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议价：双边寡头格局的终结
辉格
2008年6月26日

日前，宝钢与力拓就2008财年铁矿石基准价格达成协议，几乎全盘接受了力拓的涨价要求，这一结果的意义，不仅在于涨价本身，更在于它打破了传统铁矿石议价中“首发-跟随”和“同步变动”两大惯例，从而使国际铁矿石市场已维持27年之久的议价机制面临崩溃。这一局面，并非宝钢和其他钢铁企业所愿意看到，而是长期主导铁矿石市场的双边寡头垄断格局逐渐瓦解的结果。

从1981年开始建立的现行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议价模式，它通过每年一度的艰难而漫长的谈判寻找价格，这种复杂而代价昂贵的机制之所以会被采用，是因为铁矿石市场形成了罕见的双边寡头垄断（[[bilateral monopoly]]）格局。我们知道，在充分竞争或单边垄断的格局中，都存在普遍而可预期的方式形成市场均衡价格，但是当买方和卖方都只有极少数几个参与者——铁矿石的主要供应商只有三家，而钢铁生产也被少数几家寡头所垄断——，因而交易两侧的竞争都很不充分时，交易者便可能陷入博弈困境：因为对于买卖双方，都存在利用垄断地位谋取利益的诱惑，而同时又都面临对方退出交易而带来的灾难性风险，即，对于买方，和任何一家卖方谈判破裂都可能意味着供应中断，对于卖方，任何谈判破裂都可能迅速导致停产和倒闭。

实际上，双边垄断格局下的单次博弈不存在均衡解，即双方都无法预期对方可接受的价格是多少，因而诱使交易各方都愿意投入到漫长艰巨充满了尔虞我诈的面对面谈判中，以便谋取最大利益。然而这种局面一旦长期化，单次博弈就转变成重复博弈，双方经过反复试探摸底之后，逐渐在谈判中形成了稳定的策略和心照不宣的规则。对于铁矿石议价，最主要的就是“首发-跟随”和“同步变动”两大惯例，前者是指每轮谈判中一旦任何一对买家卖家谈判成功，其他厂商即刻停止讨价还价，而直接采用他们的谈判结果；后者是指谈判目标严格限定于“相对上一年价格的涨跌幅度”这个单一变量，一旦这个数字确定，所有价格都按此比例同步变动，而不再逐一谈判。

交易各方之所以愿意遵循这些规则，是为了尽可能地缩短和简化议价过程，最大程度的避免双边垄断下的博弈困境所带来的巨大交易成本。这样做对交易各方都有好处，可以说是重复博弈中合作达成与规则演进的杰出案例。然而，合作博弈策略得以稳定维持的条件是交易双方的地位和关系的稳定和长期性，一旦某方认为在下一轮交易中不会再遇到对方，或者届时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改变，那么他就会为了谋求眼下的最大收益而拒绝合作。

铁矿石市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供应方的格局相对稳定，大致保持三家寡头垄断局面，而需求方则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印度的钢铁企业迅速崛起，中国钢铁产量跃居世界第一，涌现多个大型钢铁集团，印度两大钢铁企业米塔尔和塔塔分别并购了欧洲的阿赛洛和克鲁斯两大昔日钢铁巨头。这些变化对传统的三对三格局造成巨大冲击：首先，规模消长动摇了传统买方寡头的代表性和领导地位，而谈判对手的不稳定又降低了卖方的合作意愿；其次，买方数量的增加削弱了其垄断性和谈判地位，使得双边寡头垄断逐渐向卖方单边寡头垄断演变；最后，矿石产量增长跟不上钢铁产能的迅速扩张所导致的严重紧缺成了引爆传统格局的导火索。

首先叛离传统机制的必和必拓，已开始联合信息机构和投资银行，积极筹组基于价格指数系统的新定价机制，而力拓则利用这一局面在最后的晚餐中恣意勒索了一笔。旧体系的崩溃看来已难以避免，新机制将如何建立还有待观察，钢铁企业们应及时开始考虑新局面下的战略规划，尽可能影响新机制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时为自己在新体系下寻找合适的位置，而在短期内，积极参股矿产和矿业公司以便通过股权收益来对冲价格风险，也不失为有效的办法。

