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斗气，筹码几何？ 辉格 2009年1月13日 新年伊始，因为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谈判破裂，俄罗斯关闭了通向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阀门，这一行动，切断了乌克兰75%、欧盟20%、德国46%、法国32%、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近100%的天然气供应，同时也中断了俄罗斯56%的天然气出口。这一严重局面，恰逢欧洲多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季，立即引起了受影响国家的强烈反应，欧盟迅速组织代表团前往两国寻求解决方案，而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已被迫重新启用不久前应欧盟要求而关闭的老式核电站。 俄乌天然气僵局的根源，在于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后俄乌关系恶化，使得双方在外交事务和价格谈判中丧失信任和诚意，而依赖于管道系统的天然气交易的独特性，恰恰特别需要这种信任和诚意。同时，乌克兰内部总统尤先科和总理季莫申科两派之间的府院之争，导致乌政府丧失一致的行动能力和作为谈判对手的可信度，从而进一步恶化了谈判局面。 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的乌克兰，急于融入欧洲并加入北约，这一努力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乌克兰的地位十分重要，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将乌克兰列为第一优先序列的战略棋子，其重要性不亚于美国远东战略布局中的韩国。因而可以预料，吸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进入北约，将被美国列为外交事务的重中之重，甚至不排除在遭到老欧洲阻挠的情况下，美国会用类似澳新美条约的小联盟来达成同等结果。 然而乌克兰的离弃却是俄罗斯所难以接受的，尤其对于志在复兴帝国、梦想成为彼得第二的普京来说，更是如此。失去乌克兰的仆从，在现实政治中，意味着失去对一千万俄罗斯族人口的间接统治，失去黑海舰队的母港塞瓦斯托波尔，在历史情感上，意味着失去东斯拉夫人的国家起源地，无论对于民族主义者还是帝国梦想怀抱者，这些都是十分痛苦的结果。可以预期，在阻挠乌克兰加入北约或与美国缔结军事同盟的问题上，普京政府会全力以赴，并愿意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正是战略上的水火不容，使得天然气交易这种需要充分信任的价格谈判难以进行。与石油不同，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管道输送几乎是天然气交易唯一成本可行的方式；然而，管道一旦建成便无法改变路线，巨额建设费用已变为沉没成本，所以，在决定投资一条管线的那一时刻，实际上供需双方都为未来多年的交易对象和条件——供方的市场范围和需方的供应来源——作出了重大决定，而一旦管道建成，交易对象便被锁定在很窄的范围内，形成一种很大程度的双边垄断格局，类似于古代交战双方交换王子人质形成的相互绑架关系。 双边垄断格局下的价格谈判历来是个大难题（用数学家的话说，不存在均衡解），无论是完全垄断还是寡头垄断，这一点，我们在国际铁矿石谈判中的困局，和国内刚刚破裂的煤企与电业的煤炭价格谈判中，不难看出。这一难题的解决，需要交易各方凭借各自稳定的市场地位，长期合作关系中形成的信任关系，以及历年反复谈判中获得的对对方策略、底线、风格、甚至谈判用语的熟悉和领悟能力；最后，谈判要成功，还需要双方都确信这不是最后一次交易，否则，各方便有足够动机在最后的晚餐里勒索一把。 本次俄乌谈判，俄方起初开价210美元/千立方，还算优惠，但乌方咬住201美元不松，结果普京一怒之下抬价到450，即欧洲市场价，摆明了要撕票；显然，双方都缺乏诚意，信任已完全丧失，否则，9美元的差价不至于导致谈判迅速破裂，即便是要求欧盟为总额不过5亿美元的差价买单，也未必做不到，但双方压根就没做类似尝试。 俄方的强硬，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要惩罚尤先科的亲美反俄；二是知道欧盟一着急必定会干预，届时如果乌克兰不妥协，就破坏了它与欧盟的关系；三是绕过乌克兰经波罗的海直达德国的北溪线管道开工在望，三四年后将可投入使用，而直达东南欧的南线也在筹划中，未来乌克兰的中转地位将被架空，所以，普京似乎不太担心与乌方撕破脸皮。而在乌方看来，既然我的中转垄断地位几年后就要丧失，何不趁这最后机会好好敲上一笔？况且对手是我原本就要竭力摆脱的俄国？ 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争斗，称之为双方撕票并不为过。对于乌方，或许它能暂时勒索到一笔（买单者大概会是欧盟），但这场风波无疑将加速北溪南溪两线的审批和建设进度，未来将失去大半中转收益和价格优惠；对于俄方，断气造成的恐慌和冻死数百人的惨痛经历，无疑将更加激起欧盟对能源依赖的警惕，其结果将是加速筹划中从中亚引气的纳布科线的建设，扩大从北非经地中海管道的输气量，甚至逆转德国的反核电政策，并重启其他欧洲国家的核电建设，所有这些，都将降低俄罗斯能源的市场份额和议价能力。油价暴跌之后，天然气因其交易对象受限而免于在短期内同步暴跌，而对于俄国，西欧市场又是利润最丰厚的一块，每年700多亿的天然气收入是其在当前危机中最可依靠的收入来源，如果因欧洲供气更多元化而被迫降价，那将是雪上加霜。

