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监控不应自缚手脚 辉格 2008年4月29日 上个月开始暴发、目前仍在迅速蔓延的阜阳肠道感染疫情，正在又一次考验着我国的传染病监控和应急系统。这一系统在五年前已经历过一次考验，那次考验曾给民众、媒体、医疗系统和有关政府部门都带来了巨大震动，并直接引发了一系列针对疫情监控系统和相关制度的变革，包括次年对《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那么，这一次，该系统的表现是否令人满意？ 在非典暴发的初期，卫生部门先是迟疑、暧昧甚至有所隐瞒，直到民众发觉不妙，开始作出剧烈反应，媒体开始哗然，个别敢于直言的专家也开始说话时，政府突然来了个180度转身，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和透明的方式，全面调动资源，与民众共同对抗疫情。再看这一次，阜阳卫生部门最初也是迟疑和暧昧，甚至还有“以谎辟谣”的嫌疑，直到确诊病例已过千，病死近二十，恐慌已露苗头，媒体又将哗然之际，卫生机构才正式公布疫情，整个系统才开始转入应急状态。 这样的表现看来还不能让民众满意，媒体也纷纷质问：为什么要等一个半月？阜阳方面的回答是：EV71感染并非法定37种传染病监控对象之一。这一回答无可辩驳。但很明显，这里有问题。仔细阅读《传染病防治法》和2004年的修订方案后，我恍然大悟，那次修订的一大内容，是把非典和禽流感加入监控目录。是不是本次疫情过后，会再次修订防治法，把EV71感染也加入目录？ 很明显，这种追在疾病屁股后面跑的办法，不是疾病监控的好办法。封闭式的监控目录，对于指导缺少相关专家的地方医疗机构和卫生部门，采用针对已知传染病由专家精心设计且经过实践验证的标准化预防和应急机制，有其重要意义。但问题是，这个目录却成了束缚监控系统手脚的障碍。为什么会这样？ 政府建立疾病监控和疫情发布体系，其目的除了协调医疗机构的应对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让民众获得准确的信息，以便据此对个人的日常行为作出有效而适度的调整。如果缺乏这一体系，民众只能根据传言来调整行为，由于传言和行为调整之间存在相互的正反馈加强，其结果很可能是恐慌，盲目和过度激烈的交往排斥与隔离，乃至于社会瘫痪。 正是因为传染病的这一可怕的社会特征，它才被当作一个公共安全问题由政府来处理。因此，传染病监控机制的设计基础，应该是疾病的社会统计学特征，而不是病理学特征。当一种疾病开始蔓延时，其统计学特征便立刻表现了出来——常常是短时间内从某个区域开始出现大量相似病例，数量呈几何级数上升，等等；而等到医学专家弄清楚发病原因和病理机制时，已经太晚了，尤其是对新出现的病种。一个好的监控系统，应该由基于传染病传播的普遍特征所设计的统计模型自动触发，而不是等待冗长复杂的专家研究和行政运作流程。 传染病是高等动物的免疫系统与病原微生物之间一场历时数亿年的漫长战争，由于人类繁殖周期比微生物长了6到7个数量级，所以尽管免疫系统的灵活性已高度发展，但还是远远追不上微生物的变异速率，面对迅速变异的微生物，仍然只能处于十分被动的防守地位。这一局面因抗生素滥用和人群流动性剧增而更趋复杂化，这注定了我们将不断面临新疾病和旧疾病的新变种的不断入侵。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疾病监控和疫情发布系统必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而现有系统显然欠缺这种灵活性，本次阜阳疫情发展过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保留监控目录是必要的，但目录应该是防治指导，而非监控指导，否则就是自缚手脚。让病例统计自动触发监控和疫情发布系统，是解决之道。在现有的行政结构和技术条件下，这也是可以做到的。这样，当我们面临下一次疫情时，就不再只是追在疾病屁股后面跑了。

