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新牧场#19：断裂的阶梯
辉格
2019年12月7日
如前几章所述，人口转型削弱了中上层的地位竞争，截断了向下流动的瀑布，而福利制度则为地位竞争的败落者或弃赛者提供了一个安全港湾，让他们避免被命运的无情浪水冲刷而去，由此积滞而成一潭势渐漫漾的福利沼泽，这样一个奇特的，或许也是史无前例的进化局面，将带给我们什么呢？
锋芒向内
转变的第一个后果是，上层文化失去了外向张力，以往，由于中上阶层繁殖率高而容量又有限，因而总是有着强烈的扩张倾向，在不同的制度与地缘政治条件下，这一张力可能表现为地理上的拓殖与征服（见第7章），也可能表现为对事业发展空间的探索与开拓。
与外向张力相对应的，是一种自信而富有进攻性的上层文化，因为成功保持上层地位的人，往往也是（领地或事业空间的）成功开拓者，而成功将赋予他们自信，相信自身文化优越于他种，有资格取而代之，或至少取得支配地位；当然，也有些社会的上层缺乏开拓倾向，主要通过内斗释放张力（见第8章）。
人口转型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外向张力，然而人们相互争锋一拼高下的本能却并未改变，结果是，攻击的矛头转向了社会内部，不过，这种相互攻击的性质不同于因压力过大而产生的内斗，后者是指向明确的：争夺资源、权力和地位，而前者攻击的方向和目标却是漂移不定的，它很像自体免疫疾病（autoimmune diseases）中免疫系统对自身组织器官的攻击，类似攻击也发生在各种过敏症（allergic diseases）中，差别只是后者需要某种外来过敏原的刺激，而前者不需要。
有意思的是，自体免疫和过敏（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患者接触外来抗原的机会太少，免疫系统被过度闲置因而敏感度提得太高，
[1] 这和一个群体对外扩张停止后内斗蜂起，在发生原理上十分相似：精英阶层中那些仍然好斗且富有进取心的成员，因为没有明显的外敌可以攻击，其战斗才能无处施展，于是开始内斗，诱发这种内斗的理由可以十分琐碎、无稽和任意，参与者也未必有明确而实际的目标或诉求。
正是在此背景下，西方文化卷入了一个自我否定和自我挫败的内塌漩涡，文化精英竞相攻击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攻击出发点和理由五花八门，反基督教，反战，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反消费主义，反科学，反全球化，反大公司，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女权主义，环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葛兰西主义，身份重叠主义（intersectionalism）……，不一而足，往往相互间也是斗的不亦乐乎，只有在反西方反美帝这个核心问题上，才找到共同点，携起手来占领华尔街。
诚然，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反建制的文化异类，而且总是有小部分不得志的上层精英会将批判主流价值观用作与当权建制派展开地位竞争的手段，为此，有时他们会虚构一个其实从未存在过的黄金时代，或者将某个众人知之甚少的遥远社会描绘为桃源胜境；第二种做法背后还有个微妙动机：显示自己懂得欣赏异域文化，向来是上层博取声望的一种方式，因为这证明了他们有更大的活动范围，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更多接触外来事物的机会，这些都与高地位联系在一起（见第2章），相反，下层在文化上总是更加狭隘和排外。
可是，即便考虑到这些动机，一大半有地位有声望生活优裕的文化精英都在痛斥支撑着他们所在社会的繁荣，让他们享受着无论以往或别处都从未有过的富足与自由的那套价值体系，却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这些精英的立场总是能得到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的热烈追捧，而这些追捧者也都是该体系的受益者，绝非来自边缘或下层。
而且这些攻击者内心其实明白自己受益于该体系，他们足够诚实的身体暴露了这一点：那些免受其攻击甚至常得到其赞美的社会，并未吸引他们争相移居，虽然没人拦着他们。
要理解这一奇观，还须回到人类地位竞争的历史背景中。
在早期社会，一位有志青年若要为自己建立一个有分量的地位，就得“做出点事情”来证明自己，这可以是对敌对群体的一次清晨伏击（例如在安达曼人中），
[2] 或一次猎头（伊隆戈人），
[3] 或贞操掠夺性强奸（萨摩亚人），
[4] 或盗牛突袭（东非牧民），或盗马突袭（大平原印第安人），那些做不出什么事情的人会遭受同侪鄙视，在群体内人微言轻，抬不起头，甚至不被视为资格完备的成年人。
在这些社会，地位竞争的关键期是青春期和成年早期，此时，各种未经尝试的可能性还都开放着，你的许多重要社会关系（姻亲、工作伙伴、师傅和师兄弟、追随对象等等）都尚未绑定，他人也还没有对你抱定成见，因而正是放手一搏的时候，若是等到这些事情都已尘埃落定，再想争锋出头，改头换面，希望就太渺茫了；所以青春期躁动是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在暴涨的雄性荷尔蒙作用下，该年龄段的男性表现的极为狂躁不安，争勇好斗，因为这短短几年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一生的社会位置。
[5]
可是在等级结构已牢固确立的大型社会，释放躁动的传统途径大多行不通了（除了在一些边境地带），地位竞争转向了更和平的事业：学门好手艺，找份好工作，组织一项工程，修条水渠，建座神庙，创造一部作品，考得功名，做上官……，虽然这些事业同样得益于野心、冲劲和争强好胜心（它们也跟荷尔蒙有关），但更需要耐心、克制和自律。
和早先平等小社会不同的是，大型等级社会中，只有少数幸运儿能以某种事业而功成名就，多数人不得不接受平庸乃至卑下的地位，他们并非没有憧憬过，躁动过，可是激烈严酷的竞争，资源的局限，等级樊篱的森严，对既得利益的武力捍卫，以及（在有些社会）对既有权利强有力的司法保障，迫使他们不得不收起锋芒，屈居于较为低下但至少还可立足的地位。
