民的竞选活动，一方面绕开了候选人与有组织利益团体的关系，同时他们对选民所做的承诺却不具备前一种关系所具有的约束力（尽管也算不上很强），这样，电视辩论在选举交易的两方面都削弱了候选人政治承诺的实际效力，而让竞选活动变得更像一场表演。
云时代的网络隐私议题
辉格
2012年10月16日
爱看热闹的网友们最近又迎来了一场好戏，不仅这次掐架双方都是网上著名打架高手，而且争议的话题也事关网民们的切身利益，再加上周鸿祎历年来得罪过的那些竞争对手中不乏拥有舆论影响力的网络巨头，都可能乐意乘机煽风点火，他们也不缺乏技术资源来为方舟子采集证据、提供火力。
不过，竞争对手过于起劲的煽风点火，反倒帮了周鸿祎大忙，让他成功的将争议焦点从奇虎是否采取了不正当手段、误导或欺骗了用户、侵犯了用户隐私——这个起初引起众人关注的核心问题上引开了，特别是楚天都市报那则广告出来之后，人们的注意力都转向了究竟(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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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时代的网络隐私议题
辉格
2012年10月16日
爱看热闹的网友们最近又迎来了一场好戏，不仅这次掐架双方都是网上著名打架高手，而且争议的话题也事关网民们的切身利益，再加上周鸿祎历年来得罪过的那些竞争对手中不乏拥有舆论影响力的网络巨头，都可能乐意乘机煽风点火，他们也不缺乏技术资源来为方舟子采集证据、提供火力。
不过，竞争对手过于起劲的煽风点火，反倒帮了周鸿祎大忙，让他成功的将争议焦点从奇虎是否采取了不正当手段、误导或欺骗了用户、侵犯了用户隐私——这个起初引起众人关注的核心问题上引开了，特别是楚天都市报那则广告出来之后，人们的注意力都转向了究竟是谁掏钱登了这个广告，事情似乎正在沦为又一个俗套的商战和阴谋话题。
对于用户和业内企业，看热闹之余，利用这个案例思考一下如何在网络服务的便利性和恰当保护隐私之间取得平衡，或许更有价值；一种为奇虎辩护的意见便认为，在网络化特别是云计算的时代，服务商搜集用户私人数据是普遍而不可避免的情况，除非用户打算放弃云服务所带来的便利，就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
这么说有一定道理，随着网络化的深入，信息产业的交易对象逐渐从关系边界清晰的有形商品，转变为对私人空间介入更深、也更为个性化的服务；有形商品所涉及的私人信息非常有限，厂商在产品设计时可能借助调查了解用户偏好，但那只是非个人化的统计特征，在零售时可能会询问用户需求，但主要还是靠用户自己判断，即便量身定做的个性化产品，一旦交付，双方之间便不存在信息链条。
比如你把洗衣机买回家后，厂商不会知道你如何使用它，但若你买的是洗衣店的服务，店员便会知道你穿些什么，哪里弄脏了，甚至你最近吃过什么，要是你雇佣了保姆上门提供服务，那你暴露的隐私就更全面更直接了；所以从信息的角度看，服务与有形商品的根本区别是：它需要在服务与被服务者之间始终维持信息交换，因而不可避免的会更多的涉及隐私问题；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智能电力服务，也是以服务方全面细致的了解用户的用电行为为前提的。
但是，这一转变决不意味着用户只能无条件放弃隐私权利，厂商也无须再为隐私问题而操心，恰恰相反，向服务的转变将让用户对隐私变得更为敏感，更有理由谨慎考虑隐私安全并积极捍卫隐私权利，正如你选择保姆会比选择洗衣机时更为谨慎，假如你是名人，选择洗衣店也要谨慎，而是否能在这一点上取得用户信任，将是厂商借以在服务业立足的关键前提，在这方面建立的信誉也将成为它们的一项核心资产。
要取得信任，服务商必须遵循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则，首先要让用户充分知情，使用某项服务将提交哪些信息，要么明确告知，要么让用户在使用服务时必然会意识到这一点，比如目前对奇虎所提出的一项指控是，它让用户以为是在安装IE更新包，其实是在安装360浏览器，果若如此，显然是不正当的。
其次是必要性原则，只搜集服务必须的信息，并且以可能的最私密方式使用它，只须临时使用的就不保存，能存在本地的就不上传，只须本地读取的就用私钥加密，只须统计特征的就去除个人信息，能用机器处理的就避免人工读取；比如浏览器都会保存cookie数据，以免除用户反复输入账户信息的负担，但通常这些数据保存在个人终端上，浏览器厂商是看不见的，有些厂商为方便用户在不同设备上共享同一套cookie，会将其上传到服务器上，但也应是以用户的密钥加密过的形式。