山寨机成功是品牌厂商的耻辱 辉格 2008年6月23日 最近，随着央视的专题报道，被戏称为“山寨机”的杂牌手机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这几年，山寨机的产量以近乎每年翻番的速度迅猛增长，2007年产量达到1.5亿部，市场占有率超过1/4。山寨机的前身曾被称为“黑手机”，自从去年10月手机核准制取消之后，称之为“黑”已站不住脚，于是人们发明了山寨机这个词来继续表达对它的鄙夷。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虽然名声不佳，山寨机在市场上却很受欢迎，对于众多不愿承担高价格的消费者，山寨机让他们享受到了功能齐全、款式多样、价格低廉的产品。 山寨机如此巨大的成功直接导致了国产品牌手机的全面溃败，于是，震怒之下的国内品牌厂商和行业协会开始发动舆论讨伐山寨机，呼唤政府部门出手干预。这不是品牌厂商的恰当反应，他们应该做的，是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在拥有庞大资源和众多优势的情况下，却如此轻易败给了一群几乎手无寸铁的无名小辈？ 山寨机的成功，实际上反映了长期以来手机生产企业赖以捍卫自身地位的各种行业壁垒的全面瓦解。首先是技术壁垒的倒塌，自从以联发科的MTK为代表的单芯片手机解决方案推出之后，手机生产行业便不再有任何值得考虑的技术门槛；其次是管制壁垒的撤销，就是上面提到的核准制取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品牌壁垒未曾有效建立，国产手机品牌在低价替代品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其用户的品牌忠诚度被证明如此脆弱，经不起区区两三百元的差价诱惑便纷纷叛逃。 成功的品牌能够抵御低价替代品的冲击，更无需担心廉价仿制品的骚扰，路易威登和劳力士的制造商从来不会为劣质廉价的地摊货而担心，甚至不屑于为此而花费精力去打假和维权。同样，在手机行业，知名品牌如诺基亚等，虽然也被众多山寨机选为模仿对象，但其销售量和盈利水平并没有受到影响。虽然iPhone被多款山寨机模仿，而且大量销往海外，也并没有听说苹果为此而采取行动。 事实上，虽然品牌厂商百般嘲笑山寨机的简陋技术，但讽刺的是，他们同样乐于采用山寨机所赖以生存的第三方单芯片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他们在技术上并不比山寨机高明多少，所以，他们唯一可能的优势在于树立品牌，然而事实表明，在这方面，他们失败了。面对山寨攻势，他们既没有专有的核心技术来构筑竞争门槛，又没有杰出的产品设计和客户忠诚度来抵御侵蚀，只剩下拼价格一条路，而在这方面他们绝不是山寨的对手。 山寨的另一个优势是船小掉头快，虽然船小可能不利于取得规模经济，但对于手机这种更新换代非常快的产品，却反而成为优势。山寨厂商可以免除大厂商在产品定型和开发过程中冗长的决策和实施过程，对技术演进做出最迅速的响应，以最快的速度采用新技术和新设计，随时将全新的功能组合融入新产品中。正是这一点，恰好迎合了追求新潮，喜欢经常更换新手机，但购买力又不够强的年轻消费者的需要。 对于品牌厂商，建立卓越的品牌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仅凭大笔金钱投入和短期广告轰炸就能实现的，需要恰当的定位、长远的规划和耐心的坚持，需要乔布斯式的专注和执着，更需要贴心的设计和优质的服务。山寨机的冲击，不仅为消费者奉上廉价而灵活多样的选择，也将有利于行业的长期发展，因为他们将无情地淘汰那些名不副实的所谓品牌厂商，而经过这一轮洗礼，相信将会涌现出一批真正优秀的国产手机品牌，其中有些或许就是今天的山寨厂。在当年温州鞋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就曾看到过类似的故事。

