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和其他产权（比如不动产产权）一样，在法律上都受到所谓的产权保护。产权是什么？大致上说，就是产权所有人，对某‘物’——这个‘物’本身，拥有权力。这一概念在土地法的概念中比较好解释，你租房子，你住进去。但是你租房子，在法律上，你并不拥有这个房子。你只是有‘住’这个房子的权利。但是买房子就不一样了，你不但有住这个房子的权利，你还拥有这个房子本身，在不违反其他法律的情况下，你想拿这个房子干嘛，你就可以拿他干嘛。 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作家们为什么反弹这么大啦。

你买了个房子，空着，很久没赚租金了。然后在未经你允许、你也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一天有个人，把你的房子一脚踹开，然后租给别人。如果你回头想起来了那个房子，那哥们儿跟你说，我可以分租金给你，或者你不让我继续帮你收租也行——但请注意，无论是这个好心的房产中介，或是google，他们分租金给作家的同时，他们自己也通过把你的房子租给别人赚钱。他用你的房子赚钱，而且是在你没有同意、甚至也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如果这还没有违反版权法，我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违反版权法了。。。

钓鱼事件的结局是喜还是忧？
辉格
2009年10月26日

就钓鱼执法事件，浦东政府日前宣布，该区行政执法局先前的调查结论“事实不清、结论错误、公布草率”，责令其终止执法程序，并承认此事执法过程中存在不正当取证手段，为此向公众作出了道歉；从事件发生到责令自查，到自查结论给出，再到组成联合调查组、推翻自查结论、公开道歉，前后不到两周，对这一迅速的反应和180度的转变，许多人感到欣慰甚至拍手称快，认为这是舆论监督的又一成就，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应对公众舆情的意愿和能力有了切实提高。

然而，在欢呼胜利之前，有必要想一想，我们所需要的，究竟是一个尊重和保障权利的政府？还是一个善于应对舆情的政府？钓鱼事件的发展结果，是否降低了对权利的类似侵犯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如我们所看到的，事件并未在一个常规的司法程序中、以可重复和可信赖的方式得到解决，导致事件发生的行政管制及其执行机制也未被改变，实施侵犯的那双政府之手，更没有被加上有效的束缚，从这个角度看，实在没什么值得乐观的进展。

有人认为，舆论本身构成了一种约束，在法治缺失的条件下，不失为权利保障的次优替代品；这有点道理，但舆论约束是否能导向权利的有效保障，能否导向安全而公正的行为环境，取决于这种约束所处的激励结构；如果舆论能约束法官和陪审团不致做出太过荒唐的枉法裁判，能约束珍惜声誉的个人和组织不恣意妄为，能激励珍惜品牌和商誉的商家诚实守约，此时，舆论的确是社会良俗的保障；然而，在另一种激励结构下，舆论约束也可以激励官员经由向下哗众来向上取宠，或者热衷于面子工程来制造正面新闻事件，甚至动用大量公共资源来影响和干预舆论。

钓鱼时间的发展过程，是后一种情况的范例，事件的关键转折点是人民日报和央视的负面报道，这表明真正起作用的压力来自“上面”，即权力结构中的更高一层，而不是舆论本身，只有看清这一点才能理解转变之神速；在这一激励结构中，舆论压力无法直接在本地起效，必须绕道经由上层向下施压，而这样一来，舆论约束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压力的向上传递通道是越来越窄的，到最顶层变得极其狭窄，能否通过、通过后得到什么反应，取决于事件的传播学特征、把守层层通道关口的个人或组织的信息过滤特性或偏好，和许多偶然随机因素，而正是后面这些因素才真正规定了舆论约束的导向性，它完全不同于自下而上约束机制的导向性。

很明显，在上述激励结构下，下层官员会竭力避免负面事件向上传播，为此不惜动用大量公共资源，也不惜为此破坏规则和侵犯个人权利，但是当事人一旦设法突破通道障碍，前一天还凶神恶煞的地方官立刻换上一张笑脸，恨不得跪下来求你息事宁人；这让我想起古代的滚钉板拦轿告御状，含冤苦主突破重围冲向钦差轿子的过程中，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而且希望极为渺茫，但你一旦成功到达轿前，案件立刻变得易如反掌，一个小小民妇可以扳倒上百官员，孙中界断指就是活生生的现代滚钉板，他对传统规则的领会，看来高过许多法学教授。

舆论约束的此种导向机制，吸引了大量资源被投入到这场博弈之中，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和使用强制力的意愿都因此而大为扩展，政府之手更深更硬地伸进了生活的各个领域，最终恶化了社会的权利保障条件；为了阻止负面信息抵达最上层，地方政府派出大量人员层层阻截上访者，雇佣大批网络评论员影响网络舆论，建立深入每个毛孔的维稳机构避免公共事件上新闻头条，为避免煤矿事故上头条，从封锁新闻到收买记者，最后索性关闭和没收民营小煤矿，为了掩盖一件坏事，常常需要再做十件坏事——否则，杨乃武案怎么会牵连上百官员呢？

（按：本文写完第二天，我看到一篇报道，总算有谷歌的人（Erik Hartmann，谷歌图书搜索战略合作部亚太区首席代表）出来为中国作家做出解释了，本文最后一节未覆盖到这一点。）

谷歌图书是作家的上佳机遇
辉格
2009年10月23日

近日，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的一份公告，在国内作家中引发了一场小小骚动；事情起因是，谷歌于去年十月跟美国作家公会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就谷歌图书数字化项目所涉及的侵权纠纷，在一桩集体诉讼中达成了和解协议；文著协的公告部分转告了协议对国内作家的影响，同时对协议内容表达了不满和反对，并呼吁作家组织维权行动；公告和随后的媒体报道，引发了许多作家的愤怒反应，张抗抗、陈村、王小峰等作家纷纷激烈指责谷歌的做法，向以不作恶为口号的谷歌，似乎一夜之间成了大恶棍。

但在读过和解协议之后我发现，作家们的愤怒，是基于严重的误解，谷歌图书项目，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相反还是他们扩大作品销售（无论是数字版还是纸版）的上佳机会；最严重的误解，是以为每本60美元的赔偿金，是谷歌为获得作品数字版的发行许可而支付的对价，而实际上，这仅仅是谷歌为其擅自将图书扫描和数字化这一行为所支付的赔偿，而这一行为恰是这次集体诉讼的焦点，尽管谷歌并不认为该行为构成侵权，但为了避免对抗，自愿认赔；至于这个数字版如何展示、使用和销售，如何定价，收益如何分配，与这60美元毫无关系。

按谷歌目前的做法，用户可以全文阅读和下载的，只是那些版权已经过期的图书，而可以部分预览（少于20%）和付钱下载的，是那些通过合作伙伴计划获得出版商授权的图书，对于其他图书，向用户展示的信息，仅限于搜索片段、目录和出版信息、以及哪里可以借到和买到的信息，后两项简直就是免费广告，而每个搜索片段是包含关键词的两三行文字，每次搜索只有三条结果，每个用户的搜索次数也有限制；很明显，这些做法说不上侵权，反而对传播作品、扩大影响和销售很有帮助。

确实，上述和解协议如果被法官批准，将扩大谷歌对数字版的使用权限，有两方面：对于在版图书，经版权人主动激活之后，已经数字化的图书可以像伙伴计划那样预览和付费下载，这等于是为作者提供了一个绕过出版商和经纪人而直接与谷歌合作销售的渠道；而和解协议带来的最大改变，是针对版权未过期但已绝版的图书，协议生效之后，谷歌可以将这些书默认的置于可预览和付费下载的状态，并以默认的定价销售，当然，版权人也可以主动修改状态和定价，甚至要求谷歌不得以任何方式展示图书内容。