发钱不如减税 辉格 2008年4月24日 日前，作为一项“还富于民”的措施，澳门政府决定向每位居民发放五千元现金（澳门元，下同）。的确，澳门政府现在是太富了，2001年何氏家族的赌业垄断权到期之后，澳门政府新发多张赌业牌照，由此引发的赌业大繁荣让政府财政收入暴增。去年，特区政府总收入达407亿，仅博彩税一项就达293亿，而财政支出仅188亿。 无独有偶，今年2月，美国、新加坡和香港特区的政府，相继宣布了退税和分红计划，或是为了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或是为了将财政盈余退还给纳税人。这种取之有度，用之审慎，多则退还的财政原则，比起想方设法把钱花光的做法来，是非常值得赞赏的，而纳税人意外获得的收入，也的确能起到短期内促进消费的作用，但是，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我认为，无论是为了退还财政盈余还是刺激经济，持久化的减税要比临时性退税或一次性发钱更合理，效果也更好。首先，征税是为了让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去实施那些经纳税人同意的公共目标，如果出现巨额或持续盈余，则说明当初的税率定的太高了，应该把税率降下来。 相反，如果用一次性发钱来弥补，则难免起到转移支付的效果，即政府实际上从一部分公民那里收了钱发给另一部分公民。且不论转移支付是否合理，至少当初征税时纳税人并未同意进行此项转移支付，这便与“征税须经纳税人同意”这一现代政府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了。其次，按人头派发现金的数额分散，工作量很大，增加了不必要的施政成本。 第三，在消除税收对经济的负面作用方面，临时退税和一次性发钱的效果比减税差得多。税收的负面作用，不仅是减少了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更最重要的是减弱了个人或企业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个体作出决定的基础是其对未来收益和成本的预期，税收降低了预期收益，从而降低了人们工作和经营生意的意愿。这种影响发生在做决定之前，所以，如果想要减弱税收的负面影响，应该调整的是与个体决定直接相关的期望值和激励信号。 试想，当澳门居民突然收到五千元红利时，他只会将之视为意外幸运之财，而不会视之为对自己先前辛勤工作或苦心经营的奖励。同样，如果美国和香港的退税和减税措施没有转变成持久化的税率降低，就不会影响个人和企业的未来决策，因为受相关税率影响的经济行为早已成为过去，事后天上掉下的馅饼不是有效的激励信号。相反，如果把减税措施持久化，将会改变未来个体做决定时的预期，从而真正起到刺激经济的效果。 上述分析，应该对我国的财政税收政策有所启示。过去几年，我国财政收入迅速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一方面，新的税种不断开辟和落实，另一方面，国有垄断企业带来丰厚利润，加上地方政府大笔土地收益，政府支配的收入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这势必会影响个体积极性和经济的整体活力。 今年以来，经济又面临通胀和增长减速的压力，消费者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将缩减开支，而企业在银根紧缩和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下，也会更加谨小慎微。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考虑一些税收激励措施。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上，有代表提出按人头发钱的建议，但我认为，持久化降低税率才是更有效的办法。