（按：此文与我5月4日的文章<初级产品涨价：短缺抑或恐慌？>可以算是姐妹篇，合起来基本上完整表达了我对危机前宏观局势的理解。） 全球化与币值失衡 辉格 2008年6月17日 越南危机和新一轮油价上涨再次将通货膨胀问题推入舞台中心，成为国民经济的焦点问题。那么，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浪潮和通货膨胀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有人说，通货膨胀永远是货币现象，只要央行拧紧货币龙头，就不会发生通胀。这么说完全正确，但用处不大，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时候货币龙头很难拧紧，而另一些时候则毫不费力？探明通货膨胀的动力学机制，对于我们理解通胀的发生条件和做出适当的应对，将有所助益。 我认为，近年来的全球性的、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和陈旧的汇率政策所共同导致的币值扭曲，这种扭曲通常表现为新兴经济体压低本币对发达国家货币（主要是美元和欧元）的汇率，这一方面导致国内比正常币值下更多的本币供应，另一方面造成投机者对本币升值的预期，从而诱使大量外资流入，同时，其外汇储备政策和储备持有方式也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货币供应量，这些因素合在一起造成流动性泛滥并最终诱发通货膨胀。 对于发达国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结果是其总产出中劳动力成本大幅下降，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这意味着，对于给定的消费品组合，其总成本下降了，而其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例也下降了。（为了说明方便，下面以美国和中国分别代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同时，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保持物价稳定，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联储必须通过增加货币量让美元贬值，否则物价水平将因成本下降而下降。由于货币政策盯住的是最终消费品价格，其结果就是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因为初级品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比例较低（这正是它被叫做初级品的原因）。 对于新兴经济体，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制造业产能扩张，同时伴随着国内的大规模工业化。由于那里的劳动力价格原本就很低廉，因而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美国那样的成本水平和结构的变化，相反，在农村隐性失业消除之后，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总产出的成本构成中劳动成本的比例可能还有所上升。此时，如果这些国家执行与美国相同的货币政策，即维持最终消费品价格稳定，就会让本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但实际上，这些国家的汇率政策大致上都是跟住美元，往往刻意压制本币的升值倾向。阻止本币升值或升值不到位的效果相当于部分地放任本币跟着美元贬值，但同时最终消费品的成本又没有像美国那样下降，结果就是国内通货膨胀。 这样，两种成本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经历的不同变化，当遭遇到陈旧僵化的汇率政策时，便为通货膨胀准备好了动力源。就像一块翘翘板，美国那一头的成本下降要求美联储压下美元，因为中间的连结是刚性的，于是在另一头撬起了中国的物价水平。对升值的压制还造成一种尴尬的循环：美联储试图将美元贬值，这一努力部分地被人民币跟着贬值所抵消，于是联储继续努力压低美元。 推动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因素是外汇储备，按现行的做法，外汇储备实际上是把每一张美元复制了两份，一份兑换成本币支付给出口商，另一份由央行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设立主权投资基金流回美国，其结果是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凭空多出了上万亿美元的货币供给。而同时，对人民币升值的人为压制制造了投机商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将这些多出来的货币中很大一部分又以各种名义和渠道吸引回国内市场，造成国内流动性更加泛滥。至此，通胀所需的动力和弹药皆已具备，最后，初级产品的紧缺只不过点燃了导火索。

（按：在伊朗问题上，我看走眼了，呵呵）

伊朗，战争正在迫近
辉格
2008年6月15日

伊朗核问题所引发的紧张局势正在迅速升级。布什上周一开始的对欧洲六国的访问，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告别之旅”，但相对于其重要性而言，这一说法过于轻描淡写了，依我看，布什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与欧洲各国协调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以便形成一致的压力，并为施压无效后的进一步制裁做好准备，也为最终不得不武力解决的可能性营造氛围。战争的风险正在迫近，已经到了认真考虑战争将会带来什么影响的时候了。

