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地区差价中的奥妙
辉格
2010年10月27日
近日，价格管制当局在年内第二次上调了国内燃油价格上限，于是，燃油价格浮动机制的合理性这个陈年话题，又被拖出了水面；然而，围绕该问题的争议，却早已在起点上就被带歪了；国内燃油市场，是基于行政法令所赋予的进口专营权，由国企所垄断的，而创设该垄断的理由，是保障“国计民生”，所以，该专营制度乃至具体的定价政策，都应被证明或多或少的达成了这一目标，否则，要么定价方法需要修改，要么整个专营制度应被废除。
依常识，若上述制度果真保障了“国计民生”，国内消费者所面临的油价，如果不是低于那些由政府巨额补贴燃油的国家，也至少应明显低于那些价格和流通都放开的国家，但这一目标显然没有达到；不仅如此，该目标显然已被遗忘，于是在有关价格机制的讨论中，计算的基础竟变成了“该为油企留出多少利润空间”，而不是相比无专营制度的情况下，消费者应得到多少价格优惠。
以利润为考量来讨论国企定价毫无意义，(more...)
为了给博客增添点色彩，我做了个叫“历史上的今天”的widget放在边栏顶部，按日期显示一个我预先输入的历史事件，内容很简单，一个标题/一张图片/一个维基链接，每天浏览一下维基的日期条目挑一条感觉有意思的就行。
这样等一年下来，这个widget就可以连续自动翻样了（如果我继续往里添加事件，它会在遇到重复时随机挑一个），这也算是给了读者一个访问博客首页（而不仅仅读RSS）的理由，呵呵。
之前挑的事件也就博一瞄而已，不过今天找到的这个人物有点意思，值得单独拎出来陈列一下：
1897年10月29日，认为私人土地产权乃万恶之源，主张单一土地税（Single Land Tax）的乔治主义（Georgism）创始人Henry George死于中风，约10万人出席了次日的葬礼。
作为一名蹩脚业余经济学家，Henry George对世界影响之广泛和奇特，恐怕超出任何正统经济学家，他（至少部分地）启发了针对自然垄断者的反垄断运动、中国的土改、香港的土地财政、美国的新镇（new town）运动，以及，最意外的，乔治无政府主义（ 标签：
1897年10月29日，认为私人土地产权乃万恶之源，主张单一土地税（[[land value tax|Single Land Tax]]）的乔治主义（[[Georgism]]）创始人[[Henry George]]死于中风，约10万人出席了次日的葬礼。
作为一名蹩脚业余经济学家，Henry George对世界影响之广泛和奇特，恐怕超出任何正统经济学家，他（至少部分地）启发了针对自然垄断者的反垄断运动、中国的土改、香港的土地财政、美国的新镇（[[new town]]）运动，以及，最意外的，乔治无政府主义（[[Geoanarchism]]）。
其实，这家伙我在去年推荐《公共物品与私人社区》这本书时已经提到过一点。 07年，在《沙器和蚁穴：举例详解自发秩序》一文（这其实是对《理想与路径》一文的补充说明）里，我曾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观念确能改变世界，但它如何改变，改变结果与那个观念之间有何种相关性，却是几乎完全无法预料的事情，Henry George算得上是一个绝妙的注脚。从摊贩胜诉看印度法治
辉格
2010年10月25日
上周，印度全国摊贩联合会赢得了对新德里市政府的上诉案，印度最高法院裁定新德里市政府在英联邦运动会期间大规模驱逐街头摊贩的行动非法；实际上，在运动会开办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联合会与市政府之间就摊贩问题进行了许多次磋商谈判，但未能达成一致；法院判决虽未能阻止大规模驱逐的发生，但它对于摊贩们的传统权利，无疑是一次有力的确认，而对于政府权力的机会主义运用，则是一次严正警告。
从报道的部分判词看，法官的意思，并不是街头任意摆摊的行为是不受限制的，而居民和行人对清洁、安静和道(more...)