再次是善意使用和保密原则，为某项服务而搜集的数据，只能用于这项服务，并且服务商要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保证这些数据不向第三方泄露，这次对奇虎的一项指控认为它搜集的一些私密数据居然能被第三方搜索引擎搜索到，它搜集上传的微博账号信息还导致了串号现象，多名用户声称自己因使用360浏览器而意外进入了别人的微博账户。
贯彻这些原则的一项困难是，大型服务商的各项业务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为某项服务而搜集的数据，可能被不恰当的利用于另一项业务，比如奇虎原先的核心业务是安全，和传统的杀毒产品不同，安全服务采用事先避免用户危险行为的主动防御模式，这就需要对用户行为进行全面监控，因此也将获得大量隐私，若在用户知情且同意之前将这些数据用于其它业务，便是不正当的，这就要求大型服务商在其数据、业务和人员之间建立必要的防火墙制度。
奇虎能够在国内信息安全市场胜出，正是得益于从传统杀毒产品向保姆式安全服务的转型，盈利基础也相应的从产品销售转向流量销售，然而这一市场成就似乎并未对应着与此相称的信誉资产的积累，这恐怕不是因为国内用户漠不关心自己的隐私权利，或许他们还缺乏足够多的选择，国内竞争者们的屁股并不比它更干净，国外竞争者则面临着诸多壁垒，而面对网络服务这种新事物，用户也还缺乏判断所需的经验。
华企入美的障碍在哪里？
辉格
2012年10月11日
最近美国众院情报委员会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华为和商务部都做出了强烈反应，认为报告缺乏事实依据，是在利用政治偏见，借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确实，在选战正酣之际发表这样的报告，难免让人怀疑是在挑逗选民对外部威胁的莫名恐慌来捞取政治利益，也不排除竞争者乘机游说鼓动，大塞贸易保护私货。
不过，中美两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对立局面，和美国民众由此而产生的疑惧，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有所减弱，因而涉及安全敏感领域的贸易投资活动，引发对方的猜疑和不安，是可以预料的事情，无论是否喜欢，这都是相关企业不得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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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企入美的障碍在哪里？
辉格
2012年10月11日
最近美国众院情报委员会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华为和商务部都做出了强烈反应，认为报告缺乏事实依据，是在利用政治偏见，借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确实，在选战正酣之际发表这样的报告，难免让人怀疑是在挑逗选民对外部威胁的莫名恐慌来捞取政治利益，也不排除竞争者乘机游说鼓动，大塞贸易保护私货。
不过，中美两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对立局面，和美国民众由此而产生的疑惧，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有所减弱，因而涉及安全敏感领域的贸易投资活动，引发对方的猜疑和不安，是可以预料的事情，无论是否喜欢，这都是相关企业不得不长期面对的现实，要做那里的生意，就必须学会克服这个障碍。
这次华为应对国会调查和听证的过程，看来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它做了大量准备，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显然没有减少对方的疑虑，甚至可能还有相反的效果，它没有将重点放在论证或解释为何自己不会做出对方所忧虑的那些事情，却不太明智的去质问对方没有拿出他果真那么做了的确凿证据，用商务部发言人的话说，报告做了有罪推定。
