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三年前的文章，今天看起来显得幼稚、粗糙和散漫，但作为一段个人思考的记录，还是在朋友们面前袒露出来吧，这可以算是我个人的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我从一个经济学的学生终于转变为行为学的学生） 人性：策略的遗骸？ 作者：辉格 2005年12月16日 经济学家以个人的选择作为分析的起点，指出人的行为由个人的偏好、所需付出的代价（价格）和他偿付代价的能力（财富）三个因素共同决定，某个人的某种行为受其代价影响的变动趋势，表现为需求曲线，与某种行为（或物品）相关的那条需求曲线的位置和形状，被称为偏好。 和其它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学科——如生物学、心理学、行为学、政治学——不同的是，经济学总是假定偏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并在此前提下，研究外部条件变动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总和效果。也就是说，经济学家把个人作为选择的主体，并假定价格与财富不变时，个人的选择不会变，至于在给定的条件下个人为何会作出那样的选择，经济学家不感兴趣。 偏好不变假设是经济分析之锚，它使可验证的经济理论成为可能，失去了这个锚，经济学将变成套套逻辑，所以，面对一种经济现象时，凡逻辑上一致的经济学家，绝不会动用“偏好变动”来作出解释，因为他清楚，这是在拔锚，拔了锚的经济学就剩下一堆废话了。 但是作为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学科，经济学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局部市场和短期变动中表现出其强大分析能力的同时，在解释人类的习俗、组织和制度的长期演变方面，几乎毫无作为；当经济学帝国主义在多个领域所向披靡之时，面对漫长而生动的人类历史，经济学家却只能望洋兴叹，新旧制度经济学家们长期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与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在研究行为、组织和结构演化方面势如破竹般的进展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是偏好不变假设把经济学局限在了短期领域内，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要解释习俗和制度演变这些人类社会的长期现象，就必须放弃偏好不变假设，但要命的是经济学迄今为止以此假设为锚，如何能放弃？ 过去的一百年中，古典音乐的听众比例下降了，各种通俗音乐的热爱者急剧增加；二十年前，大量中国青年急切的脱去绿军装，换上喇叭裤；近几年，又有许多当初的年轻人开始热衷于扭秧歌、唱长征组歌、吃毛家菜。对于诸如此类的现象，经济学家除了说一句“这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吗？ 与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相比，经济学家是不幸的，他们的理论锚泊在一个松软飘忽的基础之上。生物学家则幸运得多，自从道金斯提出自私基因理论之后，进化生物学便有了一个坚硬清晰的内核，有了自私基因这个可靠的锚，生物学家要做的就是构想选择机制和建立数学模型了，可以勇往直前地去解释整个生物进化史。人类学的工作虽没生物学家的那样清晰简洁，然而人类学家眼中的原始人与经济学家的理性人模型大为不同，原始人与其说是在按个人的意志行动，不如说是生活在迷信之中，人的全部行为由几项基本需求所驱动，被程序化的禁忌和巫术牢牢锁定在既定的模式之中。弗雷泽把原始人的需求归结为：风调雨顺、土地丰产、生育能力、人身和财产安全、战争胜利，然后用两条基本信念——顺势感应和传递感应——便解释了原始社会的大量巫术和禁忌。 大脑的发展使人具有了思维能力，基因们开发出这种能力是“为了”让人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随机应变，以提高生存和繁殖的机会，而人一旦具有了这一能力，便开始摆脱基因的控制，按自己的意图行事，这使人与其他动物有了根本区别，基因如果有灵，得知现代人已经狡猾到在享受性快感的同时用避孕套防止生育，一定会为当初的失策懊恼不已。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的需求不再限于几种基本的生存和生殖需求，而变得丰富多样，难以捉摸；随着理性的进步，现代人更多的按理性的判断作出选择，不再牢牢受制于禁忌和巫术，他们更多的说：“我喜欢这样”，“我对此不感兴趣”， “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诸如此类，他每天面临各种选择，在选择中表现出他的个性和偏好。而动物没有偏好，没有价值观，在那里，基因是唯一的尺度，生物经济学中，不需要等优曲线，所有行为的价值，都可以折算成基因预期复制率而进行直接的基数度量。 可是经济学家没有这样的便利，他们假定人有自由意志，是选择的主体，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至于这些需要到底是什么，经济学家不关心，也不做任何事先的规定，而只是通过人的行为事后推测他的偏好，描绘出需求曲线和等优曲线，并认为在相同的条件下，他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是微观分析的基本原理，离开这一条，经济解释和预测将变得不可能。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当我们面临人类社会的长期现象——比如制度演化问题——时，不放弃偏好不变假设，就难以作出良好的解释。 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变成：是否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锚，使我们能对人类社会的长期现象作出科学解释？ 我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乐观的，我的乐观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文明发展，理性进步，科学和技术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精神状态，进步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如果我们观察每个人的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行为，进而考察我们的社会赖以维系和运行的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诚实的判断仍然是，（在绝大程度上）人是按习惯而非理性生活，社会是由习俗和传统而非理性设计的结构所维系，即使是我们引以为理性之傲的科学，当它离开那个封闭的科学群体，被用于指导日常生活时，也无异于一种新的迷信。 诚然，我们借助科学技术改善生活，然而，当我们省吃俭用去供养孩子上学，当我们不顾工作繁忙路途遥远每年中秋都回家与父母团聚，当我们向有困难的朋友伸出援手，我们果真是进行了一番利益得失的算计之后方才作出决定？ 如果人是按习惯生活的，那么习惯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提问：那些隐藏在人的行为背后，指导人作出选择，从而决定人的行为的偏好和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个牢靠的锚泊处，来研究人性的变化？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生物学。自私基因理论将生物个体描述为一架生存机器，基因们操纵它达到最大限度自我复制的目的，因此，所有生物性状都被解释为达到上述目的的生存和繁殖策略。然而生物，尤其是低等生物，不是一种实时的决策机器，其行为策略在性细胞结合时一次制订并固化在DNA中，此后个体的发育和行为完全按此行事，对同类刺激永远作出相同的反应，而不顾结果如何，如果愿意，可以把这叫做绝对的迷信和教条主义。