14日，欧盟外交和安全代表索拉纳抵达德黑兰，向伊朗递交了六国伊核问题复谈新方案，伊朗虽表示会对方案进行研究，但当即宣布了不会考虑暂停铀浓缩。同日，布什在与萨尔科齐的联合记者会上，似乎已将伊朗的这一表态解读为对方案的拒绝，并对此表示了失望。很明显，伊朗方面没有任何转变的迹象，而美国对新方案被接受也并未抱希望，对与伊朗的无休止纠缠也已失去耐心，这一方案只是在履行程序，局势发展的关键在于后续行动。

就在上述过程进行的同时，有一些十分不祥的信号。12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巡视多个空军基地后，于回程时在飞机上对记者说，高层领导人每人夜晚都难以入眠，原因是担心恐怖分子发难，尤其是担心他们以杀伤力强大的武器采取行动，“揪出可能为核原料供应者的国家就肯定有帮助，……在波斯湾战争爆发之前，我们这么说过。我们没有明言。我们只说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一声明是非常突然和异乎寻常的，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而他的措辞也十分耐人寻味：“波斯湾战争爆发之前，我们这么说过”，似乎言下之意是：“在一场新的战争之前，我们需要再说一遍”？

第二个信号是，在14日的联合记者会上，法美两国总统共同向叙利亚施压，要求它与伊朗划清界线，这给人的留下三个印象：一、伊朗已被认定有罪；二、将对伊朗做点什么；三、盖茨所说的“核原料供应者”不是叙利亚，考虑到利比亚已经放弃核计划，朝鲜正在开始弃核，这个潜在的供应者只能是伊朗。

15日，前联合国武器核查专家大卫·奥尔布赖特对《华盛顿邮报》说，2006年从卡迪尔汗的核技术走私网成员处查获的一台电脑上，曾发现可安装于弹道导弹的核装置的设计图纸，而这些图纸很可能已经被出售给伊朗、利比亚和朝鲜等国。据说奥尔布赖特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发表他的报告，这一发表时机非常微妙，而奥本人正是当初因揭露伊朗秘密核设施的位置而闻名。

另外，本月7日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访问伊朗时，刻意淡化伊朗支持萨德尔派反政府武装的问题，强调“伊拉克不允许将其领土作为损害伊朗及其他邻国的平台”，似乎在努力撇清伊拉克在未来美国伊朗可能发生的冲突中的作用，但这一撇清也恰恰透露出冲突可能迫在眉睫的信号。实际上，马利基可能正是在以这种婉转的方式向伊朗提出警告。

上述种种情况，给人强烈的印象是，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长期拖延已经失去耐心，开始认真考虑武力解决，并正在为此采取实际行动和营造战争氛围，形势变得越来越急迫。如果布什决意在任期内解决伊朗问题，那么留给六大国和安理会寻找和平解决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不可因为布什在国内低落的民意支持率和国内外对其战争政策的巨大反对声浪而怀疑其动武的决心，人们应该记得，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反对声更大，更应记得，正是在撤军呼声最强烈的时候，他决定向伊拉克增兵。现在，与此伊朗问题有相关利益的各方，是时候开始调整对未来的预期了。

