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03】 貌似没读过金庸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70后了，我是该冒充80后还是60后好呢？最初听说金庸是在80年代初，是因为我叔，他是40后，金粉，当时他一铁哥们托前妻从香港带了套《天龙八部》回来，看他哥俩兴奋中带着神秘兮兮的样子，就知道金是个吸粉大拿，不过这并未吸引我去读，可能我对吸粉大拿有种天然抵触吧。 再说我叔那哥们，是个天生浪子，60年代为了能浪迹天涯，做起了放蜜蜂的勾当，话说放蜜蜂倒确实是特别诗和远方的行当，不知何故从没见豆瓣文青提到，那老叔一路放到广东，在那儿娶了个粤妹，后来粤妹跟他分手，游水去了香港，不过分手归分手，两人关系好像还不错，她隔一两年就来一趟，看儿子，顺便捎些礼物，记得其中包括我见到的第一台日历牌彩电。（好像死神总是会勾起些回忆）  

【2018-10-19】 最近读了本澳洲土著写的书，Kurlumarniny，个人回忆录性质，作者恰好属于从传统狩猎采集生活向现代生活转变的那一代，所以这是一份难得的第一人称叙述，可能是我能找到的最直接的观察狩猎采集者心智状态的机会了，among others，有几个特别突出的体会： 1）澳洲土著的空间认知能力太强了，虽然此前已有所耳闻，但还是让我惊奇不已，该书大概有一小半篇幅在描述各种漫游和旅行经历，描述极为精确，从哪里出发，和谁一起，先朝哪个方向走了多久，在何处转向，又朝哪个方向走了多久……用的全是绝对坐标系，要知道这些大部分是十几甚至三十几年后的回忆， 2）描述一件事情时，会特别仔细的交代当时有哪些人在场，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谁对谁做了什么，谁向谁交付了什么物品，但是事件发生时间以及两件事之间的时间间隔，叙述却很模糊，通常完全缺失，起初我很困惑，后来想到他们缺乏日历系统，就释然了， 3）虽然从成年起狩猎就不再是作者的主业和生计依靠了，但他仍非常热衷此道，旅途中从不放过任何狩猎机会，他会很详细的记住每次成功狩猎的经历、成果，以及最后和谁一起分享了猎物，同时，他极少提到采集活动（虽然其他线索表明他在旅途中肯定也会顺便采集植物）， 4）他的叙述里明显缺乏某些语义结构，我还不能完整罗列究竟缺了些什么，但其中一类缺失非常惹眼，即我们在reasoning时所用到的那些语义结构，诸如『因为-所以』『如果-那么』『因为（如果-那么）-所以我必须』『可能如此-或者也可能那般』『考虑到-我最好』『他想要-于是就』……此类结构的缺失让许多叙述朴素的令人震撼，书中充斥着诸如此类的陈述：『Sam说，我们，所有人，去A营地，挖矿』——从编辑按语中可知，这是在叙述该群体的经过讨论之后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但你从正文中看不到任何斟酌、讨论、说理、权衡的内容，我相信，他们的思维过程中肯定会包含此类内容，但没有体现在语言表达中，

【2018-09-19】 @whigzhou: 1971年的阿拉斯加土著权利主张解决法案（Alaska Native Claims Settlement Act）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按人头发钱方案，8万土著得到了14亿美元现金（相当于今天的87亿）和18万平方公里土地（通过13家地区公司和200多家村级公司的股份持有），这些土地上不久前刚发现石油，两代人过去了，阿拉斯加土著的整体经济/社会状况（相对于其他美国人）是否提升了？我花了好几十分钟，没搜到贴切的资料，哪位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 @whigzhou: 前几年按人头发钱的想法很流行，但提倡者说出的道理全都是空想，从未尝试过寻找经验支持，实际上可供参考的例子很多，除了阿拉斯加土著，很多印第安人都从保留地的赌场妓院里拿到大额分红，更不用说每年那么多买彩票中大奖的人了，我猜，这些风落收入的影响在获得者的孙辈身上完全观察不到。 ​​​​ @非有机民工:其实中国有大批可做研究对象的群体：拆迁致富。每个城市都有一大批 @whigzhou: 对，但时间还太短，大额风落收入对获得者本人和子女辈的状况肯定是有明显影响的，问题是这种影响是否能持久  

【2018-09-05】 看眼下大公司政治站队这么积极的势头，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未来各类消费品市场会不会出现几大品牌分别对应不同党派的局面？雇佣市场的党派分化或许来的更快？ ​​​​ 从左派对待NRA合作商的劲头看，他们总有一天也会发动对FoxNews广告客户的抵制行动，然后许多公司被迫站队……若这种情况升级到某个程度，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因为被腾出的市场空间总会吸引其他厂商来占领，沃尔玛和麦当劳估计会选择右边……  

食物与人类#11：素食主义 辉格 2018年8月30日 从7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中，一股素食主义浪潮风靡西方，最初它只是嬉皮运动的一支，另类而小众，然而到世纪末，尽管当初的运动热情早已消退，嬉皮士们都已为人父母，克林顿也已在白宫享受上了掌权中年男的古老乐趣，但素食主义却生根发芽了，到90年代，已经有上千万美国人宣称自己是素食者，占成年人比例的3-6%（不同来源的数字差异很大），许多西方国家的素食者比例都已超过5%，虽然仍是少数，却已远非另类。 与此同时，迎合素食需求的食品产业也迅速增长，最具代表性的是豆腐和豆浆，70年代绝大多数西方人从未见过它们，如今却已摆上多数食品超市的货架，在大城市，素食者已无需再为寻找餐馆而发愁，而且素食风潮的影响越出了素食群体，许多人虽称不上素食者，但也受其裹挟而减少了吃肉量，特别是红肉的消费量。 这不是近代西方的首次素食运动，此前至少有过三波素食风潮，分别出现在启蒙时代，维多利亚早期和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这些运动主要由观念而非经济因素所驱动，参与者也仅限于上层精英，虽然提出的理由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改变对待动物与生态系统的方式，提升人类的道德或生理状况。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许多研究素食现象的学者都将重点放在观念史上，从哲学、宗教和医学等方面追究其思想渊源，结果他们都找到了印度这个源头，印度确实堪称素食主义发祥地，起源于印度的四大宗教，耆那教，佛教，印度教和锡克教，三个奉行素食，而源于印度以外的宗教，没有一个要求信徒素食，除了某些宗教的斋戒期，而斋戒期最长的基督教，斋期内奉行的也只是鱼素食。 直到今天，印度仍然是素食主义大本营，25-30%人口是素食者，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素食者加起来还多，即便非素食者的吃肉量也极低，其人均肉类消费量只有美国的1/27，全球垫底。 如此看来，宗教信仰果真是驱动人们转向素食的主要力量？ 信仰与素食 乍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仔细推敲一下你会发现，两者的关系并非这么清晰直接。 让我从耆那教开始，该教派所奉行的素食和不杀生戒律是所有宗教中最严格的，也是最早将业报（karma），轮回（samsara），不害（ahimsa）这几个核心概念引入印度系宗教的教派，实际上，该教的信条和实践几乎完全围绕着如何正确的吃，如何在一举一动中避免杀生这一核心关切而建立，这与近代西方素食运动的观念基础十分契合。 然而，和现代理解不同，在作为耆那教和佛教先驱的早期印度哲学中，不杀生不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恰好相反，是出于反生命的理由，这种哲学认为生命是一切痛苦与罪恶的根源，只有摆脱它才能进入终极的快乐幸福美好状态——那为何不自杀了事呢？这是因为轮回的存在，使得自杀解决不了问题。 轮回观念是早期哲学家对食物链和生态循环的一种朴素理解，而业报则是该循环中的守恒量，一种构成生命本质的元气，它不会随生物个体死亡而消失，而是随食物链持续传递循环，生物在食物链上所处位置越高，体内积聚的元气就越浓，你之所以会在来世变成另一个生物体，是因为你在今世通过饮食（以及与生物的其他互动）摄入了足够多元气，要想摆脱这个循环，就必须尽可能少摄入元气。 基于这种哲学，耆那教是承认植物的生命性质的，因而不害原则也适用于植物，实际上耆那教徒也忌吃许多植物，比如像番石榴，猕猴桃，西红柿，茄子这样包含大量小颗粒种子并难以将其与果肉分离的水果蔬菜，因为他们相信植物的元气存在于种子之中，他们更忌讳肉食只是因为其元气浓度更高。 很明显，这样的教义在实践中是很难真正奉行的，而任何妥协都会让体系丧失自洽性，比如耆那教未加解释就放过了谷物，谷物可都是元气满满的种子啊（从经济上考虑，这当然不难理解，那个时代既要素食又不吃谷物，就只能饿死了），另一方面，既然去核的桃子可以吃，那为何割掉睾丸或卵巢的牛羊就不能吃呢？或许耆那教宗师们还没掌握那么多生理学？ 因为这种困难，后来的大师们逐渐改变了素食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一改变在耆那教中便已出现，但主要由佛教完成，不害，即不伤害，不杀生，非暴力的跨物种和平主义，成了素食的主要理由，轮回从生态循环变成了因果循环或生命循环，其中的食物链被替换成了『动机-意图-行动-后果』这样的因果链，循环中的守恒量不再是元气，而是意志力。 这样一来，脱离轮回的关键就不再是避免摄入元气，而是避免让自己的意志参与到世界事务中，从而成为任何因果链的一环，这一思想构成了佛教僧侣出家与苦行的理论基础，食物必须是被施舍的，荤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主动获取也不能提要求，施主给什么吃什么，这样就避免了意志表达，即便吃的是牛肉，那头牛也不是因为我的意图而被杀死的，故而不会将我牵扯进业报循环之中。 所以印度本土的佛教僧侣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吃素的，但并不特别忌讳肉食，唐代僧人义净在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待了十年，详细记录了当地饮食习俗，总体上，当时的北印度人较少吃肉，可是在佛教寺院的常规食谱中，却包含了肉食，实际上，素食在佛教中只是受鼓励，从未成为正式的成文戒律，尽管它后来在大乘佛教中成了事实上的戒律。 再看印度教，当前的印度教强烈鼓励素食，特别是婆罗门，半数以上严守素食戒律，但这一做法从教义中其实找不出多少理论基础，婆罗门向素食主义的转变颇具戏剧性，吠陀时代的婆罗门以祭司和经师为业，相当于凯尔特人的德鲁伊，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主持祭祀仪式，该仪式的核心内容是宰杀牺牲，主要是牛，仪式结束后他们得到一部分牛肉作为工作报酬，所以，虽然牛在雅利安传统中确实拥有某种神圣地位，但无论从吠陀经文还是婆罗门的历史渊源中，都不可能找到素食依据，宰牛吃肉是婆罗门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孔雀王朝到笈多王朝的五六百年中，佛教在印度盛极一时，不仅赢得大批信众，更得到王权的大力赞助，婆罗门的地位则大幅跌落，与此同时，大众饮食的素食化日益加深，社区祭祀活动中已很少将牛用作牺牲，有时会用面团做成假牛充数，在此背景下，婆罗门阶层于笈多王朝后期发动了一场改革复兴运动，从耆那教和佛教那里挪用了大量元素，将祭祀供品换成奶制品和素食，自己也开始奉行素食主义，并将此视为保持自身洁净的一种手段，以此证明自己是合格的祭祀主持者。 经济背景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虽然素食主义伴随着耆那教和佛教的兴起而出现，但它和教义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耆那教义在逻辑上和素食的关系相对紧密一些，但并不自洽，而且耆那教始终是个局限于中产阶级的小教派，从未像佛教和印度教那样成为大众宗教，古典时代结束之后，佛教衰微，印度教兴起，此后又经历两轮伊斯兰教入侵，千年之间印度的宗教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可是素食倾向却始终在持续强化。 另一条线索也让人怀疑教义究竟对饮食结构有多大影响，佛教和印度教对酒的反对远比对肉食更强烈而明确，可是这两大宗教的兴盛却从未削弱印度人对酒的热情，印度酿酒技术花样之繁多，其他文明都无法与之相比，酒类消费量也非常大，印度也是当今第一大酒类进口国，虽然酒类关税高达150%，还有各邦的高额销售税。 印度在两千多年间持续强化的素食倾向，恐怕只能从经济方面来解释，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当时西孟加拉的铁矿被开发，铁器大规模普及，此后数百年间，恒河流域农业密集化迅速推进，大量森林沼泽被清除，人口成倍增长，随后便迎来了轴心时代的哲学繁荣和两大宗教的兴起。 自古典时代以来，印度便以其超高人口密度鹤立于各大文明之中，不仅远超欧洲，也高于中国，孔雀帝国时期人口已达五六千万，约两倍于同期（战国时代）华夏人口，公元前后印度人口达到7500万，并大致在此水平上维持了上千年，而中国人口在西汉末达到第一个高峰时，也不足6000万，而且直到南宋之前的一千多年里，除了盛唐时曾一度超过8000万之外，多数时期都低于汉代高峰，有时低非常多（这一点体现了中国式社会总崩溃消灭人口的极高效率）。 独特的人口特征推动了印度饮食的素食化，同时，雅利安人带来的畜牧传统让奶制品在印度得到广泛而充分的利用，这让素食变得更加可行。 圣徒的诞生 话说回来，尽管素食化的基础动力是人口压力而非宗教信仰，但不可否认，宗教确实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只是这一作用的性质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其中逻辑颇为曲折，须细细拆解方能看清。 在印度系宗教诞生前夕，出现了一些林中隐士，他们避世索居，过着禁欲苦行生活，靠捡拾和施舍为生，这种举动看起来很特别，但其实每个大型社会都不乏这样的怪人，他们的古怪行为或许只是源自某种心理疾病或精神障碍，比如亚斯伯格综合症，重度抑郁症，或自我挫败型人格障碍，假如他们来自穷人家庭（在那个时代这也意味着他们是文盲），就只会成为同情或取笑的对象，而不会在历史中留下任何痕迹。 可是假如他们来自显贵家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受过良好教育，能随口诵出大段诗篇或经文，不时援引古老人物和典故，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一整套抽象词汇，能以高深莫测的哲学说辞来合理化自己的古怪行为，而且亚斯伯格患者里还时常会出现一些天赋异禀的奇才，这让笼罩在他们头顶的神奇光环显得更加耀眼。 