最近几代人中，这些条件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上层的地位竞争因生育率下降而弱化，竞争仍然激烈，但不再那么严酷，失败者（或并未全力投入竞争者）有充足机会得到一个仍不失优裕自在的次优结果，从好的一面看，这鼓励一些人采取更大胆进取的策略，勇于探索、创新和挑战权威，但也有破坏性的一面，它让一些人肆无忌惮的寻找攻击对象，因为竞争虽已削弱，青春躁动本能却不会在短期内改变，而同时，由于对外扩张已经停止，攻击往往指向内部目标。
不同于以往争夺资源和权力的常规竞争，这更像是一种游戏式竞争，如同体育竞赛一样，虽然参与者也不乏对权力快感和成就荣耀的追求，但脱离了现实功利性标准，正因为这种游戏性质，其目标飘忽不定，可以指向任何地方，只要足够刺激。
在20世纪上半叶的疯狂革命年代中，那些热衷于颠覆现有秩序的激进分子大多来自上层精英，其中不乏贵族子弟，鲜有真正的无产阶级；若是在早先的严酷地位竞争局面下，如此胡闹的毛孩子会被其兄长们迅速而无情的镇压，可是如今却不同了，宽松的资源条件和社会的长期和平化提升了上层的地位安全感，因而变得更愿意容忍此类躁动行为，在更晚近的年代，这种容忍又因精英对待年轻人态度的奶妈化而愈加升级。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决定社会地位的基本游戏规则仍和过去大同小异，中产阶级仍在汲汲营营的维持体面生活，努力往上爬，而成功所需要的禀赋和行为准则也和过去一样，可是，每一代成功爬到上层的人，其子女中都会有相当一部分叛离那些当初帮助其父辈取得成就因而带给他们优越地位的价值与道德规范，成为一股攻击道德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尽管这些叛道者的人口比例并不很高，但是其财富，地位，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艺术品位，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让他们占据了学校，传媒，文艺，影视等最重要的传播节点，因而对文化潮流和意识形态走向有着压倒性的影响力。
叛逆英雄
上述趋势还得到了另一个因素的强化，现代的开放等级系统和发达的资本市场，创造了一些火箭般的高速地位蹿升通道，和过去的白手起家者走过的发家之路相比，这些高速通道对成功者禀赋组合的要求十分不同，变得更狭窄单一了，因为有了精细分工的市场，你只要有一项过人之处，并且其市场价值被投资者相中，他们就会帮你配齐所有你不具备的优势，打通所有你自己无法闯过的荆棘之路，无论对于发明家，商业模式创新者，演员，运动员，模特，都是如此（见第14章）。
这本身是件大好事，许多原本会被埋没的才华得以施展，许多原本挺不过艰难发育期的创新被发扬光大，可是它附带的文化后果却未必都是正面的，它让一些轻佻狂妄，漠视道德规范，甚至人格不健全，有着严重反社会倾向的天才，也有了功成名就的机会，而假如没有深度分工，没有律师、职业经理和投资者为他们铺路，自己穿越荆棘丛丛的事业发展道路，与各色人等打交道，处理各种合作与交易关系，他们几乎注定会在某个环节上栽跟头，被淘汰出局。
这种情况最初出现在文学艺术界，然后是影视演艺界，接着是体育界，在当代，随着风险投资业的兴起，又扩展到了科技创新产业，两个显著例子是约翰·迈克菲（John McAfee）和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此类反派明星在成功者中所占比例未必很高，但已足以为叛逆青年提供源源不断的效仿楷模，以及助长其革命声势的文化英雄。
精英气泡
竞争压力的减弱和对外扩张的停止，引出了另一个后果：文化日趋阴柔化（feminize），中上层子弟变得日益娇嫩柔弱，这一点甚至从他们的躁动与叛逆行为中也可以看出，1936-38年的西班牙内战中，来自数十个西方国家的五六万革命青年涌向伊比利亚，赴汤蹈火，15000多人死在那里，
[6] 70年代的愤怒青年虽然早已不那么爱打仗，却仍能零星的组织起一些像红色旅（Red Brigades）和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这样的暴力恐怖团伙，而当今的叛逆青年只会穿一身名牌坐在大街上自拍。
同时，他们也越来越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那片舒适小天地，去陌生世界探索闯荡，一战前的一个世纪中，两千多万英国人离开本土移居世界各地，其中70%的目的地处于英帝国之外，
[7] 众多名校毕业生将海外工作作为其职业生涯的起点，胸怀世界，四海为家，一时蔚然成风，然而二战后，这一传统迅速消退，精英和中产子弟日益龟缩到自己的安乐窝中，对外部世界既茫然无知，也缺乏兴趣。
这一退缩不仅发生在国际层面上，即西方精英对第三世界丧失兴趣，也发生在西方社会内部，阶层间的文化隔阂不断加深，中上层搬进高度排他性的社区，组建自己的市镇和学区，去自己的教堂，下层的生活在他们视野中变得越来越遥远模糊，许多中上层对下层中最受欢迎的明星，最热爱的运动，最喜欢的车型，最普遍的娱乐消遣，最流行的电视剧、啤酒品牌、连锁快餐店，都茫然无知，闻所未闻，用查尔斯·穆瑞的话说，他们躲进了为自己构造的“精英气泡”（elite bubble）里。
[8]
诚然，阶层间居住空间分化向来就有，不同的是，以往这种分化表现为一个相当连续的梯度，没有特别陡峭的断层，任何特定个体所生活的社区中，都存在一个局部的小阶梯，一位乡村自耕农的邻居中，既有比他地位高的乡绅和律师，也有低于他的雇农和铁匠，城市社区的地位梯度甚至更丰厚，虽然也能粗略识别出富人区和贫民区，但远不如20世纪的郊区化运动所产生的那种井然分明的阶层隔离。
有几个因素加深了居住空间上的阶层隔离（residential segregation），一是交通条件的改变（见第10章），二是产业模式变迁，连锁零售/服务业的兴起，大批消灭了店主这一传统下层社区中非常重要的中产生态位，制造业的规模化也有类似效果，许多就近利用劳动力的作坊和小工厂不复存在，它们原先的老板也就没必要住在下层社区了。