越南危机：成长的烦恼 辉格 2008年6月11日 越南央行终于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与之相随的经济危机做出了人们期待已久的严厉反应，11日央行将基准利率从12%上调至14%，紧接着12日又将越南盾参考汇率一次性下调2%。 今年以来，随着改革和开放而高速发展的越南经济陷入了一场全面危机：高企的贸易赤字，超过25%的通货膨胀，相对于巨额外债的单薄的外汇储备，股市市值下跌过半，一连串坏消息接踵而来，仿佛一夜之间，这个近年来被普遍看好的新兴经济体顿时黯然失色。对于此次危机的宏观经济背景和货币政策在其中的作用和得失，已经有很多分析，而我更关注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否和其他市场化转型中常见的危机有相似之处，并有着相似的基础和表现？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又一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特有的投资过热和供给障碍所共同导致的典型危机。传统经济的普遍特征是资本和投资不足，其根源是缺乏明晰而可流通的产权和成熟的要素与资本市场，而计划经济在此之上更多一重障碍：计划经济中资本品数量并不少，但其配置被严重扭曲。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常常通过剪刀差强行剥夺农业来支持其工业化进程，表现为很高的积累率，但资本品的配置效率低下，无法为消费需求创造足够的供给。 在市场化改革开始之后，资本不足或配置扭曲立即表现为对资本如饥似渴的需求，需要大量流动性来将潜藏于社会或被无效配置的生产要素转变为有效投资，重新组合进适合于崭新市场环境的生产模式中，同时，更需要大量外部资本品来满足对资本的渴求，我们可能都还记得，在80年代外汇是何等宝贵，出口创汇一度被视为企业的首要任务。对外汇的巨大需求其直接后果是本币的大幅度贬值，因为在开放之前，汇率由经常项的供需关系决定，而开放之后，加入了资本项的供需关系，局面便大不相同。改革之初的1985-86年，越南盾对美元大幅贬值了18倍。 随着改革前景的明朗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大量外资涌入，但问题是，这些外资（其中很大部分是现金）入境后却发现，他们在境内买不到足够的生产要素。原因是，成熟的要素市场及其所需的产权和交易制度的建立，需要很长的时间，结果是要素的流动性和供给能力总是跟不上迅速流入的资金。由于缺乏保障产权和交易契约的法律制度和交易机制，土地、矿藏、劳动力和工厂等要素很难迅速进入流通市场，而基于这些要素的债券、股权和期权等金融产品的供给则更加滞后，这样，突然涌现的大量资金便迅速抬高了供给有限的要素及其衍生品的价格，造成房地产和证券市场泡沫化，这正是越南在2006-07两年所呈现的局面。 要素市场的供给障碍使得巨额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抬高了要素价格，而没有如预期般转变为足够的生产能力，因而没有相应的增加最终消费品供给，但另一方面却大量增加了要素收入和相应的消费需求，而与此同时本币贬值又推动了出口，结果是，继要素之后，消费品价格也跟着上涨，最终表现为全面通货膨胀。 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和最终导致的危机，或许是每个市场化转型的国家都难以避免的经历，可谓成长的烦恼，而越南危机则因恰逢国际市场能源和粮食价格暴涨而更加来势凶猛。既然症结在于供给障碍，解决的办法自然是促进供给。在通过紧急宏观政策实现控制住通胀之后，政府应首先考虑加速国企改制、产权转让和上市，放松和下放土地批租和转让权，这样可以立即直接增加要素供给；其次，政府应加快产权和交易制度建设，消除各种阻碍要素进入市场流通的障碍。一个供给充足、流通顺畅的要素和资本市场，将逐渐消化迅速涌入的外来投资，并转化成最终消费品供给能力，如此才可能在遏制通胀的同时不至于陷入衰退。

