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29】
1812-15年的英美战争好像完全是因为通信速度太慢才打起来的，当时英国以枢密院令（Orders in Council）对法国实施禁运，阻止中立国商船前往法国港口，激怒了美国，可是，就在美国宣战前几天，英国外交部已经通知国会准备暂停执行枢密院令，一周后，枢密院令被正式撤销，问题是，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这一信息无法及时传达给美国人。
而同时，美国的宣战决定41天后才传到伦敦，英国闻讯后，起初只采取了一些较克制的措施，不想把事情闹大，另一方面，撤销枢密院令的消息向西走的更慢，50天后才传到麦迪逊耳朵里，但此时，他已不愿收手，因为他知道此时伦敦已得到宣战的消息，而他不知道伦敦的反应会是什么，故而不想放弃先手优势。
The British made thei(more...)
The British made their greatest conce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June 1812. On 16 June 1812, two day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war, Lord Castlereag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announced in Parliament that the Order in Council would be suspended.[2]
On the very day that the Minister took his formal leave from the United States[clarification needed], 23 June 1812, a new British Government headed by Lord Liverpool provisionally repealed the Order in Council.[3]
Forty-one days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declared war, the news reached London on 29 July 1812. Two days later, the Ministry ordered its first counter-measures. It forbade British ships to sail except in convoys, and restrained American ships in British ports. The Orders in Council had been repealed on 23 June 1812, but the ministers did not intend to take additional measures until they could learn the American reaction. Word of the repeal of the Orders did not reach President James Madison until 12 August 1812, some fifty days later. Even then he refused to halt hostilities because he did not know how Britain had reacted to the declaration of war.[4]
我在一篇旧文中也曾讲过，1879年的祖鲁战争也是因为通信迟缓才打起来的，殖民部根本不想打，可是以当时的通信节奏，殖民部无法从伦敦有效的指挥驻地长官的行动，更有趣的是，这一状况其实很快就要改变了，当时电报线已经铺到德班，只是还没铺到开普敦。【2020-07-27】
虽然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从Bolton透露的信息看，川普的愚蠢和人品之恶劣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也让人感叹，那些捏着鼻子替川普干活的保守派老将实在是太爱国了，很容易体会到他们每天所忍受的痛苦和屈辱，只为尽力把他拉在一条别太离谱的轨道上
川普至少加深了我对一个问题的理解，四年前我就说过，虽然我极其厌恶川普，但是对投他票毫无意见，有很多投他的理由，我都能接受，在我看来，厌恶一个人，和支持他的某些政策，或者投他票，或希望他当选，在逻辑上都是毫无冲突的。
问题是，逻辑上或理智上的一致性，并不等于情绪上的一致性，而后者才是人们最在乎的，一旦你选定了一个立场，一个支持对象，一个阵营，此后当你发现不得不批评或反对它(more...)
【2020-07-26】
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许多语言都会在词法层次上区分 inclusive ‘we’ 和exclusive ‘we’，比如北京话里的 咱们 和 我们，但在英语里这种区分只能从上下文判断，比如 let us eat 里的us，既可能是 inclusive，即说话者让说话对象和他一起开吃，也可能是 exclusive，即说话者让说话对象别打扰或妨碍他们吃东西，有趣的是，若是把这句话改成 let’s eat，就没有歧义了，只能(more...)
【2020-07-22】
贡布里希的这段话（《艺术的故事》第8章）让我想了很多：
现代艺术家那么追求创新，是被市场逼的，和如今的创业公司挖空心思力求成为独角兽，原理是一样的，因为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造成了一种只有独角兽才能生存的局面，对艺术来说，背后起作用的是传播和消费方式：并不是消费者真的需要那么多完全不同的新作品，而是因为只有全然不同的新作品才能让新进的艺术家有饭吃。
以音乐为例，且让我从一个极端的假设讲起，即便我们假设，消费者对是否有新作品丝毫不介意，而完全满足于数十(more...)