基因通过随机变异形成各种僵化的行为模式，接受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淘汰后获得适应性，这是生物进化的一般过程，所以，迷信和教条是生物的古老本性，一种性状一旦形成，在种群被淘汰或者有关基因被代替之前，始终不变的代代相传。 应激性、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的发展，使情况有所变化，动物越来越多地被赋予对特定情境作出个别的实时判断的机会和能力，高等动物的许多行为模式（比如捕食技巧）由后天经训练习得，而非全部预先固化在基因里；语言的出现使更多的生存策略通过不是以DNA编码的形式，而通过代代之间言传身教而得以延续，这样，文化便成了基因之外的另一条在时间之河中传递生存策略的途径。虽然技能的训练和习俗的传承不如DNA复制那般精确，然而在人类早期社会，行为模式的代际复制，其稳定性让我们能够以处理基因的类似方式来处理文化和习俗，以文化因素的传播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历史因而成为可能。 高等生物的个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虽然其各个部分的存在都最终服务于基因目标，但是如果从一个系统设计者的角度看，将发现系统实际上由一些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自己的激励机制和功能结构，这些子系统各自独立的实现一种行为模式，然后在恰当的组合下服务于最终的生存和繁殖目标，这种从终极目标向次级目标分解，已经导致了很复杂的多层目标体系，虽然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但中间性的次级目标在实际行为中已经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使他们看上去好像具有独立的“价值”。 比如大型食肉动物捕食本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它服务于最终的生存目标，由饥饿感所驱动。但是在进化过程中，捕食行为的各个环节——寻找猎物、追击、击杀、分解和进食——已经分化成独立的行为模式和激励系统，比如，一只被喂饱了的猫，仍会本能地寻找形似老鼠的物品，并作出扑、扼、撕、拖等一连串已经程序化的捕杀动作，一只食道被束缚的鱼鹰，仍会本能地重复捕鱼动作，尽管这已不能为它自己带来食物。 人类文化中也有同样的情况。一种舞蹈，最初可能被用作指向某个次级目标——比如求雨或谋求战争胜利——的模仿感应巫术，从舞蹈行为中获得的欢愉感为此提供了激励，可一旦它被采用并代代相传，就可能脱离原有的目标而获得一种独立的“价值”，舞蹈的欢愉和适当的外部信号就能不断激发出同样的行为。很多传统节日和公共仪式都起源于感应巫术，它们最初都是服务于生存总目标的某个行为子系统，久而久之，才渐渐脱离原有目标而独立。 在生存竞争非常严酷的条件下，这种次级目标和终极目标的脱离是受到自然选择的严格限制的，完全脱离了终极目标的子系统是不能长期存在的，它们要么被抛弃，要么被改造而另作他用。但是在人类社会，情况有了根本改变，这种改变发生在两个方面。 首先，人类这一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了相对于其它物种的极大优势，这种优势主要归功于其强大的思维与协作能力，这一不成比例的优势使得人类在其他方面所受到的、由自然选择所施加的限制被大大放松了，大脑、语言、火的使用、工具、协作组织，这些带给人的超强生存能力，使得人在其他方面的很多弱点被保留下来而免遭自然选择所淘汰。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行为模式脱离原先所服务的次级目标而长期存在，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向我们讲述了大量原始习俗，其中有些看来非常荒谬，而且显然没有生物学价值，如果没有人类的巨大生存优势所导致的限制松弛，很难相信这些习俗能够长期存在而不导致种群灭绝。 其次，大脑的发展使人有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人越来越多地按自己的意图安排生活，而逐渐摆脱基因给他设计好的行为模式，甚至开始与自身的生物属性相抗争，而上面所说的限制松弛，为自由意志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空间。更有甚者，人类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其中一小部分生活在富裕之中，他们更少受到生存压力的制约，从而，那些摆脱了生物目标而获得独立价值的文化元素，在富裕阶层中获得了保存和发展的空间，于是，脱离生物性需要的、丰富多彩的价值观发展起来，各种爱好、口味、情趣、个性出现了。 一个习惯于观察生物行为的人，将发现人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了，再也无法用生存和繁殖目的来作出解释了。拥有了自我意识和独立价值观的人，似乎与其他生物有了根本的区别，哲学家把人的这种特殊性叫做人性。 从人自身的角度看，价值观本身具有终极的意义，不需要用其他东西来解释，相反，它就是用来解释其他东西的——比如人的行为、人的选择。一个人喜欢古典音乐或者热爱摇滚乐，喜欢清淡的淮扬菜或者浓烈的川菜，这都不需要理由。另一方面，从观察者的角度看来，人性，是否完全飘忽不定，无章可循？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我们沿着上面的发展过程思考，就会对此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是的，人的价值观，多半是先前的某种生存策略，在自然选择的约束松弛后留下的遗骸。这一规律，对于人性中愈是稳定和普遍的元素，就愈是有效。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曾有无数的策略被采用，其中有些（或许是绝大部分）随着竞争条件的改变被抛弃了，而有一些则因为具备独立自足的激励机制，虽然其最初服务的目标已经改变或废弃，策略本身却被保留下来而成为人的价值集合的一个元素。假如我们把某一代人叫做Gi，他们拥有的价值集合叫做Vi，他们为了实现这些价值所采用的策略集合叫做Si，那么，他们与若干代之后的另一代人（Gj）的价值集（Vj）之间应该存在这样的关系：

Vj = V’i + S’i     （其中V’i，S’i分别是Vi和Si的子集）

当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在森林中以采摘果实为生时，发展出了对鲜艳色彩的偏好，这一偏好一直保留到现在，红橙蓝绿带给我们温馨，而灰白色调总是让我们感到沉闷和忧郁；我们对甜食的偏好也是来自那个素食的年代，而对各种脂肪的芳香作出垂涎欲滴的反应，则是被设计来适应草原食肉生活，如今，尽管高糖和高脂肪食物已经危害到许多人的健康，他们对之仍痴心难改。 数百万年过去了，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蜕变和叠加，我们如今的价值观集合就建立在这累累遗骨之上，每个个人拥有其中的一个子集，不同的子集之间存在着大量共同的元素，那些最普遍的元素集合在一起，就被称作人性。它仍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策略被采用，昨日的武器变成今天的装饰，今朝功成名就的明星明天就被固化为偶像，生存的技巧凝固为生活方式，如同珊瑚虫留下的骸骨，千重万叠，接受漫长岁月的冲刷，终于堆叠起这个灿烂文明的骨架。