（按：本文在报纸发表时，标题被改为〈ARM公司为何如此成功〉，阿......嚏！）

ARM-Android vs Wintel
辉格
2009年1月7日

近日，一批售价千元以下的上网本惊现市场，据说威盛充当了这些山寨本的幕后推手，而它们的成本之所以能被压到如此之低，是因为采用了ARM芯片代替x86芯片作为CPU；无独有偶，飞思卡尔于本周初发布了针对上网本的基于ARM Cortex核心的iMX515；在本周开幕的美国消费性电子展上，数家厂商展示了采用ARM芯片和Android操作系统的上网本；之前，有人也成功的在华硕的Eee PC上安装了Android；而就在上月，ARM公司刚刚宣布加入谷歌牵头的开放手机联盟。

这是ARM和x86这两大处理器门派的一次历史性遭遇，之前，ARM系以其低功耗和可定制特性专注于嵌入式应用，占据了手机市场90%的份额，而x86系则凭借Wintel模式瓜分了笔记本和桌面电脑的市场，可谓井水不犯河水；现在，ARM以Cortex向上扩展，而Intel以Atom向下扩展，双方终于在上网本市场撞到了一起。近年来，除了上网本，超便携电脑（UMPC）、手持移动设备（MID）、电子阅读器、智能手机等各种类型移动终端的大量涌现，手机和移动电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今天这两大产业领头羊的相遇，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

与此同时，Wintel联盟的另一端也正面临挑战。在PC市场，尽管苹果的复兴分走了一小块份额，但并不构成战略性威胁，而桌面Linux虽经多番努力，仍无起色；显然，在桌面上与Wintel正面交锋难有胜算，谷歌聪明的避开了桌面战场而选择了手机市场来推出他的Android；而ARM的加入对Android的成功至关重要，ARM-Android组合可望产生类似Wintel的能量，这将极大的改变移动终端市场的产业生态，其向上扩展的趋势也将对Wintel构成战略挑战。

Wintel联盟得以统治PC产业二十年，起因于它成功占据了IBM兼容体系的核心位置，经过微软与英特尔密切配合下的一次次升级换代，引领了该体系的发展，并最终接管了它。Wintel对产业的控制力，建立于其为产业所提供的双向平台：对于硬件制造商，确保了他们生产的部件和整机能相互兼容，对于软件开发商，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开发起点和连贯一致的运行环境。这一生态中的众多厂商，对Wintel既爱又恨：一致的平台让他们很容易面对数量极大的用户推出产品，但微软和英特尔凭借强势地位不仅拿走大块利润，还不断进入应用领域，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所以，过去十几年不断有人尝试突破Wintel模式，但屡遭失败。这次ARM-Android从低端发动的进攻，会有何不同，值得细究。

尽管从技术上看，智能移动终端已经具备了电脑的全部特征，但从商业角度看，它们仍然是截然不同的商品。移动终端更像日用消费品而不像一种设备或大件耐用品，消费者在选购这两类商品时，关注的重点十分不同，对于后者他们更关注技术性参数，而对前者更关注款式、风格和功能性参数，这从对比商家宣传手机和PC时所罗列的内容就可以看出。这种差异导致的结果是，移动终端厂商（无论是制造商还是运营商）都倾向于把用户的品牌认知引向产品的功能、风格和品质，都力求凭借这些方面差异化来塑造自己的品牌形象；PC厂商也不乏通过功能差异化来突出自己品牌的尝试，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冲动远不如手机厂商，而且，Wintel模式下这么做的空间极小，微软一贯压制PC厂商对桌面进行定制，而英特尔的CPU加芯片组套件留给厂商个性化的空间也很小。

矛盾的是，移动终端的定制需求很高，但它的体积和容量留给它的定制空间却很小，PC厂商可以通过增加专门部件来制造差异化：比如选择GPU来提供特定的图形处理能力，添加协处理器来提高浮点运算能力，预装应用软件来提供个性化应用等等。但手机厂商却无法这么做，为了将大量功能塞进小小的手机，他们只能把各种功能模块做进单个芯片（所谓SoC），而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也必须经过仔细剪裁搭配，把体积减到最小。

正是高度定制化和小体积低功耗的矛盾，要求定制化必须深入到CPU和操作系统内部，这就说明了Wintel为何难以进入移动终端领域，也说明了ARM为何如此成功。与英特尔不同，ARM不生产芯片，而只卖芯片设计方案，各芯片厂商买了ARM的授权之后，结合自己设计的功能模块，制造出针对各种特定需求的SoC，这样就实现了平台一致和定制化的完美结合。类似的，Android是高度模块化的开源系统，终端制造商和运营商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剪裁、定制和修改，并加入自己的模块。

ARM-Android组合的开放性和可定制性，使其在移动终端领域具备了远胜于Wintel的先天优势，如果战略贯彻得当，有望在移动领域站稳脚跟，继而在整个电脑产业胜出。当初，对IBM主机的正面进攻纷纷落败，但PC开辟了另一个领域，并由下向上拓展，最终把主机边缘化了；这个故事或许正在重复，移动终端的市场规模比PC高出一两个数量级，能在这个领域站稳脚跟的技术组合和商业模式，将改变整个信息产业的生态格局。