对于绝版书的处理方式的确有可争议之处，尽管版权人随时可以修改条件和价格，但未经显式协商和同意的默认设置，还是会给那些不满意默认条件的作者带来一些麻烦，尤其是从经纪人和出版商那里得不到周到服务的国内作者，这些麻烦事往往还得亲手处理，不排除有些作者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作品在不合意的条件下被销售了好几年，甚至为执行和解协议而专门成立的版权登记处未必能联系到某些书的版权人，后者因此就拿不到应得的收益。

所以在欧洲，和解协议引起的争议主要就集中在这个瑕疵上，美国司法部的质疑也与此有关，他们认为这种默认设置会赋予谷歌过强的定价能力，从而对图书市场的竞争性构成潜在威胁；然而，这种麻烦和损害的可能只是理论上和推断性的，而事实上，绝版图书能给版权人带来的收益极少，协议安排实际上从空白处为作者们开辟了一个获益途径，它使得那些久已退出零售市场的图书重新得到关注和销售，而不再受限于纸版书再版的印数门槛，是图书收益获得长尾效应的绝佳方式，特别是当它与谷歌搜索引擎这一最大的信息发现机制相结合时，其带来的机会是作者们值得认真把握的，在未来传播环境中，把自己排除在这一平台之外，无异于自我屏蔽。

对协议内容的误解，使得在中国的争议完全不同于欧美，偏离了问题的要点，作家们显然没有从有关协会、出版商和经纪人那里得到正确的解释和指导，而媒体在报道时也缺乏对基本事实的查证，同时，这也是谷歌中国在公关上的又一次失败，他们在国内的协议解释上似乎毫无作为，任由误解和愤怒蔓延；而更奇怪的是，文著协的公告发表于9月27日，而决定是否参加和解的截止日期是9月4日，这意味着，就版权人的美国权益而言，他们已经受到协议约束了，他们对此提出的诉讼在美国不会被受理，要维权只能在国内打官司了。

钓鱼执法是准入管制的典型败例
辉格
2009年10月21日

近日，多位上海车主向媒体痛陈其遭遇交通管理部门倒钩钓鱼执法的经历，其中一位车主在愤懑无助之际不惜断指自清，另一位车主则已提起行政诉讼；尽管类似的钓鱼式执法早有传闻，但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多受害者，着实让公众震惊，令舆论哗然；倒钩事件，不仅展示了失控的行政权力对公民权利会造成何等超乎想象的侵犯，并且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利用乐于助人的恻隐之心来实施钓鱼，是对这个社会原本脆弱的道德基础的直接打击。

钓鱼执法所借的名义，是打击非法运营，而后者的合法性基础，是客运业的准入管制：交管部门（或间接的通过拥有营运权的出租车公司）向营运车主有偿发放牌照，牌照发放者和已经花钱买了牌照的车主，都有激励维持牌照的市场价值，而这一价值源自营运权利的排他性；所以，当打击非法营运不力导致黑车泛滥时，不仅牌照持有者不满，交管部门今后发放的牌照价格也会受损。

准入管制的理论基础是：道路等公共品，由于私人无法实施排他性，会导致过度使用和投入不足，即所谓的公地悲剧；解决的办法是牌照管制：由政府凭借行政强制力实施准入管制，这样既限制了过度使用，又可通过出售牌照获得收入投资于道路建设，解决了投入不足问题。

然而，这种行业准入管制模式本身的合法性却十分可疑：管制的确能缓解过度使用，却不能保证充分投入，有什么机制能保证，发放牌照所得确实被用于道路建设？又如何能保证，政府规划的道路建设，能够满足道路使用者的真实需求？实际上，管制和政府投入模式把一个关于权利界定、资源配置和市场供需的问题，转变为了一个公共选择问题，而由阿罗不可能定理可以推知，任何集体决策机制都不能有效率的解决资源配置问题。

因而对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言，应尽可能减少公共选择问题，尤其在我国制约政府权力的法治条件尚不具备的条件下，管制必然带来大量的腐败，而牌照收入的去向也无从检查和监督；许多经济学研究都表明（包括今年获得诺奖的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牌照管制并非解决公地问题的良策，许多私人的、行业的、地方的交易和组织形式，都可以为公共品提供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对于显著的外部性和过度使用，庇古税是更兼容于市场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几乎垄断了土地收益、并有权征收营业税和部分增值税的地方政府，有着足够的激励去改善交通状况，完全不需要牌照收益的激励，牌照收益仅仅是满足个别部门利益所需，而利益的部门化（甚至很可能已经分解落实到个人）为过度执法提供了极大的激励，上海交管部门如此劲头十足挖空心思的管制行动，令人很难相信那些动辄数万元的罚款，全部落进了国库。

其次，即便没有营运准入管制，地方政府对道路使用已经实施了足够的排他权，也从中获得了高额收益：除了大量收费公路，开放道路同样获得了租金，包括对外地车征收的进城费和本地车的牌照费；这次钓鱼事件的发生地上海，恰恰是国内上牌费最高的城市，这实在说不过去；如果说上牌费还不能将道路占用成本完全内化，那么新开征的燃油税（一种典型的庇古税）则完全弥补了使用率上的差异，继续实施准入管制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再退一步说，即便我们认可准入管制的合法性，管制的实施也不能扩大和深入到私人之间的偶然即兴交易；按传统和惯例，不同于大宗的、公开的和经常性的交易，小额即兴交易在各种准入管制中历来都得到豁免：私人不能随便开银行，未经许可不能发行债券，但即兴的私人借贷从来都是合法的；开诊所行医需要执照，但邻居割伤了手我帮他清洗包扎伤口顺便敷点药，这不会被判为非法行医；工厂被禁止雇佣童工，但我付钱给邻家小孩帮我修剪草坪，也不会为此被抓起来；如果管制被无限扩大，深入到私人关系的每个角落，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将被彻底破坏，维系亲戚、邻里、社区乃至城镇的传统关系网络也将遭受权力的无端打扰和摧毁，这是人们无法接受的。

从倒钩钓鱼事件看来，上海交管部门的管制行为已经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在我们看到的几个案例中，没有车主公开主动揽客的证据，也没有经常性收费载客的证据，更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行为可以构成一种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把这叫做“营运”未免太荒唐；更奇怪的是，非法营运的直接受害者是持牌营运者，他们应是最积极也最有效的监督和举报者，如果黑车真正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甚至会自己动手管制，但这些案例中都没有出现他们的身影。

（按：篇幅关系，写的不很清楚，有机会再细说。）

制度经济学是只金母鸡
辉格
2009年10月19日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两位新制度经济学家，这一消息在国内掀起了对制度经济学的一股小小关注热潮；在制度研究领域，尽管此前已有布坎南、科斯、诺斯等多人获得诺奖，但诺奖委员会的这次选择还是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赞许；制度的性质、功能及其演变规律，始终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许多学科关注的重要课题，然而它也是个令无数学者头痛的大难题，尤其是制度的发展和分化历史，迄今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理论框架能作出完整的解释；长期存在的中心问题，经常是构成学术中心凝聚力和学科发展分化的核心要素，它们被称为下金蛋的母鸡，制度问题便是这样一只母鸡。

