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总算发现了没啥好批的一章，该章观点我同意，论证过程也足够简单，没啥好批，虽然只有短短两页，也算得上惊喜了。

#第18章#

该章两页也没啥好批，结论我都同意，但论证过程有不少问题（特别是涉及街道和阻塞交通和建筑物出入的部分），不过这些问题在之前都已遇到过了，没什么新东西，老调重弹没意思，放过。

#第19章#

本章是重头戏，是罗氏契约理论的集中阐述，虽然主要观点之前早就反复出现过了，不过这里的阐述和论证更加全面详细，也给了我一个集中全面批判的机会。

简言之，罗氏从根本上废弃了主流契约理论的基础：信守承诺的义务，转而将契约理论建立在财产权转让之上（p.189）：

这一改变是极为严重而惊人的，这一点罗氏自己也意识到了（除上文第二句，见p.194）：

那么，罗氏为何要做如此惊人改变呢？承认信守承诺的必要性会死吗？甚至他自己也承认守诺是一种道德要求（p.194）：

我也花了一番功夫反复琢磨才弄明白，原来是这样：他将财产权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我所有权，也就是运用自由意志做选择的能力，另一种是对其他有形物的财产权，在他看来，后一种是可让渡的，而前一种是不可让渡的，或者用他的术语说，转让财产权（以下不加限定时专指身外之物的财产权）是符合人之本性的（p.191）：

而转让意志则不合本性（p.191）：

而承诺就是转让未来的意志，因而也是不合本性的；这样我们就理解了，罗氏否定承诺之独立意义的论证，和他对自愿为奴之非法性的论证，是同出一源的；在第7篇里我们首次碰到这个主题时我已指出，罗氏无限扩大了自愿为奴的含义，将所有限制自己未来选择的交易都叫做自愿为奴，所以它和承诺的涵盖范围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他的结论也一样：约束未来意志的承诺是无效的，否则便相当于允许自愿为奴。

可是，罗氏的论证是错误的，他误解了承诺的逻辑结构，实际上，一项承诺并不是将意志转让给他人，而是用自己当前的意志约束自己未来的意志，即，承诺者对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抉择提前做出了选择，因而限制了未来果真面临该抉择时的选择空间，而不是将此选择交由对方（承诺对象）来做，因而并不构成一项“转让”。

实际上，用当前意志约束未来意志的做法非常普通，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即便不涉及第二人，每个人自己也时刻在这么做，一般地说，人的每一次选择，都限制了未来的选择空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路径依赖】，比如某甲用他的大部分储蓄买了套房子并精心装修，他未来若干年的居所选择便被限定了。

更清楚的例子是：居住在某海岛上某甲，常常经不起诱惑，去陆地上一个酒馆喝酒厮混，为让自己戒除这一恶习，他干脆把自己的船给凿沉了，这样，在弄得到另一条船之前，他的选择就被死死限定了。

再如文身，有些文身一旦文上终身无法去除，假如这是一个帮派成员标志，而各帮派拒绝接受其他帮派旧成员，那么文上之后，选择哪个帮派加入的选择就被永久限定了，这或许正是某些文身的功能所在。

显然，借助契约，人们将更有机会也更容易采取此类限定自己未来选择的做法，而这么做常常是有必要的，因为许多人往往经不起一时诱惑而做出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有意思的是，罗氏否定承诺效力的出发点也是为了避免后悔】

除了这项误解之外，罗氏的论证还基于对承诺的另一项误解，他错误的认为，要求信守承诺将必定导致契约法强制执行承诺事项（p.190）：

这一误解正是由第一项误解所导致，因为罗氏错误的将承诺解读为意志转移，因而错误的认为对违约的救济（在逻辑上）一定是强制执行承诺事项，其实我们知道，和侵权一样，契约法旨在保护无过错一方不受损失，因而充分补偿即可，未必需要强制履行。

实际上，契约法恰恰有助于达到罗氏否定承诺效力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在财产性事项（比如土地和房屋交付）上，它倾向于强制履行，而在涉及人身自主的事项（比如婚约和雇佣关系）上，通常只要求补偿而不强求履行，因而强制履约并不会导致奴役的发生。

其实，罗氏也清楚这一点，只是因为上述误解而不理解契约法为何这么做（p.190）：

可见，罗氏否定承诺效力的宗旨，是避免意志转让而导致奴役，但现实的契约法并不会导致奴役出现，那么，罗氏自己的契约理论是否更能避免意志自我违背和奴役出现呢？荒唐之处就在这里：不能，实际上，按他的契约理论，会导致普遍的奴役现象。

按罗氏理论，违约者实际上偷窃了对方的财产，假如他自己的财产不足以抵偿，那么对方的正当的做法便是奴役他，将其变成自己的债务奴隶，直至其用劳务清偿这笔欠债为止；这一点罗氏在第13章里已说的清清楚楚，我在第14篇里也已评论过。