劳动恶法又一例，见新浪报道：

　　新华网天津1月8日电(记者 周润健)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审议通过《天津市就业促进条例》，禁止用人单位以实习名义廉价使用在校学生。该条例将于2009年3月1日起施行。
　　《条例》明确规定除学校按照教学要求组织的实习外，单位以实习名义招用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按照每招用一人处以五百元罚款。
　　根据《条例》，以下七种行为也属于不法用工，包括：提供虚假招聘信息；扣押员工身份证、职业资格证书或其他证件；向劳动者收取保证金、抵押金及其他财物；雇佣童工；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招用无相应职业资格证书人员从事特殊工种的；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进行其他违法活动。

穷人与他们何怨何仇，要如此断人生路？

 

去年我在一个旧帖里介绍过沃森测试，我在Matt Ridley的The Red Queen里读到它，该测试揭示了人类理性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逻辑结构完全不变的一个问题，当它用抽象符号表达时，大部分人不会解答，当它被描述为侦探型问题（即事实探索型的）时，多数人很快找到正确答案，当它被描述为社会规则型问题时，多数人迅速给出答案，但答案与被测试者的身份强烈相关，此时逻辑能力靠边站了。

Matt Ridley - The Red Queen: Sex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Chapter 10 THE INTELLECTUAL CHESS GAME (Sect7) GOSSIP'S GRIP
……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pieces of evidence for deception's role in communication comes from experiments that Leda Cosmides did whe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that Gerd Gigerenzer and his colleagues did at Salzburg University. There is a simple logical puzzle called the Wason test, which people are bafflingly bad at: It consists of four cards placed on the table. Each card has a letter on one side and a number on the other. At present the cards read as follows: D, F, 3, 7. Your task is to turn over only those cards that you need to in order to prove the following rule to be true or false: get card has a D on one side, then it has a 3 on the other.
When presented with this test, less than one-quarter of Stanford students got it right, an average performance. (The right answer, by the way, is D and 7.) But it has been known for years that people are much better at the Wason test if it is presented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the problem can be set as follows: "You are a bouncer in a Boston bar, and you will lose your job unless you enforce the following law: If a person is drinking beer, then he must be over twenty years old." The cards now read: "drinking beer, drinking Coke, twenty-five years old, sixteen years old." Now three-quarters of the students get the right answer: Turn over the cards marked "drinking beer" and "sixteen years old". But the problem is logically identical to the first one. Perhaps the more familiar context of the Boston bar is what helps people do better, but other equally familiar examples elicit poor performance. The secret of why some Wason tests are easier than others has proved to be one of psychology's enduring enigmas.
Cosmides and Gigerenzer have solved the enigma. If the law to be enforced is not a social contract, the problem is difficult—however simple its logic; but if it is a social contract, like the beer-drinking example, then it is easy. In one of Gigerenzer's experiments, people were good at enforcing the rule "If you take a pension, then you must have worked here ten years" by wanting to know what wason the back of the cards "worked here eight years" and "got a pension"—so long as they were told they were the employer. But if told they were an employee and still set the same rule, they turned over the cards "worked here for twelve years" and "did not get a pension," as if looking for cheating employers—even though the logic clearly implies that cheating employers are not infringing the rule.
Through a long series of experiments Cosmides and Gigerenzer proved that people are simply not treating the puzzles as pieces of logic at all. They are treating them as social contracts and looking for cheats. The human mind may not be much suited to logic at all, they conclude, but is well suited to judging the fairness of social bargains and the sincerity of social offers: It is a mistrustful Machiavellian world. ……

当时我评论到：

如果告诉你消费品价格相对于原材料暴跌，大伙儿很可能拍手叫好，但如果告诉你原材料价格暴涨，你就很可能觉得事情很糟糕，其实是一码事。 类似的例子很多，人的理性就是如此。

Leda Cosmides的原始论述可参见：The logic of social exchange: Has natural selection shaped how humans reason? Studies with the Wason Selection task.

人的所谓“智力”，严重依赖于的问题情境，一旦脱离熟悉的情境，天才也可以变得十分愚蠢，什么洞察力、判断力、逻辑能力，可以统统丧失殆尽，这方面，哲学家、科学家、精明商人，都未曾免俗。这里再补充个例子，西蒙vs埃利希的十年之赌（摘自：张玉路<经济学家与生态学家的赌博>）：

　　……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Julian L. Simon)在《科学》杂志上大谈他对未来的幸福憧憬。他认为，当前人们颇为担忧的人口快速增长不是危机，而最终将意味着大有裨益于更洁净的环境和更健康的人类。未来的世界将更美好，因为将有更多的人提供更聪明的思想。人类的进步是无限的，因为地球上的资源不是有限的。
　　西蒙的文章引来了大量愤怒的书信。其中就有斯坦福大学的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Paul R. Ehrlich)，被激怒的埃利希给西蒙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地球的资源不得不按当时情况每年以七千五百万人的速度而增加的人口来分配，这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地球上食品、淡水和矿物的储存量。随着资源的更加短缺，商品一定会昂贵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西蒙以挑战的方式做了答复。他让埃利希选出任何一种自然资源——谷类、石油、煤、木材、金属——和任何一个未来的日期。如果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资源将变得更加短缺，那么资源的价格也要上涨。西蒙要求以打赌的方式肯定价格反而会下降。
　　埃利希接受了西蒙的挑战。他精心挑选了五种金属：铬、铜、镍、锡、钨。赌博的方法是，各自以假想的方式买入一千美元的等量金属，每种金属各二百美元。以1980年9月29日的各种金属价格为准，假如到1990年9月29日，这五种金属的价格在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果然上升了，西蒙就要付给埃利希这些金属的总差价。反之，假如这五种金属的价格下降了，埃利希将把总差价支付给西蒙。
　　打赌的合同签好了，有趣的是这两位打赌的主角和对手至死未曾谋面。当然这并不妨碍埃利希和西蒙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互相攻击。
　　这是一场时间和金额不成比例的赌博，期限长达十年，而标的仅有一千美元。这当然算不上豪赌。但世人对这场赌博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拉斯维加斯这些大赌城的任何一场豪赌。因为它涉及人类的未来，与此攸关者何止千元——其中有对地球最终极限的看法，有对人类命运的设想。一位看见的是杀虫剂渗入地下水，而另一位眼中则是农场的谷仓里装满了创记录的大丰收；一位所见的是热带雨林被大批毁坏，而另一位所见的是人们寿命的延长。这其实是一场乐观论者和悲观论者短兵相接的论战。