在上一篇里，我从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的角度，对真社会性（eusociality）起源做了一番解读，不难看出，生物建造有机体（organism）乃至抚育后代以传播所携带基因的勾当，与企业家组织资源建立企业最终产出产品的营生，着实相似，其中的成本/收益/风险算计和策略权衡，皆遵循着类似的逻辑。
今天，我打算将思绪再向远处放飞一点，看看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和自然环境中的有机体，处境有何不同。
经常听到有人对evolution一词被译作“进化”颇为不满，认为该词暗示了某种方向性，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方向性；不过，我倒不觉得这种译法有何误导性，尽管一度流行的爬阶梯式的单向线性进化思维确属无稽，但以整个生物界而论，随着时间推进，有机体复杂性之上限，确实是不断提高的，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进化确有某种方向性。
而这种方向性，恰是进化的最迷人之处，无论上帝是否会将世界导向至善，他至少正在带给我们一个日益繁复而精彩的世界，仅此一端，已足以让我们赞美和感谢他/她/它……
复杂性（complexity）源自功能上的分化与组合，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叫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它们以两种方式推进复杂性：当分化发生时，它在原有层次上带来多样性（diversity），也即增进了系统的横向复杂性（horizontal complexity），而当组合发生并形成某种长期稳定的排他性组合结构时——用系统学黑话说，发生了一次元系统跃迁（metasystem transition）——，它将在原有层次之上建立新的层次，从而增进系统的纵向复杂性（hierarchical complexity）。
从类似病毒这样的简单生命，到原核生物（prokaryote）的细胞结构，便是一次跃迁，原核细胞不妨视为许多功能上高度分化且互补的病毒相互合作形成的稳定结构（当然，弄清早期进化史之前，这还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真核细胞是在原核细胞基础上的第二次跃迁，它是多种原核细胞分化组合的结果，然后是单细胞向多细胞有机体的跃迁，在细胞分化的基础上，高度复杂的组织、器官、行为乃至外于身体的各种延伸表现型（ 标签：
在上一篇里，我谈到，Nowak等人的论文，否定了真社会性（eusociality）起源的子代合作路径，而认定了亲代控制路径，随后我又说，若沿该路径，那么对真社会性起源的解释，将（不可避免的）是基于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理论的。
所谓亲代投资理论，是用来分析生物个体在特定资源约束下，如何在生育尽可能多的后代，和为这些后代准备尽可能好的生存/发育/繁殖条件（在宽泛意义上，可统称为“抚育”）之间，做出权衡，即，如何将有限的可用资源按恰当比例分配到生育和抚育的各个环节，以获得最大产出。
所谓产出就是遗传收益，可以用这样一个函数表示（符号是我自己随意拟的）：
LER = SUM(LERi), {i: 1..r}
其中r是个体自身的繁殖数，LERi是每个子代的长期期望繁殖数，而最终的遗传收益，即是个体本身的长期期望繁殖数（即若干年后它的后代数量）；这是个递归函数，递归的终止条件取决于“长期”的长度，而该长度值则随分析的需要由分析者任意给定。
这样，所谓亲代投资决定就是，随着时间的推进，随时决定是否新增一个子代，并决定如何将那时所拥有的资源分配到每个子代的抚养上；这样一个动态决策看上去非常复杂，但实际情况比这简单，因为生物的可遗传性要求使得一些早先的决定一旦作出，后续的决策空间便被限定在很窄的范围内。
如果我们将有机体看作一部传播其所携带基因的机器的话，其生产周期由两阶段组成：首先是机器的建造（发育），(more...)