更糟糕的是，罗氏反对破产法（p.199）：

标签：契约 | 奴役 | 米罗派

【2012-09-07】

@李淼在微博 Roger Penrose，一个数学家和物理学家，20多年前写出《皇帝的新脑》。他坚持大脑的某些过程是非可算的，所以机器人无法模仿。下面是这本书最后他对自由意志的看法，他仍然强调不可算性，但对自由意志存在与否持观望态度。 http://ww2.sinaimg.cn/bmiddle/6201f848jw1dwo0kl553ij.jpg

@tertio: 彭罗斯绝对坑爹

@whigzhou: Daniel Dennett在Darwin’s Dangerous Idea里用整个第15章回应了彭罗斯，我理解，彭的意思只是：某些想法（比如数学灵感）用机械式推理是推不出的，他据此否定强AI，这说法实在挺幼稚的，AI的推理可以是启发式的，而启发结构是可以突变的，其演变路径无须遵循机械推理规则

@whigzhou: 一个数学灵感完全可以对应启发结构的一次突变，这种突变可以是遵循自然律的，可计算的，但其表征的内容无须遵循机械推理规则，完全不矛盾

@whigzhou: 彭罗斯对强AI的否定和基于哥德尔定理的否定类似，都是先认定机器只能这么做，然后说机器做不到某某，其实前面的认定就错了，机器本身可以不断突变和进化

@古希腊人：对递归可枚举集没信心

@博伊德_in_relationship: 这要取决于强AI的定义，像人类本身一样的解决问题还是类似于西蒙·赫伯特所说的无限理性（of course, (more...)

自由市场是粮食安全的最佳保障
辉格
2012年9月7日

今年的APEC高峰会即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在东道国俄罗斯为会议安排的几个议题中，包括了粮食安全这个老话题；近几年受多国生物燃料政策和一些地区自然灾害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较大，像乌克兰这样的传统粮食出口大国，时而还采取一些愚蠢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似乎构成俄罗斯提出这个话题的背景。

粮食市场的另一大背景因素，是新兴国家的农业转型和国际化，扩大了国际市场的规模和单一化程度，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超级人口大国，正在迅速卷入国际粮食市场，这一过程还要十几二十年才能完成，而且紧接着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也必将亦步亦趋重复这个过程。

相比传统本地化农业和分割市场，这种单一化和同步化的趋势有加剧波动的倾向，因为传统市场中，价格信号传导较慢，且处处受交通、交易费用和制度等等壁垒的阻碍，而且家庭农户的资源配置对价格信号的反应也较为(more...)

#第16章#

本章仍是关于传统上的非财产性权利，不过转向了那些与信息有关的权利与责任；诸如诽谤、隐私、著作权、商标、专利等信息相关行为，与此前的权利论证所涉及的行为有个关键差别：物理上的非接触性和非排他性，即，相关的侵权行为都不涉及对他人财产的物理损害，也不影响既有实物财产的保有和利用。

原本，从罗斯巴德的权利理论推测，我预料他会否定所有这些权利，不过读过本章之后，我却惊讶的发现，罗氏似乎是支持上述后三种权利的，只是用了一种极为怪异的方式来论证，而且言辞闪烁暧昧，看不清真实立场。

另外，该章的主题次序穿插混杂，为了逐个检查他在上述各项权利上的观点，我不得不把背离原文顺序重新组织了一下。

先看诽谤，诽谤和侵犯隐私一样，都属于言语侵权，不过诽谤其实分两种，性质颇为不同，第一种是其实更贴切的称呼是辱骂，其要点在于给对方造成的心理伤害，而不在于其内容是否真实（辱骂的内容常常不构成一个命题，因而不存在真假之分），第二种是损害他人名誉，这才是通常所说的诽谤，其认定要件之一是内容虚假，对上述三种言语侵权的界定，我在一篇旧文中曾有论述。

不过，罗氏将诽谤和隐私侵犯不加区分的混在一起说，而是按言语内容是否真实来分别论证，我也只好跟着他了，首先看内容真实的情况（p.175）：

按我上面的三分法，若言语内容不虚假，那就不可能是诽谤，而只能是辱骂或侵犯隐私了，首先，罗氏认为隐私不受法律保护，散布隐私不构成侵权（p.176）：

在罗氏看来，通常被认为侵犯隐私的行为，只是因为其实施过程侵犯了财产权，才构成了侵权，而不是隐私本身需要保护，比如窃听非法是因为安装窃听器或进入获得窃听条件时需要侵犯财产权（p.176）：

可是，有许多隐私侵犯行为是不需要以侵犯财产权为前提的，比如窃听，可以用远距离的高灵敏度定向集音器，偷拍私人泳池边景象也可以用高分辨率相机航拍；再如，某男甲和某女乙相恋同居时，甲拍下了乙的裸照，录了些私密言语，分手之后，甲散布这些信息，按罗氏理论，就不是侵权了。