一个穷人若过上苦行生活，在旁人眼里就只是更加落魄潦倒了而已，可是一个富家子弟主动弃绝世人苦苦追求的荣华享乐和种种世俗成就，而其举止谈吐又如此不俗，虽然我听不太懂他的深奥哲学，也难免会觉得他肯定是有道理的，这背后定有某种我所不能理解的神秘力量在推动，如果我恰好也有着相似的心理倾向和社会背景，只是还没强烈到果真弃绝尘世，他就会成为我仰慕追随的心灵导师，我的哲学明灯，文化英雄。 经历了铁器时代的数百年农业繁荣和人口增长之后，印度的社会与政治结构日益走向大型化和复杂化，到公元前六世纪，北印度进入列国时代，出现了16个强盛邦国，城市生活也自印度河文明崩溃以来首度复兴，这一社会背景为隐士的出现创造了条件，释迦牟尼和耆那教祖师摩诃毘罗（Mahavira）都是该时代出身王族的离世苦行者。 苦行者的涌现和他们受到的尊崇，在各阶层引发了不同反应，那些与之有着相似心理状况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原本被同情嘲讽的举动如今却受到仰慕尊崇，这一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动员效果，将那些原本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另类个体聚到了一起，而其中没有跨出离世这一步的那些，则成为热情的赞助者或积极宣扬其观念的在家弟子。 至于普通大众，从这股风潮中，从这些圣徒身上，他们看到的是一股神秘力量，于是崇拜和供奉便是自然的反应，除了将供品换作施舍之外，和他们以往对待任何被认定为具有超自然力的神灵没什么两样，在底层大众那里，宗教永远是功利性的。 然后是君主，一方面，他们可能和普通信众一样相信苦行者的超自然力，而即便不信，既然这些苦行者的圣徒地位已确立，教派组织已成气候，再听任其游离于权力结构之外，是很危险的，最好还是包养起来（另一个选项是镇压翦灭，但在列国林立的条件下，这不太可能做到，反倒是给敌人奉送礼物）。 资助禁欲主义教派的一个好处是，它较少跟王权发生冲突，因为争权夺利的主要动机是积累财富，生儿育女，并将财富权力传承下去，而独身禁欲消除了这一动机。 文化修饰 一旦获得国家赞助，财富便源源不断流入教团，于是宗教开始走向其成熟状态，庄严恢弘的建筑与佛像将超自然力烘托的更具震慑力，更不容置疑，大批怀抱功利动机的人开始涌入教团，以分享其不断扩张的财富与权势，教团内部开始等级化，圣徒实践被制订为戒律，寺院成为崇拜和仪式中心，并为王权拢聚合法性资源。 结果之一是，作为苦行实践的一部分，素食主义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而这恰好迎合了大众饮食正日益加深的素食化过程，这一改变无疑会受到越来越吃不起肉的贫穷大众的欢迎，因为这将他们从一个社会心理窘境中解救了出来，吃不起肉原本是件令人沮丧甚至丢脸的事情，特别是在节庆婚娶聚宴上，没有荤腥的酒席不仅遭人鄙视，还会拉低主人的社会地位，可是打肿脸充胖子继续宰牛杀猪又实在不堪重负。 新宗教替穷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今，不吃肉成了一桩虔诚的，洁净的，有高深哲学理由的，良心与道德所要求的，广受推崇的，理直气壮的事情。 通过文化修饰对所处困境进行合理化的需求，在高种姓穷人尤为强烈，种姓制这种僵硬的社会地位划分体系，使得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经济状况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到中世纪时，多数婆罗门都已是贫穷农民，因为随着其人口增殖（在古代，高地位者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下层），社会不可能为那么多人提供祭司，经师，教师，君主顾问，行政官员等符合婆罗门传统角色的职位，日益贫困化的婆罗门必须为他们再也吃不起肉这一事实寻找一个高大上的理由。 美德展示 素食主义还有一项功能：可用作美德展示（virtue signalling）工具，由于素食原则总是倾向于和非暴力、和平主义、节俭朴素、自我克制等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通过恪守素食，你可以传达出一连串信号：1）我富有同情心，连动物都不愿伤害，何况是人呢，2）我是个真诚的和平主义者，你可以放心与我交往，不必担心我会伤害你，3）我对物质财富和世俗享乐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因而你可以相信我不会出于贪欲而欺骗坑害你，4）我有能力为信仰和原则而克制欲望，因而你有理由相信我做出的承诺，自我克制能力也意味着我更有可能排除各种内外干扰而把事情办好。 很明显，在大家相互知根知底的熟人小社会，美德展示工具很少派得上用场，人们从以往经历中早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最需要这一工具的，是居住在流动性大社会或从事流动性职业的人群，即商人，工匠，职员，教师，文人等城市中产者，最严格遵守素食主义和不杀生原则的耆那教徒，正是由中产阶级构成（耆那教义不许其教徒务农），直到今天，耆那教徒仍然是印度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高，中产者比例最高的教派。 在席卷西方的最新一轮素食浪潮中，美德展示已上升为主要动机，并时常与反战，环保，瑜伽，动物福利，反核，反枪支，反死刑，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反殖民，反阶级压迫等元素密切相连，素食主义终于从一个小众运动进入主流（尽管仍是少数派），也得益于中产阶级的壮大。 虽然许多素食者以营养和健康理由解释其选择，但深层动机恐怕并非如此，人们用来支持其决定的所谓科学证据，往往是在预设倾向引导下摘取过滤材料的结果，对此，当事人自己也未必意识到。 阴柔化 素食流行的一个很少被人注意的原因是老龄化，美国的数字显示，吃肉最多的年龄段是20-49岁，比70岁以上者多吃一半，另一个更惹眼的原因是过去几十年西方文化的全面阴柔化，女性气质（特别是表现在男性身上的女性气质）大受欢迎，男子气概得到的欣赏与赞美日益稀少，乃至近年来被戴上了“有毒男子气（toxic masculinity）”的帽子。 阴柔化趋势从影视娱乐业的流行趋势中不难得到直观感受，一个或许有关的佐证是，西方男性的精子量在过去40年降低了50%，我们知道，女性历来比男性更倾向素食，在美国，素食者中68%是女性，女性平均吃肉量仅为男性的67%，其中红肉消费量为男性的60%。 文化的阴柔化反过来也提高了素食主义作为美德展示工具的使用率，因为女性（和拥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天然的更倾向于用它来展示美德。 结论 素食主义粗看上去是由宗教信仰（在东方）或类宗教意识形态（在西方）所推动的饮食变革，这一看法在最初倡导它的上层精英中大致可以成立，但那从来都只是一小撮，只是因为他们是知识精英，在历史记录和传播媒介中曝光率很高，因而吸引研究素食问题的学者给予了不成比例的关注。 对于普通大众，转向素食的理由十分平凡：随着人口压力渐增，他们越来越吃不起肉了，诚然，宗教确实在其中起了作用：它将很少吃肉的事实状态变成了规范性的素食主义，这是对既已存在的困境的事后合理化，对于一种无望摆脱的困境，人类总是有着将其合理化的倾向，而种姓制度让高种姓穷人对此类合理化的需求尤为强烈。 中产阶级的情况有所不同，中产素食者不是吃不起肉，而是将素食主义用作美德展示符号，这一符号往往和一组特定的消费偏好，审美情趣，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捆绑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身份形象，用来告知观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近一轮素食运动主要由这一流派所推动，当然，美德展示工具种类繁多，选择素食主义的只是少数，所以尽管这轮运动声势不小，对西方人总体食肉量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最后让我回到印度，自从90年代初的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经济增长强劲，按美元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提高了三倍多，同时人口增长大幅放缓，年增长率从70年代的2.3%降至目前的1.4%，总和生育率从5.3降至2.2，伴随这些变化，印度的肉食消费量正在迅速膨胀，特别是鸡肉（这是印度最主要的肉食），过去二十多年每年都以15-20%的惊人速度增长，长期以来被西方素食主义者尊奉为素食圣地的印度，正在褪去其神秘面纱，和其他新兴地区一起享受食谱反弹的盛宴。 参考资料 Donna Maurer - Vegetarianism (2002) Colleen Taylor Sen - Feasts and Fasts (2015) Tristram Stuart - The Bloodless Revolution (2007) 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2005）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2002） Wikipadia: Vegetarianism Wikipadia: Vegetarianism and religion Wikipadia: Vegetarianism by country Wikipadia: Demographics of India Wikipadia: Mahajanapadas The Far Out History Of How Hippie Food Spread Across America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salt/2018/01/23/579186110/the-far-out-history-of-how-hippie-food-spread-across-america India's meat industry growing rapidly, but depleting a third of world's fresh water reserves https://www.firstpost.com/india/indias-meat-industry-growing-rapidly-but-depleting-a-third-of-worlds-fresh-water-reserves-4360065.html A new study argues that asceticism has its origins in autism.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au/blog/the-imprinted-brain/201804/the-autism-asceticism-and-the-genius-the-monasteries Trends in meat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45642/

食物与人类#10：禁忌种种 辉格 2018年8月24日 食物禁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许多社会都有着『不得吃某些食物』的规范，它们表现为不同形式，有些是自发的习俗，有些是宗教戒律，还有些则是法律或政府禁令，在多元文化交汇碰撞日益频密的现代，食物禁忌在社会生活中的曝光率很高，常常成为酒余饭后的话题，也是文化研究者关注的一大主题，人们从各种角度尝试理解为何某些食物在特定社会会成为禁忌，然而，迄今被提出的种种理由似乎还不能让人完全满意。 效率权衡？ 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试图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解释食物禁忌（以及其他饮食习俗），比如闪族（Semites）对猪肉的禁忌，在他看来，是因为，对于闪族这样生活于干旱地区的畜牧民族，养猪是不经济的，因为猪消化纤维素的能力很弱，作为杂食动物，其食谱与人类的高度重叠（实际上，猪的牙齿和消化系统都跟人类很像），这意味着养猪所用饲料将挤占人类食物来源，这问题在干旱草原地区尤为突出，那里不像温湿地区，有大量根茎、嫩叶、浆果、坚果和各种小动物等可供猪自行取食，因而养猪的成本将高的难以负担。 这是供给面的差异，而在需求面，畜牧民族肉奶来源充分，很少面临蛋白匮乏问题，所以没有必要负担养猪的高成本，相反，在低纬度地区，农作物产量高，营养瓶颈主要在蛋白质而非卡路里，同时养猪成本相对较低，所以更愿意负担这一成本，甚至，即便在成本变得很高时，也仍愿意负担，因为他们对蛋白质的迫切需求很难从其他途径得到满足，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新几内亚高地的妇女常常会用自己的乳房给幼年丧母的小猪喂奶（新几内亚也曾是食人俗盛行的地方）。 哈里斯也尝试以类似思路解释印度教徒的牛肉禁忌，认为这是从食肉畜牧向食奶畜牧转变的极端情形，在印度，养牛主要是家庭农耕者作为副业以高度分散的方式进行，因而分别用作奶牛和役畜的母牛公牛搭配比例恰到好处，不像规模化畜牧中必定有很大一部分公牛会成为肉畜，同时，由于农业密集化程度很高，进一步提高牲畜数量从而产生一些肉畜的潜力已不复存在，所以牛肉禁忌其实是一种维持最低数量产奶机器和耕作役畜的文化手段。 这个解释道出了一些真相，印度人确实非常依赖牛奶这一蛋白和脂肪来源，也正因此，他们在高度素食化之后蛋白匮乏问题不至于太过严重，可是单单以此解释牛肉禁忌明显缺乏说服力，首先，像印度这样的低纬度农耕区，特别是季风所及的湿热地带，解决蛋白匮乏问题的常见出路是养猪，外加禽鱼，印度在这一点上的独特性，或许只是雅利安畜牧传统的惯性延续。 其次，小规模分散的家庭蓄养方式，确实可能让奶牛和役畜构成适当比例，但从其他社会的经验看，当人口压力高到一定程度时，役畜也是可以牺牲的，比如在明清的长江三角洲，耕牛和骡马都已被人力所取代，况且，无论奶牛还是役畜，总有退役或自然死亡的时候，此时为何仍然不吃，显然需要更多解释。 依我看，牛肉禁忌只有放在印度自铁器时代以来素食主义日益流行这一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楚，我会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素食主义，这里暂且搁下。 洁净焦虑？ 效率解释的最大问题是，它其实只解释了某些群体的食物偏好，而并未解释禁忌本身，事实上不吃或很少吃某种食物，和把这种食物视为禁忌，并不是同一回事，尽管前者可能是后者出现的前提条件，许多草原畜牧者都极少吃猪肉和鱼虾，但那很少成为禁忌，反之，水稻区很多人不吃面食和羊肉，也并非出于禁忌。 