LER = SUM(LERi), {i: 1..r}
其中r是个体自身的繁殖数，LERi是每个子代的长期期望繁殖数，而最终的遗传收益，即是个体本身的长期期望繁殖数（即若干年后它的后代数量）；这是个递归函数，递归的终止条件取决于“长期”的长度，而该长度值则随分析的需要由分析者任意给定。 这样，所谓亲代投资决定就是，随着时间的推进，随时决定是否新增一个子代，并决定如何将那时所拥有的资源分配到每个子代的抚养上；这样一个动态决策看上去非常复杂，但实际情况比这简单，因为生物的可遗传性要求使得一些早先的决定一旦作出，后续的决策空间便被限定在很窄的范围内。 如果我们将有机体看作一部传播其所携带基因的机器的话，其生产周期由两阶段组成：首先是机器的建造（发育），然后是开动机器制造成品（生育和抚育），而亲代投资只覆盖了该周期的第二阶段，所以，若想真正了解某种投资模式效率如何，需要把整个周期都纳入分析，这样的分析所用到的，是生活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 经济学家把这种先造工具/机器、再用工具造产品的生产方式，叫做“迂回生产”，生产周期的迂回程度越复杂、工艺链条越长，往往投入的资源也越多，中间产品丧失的风险也越大，而补偿这些代价的好处是：最终产品的存活率和预期繁殖能力将得到提高，即，投资（发育投资和亲代投资）降低了收益函数中的r值，但提高了每个LERi的值。 在均衡状态下，边际上的那份追加资源投入，应具有收益无差别性，即，它投入于旨在增加子代数量的努力，和投入于旨在改进某个或几个LERi值的努力，收益将是相等的，这与经济学中的等优曲线（[[indifference curve]]）所表达的边际效用无差别，原理相同。 对于病毒和单细胞生物，发育和亲代投资都几乎为零，它们采用的是极端数量策略，只要营养条件满足就分裂；多细胞生物开始建造身体，因而有了发育投资；然后，有些多细胞物种开始在孢子/配子里存储额外的营养，以维持其在获得发育条件之前的存活，于是开始了亲代投资。 从鱼类到两栖类到爬行类、鸟类，对卵的投资越来越大，而鸟类更开始保护/喂食雏鸟，哺乳类更进一步，把幼雏留在身体里养大，出生后还经历漫长的哺乳期，以及生存技能的学习/训练期，人类则又通过幼态保持，在七岁到青春期之间又额外建立了一个漫长学习期，现代人类更将学习期拉长到青春期之后许多年。 至此，亲代投资貌似已发展到了极度夸张的地步，能不能再多投入呢？ 先考虑这样一种策略，你在抚育孩子上很愿意投入，给他们请奶妈、家教、钢琴教师，还每人配两个保镖一个书僮；现在对策略稍作调整，要给孩子这些条件，其实还有另一种办法：你先生下一群儿女，把他们都阉了，然后分别训练成奶妈、家教、钢琴师、保镖和书僮，功成之后，最后再生几个孩子，让前面那群来伺候；甚至更狠，一些前面生的孩子被做成人肉包子，用来喂最后几个孩子。 真社会性物种正是这么做的：有些蚂蚁所产下的卵中，部分是营养性卵，就是专门喂给其他孩子吃的（蚁后自己也吃），有些蚂蚁会把部分孩子培养成腹部极度膨胀的储蜜蚁，其唯一价值就是给其他孩子当储蜜罐，还有些把部分孩子培养成一种高度特化的防卫兵蚁——门卫，其头部完全像个软木塞，它们是真正的“活”塞，负责堵住巢穴入口，至于普通的工蚁和兵蚁，大概都听说过了。 从数学上说，此种策略，实际上是在将资源分配给每个子代时，精心安排了一种歧视性方案，在此之前，其他物种也可能差别对待子代，即设定不同的LERi目标，但通常这只是数量上的歧视，比如长子多喂点奶，多照顾几个月，但真社会性物种的歧视是结构性的，投入不同品级（[[caste]]）子代的资源被用于制造出了功能不同的工具。 其实，人类在较弱的程度上也发展出了这种策略，我见过不少家庭，好多姐姐加一个弟弟这种组合，这些姐姐在出嫁之前唯一的奋斗目标，似乎就是为这个弟弟挣够上学/盖房/娶妻的钱，甚至做生意的资本。（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曾提到过人类的另外两种歧视性亲代投资策略：嫡庶之分和长子继承制，可参考） 另外，扯远一点，我有种模糊的感觉，那些多见于环境条件极度恶劣地区的一妻多夫制（[[polyandry]]）家庭，其中的弟弟们，虽说不像工蚁那样丧失了生育能力，（以下纯猜测）其实让妻子（或许更像嫂子）受孕的机会并不多，性机会多半是大哥独占的，所以其地位也有点像工蚁，出现这种策略，大概是因为恶劣的环境条件造成了罕见的Cost/Benefit值搭配，使得弟弟们单组家庭的成功率很低，不如留在家里帮哥哥造侄子呢——汉密尔顿复活啦，呵呵。hulkbill那个对进化心理学在自杀问题上的表现的感慨，在Buzz上就不幸被如此歪楼了，呵呵。
楼是从zhangiii开始歪的：
开始我老以为进化论的基本原理是一个同义反复，适者生存。后来想到其实不是，还有一个前提是“有代代相传的稳定的遗传物质”，如果没有第二条，根本不可能产生进化。这种遗传物质后来知道是基因，基因所控制的那些性状是可以进化的。还有一种是meme，这是意识层面的东西，可以说独为人类所具备，也可以通过口述，文字和基于此形成的传统代代相传。