英超腾飞的启示 辉格 2008年4月23日 07/08赛季的欧洲冠军杯进入了半决赛，冠军将在利物浦、切尔西、曼联和巴塞罗那之间决出，这是连续第二年，有三支英超球队进入欧冠前四，有人开玩笑说，这样下去欧冠快变成英超季后赛了。确实，英超的飞速进步令人刮目相看，就在世纪初，英超在欧洲五大联赛中还表现平平，远逊于意甲、西甲和德甲。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起飞开始于2003年。在欧冠从93年采用现行赛制到02年的10年中，英超只有4队次进入半决赛，1次进入决赛，而03年以来的5年中，有9队次进入半决赛，至少4队次进入决赛，平均分别上升了3.5倍和7倍。那么，2003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年7月，赛季开始前，俄罗斯石油大亨阿布拉莫维奇买下了切尔西俱乐部，这一交易以及它所带来的巨大成功，犹如一块巨石，在英超平静的湖水中激起了一阵市场化变革的大浪。在此之前的10年中，切尔西在英超只获得过一次季军，而03年当年便获得亚军，此后连续两次夺冠，即将结束的本赛季又排名第二。 切尔西的成功刺激了其他俱乐部，引发了一连串俱乐部收购、重组、注资、赞助商替换、门票提价和其他商业化措施。这些措施大大深化了英超的市场化水平，增强了俱乐部的财政实力，激活了足球市场的资源流动。如今，十几家英超俱乐部成为上市公司，其中9家以数千万至1亿多英镑的年利润跻身欧洲足球俱乐部最具商业价值20强，形成了年产值数十亿英镑的英超产业。这些变化，无疑对英超的迅速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英超的这一轮变革得以产生，是有其历史基础的。英国足球的市场化程度历来世界第一，它在五大联赛中最早最彻底的取消了外援限制，由此导致的球员高流动性也造就了足球经纪业的繁荣，英国拥有全欧60%的足球经纪人。英格兰各俱乐部的商业意识也强于欧陆各国，实际上在03年以前，英格兰足球已经经历了两轮市场化运动。 第一轮市场化以83年托特纳姆热刺上市为发端，以91年曼联上市为顶峰，各大俱乐部纷纷进行公司化改造并谋求上市。这一过程引来了资本家、媒体和赞助商对足球产业的高度热情，大量资金随之涌入，并直接引发了第二轮变革。就在曼联成功上市的第二年，在新闻集团与其旗下天空电视台的推动和球员工会的支持下，各俱乐部终于摆脱了英足总控制下的国家联赛系统，以全新的商业模式创立了英超联赛。正如后来的切尔西，曼联无疑是那一轮变革的最大赢家，此后称雄英超十几年。 英国足球业经过这几轮市场化变革所取得的成就，理应给中国足球乃至整个体育产业带来启示，在足协的强力控制下，中国足球产业商业化前景不明，成绩乏善可陈，黑幕重重，广为诟病。充分市场化已被证明是成功之道，足协应向服务机构转变，让俱乐部成为联赛的主人，即使国家队依然不争气，至少可以让球迷们享受到精彩的球赛。 为了备战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国家在体育事业上作出了极大投入，然而，奥运盛宴过后，体育界更应该考虑如何深入推进市场化，政府体育部门和各大协会应该从金牌导向的巨大负担中走出来，由训练和赛事组织者转向服务和协调者，放松对运动员、俱乐部、经纪人和赞助商的各种条规限制，取消各种阻碍体育资源流动的障碍，这样才能激活市场，吸引资本和企业家的进入，才能保证体育这一新兴产业的长期繁荣。

增加土地供给是解决之道
辉格
2008年4月19日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已经让政策制订者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方面是物价上涨和流动性过剩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是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的萧条、制造业不景气和增长减速甚至衰退的风险日益显现。为了对付通胀，可用的货币政策几乎已经用尽，剩下的加息措施则会加剧后一方面的风险。对付流动性过剩的QDII等放闸措施由于美元疲软和港股低迷而不见效果，而另一个选项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本来是个好办法，可惜时机已经错过，现在一步到位会严重打击已经不景气的制造业和出口。

那么，还有没有别的手段来应付这一局面，让经济同时避免通胀和衰退两方面的风险？办法是有的，那就是向房地产市场增加土地供给。大量增加供给可以立刻把房价降下来，使更多的人买得起房子，而繁荣的房产销售既可以锁住大量流动性，又保证了银行稳定的低风险利润源，同时又可维持经济快速发展，可谓一举四得。而且，这是一个可以立即见效的办法，政策宣布当日房价就会开始下降，需求就会启动。

前几年，在民众对房价飞涨的高声抱怨之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现在，这些措施的确把房价压住了，个别城市甚至开始下跌。但是，这个结果值得欣慰吗？打压房价的初衷是让更多人买得起房子，而不是逼得大家都不买房了然后价格跌下来，现在的情况却恰恰是后一种，紧缩房贷、提高首付、限制二手交易，这些都是打击需求而不是增加供给。

有人争辩说，这是为了打击投机炒作，投机并不反映真实需求，却抬高了房价。这种逻辑是错误的，投机者或许的确没有代表他自己的真实需求，却代表了其他人未来的需求，如果他代表错了，那倒霉赔钱的是他自己。而且，如果你想打击投机，那么增加供给是最佳手段，在供给将大量增加的局势下，没有傻瓜会把手里的闲置土地和闲置房产继续囤积下去。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大量增加房地产用地会破坏既定的耕地保护政策，从而危及粮食安全。这种说法也是错的。房产开发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城市建立住宅区，而城市住宅区的居住密度和土地利用率比农村宅基地高得多，所以，在满足相同人口居住需求的前提下，发展城市住宅只会节约而不是浪费耕地，这一逻辑链条中的唯一缺口就是开发和销售环节可能存在土地和房产囤积，但正如前面所说，大量增加土地供给会立刻打击囤积。