许多研究食物禁忌的学者都把它和洁净观念联系在一起，这和禁忌奉行者的主观认知是一致的，《利未记》（Leviticus）在详尽罗列可食与不可食物时，毫不含糊的以洁与不洁为区分要点，实际上，如何维持洁净（特别是在祭祀仪式这种与上帝发生关系的场合）是《利未记》的核心主题，该经文中有关洁净的规定不仅关乎食物，也涉及皮肤病，排泄物，尸体，衣物，沐浴，月经，分娩等等与卫生相关的方面。 《可兰经》大致延续了这一传统。印度的众多食物禁忌中，也弥漫着对不洁的焦虑（尽管有时他们会以哲学化的说辞来表达），比如被动物舔食或嗅闻过的食物，吃剩的食物，隔夜饭，非经常规方式屠宰的动物尸体，都会成为禁忌对象，印度厨师做菜时极少品尝，因为厨师的唾液被视为其他食客的污染源，有时甚至会被视为自己的污染源，所以有些人喝饮料时唇不沾杯，直接往嘴里倒。 印度习俗中有关谁可以和谁一起吃饭，谁可以接受谁递给的食物，谁可以吃谁吃剩的东西，有着严格而繁琐的规定，大致上，种姓之间尽量避免共食，高种姓尤其避免接受低种姓递给的食物，由于受这些规定的羁绊，印度人对在外就餐有着根深蒂固的抵触（节庆时在神庙的聚餐是个例外），所以现代以前印度餐饮业长期萎靡，仅服务于旅行者，虽然近几十年增长颇为可观，但也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和上班族的壮大，对外出就餐的抵触还催生了一个印度独有的产业——dabbawalas，一群送餐工每天上午骑车从客户家里取来他们家人做好的午餐，送上火车，另一群送餐工将其递送到客户的办公室。 这一切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洁净焦虑。 这个视角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闪族和印度人有着最繁杂的饮食禁忌，因为闪族和雅利安人都是侵入密集农耕区的畜牧民族，畜牧者人口密度低，环境干燥，其较高的游动性也让他们更少积累垃圾，正因此，他们较少为传染病所困，因而其免疫能力也不如密集农耕者，当他们进入人口密集，环境湿润，垃圾老鼠蟑螂富集的农耕区时，洁净焦虑是很自然的反应。 身败名裂的猪 在近东，至少最近一千多年来，已完全没有猪的立足之地，可是在农业时代早期，猪曾是近东人的重要肉食来源，至少占20%，考古证据显示，在所有降雨量高到无需灌溉即可耕种的区域，农民都养猪，而这样的区域很多，因为那时近东的气候远比现在温暖湿润，此后几千年中，印度洋季风逐渐减弱，季风线后撤，近东日益干旱化，猪的养殖也减少了。 猪肉在农民的肉食构成中的所占比例更高，往往占一大半，因为早期国家在征收实物税时，倾向于征收牛羊而不是猪，因为牛羊可成群长途驱赶，沿路靠吃草为生，对猪却很难这么做（19世纪一些阿巴拉契亚山民曾将猪成群赶往辛辛那提的屠宰场，但这种做法十分罕见，是极为特殊的成本收益结构下的产物），这也表明当时肉类腌制技术还不够成熟，或盐的成本太高。 到青铜时代晚期，随着干旱化日益加重，猪在近东人肉食中的比例降到了5%，更重要的是，猪的饲养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那些仍然存在的猪，更多分布在人口密集的大城镇，以各种垃圾为食，包括食物加工废料，厨余垃圾，动物尸体，以及粪便，原本在林地、沼泽和灌木丛中觅食的乡村猪，变成了清扫垃圾的城镇猪。 以粪便喂猪的方法在东亚同样流行，古汉语的『溷』字既指猪圈也指茅厕，出土的众多汉代陶溷模型对此有生动演示，类似做法在韩国济州岛一直延续到现代。（电视剧《死木》（Deadwood）中反复出现吴先生用死人喂猪的镜头，或许并非毫无依据） （有学者甚至认为，猪正是因为爱吃人类留下的垃圾而被驯化：起初它们只是徘徊在人类居住地附近，以被人类捕杀的风险换取觅食垃圾的机会，同时还借助人类帮它们挡开来自食肉动物的危险，只要捕杀率足够低，这一共生关系便可长期持续，而选择性捕杀将导致其温顺化。） 垃圾饲养法虽缓解了哈里斯所指出的干旱地区养猪成本高的问题，却也严重损坏了猪的名声，尤其刺激了原本就有着较高洁净焦虑的闪米特人的敏感神经，所以，猪被他们视为不洁物，列入禁忌，就不难理解了。 历史学家马克·埃希格（Mark Essig）考察了欧洲人对猪态度的转变，发现了类似情况，每当饲养方法转变，人们的消费态度也随之而改变，西欧曾被茂密森林所覆盖，早期农业村庄附近大多有树林和湿地可供养猪，猪经常处于半野生的放养状态，体型也更像野猪而非现代家猪，有时放养者需要用弓箭去林子里射杀才能吃到肉。 在希腊和罗马社会，猪都是最常用的献祭牲畜，猪肉比牛羊肉更受欢迎，价格也更高，罗马本土的农业密集化程度很高，所以养猪成本不低，但罗马人有钱，特别是布匿战争后的征服扩张导致大笔财富流入，猪肉消费比例也随之大幅提高，由于价高也不愁销路，罗马养猪者不仅不给猪喂垃圾粪便，还经常用谷物催肥。 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猪肉是贵族食品，价格两倍于羊肉，穷人的肉食则主要来自退役牛羊和家禽，然而到中世纪盛期，人口压力加剧，森林法难以再维持，森林猪迅速减少，吃垃圾的城镇猪增加，猪肉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名声也变臭，几乎沦为穷人食品，贵族则转向野禽和鲜鱼，在英格兰，标志这一转变的是和大宪章同时签署的《森林宪章》，它大幅放松了此前领主对森林资源的垄断。 道德化 无论是效率权衡，还是洁净焦虑，都是功利性理由，两者对我们理解禁忌的起源都颇有启示，但仍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解释，因为许多（虽然不是全部）食物禁忌都有着强烈的道德色彩，禁忌一旦确立为戒律，便道德化了，正因为道德化，即便最初促成它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它仍可被长期奉行，对于信仰坚定的犹太教徒，不吃猪肉的理由不再是成本考量或卫生担忧，而是认为那么做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就像《马加比二书》中的犹太经师以利亚撒（Eleazer），宁死也不肯咽下安条克征服者硬塞进他嘴里的猪肉。 为什么饮食这种看起来纯粹私人性的活动会被道德化？这还要从人类道德的心理基础说起。道德规范是个体经由教化过程而习得的行为准则，社会有各种机制确保规范得以执行，比如长辈对晚辈失范行为的指出和矫正，公众舆论对违规者施加的社会压力，对严重违规者实施社交回避和社会孤立……较复杂的社会还有更正式的司法系统和惩戒机制。 但仅有这些外部执行机制是不够的，因为对个体来说，当这些机制被触发时，事态可能已经太过严重，恶果已难以挽回；由于遵循规范对个体通常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在群体中继续生活下去所必需的），所以最好能有一种内部机制来帮助个体约束自身行为，以免频繁招来外部惩罚，乃至被视为反社会分子而遭孤立或驱逐。 人类道德心理的进化过程中，也确实找到了这样一个机制，那就是对污秽的嫌恶感和恐惧感，对污秽的本能反应原本与道德无关，而只是帮助人类降低中毒与疾病风险的，然而和许多新功能的进化一样，这一旧特性也被改造而扩展于新用途，之所以嫌恶感具有被改造扩展的潜力，是因为，尽管这种反应是本能的，但它所针对的目标集合（即它对之作出反应的污秽物清单）却可以是习得的，只须再跨出一步：将那些不合范行为（经由教化过程）也加入这份清单，一个基于嫌恶感的规范自我执行机制便产生了。 有关污秽反应与道德心理的关系，社会心理学家已有大量论证，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体现这一关系的线索也无处不在：不道德行为是『龌龊』的，令人『恶心』，阴谋陷害是『肮脏』勾当，偷窃所得是『脏』物，私吞公款是贪『污』，放荡者过的是『糜烂』生活，有罪者赢得了『污』名，必须『洗刷』才能恢复『清白』，毁人清誉者泼的是『脏』水，骂人用的是『脏』字。 有了这样一个心理基础之后，食物禁忌的道德化就容易理解了，禁忌和道德这两种规范，无论是自我执行，还是针对他人失范行为的反应，借助的是同一个心理机制，其习得过程也完全一样：教化者努力在学习者内心建立起对失范行为的污秽反应，这样一来，习得者便很难将这两类规范区分开，当然，通过理性思辨他或许能够明白这是两码事，可是，在决定人类道德体系如何运行这事情上，理性思辨的作用恐怕是微不足道的。 族群认同 在不同文化交汇杂处的边界地带，或伴随着大规模迁徙的动荡时期，食物禁忌往往会被强化，原本只是简单不吃而已的东西（有些可能根本没见过，因而谈不上禁忌），突然被识别为区分彼此的标志，成为大肆谈论的话题和争议执着的焦点，特别是当交汇双方的关系不那么友好时，便有了充足动机将对方的饮食习俗加以污名化。 犹太人的猪肉禁忌在希腊化时期便得以强化，罗马征服时更甚，因为希腊罗马人都酷爱猪肉，对于大离散后进入欧洲的犹太人，猪肉禁忌是他们最显著的民族符号，犹太人对其禁忌的洁净解释也激怒了欧洲当地人，作为占支配地位的多数民族，他们自然不甘心被置于鄙视链的下游，于是编造了一个流传千年的谣言：犹太人不吃猪肉是因为他们把猪当作祖先来崇拜。 在中国，来自北方的蛮族征服者看到南方人吃青蛙时，也屡作惊恐状，鄙视不已，多次颁布食蛙禁令，这种禁令当然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不过是一种文化宣示罢了。 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可能是印度人，印度有着最繁琐的饮食禁忌，不仅关乎食材，也涉及食物的来路，加工方式，食用场合，搭配，以及授受关系，印度独特的种姓制度似乎就是围绕洁净观念建立起来的，而洁净最初针对的便是饮食，所以饮食禁忌和种姓制度是一对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双胞胎，两者都被用于在群体之间树立文化屏障。 造就印度这一独特现象的因素，除了之前所说的雅利安畜牧者侵入低纬度湿热地区后所产生的严重洁净焦虑之外，或许也和该地区的特殊地理结构有关，次大陆就像一只西北角开了个口子的布袋子，历史上一轮轮移民浪潮只进不出，从近东农民，雅利安人，波斯人，阿富汗人，到马其顿人，希腊化的波斯人，希腊化的阿富汗人，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德里苏丹国建立者），波斯版伊斯兰化的蒙古/突厥人（莫卧儿王朝建立者）。 而且这个布袋子不够深，不像东亚，阿尔泰牧民向南推挤汉族，汉族继而向南挤压百越，百越被推进越南、缅甸和西南山区，可是在印度，向南推挤的余地不大，于是便形成了百衲衣般的多元文化混居杂处格局，而且印度的政治整合度历来很低，从未有一个王朝有能力像集权官僚帝国那样强力推行单一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 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印度有着举世无双的文化多样性：分属四大语系的415种语言，23种官方语言，其中14种拥有千万以上母语人口，四种本土大宗教，外加几大外来宗教和无数中小教派，3000多个种姓，外加1108个表列种姓和740个表列部落（表列种姓与部落即为以前的贱民），所有这些，都被压缩在一个并不算太大的空间里。 将某些食物污名化，将习惯强化为禁忌，对内用作群体认同标志，对外成为群体间文化屏障，在这一文化过程中，古代知识分子起了助推和催化作用，先知，哲人和经师（即编纂、阐释和传授经文者）们努力将对待食物的态度加以体系化和逻辑一致化，并将其纳入一个完整宏大的世界体系之中，这种努力会大幅扩展禁忌清单。 比如犹太经文（《利未记》或《申命记》）将骆驼、野兔和蹄兔也列入禁忌，理由是它们反刍却不是裂蹄（cloven hoofed）动物，所以是怪异因而不洁的，猪则相反，裂蹄却不反刍，鲸鱼、鳗鱼和鲶鱼则因为是鱼却没有鱼鳞而被视为不洁，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同原理：作为其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先知和经师们有一套朴素动物分类系统，每一类别有一个样板物种，当某种动物和任何样板都差别太大，以至引发归类困难时，就会被视为不洁，因为这些怪物冲击了世界体系——很明显，只有知识分子会想这么多。 中产价值 还有一类禁忌晚近才出现，一些动物有幸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了合作者角色，久而久之，与之相处的人对它们产生了情感依恋，最终它们成为宠物，或有着类似宠物的地位，其中尤以猫，狗，马最为尊贵，它们的肉因而也成为禁忌，但并非所有工作动物都有相同待遇，驴骡也为人类工作，但吃驴肉引起的反感就没马肉那么强烈，在古代印度和中世纪西欧，孔雀与天鹅既是装点苑囿的观赏动物，也是常见的盘中美餐。 马与狗的幸运之处在于它们和贵族生活的特殊关系，在欧洲，战马是上层武士特有的装备，品种血统讲究，成本极高，价格数十倍于普通役马，其形象与贵族地位紧紧相连，狗则是贵族的狩猎伙伴，而狩猎是贵族专属的休闲运动，后来当骑士精神日渐衰微之后，比武和狩猎活动减少了，或者中产化了，但马与狗并未因此失宠，它们在马术运动和上流社会的客厅里重新找到了位置，甚至比以前更加养尊处优。 贵族在犬马的选育、训练和保养上极其舍得花钱，待遇常比仆人更高，用凡勃伦的话说，这是一种代理性炫耀消费——连我的犬马都这么矜贵，我自己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法国在大革命之后曾掀起一股吃马肉的风潮，很可能就是出于革命群众对贵族文化的敌视，以及翻身做主人后的快感渲泄。 当西欧社会（至少其中未经历大革命的那些）逐渐平民化时，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其实很大程度上通过模仿上层而形成了新的中产文化，他们从贵族那里吸纳了大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元素，其中就包括狩猎、骑马和养宠物，同时他们也加入了自己的新元素，比如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与温情（贵族家庭则较为冷峻严肃，父亲和孩子难得见面也很少说话），这种情感也延及宠物，因为它们也被视为家庭一员。 现代中产阶级还有个特别之处，在以往的等级社会中，人们默认的相信其他阶级的人和自己是不一样的，当一位贵族看到穷人在吃狗肉时，其反应充其量只是皱眉摇头掩鼻而过，中产阶级则常常满脑子平等主义和普世主义，默认的以为每个人的处境和想法都该一样，如若不然天就要塌。 以往各族人民相互鄙视和污名化对方的特有食物，却很少有人会像现代中产者那样热衷于将自己的禁忌强加给全人类（传教士和一些执行同化政策的政府是例外），特别是一些新富国家的新兴中产者，更是急于要证明自己好不容易挣得的中产地位，不放过任何展示中产价值观的机会，这大概就是近些年猫狗党如此活跃的原因所在吧。 参考资料 Colleen Taylor Sen - Feasts and Fasts (2015) Stewart Lee Allen - In the Devil's Garden (2002) Mark Essig - Lesser Beasts (2015) 马文·哈里斯 - 《好吃》（2001） 俞为洁 - 《中国食料史》（2011） 路易·杜蒙 - 《阶序人》（2017） 乔纳森·海特 - 《正义之心》（2014） Wikipadia: Kashrut Wikipadia: Book of Leviticus Wikipadia: Dabbawala