歪楼我最喜欢了：
嗯，这类似于经济学里的偏好稳定假设，离开这个假设，经济学也是同义反复了。
zhangiii继续煽风点火：
(more...)开始我老以为进化论的基本原理是一个同义反复，适者生存。后来想到其实不是，还有一个前提是“有代代相传的稳定的遗传物质”，如果没有第二条，根本不可能产生进化。这种遗传物质后来知道是基因，基因所控制的那些性状是可以进化的。还有一种是meme，这是意识层面的东西，可以说独为人类所具备，也可以通过口述，文字和基于此形成的传统代代相传。歪楼我最喜欢了：
嗯，这类似于经济学里的偏好稳定假设，离开这个假设，经济学也是同义反复了。zhangiii继续煽风点火：
好像是一个道理。我本来是想为同义反复也可以产生科学理论找个例子的，结果发现进化论不是这么一回事。有这个误会的人恐怕不少吧。结果我就像被打了鸡血：
嗯，我隐约感觉，如果你挖的足够深的话，其实仍可发现科学果然还是同义反复系统，只是链条们被拉的足够长，而可操作定义又在链条的各处与“现实”打上了些铆钉，从而将最终需要的那块万能膏药推到足够远的地方而已，万能膏药仍是存在的，且永远会存在下去…… 这有点像我们给被子套被套那样，从一个起点开始，逐个打结固定，同时把剩余的凌乱部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往外推，如此反复继续，但世界这个被套永远没有最后一个结，它是波普说的开放世界…… 比如牛顿力学，你当然观察不到“无外力作用下的匀速直线运动”，所以必须引入摩擦力/空气阻力之类的万能膏药，于是：滑块为何停下来？因为摩擦力；摩擦系数如何度量？测标准滑块能滑多远——同义反复诞生了；很久以后，当表面力学流体力学已足够进步，摩擦力/空气阻力之类膏药被展开，开始打出新的结，膏药被推向远方…… 所谓科学革命就是，某些人（革命家）在某些阶段发现，向外推被套打铆钉的工作越来越难以继续了，他们意识到不如拔除一大片区域已经打下的铆钉，（至少在某个很大的局部）重头来过……
两周前，hulkbill在Buzz上报道了生物学界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Martin Nowak等三位哈佛生物学家在Nature上发表了题为The evolution of eusociality的论文：
……目标直指亲缘选择理论（kin selection theory)及其基础inclusive fitness理论，称此模型解释力不理想，并提出其替代理论。可以想见此文在生物学界肯定是爆炸性的。事实正是如此，目前此文已引起上百名生物学家大混战，就差拳脚相向了。这里是Nature的报道，和New Scientist的报道。
看到报道时，我也很吃惊，一方面是暗暗抱着九分怀疑的态度，但同时，因为论文第三作者是大名鼎鼎的E. O. Wilson，该文的研究主题又是真社会性（eusociality），而Wilson无疑是这方面的权威，所以我和bill一样，急切的想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
次日bill给我发来了论文全文，读完之后，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至少自以为是），这事儿确实值得写一写，不过后来几天忙于博客搬家，拖到今天才顾得上。
下面是我对论文的解读和评论：
1）对于真社会性的起源，可以想象两条进化路径，直观起见，不妨分别称为“子代合作路径”和“亲代控制路径”；前者的意思是，某些条件下，个体（O）发现，帮助亲代（P）生育和抚养它（O）的姐妹，比自己（O）去生育和抚养子女，在遗传上更有优势，于是物种便发展出了这样的特性。
后者的意思是，某些条件下，个体（P）发现，若能通过某种手段抑制其部分子女（O）的生育能力，并促使它们（O）帮助自己（P）生育和抚养更多的子女，将获得更大的遗传优势，于是物种便发展出了这样的特性。
Wilson在《昆虫的社会》（The Insect Societies, 1971）一书里，以我理解，似乎为这两种可能性都留有余地，但现在，这篇论文却显然排除了子代合作路径，而认定了现有真社会性物种都是沿着亲代控制路径进化而来的，这意味着，最终导致真社会性的一系列变异，最初是从亲代那边开始的，比如，首先发展出的，应该是诸如抑制子代卵巢发育的外激素，而不是诸如在营养不足时自动停止自身卵巢发育的机制。
这一排除同时也意味着，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理论在解释真社会性起源上，并无用武之地。
子代合作路径的排除，对于汉密尔顿理论，确是件尴尬的事情，因为内含适应性和汉密尔顿法则（Hamilton’s rule）的最初提出，正是基于对膜翅目（Hymenoptera）昆虫的单倍二倍性（haplodiploid）性别决定模式与真社会性之间关系的分析，而其中的推导过程，是沿着子代合作路径进行的，现(more...)