不仅散布隐私不侵权，手握隐私者还可以借此合法的勒索对方（p.178）：

当然，构成勒索犯罪的一个要件是：用来威胁的那项行为（即勒索者宣称对方若不答应自己就会去实施的那一行为）本身是非法的，既然罗氏认为散布隐私合法，那么据此而作的勒索也就是合法的，所以这一步论证我是同意的，它只是更清晰的显示了否认隐私权的不合理性。

【尽管实际上有些法律似乎将基于合法威胁的勒索也定为非法，而且还有些更复杂的情况，比如勒索者之前采取了非法行动，将对方置于不利境地，而用来威胁的行为却是合法的，不过这些复杂情况与这里的讨论关系不大，暂且按下不表】

可是，正当我认定罗氏不承认隐私权时，却意外发现这么一段（p.177）：

再一次，我被罗氏面对自己混乱逻辑时的蛋定震惊了，来看看他的逻辑：在论证散布隐私合法时，他说：因为信息存在于散布者的头脑里，而头脑是他的财产，所以他当然也拥有其中所存信息的财产权，因而他可以随意处置这些信息，包括散布。【实际上，被散布的隐私信息可以存储在大脑以外的介质上，比如照片和磁带，不过，这不影响上述论证，因为和大脑一样，散布者通常也拥有这些介质的财产权。】

那么，当甲向乙说出甲的秘密时，乙听到之后，信息就在他头脑里了，按上述逻辑，他已当然的获得了这份信息的财产权，怎么会因为甲同时还对乙说了另一句话（即保密要求），就让乙对这份财产的处置受到了限制呢？

当然，原本你可以用契约理论来论证这一限制，我在旧文中便是这(more...)

化学去势：惩罚还是预防？
辉格
2012年9月4日

近年来，对强奸犯施行化学去势的做法，陆续被多国司法系统采用；韩国在去年立法将其适用于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犯的罪犯，今年五月又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强奸惯犯，同时还辅以电子脚铐和网上公布罪犯信息等措施；近日，在一次广播演讲中，李明博也表态支持这些立法措施。

所谓化学去势，就是通过定期药物注射降低男性睾酮水平，以减少其性冲动的机会，也常被叫做“化学阉割”，但这种叫法是高度误导性的，因为化学去势与物理阉割的区别不仅在实现方法上，两者在后果上也有根本差别：化学去势没有切除任何器官，其主要后果也是可逆的（尽管有些副作用不太可逆），被施行者也不会因(more...)

#第15章#

罗氏将话题带到了传统上属于非财产性权利的领域，比如言论自由、通行权、采光权、取水权、隐私权、免受噪音侵扰等等，不过罗氏只谈论了前两项，在他看来，这些权利都没有独立存在的余地，因为它们都是财产权的当然组成部分，所以只要财产权明确了，相关的权利与责任问题便解决了（p.166）：

问题是，人们的行为难道只发生在私人财产所构成的空间（比如私人土地、房屋、交通工具）里？果若如此，那当然没问题，主人既然可以阻止他人接触或进入自己的财产，当然更可以阻止他在其中的特定行为。

可是，稍微考虑一下现实情况就会知道，这一条件经常不成立，也难以成立；我在之前讨论财产权问题时就已指出，许多资源实际上长期处于公地状态，许多人在其中实施行为、获取利益，但没有任何特定个人拥有它，甚至没人主张这是他的财产；而且，即便按罗氏产权认定标准，也难以确定它属于谁。

那么，在这些场合，人的行为就没有任何规范来约束了吗？既有的种种约束人们在非私人场合的行为规范，都该抛弃？权利本来是规范行为的，它指向行为而非物，当它间接的用物来指称时（表现为物权），只是为了方便，但罗氏将古老的对物的迷信发挥到了极致，乃至否认所有与有形物无共同边界的权利和财产权，如此一来，让一个自由社会得以维持秩序的很大一部分行为规范，都被他一举废除了。

罗氏首先以言论自由为例（p.167）：

霍姆斯以剧院为例，是因为他将剧院视为“公共场所”，公共场所未必是公地，只要是人员众多且混杂随机、事先无从知晓会在那里遇到谁的那些场合，都可以被称作公共场所，它可能处于私人财产中也可能不是，当然，剧院通常都有个主人，所以罗氏说这事好办，主人说了算就行（p.167）：

可是，财产主人未必对自己所拥有的场所内的行为制订规范，他完全可能只在他所关切的那些事情作出规定，而对其余事情不置可否；此时，正常情况下这些行为仍受一般社会规范所约束，但按罗氏理论，这些行为就没有规范了。