对于中国学者，制度问题更是一个长期难以解开的心结，自从戊戌维新派认识到制度是中西差异的根本所在以来，一代代学者都在探寻和追问：中西制度差异之中，究竟哪些是重要和根本的？它们是如何造就了西方的繁荣？这些制度要素是如何发展出来的？为何它仅仅在西方出现了？为何一度让宋代登上世界文明巅峰的那套制度却最终让中国走向自闭和落后？为何接管了希腊文明且掌握着地中海和印度洋贸易的伊斯兰文明后来也衰弱了？进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究竟是哪些制度因素起了关键作用？今后的发展趋势下它们将会得到强化还是面临挑战？

制度研究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几起几落，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一度拥有巨大影响力，但此后新古典主义在继承了边际革命的成果、并接纳了凯恩斯宏观理论之后，在形式化和模型化上获得了重大进展，从而占据了经济学主流；而制度学派在形式化上始终没有进展，没有形式化，一段文本一百个人可以读出一百种意思，推理链条的正确性也无从检查，没有计量模型，解释和预测也无法接受实证检验，这样，旧制度经济学因停留在散文状态而被挤出了经济学主流。

形式化上的困难，源于制度经济学没有找到清晰而可行的方法论基础，他们没有明确，制度所影响的、和推动制度建立和演变的基本单位，究竟是个人、组织、社会结构，还是各种文化和制度要素，康芒斯既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也反对方法论集体主义，但又没有明确自己的方法论，凡勃伦倒是想以进化论作为理论基础，但关于制度的进化单位是什么，变异、复制和选择机制如何，并没有清晰界定，凡勃伦从本能、习惯、习俗到制度的多层次演化路径很有启发性，但在这些概念被形式化之前，也仅仅是启发而已。

经过四十多年沉寂之后，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给制度研究带来了新希望，科斯用交易费用解释了组织对市场的局部替代，张五常进而基于交易费用提出了合约理论，解释了交易类型和合约安排的多样性；沿着这条思路，人们发现许多组织形态和制度要素都可获得更好的理解，从行会、工会、拍卖行到交易所，从学徒制、计件工资、分成地租到婚姻契约；交易费用理论的好处是兼容于主流经济学，它保留了后者的基础假定、价格理论和均衡模型，只是在模型中引入了交易费用，但解释能力却获得了巨大扩展。

然而，基于交易费用的制度研究，多半集中在给定法律和政治制度下的私人制度，并且它倾向于将制度差异归因于交易的地理、时间、信息分布等技术条件，由于它预设了权利归属是明确的、合约会得到履行这两个条件，因而其解释范围便大为受限，它无法解释保障产权和合约履行的基础制度本身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而这恰恰是制度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制度中，很少有既能全面保护产权，又能在大跨度交易中保证合约履行的。

正是上述局限，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在对制度史的解释上大打折扣，它只能在法治大致已确立的条件下解释私人制度安排，而这一条件仅在最近几百年，在小部分地区成立；相比之下，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却已经详尽描述和阐释了大量迥异于现代市场社会的人类制度，对于这些，经济学家迄今说不出多少道道；那些尝试分析这些制度的经济学家发现，要这么做，不得不放弃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完全理性假定，而像人类学家那样把制度视为文化系统的一部分，而这个系统由各种独立于个人选择的文化要素按特定结构组成；然而困难在于，放弃理论内核意味着放弃已取得长足发展整个经济学，而在人类学那里却又没有形式化程度相当的替代品。

不过，这一困境在近年来有了突破的希望，曙光来自70年代的进化生物学革命，进化的理论基础，在自私基因假定和进化稳定策略（ESS）模型之上得以重建；随后这一模型被应用于行为分析而发展为进化心理学；同时，阿克塞尔罗德将策略均衡分析引入政治学；接着，革命战火迅速烧进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人类学的领域，人们发现许多文化元素都可以在行为策略进化的视角下得到解释，文化结构被理解为策略均衡状态下的共同信念、符号体系和自发规则，而制度便是内生于策略均衡之中。

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便产生于上述背景之下，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放弃完全理性假定，转而采用认知结构规定下的有限理性，并承认行为策略的生物和文化惯性，也开始放弃一般均衡分析，转而采用ESS分析，将制度阐释为在进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惯性元素层层包裹而成的复杂系统，这些转变将在制度研究领域掀起一场革命，眼下它还刚刚开始，可以期待这只金母鸡在未来生下更多的金蛋。

为何犹太人拿了这么多诺奖？
辉格
2009年10月13日

随着今年的诺贝尔奖项陆续宣布，国内各界在关注之余，再次开始反思我国的科研与教育体系，值得高兴的是，又有一位华人获得诺奖，而遗憾的是，迄今获得科学类诺奖的八位华人中，没有一位是在新中国教育体系中接受的教育，也没有一位是从新中国科研体系中创造其主要成就的；这体现了一种双重失败：我们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太多顶级人才，而少数顶级人才要获得成就，还只能去到英美的科研体系之中。

要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最好考察一下别人的成功经验，近代以来，在教育和科学上最杰出的榜样，大概就是犹太民族了；自诺奖设立以来，犹太人共拿走了20%的化学奖、25%的物理奖、27%的生理与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在其它顶级国际科学奖项中，这个比例甚至更高，综合类：38%的美国国家科学奖、25%的京都奖，数学：27%的菲尔兹奖、38%的沃尔夫奖，信息：27%的图灵奖、37%的香农奖、42%的诺依曼奖；另外，在非科学领域，犹太人还拿走了12%的诺贝尔文学奖、1/3以上的普利策奖、1/3以上的奥斯卡奖。

犹太人在科学上的成就着实令人惊叹，他们以世界千分之二的人口，在几乎所有科学领域，拥有了1/5到1/3的顶级学者，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取得了如此成就？很可能，这恰恰是他们的不幸历史所造就。犹太人先是被亚述和巴比伦征服为奴，后又被罗马帝国毁城驱散，整个中世纪，他们不得不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欧洲夹缝求存，不仅法律和政治地位低下，许多权利被剥夺，还时不时遭受驱逐和屠杀，两千年蹩仄险恶的处境，迫使他们发展出了独特的生存之道。

在中世纪欧洲，身为异教徒的犹太人被排除在封建系统之外，无权拥有土地，这迫使他们转向手工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等需要更多知识和技能的行业；与基于土地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农业相比，这些行业更具流动性、更加市场化，也更依赖货币，同时，由于不能将储蓄投资于土地，犹太人的储蓄更多以货币构成，这推动了他们从事放贷；在以土地和农业为本的时代，尽管手工业和服务业的门类繁多，但总体规模很小，而因其不稳定和高风险，也为体面阶层所鄙视；于是被迫舍本求末的犹太人进入了除农业和军事外的几乎所有行业，并在其中许多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旦资本主义时代到来，这种栖身末业的边缘地位迅速转变成巨大优势，历史上曾有几个类似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在英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工业革命时期在各行业取得成就的人物当中，少子明显多于长子，这是因为长子继承制迫使他们在土地之外寻找发展机会，求学、经商、当兵、从政，而所有这些机会与农业相比，都更加需要天赋、知识和技能；另一个例子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私营经济，早期个体户中劳改释放者和失业知青占很高的比例，后来的下海浪潮中，许多下海者也都是主流体制中的失败者或失意者；犹太人是下海者的先驱，他们在海里已经挣扎了两千年。

在古代，如何在掠夺成性的强权之下保护财产，是个大问题，对于法律地位低下的犹太人，资产安全问题尤为严重；对付掠夺的一个策略是，尽量持有容易带走的资产，一有风吹草动赶紧跑路，在分裂割据的封建时代，这一策略颇为有效；过去两千年，尽管反犹灭犹浪潮此起彼伏，犹太人总是能找到栖身之地；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成了各政权宽容和自由程度的试金石，于是，犹太社区所到之处，伴随着一个个城市和地区的黄金时代：从巴格达到马格里布到伍麦叶西班牙到荷兰，从威尼斯、佛罗伦萨到热那亚，从克拉科夫、布拉格，到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柏林。