第三个因素是福利制度，如我之前已解释的（第17章），福利制度让下层社区中的中上层个体丧失了社区领袖地位，而它带来的治安与道德问题则加重了他们留在那里的成本，因而加速其逃离。
第四个因素是平等主义文化，这可能有悖许多人的直觉，但其中道理并不玄奥：在一个社会经济状况注定不会平等的世界里，要想生活在一种高度平等主义的文化氛围中，就只能设法与自己状况近似的人住到一起，假如你相信每个人都着相近的天赋与潜力，享受着同样的上帝恩宠，配得上同样的富足与荣耀，有着不分高下的生活情趣和艺术鉴赏力，奉行着同样的道德标准……，因而谁也没有资格怜悯、鄙夷、斥责或教诲他的邻人，或以屈尊俯就的姿态表达友善，或在公共生活中拥有高于他人的支配力，那么，生活在一个状况差异巨大的社区就会让你很不舒服，因为你目睹的现实每天都在冲击着你的信念，让你忍不住冒出一些你向来讨厌的念头：他怎么就像个永远扶不起的阿斗？有些人怎么教都学不会，可能就是太笨？为何如此粗俗的东西竟然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些孩子也太可怜了，他们的父母难道不能更努力更用心一点？他连这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简直禽兽不如！他们的头脑如此顽固封闭，总是被一些愚昧陈腐的念头占据，我看公共事务他们最好还是别瞎掺和了，可是他们竟然有投票权！
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一旦同类聚居的倾向出现，居住隔离是很容易经由个体分散选择而自发实现的，正如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分析所显示，只要经济状况（或其他任何人口统计学指标）的分布在社区间存在初始差异（这可以只是随机出现而无需任何理由），并且有一些人不满意所在社区的分布，比如他觉得穷人太多，或者有艺术品位的人太少，就可能迁往该指标更符合其心意的社区，可是他们的迁出更降低了该社区的这一指标值，于是剩下的人中有着类似倾向但不如他们强烈的那些，发现自己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也跟着搬走，如此循环加速，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点。
[9]
躲进精英气泡的一个后果是，上层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与社会现实日益脱节，由于对第三世界和本国中下层生活状态和真正困境所在极度无知，他们开出的旨在帮助中下层的药方往往散发着一股“何不食肉糜”的味道，最好情况是不得要领，无济于事，最坏情况则是严重恶化其处境。
例如，他们以为提高法定最低工资便可改善下层生活，可是在当今西方，下层最大的问题是失业，长期失业是一个穷人滑入贫困陷阱的主要通道，但凡有稳定工作者，即便薪水不高，也可过上体面生活，而最低工资法恰恰会将一些低技能工人赶出就业市场，推进贫困陷阱；类似的，他们在第三世界发动围剿血汗工厂和反对童工雇佣的战斗，却不知道离开工厂的孟加拉女孩并未进入学校，而是上街做了妓女。
[10]
他们将传统婚姻视为陈腐过时之物，努力为单身母亲“去污名化”（destigmatizing），也就是消除对婚前怀孕和婚外生育的道德压力，以为那会将女性从男权压迫中解放出来，这对他们自己或许是真的，可是对于下层女孩和她们的孩子，这是滑入贫困陷阱的另一条快速通道；
[11] 他们反对学校整肃课堂纪律，
[12] 以为下层孩子会和精英子弟一样聪明好学，自律上进，一样远离堕落、罪恶和街头帮派的诱惑。
他们推动政府对商品和服务质量实行越来越严厉的管制，推动司法系统对生产者施加不断升级的无过错责任（liability without fault），
[13] 而不会在乎生产者因此负担的成本最终都会体现在价格里，而穷人是最经受不起涨价的，所以这些管制的实际效果就是，以提高穷人生活成本为代价，减轻中上层对质量风险的甄别与警惕负担。
他们推崇有机食品，却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超市有机货架的价格标签让穷人只能绕着走，那些将麦当劳肯德基斥为垃圾食品的人，恐怕没想过第三世界穷人不仅吃不起肉，牛奶鸡蛋都还是奢侈品，最急迫的问题是满足基本卡路里摄入，
[14] 为此几亿人还在冒着中毒风险以木薯（cassava）为主食，
[15] 还有数亿人因过度依赖稻米而缺乏维生素A，导致每年数十万儿童死亡，更多人失明，而且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案——转基因黄金大米（Golden Rice）——在1990年代便已开发成功，却因绿色有机运动的竭力阻挠而至今得不到推广。
[16]
最近受到热烈追捧的反暖化斗士格雷塔·滕伯格（Greta Thunberg）堪当这一何不食肉糜文化的最佳形象代言人，这位来自瑞典精英家庭的16岁女孩竟然相信，配备卫星通信与导航设备的无动力帆船这种当代富豪的奢侈玩具，
[17] 是商业客机作为越洋旅行工具的可行替代物，考虑到她家客厅里随便两把椅子就要花费18140欧元（不含运费），
[18] 这种魔幻念头或许并非那么不可思议。
与现实脱节的精英文化日益收缩为一种自娱自乐的封闭游戏，和圈外的世界变得不相干，因而失去了向下渗透的能力，因为忙于柴米油盐的大众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也看不懂他们玩的是什么把戏，追随与效仿更是无从谈起，毕竟，又有多少人有兴趣弄清楚cultural appropriation或intersectionality是什么意思，或LGBTTQQIAAP这一大串字母里的每个代表什么呢，纽约长岛市的穷人大概也很难想明白，把亚马逊轰走
[19] 会以何种方式给他们带来好处。
牛仔帝国
文化断裂的同时，维系全球价值阶梯的另一根支柱也开始圮泐倾颓，实际上，这根支柱在一战中已被毁坏过一次，直到二战后美国部分接替了英帝国曾扮演过的角色（见第15章）之后，才重新树起，可是，两个帝国的性质和效果皆十分不同。