比如一块私人土地上的一条道路，主人善意的允许社区居民在其中通行，但没有对此制订交通规则（凭啥要求他费这劲？），按正常法理，当然像公共道路一样，仍沿用通行的交通规则，可按罗氏理论，这里就没有交通规则了。

所以，罗氏说剧院主人可以制订规则只是回避了问题，剧院主人可以不制订规则，他没有这个义务，但有些行为必须有规范，因为出了事造成了损害需要认定责任，比如私人道路上的交通规范，两车相撞究竟谁负责？还是各自认倒霉？

退一步，就算私人场所的主人都制订了规则，还有大量非私人场所怎么办？比如一条没有特定主人的公共道路，穿过一个城镇，有人站在这条路上对高喊“上游水库垮坝啦”，而实际上水库并未垮坝，或者他站在山下公共道路上，举块牌子，上面写“前方滑坡(more...)

#第14章#

罗氏在该章论证了与儿童有关的权利和责任问题，这是个困难的领域，说实话许多要点我还没有确切的看法，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来检查他的所谓论证和推导，我在系列的头几篇里已经说过，由于罗氏糟糕的哲学基础和颠三倒四的论证方式，无论什么话题，他总是会为我们提供足够的笑料。

讨论儿童权利问题，不可避免的几个问题是：儿童是否具备权利主体资格？如果是，它是什么时候获得的？这些权利具体包括些什么？即，人们（特别是父母）可以或不可以对儿童做些什么？

对第一个问题，罗氏的回答与主流观点相同：儿童是合格的权利主体；对第二个问题，罗氏给出了一个中间派答案：主体资格从出生那一刻获得，因而他否定了他的左边的受精卵派和成形胎儿派，和他右边的种种年龄界线派，请看（p.148）：

罗氏认为其它界线都是“任意的”，而他的是“合适的”，可是任意跟合适好像并不矛盾啊？我猜他想说的大概是“自然的”，可是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不是也很自然吗？周岁、断奶、换牙、学会说话、月经初潮、身高停长呢？假如存在许多自然界线可供选择，那么取此舍彼何以不算“任意”呢？实际上，这条标准注定是武断的。

与主体资格相关的头一项争议便是堕胎，罗氏既然否定了胎儿主体资格，原本可以顺理成章的推出堕胎合法的结论（因为按他的权利理论，第三者在这件事上是不可能有权利的，而他的体系更容不下独立于权利的禁则），奇怪的是，他选择了绕远路，他说，即便承认胎儿主体资格，堕胎也是合法的（p.148）：

因为孕妇拥有自己的身体，而胎儿是入侵者和寄生者（p.148）：

这就荒唐了，胎儿身处子宫并依赖于它，是孕妇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孕妇将它带到那里的，怎么孕妇念头一变就成了入侵者？为了弄清这里的关系，我不妨看一个更清晰的例子：

甲拥有一座小岛，邀请乙去做客，并答应管吃管住，可是乙真的去了之后，甲却突然翻脸，不提供任何生活资料，也拒绝用他的船送乙回陆地，不仅如此，甲还要动手将乙推入大海【假如你觉得私人拥有小岛太稀罕，换成游艇也无妨】；请问：甲这么做合法吗？

罗氏说，毫无问题，因为他压根不承认不涉及实物交付的单纯承诺的有效性，所以甲无须为他的承诺承担任何责任，而他对小岛的财产权是绝对的（p.148）：

当然，这么说可以自圆，可是，你不觉得太荒唐一点了吗？

不过，尽管这通绕远引出了这么荒唐的结果，看了后面之后，我知道罗氏为何要这么绕远了，因为这活儿反正省不掉：因为罗氏认为，即便孩子已经生下来，成了权利主体，父母也没有保护和抚养的责任，他们只对它拥有财产权（p.149）：

不过罗氏又说了，虽然孩子是父母的财产，但父母也不能任意处置这份财产（p.149-150）：

标签：堕胎 | 权利 | 监护权 | 米罗派

#第13章#

罗氏在这一章里将“推导”他的犯罪惩罚和量刑理论，和上一章的自卫一样，他用的仍是对称原则，因为在他看来惩罚的正当性就来自自卫权（而自卫权来自财产权）。

通常，在民法领域采用的是充分补偿原则，即，让被侵犯或无过错一方的损失应得的充分补充，这看起来与罗氏对称原则有点像，实则不同，罗氏对称的意思是让侵犯或过错方遭受同样的损失，而这既可能不足以补偿受侵方，也可能并非充分补偿所必须，这里的区别在后面的罗氏双倍赔偿规则中将看得比较清楚。

但在刑法领域，通常采用的就不只是补偿原则，因为刑法的功能不只是为受害者提供救济，还要确保社会规范和维持社会秩序，这样，它就需要对犯罪行为建立一种反向激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威慑。