（按：这是<利率变动：一个基于流动性的考察>的续文，是我的利率理论的一个应用，可以澄清这一理论的真实含义） 谁做老板？这是个流动性问题 作者：辉格 2005年10月22日 任何生产得以实现的条件是其所需的资源被组合在一起，企业就是进行这种资源组合的一种方式，当然，资源组合也可以随生产过程的推进而通过买卖和租赁临时达成，但是，如科斯所指出，这样做的交易费用可能过高，于是企业便有了存在的理由。 一个企业的建立，可以看作是将一组资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使用限定在特定的生产上，但是，这种限定并非总是在企业建立之时一次全部确定，如张五常所指出，从完全的市场化配置到界限分明的企业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连续形态，通过各种局部的结构性合约对资源加以组合，这就是张教授所说的“企业的合约性质”。无论形态如何，只要存在企业，就必定存在具备时间长度的结构性交易安排，而不仅仅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的瞬间买卖。 但是科斯和张五常没有解释的是，为什么一个企业所组合的各种资源的所有者中，有些人做老板，另外的人则做出售者、出租者和雇员？正如张教授所说，企业的全部收入，要么是资源的市价（直接成本），要么是资源的租金（上头成本），做老板唯一的差别是可获得“风落收入”，即他完全没有预期到的收入，这样，一个人选择做老板还是出租者或雇员，仅仅取决于他的风险偏好，因而谁做老板就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或者用熊彼特式的话来说：不构成需要解释的重大事实。张教授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关于江上拉船的纤夫和监工的故事，纤夫很卑微，监工拿着鞭子抽打那些偷懒的人，很神气，看上去监工是老板，但张教授颇有启发的指出：何尝不是纤夫们雇佣监工来提高生产效率呢？是的，完全有可能，从科斯和张的角度看，谁做老板和谁拥有何种资源没有关系，不直接拥有任何生产资源的人也可以做老板。 但是，科斯和张忽视了（至少是轻视了）一个重大问题：关于风落收入，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一项在别人看来是意外之获的收入，在资源所有者本人看来，却可能是预期中的收入，是他所拥有资源应得的租金。比如一家饭馆生意比附近类似的饭馆好，有人可能说这多出的部分是风落收入，房东却认为这是因为店铺的位置好，厨师认为是他的手艺好，经理认为是他的管理好。就是说，生产所用各种资源的所有者对资源的价值存在分歧，这样的分歧比比皆是，我们并不陌生。 通常，这种分歧并不会成为要素组合的巨大障碍，只要每种资源的市场竞争是充分的，有市价可循，拥有资源的各方便很容易就合作的条件达成一致。相邻店铺的租价，厨师行业和饭店经理的工资水平，虽说参差不齐，但总算大致稳定，所以如我们看到的，饭馆的老板有房东，有厨师，有经理，有几方合伙的，形形色色，似乎无规律可循。 但是如果一个房东认为他的店铺市口极好，开饭馆可获大利，而别人却没这么看的，怎么办？显然，他要想实现他的店铺价值，就只能自己做老板开饭馆。同理，如果某厨师认为自己手艺高人一等，而别人看不出，他就会选择自己做老板，即使暂时在打工也会感觉自己的价值被低估，希望有朝一日跳出去单干。 所以，谁做老板，取决于人们对哪一种资源的市场价值的预期有较大的分歧，按照我对资源流动性的定义，人们对一种资源的市场价值的预期的一致程度，叫做这种资源的横向流动性。据此，我提出我的老板定理：对那些横向流动性最差的资源的市场价值有最高预期的人将选择做老板。通常，这些资源的所有者对其市场价值的预期比别人高，但不一定，有些人，比如风险投资家、星探、门店专家，常常对资源的市场价值有独特的眼光，他们的预期常常超出资源所有者自己的预期。 老板定理的一个推论是：越是没有形成稳定市价的资源，其所有者或专业鉴别者就越可能成为老板。把这一推论应用于低档餐饮业，因为店铺的市价最容易获得，厨艺和经理服务的价格较难获得，据此可以推测，在低档餐饮业，经理做老板的最多，厨师其次，房东最少。 高档餐饮业的情况不太一样，那里最难流动的资源是品牌（在中国情况可能有点特殊，那里有比品牌更难流动的资源——与公款消费者群体的关系资源），品牌的独特性是它形成市价的障碍，在其他行业也是如此，所有我可以满有把握地断言，品牌拥有人做老板的机会将明显高于其他资源的拥有人，但有一个例外——创新企业家。品牌虽然独特，难有市价，但只要与它组合在一起的其他资源有市价，时间长了，人们就可以用减法大致估算它的市场价值。而创新则不同，因为其新，人们没有足够的数据进行评估，也就难以达成较一致的预期。基于创新资源的这种低流动性禀赋，可以断言：创新资源的拥有者最有可能做老板，而一旦该资源的市场价值被普遍认可，创新不再新，这些老板将倾向于退出企业，另谋他务。 反过来，如果一个企业的所有资源都具有充分的流动性，谁做这个企业的老板这件事情将变得十分不确定，这意味着它可能经常被转手倒卖，当然，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被称做“公众公司”的上市公司。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风险投资家，凭借其独特的眼光（一种特殊的非流动性资源），发现被市场低估了的新资源，运用其掌握的资金（一种高度流动性资源），克服要素组合障碍，建立新的生产模式，实现创新资源的价值，然后说服其他投资者认同他对创新资源市场前景的预期，最后当资本市场开始认同创新价值时，通过上市或股权重组退出企业。这一过程是我的流动性理论的生动演示。 讲完我的老板理论，再回过头来，说说最初引起这个话题的利率问题（本文所说利率皆指货币的利率，即我所称名义利率）。前面说过，建立企业的目的是为生产而组合资源，如果被组合的资源的流动性对这种组合不构成障碍，——注意，这并不一定表明这些资源的流动性很高，也可能只是因为在这一组合中，资源所有者恰好都得到了令各方满意的租金，这不排除把这些资源组合到其他生产中时会遇到巨大障碍——那么，就无须借助另外的流动性资源来完成要素组合；相反，当其中一种或几种资源流动性不足并成为资源配置障碍时，如上所述，通常是流动性最差的那种资源的最高估价者出面做老板，来完成资源组合，这时，他必须借助另外的高流动性资源——通常是货币——来完成这一组合，让要素流动到需要的地方，于是便对货币产生了需求，这一需求抬高了利率——相对于没有这种需要时而言。 于是，合乎逻辑的推论便是，创新在其最初扩张时期将抬高利率，其抬高的程度由1）资源价值预期的分歧度和2）被重新组合的资源的总市值决定，高利率维持的时间将由创新的市场价值被认同的速度决定。 货币的供应者（以下用“银行”代指）在向需求者提供货币时，其供应量不是无限的。总的供应量受到其所吸纳储蓄量的限制，储蓄可以是现金存款，也可以是实物抵押，或者信用抵押（所谓信用，就是银行对借款人未来收入的预期）。银行必须时时小心维持一个贷款量与储蓄量之间的稳定比例，以便把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限度内。就一个具体的借款人而言，我想可以安全地假定：对于给定数量和期限的借款，借款人所提供的抵押物价格越低，其所需支付的利率就越高。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创新企业家必须支付比别人更高的利率。比如我拥有一家店铺，我认为市口极好，打算开一家饭馆，我去找银行借钱，我对他说，我的店铺价值十万，用作抵押，借五万块钱。尽管银行很可能不同意这个估价，但他看了我前些年的租约后，相信店铺至少值七八万，他自然会同意以平宜的利率借给我五万。再比如，我是厨师，认为自己手艺高人一等，要借钱开饭馆，显然，我的困难比拥有店铺的人要大，因为我和银行之间就厨艺的市场价值的看法，差距更大，这样我就可能需要支付比店铺主人更高的利率才能获得同样的贷款。 对于创新企业家，这种价值预期分歧就更大了。如果我拿着一份水变油的发明专利找到银行，开口要借三个亿，并且拍着胸脯说这个专利至少值十亿，可以把专利证书抵押在这里。如果我找的是一家普通商业银行，大概会被一脚踢出来，不过我可以到风险投资家那里碰碰运气，但必须准备好支付高得多的利率，或者通过合股协议把预期收益中的很大一块承诺给他们。 当然，在银行看来，他多收的那部分利息是他因借款人提供的抵押物不足而带来的较高风险的补偿，与流动性无关，而在借款人看来，他的抵押物是足够的，多付的利息只是为了克服价值预期分歧所造成的交易障碍，用科斯的术语来说，是借款人因其在信息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而愿意承担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那部分交易费用。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说法也不同，费舍尔和熊彼特的角度都是有益的，重要的是在享受益处的同时不要被含义不同的概念搅乱脑子。 最后，我再补充一个案例来说明我的理论的现实意义。张五常在分析利率问题时曾指出，穷国的利率水平一般比富国的高，他的解释是，这是因为穷人比富人更急于消费。我同意这种解释，但这不全面，我认为穷国利率水平高的更主要原因是，通常穷国的市场化水平较低，所有权界定不清晰，总体资源流动性较差，因而生产组织者需要支付更大的代价来获得组合资源所需的流动性。另外，政府管制是一种人为降低资源流动性的措施，将提高利率，国有资产也有类似的效果。我的解释可以通过比较收入水平相同而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国家的利率水平而加以验证。