食物与人类#9：畜牧，与众不同的食物生产 辉格 2018年8月11日 广义上，畜牧也是一种农业，然而除了共享“食物生产”这个抽象定义之外，它和谷物种植、园艺、猪禽鱼养殖等其他农业生计少有相似之处，所以当我们考察各种食物获取方式的文化与社会后果时，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谈论，还是单独拎出来说比较好。 游动性 畜牧和其他农业形式最重要的区别是，它有着强烈的游动倾向，因为让畜群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很快会造成草场退化，特别是羊群，羊吃草时啃食部位很低，所以牧民常会在绵羊群里掺杂一些山羊，因为绵羊过于温顺安静不好动，而山羊较为活跃，更具探索性，会带着羊群边吃边移动。 正是通过持续移动来大范围遍历草场，畜群才得以从草这种有效营养密度极低的原料中生产出了肉奶血这样的高密度优质食物，这一遍历过程涉及五种移动：1）日内吃草时畜群的漫游，2）每天放牧地点围绕中心营地的轮转，3）每隔若干天迁移营地，4）畜群在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草场之间作季节性迁移，5）因人口压力、天灾、气候变化、战争等因素促使牧民寻找新牧场而发生的非常规性迁徙。 任何传统畜牧业都至少包括前两种移动，若只有这两种，那么牧民便是定居的，不妨称为定牧，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定牧很难单独成为一种生计依靠，通常和渔猎采集或谷物种植相搭配，因为若纯以畜牧为生，养活一户家庭所需畜群规模大约相当于两百头羊（不同畜牧者的畜种构成千差万别，这是个极为粗略的估测），按近代内蒙古的数据，这至少需要30平方公里草场，虽然每天往返三五公里也不是不可能，但每个定居点不可能只有一户牧民（那样就丧失了定居的绝大多数好处）。 所以，定牧点的有效放牧半径内，承载不了糊口规模的畜群；通过收割牧草、谷饲、洒水、施肥、草种改良、以部分畜产品交换谷物等手段，可以提高定牧的单位土地供养能力，但至少在近代之前，定牧都无法成为独立生计；而且对最低畜群规模的上述估算还是基于以吃奶为主吃肉为辅的情况，若以吃肉为主的早期畜牧业算，规模还需成倍扩大；事实上，纯畜牧业者的年内游动半径往往长达数百公里。 移牧和农牧混业 所以规模化畜牧和定居生活这两种需求之间总是存在冲突，可是定居又有着诸多好处，可以深度开发本地资源，可以盖房子，积累财富，维持大型和复杂的设施，有动机开垦荒地，改良土壤，发展精细分工与合作……，缓解这一矛盾的一种途径是专业分工，许多定居农牧社会都有牧羊人这个职业，他们自己可能拥有一些牲畜，但主要是替定居客户放牧，这是个季节性职业，比如春天将畜群带往远处的夏季草场，秋天带回定居地屠宰和繁育，并在其主人的畜栏或村庄附近的冬季草场里过冬。 这一方案适合于那些畜牧成分足够显著却又远不如谷物种植重要的农牧混业社会，假如畜牧和种植同等重要或更重要，那就更倾向于采用移牧（[[transhumance]]）模式，这是一种双中心定居方案：以靠近农场的村庄为主要定居点，在夏季草场建立次要定居点，后者往往更分散更简陋，在垂直移牧中，它们一般位于高海拔处，在季节性迁移中，部分家庭成员留守村庄，其余则随畜群迁往夏季草场，这一模式包含了上述五种移动中的第1、2、4三种（有些水平移牧的夏季草场也涉及第3种移动），牲畜在迁移途中虽然也会吃点草，但主要是为了赶路。 游牧的兴起 完全放弃定居，在开放大草原上放牧大群牲畜，单纯依靠畜产品为生，使得游牧者在物质文化上常表现的十分简陋，然而近几十年来，人类学家已逐渐达成共识：游牧（[[nomadic pastoralism]]）绝非一种古老原始的生计模式，而是长期技术积累的产物，是畜牧业的高级形态，其出现远远晚于动植物驯化和农牧采猎渔的各种混业形态。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游牧乃直接由狩猎演变而来，即，一些狩猎者选择全程追踪某种成群迁徙的食草动物，并逐渐强化对种群的控制、管理和筛选，最终将其驯化，这也是狩猎者在人口压力渐增的局面下，为避免公地悲剧而对畜群进行私有化的过程。 这一看法包含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洞见，传统狩猎方式确实会导致公地悲剧，贯彻最优觅食策略的结果常常是过度捕杀，大量次优部位的肉食被留给了食腐动物，而且狩猎者在捕杀时是不考虑季节、性别和年龄因素的，因而对种群规模更具破坏性。 相反，假如一群动物已被置于排他性控制之下，那么控制者便有了足够动机维持其规模，有许多办法可以帮助他做到这一点：保护它们免受食肉动物捕杀，充分利用所有可食用部位，多吃奶少吃肉，尽可能减少繁育和生长高峰期的屠宰量，优先宰杀雄性和已过繁殖高峰期的雌性，阉割部分雄性以减少群内争斗并降低其代谢率从而提高产肉率…… 循着上述思路，我们确实可以构想出一条从狩猎到游牧的进化路径，有学者甚至认为，驯化根本不是畜牧的前提，畜牧者只是寄生在畜群之上，充当保护者和宏观管理者（调节畜群的年龄性别组成），未必需要对其习性和生活方式施加太多干预，至少对于北极/亚北极地区的驯鹿放牧者来说，情况似乎确是如此，放牧者经常连续好多天完全不管畜群，任其在远离视野之外的地方自行活动，等到需要宰杀或搬迁营地时才去找回来。 听上去很好，唯一的问题是，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基于何种技术条件，狩猎者是否具备？ 主要困难在于移动能力，全程追踪迁徙动物所需的移动范围（数百公里）和速度都远远超出了狩猎采集者的常规水平，后者的年内游动半径通常只有几十公里，并局限于一块熟悉的地盘，而动物在季节转换时的长途迁徙，速度可达每天数十公里（比如驯鹿是15-20公里），拖家带口连续每天跑几十公里可不容易，而且一旦离开熟悉环境，不仅采猎其他动植物将变得异常困难，还会遭遇充满敌意的当地采猎者。 还有个生理上的障碍：乳糖耐受性是畜牧业长期存在的结果，在此之前，只能以吃肉为主，那就需要大得多的畜群，而大畜群的控制又是个难题。 只有当这些困难通过大量技术创新逐一克服之后——狗在畜群控制上的运用，驮畜、牵引或骑乘役畜的驯化和运用，驮具、辔具、挽具的发明，雪橇、草撬、车辆等运输工具的引入，阉割技术，制酪技术，以及应对游动所带来社会冲突的各种制度安排——，远离农耕区、深入草原腹地、大范围游动的纯游牧业才变得可行。 畜牧之独特性 农耕者的核心资产是土地，而畜牧者的则是牲畜，这一差别引出了意义深远的后果，首先，畜群规模的跨年波动巨大，一个坏年景即可大幅缩减畜群，而土地则较少会永久性灭失（除了大洪水、地震、滑坡等天灾），其次，也更重要的是，由于牲畜既是产品又是主要生产要素，因而其产出波动具有积累性，土地则不是。 拥有一块土地的农户，某年可能收成很差，但只要没差到饿死或被迫杀耕牛吃种子卖地的程度，明年便可从相同起点重新开始，反过来，即便收成好，也不至于下一年就把地产翻一番，一个勤快聪明运气又好的农民，辛苦节俭一辈子能把地产翻一两倍就不错了，牲畜则完全不同，比如一个冬季规模为200头的羊群，正常年景中，春季产羔后变成300头，此后陆续吃掉80头，多出的20头就成了资产，下一年的产能提高了10%，碰上好年景，一年扩大20-30%很平常，而且起点越高扩张越快，因为吃掉的比例更低。 当然，假如存在一个高效的土地流通市场，上述差别就没那么显著，因为农民也可以把盈余投资于土地而变成产能，但早期农业社会不存在这样的市场，实际上，除了一些新拓垦地区，传统农耕社会的土地所有权结构都很僵硬，相反，畜群扩张则很少受非自然因素的阻碍，你的邻居们没法拦着你不许扩大畜群。 结果是，即便从相同起点开始，畜牧者之间也可在短短几年十几年里便产生极大的财富差距，农耕社会当然也有贫富分化，但这种分化更多来自权力结构，通常是在社会规模变大，结构复杂化之后才出现，很少有人是靠种地种发达的，而畜牧社会却可以在小于邓巴数的规模上，也没有等级权力结构的情况下，出现程度夸张的贫富分化。 体现这一分化的最显著标志是多妻制，以畜牧为主的社会大多流行多妻制，畜牧成分越高，多妻倾向越强烈，在其他社会，假如你看到一个男人有十几位妻子，基本可以断定他是位权贵，可是在畜牧社会，他很可能只是个普通牧民，事业成功，运气也好，但地位并不显赫。 近年来一些遗传学研究发现，人类的Y-DNA大约在6000-8000年前经历了一个异常狭窄的遗传瓶颈，男性的遗传学有效人口规模一度只有女性的十几分之一，也就是说，该时期留下后代的男性数量，只有留下后代的女性数量的十几分之一，除了广泛且高比率的多妻制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别的原因能导致这种程度的单性别遗传瓶颈，或许并非巧合的是，导致乳糖耐受的遗传变异也源自同一时期，也正是在该时期，发生了二次农业革命，后者为规模化畜牧业创造了诸多条件。 游牧者的优势 游牧业一经兴起便对与之相邻的各定居文明造成了巨大冲击，并长期成为左右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之一，尽管从人口规模，社会结构复杂度，物质文化繁荣程度，以及代表文明的其他绝大多数因素衡量，游牧社会都无法与定居文明相提并论，可是他们却往往在政治和军事上表现出显著优势，屡屡渗透、挤压、压服乃至征服定居社会，时而大规模改变广大地域内的政治格局。 甚至在纯游牧模式出现之前，以畜牧为主业的群体也早已展现出明显优势，印欧语的发源群体便是庞蒂克大草原的畜牧者，他们驯化了马，并用于拉车和骑乘，此后各支印欧民族横扫欧洲，安纳托利亚，伊朗高原，印度河谷，恒河河谷，在美索不达米亚取代苏美尔人的闪族各支，也大多以畜牧为主业，在非洲，尼罗-撒哈拉语系的牧民持续向南推进，挤压班图语农民的空间，后者继而向南挤压桑人狩猎采集者，其情形恰如阿尔泰语系各支牧民持续挤压汉族农民，后者继而挤压苗瑶侗傣。 这一优势究竟来自何处？ 在格鲁塞（René Grousset）的时代，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还主要集中在诸如骑兵战术优势之类在历史文献中有着充分描绘的方面，此后的研究逐渐转向人类学视角，着重考察其生活方式、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由此人们慢慢意识到，游牧者在文化禀赋和社会组织上确有些独到之处，当适宜外部条件出现时，这些特性将帮助他们取得军事和政治成就。 首先是选择压力，畜牧者资产积累和贫富分化的速度非常快，财富差距继而又借助多妻制迅速转变成遗传成就差异，因而其施加于从业者（尤其是男性）的选择压力极高，那些起点高、运气好、善经营的牧民，可以每年百分之几十的速度扩张畜群，同时以每代翻几倍的速度扩大其家族规模，这种扩张速度也得益于畜牧者的高生育率，因为以牛奶代替母乳可缩短哺乳期，而运输工具则解决了传统游动者无法同时负担两个婴儿的难题，因而生育间隔可缩短至生理极限。 同时，由于放牧空间缺乏明确的所有权边界，虽然相邻牧团之间会就游牧路线进行协调，群体之间也会就牧场使用权形成某种传统权利和习惯法约束，但这些边界和规则都非常模糊且不稳定，而且因为家庭之间和群体之间的财富和实力消长有很大运气成分，力量对比变动不居，一时达成的合作、妥协、均势、联盟关系、霸权支配结构，都很容易被瞬息万变的实力消长所打破。 上述财富分化和实力消长很自然的导致群体内和群体间的激烈竞争与冲突，因而游牧生计施加于牧民的选择压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有助于在这些竞争冲突中取胜的那些个人和文化禀赋的高强度选择，包括个人战斗力，武器装备，组织战斗团队的能力，维持父系家族团结，经营姻亲网络，处理盟友关系，收集信息，判断局面，运用计谋…… 在大型农耕社会，特别是中央集权国家，这些能力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和边疆军官才有机会经常运用（而且对于特定个体也是不全面的），而在游牧社会，每个成年人，特别是家长，时刻都在经受考验，所以尽管游牧社会人口规模常比相邻定居社会低两个数量级，却随时保有着优秀战士和低级军官的庞大储备，虽然多数时候这些能力都被消耗在内斗上，可一旦有某种机制将其动员组织起来，威力是惊人的。 此外，游牧者虽然在战争中表现的凶残冷酷，平时却以热情好客著称，这是为了扩展社交网络和获取信息，广袤草原上的游动生活让他们对信息有着永不满足的饥渴，总是努力从每位访客嘴里掏出尽可能多的信息，又因为游牧者物质文化较为朴陋，往往对相邻定居文明充满好奇心，相反，定居者的文化优越感常令他们对蛮族社会缺乏兴趣。 另一项优势涉及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它由游牧业的大范围游动特性所塑造，人类学家威廉·霍尼丘奇（William Honeychurch）将其称为“空间政治”，大意是，从游牧社会中产生的政治家，对大跨度空间的地理与人文背景有着更好的感知，更擅长从大范围、多样化来源中收集信息和汲取资源，对多元文化和多元权力结构更具包容性，也更善于在这种多元背景下经营大跨度的合作与联盟关系（这一点不妨对照集权农业帝国的典型产品叶名琛），当然，在战争中他们也更擅长处理人员与后勤的机动问题（机动能力是许多战术得以运用的前提）。 其实霍尼丘奇的理论还可以挖掘的更深入，比如游牧社会因为缺乏一套压倒性的正统意识形态，因而对各种外来观念、技术、商品和文化元素持更为开放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更善于使用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才，其高度竞争性的分权结构也更能确保持续产生聪明能干的高层领袖，出于和上述类似的理由，他们也更愿意开放贸易、保护商人和维护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主要由中亚商人经营，受游牧者庇护，中原帝国对贸易历来没多大兴趣，偶尔介入和控制是为了阻止游牧者从庇护关系中获利。 另外，这些特质也让游牧者常常扮演跨地区传播文化元素的中介角色，让大草原成为沟通欧亚几大文明中心的高速公路，青铜时代的小麦，青铜铸造，马匹马具，二轮战车，乃至畜牧业本身的由西向东传播，皆以游牧者为中介，蒙古征服所导致的文化交流则更深入广泛，涉及元素不胜枚举，有些史家甚至将蒙古大交换与哥伦布大交换相提并论。 寄生与重组 然而，尽管拥有这些优势，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凡叱咤于国际舞台，屡建奇功伟业的游牧民族，都位于定居文明的边缘，而那些远离文明的游牧者，不仅物质文化贫乏，社会结构也都极为简单，每个牧团仅有几户家庭，牧团之间只有松散且不稳定的关系，冬季牧场聚集的群体大一些，但也比邓巴数大不了多少，只有在打仗时才结成更高层次的联盟，但也都是临时性和高度机会主义的，离建立酋邦和国家这样的高层政治结构很遥远，而所谓空间政治，在缺乏高层结构的条件下也根本没有磨练和施展机会。 