理论上，有效的威慑应能将犯罪频度烈度降低到能为社会成员所普遍容忍的水平，而最低限度上，至少应确保犯罪行为不会得到正面激励，可是我们马上会发现，在许多情况下，对称原则连最低限度要求都达不到。

罗氏坚持只用对称原则，是因为他拒绝区分民法与刑法，在他看来刑法与国家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而他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不能有刑法（p.133）：

可是，刑法未必需要与国家权力捆绑在一起，无政府主义完全可以容纳刑法，只要我们承认：1）存在社会和社会秩序这样的东西，2）社会秩序是必须维护的，3）社会秩序无法仅靠对侵权个案的矫正而得到有效维护；显然，只要司法对侵权的矫正率达不到100%，个案矫正便可能无法消除对侵犯行为的正面激励，第三点便是成立的。

在无政府社会建立刑法制度，至少理论上看不出什么障碍，社区业主可以在业主契约中规定一个程序，该程序产生一位社区检察官，以业主集体代理人的身份充当公诉人，对契约所规定的特定侵权行为提起公诉，为何不可以？

用对称原则替代威慑原则，首先面临的是受害者身亡，因而权利和诉讼主体消失的问题，看罗氏如何处理这问题（p.134）：

首先有个小小疑问：罗氏什么时候承认了遗嘱的法律效力？罗氏的一切权利都建立在自我所有权之上，也就是运用自由意志的能力上，人一死意志能力当然就消失了，遗嘱为何会继续有效？凭借遗嘱执行人的承诺？可是罗氏说了，单纯的承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啊，其次，遗嘱也未必有事先作过承诺的执行人啊。

当然，这个漏洞是可以修补的，被害人生前可以通过订立遗嘱或契约，将其被谋杀的索偿权利转让给保险公司，后者便有了激励寻求矫正，但这首先需要承认遗嘱效力，或契约在身后的效力，但罗氏并未处理这两个效力与其理论的显著冲突。

而且很明显，保险公司肯定不会坚持偿命主张，宁可要钱，这样一来，那些不愿意自己的生命廉价到可以被钱买到的人，便可能被贱卖了，罗氏对称性也就无从实现。

对称原则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对方拿不出足够的赔偿怎么办？罗说，那就给原告做奴隶吧（p.134）：

这本身倒也说的通，可是别忘了，罗氏同时又认为自愿为奴是不可接受的（即便是最弱意义上的自愿为奴，比如球员与俱乐部的排他性协议），可是，且不说这两个观点摆在一起多么不协调，只要债务奴隶是合法的，那么自愿卖身为奴就太容易做到了：

想卖身的人只要和买家签订一个合约，买家付给他一笔钱，他承诺某日之前向买家交付某件商品（比如一吨黄金），然后他把这笔钱赠与他人或花掉或烧掉，最后他宣布违约，并甘受惩罚，成为买家的债务奴隶，只要他的劳务还没抵足那一吨黄金，他就一直做奴隶。

这算不算罗氏甩给自己的一个大耳光？

他自己显然不这么觉得，反倒得意洋洋大肆攻击现行做法（p.134-135）：

笑话！就算债务奴隶具有正当性、是合法的，你怎么确定奴役他就能得到正的收益？在古代某个时期，奴役确实曾带来正收益，而在当今机械和电力如此廉价，而监工和人身控制成本如此高昂的条件下，奴役生产很可能无法盈利，况且，罪犯可能身有残疾，根本没有能力从事在当前生产模式下有价值的劳动，那么，只要从奴役中没有指望索回补偿，罪犯就可以免于惩罚了？

再来看具体的赔偿算法，罗氏给出的是一个三步算法，第一步是（p.134）：

标签：刑法 | 惩罚 | 法律 | 米罗派

#第12章#

总算离开土地问题了，接下去几章，罗斯巴德将进入传统的刑法领域，不过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其财产权理论的自然延伸，这倒不是问题；可是，因为罗氏看待法律、权利和财产权的观念有着根本的缺陷，而他的论证方式又是先验主义的、不顾经验事实和现实可行性，所以他完全不胜任这一推导任务。

现实世界中的法律体系虽有着一些基本原则，但它的建立过程实则是一个不断修修补补的过程，绝无可能从一组基本法则一次性演绎出来，这既是因为人类理性的局限，也是因为世界总是在变化，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总会让你发现原有规则不足以带给我们所想要的正义与公正。

比如你起先想到一条规则：每个人的身体和财产都应免受暴力侵犯；可是当你意识到自卫需要时，只好补上一句：除非他先对他人实施了侵犯；可问题马上又来了，甲砸碎了我一个贵重花瓶，然后溜之大吉，我找到他后，有权将他击毙吗？好像太过分，于是你又补充道：暴力自卫必须在侵犯正在实施时进行，否则必须经由司法程序作出裁决后才能施加惩罚；问题马上接踵而来：我买完菜回家，有人从我菜篮子里拿起一个土豆就跑，我有权将他击毙吗？假如这我唯一能避免土豆被抢的可行手段？……