美国有着长久的孤立主义传统，对美洲以外的事务既不感兴趣也避免卷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扩张动力，而是因为北美大陆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扩张空间，事实上，很少有国家曾像美国那样稳固而迅猛的扩张，从1791到1912年，美国平均每三年半就建立一个新州，以面积论，其中每个放在欧洲都是大国。
[20]
无论是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还是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都显示着美国精英对此扩张有着充分自觉，甚至独立革命的一大动因也是伦敦当局竭力限制殖民者向阿巴拉契亚以西开拓而引发的不满；甚至在19世纪大英帝国正如日中天的那些年代中，吞并加拿大的呼声也始终不绝于耳。
[21]
所以美国并不缺帝国潜质，只是环境条件未能让它发育成一个机能健全的帝国，它在北美的扩张阻力太小，对手太弱，获得的领土也太空旷，不足以迫使它像英国那样发展出一套维系一个文化极其多样，内部结构极为复杂的庞大帝国所需的制度框架和统治机器，和应付众多强大而老练的竞争对手所需要的外交手腕和条约体系，以及对帝国事业将会带来的高昂成本（包括金钱与献血）的心理准备。
这一局限原本从1898年美西战争开始已有所突破，当时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已接近尾声（1912年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建州可视为这一扩张进程的终结标志），加勒比和太平洋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兴趣，美国的重要海外领地（菲律宾，夏威夷，波多黎各，关岛，关塔纳摩，巴拿马运河区）都是在美西战争和一战之间的十几年中获得的，决定参加一战本身也是她已准备好抛弃孤立主义的一个迹象，然而恰在此时，人口转型却已悄然开始，生育率正在急速下跌，同时19世纪后期的移民高潮也早已回落，随后又是大萧条的重击，结果，刚刚开始向外挥舞的帝国鹰爪很快又缩了回来。
妨碍美帝国发育的另一个因素是其深厚的平等主义传统，构成美国文化底基的四大源流中，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特拉华河谷的贵格派，都是强烈的平等主义者，阿巴拉契亚的苏格兰-爱尔兰裔边民，其文化气质也是高度平等主义的，只是没那么意识形态化，只有以弗吉尼亚绅士为代表的南方种植园主有着贵族传统，是精英主义者。
[22]
如上一节所分析，要想过上平等主义生活，就得建立高度同质化的社会，与各方面都很相似的人结成共同体，地方社区如此，国家也是，正因此，高度多元异质的帝国和平等主义是天然不兼容的；实际上，异质性和平等主义这对矛盾在美国历史上多次浮现，最终都以平等派胜出而告终。
首先是蓄奴问题，北方人反对蓄奴虽不乏道德上的动机，但害怕黑人大量引入将破坏文化同质性也是重要理由，所以许多废奴主义者希望将黑人送回非洲，但弗吉尼亚贵族却不会介意和黑人同处一个社会，因为他们并不要求平等，也不会给黑人投票权。
在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上也是如此，在伦敦的当权精英眼中，印第安人和印度与非洲的土著一样，都是潜在的帝国子民，虽然其地位暂且低于英国人，但最终将作为一个成员民族被纳入帝国的多元结构之中，所以他们希望殖民者尽可能与之和睦相处，而在殖民者眼中，印第安人是他们向西开拓的挡路石，务必加以清除，因为作为平等主义者，他们容不得异类成为其共同体伙伴，所以不难理解，美国政治领袖中平等倾向越强烈的，在印第安问题上的态度也越强硬，例如杰弗逊和杰克逊。
帝国和同质性的矛盾同样表现在美国的领土扩张过程中，美墨战争（1846-48年）前后，美国曾有过一场主张吞并整个墨西哥的运动，但这一呼声不久便因得不到积极响应而销声匿迹，战后美国也只向墨西哥索取了一块最靠北，人口最稀疏的领土，反对者的理由是，将数百万西班牙裔、印第安土著和天主教徒接纳为公民，将动摇美国社会的根基。
[23]
同一理由也让波多黎各的建州努力长期受阻，也曾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在大门外关了很久，它们最终都是在白人比例提升到足够高之后才被接纳进联邦，20世纪前40年，阿拉斯加的白人比例始终徘徊在一半左右，1940-50年大增至72%，建州前超过3/4，
[24] 夏威夷在建州时白人虽未成为多数，但正在快速增长，并且已和日裔并列为最大族群，十年后便以38%的优势超出日裔。
[25]
正因为文化和政治上都与帝国角色格格不入，当美国在二战后被迫承担起帝国责任时，是很不情愿也缺乏准备的，只是几个急迫的理由促使它必须挑起这个重担：1）付出巨大代价赢得的战果若轻易丢弃，无法向国民交代，2）当欧洲看来已无力保护自己时，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诞生于其中的西方文明老家遭毁灭，3）若听任世界陷入无秩序状态，下一场战争很快会到来，届时对美国的冲击将远非珍珠港所能比，4）洲际导弹，核弹，远程轰炸机，导弹潜艇等新型武器，令美洲不再孤悬于旧世界之外，孤立主义不再是可行战略。
随着冷战的迅速升级，美国很快适应了其新角色，积极组建条约同盟，布设军事基地网，帮助欧洲重建，牵头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以和平队（Peace Corps）形式将数万青年送往世界各地从事志愿服务；当地区局势出现不利转变时，也不惮于使用武力加以阻止，从柏林，土耳其，希腊，朝鲜，印度支那，到危地马拉，古巴，智利，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全方位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为此还打了两场代价惨重的战争。
然而，虽然足够积极努力，迄今为止美国的帝国事业却只能算勉强及格，算及格是因为它至少打赢了冷战，保全了欧洲，扩张了势力范围，维系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全球市场，可是，在构建一部价值阶梯，推行市场秩序，尤其是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促成可持久的文化与制度转变上，却乏善可陈，甚至往往是一败涂地且屡试屡败，以至于避免背上政体扶建（state-building）的责任包袱，已成为当代美国政治精英中少有的一项共识。