资产的价值越是依赖于正面激励，就越不容易成为掠夺的对象，而知识和技能是最难以夺走的；犹太人迫于生计也为了安全，形成了注重教育、技能训练和知识积累，早期这些努力集中于实用技术领域，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大学逐渐脱离教会体系，犹太人得以进入学术界，他们在思想和知识积累上的优势迅速转变成科学成就；同时，政治地位的低下使得犹太人既没有指望也没有习惯去依附宗教和权力，把学术当作教会和政治的进身台阶，这让他们保持了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乃是科学界作为一个自主自治共同体而存在的灵魂，而要抵御住来自宗教和政治的渗透和诱惑，是不容易的，幸运的是，这样的诱惑对犹太人原本就不存在。

犹太人的故事带来的启示是：商业和市场从来不是科学的敌人，对思想的控制和垄断才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仅仅是宽容的空间和独立的精神，犹太人惊人的科学成就，不是国家资助、组织和建设的结果，相反，它是远离权力、摆脱控制、宽容和独立的结果。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直被我吹捧为头号经济学经典，而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在第十八章，是极少数我会反复阅读的bible级文献，就我接触的范围而言，极少有人领会了该章的洞见，达尔文是这极少数之一。

人类困苦不堪地生活着，经常处于贫困状态，且几乎毫无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人类生活的这样一幅图景，似乎会使人不可避免地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上。与此同时，在我们前面考察的那些自然法则的作用下，人类又必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由此而使世界显得象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似乎是考验和磨练人的品格与意志的学校，以使人进入较高级的幸福状态。但我希望人们能谅解我，我要对人类在这世界上的处境提出一种与此有所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我的这种看法更加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自然现象，更加与我们有关全能的、仁慈的、先知先觉的造物主的观念相一致。

如果我们对人的理解力抱适当的怀疑态度，并正当地感觉到我们无法完全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原因，如果我们怀着感激之情为照射进我们心灵的每一道光线而欢呼，而当没有光线时认为黑暗是来自我们心灵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如果我们对造物主的最高智慧谦卑地表示敬意，认为他的“思想高于我们的思想”，“犹如天空高悬于大地之上”，那么我希望人们不要把这看作是对人的智力的无谓滥用，试图“证明上帝为人作出的安排是正当的”。

不过，在我们试图以自己微薄之力“发现尽善尽美的上帝”时，我们的推理应该是由自然推论至自然的上帝，而不是由上帝推论至自然，这一点似乎是绝对必需的。一旦我们不是尽力去说明事物现在的这种样子，而只是一味询问为什么某些事物不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的推理就会无所适从，陷入极其荒谬、极其幼稚可笑的境地，我们在了解神意方面的全部进展就会停止，甚至为此而作出的探究也不再是对人脑的有益训练。我们总是单纯而幼稚地想象造物主具有无穷大的力量。这一观念太大，太叫人无法理解了，每当思考它时，人的头脑便被弄得混乱不堪。由于带有这种观念，我们往往想象上帝能创造出无数生存物，其数目之多犹如整个无限的空间所能容纳的点，所有生存物都不会遭受痛苦的折磨，都很完美，都具有出众的美德与智慧，都能享受到最高级的快乐。但当我们的目光离开这种虚无缥缈的梦幻境界，转向我们唯一能看清上帝面目的大自然这本书时，我们看到的则是绵延不绝的有感觉的生物，它们显然产生于大量的物质微粒，在这个世界上要经历长期的、有时是痛苦的过程，但其中许多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肯定会具有很高的才能，拥有强大的力量，从而能处于某种较高级的状态。既然如此，难道我们不应根据我们实际所看到的存在物纠正我们对万能的上帝所抱的看法吗？除了根据已被创造出来的天地万物之外，我们又能根据什么来品评造物主呢？倘若我们不想贬抑上帝的仁慈而吹捧上帝的力量，我们就应得出结论说，即使是伟大的造物主，尽管其力量无比巨大，也仍需要一定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是我们所认为的时间），才能创造出符合其崇高目标、具有高尚精神品质的人。

如果认为人处于受磨难的境地，那似乎意味着，人在未来到这个世界以前就已存在，而这是与婴儿期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样子不一致的，同时又使人怀疑上帝是否有先见之明，而这是与我们有关上帝的观念相矛盾的。所以，正如我在前面一个注释中所暗示的，我宁愿将这个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看作是上帝安排的一伟大过程，其目的不是为了使人遭受磨难，而是为了创造和形成人的精神。若要唤醒死气沉沉、浑沌无序的物质，使其成为精神，若要使地上的尘埃升华为灵魂，若要使泥土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这一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倘若这样来看待这一问题，则可以把人在生活中得到各种印象和受到各种刺激看作是造物主的手通过一般法则在起作用，怠惰的存在物通过与上帝接触而被唤醒，具有活力，得以享受较高级的事物。人类所犯的原罪，就是混沌的物质的麻木与腐败，而人可以说正是从混沌的物质中诞生的。

考察精神究竟是与物质不同的实体，抑或仅仅是物质的较为精致的表现形态，是毫无用处的。这一问题最后很可能仅仅是名词之争。精神无论是由物质形成的还是由任何其他实体形成的，从本质上说仍是精神。我们根据经验知道，灵魂与肉体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迹象似乎都表明，它们是自从婴儿期起一同成长起来的。很少有人认为，每个婴儿都具有健全而完整的精神，只不过在人生的头２０年，身体的各个器官软弱无力、缺少感觉，精神未能起作用。人们都倾向于认为，上帝既是肉体的创造者又是精神的创造者，肉体和精神是同时形成，同时发展的，因而如果设想上帝在不断用物质创造精神，而人在生活中不断得到各种印象便是创造精神的过程，如果这种设想是符合自然现象的，那也就不会与理性相悖，不会与天启相悖。从事这样的工作肯定是与造物主的最高属性相称的。

这样来看待人类在地球上的处境，完全是有理由的，因为根据我们对精神的性质的那少许了解，通过仔细考察会发现，我们周围的现象以及人类生活的各种事件，似乎都是特意安排来达到那一伟大目标的，特别是因为，根据这一假设，我们甚至可以运用我们自身有限的理解力来解释生活中那许多艰难困苦与坎坷不平，爱怨天尤人的人正是为此而经常埋怨自然之神的。

精神的最初重大觉醒，似乎产生于肉体方面的需要。正是肉体方面的需要，最先刺激了婴儿的大脑，使其进行有感觉的活动，而原初物质却具有非常大的惰性，以致如果不通过特定刺激方式产生出同样强有力的其他需要，那就似乎仍要有肉体需要的刺激来保持已唤起的活动不中断。如果不是饥饿和寒冷把野蛮人从麻木状态中唤醒，他们会永远躺在树下打盹。他们不得不尽力获取食物、为自己建立栖身之所，以免受饥饿和寒冷之苦，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便造就了他们身体各部分的官能，使其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而如果不必为此作出努力，他们就会陷入无精打采的懒散状态。根据我们对人脑结构的了解，如果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肉体需要，从而不被刺激去作出努力，则我们与其说有理由认为他们会由于拥有闲暇时间而跻身于哲学家的行列，还不如说有理由认为他们会由于缺少刺激而沦为野蛮人。物产最丰富的国家，其居民的智力不见得最敏捷。需要是发明之母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人脑进行的一些最崇高的努力，就是出于满足肉体的需要。肉体需要常为诗人的想象力插上翅膀，使历史学家的创作进入旺盛期，使哲学家的研究更为深刻。虽然毫无疑问，现在有许多优秀人物，其大脑已在各种知识和社会同情心的刺激下变得非常发达，即使不复存在肉体刺激，也不会重新陷于无精打采的状态，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广大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肉体刺激，则会陷于普遍而致命的麻木不仁状态，未来改善的萌芽便会消灭殆尽。