显然，随着新事态的出现，这样的问题会不断面临，永无止境；当然，因为许多类似情形已出现过，司法系统已经为之而建立了规则，甚至，法学家通过法理分析，已将对这些规则进行了抽象化和条理化，让它们看上去像是从一组基本规则“推导”出来的，但实际上，这些工作都是事后的，还没有一套法律系统是像罗斯巴德这样从一组简单法则之间推出了全部实体规则，并且过程中丝毫不考虑这些规则的现实可行性，以及它们会对人们的预期和行为带来何种影响。

来看罗氏是如何进行他的推导的（p.125）：

这里又出现了罗氏惯用的偷换概念伎俩：对他人财产的非暴力侵害行为是否正当合法是一回事，被侵害者是否可以对之使用“防卫性暴力”则是另一回事，而罗氏则将两者视为等同（但从他含混的文字上，我暂时还看不出他究竟是从前者推出了后者，还是相反），可这是不成立的。

面对暴力侵犯，防卫性暴力通常是必须的，因而只要认定前者不合法，后者便是合法的，可非暴力侵犯就不同了，财产损失是可以事后矫正的，而且矫正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因而认定某种非暴力侵犯不合法，未必就认可相应的暴力自卫合法。

其实，罗氏混淆这两个概念的目的，无非是想论证非暴力损害都是合法正当的，比如甲故意捏造事实对乙进行诽谤，造成乙名誉受损，无论多严重，甲都是没有法律责任的，这一点到后面可以看得更清楚，暂且按下不表。

照这么说，罗氏是不是认为欺诈也是合法的？因为欺诈不使用暴力啊，来看罗氏如何处理这问题（p.127）：

意思是，欺诈之所以非法，是因为它其实就是偷窃，可是问题来了，就算欺诈就是偷窃，偷窃都需要使用暴力吗？你窗户没关好，小偷用鱼钩钓走你的钱包算不算偷？

好吧，我就友情替罗氏修补一下：他的真实意思是，不是非暴力的侵害都是合法正当的，关键不在暴力不暴力，而是是否造成有形损害，他认为诽谤合法，正是因为诽谤造成的是非物质的无形损失，若果真用是否使用暴力来区分合法性，那他就必须承认非暴力偷窃也是合法的，这样他的体系就垮的太彻底太难看了。

不幸的是，他混淆概念的举动把自己带进了坑里：因为他的整个自卫理论是建立在对称性原则上的，要让防卫性暴力变得不合理，就得让另一方是“暴力侵害”，尽管他本来需要的是“有形损害”；为让批判能够继续，我只好先把他从这坑里拉出来。

可是，拉出来之后，也只解决了偷窃问题，无法还原为偷窃的欺诈问题仍无法解决，实际上，罗氏只处理了一种类型的欺诈：涉及实物交付的交易欺诈（由于他将有效合同仅限于涉及实物交付的合同，因而他貌似处理了的合同欺诈其实就是交易欺诈），可现实中发生的大量欺诈并不对应交易，甚至没有任何承诺。

所谓欺诈，是某甲故意对某乙做出虚假陈述，让乙持有一个错误信念，并作出让乙受损而让甲受益的行为（甲受益这个条件通常满足但不是必须，当它不满足时(more...)

（续）#第11章#

当罗斯巴德在第6篇里提出他的财产权起源理论时，我就指出，他已抛弃了传统的先占原则，而用“先用原则”来取代它，抽象的说，两者的区别是：先占原则首先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先用原则首先关心的是人与物的关系，这是个根本的理论分歧。

后来我又指出，考虑到奎因难题，单纯的观察人的行为、或他与物之间发生的事情，是无法获得确切语义的，对同一件事情，有无数可能的解读和陈述方式，依赖于观察者的关切点、视角、尺度和层次等，而权利的描述需要一个确切的语义，相反，当人与人之间发生互动和对话时，语义自然就被澄清了。

不过以罗氏的古代级思考水平，大概想不到这么深的地方，这把牛刀暂且搁下。

两个原则间的冲突，成了此后5章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以，罗氏专门给按先占原则取得土地，再租给实际使用者而收取租金这种方式，取了个名字叫“封建主义”，但他对这个词的用法与主流历史学家完全不同，倒是与郭沫若之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颇为一致（p.116）：

然后在本章，他用了很大篇幅来论证他说的“封建主义”并不比专制主义好，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世界革命纲领的合理性（p.120-121）：

标签：制度 | 封建制 | 米罗派

#花絮#

从第9篇起，批评越来越多的陷入细节之中，我不断的“逼问”罗氏如何处理这样那样的情况，当找不出明确的说法时，我只好从一些细枝末节中寻找线索，然后检查其观点是否前后一致，现实后果将是什么，是否对应可行制度，是否会导致荒谬结果，等等。