那么，实施这一政策有没有障碍？有的。首先反对的可能是已经囤积了大量土地的地产商，这一点暂且按下不表；其次是耕地保护政策的结构，现行的18亿亩指标是按行政区划逐级分解落实的，这种结构与房地产业对土地需求的地理分布极不相配，大城市和工业密集区的用地受到程度不相称的严重限制，这也是前几年这些地方房价暴涨的根源所在。增加供给政策要起到预期的效果，就必须打破耕地指标的逐级分解结构。

但是，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如果按土地需求分布重新分配指标，将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政失衡。经过前期的税制改革，目前地方财政严重依赖土地收益，如果再压缩不发达地区的用地指标，将让这些财政本已十分困难的地方政府陷入绝境。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行方案是允许地区间用地指标有偿调剂，让急需用地的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补贴其他地方政府财政，以换取用地指标。考虑到土地肥沃度差异等复杂因素，为了确保调剂过程中耕地切实得到保护，中央甚至可以规定一个指标折换率，比如原先分配的100亩土地调剂后换成70亩。

增加供给是对付通胀而又不压制经济增长动力的解决之道，其他东西一时难以增加，而土地是现成的。房改以来，房地产业曾在十年高速增长中身当大任，这一次，但愿它能临危救险，再造繁荣。

央行为何不选择加息
辉格
2008年4月18日

面临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局面，日前，央行宣布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16%，这是我们今年第3次，也是过去16个月中第13次听到提高准备金率的消息。这与同样面临宏观经济问题的美国形成了有意思的对照，从大洋的那边，时常传来的是关于加息和减息的消息。于是有人问，为什么在宏观政策的三大工具中，央行偏偏青睐于美联储很少去碰的准备金率？为什么不考虑用加息来对付通胀？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事实，此加息非彼加息。美联储的所谓加息或减息，是针对联邦基金利率，以此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而中国央行的加减息则是针对“存贷款基准利率”，即分别规定一组存款基准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前者说是“基准”，其实就是各商业银行实际执行的利率，没有浮动空间，而后者则有很大的浮动空间。实际上，基准利率很少能影响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行为，所以央行才不得不采用贷款限额、定向央票等直接干预手段来限制贷款发放。

两种利率工具在政策效果上截然不同，美联储利率政策影响的是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而中国央行利率政策影响的是银行吸纳存款的能力，而且后一种影响是立即和直接的。所以，央行利率政策将直接影响个人在配置其资产组合时的决策，在存款、证券和房产这个人资产三大选项中，加息政策将把资金从后两项吸引到银行存款中。在证券和房产繁荣期，这是容易被接受的，往往也是宏观政策的目的所在，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央行在去年股市楼市双双牛气冲天时，连续六次加息，而在股市楼市双双陷入低迷之后，则没有再加息。

这样看来，利率倒是调控股市和楼市的有效工具——如果央行认为这种调控属于他的职责的话——，特别是对于楼市，由于基准利率直接影响按揭贷款利率，这种效果更加显著，相比之下，利率政策对于商业信贷市场的流动性，则没有直接和显著的调控效果。

利率工具被弃用的第二个原因是，大幅加息很可能会让前几年刚刚摆脱困境各大国有银行重新陷入大面积亏损，从而加重本已不轻的金融风险。与准备金和央票不同，前者将流动性封存到央行，其成本也由央行支付，而加息将把流动性收存到商业银行，如果没有对应的贷款增加，银行将白白承担这些存款的利息。自从去年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之后，曾一度占贷款量1/3的房地产贷款被大幅压缩，而今年新一轮宏观调控开始后，商业贷款也被严厉限制，以至于近期传闻民间借贷市场再度活跃。