正如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所指出，文明边缘的游牧者之所以能建立匈奴和蒙古这样的大型政体，是因为他们能够凭借武力和机动优势劫掠或勒索定居者，掌握大笔战利品和贡奉的武装领袖，凭借对这些财富的分配权，赢得众多部落的合作与效忠，因而更加提升了其劫掠勒索能力，如此循环，雪球越滚越大。 所以游牧政权的产生和存续都依赖于从定居文明持续汲取资源，包括金钱、奢侈品、技术和人才，从这角度看，它们是寄生性的，但它们不仅仅是寄生，还时常扮演地区政治重组者的角色，在最成功的情况下，将创建这样一种互为支撑的二元结构：以劫掠勒索从定居社会获取资源，以此在草原建立霸权，凭借霸权动员组织游牧社会的优秀军事力量，以此征服控制定居社会，将其变成更为稳定可靠的财源，从而巩固在草原的霸主地位，草原提供的军事力量既帮助它控制定居社会，也解决了长期困扰后者的防御问题。 贯彻该战略的巅峰之作，是满清所建立的二元帝国，可是这样的重组给定居者带来了什么呢？有人会说，至少带来了和平，可它也带来了专制主义，自汉武以来，正是在与游牧者的长期互动中，中原帝国在专制方向上越走越远，在满清达到了空前程度，不仅如此，游牧统治者还经常把盛行于游牧社会的奴隶制带进农耕社会。 参考资料 David W. Anthony -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2007) Igor Krupnik & Marcia Levenson - Arctic Adaptations (1993) Tim Ingold - Hunters, Pastoralists and Ranchers (1988) William Honeychurch - Inner Asia and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Empire (2015) David Reich - 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 (2018) 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2007）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2008） 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2008）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2010） 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2011） Wikipadia: Pastoralism Wikipadia: Transhumance

食物与人类#8：渔民，与众不同的采猎者 辉格 2018年8月4日 捕鱼，以及捕捞或捡拾其他水产品，通常也被人类学家归为采猎行为（foraging），从直接获取野生动植物还是通过驯养动植物在可控环境下自行生产食物这一区分标准看，这样分类自然是没问题的，然而，就其对人类行为、文化，乃至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以捕鱼为生是一种相当特殊的生计模式，值得单独拿出来考察。 游动性 和陆地动物捕猎者相比，渔民有着强烈的定居倾向，捕鱼在食物来源中比例越大，定居倾向越强烈，这可能是因为，鱼类资源的分布，以及鱼群规模对捕鱼活动的反应模式，使得巡回游动无法带来好处，这一点对于那些洄游鱼群定期造访的海岸河口地带尤其显著，那里的鱼类如此密集而丰富，以至关键不再是如何寻找它们，而是如何牢牢占据一块已知有着充裕资源的地盘。 之前我已讲过，定居所带来的可积累性是推动文化走向复杂化的关键，所以并不出奇的是，我们在一些海岸河口看到了狩猎采集者中最复杂的文化形态，其中最著名的是北美西北海岸的鲑鱼洄游区，那里的定居者有财富积累，有专业分工，社会分层，经常性贸易，政治联盟，竞争社会地位的夸富散财宴（potlatch）……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第聂伯河下游激流段（Dnieper Rapids），那里的渔民在全新世早期便已形成采猎者中少见的复杂定居社会，在数千年中始终是庞蒂克大草原（Pontic-Caspian steppe）上文化革新的主要动力源，比如八千多年前的瑟斯基（Surskii）文化，有陶器，有大型墓葬，一千多年后，该地区居民成为最早引入畜牧业的群体，产生了发达的第聂伯-顿涅茨（Dnieper Donets）文化，在后者的影响刺激下，诞生了后来横扫欧洲的印欧语民族的前身雅穆纳（Yamna）文化。 船 捕鱼的需要促使人们制造水上载具，虽然不是所有捕鱼者都有船筏，但从旧石器晚期以来，渔民大多拥有某种水上载具，竹筏，木筏，独木舟，树皮小艇，木板小舟，都是非常古老的发明，这些载具除了帮助捕鱼之外，还引出了两个重大后果：首先，它扩大了渔民的单日活动范围，这意味着，即便他们需要到离家数十公里的地方捕鱼，也可以每天回到定居点，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其定居倾向，其次，船筏的载重能力使得渔民即便不定居，也可积累和保有相当复杂的物质文化。 人类学家曾做过实验，一只8米长，2.4米宽，0.4米厚的竹筏，便可以50%的吃水率承载3.15吨负重，相当于狩猎采集者搬迁营地时成年人平均负重的250-300倍，而类似中等尺寸的竹筏只需6-8位桨手即可达到3-4节的航速，这让渔民在旅行（无论是出于捕鱼、贸易、作战还是搬迁的需要）时，可携带大量物品，渔具，食物，商品，武器，携带能力数十倍于陆地狩猎者。 拥有船只，使得渔民在积累财富，开发工具和器物，长途旅行，获取信息，开展贸易，建立长距离合作与联盟关系，组织战争等等方面的潜力，远远超出了陆地采猎者，许多方面甚至远超定居农耕者（至少其中的贫穷阶层），因为直到火车出现之前，水上运输向来比陆地运输更高效。 一个特别的例子是疍家，中国东南沿海的疍家和浙江的九姓渔户，都是以船为家、居无定所的渔民，除了捕鱼，也兼营小商品买卖和一些低端服务业，比如常被视为贱业的垃圾粪便处理、殡葬和娼业，虽然和定居者相比，他们大多非常贫穷且社会地位低下，但因为有船，在物质财富方面仍远胜于一般采猎者，东欧吉普赛人是疍家在陆地上的翻版，因为他们有大篷车。 贸易 渔民比一般采猎者甚至农耕者更多从事跨群体商品交易，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定居使得贸易更容易展开，因为许多商品必须先积累到一定数量才值得贩运，而游动者的携带瓶颈让他们很难积累物资，如前所述，渔民更倾向于定居，即便游动，船只也让他们拥有很强的携带能力，同时，定居者之间也更容易发展长期交易关系从而建立相互信任。 其次，水路交通的效率让渔民能够拜访更多更远的潜在交易对象，获取更多市场信息，而船只的载重能力也让他们能运送更多商品。 第三，以鱼类和其他水产品为主食通常会带来较大的营养均衡问题，多数鱼类、贝类和虾蟹的蛋白质含量过高，碳水和脂肪太低，有些渔民会以采集植物或种植谷物作为副业来实现均衡，但也有很多是通过与内陆居民的交易来获得补充，假如他们的内陆邻居是密集农耕者，那么这种交易恰好迎合了后者对蛋白质的强烈需求。 而且密集农耕者往往也缺盐，同时，捕鱼和农耕这两种生计模式在生态位上很少重合，因而更多互补而更少竞争冲突，所以渔民和农民是天然的贸易良伴，而因为拥有船只，渔民在这一贸易关系中往往扮演主动角色，历史上，渔民兼营贸易，甚至成为推动地区间贸易的主要力量，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青铜及古典时代的地中海贸易，中世纪的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近古的南洋贸易，最初可能都是由渔业所推动，通行于东非的斯瓦西里语（Swahili）是下撒哈拉非洲最流行的通用语，这是一种由东非海岸商人创造的贸易语言，而最初使用并散布它的，便是桑给巴尔（Zanzibar）一带的渔民兼商人。 海岸猿 对海岸生态的适应可能是人类进化史的重要一环，这一观点最极端的表达是伊莲·摩根（Elaine Morgan）提出的水猿假说（aquatic ape hypothesis），认为直立人的诸多生理特性——较厚的皮下脂肪，流线型身材，体毛丧失，残余体毛的生长方向，发达的小汗腺……，都让我们更适宜游泳和潜水，都是对水岸生活的适应。 水猿假说并未被人类学界主流所接受，它所提到的特征，也都已有替代解释，而且基于这些解释所构筑的理论体系已发展的十分庞大，没有更强证据很难撼动，但这一假说并非一无是处，与猿类近亲相比，人类确实更擅长游泳和潜水，虽然体型体毛汗腺问题完全可以由针对陆地狩猎的长跑假说（endurance running hypothesis）解释，而不是水岸适应的结果，但这些特征既已获得之后，无疑让我们更容易开发利用水岸生态位。 其实支持水猿假说的更强证据是胎儿皮脂（vernix caseosa），这是一个仅见于人类和水生哺乳动物的特征，不过，尽管该特征没有直接的狩猎采集效用，但可能只是体毛退化的间接后果，当然，和这种间接解释相比，水猿解释似乎更符合节俭原则。 无论其内容有多少能成立，水猿假说的最大贡献，是启发了一批人类学家比以往更多关注海岸生态位与人类的关系，这方面的探索在近些年获得了不少成果，目前看来，至少在现代智人的近十万年历史中，海岸生态的重要性是确凿无疑的。 约十万年前（准确时间还有争议）第一批走出非洲的移民，是一路顺着海岸线向东扩张和迁移的，中途可能在印度受阻于七万多年前的托巴火山喷发，此后大约在六万年前到达澳洲，四万年前到达俾斯麦群岛，近三万年前进入所罗门群岛，而沿巽他大陆（Sundaland）折向北的一支，则经由两条岛链（琉球岛链和南方岛链）之一，于三万多年前到达日本。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条扩张线路上，（尽管冰川期的海平面比现在低很多）至少有十来条海洋鸿沟需要跨越，包括分隔巽他大陆和华莱西亚区（Wallacea）的华莱士线（Wallace Line），分隔华莱西亚区和萨胡尔大陆（Sahul）的韦伯线（Weber Line），以及从菲律宾通往日本的两条岛链上的诸多间隔，窄则三五十公里，宽则数百公里。 跨越这些鸿沟需要可靠载具和老练的航海技术，因为据估算，必须在短期内渡过至少20人方能建立可持续的移民群体，偶然的飘荡是做不到的，只能是有充足准备的航行，而这样的能力，暗示了这些移民必定对海岸生态有了充分适应，捕鱼、船只和航行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因为对于传统小社会，长久不用的技术元素很快会消失。 水产供养的大脑？ 有些学者走得更远，比如考古学家约翰·帕金顿（John Parkington）认为，现代智人的发源地就在南非海岸，以海产品为重要（甚至主要）食物来源，而海产品提供的丰富DHA为智人大脑发育创造了条件，使得供养如此硕大的大脑成为可能，进化生理学家斯蒂芬·坎南（Stephen Cunnane）系统化的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智人大脑对DHA和碘的旺盛需求很难在缺乏水产品的情况下得到持续可靠的满足，特别是对于大脑发育高峰期的胎儿和幼儿，所以智人（或更早的人属祖先）必定是在有充足水产品供应的环境中进化的。 DHA在大脑发育中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DHA含量特高的食物确实也都是水产品（动物大脑是唯一例外），特别是高脂肪的鱼类，不过坎南的理论仍显得过于激进，发育期对DHA摄入的需求到底有多大？离开水产品DHA匮乏会有多普遍？匮乏的后果有多严重？DHA低摄入的内陆居民大脑发育受了多大影响？大脑比现代人更大的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吃了多少水产品？这些还都有待更多比较研究才能回答，眼下只能存疑。 技术摇篮 随着农业密集化，人口增长，蛋白匮乏日益加重，因而农耕区对鱼这种不占耕地的蛋白来源的需求也日益强烈，这一点在欧洲因基督教会对斋戒期的规定而尤为突出，斋戒制度从公元四世纪教会获得官方地位后即开始推行，此后逐渐强化，斋戒日最终占到全年一半，或许正是因为鱼不占耕地也不吃谷物，所以斋戒规定对它网开一面，同时，欧洲曲折漫长的海岸线也为渔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对鱼的需求推动了和捕鱼有关的诸多知识与技术进步，渔具，造船，导航，定位，帆的运用，有关海潮、季风、天象和地理的知识，之前已提到，渔民的定居倾向和船只的载运能力让他们更有能力积累技术和工具，这一点在农业时代已不算优势，但和定居农耕者相比，他们还有个重要不同：在早期拓垦完成之后，面对进一步的人口压力，农民的反应通常是在给定土地上不断追加劳动投入，结果是马尔萨斯型创新和增长，而渔民在面对人口压力时更倾向于寻找新渔场，因为直到20世纪之前，开发新渔场的潜力始终存在，而可耕地则早已被占满（除了哥伦布大交换之后的一些例外）。 所以渔业发展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市场分工深化和资本积累，而非提升劳动密集度，这一倾向在从近岸渔业向远洋渔业发展的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显著，早期渔民和其他航海者一样，都习惯于贴着海岸线航行，由于缺乏可靠的定位与导航技术，不敢让视线长时间脱离陆地，郑和船队虽规模巨大，航程极长，但始终只是近岸航行，论航海技术，远不及南岛民族的独木舟航海者。 但远洋技术在慢慢积累进步，潮汐，风向，日影，月相，星象，鸟踪，航海者可借以判断航向和陆地方位的一切线索都逐渐被识别和利用，这才敢于探索一些相对遥远的航路，欧洲的地理特征也恰好为这些发展提供了适当的难度阶梯，那里有众多足够宽阔却又不是太辽阔的海域，从适合近岸航行的众多河口峡湾，数十公里宽的海峡，上百公里的岛间航线，以及更遥远的设得兰，法罗，冰岛，加纳利，马德拉，亚速尔，构成了丰满平滑的连续梯度，这意味着，每一步或大或小的技术创新，都有望获得回报。 维京渔民可能是最早探索远洋渔业的，虽然更广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劫掠、入侵和征服活动，其次是他们的长途贸易，但这些都是一个庞大结构浮在表面上比较惹眼的部分，其底基是渔业，因为从事长途贸易的人口很少，而入侵征服只是间歇性发生，几年或十几年一次，两者都不足以为造船、大量船只保有、大批熟练水手和知识技能的积累传承提供经常性基础，只是因为捕鱼活动过于日常而平凡，很少被萨迦和文献所记录。 渔业为其他航海活动提供船只、技术、知识和人才储备的情况，在西欧各国开始筹建海军时仍未改变，英格兰在1532年脱离罗马教会之后，新教徒希望废除斋戒的呼声强烈，但国王和国会始终不愿意，并屡屡颁布法令以阻止和惩罚日益增多的破戒行为，直到内战期间的清教徒政府最终将其废除，其间一个多世纪政府竭力维持斋戒制度的唯一理由是保护渔业，以便为海军提供资源储备，因为直到近代财政体系建立之前，欧洲各国有能力维持的常备军规模都很小，多数战力只能在需要时临时征募，昂贵的海军尤其如此。 开拓先锋 远洋渔民持续寻找新渔场的需要，也为欧洲人的海上开拓和地理发现提供了最初动力，虽然在历史叙事中，冒险家和征服者占尽了风头，但最初向大洋深处探索的，却是渔民，但渔民对新发现的丰饶渔场往往守口如瓶，不会郑重其事的加以描绘，为其命名，画上地图，更不会不惜血本的建立定居点，所以很少有机会在历史文献中留下记录。 