根据我的记忆，洛克曾说过，主要是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刺激了人们在生活中采取行动。我们想获得某种快乐时，只有等到对这种快乐思考了很久，以致没有这种快乐而感到痛苦不安时，才会采取行动以得到这种快乐。避恶趋善似乎是人类的神圣职责，而这个世界似乎是特意安排来提供机会让人不懈地做这种努力的，正是通过这种努力，通过这种刺激，才产生了精神。如果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恶对于促使人类作出努力似乎就是必不可少的，而作出努力对于产生精神显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维持生命而对食物产生的需要，也许要比肉体或精神的任何其他需要在更大的程度上促使人类作出努力。上帝下了这样的命令，在人类尚未向地球表面投入大量劳动和才智以前，地球不得向人类提供食物。就人类的理解力来说，种子与产生于种子的草木之间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联系。毫无疑问，造物主无需借助于我们称之为种子的那一丁点物质，甚或无需借助于人类的劳动和照管，就能使各种植物生长，供其创造物使用。耕地、除草、收割、播种等项劳动，肯定不是帮助上帝来进行创造的，而是上帝规定的先决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先决条件人类才能享受生活的幸福，借此促使人类积极行动，按理性的要求塑造精神。

为了经常不断地刺激人类，为了敦促人类精心耕种土地以促使上帝的神圣构想得以实现，上帝已下了这样的命令：人口的增长将远远快于食物的增长。毫无疑问，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个一般法则产生了许多局部的恶，但稍稍思考一下，我们也许会看得很清楚，这个法则产生的善远远超过了恶。要使人不懈地努力，似乎得有很强的刺激才行，而要给人的努力指引方向，使人类具有推理能力，上帝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一般法则。自然法则的固定不变，或者相同的原因总是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是人类推理能力的基础，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经常可以看到上帝的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上帝经常改变其意志（其实，我们在所见到的每片草叶上都可以看到上帝的力量），致使人类不能肯定其努力是否会带来预期的结果，那么人体各器官的功能也许很快会陷入普遍而致命的麻痹状态，甚至连人类的肉体需要也不再能刺激人类积极努力。正是由于自然法则保持不变，农民才勤奋劳作、深谋远虑，工匠才不知疲倦地运用其技巧，医生和解剖学家才熟练地搞研究，自然哲学家才仔细观察和耐心考察。人类运用智力所取得的所有最伟大、最辉煌的成就，都仰赖于自然法则的固定不变。

所以，就连对我们的理解力来说，自然法则保持不变的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人口原理，看一看人类的真实面目，认识到除非被需要所逼迫，人类总是惰性很大的，懒散的，厌恶劳动的（毫无疑问，按照我们幼稚的幻想来谈论人类可以成为什么样子，是极其愚蠢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若不是人口增殖能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人居住了。这不断刺激人类去耕种土地，倘若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土地的耕种仍进行得很缓慢，我们就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比这轻的刺激是不会起作用的。即便经常受到这种刺激，物产丰富地区的野蛮人也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从事畜牧业或农业。假如人口和食物按相同比率增长，人类很可能永远也不会脱离野蛮状态。但假设一个亚历山大、一个凯撒、一个帖木儿或一场流血革命可以把本来人口稠密的地球弄得人烟稀少，致使造物主的伟大计划落空。而且一场瘟疫的影响可以持续几个世纪之久，一场大地震可以使一个地区永远荒无人烟。这种人类的恶行或自然灾害是一般法则带来的局部的恶，人口增长法则可以阻止它们妨碍造物主实现其崇高的目标。在人口增长法则的作用下，地球上的人民总是会与生活资料的数量不相上下，这一法则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因素，不断促使人类去进一步耕种土地，使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但这一法则在产生上述明显符合上帝意图的结果时，不可能不带来局部的恶。除非人口原理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发生变化（这不仅与我们有关自然法则的一般经验相抵触，而且甚至还与人类的理性相矛盾，在人类的理性看来，要形成理智，一般法则是绝对不可少的），否则很显然，既然人口原理在勤劳的帮助下能在短短几年中使富饶地区人烟稠密，它必然也会使早已有人居住的国家陷于贫困。

然而，从各方面来看，人口法则所带来的那些公认的困难，很可能会促进而不是阻碍达到上帝的一般目的。这些困难会刺激人们作出普遍的努力，有助于造成无限多样的处境和印象，而这从整体上说是有利于精神的发展的。当然，太大的刺激或太小的刺激，太穷或太富，很可能同样不利于精神的发展。处于中产阶级的地位似乎对智力的发展最为有利，但想要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中产阶级却是违反自然的。地球上温带地区似乎最有利于人类发挥其精力与体力，但不可能整个地球都是温带。由于只有一个太阳温暖和照耀着地球，因而在物质法则的作用下，有些地方必然永远覆盖着冰雪，另一些地方则必然永远炽热炎炎。每一块平放的物质，必然有上面和下面，不可能所有物质微粒都在中间。对于木材商来说，栎树最有价值的部分既不是树根也不是树枝，但树根和树枝对于人们所需要的中间部分即树干的存在却是绝对不可少的。木材商不能指望栎树没有树根或树枝而生长，但是，如果他发明了一种栽种方法，能使树干长得较大，树根和树枝长得较小，那他尽力推广使用这一方法就没有什么不对。

同样，虽然我们不能指望消除社会中的贫富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政治制度，能借以减少两个极端的人数，增加中产阶级的人数，则我们无疑就有义务采用这种制度。不过，正象栎树的情况那样，大量减少树根和树枝必然会减少输往树干的树液，与此相同，在社会中，减少两极的人数超过一定限度，就必然会减弱整个中产阶级生气勃勃的活力，而这种活力正是中产阶级智力最发达的原因所在。如果谁也不想在社会的阶梯上往上爬，谁也不担心会从社会的阶梯上摔落下来，如果勤劳得不到奖励，懒惰得不到惩罚，中产阶级就肯定不是现在这种样子了。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显然应着眼于全人类，而不是着眼于个别人。毫无疑问，现在有许多富有才智的人，而且从概率上说也应该有许多富有才智的人，因为已有那么多的人早已由于受到特殊的刺激而焕发了活力，无需再经常受狭隘动机的驱使来保持活力。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各种有用的发现、有价值的著作以及人类作出的其他值得称道的努力，我想我们会发现，人们作这种努力大都是出于影响许多人的狭隘动机，而不是出于影响少数人的高尚动机。

闲暇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但就人类现在的这种样子来说，闲暇很可能将给大多数人带来恶而不是善。人们常常发现，弟弟往往要比哥哥更加富有才能，但却不能认为弟弟一般说来天生就具有较高的才能。如果说实际上有什么可以观察到的差别的话，那也只能是不同的处境所造成的差别。对于弟弟来说，付出努力和积极活动一般是绝对不可少的，而对于哥哥来说，则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生活上的困难有助于使人具有才能，这一点即使从日常经验上看也会使人深信不疑。男人必须为养家糊口而付出努力，由此而唤醒了他们身体的一些机能，否则这些机能会永远处于休眠状态，而且人们常看到，每当形势发生新的特殊变化时，总会造就出一些富有才智的人来应付新形势带来的困难。