（按：写作此文的最初诱因，是旁观薛兆丰和其他几位朋友对利率问题的辩论，边听边想，发现他们争论的焦点与我思考的着眼点不同，于是整理了一下。这是我对利率和流动性问题仅有的两次基础性思考之一，此后至今，当我使用这两个词汇时所指称的含义，可以在此找到。另：文内对菲舍尔和熊彼特理论的援引或解读若有不准确之处，没关系，你可以把他们替换成米老鼠和唐老鸭） 利率变动：一个基于流动性的考察 作者：辉格 2005年10月15日 菲舍尔和熊彼特都没错，只是他们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使用的概念不同，而用这些概念解释的事实也不同。菲舍尔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给定的资源条件和制度背景下将会达到均衡状态，而熊彼特的理论，将创新这一独特的资源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通过阐明创新资源出现后如何影响其他经济变量，从而推动产业系统的再组织过程，来解释经济发展，也获得了很好的解释效果。 熊彼特把创新所获得的收入叫做利润，而从菲舍尔的角度看，这只是创新资源的租金，与其他要素资源的收入没有差别，在他看来，生产者生产并出售一件物品所得价款，可以视为生产所用各种资源的购价或租金，如果将所有资源的市价折算为货币值相加，那么生产者的全部收入可以视为资源总价值在生产期内的利息，所以菲舍尔说，利息是收入的全部，而资源的市价，就是其预期收入流的折现值。 到此为止，只有概念上的差别，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但是使用这些概念解释现象的效果不同，仅用费舍尔的概念难以解释发展问题，我认为在发展问题上，保留熊彼特的创新和利润这两个概念是可取的，原因是创新资源的交易特性非常独特，用一般的价格理论难以处理，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明我的看法，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利率变动。 就我的有限阅读经验来看，菲舍尔的理论能说明利率是什么，但是在解释利率变动上作用有限，而熊彼特的理论在解释利率变动上效果很好，但他没有把这种作用的机制解释清楚，他把生产性利息（他认为这是造成利率变动的主要部分）归因于创新所获得的利润，这意味着创新的出现和其后的再组织过程将抬高利率水平，这与我们的经验观察相符合，但问题是，创新为企业家带来利润，这是他所拥有的创新资源的租金，为什么要拿出更多与银行家分享？熊彼特的回答可能是，创新扩展过程加速了投资，提高了市场对资金的总需求，因而抬高利率水平。但从菲舍尔的角度看，创新资源和其他资源一样，也是一种财富，所有者可以自己使用，获得它的产出收入流（即熊彼特说的利润），或者将它出租，获得合约所规定的收入流（租金），或将上述收入流折成现值卖掉，获得其市价，除非创新资源的所有者在获得收入方面比别人更急迫，创新不会抬高利率。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戴上菲舍尔的眼镜一看，只不过看见企业家比别人更急迫？我不这么认为，熊彼特的理论远非如此贫乏无味。为了解释利率变动，我认为需要引入三个变量：

1. 资源的时间禀赋：即以该资源作为要素（之一）的生产之产出流的时间分布特性。
2. 个人的时间偏好：即个人将其财富（其拥有的全部资源的预期收入的折现值）分配为未来消费支出流的时间分布特性。
3. 资源的总体流动性结构：即整个社会全部资源的流动性构成特征，资源的流动性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流动性是指人们对资源的市价之预期的一致程度，纵向流动性是指资源的预期市价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它取决于资源的时间禀赋，上述两种流动性还包括资源的均质性，即可分割性。总体流动性结构就是将全部资源按流动性由高到低排列的数量分布特征。

各种资源的时间禀赋千差万别，而每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时间偏好也各不相同，个人为了用其所拥有资源的产出流满足他预定的支出流，就要进行调剂。 在鲁滨逊世界，调剂的方法是储蓄，如果储蓄仍然不能满足要求，就要引入新的生产方法，将前一种生产的产出作为要素投入新的生产，而后者的产出流更贴近预定支出流。比如，水稻种植的产出流是一年一收的大米，对大米进行储蓄就可以大致满足一日三餐的支出流（虽然陈米比新米味道稍差），但如果种植的是苹果，由于苹果的时间禀赋与大米不同，难以储藏，所以就要引入新的生产，将苹果加工成果脯或果酱。 在多人世界，个人有更多的手段进行调剂，一个人所拥有资源的时间禀赋可能很奇异，与其时间偏好难以匹配，但他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交易所能获得的资源就可能很好地满足其时间偏好。有三种交易可以用来进行这种调剂：1）借贷：农民在春季典当衣服用来购买食物和日用品，秋收后用粮食赎回衣服以便度过寒冬；大学生借钱来提前消费，工作后用工资偿还。2）出租：地主将农田租给农民后，便可以不受农田产出流的限制而获得租约所规定的收入流。3）出售：如果交易费用足够低，我可以把已经和将会拥有的资源，我的不动产、天赋、劳动力、信用、遗产继承权，等等，全部折现卖掉，把所得款项存起来，用利息支付每日所需，这是对菲舍尔所说“利息是收入的全部”这句话的生动描述。 因为有了这些调剂手段，资源的时间禀赋在微观上的意义不如鲁滨逊世界大，如果有恰当的制度条件使资源交易充分进行，个人就能利用足够的调剂手段，满足其时间偏好。但作为宏观变量的资源禀赋对市场利率水平则有决定性影响，假如我们一夜之间醒来，发现我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小麦和水稻全部变成了苹果树，利率水平会提高吗？我认为会的。 个人的时间偏好变动同样会影响利率，我如果突然生病，就会提高即期的消费额，也就是提高利息的支付意愿，在宏观上，一场大规模流行病自然会抬高利率水平，战乱也将有同样的效果。 但是，交易并不总是能够为产出流和支出流之间的差异提供足够的调剂，除了资源时间禀赋的限制之外，也受到资源横向流动性不足的限制，或者说，交易本身是有成本的。所谓横向流动性，是指个人之间对资源预期售价的认同度，要注意，这并不是指人们对资源价值的认同，比如对一幅毕加索的画，你奉若珍宝，我可能视为粪土，但只要我们都相信能它卖个好价钱，这幅画便有了较好的横向流动性，同时，很多人都知道名画的市价波动很大，因而，这画的纵向流动性就比较差。 典当就是用来克服横向流动性不足的一种交易安排，比如我有一幅古画，我认为是真迹，可卖十万，而当铺不能肯定是真迹，但他认为即使是赝品也能卖个千把块钱，我如果有把握在典当期满前交付赎金，就会同意把画当得一千块钱。 各种资源的流动性差异很大，因而达成交易的难度也各不相同，越是迂回的生产，总的交易难度就越大。为了降低交易难度，人们借助那些高流动性的资源作为交易媒介，而那些流动性最高，在交易中使用最频繁的资源，就是货币，它兼具了极高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性。 由于交易行为对流动性的需要，高流动性资源的价格被交易本身抬高了。我们所观察到的市场名义利率，就是货币为交易所提供的流动性功能的价格，这一利率，不仅受资源时间禀赋和个人时间偏好的影响，也受市场总的交易需要量和资源的总体流动性结构的影响。 影响交易需要量的因素有：为调剂资源时间禀赋和个人时间偏好之间的分歧所需的交易规模，生产的迂回程度，分工的细化程度，等等。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看看创新对利率的影响。 假如我获得了一项蒸汽机的发明专利，并认为它大有前途，预期它将为我带了大笔收入，我的这些预期收入的折现值一亿美元。这时，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在我看来，我突然增加了一亿美元的财富，我能把这一资源出租或卖掉吗？看来几乎不可能，因为别人并不像我那样看好它的市场前景，有些人或许觉得它值一万美元，有些人干脆认为一文不值。这样，我眼中的市场上，出现了一项巨额的流动性极差的资源，也就是说，资源的总体流动性降低了，发生了通货紧缩。 因为我是这项创新资源的最高估价者，我无法将其租售出去，只能由自己来经营使用该项资源的生产活动，由于组织该生产所需其他资源的所有者并不认同我对创新资源的估价，便难以说服他们将资源以直接投资的形式投入该生产，而只能从资金市场借来贷款去租用或购买这些资源，因而对流动性资源形成比传统产业更高的需求。 