乐观论者和悲观论者的交锋

　　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1968年他的代表作《人口炸弹》一书发表后，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之一。该书销售量为两百多万本。如果埃利希不是在斯坦福大学教书或研究蝴蝶的话，那就可以发现他在搞讲座，参加领奖或在“今日”节目中露面。人们认为他是悲观论者。
　　《人口炸弹》一书是这样开头的：“养活所有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将死于饥饿者达亿万之数。什么也防止不了世界死亡人口的大幅度增长。”1974年他预言到：“1985年以前，人类将进入一个匮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许多主要矿物供开发的储蓄量将被耗尽。”
　　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据说他的观点经常影响着华盛顿政策的形成。但有意思的是他却从未在学术上或知名度上有埃利希那样的成就。他是乐观论者。
　　这两个人分别领导着两个思想派别——有时也被称作毁灭论者和兴旺论者，这两大派别为世界是在蒸蒸日上还是在走向毁灭而争论不休。
　　西蒙坚持认为环境和人口危机被夸大了。他抱怨说，“一旦一场预测的危机没有发生，这些毁灭论者就匆匆转向另一个。为新的问题担忧，这无可非议，但是情况总的来说在好转。”
　　在学术界，西蒙在这场辩论中似乎占上风。许多科学家对他的一概都表示乐观的思想感到不舒服，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过去的良好趋势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一致的意见都不赞成埃利希视人口增长为极大罪恶的见解。
　　然而，若提起谁在公众中占上风的话，西蒙远远落在后面。1990年地球日之前，埃利希在电视上推销他的新作《人口爆炸》，此书声称“人口炸弹已经起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地球日集会上，当埃利希告诉人们人口增长可能产生这样一个世界，即他们的子孙将在美国大街上忍受食品暴乱时，超过十万人的人群都为之鼓掌。
　　同一天，在只隔一街区远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西蒙针锋相对地将人口增长称为人类对死亡的胜利。他说：“这是难以置信的进步”，接着西蒙矛头一转说道：“你本指望人类生命的热爱者们欢欣鼓舞；可相反，他们却在为如此多的人仍然活着而痛惜。”为西蒙发布的这个消息而祝贺的听众只有十六人。

“价格机制”战胜了“资源匮乏”

　　埃利希和西蒙的打赌在1990年的秋天平平淡淡地了结了，埃利希不过是给西蒙寄去了一纸金属价格计算账单以及576.07美元的支票。埃利希所选的五种金属中的每一种，在剔除了198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因素以后，价格都下降了。……

衰退期的裁员策略
辉格
2009年1月6日

近日盛传微软和IBM将于本月实施大规模裁员，涉及人数都在一万以上。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大企业裁员的消息接踵而来，或许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了。但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裁员安排，会发现它们背后的动机，其实十分的不同。

最易于理解的是那些遭受危机直接冲击、业务量大幅下降而导致大量员工空闲的企业，比如海运市场的大起大落导致目前集装箱和船舶制造业几乎全面熄火，裁员是必然的；有些企业业务量虽能维持，但利润被大幅压缩，也被迫紧缩成本来维持盈利，而裁员是紧缩成本的常规手段；另一些企业，销售量和利润均能维持，但由于金融危机造成信贷条件恶化，从银行和外部投资者那里，不再能像以前那么容易的获得运营和投资所需的现金，因而必须为自己储备更多现金，他们也常常借助裁员等成本压缩手段来改善现金流。

上述几种情况是容易看出的，也是被观察者们最多提及的裁员动机，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常常被忽视的另一种情况：有些企业在业务量、利润和现金流方面均无困难，但也会大量裁员，他们的目的是利用衰退所造成的有利的劳动供需局面，来改善他们的雇员结构，简单说就是，1）抛掉他们早就想抛掉的包袱，2）腾空位置以便伺机吸纳大批优秀员工；关键在于，他们在衰退期做这两件事的代价比在繁荣期低得多，而成功的机会则大得多。

一个好企业，在确保组织结构稳定性的同时，必须维持一定的员工流动性，以便时时淘汰不胜任工作、不适合岗位或不适应企业文化的员工，吸纳更优秀、更合适的新人。管理者在寻找稳定性和流动性的平衡点时，会考虑更新雇员的成本，无论批量裁员还是个别解聘，都会产生不小的代价：岗位交接带来的学习与磨合成本，遣散费和招聘费用，工会的抵制，公共关系损害，法律义务和政策代价，其它员工的心理影响，对雇主品牌的损害，等等。因为存在这诸多成本，新来者的劳动价值必须比被替换者的高出很多，更新才是值得的。