委员会到底有没有掌握确切证据，因为无缘阅读报告秘密部分，无从判断，问题是，国会在处理此类事情时，并不需要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因为外企原本就不具有国民待遇，国会所拥有的立法权限让它随时可以阻止外企在境内做生意，而无须以定罪为前提；虽然WTO要求成员国给予对方企业以国民待遇，但事实上这条很少得到各国政府认真遵守，特别是当国家安全之类大旗被扛出来时，WTO原则马上就靠边站了。
甚至像“关乎国计民生”之类更加模糊宽泛、几乎可以无所不包的理由，不是也能用来拒绝外企的国民待遇吗？而这么做时，也压根没有举证这些外企采取了何种行动、是如何破坏或危及“国计民生”的，甚至连调查和听证都免了，而人家好歹还有了个正式的调查听证过程。
那么，华为若要消除美国民众和政府的疑虑，能做些什么呢？显然，仅仅证明自己是一家真正的私营企业，与政府不存在法律上的隶属关系，也没有通过正式的契约关系承担政府所赋予的特殊任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很容易想到，这种关系不需要公开正式的契约也可以建立，特别是在一个责任义务非常不规范不透明的制度环境下。
试想，当政府可以随时摆布企业的利益，甚至决定其生死，而后者又找不到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去寻求保护和救济，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当政府要求企业在某件事上给予合作，有几家企业能有勇气加以拒绝呢？华为可曾在任何具体事例上证明过自己有这样的勇气？比如像谷歌那样，为拒绝政府的过分要求而不惜让自己的高管面临牢狱之灾？或者不惜放弃一大块市场？
不要说华为没有，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目前还存活着的国内企业，曾证明过自己有这样的勇气；国内企业不仅无力拒绝配合政府的要求，甚至无力在进行这种配合时，要求得到一个正式的书面指令，以便明确区分企业自主行为和应政府要求的行为，从而免除在这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
所以，当一家企业诞生和成长于这样的制度环境之中，核心利益也大都处于该制度的管辖范围之内，企业员工和管理层也都从小浸润在相应的制度文化中，而且30年来都于该环境相处融洽滋润，那又如何让人相信当你果真面临这样的要求时，会突然鼓起勇气坚守你最近才宣称要接受的原则呢？
当然，指出上述事实并非对企业的指责，他们只是为了生存而适应环境而已，实际上，面对日益强势的现代政府，各国企业都缺乏拒绝政府要求的勇气，华为在没有明文限制的情况下始终难以打入美国市场，便清楚表明了各大电信运营商对政府的忌惮，毕竟，即便在司法保障良好的美国，谷歌这样有勇气的企业也不多见。
既如此，真正的问题就变成：你忌惮的是哪个政府？要减轻美国政府的疑虑，首先就要让它相信：你至少也很忌惮它，程度不亚于其他政府，而让它相信这一点，国籍、文化和价值观背景都只是次要考虑，最切实有效的办法是，将你足够大的利益部位暴露在他的火力范围之内。
所以华为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干脆放弃美国的敏感业务，但这样它就永远留下了这个疑虑，而这个问号会始终伴随着它，成为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拓展业务的障碍，比如加拿大政府在美国国会报告发布后就立刻做出了响应，要求在政府项目中排除华为产品，今年三月，澳洲政府也将华为排除出了一个政府招标项目。
要么像联想那样，尽快将自己变成至少半个美国公司，将资产在全球分散配置，其中在美国的部分至少不比在国内的少，后一选择可以通过在美国市场拓展非敏感业务来实现，这大概需要一些大型并购才能做到，最终它还需要变成上市公司，因为只有上市公司的透明化程度，才能让人看清并相信它的资产和利益究竟是如何分布的。
【2012-10-10】
@史学理论陈新 此文可收藏，谢@姜鹏_复旦 兄推荐：姚大力谈民族与民族主义 -上海书评-东方早报网 http://t.cn/zl9CeyT
@洪浩_kaoputive: 转发微博
@whigzhou: “当民族主义在它的原发地英国形成发育起来时，它原本是一场处于既定的历史疆域内的全体人民把国家主权从皇室、贵族手里夺归大众所有的运动”——史盲