造成这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它试图影响的地区缺乏长期承诺，每次出兵海外干预地区事务时，政治家们总是迫不及待的向选民许诺，一旦完成任务便迅速抽身，“绝不多留一天”，结果，美国人离开没多久，苦心建立的新秩序往往又很快崩溃，地区再度陷入混乱，甚至变得比干预前更糟糕，用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话说，美国总是创建一个又一个“用完即弃的一次性帝国”（disposable empire）。
[26]
现代市场秩序是经由一条极为独特的文化/制度进化路径而产生的，
[27] 在其原生地之外，需要外力的持续作用才能落地生根，外力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本地当权者的命运须被捆绑在市场秩序这条大船上，即，只要这条船不沉没，他们就能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甚至比以前更富贵（就像海得拉巴王公），而一旦他们另有所图，就会立即遭受惩罚，其次，该社会有才华有野心的人须有机会在市场秩序中出人头地，向上爬升，唯如此，社会各领域的精英才有充足的动机去维护该秩序，去效仿和推行支撑该秩序的价值体系，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帝国，正是施加于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这样一种外力（见第15章）。
很明显，这是一种不对等的支配-从属关系，而这恰恰是有着根深蒂固平等主义传统的美国人最不愿意进入的一种关系；作为平等主义者，他们宁愿相信所有民族都有着同样的倾向、意愿和能力建立各自的良善社会，那些没有做到的，要么（像好莱坞热衷于表现的那样）是因为一小撮恶棍的阻挠，要么（如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的活动家常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被贫穷落后束缚了手脚。
在此观念指导下，干预者只须除掉恶棍，帮助制定新宪法，安排公正选举，提供慷慨的经济援助，一切便可向好；可事实上，这条路线却一再失败，而且其失败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因为既然各方势力都确信你很快就会撤离，就必须基于你不存在这一前提出发来盘算自己的未来，按他们早已谙熟的当地古老游戏规则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根本不会认真对待任何你在场时强加的方案、协议和制度安排，那么做只会将自己的战略建立在流沙之上，随时会被抛弃（就像库尔德人一次次被抛弃那样）。
[28]
经济援助同样不会奏效，甚至适得其反，因为首先，生活状况的改善未必带来制度改进，特别是当这一改善是因天上掉馅饼而发生的，就更不会，这一点从石油国家的经历中便可看出，其次，也更重要的是，援助者根本没有能力（往往也不被允许）将财物直接分发到他们旨在帮助的民众手里，只能依赖当地掌权者完成分发，这就给后者凭空带来了一份可以用来收买效忠或安抚不满的资源，而原本此类资源只能通过征税获得，这就削弱了掌权者对税收的依赖，在许多政体中，正是这一财政约束让统治者在剥夺私人部门时还有所顾忌，避免过度破坏税基，当这一顾忌解除后，他们就变得更为肆无忌惮。
[29]
二战后德国与日本的顺利改造或许曾助长了人们对美式帝国主义的信心，可是这两个案例与美国的其他干预行动并不可比，因为德日在滑向军国主义之前都曾是繁荣而成功的社会，而且美国在那里的承诺是长期的，对日本的占领持续了7年（琉球持续了27年），
[30] 对德国的占领1949年结束（萨尔延至1957年），1955年才全面归还治理权，而主权完全恢复要等到1990年四大占领国批准德国统一，
[31] 此外，德日迄今在军事上仍对美国负有条约义务，那里也有着美国最大规模的海外驻军和众多军事基地。
[32]
实际上，战后少数几个在美国影响下完成制度转型的国家，皆处于冷战前哨，面临巨大外部威胁，离开美国保护便难以自存，因而不得不看美国的脸色行事，这样一来，美国施加的行为准则便对这些政权的行为构成了一种外部的宪法性约束，成为当地掌权者或权力竞争者不得不遵守的游戏规则。
[33]
冷战结束后，曾有过一个短暂的转型欢快期，以至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天真的宣告历史正在走向其完满终点，
[34] 其实那只是因为另一部平行阶梯的垮塌而造成的一轮回涌，从更长时段看，阵营对抗的结束和共同敌人的消失只会更加削弱美帝国原本就先天不足的秩序推行力；911后，重振帝国的呼声一度高涨，可是因为一次性帝国的本性未改，一时热情和高昂代价换来的又是一连串失败与放弃。
歧路滋蔓
人类固有的地位竞争本能让他们在每个局部小生态中都要争出个强弱高下，假如已经有一部社会大阶梯从外部世界延伸进了这个小生态，那么竞争的焦点就会聚集于如何沿着这部大阶梯往上爬，当地社会的价值标准也会沿该阶梯的引力梯度而被重塑，假如不存在这部大阶梯，那么一部独立的小阶梯便会从本地竞争中浮现，并且创造出其独特的价值体系（见第13章）。
不过，现实情况大多介于这两种纯粹状态之间，即，虽然有一部大阶梯伸进了当地，但并非所有人都有望沿着它往上爬，或甘愿接受较低的位置，于是那些有能力也有野心却无望挤进主路的人，便在体系之外另辟竞技场，在等级结构上形成一条分支岔路，对主流价值构成一股离心力量。
对于特定社会局部，哪股力量占上风，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支配性力量，取决于哪条道路对那些力争上进但尚未选定奋斗方向的年轻人更具吸引力，在古代，妨碍人们踏上主路的，往往是主路本身的狭窄拥堵，且路障重重，现代社会的等级开放将主路变得极为畅通，造就了几轮社会大流动，也吸干了许多岔路支流，可是好景不长，最近几代人中，朝向主路的流动再次受阻，但这次的原因却和以往全然不同，并非因为主路变得更拥挤，而是上层的退缩令阶梯下部因失于维护而朽坏，不再能帮助年轻人踏足上攀。