衰退从两方面改变了成本收益算式，从而将均衡点移向了流动一侧。首先，它大幅提高了新来者和被替换者的价值落差，在裁员浪潮汹涌、失业率高涨的条件下，大批平时求之不得的优秀人才突然间变得唾手可得，且代价低廉；同时，充足的供给也降低了招聘和猎头费用；企业要想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必须事先腾空足够的位置，并做好结构重组和岗位调整的预案，而裁员计划是其中重点。

其次，衰退大幅降低了裁员成本：高失业率削弱了工会的谈判地位和抵制能力；衰退前景会迫使政府放松严苛的劳工法和雇佣管制，以避免大规模倒闭潮；衰退期内的规模裁员被视为理所当然，因而其公共关系损害和员工心理影响都小于平时，对雇主品牌的影响也较为温和，相反，通过事先腾空位置，当他们在合适的时机再次出手时，他们有望成为招聘会上的白马王子，甚至救世主，成为被热烈追捧的对象，这对增进他们的雇主品牌形象极为有利。

上述分析如果成立，将意味着在衰退期内几乎所有具规模的企业都有批量裁员的动机，但同时也意味着，其中许多企业在裁员之后的几个季度内将重新招聘，在宏观上，将表现为失业率首先将有一个急剧的上升，然后缓慢回落，虽然在两三年内都可能难以回到危机前的水平。雇佣制度的灵活性，是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灵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企业将利用它度过危机甚至谋得比危机前更好的地位，对此，政府不必加以干涉，让市场机制自行发挥作用，只有保持活力的企业才能带来下一轮繁荣。

albero认为我在<普通法原则的绝佳注脚>犯了若干知识性错误，他的评论很专业，抄录如下：

1、在近代资本主义前不存在大宗商品交易和土地买卖。古罗马即有移转土地的专门方法，包括特别的程式和占有制度。罗马帝国败亡后，威尼斯做为后起商业帝国也进行着类似今天的跨国的国际贸易。
2、作为罗马法集大成者的优士丁尼法，并不是不尊重地方法的法，也并没有推行于当时的罗马世界。优士丁尼法作为欧洲共同法的历史在西罗马帝国之后，而不是同时。罗马法本身对其他民族的法是持尊重态度的，一方面体现在罗马法本身就承认了万民法，另一方面，从现存的文献看，希腊法、埃及法、在罗马时代都得到了承认。
3、楼主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是对梅因命题的重复，但梅因的描述本身包括了罗马时代其法的从身份到契约，楼主以封建时代到现代为基点进行的论述，实际上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时期，这种概括完全无视之前时代商业的发达和人的自由。
4、楼主对法的认识，恰恰与当今一种颇为主流的观点相反，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法律恰恰来自中世纪，而不是因应时代的需求而进行的新的锻造。

我原文的相关内容，其主旨是阐述普通法替代封建法时所带来的土地权利的转变，没有考虑罗马法下的情况及其后来的发展，并且，出于兴趣，我对后者的关注的确不多，只有一些笼统的印象，上述情况或许导致了某些误解。下面的回答与评论的条目一一对应：

1）我赞同古代和中世纪都有大量商品交易，我说的流动性差专指不动产，主要是土地。这里我要修正一点，原文没有提及城市，中世纪城市在封建体系中的法律地位比较独特，所以我的说法不能简单适用。对于罗马衰亡之前，是否存在较大规模土地交易，我没做判断（因为我评论普通法时的比较对象是封建法），不过的确，按我的想法来推论的话，要么没有，要么有大规模交易但会伴随着大规模的权利侵犯，历史是否如此，留待专家回答。

2）我用了“查士丁尼或韩非子的信徒们”这个词组，并非直接指称罗马法，否则我就直接说罗马法了，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法律理念：法律是一套先验的规则体系，由立法者阐述为文本，并依此建立秩序。我意识到罗马法的精神并不能等同于这一理念，但我又不知如何称呼后者，所以只好用了这么个奇怪的词组。甚而，罗马法在欧陆的推行和实践过程中，更不是先验规则的简单推行，相反接纳了许多习惯法，这一点albero指出的很好，我同意。但我仍认为，上述理念对大陆法系的确构成了重大影响。

3）我的确没有提及古代的情况，但我认为，在英格兰宪政建立之前，没有稳定的法律和政治结构能长期保障自由。

4）这要看你如何界定中世纪和“锻造”？我描述的转变发生在亨利二世朝前后，1500年前已完成，按较宽的定义（从西罗马亡到哥伦布），还是中世纪；其次，普通法的锻造是主要在程序法上，实体法的渊源可以追溯得更早，这我同意。

 