原油市场提前消化伊朗风险？ 辉格 2008年6月10日 过去的一个月，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又经历了一轮迅猛的上涨行情，纽约商业交易所的原油价格在5月5日和21日连续突破每桶120和130美元两个整数关，并在6月6日逼近140美元。虽然油价在此前已维持了五年多的上行趋势，但此轮行情还是有其特别之处值得留意。首先，与原油同步上涨的其他初级产品的价格在近期已有所遏制，而黄金价格还略有回落；其次，美元贬值趋势出现扭转迹象，从美联储和财政部传出的信息也支持对美元走强的预期。 这些情况使得这一轮油价急升显得有点突兀，考虑到伊朗局势的最新发展，我猜测，此轮行情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在提前消化伊朗问题对未来油价可能造成的冲击。伊朗局势中有两个方面可能引起原油市场交易者的警觉：一是核问题，二是伊朗革命卫队支助和训练伊拉克什叶派反政府武装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在未来数月中将有哪些可能的发展？对原油市场乃至全球经济又会带来何种影响？ 去年增兵以来，美国在伊拉克的被动局面已经得到扭转，从巴格达到迪亚拉到安巴尔到摩苏尔，基地组织被一路驱逐和清除，已失去大部分行动能力，目前美军和伊拉克政府的主要威胁是得到伊朗支持的什叶派迈赫迪军。从这一局势和美军方透露出的一些信息，有人猜测美军下一步行动可能是打击两伊边境伊朗一侧的革命卫队训练营地。但是我认为，因迈赫迪军而攻击伊朗的风险现在已经减弱，正因为伊拉克局势已经大为改善，时日不多的布什理应会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政治遗产，而且巴士拉之战后，迈赫迪军的威胁已得到控制。 伊朗核问题自2006年2月27日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提交到安理会起，已拖延两年多时间，联合国的三份制裁决议没有收效，伊朗的态度和行动都没有实质性改变，而IAEA的最新报告也证实了问题“没有进展”，伊朗也没有表现出诚意来配合IAEA的核查和澄清其核计划。伊核问题的长期拖延正在考验着安理会的威信，继续拖延将使各利益关切方对通过安理会解决问题失去信心，转而谋求其他渠道。 可以预料，安理会不可能通过授权对伊朗动武的决议，但为了避免战争并维护安理会信誉，同时各常任理事国为维持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从而维持常任理事国自身的影响力，安理会有可能将目前的象征性制裁升级为实质性制裁。这样的制裁可能不包括石油禁运，但全面的金融和财政制裁将进一步削弱伊朗的石油生产和贸易能力，甚至可能导致伊朗报复性地主动停止石油出口。 布什政府和当前美国大选各候选人都将伊核问题列为重要安全议题，并不排除武力解决。而近来，以色列官方已开始发出越来越明确的警告，不惜武力阻止伊朗核武器计划。虽然以色列不具备独立摧毁伊朗全部核设施的空军能力，但如果以色列表现出可信的动武决心（即使只以部分或逐步摧毁为目标），便足以迫使美国抢先动手，因为美国政府绝不愿意看到以色列单方行动，那将对阿以关系和中东稳定造成灾难性后果。所以，以色列的近期表态是非常严重的信号，美国必须拿出足以安抚其动武决心的措施或保证，否则战争将难以避免。 如果布什政府决定开战，他应该会为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至少完成其核心任务，即彻底摧毁伊朗全部核设施，否则他将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临走前不负责任地替下任按下战争按钮的恶名。所以，考虑到外交协调、兵力部署和预备性打击所需的时间，如果开战，决定最晚将在今年秋季之前做出，这也意味着留给安理会讨论和安抚以色列的时间只剩下三个月。 战争对原油市场的影响，将取决于伊朗的反应。如果伊朗不做积极反应，那么在短期震荡之后，长期影响将不超过安理会实质性制裁。更可能的是，伊朗进行报复性攻击，其中最容易遭受攻击的目标是通过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和巴士拉的油田和港口。由于美军出动地面部队实施占领的可能性极小，这些由小股部队、机动火炮和武装快艇即可实施的攻击将长期存在，很难在短期内清除，这对石油供给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假如过去一个月的油价上涨果真反映了交易者对伊朗局势的预期，那也只是反映了其中一小部分，如果开战并且伊朗实施报复性攻击，每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占全球出口量40%的1340万桶原油将受到威胁，届时油价突破200美元是可以预见的，这将为今年以来本已十分巨大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雪上加霜。但愿安理会能在这紧迫的形势之下及时找出解决方案，让战争得以避免。