用个时髦术语来描述上述机制，就是创新资源的所有者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所形成的交易障碍，愿意承担高额的交易成本，以便将资源出租而获得预期的租金收入，结果表现为对流动性资源购买意愿的提高，也即提高了支付利息获取流动性的意愿，这最终抬高了利率水平。 提高后的利率水平，加速了资源向新的产业模式流动，使创新产业得以实现和扩展，如果创新资源所有者的预期收入或多或少成为现实，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创新的市场价值，提高了该资源的流动性，降低了交易障碍，利率水平便随之下降，这就是熊彼特所描绘的由创新所推动的经济周期。 创新刚出现时，通常总是发生通货紧缩（即总体流动性下降），这是由创新资源的特殊禀赋所决定的，而随着信息的扩散，流动性增加，通货紧缩便得以缓解，如果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创新资源的市场前景过高估价，而随后又发现其收入不如预期，这时便发生了通货膨胀。有时候，市场会对一种尚未诞生的创新寄予很高期望，这便预先赋予了它较高的流动性，可能会缓和利率的周期波动。如果这种预期过高，便会形成泡沫，信用体系制造了过多预期将被使用而实际未使用的流动性资源。 必须指出的是，菲舍尔和熊彼特使用的利息概念是不同的，菲舍尔的利息是指资源的本期收入，他没有用流动性来区分各种资源，所以“利息是收入的全部”，我把这样的利息率称做实质利率；而熊彼特的利息是指——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这么说——高流动性资源（主要是货币）的租价，我称之谓名义利率。 在不考虑流动性问题时，实质利率和名义利率没有差别。我认为，实质利率只取决于资源禀赋和时间偏好，而名义利率同时也取决于资源的流动性结构。就通常对利率一词的使用来看，大多数场合下指的是名义利率。在不考虑政府货币政策的条件下，我认为使用上述三个变量，就足以解释名义利率的变动。

自私的皮球：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作者：辉格 2005年10月7日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如同其他科学体系，必须包含一组基本假设，它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被事实所检验。所有可能对定律进行检验的事实的集合，便构成了这一科学体系的适用域，或者叫解释域。 针对同一个事实集合，可以选取不同的命题作为基本假设而达到等价的解释效果，但是两个等价的体系在便于理解和便于检验方面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如何选择基本假设，在构筑体系时应予仔细考虑。 那么经济学到底应该采用哪些基本假设呢？张五常教授在他的《经济解释》中，选择了这样两个命题：1）个人在约束条件下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2）需求曲线向下倾斜，即需求量与价格负相关。为了方便，我把第一个命题称为“自私定律”，而第二个命题如张教授所称，叫“需求定律”。 虽然张教授对自私定律的表述是我见过的比较清楚的表述，但我认为还是不够清楚，之所以不清楚，一是他没有把一些隐藏在这一表述背后的更基本的假设说出来，二是他没有突出强调该定律中最关键的部分；其次，我发现只要对需求的边际分析技术做一点小小的改变，就可以取消需求定律，把它变成自私定律的一个推论。 1. 什么是自私？ 科学定律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为此一个定律必须禁止一些现象，禁止的越多，解释力越强，如果该定律允许任何事情发生，它就什么也解释不了。经济学是解释人的行为的，所以经济学定律必须禁止一些行为。 那么自私定律禁止了哪些什么行为呢？或者说，我们说人都是自私的，这意味着他不会做哪些事情呢？有人说，人都爱吃，你给他好吃的，他不会拒绝，可是我们却看到那么多女孩在节食，看着美食宁吞口水也不动筷子，经济学家会说，这是因为她们喜爱身材胜过美食。有人说，你把一百块钱白送给人，他不会拒绝，可是我曾多次试图把几百块钱白送给我的一位长亲而被拒绝了，经济学家会说，这或许是因为你的亲戚拿了钱会产生歉疚，而他对这种歉疚感的嫌恶超过了对几百块钱的喜好。有人又说，一个人不会把自己的钱烧掉，可是我们的确见到过有人烧自己的钱，经济学家会说，他烧钱是为了炫耀，他从炫耀中获得的满足超过了烧掉的钱能给他带来的满足。于是那人又改口说，如果一个人不会把自己的钱偷偷烧掉，可是既然是“偷偷”，就表示不能被观察到，不能被观察到的行为是无法用来验证科学假设的。总之，每当你举出一个证据说人会克制自己的欲望，经济学家就会告诉你他那样做是为了满足他的另一种欲望。可是这样一来，自私定律便不能禁止任何行为了，也就是说，成了套套逻辑：他为什么吃苹果？因为他喜欢苹果，你怎么知道他喜欢苹果？因为我看到他买苹果吃了。 未加具体化的自私定律是套套逻辑，对于这一点，张教授是有充分说明的。但套套逻辑是不能作为定律的，那怎么办？教授的办法是加上约束条件，使得原本空洞无物的套套逻辑变出可检验的含义。那么约束条件是什么？他没有用一句话说出来，而是罗列了一些东西，并且通过具体例子进行了演示。这些例子很有说服力，的确可以让我们相信自私定律不是空洞无物，的确能引出可验证的含义，因而能解释人的行为。但是套套逻辑无论如何推演还是套套逻辑，要变出可检验的含义，其间必定在某个地方开了个后门，把自然律引了进来。那么后门在哪里呢？从门里溜进了什么自然律？我们来看。 2. 边际法宝和稳定性假设 自私的说法之所以是套套逻辑，是因为它用人的观念解释人的行为，但是观念无法观察到，不能度量，而看得到的是行为，于是自私的解释实际上只能是用观察到的行为解释行为本身，结果要么是同义反复，即绕着圈子说A行为就是A行为，要么是用A行为解释B行为，犯了用事实解释事实的大忌。 但实际上，经济学家用自私定律的确能说明很多问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答案是，经济学家有个法宝，叫边际分析。所谓边际分析，简单地说就是从行为变动推测意图（观念），我虽然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怎么想，但我可以通过你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行为来作出推测。这个推测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解释已经发生的行为和能否准确预测将来的行为。 比如，我昨天看到你吃了两个苹果，对此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你其实想吃三个苹果吗？或者说你其实只想吃一个，吃第二个是为了讨老婆高兴吗？好比一杯圆柱形的水，我可以说它是由若干同心环嵌套而成，也可说由若干圆柱薄片堆叠而成，或者若干扇形柱拼合而成，有无限多种说法。是的，我当然可以这么说，但这是文学，不是科学。作为科学的谈论，我能说的只是，你在权衡自己的各种喜好之后，决定吃两个苹果。瞧，这就是同义反复。 为了避免这一尴尬，我动用法宝，经过观察我发现，有一天你拣到一个钱包，那天你吃了三个苹果，于是我推测，你先前想吃的苹果其实不止两个，你之所以只吃两个是因为获得苹果是有代价的，而你偿付代价的能力有限，在你权衡了你的各种意图之后，决定吃两个苹果。所以当你拣到钱包因而偿付代价的能力提高之后，就多吃苹果。为了验证我的推测，我预言，即使你没拣到钱包，如果获得每个苹果的代价降低，你也会多吃苹果。 经济学家在对行为进行边际分析时，实际上默认了一个前提：除非受到阻碍，人的很多种类的行为都倾向于不断重复。比如你昨天睡8小时，运动1小时，吃两个苹果，三个鸡蛋，如果外部条件没有变化，你今天大致还会这么做，明天也是。也就是说，人的各种行为具有稳定性，各种行为之间的相对频率也具有稳定性。我把这叫做“行为稳定性假说”。张教授没有忽视这一点，他的说法是“口味不变”，但是他没有把这一条明确的作为自私定律的基础假说。 其次，为了使边际分析能够进行，还必须默认另一个前提：影响人的行为的外部条件具有稳定性，我把这叫做“环境稳定性假说”。 环境和行为稳定性是边际分析的基础，比如发生了两件事：苹果连续三天涨价，我吃苹果的数量从2减到0，你据此画出一段我对苹果的需求曲线，并进而预测，如果价格下跌，我吃苹果的数量就会回升。