于是现在有人说，我这是在吹毛求疵，说实话，对此我也十分厌烦，可是没办法，这是罗氏的论证风格造成的，如果他的观点摆的很完整很清楚，不回避显而易见的困难——比如非耕地资源的问题、流动性生产的问题——，那我就无须在细节上纠缠了，可问题是罗氏总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翻来覆去、回避关键问题，不考究细节你无法与之形成正面对话，因为他的所谓论证正是借助对细节的大量跳跃和回避而完成的。

所以，我要是不在细节上一一击破，罗粉就可以说，至少罗氏理论是自洽的、完备的、现实可行的，你接不接受是另一回事，那时我便无言以对，而我恰恰认为，罗氏理论是不自洽的、漏洞百出，论证也充满了滑坡和跳跃，在具体问题上的说法经常前后矛盾，更谈不上现实可行性，一旦运用到他所回避的那些问题上，立即显出荒谬性。

显然，要让这个判断站得住脚，就必须深入细节，不断在具体问题上追问，接下去各篇大概仍会如此；同时我也要强调，这些细节虽然具体而微，但全都处于罗氏的思想主线上，即：这些细节中的每一个，他若无法自圆，他的整个论证链条就断裂了，至于他在枝节问题上的错误，我都暂且略过了，否则倒真是吹毛求疵了。

#第11章#

这一章里，罗斯巴德把他在第10章提出的革命纲领延伸到了国际贸易投资领域，观点非常鲜明，而且对中国特别有现实意义，总结起来一句话：在完成财产权彻底清算之前，外来投资者就是本国地主犯罪集团的帮凶，革命群众有权剥夺其非法财产。

首先要澄清之前的一个误会，起初我一直不清楚罗氏是否承认北美印第安人在殖民者到达之前的土地所有权，不过从他的理论推测起来，我觉得他大概是承认的，因为很难否认狩猎采集也是将“劳动与土壤结合”，更难否认这是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所以我在第9章里说他显然赞成在美国发动一场土地革命，尤其是看过第98页的注释2之后，这个疑问基本消除了，因为他对“开发使用”的要求很低，只要步行通过就算。

不过现在情况有变（p.117）：

后面还有更详细的论述（p.121）：

就是说，当前美国地主的土地权大致上是合法，除了：当初南方奴隶主的庄园，从美墨战争中获得并重新分配的土地；这样看来，在美国发动全面土地革命是不必了，不过局部革命恐怕还是必要的，而且这个局部可不小：1861年美国共有15个蓄奴州，而美墨战争中获得的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之全部，科罗拉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怀俄明之部分，共197万平方公里；两项加起来约相当于南半个美国。

注意：这还是在完全否认印第安人土地权的前提下！——不追究细节行吗？

进入本章正题，依罗氏看，除美国这个罕见例外，各国财产权现状都是非法的，按他的理论确实如此，因为它们要么继承了封建制的罪恶历史（比如完成现代化的欧洲），要么仍处在封建制的持续犯罪之中，要么是共产革命的结果。

罗氏进而推论：因为这些国家产权现状是非法的，所以美国资本家在那里的投资活动也是非法的（p.118）：

标签：法律 | 米罗派 | 财产权 | 革命

专利制度为祸日炽
辉格
2012年8月31日

上周，举世瞩目的苹果诉三星专利侵权案有了个初步结果，圣何塞联邦地区法院判决侵权成立，并规定了1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金；不过三星表示会提起上诉，也有专家指出案件审理存在瑕疵，陪审团主席本人拥有一项专利，让自己的专业偏见主导了陪审团讨论，不恰当的忽视了苹果专利存在先有技术（prior art）的证据。

所以现在说苹果大获全胜还为时过早，而且双方的专利诉讼仍在全球十多个国家展开，圣何塞之前的韩国案子中，双方被判互有侵权，打了个平手，而在之后宣判的日本案子中，苹果的诉讼被驳回，更早时候，苹果赢得了在德国的官司，而三星赢得了在英国和澳洲的官司；同时这(more...)