@whigzhou: 莎士比亚的剧社开始叫Lord Chamberlain(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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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0】
@史学理论陈新 此文可收藏，谢@姜鹏_复旦 兄推荐：姚大力谈民族与民族主义 -上海书评-东方早报网 http://t.cn/zl9CeyT
@洪浩_kaoputive: 转发微博
@whigzhou: “当民族主义在它的原发地英国形成发育起来时，它原本是一场处于既定的历史疆域内的全体人民把国家主权从皇室、贵族手里夺归大众所有的运动”——史盲
@whigzhou: 莎士比亚的剧社开始叫Lord Chamberlain's Men，女王驾崩后改叫King's Men
@whigzhou: 起初没叫Queen's Men只是因为听起来不好听，呵呵
@whigzhou: 英格兰民族主义的另一大标志Great Bible就更不用说了，王权手造
【2012-10-03】
@whigzhou: 回答哲学黑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够了：你敢说自己从不犯或很少犯以往几百年历代哲学家所指出的种种哲学/逻辑/语言谬误吗？如果他说是，那很简单，翻翻他的旧文字就行了，但凡哲学黑没有几个能做到语言上严谨缜密的，如果他说不是，那就很可笑了，好比浑身臭烘烘的叫花子嘲笑澡堂没啥鸟用 @-Lucifier-
@Ent_evo: 貌似有个问题：这些谬误的指出只能由哲学家来完成而不能由其它人完成吗？还是说哲学家完成这些任务的效率是最高的？
@whigzhou: 谁完成谁就是哲学家，谁完成的效率高谁就是好哲学家嘛
@Ent_evo: 回复@whigzhou:这样不好吧……要是这样岂不就等于把哲学研究定义成了研究此类谬误的学问，但现(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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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03】
@whigzhou: 回答哲学黑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够了：你敢说自己从不犯或很少犯以往几百年历代哲学家所指出的种种哲学/逻辑/语言谬误吗？如果他说是，那很简单，翻翻他的旧文字就行了，但凡哲学黑没有几个能做到语言上严谨缜密的，如果他说不是，那就很可笑了，好比浑身臭烘烘的叫花子嘲笑澡堂没啥鸟用 @-Lucifier-
@Ent_evo: 貌似有个问题：这些谬误的指出只能由哲学家来完成而不能由其它人完成吗？还是说哲学家完成这些任务的效率是最高的？
@whigzhou: 谁完成谁就是哲学家，谁完成的效率高谁就是好哲学家嘛
@Ent_evo: 回复@whigzhou:这样不好吧……要是这样岂不就等于把哲学研究定义成了研究此类谬误的学问，但现实中的哲学不完全和这个定义相配啊
@whigzhou: 不不，尽管这构成了哲学的很大部分，但不是全部，但只做其中一部分也足以让人成为哲学家，对吧
@Ent_evo: 还是说，我们就应该接受维特根斯坦的看法，让哲学只做语言逻辑分析，剩下的都踢出哲学的大门？
@whigzhou: 我觉得没必要，当然这是最重要的一块，就是：通过思辨，把种种模糊不清的困惑构造成可以继续研究的规范问题，这是前瞻性的，但这不是全部，哲学家也可以做回顾清理工作
@whigzhou: 唯一的区别性标准是：哲学家不像科学家那样做实证研究，但绝非不利用实证研究的成果；当前哲学界其实也已高度专业化，每个大学科都有哲学分支，以研究该学科的方法论为任务，或者对学科做回顾和清理
@Ent_evo: 回复@whigzhou:呃……举个例子？什么样的回顾清理工作呢？
@whigzhou: 比如丹内特对进化生物学和认知科学所做的，很大部分都是从哲学层面所做的清理，道金斯的部分工作也是这种性质，前者完全不做实证研究，后者也很少做
@Ent_evo 按我的理解，哲学是个边缘学科，在我们对某个领域一无所知的时候用理性开出第一条路，但当这个领域有了初始规范、开始成熟的时候就会从哲学母体上脱落下来自成一派。用后来的知识嘲笑早期的探索显然是无意义的，但的确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当后来学科已经足以自立的时候，哲学出于惯性还想不恰当地插足。