……目标直指亲缘选择理论（kin selection theory)及其基础inclusive fitness理论，称此模型解释力不理想，并提出其替代理论。可以想见此文在生物学界肯定是爆炸性的。事实正是如此，目前此文已引起上百名生物学家大混战，就差拳脚相向了。这里是Nature的报道，和New Scientist的报道。看到报道时，我也很吃惊，一方面是暗暗抱着九分怀疑的态度，但同时，因为论文第三作者是大名鼎鼎的[[E. O. Wilson]]，该文的研究主题又是真社会性（[[eusociality]]），而Wilson无疑是这方面的权威，所以我和bill一样，急切的想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 次日bill给我发来了论文全文，读完之后，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至少自以为是），这事儿确实值得写一写，不过后来几天忙于博客搬家，拖到今天才顾得上。 下面是我对论文的解读和评论： 1）对于真社会性的起源，可以想象两条进化路径，直观起见，不妨分别称为“子代合作路径”和“亲代控制路径”；前者的意思是，某些条件下，个体（O）发现，帮助亲代（P）生育和抚养它（O）的姐妹，比自己（O）去生育和抚养子女，在遗传上更有优势，于是物种便发展出了这样的特性。 后者的意思是，某些条件下，个体（P）发现，若能通过某种手段抑制其部分子女（O）的生育能力，并促使它们（O）帮助自己（P）生育和抚养更多的子女，将获得更大的遗传优势，于是物种便发展出了这样的特性。 Wilson在《昆虫的社会》（The Insect Societies, 1971）一书里，以我理解，似乎为这两种可能性都留有余地，但现在，这篇论文却显然排除了子代合作路径，而认定了现有真社会性物种都是沿着亲代控制路径进化而来的，这意味着，最终导致真社会性的一系列变异，最初是从亲代那边开始的，比如，首先发展出的，应该是诸如抑制子代卵巢发育的外激素，而不是诸如在营养不足时自动停止自身卵巢发育的机制。 这一排除同时也意味着，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理论在解释真社会性起源上，并无用武之地。 子代合作路径的排除，对于汉密尔顿理论，确是件尴尬的事情，因为内含适应性和汉密尔顿法则（[[Hamilton's rule]]）的最初提出，正是基于对膜翅目（[[Hymenoptera]]）昆虫的单倍二倍性（[[haplodiploid]]）性别决定模式与真社会性之间关系的分析，而其中的推导过程，是沿着子代合作路径进行的，现在看来，这一分析很可能缺乏事实基础。 考虑到Wilson的学术背景和地位，我姑且采信这一结论，但基于下列阅读印象，仍心存疑虑（当然我相信作者们一定考虑过这些情况了）：
In other words, the queen and her worker have the same genes that prescribe caste and division of labour, but they may differ freely in other genes.This circumstance lends credence to the viewthat the colony can be viewed as an individual, or ‘superorganism’. Further, insofar as social behaviour is concerned, descent is fromqueen to queen, with the worker force generated as an extension of the queen (or cooperating queens) in each generation. Selection acts on the traits of the queen and the extrasomatic projection of her personal genome. This perception opens a new form of theoretical inquiry, which we illustrate in Box 1.Box1里相应的内容：