#第10章#

罗氏在该章继续谈论财产权纠纷，当然，用的例子仍然是土地，因为他没办法谈论其他资源，一离开土地，他的理论立马玩完。

在讨论本章内容之前，我先补充一点，之前两篇里，我一直没弄明白一个问题：罗氏到底承不承认采用游动式生活/生产方式的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如果承认，所有权又是怎么界定到个人的？边界如何确定？

之前始终毫无线索，不过，今天我在翻页时，意外的在第8章的一条注释里看到这么一段话（p.98）：

也就是说，你绕着一块土地走一圈，不足以构成对它的所有权，不过，你的足迹所组成的那个环带下的土地，就归你了，换句话说，在土地上面行走上，算是“将劳动与土壤结合”，算是“开发和利用”；这样看来，游动式生活是可以取得土地权的，可是，怎么确定足迹呢？每步行走都会留下脚印吗？会留多久？怎么鉴别脚印的主人？

我本来希望这一章能解开一些悬念，可是结果好像相反，疑点继续增加（p.112）：

之前的一个疑点总算得到了回答：获得土地所有权所需的“开发和利用”不必是连续的，而且按第98页的注释，开发利用强度也没什么要求：一次踏足足矣；从此以后这块土地就归你了，即便你将它长期抛荒也是如此；可同时却添了个新疑点：后来的新人怎么知道有人踏足过这块土地呢？请看（p.112）：

罗氏要求我们“必须注意到”，对不起，我注意不到，未开发和已开发土地真的“很容易区分”吗？如果你说的“已开发”是要求了一定强度的、并且是连续利用的，比如连续耕种的耕地，那当然很容易区分，可是你既不要求连续，也不要求什么强度，连走一遍都算，那怎么区分？

离开土地这种资源，这种区分更是无从谈起，我在这条河流那个湖泊里捞过鱼，在这片林子里打过野猪采过野果，在这片草原上打猎放牧过，你怎么区分法？而且，就算你能知道我曾经的活动范围，又如何确定我的足迹线路？不确定这条线路，你有办法区分哪一小块土地是(more...)

阻挡语言自发演化是徒劳的
辉格
2012年8月29日

商务印书馆6月份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其中收录了239多个“NBA”之类的常见英文缩略词，近日，一百多位学者就此联名向新闻出版总署举报，指控其违反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该版词典的发行，也让央视恢复了NBA的叫法，此前，为遵守广电总局的规定，央视在两年时间里只能用“美职联”代替NBA。

许多英文缩略词早已为大众耳熟能详，广电总局的突兀规定，曾给播音员和观众都带来困扰和不便，新版词典的发行总算让忍受了两年别扭的人们获得了解脱，如今却又横生枝(more...)

#第9章#

本篇的标题用在该章原文上更贴切，因为这一章里，罗斯巴德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拐弯抹角地想说的，无非就是：在当今美国发动一场革命、并重新分配他视为被罪犯非法占有着的财产，是正当的。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宣称资本家的财富都是剥削来的、财产权是罪恶的，并以此支持其革命主张，而为市场制度辩护的主流（比如功利派自由主义者【罗氏似乎用这个词笼统的指称古典自由主义和其他自由市场派，依我看功利主义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不过方便起见，本篇沿用该词】）对之所做的反驳是错误和无效的，因为他们仅仅强调财产权的意义和社会和平，而不追究这些财产权是否合法（p.100）：

奇怪的是，罗氏将权利与合法性分割了开来，即：你拥有一项财产权，不等于这个财产权就是合法的，因为它可能是你偷来或抢来的；可是，即便是功利派，当他明知某甲所占有的某项财产是偷来的，更一般的说，这一占有是不合法的，他会说甲“拥有这项财产权”吗？而且，按罗氏自己的理论，财产权归属的认定，难道不正是基于某种法律规则吗？因而说“某甲拥有这项财产权”难道不包含了这是合法的意思吗？

当然，我理解，罗氏真正的意思是，他的合法性标准与功利派的不同——后面我们可以看出，最重要的区别是，他拒绝传统的时效原则——，本来直接指出这一点就行行了，没必要再引入“不合法的财产权”这种概念怪胎，这么做的效果除了制造混乱之外，无非是让功利派的理论显得荒谬一些而已：明知不合法的你也要保护；这样，他就有资格指责功利派是毫无原则的“伦理虚无主义”，可是，为何时效原则不算伦理原则？请看（p.100）：

看看，为了让自己显得有理，可以如此歪曲对方的意思，功利派明明为非法占有转变为合法财产权设定了时效，他却硬说是“‘现在’（讨论开始的时点）”，“必须保障罪犯对其设法侵占的财产享有财产权利”，照这么说，功利派眼里还有法律吗？为了进一步显示功利派的“荒谬”，他构造了一个案例（p.102）：

可是，只要考虑了时效原则，这个案例根本不成立：假如（功利派的）叛乱者认定国王之前并不合法的拥有全部土地，那么他的强行分割分配也是不合法的，如果这些被分配的土地原先有主，那就是侵占，而从侵占变成合法所有要遵循时效原则，如果是无主的，那就是新近占有，需要符合有效占有的标准，他得有相应的占有能力，如果他真有这个能力，那么无主地本来就是可以占的。【从叛乱能够发生且已接近成功来看，他显然没这能力】

假如叛乱者认为国王之前就合法拥有这些土地，那么他的举动就再好不过了，如果叛乱目的是更替政府，那不是已经实现了嘛，全(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