Avner Greif，斯坦福教授，制度经济学家，找东西时很偶然的发现了他，看了几篇论文，立刻抓住了我，直觉上他摸对了门路，上当当一找，作品居然已经有中译本（又是中信出的，表扬一下），目录很吸引人，这里是一小部分：

第3章　合同执行的私序制度：马格里布商人联盟
3.1　商业、海外代理人与效率
3.2　承诺问题和以声誉为基础的社群执行机制
3.3　模型：代理人的承诺问题和多边惩罚策略
3.4　马格里布商人联盟：理论证据和间接证据
3.5　结束语
附录
第4章　在政府的掠夺之手中保护产权：商人行会
4.1 承诺问题和商人行会的作用
4.2　正式模型
4.3　结束语
第5章　内生制度与博弈分析
5.1　制度化规则、制度和均衡
5.2　博弈论与内生制度的建模
5.3　社会性和规范性行为的制度扩展
5.4　合法性和制度起源
5.5　总结性评述

长期以来，（在我眼中），经济史始终是经济学家的耻辱之地，他们在历史分析上几乎毫无建树，完全抓瞎（今天还跟子旸聊起这个问题），经济学家的理论在经济史家中基本没人理，直接漠视（除了马尔萨斯，而马尔萨斯在经济学家中基本没人理，呵呵）。

无论如何这是个大失败，就好比生理学家的理论如果在进化生物学家中没人理，那该多尴尬啊，Douglass North算是说出了点道道，可怜也就那么一点点，相对于经济史的曲折漫长、经济形态的复杂多样，也太单薄了点。

这么说不是褒史家贬学家，实际上这是他们共同的失败，经济史家没有理论可依靠，自己也没发展出什么理论，经济史学还处于杂乱描述的状态，看不出有什么一致的框架来容纳汗牛充栋的材料。

Greif让我看到一点希望，但愿他能成功，好在才54岁，看好他在5年10年内拿诺奖。

多年来，我对互惠圈这个概念十分着迷，因为我感觉到，它所代表的那个博弈环境，或许在人类进化史的关键阶段，塑造了人性和文化中许多非常重要的成份，而这些成份，与新近才发展起来的流动性大社会和市场交易系统，有着深刻的冲突。

比如，关于自私和慷慨（此次自私一词的用法是通俗的，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就有着许多看似矛盾的说法，人们总是说偏僻乡村的村民淳朴厚道、慷慨好客，但又经常发现农民很自私，为赡养父母的负担而斤斤计较，常常让兄弟反目，许多老人只好按月到各儿子家轮吃，我小时候也常看到一些农宅因分家谈判失败而拆掉一半，乃至半根大梁悬在外面的情景，乡村和小镇上，为一点点小利之争而跳脚骂街的场面，更是随处可见。

现代城市居民，一方面被认为精明小气，朋友吃饭都要AA，美国人更是邻居之间帮点忙都要按小时付钱，甚至老爸还要掏钱给儿子做家务，而同时，许多证据却又表明，现代市民，特别是发达市场国家的中产市民，在热心公益和乐善好施方面，远超过传统村民。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如果从博弈环境的差异去考察，便会发现，其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现代市场化大社会中，核心小家庭为主，周围多数是陌生人，产权划分更细致精确，而传统小社会，大家庭较多，在家庭、家族、村社等层次上，有着许多共有权利。

河道、水井、池塘、道路、草场、桥梁、宅基地、晒谷场、私塾、祠堂，分别在不同层次上共有，在通行、采光、风水等权利上，边界也很模糊，许多大宗消费，比如节宴、唱戏、丧葬、祭祀、求雨、绑票赎金、土匪保护费、官员贿赂，都是集体消费的。

一方面，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没有成本可行的手段将财产和权利的边界划分的那么清晰细致，另一方面，如前一篇所分析，基于共享池的互惠圈模式，在那种条件下，恰是成本收益比占优的。

然而，小社会居民更多的采用权利（或产权）共有模式，并不意味着他们更少私心，与大社会居民相比，他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本能倾向是一样的，不仅如此，当权利共有程度越大，个人需要更多的警惕心、算计能力和社交技巧来时刻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大社会中，仅当你面临具体交易时，才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算计，而在小社会，你需要时刻提起精神，为自身利益而处心积虑勾心斗角合纵连横尔虞我诈，因为边界是不清晰的，交易也不是笔笔结清的，实际权利和所得之多少全在于你的拼争。

经历过下列任一处境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学生宿舍的集体生活、婆媳妯娌姑嫂关系、妻妾嫡庶关系、机关和国企里的勾心斗角、大公司的办公室政治；一个就够受了吧？传统小社会还把这些全捏在一个系统里，五四青年在逃离这个系统之后的轻松感，是容易理解的，但这种逃离总是暂时和不彻底的，在新的条件下，新的战场总是被重新构建出来。

勾心斗角合纵连横的政治斗争，在黑猩猩社会就有了，但人类把它发展到了极致，我们的认知能力、思维模式、价值体系都被塑造得高度适应这种斗争，对于政治关系的敏感度、洞察力、手腕技巧，都令人叹为观止，女人爱看韩剧里的家庭战场，男人则热衷于谈论宫廷阴谋，都乐此不疲。

问题是：什么驱动了这一发展？两两博弈和市场化交易貌似都提供不了这样的条件，进化心理学的博弈分析，已经帮助我们理解了自私、等级量化的亲情、诚实、免遭揭露时的欺诈倾向、欺诈时的心慌脸红，等等，甚至自欺也得到了解释：自欺可以让你更好的掩饰欺诈而不容易被察觉。

我们容易理解为何亲情和诚实得到颂扬，虚伪和欺诈遭受贬斥，却不容易理解，为何无私、慷慨、不计较得失，会得到颂扬，为何吝啬、明算账、斤斤计较，这些会成为贬义词？为何实际上被算得一清二楚的礼尚往来，却要刻意掩饰其交易性质？这样的交易时时刻刻在发生，双方心知肚明，但其交易性质一旦被揭穿，会给双方带来无法遏制的本能尴尬和嫌恶感，这是为什么？

为了掩饰交易性质，人们付出了极高的交易费用：发霉的月饼、不实用的奢侈礼物、给烟酒回收店的高额折扣，以及更重要的，大量的负消费者剩余：许多奢侈品如果不是因礼尚往来，受礼者原本是不会消费的，但受礼者因此欠下的人情债却是以市价记账的，所以消费者剩余是负的。

互惠圈模型或许能给出一种解释，如上篇所述，互惠圈实际上是一种保险合作社，它的优势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

1）共享池免除了两两互惠关系所带来的信息和评估成本；
2）与两两互惠关系相比，共享池在更广的范围内分摊了风险，从而提高了个体风险抵御能力；
3）在收入波动在生存线附近的条件下，上述风险抵御能力提升是非常大的收益。

但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发保险合作社，不像现代合作社那样，可以借助国家司法系统来执行成员义务，互惠圈的成员义务是由内部自发机制来执行的，在互惠圈内，个体的最优策略应包括如下内容：

1）用行动、言语和符号，向其他成员显示和证明自己的成员资格，包括对成员义务的履行意愿和履行能力，以便维持自己的成员地位；
2）揭露、指责和制止其他成员违背义务的行为，必要时发动驱逐行动；
3）在不影响（1）的条件下，从共享池为自己获取最大可能的收益；