（按：这个时候贴出一篇赞颂美国企业的文章，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呵呵。本文写于半年前，此后金融危机的发展超出了我的预期，当时我对美国实体经济受影响的程度看来过于乐观了。除此之外，我仍坚持本文的基本观点：开放和低管制的自由政策让美国企业保持了活力。这一点在欧美对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欧洲，衰退早于且大于美国，而企业倒闭和裁员却晚于且少于美国，德国在衰退开始之后，失业率甚至还在下降。这里可以看出美国企业和整个经济体应对危机的灵活性，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所有经济指标都在恶化时，美国企业的生产率还在持续提高（有关数据见此帖之诸跟贴）。我相信，一旦信心越过谷底，终端信贷开始解冻，在下一轮景气中，美国企业会又一次走在最前面，正如我的朋友zhangiii所指出，当初互联网泡沫发生在美国，但那次危机过后，如今互联网的领导企业，清一色来自美国。） 美国企业表现令人惊叹 辉格 2008年6月6日 事到如今，那些长期唱衰美国经济，一有风吹草动就迫不及待的出来宣布美国已经完蛋的风水师们，是时候考虑闭上他们的乌鸦嘴了。随着一季度和四五月份经济数据的公布，随着一季度各大公司财报的陆续发表，局势越来越明朗：美国的实体经济没有被这一次金融危机击垮，生产率持续提高，就业率保持平稳，虽然遭遇信贷紧缩和能源、材料与粮食价格暴涨的多重打击，美国企业仍然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业绩。更可喜的是，在全球性初级产品涨价潮中，美国仍维持了3.5%左右的温和通胀率，远低于各新兴经济体接近10%的水平。 是里根以来的自由经济政策让美国企业具有了抵御危机、度过困境的强大的灵活性和调整能力，正是这种调整能力使美国免于再次陷入70年代能源危机之后的滞涨泥沼，尽管当时和这次经济面临类似的外部环境：油价暴涨、战争开支重压和美元国际地位受到挑战。上一次，是管制和干预阻碍了个人、企业和整个经济体对外部变化及时做出反应，阻碍了价格信号发挥其调节经济的作用，阻止了宏观经济按它自己的方式顺畅的走完周期，最后陷入了高失业、高通胀和经济衰退并行的泥沼中而难以自拔。 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众多管制政策束缚了企业的手脚，使其难以针对市场变化通过协议、重组和兼并等手段及时的重新配置资源。强大的工会力量和不受契约约束的罢工权利更制约了企业在困难环境中控制成本的努力，当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急速上升时，企业难以通过部门精简、产能转移、薪资调整和裁员等措施消化成本压力，因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可能面临政府的严格审查和工会的强烈抵制。 这一障碍一方面让能源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通过产业链刚性的向下传递，导致企业成本的全面上升，另一方面，那些无法通过产成品涨价而转移成本压力的企业便不可避免的陷入大面积减产、亏损和倒闭，最后结果就是衰退和高失业率。而这一次，得益于自由经济政策，美国企业尤其是受管制较少而工会势力最弱的新兴产业，有幸避免了陷入上述困境，而表现最差的恰恰是工会力量最强大的汽车产业。 强势工会的另一个表现是工资刚性，僵硬的集体薪资安排让工人免于分担成本压力，也使生活费用的上涨无弹性的传递到企业劳动成本中，而受薪者的名义收入和购买力对消费品价格又维持不变，这一连串的刚性传递，其结果是最初的初级产品涨价引发下游商品与服务价格和工资的轮番交替上涨，最终导致物价螺旋式上升和全面通货膨胀。所幸的是，这一次，因为企业和劳工获得了薪资安排的灵活性，至今没有出现物价和工资轮番上涨，避免了通货膨胀。 最后，美联储谦逊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对美国经济顺利渡过此次危机做出了贡献。在汲取了历史上惨痛失败教训之后，美联储终于认识到，反周期并不是它恰当而可行的政策目标，现在它谦逊的承认，泡沫和波动是难以避免的，央行的任务不是对抗商业周期，而是在周期中尽量保持物价平稳和流动性充足，以保护实体经济免遭金融波动的过度冲击和伤害。这一次，他们做得很好。 从里根开始的三届共和党政府的自由化政策，根本上扭转了管制和干预主义让经济日益僵化的局面，开创了新一轮创新和全球化浪潮，并与两个大洋对岸的政治家共同缔造了繁荣、自由和开放的里根-撒切尔-邓小平时代。自由经济政策的巨大成功迫使克林顿的民主党和布莱尔的新工党也抛弃了干预主义和福利主义，顺应自由经济和全球化潮流，从而使里根以来的新局面得以巩固。今天，当我们评价美国和全球经济在此轮危机中的表现时，不应忽略这一大背景。