这一朽坏表现在几个方面：1）当中上层退缩进他们的舒适气泡之后，下层失去了引导他们进入主路的效仿楷模，也没有了迫使他们走在阳光大道上的道德约束，2）上层精英整天用高音喇叭告诉他们，主流中产价值是坏的，甚至是邪恶的，根本不值得效仿，而那些仍然奉行着这套价值的中产多数，已乖乖闭上了嘴，3）几乎所有本可帮助下层中有潜力者向上爬升的文化与制度元素（例如婚姻伦理和学校纪律），都遭受着上层精英的无情批判，其中许多已被消灭殆尽（见第18章）。
当通往主路的匝道堵塞，地位竞争便很自然的转移到其他方向，在西方下层，最常见的岔路是街头帮派，在帮派世界中，自文明起源以来所确立的美德都变得一文不值，竞争将依循古老的丛林法则展开，暴力、凶狠、狡诈和残忍将帮助你赢得老大地位；阿列克斯·科特洛维茨（Alex Kotlowitz）描绘了居住在芝加哥贫民区是何种感觉：整个生活被笼罩在无休止帮派战争的恐怖阴影之下，母亲们整天提心吊胆，不知何时会传来儿子的死讯，活生生就像前文明时代的丛林社会。
[35]
和古代丛林社会一样，当代城市丛林中，随老大地位而来的是权力和财富，以及更重要的——性伙伴与后代数量，几乎所有相关研究都显示，下层社会中，犯罪倾向与性伙伴及后代数量呈显著正相关，帮派地位同样如此：老大最多，帮派成员其次，非帮派成员最少，一份英国的同龄组研究发现，反社会倾向最高的10%男性，其后代在下一代中的比例高达27%，这一繁殖优势，比第11章的极简模型中假设的数字，要高得多。
[36]
因阶梯断裂而滋生的岔路不仅出现在西方社会内部，也表现在国际层面上，随着帝国力量的收缩和西方的自我文化否定，通往旧引力中心的道路渐次淤塞，强弱不一的诸多局部引力中心纷纷滋长，全球价值阶梯随之而脱臼垮塌。
脱臼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去殖民化，市场秩序的扩张被截断在众多新兴主权国家的边界之外；在英帝国势力所及的维多利亚秩序中，各国政府不仅被要求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帝国推行的游戏规则，也须在处理国内事务和对待自己国民的方式上符合一些最起码的标准，这是因为，假如在一个国家，外国商人的生意伙伴随时可能被诛杀，监禁，抄没家产，其税收和管制有着高度任意性，司法系统缺乏起码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财产得不到保护，契约无法执行，那就很难成为一块对帝国有价值的市场空间。
在帝国的正式部分（即殖民地），规范直接从顶层向下推行，其主干是一个普通法司法系统，而在非正式部分，则以条约、治外法权和必要时的军事干预（即炮舰政策）来推行，这样，至少与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关的现代经济部门将首先被纳入新秩序，而随着贸易和工业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社会局部被卷入现代体系，投身现代部门的那些人社会地位也随之提升，由此完成新秩序的扩张。
一战后，这一秩序开始被威尔逊体系取代，美国式平等主义被从个人层面类推比附到了国际关系上，国家主权和对等关系上升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经历两战之间的过渡期，到二战后，威尔逊体系得到全面落实，这一新体系仍然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但维护它的大国，已不能将干预之手伸进主权边界之内。
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可视为新体系最终确立的标志，当时纳赛尔政府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并封锁提兰海峡（Straits of Tiran），英法随即联合以色列出兵干预，却被美国以抛售英镑债券和配合海湾国家实施石油禁运相威胁而强力阻止。
[37]
威尔逊体系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些国家的当权者发现，他们可以不必在国内推进市场制度，同时却又能享受全球市场带来的好处，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垄断性的国际市场参与者，比如建立一家垄断性进出口公司，包揽对外贸易，这样自己就成了国外商人在该国的唯一交易对手，因而外商的经营风险便和该国其他人的死活与财产安全完全无关，他们也无需关心当地的制度质量，唯一需要关注的是当权者本身的信用状况，而这一风险是可以通过恰当的交易安排得到控制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海湾石油国，现代市场秩序所造就的能源消费市场，石油工业体系，安全的国际航路，和低廉的交易费用，让这些国家的一小撮当权家族富的流油，因为财富来的如此容易且看起来永无止境，他们毫无动力推进国内变革，外商也满足于一个熟悉的生意伙伴，尽管对方的垄断地位会削弱他们的议价能力，但总比局势动荡导致无生意可做要好。
石油只是一个例子，更多国家的情况没那么纯粹，但原理类似，一般而言，一个国家若要成为市场秩序的原生地，或让它落地生根，成为其积极维护者，就需要满足一系列严苛的文化与制度条件，相反，若只是成为市场秩序的受益者，条件就远没有那么严格。
即便我们撇开宪政，法治，个人主义等深层根基不论，在相对浅表的层次上也不难看出原生地与受益者的差别：培育出一个能够源源不断涌出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产业体系很难，但模仿或利用既有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则容易的多，建立一个繁荣健康的证券或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很难，但没有这种市场的国家同样可得益于它们，清除海盗，保障远洋航路安全畅通，曾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任务，而如今世界各国皆受益于此，无论是否对此做出过贡献。