上述策略将鼓励对慷慨无私的展示和宣扬，和对自私吝啬的谴责，但同时鼓励个体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尽可能损公肥私，比如，当能够把肥私行为掩盖在公益外衣之下时；在上述模型启发下，我们可以得出一些进一步的观察和推断：

1）如果互惠圈面临瓦解，策略条件（1）迅速撤销，立刻进入对共享池的哄抢状态；
2）如果某个成员被认定未来没有指望拥有履行成员义务的能力，他将被开除，除非他的继承人能替他履行义务，所谓“救急不救穷”原则大概起源于此，一个农民互惠圈不会接纳一个乞丐；
3）互惠圈都有强烈的排外倾向，当面对圈外人时，将采用完全不同的策略，对圈内人的兄弟情谊，和对外村人的无情屠杀，这些看似完全对立的情感，可以毫无困难的并存；
4）互惠圈成员严格区分私人事务和涉及共享池的公共事务，严格区分普通交易和集体互惠交易，他们为之分别创造了两套独立的概念、词汇、认知模块、符号体系和伦理法则，如果一种交易被认定为互惠圈交易，成员将强烈的抵制任何使得它看上去像普通交易的行为，即便改变只涉及表面特征。

（越扯越远了，几乎沦为标题党，呵呵，待续）

我承认，经济学，无论何派，与物理学相比，距离理想的科学标准，远得多的多；在我心目中，理想的科学理论，应该更加彻底的形式化和模型化，而我能想象的最彻底，就是机器化，所有概念定律定理假设全部用机器语言表达，推理和证明过程全部机器验证，所有解释和预测都用机器模型演示，显然，这一标准，连物理学也未完全达到，而其他自然学科则距离更加遥远。

所以，尽管经济学离理想标准还很远，但我不同意它算不上科学的说法，我认为，与气象学和生态学等已被认可为科学的一些自然学科相比，它的状况并不差的太多，而与其他所有社会学科相比（注意：我用的是社会学科，不是社会科学），它是唯一称得上科学的社会学科，因为其它学科都没有最起码的形式化。

除了形式化程度还不够高，经济学更严重的问题是：学科内的共识程度太低，表现为学派多如牛毛，除了硬核之外，几乎在所有层次上都充满分歧，提到经济学家时，前面经常要加上学派前缀，而提到物理学家则很少加，况且还有许多糊涂经济学家常常忘记坚守硬核，他们一方面以硬核为逻辑起点，一方面却又时不时攻击硬核。

尽管如此，相比其它社会学科，经济学还是有了不错的发展，表现为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没有完全原地踏步，如果你看看政治学和社会学，你会对这种原地踏步兜圈印象深刻，许多经济学问题，在学科内已经不再有什么争论，比如物价管制、自由贸易、最低工资，等等。（我可没说它们在公共舆论中没什么争论了）

的确，发现和预见新颖事实，是一门科学体现其价值、赢得其号召力的关键，在这方面，经济学并非毫无作为，国内同学这一点上的许多误解可能源自张五常教授，他喜欢拿钞票放大街上被人拣走这个例子来说事，实际上这是个十分恶劣的例子，因为钞票放大街上被人拣走压根算不上新颖事实，凭直觉便可预见；这里有几个比较靠谱的例子：

1）经济学家说，物价管制会导致短缺，这一论断运用到粮荒问题上，预见是：当自然灾害导致粮食歉收时，物价管制将造成或扩大饥荒，这一预见已被大量实证研究所支持，而且这些研究在经济学范式启发和指导之下作出的，获得的是新颖事实。

2）经济学家说，其他条件大致不变时，开放贸易将提高国民收入，这一预见也有大量实证研究支持。

3）经济学家说，与竞争性卖方相比，垄断卖方有更好的机会实施差别定价，以此榨取消费者剩余，实证研究表明：垄断厂商比其它厂商更多的实行差别定价。

4）按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建构的政府官员投资激励和约束模型，可以预见：一旦政府部门获得投资权限，必定导致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在中国每天上演的故事，都在为这一预见提供证据。

随便想了几个，欢迎补充。

近来，将新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作捆绑式批斗似乎成了时髦，先是梁文道，现在又有芦笛，他们的大意是：新自由主义顽固坚持自己的经济学教条，试图从一些简单的假定出发，用苍白的理论模型解释复杂万千的现实世界，在这么做时还充满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狂妄自大，自以为经济学能解释一切事物，在对基本教条的坚持上，他们不顾现实证据所带来的无数困难，比如芦笛最新指责所指向的靶子——理性人假定，显然与多数人的直觉经验相抵触，却依然被奉为圭臬、用作法宝，他们结论道：如此不顾事实而坚持教条的做派，与共产主义何异？

这样的指责具有很好的渲染力和鼓动性，但却充满了谬误。

1）经济人模型或理性假定包含了信息完备条件？

请看wikipeidia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条目给出的定义：

Homo economicus is a term used for an approximation or model of Homo sapiens that acts to obtain the highest possible well-being for himself given available information about opportunities and other constraints, both natural and institutional, on his ability to achieve his predetermined goals.

按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条目，信息完备只是某些情况下为简化计算而引入的附加条件之一：

Often, to simplify calculation and facilitate testing, some possibly unrealistic assumptions are made about the world. These can include:

An individual has full or perfect information about exactly what will occur under any choice made. More complex models rely on probability to describe outcomes.
An individual has the cognitive ability and time to weigh every choice against every other choice. Studies about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assumption are included in theorie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2）经济人模型或理性假定是新自由主义的独家法宝？

这一条很适合用来判别一位批评者是否对经济学有基本的了解，经济人模型不是新自由主义发明的，而是经济学的少数几个基础假定之一（另外还有偏好不变假定等），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的确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理性假定带来了许多困难并对此十分不满，也有许多尝试用其他模型和假定取代经典经济学的基础假定，比如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正尝试构建基于有限理性、心理账户、经验法则等假定的启发式模型，但这些努力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远未实现范式替代。

3）为什么经济学家死不肯放弃经济人模型？

因为他们必须对人的行为模式有所假定，并且这些假定必须足够强，强到足以对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形式化描述和计量建模，否则经济学只能永远停留在散文阶段，而不可能发展为一门科学。

构成经济人模型的诸假定足够强，许多人认为它们太强了，但在你放弃它们之前，必须找到足够强的替代品，否则你的理论变垮了：如果对人的行为无法作出有意义的预期，怎么可能做有意义的经济解释和预测？

的确也有经济学家在特别限定的条件下，放松了理性假定，比如最著名的例子是凯恩斯的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假说，认为即便在货币量变动时，人们通常倾向于坚持按名义价格而非实际价格行动，因而通货膨胀政策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

凯恩斯并未抛弃理性假定，而是在严格限定条件下作出了局部修正，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小小修正也使得凯恩斯理论大大不同于经典理论，该修正及其理论后果，也远未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4）死抱基础假定不放是经济学家或新自由主义的专病？

坚守基础假定不动摇，在捍卫理论核心时，无视任何事实挑战、不接受任何实证考验，这种执着或顽固做派，如果算个毛病的话，不是新自由主义或经济学家或任何特定学派特有的毛病，而是所有科学家和学派的共同特点，至少科学哲学家库恩和拉卡托斯是这么认为的。

基本概念、基础度量方法、基础假定及其所构成的理论核心，库恩（Thomas Kuhn）叫做范式（paradigm），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叫做硬核（hard core），（当然这两种十分不同，但本文不打算展开讨论其中区别），没有一个坚硬的基础，不可能建立任何稳定的理论体系，科学研究便无法继续，科学知识也无法组织进一个连贯的系统中。