06年夏天的一个饭局上，朋友提到了神迹和宗教的话题，吃完饭回到家我发帖总结如下：

1）使用“神迹”一词者，想必是用它来指称某一部分事实，而非全部事实，否则就没必要专门增加一个词汇了。
2）“神迹”一词所用来指称的那部分事实，想必在说话者看来比其他事实更难理解，更让他感到惊讶，或者说，更不容易从先前的事实中被预知到，要不然，就不会用“神”字，而大概会用“凡”字了。
3）因此，使用“神迹”一词，表明了说话者对自身理性能力局限性的认识；但同时，还表示了说话者相信存在一个“神”，它导致了这个“迹”。用黑话说就是，在理性的边界上，信仰开始了。
4）如果关于“神迹”的说法到此为止，我没有任何意见。
5）但实际上，使用“神迹”一词者，常常认为：他们在神迹中“看到”的那个神，做了比这些“迹”更多的事，甚至这个词所指称的事实集合之外的那些事实，也都与这个神有关。
6）也就是说，这个说话者从对自身的无知的认识中推出了新知，即：他因为对某些事实的难以理解，推论出对其他事实甚至全部事实有了更多的理解。
7）换句话说，这个说话者因为起初的困惑而感到更明了了。
8）我实在难以理解和接受上面这种思想转换：因为对某些事的无知而相信对整个世界更有知了。

此前一年，我在一个回帖里也谈论过这个话题：

　　对信神者来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神迹，何以认为某些“迹”更“神”呢？
　　一些人之所以把某些特定事件指为神迹，不过是因为这些事件对于他们既有经验和理性能力来说，显出了困难，因而显得很奇特。对于并不认为理性已经穷尽世间因果的人，这样的事件并非理性的灾难。而在我看来，理性也不需要把对所有事件的解释纳入单一的逻辑体系。
　　好比第一次遭遇冰雹的农人，定会感到奇特和不安，之所以奇特，因为他不知道此事如何会发生，之所以不安，因为他不知道此事何时、在何种条件下还会发生，他会想，要是天上老是无缘无故掉下冰块来，我该如何保护我的庄稼呀？是不是该搭个凉棚啊？要不要换个地方去种地啊？他可以叹一声：“老天爷真难捉摸啊！”然后按他的方式继续生活，理性就此止步；但如果他恰好有足够的好奇心，又不甘心听天由命，他可能就会打起精神来，四处去打听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事情，都是什么时候碰到的，发生的时候还伴随者些什么，如此等等，这时候，理性的探索就开始了。
　　某些事件可能会构成理性如今已经达到边界，但它们并非一块挡路牌，上面写着：“此内属上帝之境，理性勿入！”上帝不需要设立这样的挡路牌，因为他拥有整个世界。

我认为这个话题已经可以终结。后来我发明了“因惑称知”这个术语，来指称那些叫嚷神迹的糊涂鬼。

注：上述思想直接来自休谟《人类理解研究》，除了表达方式，我没有任何原创。

轮胎认为，分子机器的发现对进化论构成了严重挑战，他说：

先有“分子机器”而后有眼睛。就是说进化论必须面对最基础的生命体－细胞里为何存在着无法通过逐渐进化来制造的“分子机器”这个疑问，并且能够做出可信描述方能最终完成这个学说。

首先，细胞并非“最基础的生命体”，其次，“无法通过逐渐进化来制造的“分子机器””，这一断言没有依据，为什么无法？或许你想说的是（抱歉，我的确没搞懂你的意思，只好猜着来），生物学家还未说明分子机器如何进化而来，但这没什么，每个学科都面临大量待解决的难题，把这叫做挑战也无妨，挑战无时不有，会贯穿整个学科发展史。

或许你的意思是：被一门学科用作基础概念的那些东西，如果比它们更低层次的微观基础还未说明，那么该学科就是缺乏存在基础的？如果这么说，那么粒子物理学向下探索或许永远没个尽头，让其它学科都等着？在我看来，分子机器的发现展示了进化生物学更广阔的前景，它或许可以为探索复杂分子结构、晶体结构、甚至原子结构的起源提供某些启示。实际上，你的惊讶似乎不必基于分子机器，原子结构和晶体结构就很复杂也很有型，蛋白链、DNA链、更是复杂无比。

或许你是另一种意思：下层结构比上层结构更复杂，这很奇怪？——一点也不奇怪，看看开幕式上的团体操，这种比人高一级的上层结构，比其下级结构（人体），简单多了。

说起分子机器和生命体微观结构的复杂性，我去年还贴过一篇文章：

……高中政治课本制造的那个“只有人能创造工具”的谣言，已经非常老土了，经常听到的一个同样老土的反例是：黑猩猩会把嫩枝撸成细条来钓白蚁吃。——这在生物界无比发达的工具制造业中，只能算最最小儿科的了。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1）鸟会筑巢。
2）河狸会用树枝和石块修水坝抓鱼。
3）蜘蛛是制造业高手，会用蛛丝制造：捕虫网（生产工具）、吊梯（交通工具）、吊床、住房、育婴室（生活工具），等等。
4）蜜蜂的蜂巢怎么看也不比酿酒车间差。
5）蚂蚁不仅能修筑大规模城市系统（包括住房、仓库、交通道、通风道、下水道、产房、育婴室），还从事种植业（种植真菌）和畜牧业（圈养蚜虫）。
当然，最伟大的制造业巨匠还是基因（或者病毒），他们制造了一整套功能齐全的纳米机器：
6）真核细胞的鞭毛与细胞壁的连接部是一个非常精巧的轴承结构。
7）真核细胞把很多种原核细胞捕捉进来并改造加工成了特殊用途的制造车间，最著名的就是线粒体，被改造成的储电/发电厂。
8）核糖体被改造成蛋白质生产车间。
9）叶绿体被改造成发电厂兼化工车间。
10）在基因工厂里，有各种蛋白质分子马达，用作通用动力设备，中学生物课介绍的有丝分裂里就大量使用了分子马达来驱动染色体的运动。