很明显，你这样做时，默认了两个假设：1）在这三天里，除价格以外的其他外部条件基本没变，或者这些条件的变化对苹果需求数的影响是已知的；2）在上述所有外部条件都没变时，我吃苹果的数量也不会变。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理解张教授所说的“局限条件”的意思了，所谓局限条件，有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外部就是环境稳定性，内部就是行为稳定性，分析具体一类行为时，必须假定行为倾向不变，某些环境条件不变或者其变化对行为的影响已知，然后允许其余少数条件变化，分析其变动对行为的影响，得出曲线，然后用这曲线预测别的（将来的或他人的）行为。这一分析暗示了经济学研究应该遵循的一条原则：首先分析那些变化最频繁的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因为此时假定其他因素不变最为安全，然后利用研究的结果分析其它因素。 说到这里，我想起另一个类似的科学体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有许多人曾经指责所谓“适者生存”不过是一种套套逻辑，因为任何生物性状都可以被解释为对环境的适应。如果我们不作出两个基本假定：环境具有稳定性；个体性状的继承性，那么进化论就的确是套套逻辑，完全是一句空话。所以，进化论的验证困难不仅在于化石记录不完整，更在于我们对古代气候和地理条件缺乏了解。如果我们对地球环境变迁史有足够的了解，就能根据进化论大致预言在什么地层能指望找到什么样的化石，从而接受事实检验，但现在的情况往往相反，我们更多的是根据化石记录推测环境变迁。 3. 自私还是自我膨胀？ 张教授的自私定律表述中，不仅说个人谋求自身利益，还要“最大化”，既然说最大化，就要有个量——最大化什么？多数经济学家会说，是效用。但张教授认为效用概念是多余的，不用也罢，但他又保留了最大化的说法，所以我的理解是教授要取消的不是效用概念本身，而是与效用有关的那两个定理（替换定理和内凹定理），因为他认为必须有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而那两条定理推不出这条曲线，所以没用，取消算了。对此我另有想法，容后再表。 眼下的问题是，最大化假设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假如你面前放着一个酒瓶，我要求你，把瓶子里所装酒的体积最大化，于是你拿起酒桶往瓶里倒酒，直到酒开始溢出来为止，你说，已经最大化了；然后我又换了个要求，给你一块玻璃，要求你做个酒瓶，实现装酒体积最大化，于是你把玻璃吹成球型容器，倒满酒，说，这就是最大化。那么，自私定律的最大化是这个意思吗？大错特错！要理解自私定律的最大化，我们需要另一个例子。 回忆一下我前面说明人的行为稳定性时说过的话：除非受到阻碍，人的很多种类的行为都倾向于不断重复。就是说，存在一种内在力量，使人的同类行为不断重复，直到受到其他力量的限制。换句话：我们所观察到的行为远远少于当外界限制力量不存在或减弱时所可能出现的数量。再换句话：重复行为倾向受到了外力压制，其实际数量是产生它的内在力量在外力压制下最大化的结果。这才是自私定律所说最大化的真正意义。假如你面前的酒瓶是橡皮做的，里面装满了酒，现在你把橡皮往外拉，你能期望看到什么？你将看到酒瓶部分变空了，因为这不是自私的酒瓶！自私定律说的是，不光酒瓶是橡皮做的，里面装的也不是液体，而是气体，而且是压力很大的气体，人就是个皮球，你把橡皮往外拉，你将看到里面还是满的，因为气体跟着膨胀了。好，现在我把自私定律重新表述一遍： 人的各类行为有稳定的倾向性，即不断地重复同类行为，但是其中许多行为倾向总是受到外力所压制，它们实际发生的数量是这些外力压制下的最大化。 熟悉马尔萨斯的人可能已经发现，上面的表述方式与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极为相似，是的，我正是受到了他的启发。 经过这样表述以后，这个定律好像和“自私”二字没什么关系，的确，经济学的自私一词与日常语言的差异太大了，简直沾不上边，按我的意思，最好改叫“自我膨胀定律”或“受压制定律”。 为了简化语言，我用“意图”一词来代替“驱动行为倾向的力量”，意图是假想的概念，类似物理学里的“力”，“力”是不是一个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对解释现象有所帮助，意图也是。当然，不用意图用效用也可以，但是意图的说法与日常语言更接近，更容易被理解，效用可以理解为意图的实现程度，对意图的度量和效用度量完全等价。 好比我看到一条河里的水在朝一个方向流动，我说河水的运动有稳定的倾向性，这是比较客观的说法，我也可以说有个巨人在推着河水向下游走，这个巨人就叫意图，也可以说有个巨人在下游张着嘴喝水，喝进嘴里的就叫效用，那个人总喝个没完，尽力多喝。 因为度量方法相同，传统的边际分析的方法完全沿用不变，所以我说是“重新表述”，不是“提出”。 4. 自私的皮球 人就像个打足了气的皮球，总是倾向于自我膨胀。当我脑子里闪出皮球的形状时，我顿感豁然开朗，长久以来萦绕脑中淤积于胸而无法表达出的那些想法，一下子变得清晰明瞭，易于陈说了。 假如你面前放着一个圆球，我问你，为什么它是圆的？你如何回答？有两种答法：1）因为做它的人把它做成了圆的；2）因为他的皮是弹性的，而里面充满了高压气体。第一个答案近乎于同义反复。第二个是科学解释，可以验证。怎么验证？凭视觉你很容易受骗，但我想每个人都能迅速说出答案：捏一下便知。是的，捏一下，所谓边际分析就是捏，手指所施加之力就是提高了的价格，压力增大，体积缩小，价格升高，需求量下降，拿捏之间，你感觉到皮球的弹性，价格升降之际，你感觉到需求的弹性，或者说人之行为意图的弹性。 正是这弹性，或者说内部扩张压力受到外部压力抑制时的紧绷状态，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行为特征，也决定了作为人群行为总和效果的经济系统的特征。紧绷状态使皮球有了确定和可预期的运动特性，一旦你把皮球戳破，泄了气的皮球便会在一个圆球面的各种拓扑变形之间作随机振荡（假设皮球表面材料足够柔软，且无重力作用），确定性大为降低。 一个完全不自私的人就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要让这皮球泄气，一个办法是把他戳破——用刀子捅他的肚皮，结果是死亡，另一个办法是佛教修炼，据说能炼到无欲无求，这叫涅槃。 驯兽师会让要出场表演的动物保持半饥饿状态，这表明他懂得紧绷状态与行为可预期性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和人相比，动物的基本生理需要被绷得更紧，因而它们的身体和行为特征具有更大的确定性，这解释了为什么动物物种内的个体差异小于人类，而贫困人群的个体差异小于富裕人群。当越来越多的意图被充分满足因而变得松弛（失去弹性）时，人的某些行为就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和不可预期。但是只要还有足够多的意图没有完全实现，人这个皮球将依然紧绷着，经济规律将依然有效。 5. 人是个多囊皮球 与浑圆均质的皮球有所不同，经济学家在拿捏人这个球时，发现其各处的弹性不尽相同，有松有紧，有些地方压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压下去，仿佛碰到一个硬核，有些地方压力减小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膨胀，他们由此推断——这个球内部不是浑然一体，而是被隔成了多个气囊，每个的内压不同，相互之间有稳定的比例关系，比例随内外部压力对比不同而变，也就是说，人有多个独立的意图，他们分别驱动不同的行为。他们把特定条件下各气囊之间的比例叫做“偏好”，把每个独立意图在不同压力之下的体积值构成的曲线叫做需求曲线。 由于人的多意图特征，前面说到的行为稳定性假设改为偏好稳定性假设更为恰当。我们知道，多目标的决策方程组常常无法求解，好在我们有边际法宝，偏好稳定性意味着：在给定的外部压力下，当你给皮球充气（即收入增加）时，它会把气压按一个特定比例分配给各个气囊，然后各气囊分别扩张，最后各处压力相等时达到均衡，经济学家称之为边际效用相等法则；当外部压力变化时，情况类似。这样，我们不必假定各意图的实现程度（即各目标值）之间具有基数可加性，而只需运用在各意图在边际上等效的原则，来预测人在特定内外压力下的行为倾向。 人的多意图特征在生物界是独特的，按照道金斯所阐述的自私基因理论，生物个体只有一个终极目标：最大可能地复制其所携带的基因。其余目标都是中间目标，即在决策方程组中只是中间变量。