科学理论，并不像纯粹经验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全部由经验命题组成，相反，它的最核心部分，恰恰是由一些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和一些不可检验的先验命题，经由形式化表述，组织在一个自我论证的同义反复体系中；理论体系经由一系列度量手段与经验世界发生关系，而基础概念所对应的度量方法，本身却是不经论证而直接接受的。

如果没有一套事先约定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比如粒子说和波动说就代表了两种世界观，各自有一套基础概念），科学家之间连合乎逻辑的对话都无法进行，也无法就什么是“合法的问题”和“有意义的陈述”达成一致；如果没有一套事先约定的实验方法和度量工具，连事实观察和事实陈述都无法进行，谈何检验？

科学理论，也不像朴素证伪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在所有层次和所有部分上，都要接受实证检验，一旦发现反例，理论就被证伪了，科学家就放弃了，理论就完蛋了；库恩和拉卡托斯在检查了科学发展历史后发现，现实远非如此。

库恩认为，在科学家眼里，反例只是待解的难题，而在解题之前，科学家首先要把问题转换到自己的范式所规定的概念体系中，即用“合法的”概念提出“合法的”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用乔姆斯基的话说，这还只是个奥秘（mystery）而称不上是问题（problem）；实际上，任何时刻，即便占据主流的理论，也面临着大量的待澄清奥秘和待解难题。

拉卡托斯认为，对于科学纲领，硬核是不受挑战的：

    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纲领的反面启发法禁止我们将否定后件式对准这一“硬核”，相反，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独创性来阐明、甚至发明“辅助假说”，这些辅助假说围绕该核形成了一个保护带，而我们必须把否定后件式转向这些辅助假说。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
    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是成功的研究纲领的一个经典例子：可能是最成功的一个研究纲领。当这一理论最初产生时，它被淹没在无数的“反常”（说是“反例”也行）之中，并受到支持这些反常的观察理论的反对。但是牛顿论者主要通过推翻据以确立“反证据”的那些原先的观察理论，十分顽强而巧妙地将一个又一个的反证据变成了证认的证据。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造成了新的反例，但他们随后又解决了。他们“把每一个新的困难都变成了他们纲领的新胜利。”
    在牛顿纲领中，反面启发法禁止我们把否定后件式指向牛顿动力学的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根据其支持者的方法论决定，这一“内核”是“不可反驳的”：反常必须只在辅助、“观察”假说和初始条件构成的“保护”带中引起变化。……
    反面启发法规定纲领的“硬核”，根据纲领的支持者的方法论决定，这一硬核是不可反驳的；正面启发法包括一组部分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或暗示，以说明如何改变、发展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变体”，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驳的”保护带。
    纲领的正面启发法使科学家不被大量的反常所迷惑。正面启发法规划出一个纲领，这一纲领开列出一连串越来越复杂的模拟实在的模型：科学家的注意力专注于按其纲领正面部分规定的指示来建立他的模型。他不管实际的反例，即可资利用的“材料”。牛顿最初制定了由一个固定的点状太阳和一个点状的行星构成的行星系的纲领。正是在这一模型中，他为开普勒的椭圆导出了反平方定律。但牛顿自己的动力学第三定律是禁止这一模型的，因此，必须用太阳和行星都围绕它们共同的引力中心旋转的模型来取代这一模型。作出这一改变的原因不是任何观察（材料不会使人想到这里有“反常”），而是在发展这一纲领中出现的理论困难。然后他制定出了多行星的纲领，似乎只存在着日心力，而没有行星间的力。然后他提出了太阳和行星不是质点，而是质球的实际情况。对于这一改变，他也不需要对反常进行观察，一个（未明确表达出来的）试金石理论规定密度不能无限大，因此，必须扩大行星的体积。这一改变带来了相当大的数学困难，阻碍了牛顿的研究，而且把《原理》一书的发表耽搁了十几年。解决了这个“难题”后，他开始研究自旋球体及其摆动。然后，他承认行星间存在着力，并开始研究摄动。这时他才开始关注事实。这一模型出色地（定性地）说明了许多事实，但也有许多事实没能说明。这时他开始研究凸行星，而不是圆行星，等等。

依我看，拉卡托斯的模型可以更精致化：硬核外面的保护带是分层次的，越是靠近硬核的部分，越是不会轻易接受实证挑战，因为底层保护带承载了更多的上层理论，其抛弃或修正将带来更大的动荡，更多研究者的早先成果要被修正、重组或抛弃，因此需要更多的谨慎。

所以，对于挑战者来说，挑战对象越是接近底层，便负有越多的举证和论证责任，也要求挑战者有更多的历史成果证明自己的实力，以便说服同行这个挑战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实际上科学界也是这么要求的，如果你的挑战直接指向硬核，那对不起，学科内没人会理你，请你另起炉灶吧，如果你能吸引到足够多追随者，或许会成功。

结论：如果顽固坚持核心理论和基础假定就算共产主义，那么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是。

5）共产主义有科学理论吗？

共产主义的诸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的所谓经济学，从来没有发展成为科学理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始终停留在散文状态，既没有形式化，也没有建构为计量模型，马克思甚至不接受形式逻辑，视之为糟粕。

就马克思的追随者这个群体而言，追求思想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根本不是他们的特征，他们多半缺乏坚定的理论原则，他们的观点常常自相矛盾并以矛盾为荣，是著名的和稀泥高手：要辩证的看待……，任何事物具有两面性……

更可笑的是，有人居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理性高尚人”模型之上的类似经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请问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在哪里提出过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形式化出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模型能逻辑的推出血淋淋的原始积累、残酷剥削和阶级斗争？

蒙西行者提醒，我查了关于Amish人义务教育纠纷的“威斯康辛诉约德尔等（Wisconsin v. Yoder）”一案的资料，此案的确是伯格法庭所审，不是沃伦法庭，是沃伦·伯格（Warren E. Burger）写的判书；没听说过援引案例时会用first name称呼法官，林达大概是搞错了，不过林达的文章提到了判决时间是1972年，这是个矛盾之处，没注意到是我的疏忽。

更要命的是，在我读完判书概要版（WISCONSIN v. YODER ET AL.）之后，居然没找到林达所引的那段判词（即我文中以粗体标出的那段），顿时大惊失色，正要破口大骂林达这个骗子之时，还好，在完整版里，我终于找到了：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in the Middle Ages, important value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Western World were preserved by members of religious orders who isolated themselves from all worldly influences against great obstacles. There can be no assumption that today's majority is "right," and the Amish and others like them are "wrong." A way of life that is odd or even erratic but interferes with no rights or interests of others is not to be condemned because it is different.

总算挽救了对林达的信心，呵呵。另外，林达那句“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压倒多数作出了有利于阿米绪的判决”也不准确，判决结果是7-0，其中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大法官同意判决但提出了部分异议，另两位法官鲍威尔和伦奎斯特没有参与此案审理与判决，我猜大概是因为他们上任时，此案已经开审，因此，此案应该算是一致判决。

当时的伯格法庭，虽不如沃伦法庭那种超级进步倾向，但大致上还是个进步派法庭（尽管他在获得大法官提名时，曾被认为是个保守派），伯格基本上完全延续了沃伦的原则，其保守倾向似乎仅仅表现在对同性恋的强硬反对中；伯格法庭的进步倾向从一点很容易看出：真正的保守派伦奎斯特在伯格治下总是处于少数派地位，经常单独写反对意见。

考证不仔细，闹了个笑话，向读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