@whigzhou: 阶段性看是这样，但学科发展到某个阶段会面临困境，此时哲学家又冒出来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了
@Ent_evo: 说起这个……我还真想不起来哪次哲学家的指点对科学研究本身起到了什么重大作用的实例……
@whigzhou: 休谟/斯密对达尔文的影响，道金斯在新达尔文主义中的作用，丹内特对认知科学的影响，威廉.詹姆斯对心理学的影响...物理学我不熟悉，但我知道爱因斯坦算得上哲学家
@whigzhou: 关于休谟对达尔文的关键影响，这里有篇文章（需翻墙） //The Rough Guide to Evolution: David Hume's influence on Charles Darwin http://t.cn/zlJmPSJ
@whigzhou: 哲学的第三个任务是思想的跨学科传播，将已在某学科确立的原理和方法论一般化，从而给其他学科带来启示，这方面例子就太多了
@whigzhou: 其实那个鸟类vs鸟类学的例子举的非常好，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鸟当然不能从学习鸟类学中获益，但那是因为它们足够笨，没有自我认知和反思能力，而人类有自我认知和反思能力，所以完全能够从学习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中获益，正如科学家也能从科学哲学中获益。
@Ent_evo: 达尔文倒是可以理解，他是他那个学科的先驱者
@whigzhou: 达尔文并未创立生物学，至少从林奈和布丰开始，生物学便已存在了，到达尔文时代它面临着困境，而达尔文用一场科学革命突破了困境
【后记】
其实社会科学的例子更多，但社科领域的事情一提就容易歪楼混乱，自然科学例子虽少却清晰简单无歧义。
【2012-10-03】
@abada张宏兵 我既非涨价党亦非排队党，而是提出在行政垄断下单价应是多少，客观必不确知，且排队可以被人为制造的党。如让我这样的懒人垄断管一项国营服务，我宁愿顾客越少越好：我归定一个小窗口或小网站订购，一天服务1小时，怎么样也会拥堵。而若让我垄断赚钱最大化且提成，某区间内我也会提高单价控制客量。
@abada张宏兵: 有时分歧并不在定律，而在定律运用的条件。如牛顿定律适用于惯性参照系，但绝对惯性系并不存在，那究竟地球能否做为一个近似惯性系，何时可以做、何时不可以?分歧来了。@whigzh(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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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03】
@abada张宏兵 我既非涨价党亦非排队党，而是提出在行政垄断下单价应是多少，客观必不确知，且排队可以被人为制造的党。如让我这样的懒人垄断管一项国营服务，我宁愿顾客越少越好：我归定一个小窗口或小网站订购，一天服务1小时，怎么样也会拥堵。而若让我垄断赚钱最大化且提成，某区间内我也会提高单价控制客量。
@abada张宏兵: 有时分歧并不在定律，而在定律运用的条件。如牛顿定律适用于惯性参照系，但绝对惯性系并不存在，那究竟地球能否做为一个近似惯性系，何时可以做、何时不可以?分歧来了。@whigzhou @薛兆丰 @荒唐-逻辑引擎
@whigzhou: 嗯，还不止如此，从效率论证到政策主张的转变把策略包含了进来，但一扯进策略就是另一码事了
@whigzhou: 扯进策略带来两个问题：1）先得明确立场，你是站在消费者、纳税人、运输业者、黄牛、铁道部还是黨的立场上？2）是否允许迂回策略？多大程度的迂回才是允许的？
@whigzhou: 假如允许迂回策略，即便是导致多方全赢的帕累托改进的策略也未必是最优策略，多方全输的僵局对抗和破罐破摔策略或许更好
@whigzhou: 比如有人可以说，价格管制的确让租值耗散了，可国有资产的租值就要让它耗散，哪怕消费者并未因此获益，让它顺利取租他们以后不是会更起劲？
@whigzhou: 再如贸易报复，肯定是双输，但要是其强度能吓得对方再也不敢动贸易保护的念头，不是更能保障自由贸易？
@whigzhou: 这点适合于所有报复性策略，从单次博弈看，报复都是双输的，但在长期可能是优势策略
@abada张宏兵：嗯。被绑架者无论愿不愿意交赎金，或选择报警两败俱伤，都不等于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