现代艺术家那么追求创新，是被市场逼的，和如今的创业公司挖空心思力求成为独角兽，原理是一样的，因为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造成了一种只有独角兽才能生存的局面，对艺术来说，背后起作用的是传播和消费方式：并不是消费者真的需要那么多完全不同的新作品，而是因为只有全然不同的新作品才能让新进的艺术家有饭吃。
以音乐为例，且让我从一个极端的假设讲起，即便我们假设，消费者对是否有新作品丝毫不介意，而完全满足于数十年如一日翻来覆去听（比如10首）老曲子，同时他们也不介意时不时可能有一首新曲子，只要它好听就行，我想说的是，即便这种看起来最不鼓励创新的条件下，现代艺术市场也会远比古代市场更鼓励创新。
在古代，哪怕一千年没有新曲子，要满足100万人每人每年听几次的需求，也需要大批音乐家，因为每次表演只能同时服务于几十最多上百人，于是，一个完全没有创新的音乐产业，也可以让众多音乐家生存，具体养活多少，取决于表演次/欣赏次之间的比例关系。
可是技术进步会改变这一比例，考虑另一个极端：假如所有人都在spotify上听歌，而且全都满足于相同的10首歌来回放，那么，等这些歌的作者死光之后，音乐市场就再也不需要新的音乐家了，可是有志于靠音乐吃饭的人不甘心啊，所以他们必须写新曲子，努力说服至少一部分听众把他们的新歌加入播放列表。
这两个极端之间，一些早先的技术进步也可能改变上述比例关系，比如：扩音器，具有专业音响效果的音乐厅，精确的乐谱记录和复现手段（包括指挥），铁路飞机扩大了音乐家服务半径，等等。
除了音乐，类似的机制或许在其他艺术形式中也存在，不过我还没想清楚。
【2020-07-22】
看The World At War时突然冒出一个念头：Nazi和其他革命党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它是经由选举而突然掌权的，因而没有像其他革命裆那样经历过严酷的内部炼蛊过程（唯一例外是长刀之夜清除了冲锋队），结果是，在它整个生命周期中，掌舵的都是狂热、纯粹、决然、充满理想主义的第一代革命者，而这种人在炼蛊过程中通常都会被淘汰，由老练、世故、狡诈的实用主义者取而代之，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势力的历史(more...)
【2020-07-19】
@LIQUIDITY_NOTES @学经济家 1900以来各个国家前1%人群收入比重的数据，很有意思的是英语国家（美、英、加、澳、爱）都是U型走势；而欧洲大陆（法、西、荷、丹）和日本则呈现L型。
@学经济家: 以前金融资本视角系列长文中提过“里根-里甘-沃尔克节点”，视为划时代（金融视角里一战二战节点权重低于这个）。英语国家可视为超大市场（相比德日法语）；全球投资的能力更强；对全球资本、精英还有富豪（以及官二代）的吸引力也更强。
(more...)【2020-07-17】
假设有一场演出，如果票价为200，你是绝对不会花钱去看的，但实际票价是30，于是你就买了张票，演出开始前几个小时，你去某广场吃了顿晚饭，在你吃完离开正要坐车去表演厅时，看见有人举着牌子开价500求购该演出的门票，你会卖吗？
据研究，事实上，符合上述条件的人中，虽然有些会卖，但也有很多不会卖。
不少经济学家会对此感到迷惑，他们觉得这种行为是非理性的，或至少是偏好前后不一致的，总之是难以理解的，不过我倒觉得这并不算太奇怪，至少有两种解释可以消除其中的不一致性：
【2020-07-12】
遗传证据显示，波利尼西亚人在前哥伦布时代曾多次造访美洲海岸，Cochran大叔问道：是什么吸引他们去那儿的？他猜大概是某种贸易机会，然后他考虑了波利尼西亚人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卖的，最后想到了猪，可是问题来了，猪很容易在美洲繁殖，要是真有贸易，为啥西班牙人没在那儿看到猪？考古学家也没挖到猪骨头？大叔的解释是：卖的一定是公猪。
我对大叔的这个想法不太感冒，考虑到波利尼西亚人曾经征服了那么多极其遥远的岛屿，或许根本不需要为他们的远航寻找特别理由，当人口压力升高，冲突加剧，就会一批批的往外探索，寻找新领地，这已经成了他们的惯常做法。
不过，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大叔帖子里有一段话还是非常精彩的，值得单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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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ey had pigs, and the Amerindians did not. Imagine that sharp Polynesians traded pigs for various valuata ( cornmeal, manioc, sweet potatoes, chocolate, maybe decorative metal objects) .
Male pigs. The Polynesians, being a bit more sophisticated than contemporary Ivy League graduates, understood that generating piglets requires both boars and sows. Actual, biological, males and females: identification is not enough.