前些年，通过不良资产剥离、现金注入、成本压缩和上市融资，各大银行刚刚摆脱了长期困境，但这一局面实际上还很脆弱。去年银行业的丰厚利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股市和楼市的繁荣，尤其是房地产，被各银行视为低风险高收益的奶牛，现在这个利润源大幅萎缩，商业贷款受限，如果再加上加息政策将带来的存款利息负担，银行业很可能重新陷入大面积亏损和资产恶化的困境。这样的结果，银行不愿承受，货币当局同样不想看到。

实行加息政策的第三个障碍是央行对境外热钱流入的担忧，人民币渐进升值政策原本已经吸引了大量热钱，股市见底的预期又增添了新的诱惑，如果此时加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正在从乌云笼罩的美国金融市场仓皇逃窜的国际资本无疑会将之视为雪中之炭，而套吃短期利差的资金是最容易突然出逃的，这样的隐患央行将竭力避免。

综上三个原因，我认为央行在今年内不会执行类似去年那种大幅加息政策。

小企业为何难抗价格风险
辉格
2008年4月14日

从去年底开始，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和新劳动法颁布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股寒流袭击了中国制造业，先是珠三角，然后是长三角，大批工厂减产、亏损、撤离、甚至破产。我注意到，在这股寒流中，虽然大企业也受到影响，但陷入困境甚至面临倒闭的，主要是中小企业。据《中国经营报》13日报道，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近20%面临停工或倒闭，其中打火机企业已经倒闭了八成，用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周德文会长的话来说，“船太小经不起风浪”。相比之下，大企业则没有出现类似局面，制造业龙头老大富士康甚至还在继续扩大产能。

为什么？面对同样的价格波动，小企业就显得如此脆弱？是因为小企业现金流不足？但他们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同样较小。缺少银行信用支持？但在当前紧缩政策下，大企业面临同样问题。这些或许是部分原因，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小企业，特别是国内的小企业，缺乏规避价格风险的议价机制和对冲工具，这使得他们在价格波动大浪中地位非常脆弱。

大型制造企业为了确保稳定供应和降低风险，通常会就其关键原材料与供应商签订长期供货合约，这么做也有助于供求双方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十几年来的供应链革命进一步密切了这种关系。在此基础上，大企业的供应部门还常常会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头寸交易，以求最大程度降低价格风险。

但小企业很少能这么做，一是因为小企业的产品销量更难预期，产量也就无法事先计划，第二也更重的原因是小企业数量太多，供应商不可能和他们逐个议价。签订长期供货合约无门，小企业就只能到期货市场上去对冲风险，但在这方面，他们同样面临困难。首先是国内期货市场尚不成熟，商品种类和合约类型都不够丰富；其次，进行期货交易所需要的知识、人才和习惯都有待培养；最后，早些年的动荡、丑闻和政策干预给期货市场留下了坏名声，让多数诚实守本中小经营者望而却步，退避三舍。

当原材料价格迅猛上涨时，上述差异便立刻表现出来。由于价格波浪在沿产业链从上游向下游传递时存在时间延迟和弹性阻力，即制造商无法通过制成品的提价将材料成本增量立即和完全地转嫁给下游，这样，长期供货合约就为大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缓冲期，这种合约通常可以保护在他们几个月到一年内免受价格冲击，他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压住产成品价格来逼死小企业。而小企业由于缺乏价格避险手段，只能忍受现货市场上已经暴涨了的材料价格，当成本压力超过极限时，便只能停产或者倒闭。

一轮冲击波过后，将有大批小企业被击垮，而随着时间推移，一种可能是价格波动被证明是短期的，大企业也利用缓冲期熬了过来，另一种可能是价格上涨长期化，而此时已被大量击垮的小企业留下的供给缺口让大企业可以从容调整产成品价格来弥补前期亏损。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从去年危机开始以来，富士康高管几次接受采访时所表露的自信，或许还有几分得意。