比如捕猎是食肉动物行为的一个目的，但不是独立目的（或叫终极目标），捕猎只是为了获取食物，而获取食物是为了维持生命，维持生命是为了增加繁殖机会或抚育后代，如此等等。但是“自私的基因”在发展人的思维能力方面走得太远以致失控，人拥有了自我意识，他们把原先那些中间目标变成了终极目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甚至不惜牺牲繁殖量——避孕套就是一个铁证，一个人性的铁证。 所以，人以外生物界的经济学将简单得多，那里没有偏好，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单目标决策主体，基因复制数可以代替效用进行绝对的基数度量。 6. 需求定律可以免去 需求定律说的是，需求量随价格下降而上升，在我们的皮球模型中，价格就是外部压力，需求量就是体积，根据自私定律，皮球的体积受到外部压力所压制，那么压力减小体积当然增大，也就是说，我们既然认为行为意图被外部力量所压制，被限制在个人所愿意偿付的代价所能换取的量上，那么代价减小量必增加，看来需求定律和自私定律是一码事。 那么为什么还需要一个独立的需求定律呢？问题出在度量方法上。经济学家借以度量需求量和价格的媒介是物品，可是一种物品往往用以实现多种意图，而一个意图也往往可以通过多种物品得以实现。这种基于多对多关系的间接度量使得物品的需求曲线不能准确反映意图的实现程度随压力变化而改变的情况，因而不能从自私定律直接推导出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定理。 如张教授所述，推导需求定理的主要困难是在理论上可能存在嘉芬物品，而嘉芬物品的可能性又是因为有贫穷物品，即某些物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减少。但是，根据自私定律，需求总是受到过高的代价所压制，而收入增加意味着偿付代价的能力增加，按理说需求会上升，为什么反而下降呢？因为物品之间存在替代性，也就是说，多种物品可以满足同一种意图，但又不完全重合。比如粟米和肉糜都能满足果腹之需，这是它们重合的地方，但在满足适口之欲上则大不相同，收入增加时，对粟米的需求减少，但果腹之需并未缩减，而是用肉糜代替了，同时满足了更多适口之欲。有人可能会质疑，穷人因为体力劳动多，即使把果腹之需单独抽出来，也比富人多。的确，穷人每日摄入的卡路里很可能超过富人，但这其中一部分可以看作生产要素投入，用于生产“体力”以供出售。 静态地看，我们很难区分一种物品消费行为中分别有多少是出于哪一种行为意图，好在我们有边际法宝，比如一个农民在春耕秋收期间增加了食物消费，根据偏好稳定性假说，我们不认为他在春秋比在冬夏更爱吃，而是将增加的部分归因于其体力劳动的需要。如果我们能通过类似的分析，提取出每种意图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曲线，进而把物品分解组合成这样一种抽象物品——每一种意图有且仅有一种物品加以满足，那么我们就消除了贫穷物品，因而也消除了嘉芬物品。这样的抽象物品，我称之为“纯物品”。 我相信，使用纯物品进行分析固然有很多困难，但并不比张教授已经使用的方法更困难。教授认为，作为交易对象的物品只是一种“委托”，买者真正需要的是委托与其上的“质”，而每一种质都有单独的需求曲线。比如，委托在西瓜上的有养分和口感，委托在一瓶金斯尔康上的有固定搭配的各种维生素。西瓜只能论个卖，无法把养分和口感拆开了卖，所以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只有以个或斤为单位的西瓜价格，但是通过边际分析却可能画出这两种质各自的需求曲线。 如果我们果真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能做到，虽然困难不小），那么，通过恰当地选取“质”，使它既具有可度量的意义，又消除了它们之间的替代性，我们便得到了可度量的纯物品。这样，对于纯物品而言，需求定律等同于自私定律而成为多余。 结语 人们到底渴求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很多渴求受到压制而不能充分满足，压制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自然的（技术限制）、他人的（产权限制）和自身的其它渴求（偏好限制）。 正是人的这种紧绷状态使他们的行为具有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从而使经济分析成为可能，正如鼓胀的皮球碰撞挤压，错落可缉而不是随风飘荡。

钓鱼的故事：所有权的另一种解读 作者：辉格 2005年9月15日 1. 故事与定义 对于“所有权”这个概念的定义，通常包含某人（所有人）对一种资源进行处置、获取其收益、转让、继承等等权利，所有这些，都是从所有人对资源能做什么这个角度来说的。这些当然是很有用的，但是我发现，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或许能更好的描述所有权，使这个概念能对事实作出更贴切的指称，因而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所有权，与其说是所有人运用资源的权利，不如说是他阻止他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因而，仅仅站在所有人自身的角度，是难以认清所有权的含义的，相反，这一含义更容易被试图使用该资源的人所识别。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给出这样一个定义：所有权就是，不拥有它的人（们），为以各种方式使用有关资源，而必须排除的各种人为障碍的集合。 对一种资源，可以有很多使用方式，每种使用方式可能遇到不同的人为障碍，而每一种人为障碍可能由不同的人实施，所有这些障碍的集合就是该资源的所有权，所有这些实施障碍的人的集合就是该资源的所有人。 比如我去湖边钓鱼，路上要穿过一片沼泽地，这当然是一种障碍，但这是不是人为障碍，所以它并没有让我感觉到所有权的存在。 如果不幸这个湖恰好处在中世纪西欧的某个森林边上，就可能会有一个家伙举着把斧头跳出来告诉说：我是国王的守林人，这是国王的湖，不许在这里钓鱼！我只好打消了钓鱼的念头，但又不甘心白跑一趟，所以就问守林人：游个泳总可以吧？他白了白眼说道：随便，淹死不管！ 当然现在没有国王，我可以安心地在家乡的湖里（比如说太湖吧）钓鱼了，但是有一天，我把钓鱼杆换成了渔网来到湖边，正要把网撒出去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小子，住手！”，一问，原来是附近的渔民，七八个围上来，看架式要把我扔湖里去，说是我们十八代都在这里捕鱼为生，你小子竟想抢我们饭碗。 次日，我只好把渔网又换成了鱼杆。正当我回味着前日发生的事情时，鱼线一抖，往上一拉，一条色彩斑斓的大鱼，好漂亮，我赶紧喊边上的钓友过来看。这时，有只手在我肩上一拍，回头，一个拎公文包带红臂章的家伙向我举起工作证：环保局的。说：这是胭脂鱼，二级保护动物，罚款五百，没收渔具。 不必再延长这个乏味的故事了，尽管我在湖边还有很多事可做，比如我可能想在那里搭个小屋存放我的渔具，或者摆个冷饮摊顺便赚点外快，甚至某天发现湖里冒泡想钻个洞看看下面有没有天然气，总之，我猜你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在这个故事里，涉及的资源是一个湖（和岸边的土地），我试图利用它来做不同的事情：游泳、垂钓、捕捞、搭小屋、摆冷饮摊、挖天然气，等等。那么，这个湖的所有权是谁的？国王的？渔民的？环保局的？阻止我搭小屋的太湖村的？阻止我挖天然气的县国土局的？从通常的角度可能比较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按我的定义，答案是清楚的：它属于阻碍我做上述事情的那些人，他们分别拥有其所有权中的不同部分。当然，有个条件，他们施加的障碍受到习俗和法律的支持，因而是我可以合理预期的障碍。（除非特别指出，本文其他地方也隐含此条件） 对于一项资源，如果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用它都不存在人为障碍，那么它就是非经济品；如果对别人有障碍，而对你没有，那表明，你拥有它的全部所有权；如果对你有障碍但比别人少，那表明，你拥有它的部分所有权。 比如，你所在城市有个公园，门票外地人10元，本地人5元，这就表明你对这个公园拥有部分所有权。你可以将这个所有权出租：用你的身份证买票再加价转卖给外地人。再如，你买了包香烟，你会说，你拥有了这包香烟的所有权，但注意，这只是一种近似的说法，当你坐在歌剧院里想把它点着时，你就遇到了障碍，就会感觉到其实你并未完全拥有它。