@罂粟花上宝塔山:即使公猪为什么考古学家也没有发现猪骨头，难道也被熬汤吃次奥肚子里了 @whigzhou: 动物骨骼变成化石并被挖到的几率很小，所以零星贸易没留下化石记录并不奇怪，但规模化种群也没留下化石记录就有点说明问题了，大数定律 【2020-07-15】 @黄章晋ster:波利尼西亚人跨越南太平洋至少要要花三个月，如果随船还装有猪的话，大概率装运的是猪的遗体，而不会是活猪。 @钮钴禄_铁哥: 信风自东往西，波利尼西亚人朝美洲是逆风，不知如何驶往？ @whigzhou: 夏威夷人若先往北再折向东，便是顺风，即当年马尼拉-Acapulco航线的最后一段 @whigzhou: 大帆船从马尼拉到Acapulco需要4个月，从夏威夷出发应该不需要三个月那么久 @whigzhou: 首先，我觉得Cochran大叔公猪贸易的说法很不认真，不值得我为他辩护，其次，逆风和航程过久的反对理由依我看不成立，除了我已经说明的两点，更重要的是：波利尼西亚远航者在出发之前是不知道自己要去那里的，船上带活猪而不是带猪肉的理由是为了在新定居点饲养，而不只是储备粮或贸易品。 @whigzhou: 当你离开世代居住的那个岛屿，开始一次极不可能找到归途的远航，去探索你全然无知的遥远海域时，你船上装的东西不可能是为贸易而准备的，而只能是为途中生存和在新定居点开始新生活而准备的，贸易只是其偶遇副产品。【2020-07-10】
当代教养模式中，别的先不说，有一点肯定是成问题的：很多孩子直到20多岁了，都从来没被要求过独立做成任何事情。原因可能有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家务的消失，家务消失或许解放了一些女人，但也惯坏了孩子。
回想我的童年，虽然没机会进工厂做童工，而且相比农家孩子，家务也不算重，可是也有不少事情需要做，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是生煤炉，这是个三级点火过程：先用火柴点着刨木花（或纸屑），让刨木花引燃木柴，木柴再引燃煤球，整个过程需要用扇子鼓风，与此同时，我姐负责淘米和做饭，等我妈下班后正好做菜，煤球炉的火力很弱，所以整个过程相当耗时，而且需要仔细遵循流程。
在做饭和吃饭之间这段时间，我还负责两件事：1）用水桶从河里提水到家，灌进水缸(more...)
【2020-07-07】
刚才在超市买烟时想到一个问题：打火机制造商大概会预期买家偏好不同的颜色，但他们不知道这种偏好的实际分布，同时又不会为打火机这样的低附加值产品去做一个偏好调查或测试，于是采用最简单的策略，安排（比如）红蓝黄白黑五种颜色，并以1:1:1:1:1的比例生产，但实际的偏好分布对应的需求量或许是（比如）9:5:4:3:1，也就是说，假如每次购买发生时，顾客面前都摊着所有五种颜色，随意挑，那么销量比例将是9:5:4:3:1。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许多买家没有强烈颜色偏好，所以，假设每个零售点每次进货比例是1:1:1:1(more...)
【2020-07-08】
这轮远程工作的热潮若是长期化，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先看雇员的居住地选择，目前美国大都市的平均通勤时间约45分钟，假如通勤频率从每周5次降至1次，很多人可能会愿意承受2-3小时的通勤时间，意味着他们（如果在西海岸）可以换个城市住，但不太会州际迁移，如果是在新英格兰，换个州也不是不可能。
假如通勤频率降至每月1次，那就完全可以飞机通勤了，居住地选择的半径可以提高一个数量级，那就影响很大了，会改变整个文化/政治结(more...)
【2020-07-01】
@whigzhou: 当今进步派有关white supremacy或whiteness的言论，若将其中的white替换成Jewish，你会误以为出自希特勒之口。
@LeeKozuss:感觉还是不一样啊，Jewish自己肯定不会说 Jewish supremacy
@whigzhou: 反犹主义者里犹太人多的是，比如Otto Weininger
@whigzhou: 另外据Alvin Rosenfeld认为，犹太知识分子在当代反犹主义回潮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more...)
Let us consider the actual, worldly Jew – not the Sabbath Jew, as Bauer does, but the everyday Jew. Let us not look for the secret of the Jew in his religion, but let us look for the secret of his religion in the real Jew. What is the secular basis of Judaism? Practical need, self-interest. What is the worldly religion of the Jew? Huckstering. What is his worldly God? Money. Money is the jealous god of Israel, in face of which no other god may exist. Money degrades all the gods of man – and turns them into commodities…. The bill of exchange is the real god of the Jew. His god is only an illusory bill of exchange…. The chimerical nationality of the Jew is the nationality of the merchant, of the man of money in general.[...] The Jew has emancipated himself in a Jewish manner, not only because he has acquired financial power, but also because, through him and also apart from him, money has become a world power and the practical Jewish spirit has become the practical spirit of the Christian nations. The Jews have emancipated themselves insofar as the Christians have become Jews. [...]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Jews is the emancipation of mankind from Juda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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