早期供应欧洲内陆的以鲱鱼为主的咸鱼，主要来自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近岸渔场，后来维京人对鳕鱼的开发让他们逐渐获得远航能力，不过这一能力的进一步运用主要是在劫掠和殖民，从设得兰，奥克尼，赫布里底，到爱尔兰，又从爱尔兰，法罗，冰岛，一直到格陵兰，主要驱动力是维京社会的人口压力导致内部冲突加剧，在内斗中落败或被定罪的大人物带一批追随者出走寻找新家，但能够这么做，技术与物质储备是靠渔业提供的。 黑死病之后对鳕鱼的旺盛需求再度激活了渔民对西北方向的兴趣，渔业重心从波罗的海和北海逐渐向西转移，爱尔兰、法罗、冰岛周边海域成为热点，继而从那里向西延伸，来自英格兰、巴斯克和诺曼底的渔民很可能在哥伦布到达加勒比之前好几十年就在纽芬兰海域捕鱼了，此后英国人向新斯科舍、缅因和新英格兰的开拓同样由渔民打先锋，毛皮商人和殖民公司跟在后面，北美的最初几批殖民者全靠渔业才生存下来，南边的情况也类似，亚速尔就是渔民发现的，葡萄牙人在马德拉和亚速尔的早期存在高度依赖渔业，从17世纪开始，亚速尔还向南北美洲各国输出了大量渔民。 千百年间，渔民们都在默默无闻中为自己的生计而探索开拓，只留下一些零星而朦胧的线索给历史学家挖掘爬梳，就像南岛人（Austronesian）的惊人航海成就，若没有语言学家和遗传学家的努力重建，也会湮没在时间长河之中。   参考资料 Alan H. Simmons - Stone Age Sailors (2014) Peter Bellwood - First Islanders (2017) Stephen Cunnane et al. - Human Brain Evolution (2010) Brian Fagan - Fish on Friday (2006) Douglas J. Kennett - The Island Chumash (2005) David W. Anthony -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2007) Peter Heather - Empires and Barbarians (2010) Wikipadia: Potlatch Wikipadia: Swahili Wikipadia: Aquatic ape hypothesis Wikipadia: Endurance running hypothesis Wikipadia: Vernix caseosa Wikipadia: History of the Azores  

【2018-08-02】 A: Do you think Australia is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M: Yes, of course I do. A: Why? M: Because he's the most dutiful foll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st affectionate son of the Kingdom. 万一被问到这问题，这么回答会不会被乱棍打死啊？之所以操心这问题是因为已经有两个人跟我说『Australia is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了，澳洲人似乎有一种特别而可爱的满足感。 【2020-12-22】 @whigzhou: 最近弄清楚了这事情，原来跟我说这句话的几个人都是在拿澳洲跟老欧洲比，特别是跟德国比，他们（其中两位自己就是德裔）异口同声鄙视德国的主要理由是：那里等级太森严了，地位稍高一层压死人，界线非常分明，到今天低位者跟高位者讲话还是得用敬语，他们就觉得特别势利。 @whigzhou: 想想也是，德国孩子从小学毕业就开始分流了，往技工方向还是往大学方向，早早就分开了，等到成年，文化隔阂自然已经很深 @whigzhou: 而且德国小学只有四年，所以其实分流从五年级就开始了，分成四股：Hauptschule, Gesamtschule, Realschule, Gymnasium, 差不多对应四个大阶层 @简太太在德国:确切地说是分成Hauptschule, Realschule,Gymnasium 三类，Gesamtschule 是一所学校里包含了上述三个独立的分部。但其实学生在这三种学校之间是有流动可能性的。入学不带门槛，上了文理中学的学生如果吃力跟不上可以转到实体中学，上了实体中学的学生如果后劲爆发也可以转入文理中学  

【2018-07-31】 @清洁工_RAmen 今天又看到有人在问这个问题：明明是“馍夹肉”，为什么叫“肉夹馍”？ 这个语言现象和倒装没有关系。真相其实很简单。这种食物就叫“夹馍”。荤的叫“肉夹馍”，素的叫“菜夹馍”，仅此而已。 这种看似简单的问题不仅能绕晕网友，也让语言学家上过当。我记得好像是著名语言学家端木三提出过一个问题：明明是“粉碎纸张机”，为什么要叫“纸张粉碎机”呢？ 此后十几年，一堆语言学家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堆论文，用各种新潮理论探讨这个倒装(术语叫“移位”)的来历。终于，另一位著名语言学家王洪君老师看不下去了，发了篇论文喊停：这种东西就叫“粉碎机”，“纸张”只是一个定语，还有什么“木料粉碎机”、“草料粉碎机”等好几十种“粉碎机”，初中知识呀，你们想什么呢？ 这是一个“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绝佳案例。我相信，那些从移位角度参与讨论的学者，如果不是从端木三的论文里看到的这个问题，而是一个小孩子或外国人问的这个问题，多半也能一瞬间做出正确的解答。另一方面，对于别人文献中“显而易见”的错误，学者们经常懒得专门撰文批驳，不仅嫌麻烦，也嫌“掉价”，这也是这个简单的问题维持了十几年，绕晕更多学者的原因。 @whigzhou: 『纸张粉碎机』当然是倒装结构，之所以倒装，是因为『纸张』和『粉碎』都是多音节词，换成单音节就不需要倒装，碎纸机，沙土挖掘机-挖土机，王位继承者-继位者，冠军夺得者-夺冠者，这是汉语构词法的特点，你不会认为『冠军』是修饰『夺得者』的吧？谁会没事单独用『夺得者』这个词吗？再比如『bug杀手』，难道『bug』是修饰『杀手』的形容词？ @whigzhou: 如果形容词一说成立，为啥没人说土挖机，距测仪，冠夺者，书订机呢？ @whigzhou: 有时宾语是多音节，动词单音节，此时若要倒装，就必须把动词强行变成双音节，常见办法是在动词后面加个『制』字，比如面条压制机，镜片磨制机，玻璃吹制机…… @whigzhou: 所以这事情跟且只跟音节数有关

食物与人类#7：农业的诅咒 辉格 2018年7月27日 上一篇我讲到，自旧石器晚期以来，人口增长，技术进步，游动性降低，这三个轮番相互强化的因素，推动人类食谱沿质量光谱向下移动，这一过程在冰期过后气温回暖之际骤然加速，而在整个农业时代，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而且随着土地开垦和作物单一化，渔猎和畜牧成分萎缩，食谱在下移之后进而向下收窄，对谷物的依赖日益强化。 只有在某些大瘟疫过后的恢复期中，食谱质量才有所反弹，然后到哥伦布大交换（伴随着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瘟疫）之后在新世界大幅反弹，最后，直到工业革命和人口转型之后，才在中等以上收入地区出现全面反弹。 食谱下移和向下收窄对人类健康与生活质量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所以不乏有人将导致定居农业的新石器革命视为人类遭受的一次诅咒，从饮食与健康角度看，确实如此，对于那些缺乏畜牧和渔猎成分的纯谷物种植群体，这一点尤为真确。 从进化角度看，谷物是特别可疑的一类食物，因为我们的旧石器祖先从未将它们当作重要食物来源，这意味着，如果它们有什么害处，我们的生理系统作出适应性改变的机会极为有限，因为留给进化适应的时间只有几千最多一万年，而事实上，谷物成为主食对健康所带来的损害在考古记录中得到了清晰展示。 龋齿 龋齿是特别典型的农业病，狩猎采集者中很少见；高碳水饮食为细菌创造了良好的口腔环境，典型采猎者的食谱中，碳水化合物贡献的能量只有1/3，高纬度地区更低，而在密集农耕者中则高达2/3到4/5，而且农耕者对淀粉类食物的加工与烹饪更充分，甚至精制成饴（即麦芽糖，一种双糖），因而更容易被口腔细菌所利用，而采猎者能吃到的唯一“精制糖”是蜂蜜，可是蜂蜜本身含有抗菌成分。 【这里我想顺便强调一下，我的读者中大概绝大多数和我一样来自蒙古或高加索人种，这两个人种在更新世末期都曾长期生活在接近冰川线或冻原的寒冷地带，所以出于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习惯，当我在『最近三四万年』这一时间情境下使用『我们祖先』这个短语时，更多考虑的是他们，而对于他们，食谱中脂肪含量会比典型现代采猎者高得多，碳水则低得多。】 所以考古记录中向谷物的转变总是与龋齿高发联系在一起，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稻米，东南亚稻米种植的出现似乎与龋齿没有确切关系，原因未明。 贫血 贫血在农耕者中很普遍，有些是因为蛋白质摄入不足，有些则是缺铁，谷物不仅本身含铁量低，而且富含植酸（phytic acid），植酸会妨碍肠道对矿物质的吸收，因而提高缺铁缺钙缺锌的风险，所以植酸被营养学家归为反营养素（antinutrients），它在谷物麸皮中含量尤高（有意思的是，全谷食物眼下正广受推崇）。 贫血会迫使身体增加造血骨髓的量，因而在一些骨骼中（特别是颅骨的眼窝上穹处）额外形成大量蜂窝状空腔来容纳红骨髓，于是便留下了化石证据。 目前，全球仍有15亿人处于程度不等的缺铁性贫血状态，其中多数为营养不良所致。 发育不良 和采猎者相比，农耕者骨密度较低，因而骨骼强度较弱，可能是因为缺钙；但更能全面反映营养与健康状况的指标是身高，因为身高与整个发育期中诸多营养与卫生条件有关，只有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时，遗传基础所给定的身高潜力才能达到。 现代采猎者的身高普遍不高，与传统农耕者不相上下，但需要记住的是，自从农业起源以来，绝大部分生态位都已被农牧者占据，采猎者面对农牧民的扩张排挤毫无抵御能力（因为他们的群体太小也太缺乏组织），所以现存采猎者占据的都是边缘生态位，处境逼仄，如我在第五篇里所介绍，卡拉哈里昆桑人的营养状况极差。 但旧石器时代的采猎者并非如此，特别是在高纬度地区，末次冰期中生活于欧洲的克罗马农人平均身高1.79米，其中末次盛冰期的格拉维特人超过1.80米，然而经历了光谱革命之后的欧洲人平均身高降至1.66米，农业时代再降至1.65米，这其中当然可能有气温变化的影响（寒冷地区的动物倾向于大体型），以及新石器革命后历次移民造成的遗传成分改变，但主要不是，有两个证据：首先，在近代营养状况反弹之后，多数欧洲国家身高都回升至了1.80米以上，其中荷兰最突出，从19世纪中期的1.65米升至1990年代的1.84米，其次，农业时代身高下降的趋势在东欧表现的更缓和，平均身高始终维持在1.70以上，而我们知道，东欧的农业密集化程度长期落后于西欧，气候与土壤条件也让他们保留了更多畜牧成分，这些证据表明，欧洲人基因组给定的潜在身高就是1.80米以上。 来自其他地区的考古记录也显示了同样趋势，中国和日本的稻米种植者在新石器时代的最初几千年里平均身高下降了8厘米，中美洲的玉米种植者，男性身高下降5.5厘米，女性8厘米；两个事实清楚的揭示了传统农耕者的身高被营养条件所压制：任何农业穷国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平均身高都大幅提高，任何从农业穷国向富裕国家的移民从第二代开始身高都大幅提高。 关节损伤 化石证据显示的另一个健康问题是，农耕者的关节损伤率普遍比采猎者高，包括骨性关节炎，这既是因为营养不良，也是因为农耕者劳动负担更重，劳动时间更长，正如我在上一篇里所讲，食谱下移本身就是马尔萨斯型创新的后果，此类创新让人类能够以不断加大的劳动投入从给定资源中榨出更多一滴营养。 而且农业劳动（包括农业生活特有的那些家务）所涉及的身体姿态，肢体动作和负荷分布，都与狩猎采集活动大异其趣，而我们的身体是为后者而塑造的，所以，即便劳动强度相当，农活也更不益于健康，我们几乎找不出什么与农活有任何相似之处的体育或健身项目（我能想到的只有举重与拔河），却能在众多项目中发现狩猎和捕鱼的影子。 大脑 人类大脑的体积在过去两万多年里缩小了10%，对此有许多种猜测，尚无定论，有人认为DHA（一种在神经发育中起重要作用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缺乏在其中起了作用，脂肪曾占人类食物的1/3，密集农业却将它降到了10%甚至更低；DHA虽然可以在体内合成，但所需材料EPA也是一种脂肪酸，而且体内合成效率可能跟不上大脑发育高峰期的需求。 这是一种供方解释，可能需要与某种需方解释搭配才能成立，因为大脑体积并未像身高那样在近代营养改善后普遍反弹，所以看起来并非单纯被营养条件所压制，或许，出于某些原因（比如体型缩小，肌肉量减少，温顺化，分工细化，神经元密度提高或布线合理化……），我们不再那么需要这么大的大脑了，而同时营养匮乏（特别是DHA匮乏）使得供养这颗高能耗大脑的负担变得更加难以承受，于是基因组便作出了向下调整的反应。 麸质过敏 麦类谷物（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等）所特有的麸质蛋白（gluten）引发了众多健康问题（至少在对它敏感的人群中），包括乳糜泻，非腹泻性麸质过敏，平衡机能失调，和过敏性皮疹或溃疡，尽管没有留下化石证据，但这些症状与谷物和农业的关系如此直接以至无需考古证据即可确定。 由麸质蛋白引起的问题虽然表现多样，但背后都有一个共同机制：免疫系统对这种陌生蛋白作出了过度反应，这不难理解，从进化史的尺度看，麦类谷物对人类确实很陌生。 麸质问题究竟有多普遍，眼下还不得而知，虽然目前的流行病学统计中被识别为麸质过敏的人口比例不到10%，但需要考虑的是，首先，麸质过敏症状多样因而诊断不容易，其次，麸质问题最近才开始被医学界关注，所以患者和医生还很少朝这个方向考虑问题，第三，从政治上看，你很难指望农业大国（比如美国）的政府会大力支持这方面的研究，而政府拨款在当今医学与营养研究的预算中占了绝大部分。 传染病 定居恶化了卫生状况，定居点积累的垃圾和囤积的食物养活了大量老鼠、蟑螂和苍蝇等人类伴生动物，也为诸多病菌提供了温床，还会污染附近的水源，定居者无法像游动采猎者那样可以通过不断搬迁营地而摆脱它们，同时，人畜共生的环境也大幅增加了有害微生物的种类，比如导致肺结核、流感、天花和麻疹的那些。 更重要的是，定居农业将人口密度提升了几个数量级，并且通过商人，流动性工匠，流浪艺人和乞丐，军队，行政官吏，在庞大人群中形成经常性人口流动，而集市与城镇又为这张流动网络提供了中心集散节点，这为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创造了极佳条件，特别是那些高致死率的烈性传染病，在稀疏分布的小群体中是无法存在的，因为病原体一不小心就会把宿主群体消灭殆尽，于是自己也失去了存身之所。 