这些全球市场秩序的非建设性受益者，构成了一种局部的价值引力中心，他们的巨大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带来的煊赫权势，吸引着当地年轻人的敬畏目光和他们的奋斗攀爬方向，他们从中习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都是和市场秩序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的，因为决定谁能从上述垄断利益中分得一杯羹的权力争夺，遵循着与市场竞争全然不同的游戏规则。
表面上看，在现代传媒的助推之下，西方文化的渗透力似乎空前强大，但实际上，传播渗透的内容十分肤浅，往往局限于消费品，影视娱乐，流行时尚，稍微深入一点的，还会效仿西方的技术，企业组织和生活方式，这些对于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与制度根基是远远不够的，那些渗透所及的社会中，人们或许会笼统的意识到西方社会总是在冒出一些好东西，人民看似也过上了好日子，可是对于这些好处是在何种价值传统和制度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哪些禀赋和习性帮助个人参与这些创造并分享其成果，他们是懵然无知的，好莱坞不会告诉他们真相，反倒会向他们灌输相反的价值观，拜访当地的记者，背包客，人类学家，NGO社工，和平队成员，也多半会赞美那些让他们长期陷于困境之中的本地传统，以展示自己友善宽容的美德，和懂得欣赏他乡异俗的品味，以及敢于反叛自身传统的勇气和洒脱。
深层次的渗透只能通过近距离现场亲身示范而实现，因为效仿身边成功人士的举止是人类最惯熟的调整自身行为的方式，在新近富裕起来的农村，最流行的汽车品牌和房屋装修风格，往往由村里最早发达的那个人决定，可是在那些被强权垄断隔绝于全球市场之外的社会，有为上进青年能在身边找到的腾达者，都是善于在权力竞技场和裙带网中钻营的人，而不是依靠勤勉，审慎，虔诚，对专业、品质和效率的执着，对知识、技术和商业问题的专注等等帮助人们在自由市场中取得成就的那些价值。
从这个竞技场中胜出的人，自然会对自己长期浸润其中的当地传统备感骄傲，他们还会利用赢得的权力和财富来复兴光大这些传统，以强化当地社会与全球秩序的隔离，同时将自己塑造成该传统的捍卫者以提升体制的合法性，假如他们控制的财富足够庞大，还可将该传统向外输出。
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不仅让沙特王族所属的瓦哈比教派（Wahhabism）在阿拉伯半岛取得统治地位，还推动这一原教旨主义教派蔓延于全球，仅法赫德（King Fahd）在位期间（1982-2005年），沙特政府至少投入了750亿美元推行瓦哈比，
[38] 在世界各地资助伊斯兰组织，兴办宗教机构，其中仅在非伊斯兰国家就兴办了200所伊斯兰学院，210个伊斯兰中心，1500座清真寺，2000所伊斯兰中小学，除此之外，还有众多海湾石油王子通过私人基金提供的资助；这些努力不仅逆转了此前一个多世纪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进程，也造就了众多酝酿极端主义的温床。
[39]
局部引力中心的存在，轻则给全球秩序带来离心倾向，重则滋生挑战该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可是，受制于主权原则，霸权者无法以武力威胁和政权更换来维护秩序，而只能以援助和制裁等和平手段笼络和扶助相对良性的政权，例如美国在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后为了稳住埃及，防止它挑动对以色列的战争，或倒向苏联阵营，1979至2003年间共提供了190亿美元军事援助和300亿美元经济援助。
[40]
正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有些政权为了避免美国对地区稳定过于安心，会故意暗中鼓动、培养或收容一些反秩序力量，让他们时不时惹出些麻烦，迫使美国更急切的寻找合作者以稳定局面，从而抬高自己在对美关系中的身价，只要不做的太过分，让美国人相信找不到比自己更好的替代者即可，例如，巴基斯坦军方长期庇护和支持塔利班等极端组织，即便在911后美国强力施压下也未停止，不久后更变本加厉，同时却享受着丰厚的美国援助。
[41]
还有些走得更远，直接成为秩序对抗者，他们或者周边没有重大威胁因而不需要美国的援助与保护，或者有其他大国撑腰；甚至这种直接对抗也不会断绝当权者从全球市场中继续受益的机会，除非他们将美国激怒到实施严厉禁运的程度，甚至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禁运也常因各种缝隙漏洞而无法将其慑服；在如今这个孤立主义再度回潮，主干联盟日渐松解的年代，已没有什么力量阻止人们走回各自熟悉的老路上去了。
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
参考文献〉）
[1] Wikipedia: Hygiene hypothesis.
[2] Alfred Radcliffe-Brown (1922) 《安达曼岛人》。