Inclusive fitness theory always claims to be a ‘gene-centred’ approach, but instead it is ‘worker-centred’: it puts the worker into the centre of attention and asks why does the worker behave altruistically and raise the offspring of another individual? The claim is that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requires a theory that goes beyond the standard fitness concept of natural selection. But here we show that this is not the case. By formulating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population genetics and family structure, we see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inclusive fitness theor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eusocial and the solitary allele is described by a standard selection equation. There is no paradoxical altruism, no payoff matrix, no evolutionary game. A ‘gene-centred’ approach for the evolution of eusociality makes inclusive fitness theory unnecessary.然而，如此认定个体适应性的主体，之所以在方法论上是“合法的”，不正是因为内含适应性理论扭转了我们对自然选择的作用单位的认识吗？否则，凭啥职虫的个体适应性就不算适应性、不值得被计算？而巢群又为何可以被当作“超个体”而成为计算适应性的单位？ 其次，当我们站在后虫角度计算适应性进而解释真社会性起源时，实际上采用的是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理论的思路和算法，而亲代投资理论和性选择、亲子冲突、寿命理论等等一样，都是建立在内含适应性之上的二/三级理论，采用它，实际上需要以接受基于内含适应性的科学纲领（或用库恩的话叫“科学范式”）为前提，否则，你的方法论将是自相冲突的。 至于从亲代投资理论出发如何解释真社会性起源，说来话长，另起一篇吧。
在豆瓣上看到小白兔的文章《阿罗不可能定律和外部性》，我很早1就对外部性（externality）这个概念很不感冒了，所以对从这概念出发的研究也是屡翻白眼。
有些概念我不感冒是因为含混不清，不具有操作性，外部性这个概念倒是清楚的很，不感冒是因为我觉得把它引入经济学毫无用处。
所谓外部性，是指一宗交易给未参与交易者所带来的利益增减，如果增进了后者的利益，叫正外部性，反之叫负外部性。
很容易看出，这个概念与我最近刚讨论过的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密切相关，因为按定义，帕累托改进的前提是不得减损任何人的利益。
但是，在那篇文章里，我指出了，基于利益定义的帕累托改进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现实的多人世界中几乎找不出符合此等条件的事情，即便是通常认为是帕累托改进的自愿交易其实也会减损第三方的利益。
挽救的办法是，将帕累托改进认定建立在权利界定的基础上，简单说，就是权利先于损害，换句话说，法学先于经济学（这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何当波斯纳（Richard Posner）为法律建立经济分析基础时，不得不抛弃帕累托概念，转而使用卡尔多-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 efficiency）概念，不过那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引入外部性概念，无非是想通过设计某些制度/税收/政策安排，来尽可能消除外部性，以便增进他们所谓的“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但是，和帕累托改进一样，如果外部性基于利益来定义，则负的外部性无处不在，只要资源是稀缺的，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利益冲突，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他人的利益有所影响，这也正是需要法律来划定权利边界的缘故所在，也是经济学这门学问之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这世界上的资源都不稀缺，经济学就没啥好研究的了，因为连经济品都没了，同样，法律也没必要存在了，人人按需取用，不会有利益冲突）。
所以，负的外部性只能基于权利来定义，才可能(more...)