诚然，大规模定居群体因为长期接触各种病原体，其免疫系统积累的武器储备更为丰富，因而更可能在各种瘟疫中幸存下来，但这不是没有代价的，免疫系统与病原体的长期搏斗不仅消耗能量，也会抑制其他生理机能的工作，使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当遭遇饥荒而营养状况恶化时，这个持续高负荷工作的系统可能全线崩溃，所以瘟疫往往紧随饥荒而来。 蛋白匮乏 食谱向下收窄，对主粮的依赖日益加重，也带来了严重的营养均衡问题，这一点在中低纬度的水稻和玉米种植区尤为严重，因为水稻生长期短，一年可种多季，因而供养人口密度高，在有了水田、灌溉和梯田技术之后，几乎排挤了所有其他粮食作物，中低纬度季风带的充沛降雨使得留给牲畜的土地极少，而玉米不仅高产，而且对土壤要求低，因而也很容易挤掉其他作物。 精制米的维生素B1含量极低，导致东南亚稻米区普遍流行脚气病，玉米的维生素B3和色氨酸含量太低，因而以玉米为主食者的美洲人多患糙皮病，然而，更普遍更严重的营养失衡是蛋白质匮乏，谷物的蛋白含量普遍较低，尽管以豆类为辅食可有所弥补，但与采猎者和畜牧者食谱中高比例的肉鱼奶相比，蛋白量仍差得远。 而且植物蛋白有很多问题，要么氨基酸不全，要么氨基酸组成比例不佳，要么吸收效果不好，要么有其他附带缺陷（比如过敏），营养学家用蛋白质质量（PDCAAS或DIAAS）和生物价值（biological value, BV）两个指标来衡量各种蛋白源的营养价值，前者度量蛋白源的氨基酸齐全性和搭配比例，后者度量吸收并用于机体结构（而非用作能量来源）的比率，两项测量中，得分最高的都是禽蛋，其次是奶制品，然后是肉类，植源蛋白得分普遍偏低，谷物尤其低，豆类稍高。 总体上看，植物蛋白的质量得分大概只有动物蛋白的一半，唯一质量得分与动物蛋白相当的植物是大豆（DIAAS=0.9，与牛肉接近，鸡蛋为满分1.0），但大豆的BV得分就只有74，还是植物蛋白里最高的，而鸡蛋、牛奶和牛肉的BV分别为100、91和80，其他豆类就差很多，谷物更差。 植物蛋白源中质量最高的大豆，古代只分布于东亚，直到近代才传播到其他大洲，而且它和其他种子类食物一样，富含植酸，也和其他豆类一样，嘌呤过高，容易导致痛风，而且其蛋白质也会让许多人过敏。 密集农耕造就的蛋白匮乏，迫使人们挖空心思的搜罗开发一切蛋白来源，鱼虾，青蛙，泥鳅，螺蛳，田鼠，黄鼠狼，麻雀，知了，蚱蜢，毛虫，蛾子……，当农耕者将土地开发殆尽，生态被全面改造之后，能找到的就只有这些小动物了，辛苦搜罗一年得到的蛋白量，还不如一头猪。 这些努力的最极端表现是吃人，食人俗的地理分布明显和蛋白匮乏有关，将食人俗推向极致的是美洲人，在中美洲玉米高产区，人肉成了系统性和经常性的肉食来源，玛雅和阿兹特克城邦常常在祭奠仪式上杀死成千上万的俘虏，用作人牲献祭，随后尸体被分给贵族和武士拿回家吃掉，俘虏被推上祭坛之前的等待期中会得到充足食物，以便催肥。 在阿兹特克，获取俘虏甚至成了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因而战术策略也向尽可能多抓俘虏倾斜，抓获俘虏的数量（而不是杀敌数量）成为考核战功的主要指标，这一倾向最清楚的体现在阿兹特克晚期的所谓荣冠战争（xochiyaoyotl）中，这是一种仪式性战争，和扩张领地，争夺霸权，压服对手等常见战争理由无关，双方约定日期和地点，派出相同数量战士，只能使用短兵器做近身搏斗，唯一的动机就是获取战俘。 蛋白匮乏在美洲如此严重，是因为他们缺乏肉畜，也没大豆，美洲人驯化的唯一大动物是羊驼，数量很少，主要用于取毛和驮运，中美洲农民驯养用来吃肉的动物只有豚鼠，每只豚鼠仅能提供小几百克肉食，但他们也珍之如宝。 文明之暗面 可能有不少读者读到这里时会提出疑问：既然定居、农业和谷物带来了这么多问题，如此恶化了人类的营养与健康状况，为何你在第五篇里还表现的那么欣快，将食物存储、食谱下拓、定居、农业，特别是谷物的开发，视为走向文明的关键转折点，甚至将谷物称为文明试金石，难道不觉得这很矛盾吗？ 要我说，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农业确实恶化了人类营养与健康，但我不会像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那样宣称“从事农业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我相信这只是他为强调上述事实而采用的一种修辞术，而并未从字面上当真，如若不然，他就大错特错了。 向农业的转变是一系列分散个体抉择在漫长时期中积累起来的后果，事后拉远镜头看，这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但没有任何个体预见、策划并实施了这场革命，因而根本谈不上谁犯了什么错误（此类评判只有当你把自己想象成引领全人类航向的伟大舵手时才有意义），而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次个体抉择，完全可能都是理性的，并给当事个体带来了切实好处。 比如开发谷物，最初可能只是作为季节性补充，帮人熬过猎物低产期，当初这么做的人当然得到了好处，可是当这一做法流行开之后，其长期效果是拓宽了生态条件所施加的人口瓶颈，于是人口增加，摊掉了最初的好处，而同时食谱却下移了，但这是好多代人之后的情况，和最初开发谷物的人没关系。（或者说有关系：他们比没有这么做的人留下了更多后代，这算个错误吗？） 有人会接着问：就算没有人犯错，这个结果是好是坏呢？不如将问题表述的更明确：此时此刻的我，是否希望转向定居农业这件事情压根没发生过？我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无须一秒钟迟疑，因为若没有定居文明，所有我珍爱与痴迷的一切，艺术，文学，电影，历史，哲学，桥牌，图书馆，显微镜，汽车，飞机，计算机，MP3，互联网，维基百科，科学，法律……全都不会存在，连影子都没有。 只有像《人类简史》作者那样的轻浮蠢蛋，才会宣称狩猎采集者也可以拥有同样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也“可能经历过战争与革命，令人心醉神迷的宗教运动，拥有过深奥的哲学理论，无与伦比的艺术杰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所向披靡的拿破仑，以及他所统治的半个卢森堡大小的帝国；有着他们自己的天才贝多芬，只是没有交响乐团，唯以竹笛声催人落泪……” 醒醒吧，多数采猎者只有三个数词：one, two, many，能数到5以上已经算了不起，他们的语言缺乏最基本的抽象概念，历史记忆只有两三代，曾祖辈以上的事情便已汇入毫无纵深与细节的神话，仿佛世界一两百年前才被创造，一两百公里之外便只是未知洪荒，道德体系也极为简陋，缺乏自轴心时代以来所涌现的全部道德情感和价值元素，你能指望什么哲学思考？ 你果真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精神世界里吗？那里没有小说戏剧中的动人情节，没有历史长河中的波澜沧桑，战争中的运筹谋略，政治中的合纵连横勾心斗角，竞技场上的欢呼雀跃，曲折迂回的幽默感，面对难题时的苦思冥想，价值默契带来的深切慰籍，胜利与成就的荣耀，以及宗教虔诚，专业执着，侠风义骨，自由精神……所有让你觉得除生存繁衍之外生活还有更多意义的东西，全都没有。 文明确有其暗面，但那遮掩不了其灿烂精彩。   参考资料 Peter S. Ungar et al. - Human Diet (2002) Gregory Clark - A Farewell To Alms (2007) Sarunas Milisauskas - European Prehistory: A Survey (2011) Daniel E. Lieberman - The Story of the Human Body (2013) Debra L. Martin et al. - Bodies and Lives in Ancient America (2015) Stephen C. Stearns et al. - Evolution in Health and Disease (2008) Mark N. Cohen et al. - Ancient Health (2007)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Volume 2 - A World with Agriculture, 12,000 BCE–500 CE (2015) Caleb Everett: Numbers and the Making of Us (2017) 威廉·麦克尼尔 - 《瘟疫与人》 (2010) 布鲁斯·崔格尔 - 《理解早期文明》 (2014) Wikipadia: Neolithic Revolution Wikipadia: Antinutrient Wikipadia: Phytic acid Wikipadia: Gluten-related disorders Wikipadia: Protein quality Wikipadia: Biological value Wikipadia: Xochiyaoyotl Stature of early Europeans http://www.hormones.gr/127/article/article.html ​​If Modern Humans Are So Smart, Why Are Our Brains Shrinking? http://discovermagazine.com/2010/sep/25-modern-humans-smart-why-brain-shrinking

【2018-07-26】 最近metoo丑闻铺天盖地，虽然有些细节让人震惊，但仔细想想，也不算太意外，特别是行业分布，完全在意料之中，那些特别偏爱长相俊俏，亲和度高，社会技能强，之类禀赋的行业，自然是metoo高发区，因为这些禀赋与黄喉策略更搭配，我预期，双性恋和同性恋群体中发生率会更高。 就是，那些把实名揭发跟无罪推定扯到一起的都是纯傻哔，你被人持刀攻击想要自卫时要不要先喊三遍『未经判决定罪者都是无辜的』？ 道德评价这事情，你一旦偏离个体主义立场，就完蛋了，结果肯定一锅粥了，像metoo这种无人组织策划的自发运动，当然不能成为道德评判的对象，只有其中的个体行动才是合格对象，至于这一运动会不会导致某种你不希望（或希望）看到的结果，那是乐见与否的问题，此处没有道德评判的余地，个人只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基于可合理预见的后果），这么多实名揭发者，里面肯定有耍流氓的，比如哥伦比亚那个床垫女，但其他揭发者不能仅仅因为和她共用一个推特标签就承担连带责任吧，BTW，知识分子最容易脱离个体主义立场，因为他们喜欢从上帝视角看问题。 有关无罪推定，我再多说几句，我说把这原则扯进来的人蠢，倒不是质疑将该刑事审判原则移用于道德审判是否合适，而是他们根本弄错了适用环节，无罪推定是用来规范陪审团判决的，不是用来约束当事人的自卫、自我救济和控诉行动的，所以即便你想把该原则引入这件事情，也和指控者毫无关系，而只跟有意作出判断的旁观者有关，即，旁观者在看过控诉材料之后，开骂『大流氓、人渣』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穷尽一切可接受的辩解理由？或暂缓判断并等待被告提出某种可接受的辩解理由？这倒确实可以讨论。 依我看，这取决于你作出判断之后打算采取何种行动，假如你只是想得到个判断，从而调整自己对当事人的看法，那么证据平衡原则就够了，如果你判断完还要像黄老师那样去抽个耳光，那么标准就该向无罪推定方向靠拢一点，如果只是想骂两句，大概介于两者之间吧……

食物与人类#6：向下开拓 辉格 2018年7月19日 人类是顶级捕食者，意思是没有其他生物将人类作为经常性捕食对象和重要食物来源[1]，这意味着，我们的人口规模仅受食物资源的限制，相比之下，那些既捕食其他生物，也被其他生物捕食的动物，其种群规模就既可能受食物资源限制，也可能被捕食者的种群规模所压制，究竟哪个限制构成了人口瓶颈，随具体条件而异。 人类不仅在食物链上处于顶级，还常常有能力系统性的清除同生态位下的竞争者，比如狩猎者和畜牧者常猎杀狮子和狼，主要不是为了吃它们的肉，而是要消除竞争，这就进一步将人口瓶颈转向了食物资源的稀缺性（而不是天敌或竞争者）。 而且人类还是高度机会主义的杂食动物，当人口增长导致一种食物过度稀缺时，我们就转而开发新的食物源，从而不断突破环境条件施加于人口的限制，直至所有资源都已充分利用，人口才在均衡水平附近稳定下来——当然，由瘟疫和气候变化等外部因素所造成的中短期波动在所难免。 可是，假如食物与人口的故事就这么简单，那么人口规模应该早就达到均衡水平了，而不是像过去几万年历史所展示的那样，一次又一次登上新台阶；因为指数式增长的威力极为惊人，当食物资源不构成限制时，只须小几千年，暴增的人口即可填满任何大陆，一万七千年前跨过白令地峡的移民最多不过百来人，但两三千年后便已铺满整个美洲大陆。 人类人口之所以能够持续数万年的阶梯式增长，是因为，得益于强大的认知能力和保存与传承知识的文化系统，我们始终在开发新的觅食技术，这些新技术要么让我们得以利用此前无法利用的新食源，要么提升了对旧食源的利用效率，特别是从旧石器晚期的认知革命以来，技术创新骤然加速，人类食谱也随之而大幅改变，而每次改变都将人口极限推上一个新台阶。 人口极简史 智人在其20万年历史的前80%中，人口都徘徊在十几二十万左右，其间也没有特别重大的技术创新，7万年前的托巴（Toba）火山喷发一度将人口缩减至两三万，三四万年前以弓箭、鱼叉和细石器为代表的文化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2]将人口极限推至数十万（考虑到当时正处于环境条件严酷的末次冰期，这是不小的成就），一万多年前导致众多动植物驯化的新石器革命（也是第一次农业革命）将极限拉高到百万级，六七千年前以牛奶、羊毛、役畜和（稍晚的）车辆为代表的二次农业革命再次推高极限至千万级，铁器时代以重犁、轮作和（稍早的）灌溉为代表的众多农业创新，以及（或许更重要的）私人土地所有权的广泛确立，将极限拉至亿级，最后，哥伦布大交换、17世纪的又一次农业革命，以及随后的工业革命，以及更晚的化肥和农药，将人口极限推到了10亿级。 这里有两个要点需要强调，首先，这些所谓革命，只是为叙述方便而采用的简化表达，尽管历史上确实有一些技术创新相对密集的时期，但多数创新是在漫长时间中陆续出现并逐渐成熟的，因而人口极限也是沿众多小台阶和少数大台阶而被逐渐抬高的。 其次，从一次革命或重大创新到人口真正增长到新的极限之间，有时会间隔几百甚至几千年，比不受资源限制的指数式增长所预示的更漫长，这是因为创新总是从某一群体开始，其传播需要时间，比如土豆，据估算凭一己之力便将欧洲人口极限推高了1/4，它在16世纪中期就被带回欧洲，但半个世纪后才开始零星种植，此后一个多世纪主要被当作园艺作物，直到18世纪中期才开始大规模种植而成为主粮之一。 还有些创新是帮助人类开拓新领地，而开拓（特别是农业拓垦）需要大量劳动和漫长时间，比如从原始状态的冲击三角洲到江南水乡这样的成熟水田系统，开发过程少说也有一千多年，从水道疏通，河流约束，沼泽排干，土地平整……都是耗时耗力的大工程，直到明代，江南才变成如今人们所看到的样子。 