中小企业历来被视为创造力、经营灵活性和企业家精神的来源，他们在这一轮价格波动中的遭遇是不幸的。对此，政府能做点什么吗？基于上述认识，答案是明显的。首先，应该允许小企业更自由的参与和组织行业协会，小企业无力单独和供应商长期议价，但协会可以提供某种服务于小企业的集体议价机制；其次，要进一步放松对期货市场的管制，允许更多商品种类进入，允许合约创新；最后，还是要继续推动金融市场化，只有充分市场化的银行才能消除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歧视，让后者获得更多其原本有能力获得的流动资金和信用支持。

生物燃料：一个昂贵的玩笑？
辉格
2008年4月8日

眼下，通货膨胀已成为经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回顾这一轮物价上涨，最初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去年春天开始的猪肉涨价和随之而来的食品价格上涨。当时有人将之归因为猪蓝耳病和其他供给障碍造成的短期波动，现在，随着以食用油、小麦和大米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朗——这不是一次短期波动，而是农产品价格全面而持续的上涨，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近年来因全球环保运动、各国环保政策和石油价格上涨所共同推动的生物燃料产业的繁荣，后者将大量农产品从食物供给中吸走了。

大致上，全球12%、美国20%的玉米和巴西50%甘蔗用于乙醇制造，全球20%、欧盟65%的菜籽油，全球20%的豆油，东南亚30%的棕榈油用于生物柴油。短短几年之内，如此高比例的糖类和油料作物被转入能源产业，自然推动了其价格暴涨，而高价格又推动它们与其他粮食作物争夺土地，结果就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

讽刺的是，生物燃料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当初其倡导者所宣称的改善环境和降低碳排放的作用，相反，由于农产品的高价格优势农民将大量土地从草原、沼泽和森林改变为农场，大大增加了碳排放，并恶化了环境。据美国《科学》杂志2月份的研究报告指出，生物燃料在最终燃烧环节上相对化石燃料所减少的每一公斤碳排放，便相应地因改变土地用途而增加17到420公斤碳排放。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环保组织十几年的奔走呼吁，元首们一次次峰会，各国议会激情洋溢的辩论，上千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数十亿人民的口粮紧缩，换来了与所有这些努力恰好相反的结果——环境破坏和温室气体增加。今天，在高价诱惑下，玉米正在侵占美国的草原，甘蔗和棕榈树正在吞噬着亚马逊、印尼和马来半岛的热带雨林，而在中国，十几年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和政府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耕地本已开始从山地、湖泊和沼泽退却，但持续的高粮价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逆转这一良好趋势。

对于生物燃料带来的粮食危机和环境后果，学术界几乎没有争议，而在政治家中，问题也已开始被关注，就在《科学》杂志发表报告前两周，英国下院环境审计委员会（EAC）也发布了题为《生物燃料是可持续的吗？》的研究报告。但是，真相的揭露和认识的改变能否导致政策的纠正？对此我表示怀疑，因为经过十几年的政策扶持和产业投入，围绕生物能源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群，那些已经投入巨资并享受优厚待遇的生物燃料企业，那些尝到了农产品价格暴涨甜头并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农场主，那些靠宣扬生物燃料的环保优势赢得选票的政客们，将团结一致保卫支撑着该产业的能源政策。

不出所料，EAC的报告刚一发布便遭到激烈反对，首先站出来的是欧盟委员会能源事务专员（可笑的是一份泄密的欧盟报告表达了与EAC相似的判断），接着便是英国农场主组织、欧洲生物乙醇燃料协会和欧洲生物柴油理事会。

当然，即使没有政策推动，高油价也会催生生物能源，但规模不会如此巨大，速度不会如此迅猛，后果也就不会如此严重。这再一次提醒我们，即使在事关全球环境这样的事情上，政府也并不天然地比市场更加有效，貌似能够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的政府过去曾经犯下将来还会犯下非常短视而愚蠢的错误，而当错误暴露时，政府机构所固有的迟钝和僵化，将阻碍它像市场参与者那样在价格和利润信号指引下做出及时的调整。所幸的是，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生物燃料产业起步较晚，规模尚小，还没有成为政府决策的大包袱，在未来难以回避的转向中损失会较小。