当然，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解释为你并未完整拥有歌剧院里的空气。是的，两种解释都没错，所以按我的思路，在对所有权的描述中，核心概念并不是“物”而是“行为”，这样，我们可以把“资源”概念从对所有权的定义中剔除，简化为：所有权就是，不拥有它的人（们），为在特定场合实施某种行为时必须排除的各种人为障碍的集合。或者反过来：所有权就是某些人在特定场合阻止他人实施某种行为的权利。 这样定义所有权另一个好处是，我们不必再费心区分不动产、动产、专利权、商标权等等不同所有权形式的概念差别，因为这些形式都是对行为的某种限制。 2. 排除障碍的方式 对于不拥有或仅仅部分拥有所有权的人，要使用资源就得克服障碍，这需要付出费用，但是使用人付出的费用不一定就变成所有人的收入；按克服障碍的不同方式，费用的支付方式也不同，大致有三种： 1）购买：向施加障碍的人（所有者）直接支付（以现金或收益分成的方式），换取其撤销障碍，所支付的就是租金。 2）侵犯：向第三方支付，由后者强行消除障碍。第三方可以是自己，但性质是一样的，都需要承担成本。 3）贿赂：向所有者的代理人支付，换取其在所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撤销障碍。贿赂实际上也是一种侵犯，只不过形式比较特殊，并且成本结构不同。 只要租金高于实施侵犯和贿赂的成本，其差额就可能成为侵犯和贿赂的动机，这两种排除障碍的方式，我称作机会主义方式，因为它们所产生的结果常常得不到法律认可，从而使事情变得不可预期。众所周知，机会主义是经济的大敌，人们谋求改进的努力多半依赖于结果的可预期性。其次，购买是一种自愿交易，只要是交易，就表明双方都有非负的纯收益，即导致帕累托改进；但是侵犯和贿赂则不能证明为帕累托改进，比如你想在太湖边上盖房，太湖村为此索价1000元，这表明该村认为你的盖房行为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小于或等于1000元，但你没有付这笔钱，而是花了500元雇佣打手强行盖房，这样就给太湖村带来了负的纯收益，而只要任何一方存在负的纯收益，就不是帕累托改进。 基于上述理由，经济学家提出，要明确所有权。按照我的理解，所谓明确所有权，意在导致这样一种状态：当某人要做某件事情而遇到非自然障碍时，他能够明确地知道，是谁实施了这种障碍，并使他相信，直接向后者支付租金是消除这种障碍的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方法。这样，侵犯和贿赂的预期成本将高于购买，从而遏制了机会主义行为，并确保每一项改变为帕累托改进。 3. 所有权与交易费用 张五常教授曾警告说，中国的私有化要快，否则可能堕入印度模式，他对印度模式的描述是这样的：在那里管制无处不在，普遍的管制导致普遍的腐败，官员受贿不仅普遍而且成了惯例，甚至规定好星期一三五谁受贿，二四六谁受贿。很遗憾，这一说法非常容易导致误解。我对印度的情况了解不多，但是印度的贿赂行为如若果真像张教授所描述的那样已经成为固定的惯例，那就表明那里的所有权是明确的，受贿一旦成为惯例就不是受贿了。贿赂行为的坏处不在行为本身，如果我们能明确地知道为了做成某件事需要向谁行贿，而且一旦做成后结果不会被推翻，这就表明此人拥有相关的所有权。 在中国，我们知道，虽然受贿是普遍的，但远非明确和确定的，对于不熟悉官场奥妙的人，要办成一件事情该向哪些人行贿、该送多少钱，远不是一目了然的，我们也看不到哪个官员张榜公布他能批哪些条子，什么条子多少钱，这样就给办事者带来很大麻烦，为此承担大量交易费用，而一旦东窗事发结果还要被推翻，我把这种情况称为所有权不明确，一旦这些明确了，所有权就确立了。换句话说，雁过拔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雁不知道一路上有哪些人、什么时候、在哪里、要拔它几根毛，如果这些是可以稳定预期的，大雁自然会在开始他的旅途之前，去跟这些人去谈判达成一个有效率的均衡结果，如果我理解的对，这就是科斯定理要说的意思。 我猜想，对于假定中的所谓印度模式，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所有权不明确，而是所有权结构过于复杂。所谓复杂，是指这样一种事态：为实施一种常见行为所需要排除的各种障碍，由许多不同的人分别施加，因而使租金谈判过程变得过于复杂和昂贵。由于各种所有权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因而以其独特的方式为不同的人所拥有。比如国王把一块新征服的土地分给他的伯爵，但为了保证自己的狩猎和巡游活动，他为自己保留了森林湖泊的使用权和道路通行权；伯爵又把把其中几块租给了自由民，经过几代人的续租，自由民逐渐拥有了一块土地的永佃权——即只要他按时交租永远保有承租权，但是这种承租权也是有限制的，比如显著不能改变其用途，发现的矿产归领主所有等等；对于相邻几块土地上的河流，邻近的几家佃户可能达成了一种用水安排，如此等等。所以当几百年后，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想买下这块土地进行开发时，可能发现，他必须与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以便排除各种障碍：换取佃户放弃承租权，获得领主许可，与邻居们商量用水安排，说服村民允许他排放废气，请求国王批准他排干一片沼泽地，与本教区的主教商议修建教堂和牧师的聘任权问题，等等。 显然，对于一种新的产业模式来说，在旧有的生产方式下形成的所有权结构会显得过于复杂，带来庞大的交易费用，这是个古老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不必为此担心，更不能以此为理由去破坏已经明确的所有权，只要权利是明确的，竞争是充分的，我们可以相信，市场会自己发展出新的所有权结构来适应新的产业模式，而历史也正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最初，交易的确显得过于复杂，但这种繁杂工作很快催生会出一个专业律师群体或者中间商，专门去处理这些事务，他们在工作中逐渐寻找、设计出各种面向最终使用者的一揽子交易合约。随着新的产业模式成为主流，经过若干次交易转手，旧有的障碍渐渐被新的方式所代替，资源被重新组织到新的所有权结构之下，那些旧的权利或许还会存在，但常常只是隐藏那些在不为人注意的、已经被视为套话的合约标准条款中。 4. 国有资产 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指出了国有资产所带来的无效率，并认为这种无效率是因为所有权的不明确。按我的定义，这意味着，当某人试图使用这些资源时，他不能明确的知道他所必须排除的障碍由哪些人所施加，以及如何才能让他解除这些障碍。这种情况当然是普遍存在的，也是重要的。但是我认为这不是国有资产最致命的问题，如果行政机构有足够的效率，有可能把使用国有资产的审批手续和步骤规定和执行得十分细致而且清晰，从而符合我对明确的所有权的定义。在我看来，国有资产与私人财产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对国有资产所涉及的资源施加障碍的人，被禁止为解除障碍而收取租金。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对采用机会主义方式进行不合法求租／寻租活动的巨大诱惑。 当施加障碍者——即所有权人——可以合法地获取租金时，根据科斯定理，资源将被出价最高者使用，即经济学所认为最有效率的使用，但是当所有权人必须以机会主义方式进行寻租时，则在两个方面导致无效率： 1）因为寻租必须私下进行，不能形成公开市场，导致巨大的交易费用； 2）私下寻租的不合法性带来的风险，使安全性成为比价格更重要的因素，因而不能保证资源转到出价最高者手中，从而导致资源的无效率使用。 5. 政府管制 从我对所有权的定义，很自然看出，所有权就是一种合法的私人管制。因而，任何对先前已得到法律认可的私人行为施加新的政府管制，就是部分或全部剥夺私人财产。比如，禁止在公共场所抽烟的法律，对于原先可以随处抽烟的人，就被剥夺了部分财产权，但是对于他在此之后所买的香烟，则不存在剥夺问题，因为那时候香烟的所有权结构已经改变了。 所以，政府管制实际上就是政府把私人财产权部分转移到政府控制之下变成国有资产，而根据上面的分析，国有资产将导致无效率。 当然，我并不是反对所有政府管制，有些行为障碍必须由政府实施，比如对他人人身伤害的障碍（按我的定义，这也是一种所有权），最终只能由政府的暴力机器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