至于你说“把它搁到社会学里，历史经验证明非常悬，比如纳粹主义就是它的一个结果”，我想重申休谟的那句话：“是什么”和“应该怎样”是水火不容的两类命题，永远不能从一种推出另一种。糊涂人总是把科学家的事实命题偷换为价值命题，那是他们自己糊涂，与科学无关。

后记：为了给文章配图，我在谷歌图片里搜"molecular motor"，结果巨多有趣东东，惊喜！

考古学家Philip G. Chase的The Emergence of Culture: The Evolution of a Uniquely Human Way of Life一书旨在通过分析最新的考古发现，来探讨文化的起源时间问题，为此，他首先花了一整章40页的篇幅来厘清gene、meme、行为和文化诸概念的关系，并给出了他自己对文化的定义。

Chase仿造生物学的基因型（genotype）和表现型（phenotype）概念对，提出了编码（coding）和行为（behavior）概念对，然后把影响行为的编码归为四类：
1）由基因决定的大脑编码。（比如由基因控制在发育期特化了的突触连接）
2）从个人经验中习得的编码。
3）从社会中习得的起源于（2）的编码。
4）通过人际互动，从社会中且只能从社会中创生（或曰涌现（emerge））的编码。

Chase把文化定义为包含了第4类编码的行为和观念系统，由此定义，文化包含了meme，但仅有meme不一定构成文化，第2、3类编码就是meme，但不是文化。

在Chase看来，文化是基于个体，但在层次上超越于个体的一种结构，类似于水波和水分子的关系，单个水分子的运动和个别水分子之间的碰撞，无法用于描述水波，水波是大量水分子运动的宏观统计表现。

Chase指出，meme并非人类独有，鸟类和灵长类中都有发现，而文化是人类独有的。其最典型的代表是语言（很可能也是最早的文化系统），因而Chase把文化起源，替换成了语言起源，该书的后几张罗列和分析关于语言起源的一系列考古证据，主要涉及头盖骨内侧沟槽形态显示的语言脑区发展，舌下神经通道大小，喉软骨位置，等等。下面是他界定文化概念的两段文字：

Recall that I use the term “culture” to refer to the totality of three related phenomena:
1.  Codes that we create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 inform and govern our behavior. These codes are emergent in character because they cannot be understood without reference to this interaction. The codes do not replace other, private, forms of coding, but are added to them.
2.  Such socially created codes not only inform and govern our behavior but also frequently motivate it. Because this potentially leaves individuals open to exploitation by the social group that creates the coding, our willingness to be motivated by socially created coding can be seen as a susceptibility to cultural manipulation.
3.  Cultural codes form all-encompassing webs of meanings, values, and dicta that incorporate into themselves almost everything that humans perceive, think, or do. Thus culture forms an inescapable intellectual framework for human life and human action.

他对四种编码的区分：

We can think of coding in terms of four categories or levels:
1.  Coding that is essentially determined genetically. Note that, like all coding, this is something in the brain, not the behavior it produces.
2.  Learned coding. Because of the plasticity of their brains, mammals are able to create new codes in response to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environments.
3.  Socially learned codes. These codes are initially created by one individual through individual learning, but others then learn them from conspecifics, either by observation or through teaching. 4.  Codes created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

 

今天吃饭时，一位朋友给我讲了纪伯伦的《鲸鱼与蝴蝶》这个寓言故事，来说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达思想是如何的不可能，故事是这样的：

　　一天黄昏，一个男子和一个妇女不期而遇地同坐一辆驿站马车旅行。他们以前见过面。
　　那男子是个诗人，他坐在那妇女的身边，设法讲故事给她消遣，有的故事是他自己创作的，有的可不是。
　　然而，就在他讲着故事的时候，那位夫人竟睡着了。接着，马车突然晃荡，那位夫人醒了，她说："我真欣赏你所描摹的约拿和鲸鱼的故事。"
　　诗人接口道："然而，夫人，我刚才在讲给你听的故事是我自己创作的，说的是一只蝴蝶和一朵白玫瑰花，以及它们怎样的彼此以礼相待。"

纪伯伦（Khalil Gibran）生于黎巴嫩，这个混杂了犹太、早期基督教、希腊、拜占庭、阿拉伯、十字军、奥斯曼、亚美尼亚、近代英法殖民、泛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等等等的神奇之地，不难想像，其对思想隔阂的体会何等深切，他说：“除非我们把语言减少到七个字，我们将永不会互相了解。”

这个故事，如果让波普（Karl Popper）来讲，我想他大概会这样说：“观念无法在两个第二世界（World Two）之间复制。”

波普用第一世界（World One，注意，大写）来指称我们的观念对之而形成的、但不依赖我们的观念而存在的、所谓自在的世界；休谟指出，我们永远无法证实这个第一世界的存在（当然，休谟没有活到300岁来使用第一世界这个词）；波普说，争论第一世界是否存在是无聊的（果然，波普之后，哲学家们不再争论这个无聊话题了）；然后，波普用第二世界来指称每个人对果真存在或他以为存在的第一世界所形成的观念，当然，有几个人就有几个第二世界。