飞行员跳槽为何如此困难
辉格
2008年4月3日

愚人节和愚人节的前一天，东航云南公司的飞行员们开了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空中大玩笑，在没有法定理由的情况下，他们驾驶的17个航班在目的地上空盘旋后拒绝降落，原路折返。据称，这是他们“维权”行动的一部分。以挟持大量旅客生命来强化自己在与航空公司劳资纠纷中地位，这种做法，有人认为与劫机无异，这可能言重了，但构成刑事犯罪看来是没有疑问的。

飞行员们之所以走出如此极端的一步，是因为他们与航空公司之间那种独特的劳资合约关系，这种合约是过去几十年民航业形成的惯例，而在今天，却把双方的关系推入到了极其紧张和尴尬的境地。国内飞行员劳动合约的特点是期限极长，其中大部分是无限期终身合约，这样飞行员就无法通过跳槽来获得更好的条件，当与雇主发生纠纷时，手里几乎无牌可出，唯一可用来对抗的方法就是病假和消极怠工，当这些都无效时，就走出了上面那恐怖的一步。

问题是，飞行员们为何会接受如此不利的合约？有人说，这是因为飞行员的培训费用很高，而这些费用都是由初次雇佣他们的公司所承担，后者为了避免跳槽带来的风险，只能选择这种合约。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对那些候选者来说，成为合格飞行员之前和之后，其境况差异极大，如此大的差异带来的诱惑使得他们在与雇主谈判时几乎愿意接受任何条件。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采用类似长期合约的其他行业。足球运动员常常在少年期就与俱乐部签下长期合约，足球训练也有费用，但没有高到大部分家长负担不起的程度，而鲁尼的父亲之所以愿意接受埃弗顿的长期合约，也是因为成为英超球星和一个普通贪玩少年之间的巨大差异容不得他仔细斟酌条款。同样，那些在非洲部落里物色冠军苗子的星探们，面对的谈判对手也不会挑三拣四。类似的，多数歌手和演员在入行时，也会与经纪人或娱乐公司签订长期合约，原因也无外乎明星和跑龙套之间的巨大差异。

实际上，类似飞行员、球员、歌星和模特与其雇主之间的合约，并非简单的劳动合约，其中暗含了一个租金合约，因为进入明星舞台的通道是一项非常宝贵的稀缺资源，谁想通过它，就必须向掌握这条通道的人支付租金。在不同行业，通道的控制权有不同的分布状态，而不同的分布状态将导致不同的合约安排。第一种合约安排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长期劳动合约，其实质是用未来的低价劳动来支付通道租金；第二种是的收入分成合约，用未来收入的约定比例支付租金。

总的来说，越是需要团队合作的行业，控制权越是集中在最终雇主那里，而后者倾向于采用第一种合约安排；相反，越是单打独斗的行业，控制权就更多落到经纪人手里，而经纪人常采用收入分成合约。在国内民航业，由于缺少美国那样庞大的退役空军飞行员储备和成熟的航空培训市场，这条通道很窄，并且目前掌握在航空公司手里。这和职业足球市场类似，各大俱乐部都有足球学校和覆盖各年龄段的完整梯队。这两者都是采用第一类合约。而最典型的单打独斗项目——拳击，经纪人说了算，用分成合约。

在娱乐业，通道控制权的分布比较复杂，有时大牌经纪人很强势，有时制作商占主导，而有些时候雇主的其他雇员——比如导演，取得关键地位。这种复杂的分布状态导致了合约安排的多样化，同时也诱导制作商、演出商和经纪人向混业经营发展，以便最大程度的获取通道租金。比较特别的是，当通道控制者难以设计出可执行的远期租金支付条款时——比如导演很难确保演员履行未来支付承诺，这时，他们会要求一次性即时结清，而未出名的演员当然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就只好用她们“最宝贵的东西”来偿付了。

扯远了，但是对照那些拥挤在电影学院门口做着明星梦的女孩们的急迫心情，你就能理解飞行员们当初面对严酷合约时的软弱地位。随着航空业的迅猛发展，旧合约造成的飞行员流动障碍已俨然成为行业瓶颈。按上面的分析，应对的办法很明显，那就是拓宽通道，开放航空培训市场。近期传来的一些消息表明，培训行业已经开始行动，对引入外籍飞行员的限制也已消除，相信下一个愚人节不会再有这样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