[3] Renato Rosaldo (1980) 《伊隆戈人的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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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ouglas E. Schoen & Jessica Tarlov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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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ax Eden, "When Disruptive Students Are Coddled, the Whole Class Suf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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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又称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
[14] Derek Headey & Harold Alderman, "Why living in a poor country means you have bad food choices",
The Conversation, August 29, 2019.
[15] Hipólito Nzwalo & Julie Cliff, "Konzo: From Poverty, Cassava, and Cyanogen Intake to Toxico-Nutritional Neurological Disease",
PLoS Negl Trop Dis, 5(6):e1051, 2011 Jun.
[16] Matt Ridley, "GM Crops Like Golden Rice Will Save the Lives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Quillette, December 1, 2019.
[17] Wikipedia: Voyage of Greta Thunberg.
[18] marioalonso187, "Greta Starter 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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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Wikipedia: Amazon HQ2#Long Island City.
[20] Wikipedia: List of U.S. states by date of admission to the Union.
[21] Wikipedia: Annexation movements of Canada; Annexation Bill of 1866.
[22] David H. Fischer (1989).
[23] Wikipedia: All of Mexico Movement.
[24] Eric Sandber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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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Robert C. Schmitt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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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Niall Ferguson (2005) ch.4,6.
[27] 辉格（2017）第III部分。
[28] 更多分析见辉格(HS:6267)。
[29] Angus Deaton (2015)
The Great Escape, ch.7.
[30] Wikipedia: Occupation of Japan.
[31] Wikipedia: Allied-occupied Germany.
[32] Wikipedia: List of United States Army installations in Germany; United States Forces Japan.
[33] 更多分析见辉格(HS:653)。
[34] Francis Fukuyama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35] Alex Kotlowitz (2019)
An American Summer.
[36] Anthony Walsh (2010) ch.3.
[37] Wikipedia: Suez Crisis.
[38] Wikipedia: International propagation of Salafism and Wahhabism.
[39] Dore Gold (2012)
Hatred´s Kingdom, ch.8.
[40] Wikipedia: Egypt–United States relations.
[41] Sahar Khan, "Double Game: Why Pakistan Supports Militants and Resists U.S. Pressure to Stop",
Policy Analysis, No.849, Cato Institute, September 20, 2018; Vanda Felbab-BrownFriday, "Why Pakistan supports terrorist groups, and why the US finds it so hard to induce change",
Order From Chao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anuary 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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