所以，尽管世界总人口呈现为一条相对平滑的指数增长曲线，但在重大创新所及的每个局部，人口增长是跃迁式的，几代人便可填满新技术所创造的额外人口承载空间，然后就停滞在那里。 向下开拓 根据最优觅食理论（见第二篇），其他条件相同时，动物总是优先选择那些营养密度高，容易消化和毒性低的食物，德内（Dene）印第安人若有机会便会射杀整群驯鹿，无论他们吃得下多少，若射杀的足够多，就只吃骨髓和舌头，类似做法其实很普遍，当狩猎者猎杀了多头大动物却无力搬运或无法保存时，就只吃易处理、易嚼、易消化的部位：内脏（特别是肝脏），骨髓，大脑，舌头，血液……，骨骼肌，筋腱和皮肤则排在最后。 同样原则也体现在对猎物和采集物的挑选上，猎物体型越大，油脂越丰厚，就越受偏爱，采集物中，蜂蜜，鸟蛋，贝类，水果，浆果，某些昆虫的幼虫，总是最受欢迎的，其次才是坚果，菌菇，根茎，小颗粒种子，蔬菜；不同动植物，同一动植物的不同部位，都可排进这一从优到劣的质量光谱之中。 所以很自然，当人口增长而食物变得紧缺时，首先紧缺的总是那些最受偏爱的优质食物，于是人们被迫拓宽食谱，纳入次一等食物，但新食谱提高了人口极限，容许人口再次增长，于是次等食物也开始紧缺，然后继续向下开拓……这一循环持续进行，直至所有潜在食物源都得到充分开发，而在此过程中，人类食谱将沿着质量光谱不断向下拓展。 不仅是拓展，随着食谱拓宽，质量光谱上端的最优质食物常会萎缩甚至彻底消失，因为原本当它们还是主食时，其种群规模与人类人口之间以洛特卡-沃尔泰拉方程（Lotka-Volterra equations）所描绘的方式形成动态均衡，但随着劣质食物不断加入，它们从必需品变成了奢侈品，均衡被打破，其种群规模不再对人口构成重要制约，因而很可能被吃个精光，所以，食谱向下拓展最终往往变成向下移动。 重要的是，人类拓展食谱，开发新食源的过程，并不像其他杂食动物那样仅仅是在贯彻机会主义觅食策略，否则我们的食谱无论多宽也早已稳定下来，而不会像过去几万年那样持续拓展，实际上，至少在这几万年中，我们的每次开拓都以技术创新为基础，比如许多小型动物，若没有适当工具和技巧，凭人类先天禀赋是根本无望捕获的，许多植物毒性过高，不经浸泡烹饪无法食用，若没有筛选技术，小颗粒种子也只能当零食，有些动物组织，像皮肤、筋腱和骨头，根本嚼不动，以往只能丢弃，但有了水煮技术，却可通过长时间熬制提取其中的脂肪和胶原蛋白。 这些创新的普遍特征是，让人类能够在给定资源条件下，通过不断追加劳动投入，以便从有限食物源中榨出最后一滴营养，最后一个卡路里，与此同时，食物的质量构成则持续下移，而单位劳动的卡路里回报不断下降，套用经济史家的术语，它们大多是马尔萨斯型创新（Malthusian innovations）。 当然也有些例外，当我们的直立人祖先[3]转向肉食时，当一些群体从热带走向高纬度地区时，许多帮助他们获取肉食的技术，敲开骨头的手斧，削尖木棍的刮削器，驱退食肉动物以夺取尸体的技术，陷阱，绝境驱赶技术，还有鱼叉和独木舟，都是有助于向上拓展食谱的，然而，绝大多数技术，特别是与食材处理有关的那些，都是马尔萨斯型的。 尤其是在末次盛冰期过后，冰川后退，中高纬度地区大片草原和苔原变成森林，大型动物减少，植物食源增加，更极大加速了这一过程，人类学家肯特·弗兰纳里（Kent V. Flannery）将此过程称为广谱革命（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并视之为农业起源的前兆，但实际上，如前所述，食谱并非单纯拓宽，而是先向下拓宽再从顶部收缩，最终效果是向下移动。 下面我略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弓箭 之前我讲过（见第四篇），最初的狩猎技术是近身穿刺，用的是一根削尖的木棍，或者叫穿刺矛（thrusting spear），这要求猎手必须接近到猎物一两米之内，要做到这一点，要么静卧伏击，要么长途追逐拖垮猎物，或挖开猎物的藏身洞，或将猎物诱入陷阱或绝境，但许多动物难以靠近，难以寻踪，无法诱陷，也没有藏身洞，那就只能放弃，而它所适用的猎物，通常体型都较大。 投掷矛是一大进步，可在十几二十米开外击杀大型猎物，多人配合效果更好，它需要两个创新：一个锋利的石制矛头以补偿相对于穿刺矛的冲击力弱势，需仔细调整重心以获得稳定的飞行轨迹。 然而更重要的创新是掷矛器，它可以一条低平的轨迹，以更高的精确度和更大的冲击力投出矛镖（dart，即迷你版的投掷矛）；掷矛器和矛镖的这些特性，让猎手能在二三十米开外击杀中小型猎物，而且因为矛镖更轻巧，可携带多支，一击不中可以再击，现代实验发现，对一个直径20英寸的目标，掷矛器在20码外的两击命中率可达95%，40码外为53%。 下一步创新是弓箭，弓箭不仅精度更高，轨迹更可控，可指向任意方向，而且在发射时动静很小，因而更易创造多次击打机会，在上述同一实验中，弓箭20码外一击命中率即高达97%，40码外为59%，与掷矛器相比，同等距离同等命中率下，弓箭的目标直径可缩小1/3，或者同等尺寸同等命中率下，距离拉大一半。 掷矛器和弓箭为人类向下拓展食谱开辟了巨大空间，许多原本难以捕捉的小型动物被大批纳入食谱，小型鹿和羚羊，猴子，狐狸，兔子，松鼠，鼬类，鸟类，当然，猎网、圈套和毒箭吹射器也起了类似效果，而且如我在第四篇里已提到，猎物小型化也降低了流动性，因为小型动物更丰富，支撑一个游团所需土地面积更小，这意味着每年搬迁营地的次数更少，因而更有可能开发利用当地植物资源，于是食谱进一步向下拓展。 所以不难理解，掷矛器与弓箭的出现和广谱革命在时间上完全吻合，它们与人类食谱的上述关系在北美的考古研究中得到了最详尽的验证，弓箭可能是五千多年前跨越白令海峡的古爱斯基摩人（Paleo-Eskimos，是纳-德内语系印第安人的祖先）带进美洲的，公元前四世纪传入大平原，此后一千多年陆续传遍美国西部，所到之处，食谱皆向下移动。 肉、奶、鱼 再看农业时代，农业本身就是食谱向下开拓的结果，谷物驯化是非常典型的马尔萨斯型创新，相比其他采集物，谷物处理极为麻烦，需投入大量劳动，而种植就更麻烦。 动物驯化起初倒并未降低食物质量，因为最初的驯养动物都是用来吃肉的，可是到二次农业革命时，吃肉比例已大幅下降，牛羊被更多用来产奶和剪毛，谷物成为主食，牛羊奶成为补充蛋白质的辅食，只有退役役畜，退役奶牛，不打算留做种牛或役畜的年轻公牛，以及冬季草场无力承载的牲畜才被屠宰（往往在入冬前），而随着牧草储备方法的出现，秋季屠宰量也逐渐降低。 早期农民都是农牧混业者，并且保留了大量狩猎采集活动，因为以当时的技术，只有少数土地适宜种植，往往在地势较高的台地和较松软的土壤（比如风积黄土）上，后来最受欢迎的冲击三角洲和厚积腐殖质的黑土地反而无法利用，前者排水问题没解决，后者太粘重，戳棍和刮犁对付不了，而且，如何在连续耕种的同时保持肥力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大量宜耕土地也处于抛荒休耕状态，所以每个农业社区周围都有大量空间可供狩猎和放牧，这让农民至少能每天喝上奶，时不时还能吃顿肉。 可是随着排水，防洪，灌溉，施肥，犁耕（特别是重犁深耕），轮作，复种，梯田……等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土地变成耕地，狩猎放牧空间不断压缩，有些地区（比如唐以后的华北平原）休耕地几近消失，长江三角洲到清代甚至连役畜都已很少用，担夫、轿夫、纤夫、独轮车夫取代了骡马，耕牛换成了铁鎝。 公元前2550年代修建吉萨金字塔的埃及工人享受着充足的牛羊肉，青铜和古典时代各大帝国也用大量牛羊供应军队，可是到中世纪盛期（High Medieval，11-13世纪），西欧农民和士兵已很少吃肉，主要荤食[4]变成了咸鱼；与此同时，教会的斋戒规定日益严格，斋戒日逐渐增加到全年的一半，从最初的四旬斋（Lent）和星期五，扩延到待临斋（Advent）和星期三，于是，连中上阶层的吃肉量也大幅降低了。 荤食来源从大牲畜向家禽和鱼类的转变（也就是从红肉转向白肉）在成熟农业社会十分普遍，日本向鱼的转变比西欧更彻底，而几乎完全素食化的印度，只有靠家禽偶尔开点小荤，只须算一下海岸线长度与国土面积的比例，就不难理解这一差别，西欧离海最远运输又最不便的瑞士，连猫肉都不放过。 禽鱼提供的肉量与大牲畜不可同日而语，脂肪也往往太低，而且处理麻烦，劳动回报率很低，唯一的好处是几乎不占耕地，在人口压力推动的向下拓展中，它们是很自然的选择；然而向鱼转变需要很多创新，特别是保存技术，鱼出了名的难保存，尤其是脂肪含量高的（提纯的油脂很耐放，但未提纯的肥肉和脂肪组织是坏的最快的部位），波罗的海和北海盛产的鲱鱼，出水后几小时内就开始腐烂，比尸僵都开始的早。 在保存技术粗陋的中世纪早期，内陆西欧人吃的是淡水鱼，主要是鳗鱼，数量仅够供应中上阶层，新鲜海鱼一般只能到达海岸十几公里以内的城镇，差不多就是牛车半天能拉到的地方，只有大贵族才负担得起用快马驮运，可那也顶多将供应半径向内陆延伸至150公里，直到中世纪盛期，两步腌制法成熟，并且盐变得足够便宜，鲱鱼才走上所有西欧人的餐桌，成为穷人的主要蛋白质来源。 向上反弹 那么，推动上述食谱变迁的力量，果真是人口压力，而不是口味和风尚的转变？或者宗教虔诚度的提升？美食家可能会举证说：腌鲱鱼非常难吃，口感就像盐水泡过的烂木头，连最穷的人都嫌弃，他们说的大概没错，不过依我看，最佳证据来自一个让人口压力突然放松的事件——黑死病，1347年开始的这场大瘟疫消灭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一夜之间改变了欧洲经济生活的面貌，它对食谱的影响也是立竿见影的。 黑死病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工资率急升，食品价格下降，西欧穷人终于又能经常吃肉了，虽然斋戒日仍只能吃鱼，但鱼的构成发生了显著改变，便宜而难吃的鲱鱼大幅减少，被口味更好也更昂贵的鳕鱼干（stockfish）取代，同时，内陆地区大量开挖鱼塘养殖淡水鱼（主要是欧洲鲤），鱼塘造成的泛滥会侵袭耕地和牧场，因而以往受到抑制，黑死病后却四处开花，让大量普通人也都吃上了鲜鱼。 另一次食谱向上反弹发生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携带的病原体消灭了美洲80-90%的人口，而且他们带往新大陆的农业技术所对应的人口极限比原住民的高得多（个别玉米种植区可能是例外），一旦挺过最初的不适应之后，人口便处于自由增长状态，此后数世纪中，和旧大陆亲戚相比，他们的饮食大幅改善，身高高出一大截，经常肉多的吃不完，潘帕斯草原的早期放牧者根本不打理牲畜，需要时拿杆枪射杀一批，把牛皮割走，肉就烂在那里，即便是美国南方种植园的黑奴，吃的肉也比法国工人多几倍。 下一次反弹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首先，哥伦布大交换，17世纪的农业革命，科学革命所推动的良种选育和农艺改良，到19世纪都已开花结果，之后又加上化肥农药，其次，冷藏技术和大规模廉价运输手段，将新大陆的庞大食物供应能力传导进了旧大陆（有了铁路、冷藏车和蒸汽巨轮，牛肉终于不再烂在草原上了），结果，旧世界居民也开始分享这一系列创新和发现所带来的盛宴。 最后，对于当代人更重要的事情是，20世纪普遍发生的人口转型（生育率伴随城市化进程而急速下降），使得哥伦布以来释放出的巨大食物生产潜力至今尚未被人口增长所耗尽，这才让当今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低收入者也仍有机会大块吃肉。   注释 [1] 若考虑寄生虫和微生物，情况会不同，不过，直到大规模高密度定居社会出现之前，忽略这一点对我们的故事影响不大，可参考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 [2] 文化大跃进和认知革命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是关注角度不同，前者着重于技术与物质文化，后者关注这些物质创造背后的心理能力发展。 [3] 直立人（Homo erectus）这个词有两种用法，一种专指亚洲的直立人（比如北京人和爪哇人），另一种包括非洲的匠人（Homo ergaster），并认为匠人就是直立人的一个亚种，我采用的是后一种用法。 [4] 我用『肉食』一词专指来自大动物的红肉，而『荤食』包括了禽肉和鱼肉。   参考资料 Robert L. Bettinger - Orderly Anarchy (2015) Robert McGhee - The Last Imaginary Place (2005) Brian Fagan - Fish on Friday (2006) Mark Essig - Lesser Beasts (2015) 斯波义信 -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1968) Wikipadia: Lotka–Volterra equations Wikipadia: Paleodemography Wikipadia: World population estimates Wikipadia: Behavioral modernity Wikipadia: 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 Wikipadia: Columbian Exchange Wikipadia: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Wikipadia: Columbian Exchange Wikipadia: Black Death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https://www.thoughtco.com/broad-spectrum-revolution-170272  

【2018-07-19】 常有人将保守主义想象成一味守旧、僵化、抵制创新，这是缺乏进化论思维的表现，且以绘画为例，假如每一代画家都完全抛弃前辈遗产，他们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子？看看厕所里的涂鸦就知道了，或者儿童画，岩洞壁画也类似，但比它们好得多，因为石器时代的岩洞画家多少也有点遗产可以保守，如果头脑里装着进化论，这就很好理解：保存积累足够多旧元素/旧结构是创造新元素/新结构的必要条件，如果每一代都清零，重启，得到的结果看起来都和前一代差不多，当然具体特征会有很多不同，但这些差异通常都是琐碎无趣的，真正有意思的东西总是随结构复杂化而涌现，简单说：反复革命只会让你永远停留在古老而陈旧的状态。——在不懂进化论的人听来，这句话当然显得十分矛盾。

【2018-07-19】 像谷歌最近被布鲁塞尔黑帮大块割肉这种事情，放在十年前我会同情甚至愤怒，现在越来越觉得他们活该，在抵制日益膨胀的管制国家的抗争中，这些大企业不仅越来越缺乏道德勇气，向主流舆论献媚，附和反市场价值观，总是选择退让屈服，和解消灾，乃至认罪，还常常利用管制与干预打击排挤竞争对手（谷歌在这一点上也不清白），他们从自由市场获益无数，却将捍卫自由与市场的责任全然推却，和他们相比，镀金时代的强盗资本家高出一万倍。 从好的一面看，布鲁塞尔为美国大公司提供了一个品尝国家主义铁拳，体验什么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场所，这或许可以帮助他们别在黑路上走的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