波普认为（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大概会允许我做适度发挥），第二世界们之间固然千差万别，试图把它们变成一样，是徒劳的，当然，也是极其无聊的；重要的是，第二世界之间的互动会产生一个第三世界（World Three）；这个世界的奇特在于，在微观上，它依赖于个体观念而存在，但在宏观上，它与个体观念的存在无关；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点：水波的存在微观上依赖于每个水分子的运动，但其宏观性质却与水分子个体运动无关。

比如，两位科学家各自提出一个命题，他们内心对这两个命题的理解可能大不相同，也就是说，他们都误解了对方的意思，但这无关紧要，只要这两个命题能共存于一个自洽的形式系统内，并且，按该形式系统的内在逻辑，能从它们演绎出其它东西，那么，虽然他们各怀鬼胎，却在为构造同一个第三世界而做出贡献。第三世界并不会因某个人的死去而消失，对于个体们来说，它是“自在的”，波普把它所包含的内容叫做“客观知识”（Objective Knowledge）。

科学的独特之处在于（与其他观念系统相比），它为第二世界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套规范，使得这些互动可能产生一个稳定且不断增长的第三世界，我称之为“可积累的知识系统”。

体会总结：不必介意观念间的差异，不必介意误读和曲解，你或许能“干扰”对方的认知过程，但别指望把自己的观念投影到他的头脑里；人们永远不会停止争辩（在宇宙毁灭之前），重要的是，不要让争辩永远停留在原地（看看国内的所谓社会科学吧）。

土摩托在<基因VS进化论>一文中呼吁松鼠会向大众介绍进化论和基因科学，对此我十分赞赏，但文章里面有两段话我感觉可能会对读者形成误导，说一下我的看法。第一段是：

……进化论非常简单，只用几句话就可以说完。……进化论出现之后，生命科学的基石就算打好了。生物学的所有新发现都是在不断地证明进化论的正确性，尤其是基因的发现和DNA结构的发现，都可以说是被进化论预言过的。

这段给人的感觉是，达尔文以后的进化生物学是在达尔文纲领指导下的一个连续发展过程，我不这么认为。进化生物学在达尔文之后至少经历了两次革命性变化（所谓革命性，用拉卡托斯的说法，就是用改变了硬核内容的新纲领取代了旧纲领）。

第一次是孟德尔革命，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把基因概念和孟德尔定律加入了硬核，在孟德尔被重新发现后，并经过20世纪初几十年的发展，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等人最终在四十年代将进化生物学的新纲领表述为现代进化综合论（modern evolutionary synthesis）：

1. All evolutionary phenomena can be explained in a way consistent with known genetic mechanisms and the observational evidence of naturalists.
2. Evolution is gradual: small genetic changes, recombination ordered by natural selection. Discontinuities amongst species (or other taxa) are explained as originating gradually through geographical separation and extinction (not saltation).
3. Selection is overwhelmingly the main mechanism of change; even slight advantages are important when continued. The object of selection is the phenotype in it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e role of genetic drift is equivocal; though strongly supported initially by Dobzhansky, it was downgraded later as results from ecological genetics were obtained.
4. The primacy of population thinking: the genetic diversity carried in natural populations is a key factor in evolution. The strength of natural selection in the wild was greater than expected; the effect of ec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niche occup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barriers to gene flow are all important.
5. In palaeontology, the ability to explain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by extrapolation from micro to macro-evolution is proposed. Historical contingency means explana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may exist. Gradualism does not mean constant rate of change.

第二次革命似乎未被学界命名，我称之为汉密尔顿-史密斯革命，威廉·唐纳德·汉密尔顿（William Donald Hamilton）为进化理论引入了汉密尔顿法则（Hamilton's rule），该法则通俗的说就是，选择的单位是基因而非个体，即，计算遗传收益的单位是基因传播率，而非个体繁殖率；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也独立获得了这一思想（虽然最初并未显明表达），并且用博弈论重建了进化理论的数学基础，其核心便是“进化策略均衡”（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ESS），其地位相当于瓦尔拉斯均衡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而汉-史革命的地位类似于边际革命在经济学发展史中的地位）。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里用通俗语言介绍了汉密尔顿-史密斯革命的成果，此后学术界内外引用汉-史纲领时，经常直接借助道金斯的术语（selfish gene）转引，科普普到这份上，算是极致了。

追随汉密尔顿-史密斯纲领的学者被称为新达尔文主义者（neo-Darwinists），他们以此纲领为基础把革命广泛扩展到动物行为学、人类行为学、社会生物学、认知心理学等多个学科，这场革命带来的冲击波远未平息，它注定要影响这些学科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

第二段是：

正是那些没有理解进化论的真谛，而又心怀鬼胎的人（比如希特勒），才会错误地把进化论用在社会学领域，提出了很多荒谬的论点，它们其实和进化论毫无关系。

“错误地把进化论用在社会学领域”这句话有两种语义：1）把进化论用在社会学领域，这种做法是错的；2）可以把进化论用在社会学领域，但他用得不对。

进化论当然可以并且已经广泛用在社会学领域，我预期，进化论未来几十年的进展将大部分从这方面取得。至于希特勒，他既不懂进化论，也不懂社会学，他也从未对这两个学科表现出兴趣，他无非是个失意的三流画家、沮丧的一战退伍兵和十足的流氓恶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