（开了几天小差，留下好多坑待填，今天先填一个）
bear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最终会达到自然资源能够承受的极限，大多数人将生活在仅仅能维持生计的状态。这个说法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人口数量仅仅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根据辉格的消费离散型假说能简单得出这样的推论–个人和家庭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消费水平而放弃多生一个孩子。换句话说，人口数量除了受自然资源约束外，还会被家庭的生活层次和收入限制，也就是说人口数量不可能达到马尔萨斯极限。
处在上级消费层次的家庭多一个孩子的边际支出比下级的家庭大得多，支出甚至可以是指数级的增加（这点从经验上看没问题，是否确切有待验证）。加上这条，消费离散型假说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越富有的家庭（和国家）越不愿意生孩子。
首先需要稍稍修正一下，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极限”的意思是，无论生产能力如何进步，均衡状态下（只有战争、瘟疫和自然灾难外部事件会让系统偏离均衡），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那部分人永远只能生活在勉强温饱的生存线上。
(more...)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最终会达到自然资源能够承受的极限，大多数人将生活在仅仅能维持生计的状态。这个说法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人口数量仅仅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根据辉格的消费离散型假说能简单得出这样的推论--个人和家庭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消费水平而放弃多生一个孩子。换句话说，人口数量除了受自然资源约束外，还会被家庭的生活层次和收入限制，也就是说人口数量不可能达到马尔萨斯极限。
处在上级消费层次的家庭多一个孩子的边际支出比下级的家庭大得多，支出甚至可以是指数级的增加（这点从经验上看没问题，是否确切有待验证）。加上这条，消费离散型假说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越富有的家庭（和国家）越不愿意生孩子。
首先需要稍稍修正一下，{{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极限”的意思是，无论生产能力如何进步，均衡状态下（只有战争、瘟疫和自然灾难外部事件会让系统偏离均衡），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那部分人永远只能生活在勉强温饱的生存线上。 至于处于或靠近底层的这部分占人口的比例多少，随社会制度而不同，马尔萨斯为我们描绘了两种可能的图景：一种是扁平化社会，绝大部分人生活中生存线附近，这种情况下，人口的绝对数量就达到了资源极限，另一种是层次化社会，财产权、身份特权、继承权等制度条件，使得部分人得以远离生存线，从而使得社会形成一种复杂多层的等级结构，此时，人口数量并未达到理论极限。 所以，“人口数量仅仅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这句话，只能是在“给定社会结构或制度条件”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马尔萨斯认为，当时的中国正是典型的扁平化社会，所以他说，如果按同等资源供养人口数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无疑是最成功的社会了，这个国家的制度成功的将绝大多数人拉到了生存线上；这一判断是否准确还有待考察，但这两幅图景的对比是很有启发的。 但很明显，马尔萨斯并不认为这种社会是可取的，相反，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财产权得到保障，西方社会才维持了复杂而繁荣的文明结构。 好，现在就容易看出消费离散性假说在上述理论框架中的含义了：等级阶梯的存在，激励人们为了维持现有的较高地位，或者爬升到较高的地位，通过克制生育数量来确保消费水准，从而在整体上，使得人口的极限水平低于没有这种等级阶梯的情况。 注意：这不是让人口脱离了马尔萨斯极限，而是移动了马尔萨斯极限本身，因为马尔萨斯极限原本就不是指绝对的资源供养极限，而是给定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下的极限。 但是，克制生育数量只是确保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的手段之一，是牺牲数量换质量的办法，另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手段：一个是{{嫡庶}}之分，不牺牲数量，但只确保其中一部分子女的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 第二个是{{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也不牺牲数量，但只确保其中一部分作为主继承人的长子的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不低于自己，其他子女则能保障多少就算多少。重阳节大概是从化一年当中最热闹的一天了，据说每年过节都有十几万人上山，分往四个山头，我们村背后的风云岭，因为紧靠县城，游人也最多。
而且这一热潮看来完全是自发的，没看见有衙门或机构出面组织或煽动，不像平湖这些年中秋前后的西瓜灯会，或某些地方的端午龙舟，倒是像古代的元宵灯会。
风云岭在县城西南郊，因而上山的大路在北坡，我们村在南坡，占据着东南坡的一条小路，只有百分之小几的游人从这儿上山，不过那也有一两千人了。
在较大的地图中查看绿野仙踪
所以警方也要假装紧张一下，每年此时，两车警察就带着一(more...)