牌照和用户是电信公司的核心资源 辉格 2008年6月3日 传闻已久的电信重组终于尘埃落定，新组建的三大运营商将在全新的格局下展开竞争，那么，这一新格局将给消费者带来什么？是不是更优质的服务？更低廉的价格？更灵活的产品组合？更及时的享受到最新技术带来的便利？对于这些问题，专家学者和业界观察者各有看法，从热情欢迎到强烈质疑，众说纷纭。 在众多质疑声中，被提及最多的几个问题是，联通G网和C网的拆分在技术上存在重大困难，势必导致重复建设，而原本就规模巨大的企业的合并将遭遇人事安排和企业文化上的严重障碍。然而在我看来，这些问题虽然值得引起重视，但并不足以构成反对重组的理由，对于新电信和新联通，重组带来的巨大机会将远远超过克服这些困难的代价。 所谓企业，是为实现某种商业模式而进行资源配置与组合的载体，因而判断企业的分拆与合并是否可行，最重要的是看其核心资源是否具有良好的可分割性（对于分拆）和组合效益（对于合并）。技术专家有时会过分看重技术和硬件资源的重要性，但对于电信公司，牌照和用户才是核心资源，所以，只要牌照和用户的分拆与合并是可行和有利的，那么电信公司的重组就是可行和有利的，至于其他次要资源，租用、外包或者另起炉灶，都是可选之路，不会构成致命障碍。 旧联通的牌照和用户资源显然是可分的，这一点大概没有异议，那么这些牌照和用户资源在新电信和新联通中的组合是否有利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牌照的组合赋予了他们全业务经营权，从而加强了在新的竞争格局中抗衡中移动的能力，这正是他们长期渴求的机会，也是此次重组的核心目标。全业务意味着可以为每个用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和全面的通信解决方案，运营商可以凭借灵活的产品组合为用户量身定制简化、适用和成本合理的单一通信套餐，这将大大加强运营商提高客户粘性的手段。 这一点对于原先的固网运营商尤为重要，随着手机价格和移动资费不断下降，单纯的固定电话日益失去市场，许多用户保留固定电话仅仅是为了获得与之捆绑的宽带和小灵通服务，固定电话经常被他们视为累赘，而运营商从中也得到的收入也少的可怜。全业务让运营商有可能把固话、IP电话和移动电话一体化，既可改善用户体验，又可提高业务深度、客户粘性和ARPU，这些潜在的机会和利益，仅仅从通信技术的角度是看不到的，也正因此，此次重组的反对者多为技术专家，而在经济学家、管理学者和投资者中，则看好者居多。 再看客户资源的组合效果，重组之后，新电信和新联通的用户数都将接近或超过2亿，虽只有新移动的一半，但已是同一重量级，而且这一差距将被他们在固网上的优势所弥补。许多观察者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重要前景是：在将原有单一业务用户转变为全业务用户方面，原固网运营商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他们已经先行克服了固网接入中最令运营商头痛的“最后一公里”障碍。这一障碍使得新移动难以在短期内将其庞大的移动用户转变为包括宽带和固话的全业务用户，毕竟铁通的固网覆盖率太低了。相反，向固话和宽带用户提供包含了移动服务的全业务套餐则容易得多。这一点，将为电信联通有效抗衡移动创造有利局面。 当然，所有这些都仅仅是机会，能否将其转变为现实优势，则要看运营商们是否能认清机会和障碍，制订合理的转型战略，以及是否具有良好的组织和实施能力，同时，他们还必须克服大型国企在人事和组织结构灵活性方面、在企业文化包容性方面所特有的弱点。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成功，好让我们享受更好的服务和更低廉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