为了写时评混饭吃，我不得不每天看新闻，但这着实是件痛苦差事，特别是那些经济政策，就像天天重复上演的荒诞剧，荒诞剧这东西看一遍可以，天天看反复看剧情还一成不变，就太荒诞了。
比如反垄断政策和消费者保护政策，这是政客举起大刀砍向企业，口号是保护消费者，上午刚砍完，到下午，同一帮恬不知耻的政客就又举起大刀，这回砍的是全体消费者，而口号变成了保护企业和就业岗位。
当然，如你所知，这把大刀就是贸易保护和汇率政策。
类似的，当某个政客还是某州参议员时，就把自己扮演成挺身挡在消费者前面对抗大公司的蜘蛛侠，可一旦进入国会，成为联邦参议员，立马变得像本州公司们花钱雇来的小二，不遗余力毫不脸红的从全国纳税人和消费者身上搜刮猪油。
这样的荒诞剧就每日在我的Google Reader里随着页面的高速滚动而不断上演，让我哭笑不得。
不过话说回来，从这无聊乏味的观剧中我也不是毫无收获，今天看着看着我就想起在Scott Gordon在《控制国家》里提出的观点：无论政体如何，政治现实永远是：有组织的少数统治无组织的多数。
上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表的数据中，正式确认了始于2007年的本次经济衰退的结束点为2009年6月；民众和媒体对此反应冷淡，这也难怪，高企的失业率，低迷的住房市场，捂紧钱包的消费者，惶惶不安的银行，甚至危机以来一直表现坚韧的实业界，也是谨小慎微，创新乏力，景象依然萧条。
当然，这里并没什么悖谬或反差，NBER的宣布只是在统计学上对商业周期所作的一次识别，并不意味着他们发现了什么迄今未被察觉的情况；他们也指出了，目前的数据显示，经济活动水平仍低于通常复苏早期所具有的水平，换句话说，并未出现复苏的迹象，这与市场气氛中所透露出的投资者的普遍观感，是一致的。
面对这一惨淡而无望的局面，眼看中期选举临近，黔驴技穷的奥巴马政府决定狗急跳墙，祭出保护主义大棒来转移公众视线；可悲的是，这种老掉牙的拙劣招数还就是屡试不爽，本周在众院通过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是奥巴马贯彻其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极少数未遭共和党抵制的重大法案之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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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们&嫣牛们，
在你们的热情陪伴之下，过去三天中我对法律的思考算是圆满告一段落了，我想我大概两年内都不需要再将注意力回到这些问题上面了（哦，这不是个承诺，为了挣钱难免还会写写的）。
尽管我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早在四五年前便已成形，不过要转变为文字，还是要费一番功夫的，不是说打字有多吃力，我的意思是，把“念头”映射为语句的过程，对陈述之有效性、逻辑自洽性乃至可读性的要求，会大幅提升，这才是最吃力的部分，而在此过程中，也常会发现原先的念头是无聊的或者错误的(more...)
不少朋友在驳斥我的观点时，所提出的理由都是，时效取得原则只适用于对有形财产和物理空间的占有，而不适用于其他形式权利的确立；但在我看来，这样的限制是没有必要的，这是一种陈旧的观念，与财产权形式的现代发展已不相适应，关于这一点，可参阅我的旧文《钓鱼的故事：所有权的另一种解读》。
基于实物或物理空间来描述权利（包括财产权），许多时候是非常困难和别扭的，尤其在财产权的形式已高度多样化之后，比如，你拥有一块土地的耕种权，却没有在上面盖房子或采伐或采矿的权利，你算不算“拥有”了这块土地呢？
还有，你有权使用网眼大于5寸的渔网在某块水域捕鱼，那么，你算不算拥有这块水域呢？或者那里的鱼呢？再如，你拥有某某波段电波的排他性发射权，这与物品或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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