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发表的文章（14）
按：本来还想说说由官办教育、媒体垄断和推广普通话所共同推动的语言灭绝运动给文化产业造成的影响，篇幅有限，以后再说吧。
文化是最不需要扶持和促进的产业
辉格
2011年10月28日
自从门户开放以来，就时常有人惊呼外来文化之冲击，或哀叹本土文化产业之衰微和不争气，而在经历了多年经济增长之后，与其它部门的蓬勃兴旺相比，文化产业的萎靡不振，就更显得格格不入了，所以难免有人要问，该如何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政府是不是该下点力气扶持一下？还有更富底气的：什么时候咱们也对外输出点价值观？
这些问题都问错了，正确的问题是：要怎么做才能有效压制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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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来还想说说由官办教育、媒体垄断和推广普通话所共同推动的语言灭绝运动给文化产业造成的影响，篇幅有限，以后再说吧。
文化是最不需要扶持和促进的产业
辉格
2011年10月28日
自从门户开放以来，就时常有人惊呼外来文化之冲击，或哀叹本土文化产业之衰微和不争气，而在经历了多年经济增长之后，与其它部门的蓬勃兴旺相比，文化产业的萎靡不振，就更显得格格不入了，所以难免有人要问，该如何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政府是不是该下点力气扶持一下？还有更富底气的：什么时候咱们也对外输出点价值观？
这些问题都问错了，正确的问题是：要怎么做才能有效压制文化产业的发展？才能压制到现在这种萎靡水平？要知道，如同饮食和服饰产业一样，文化是个你最不需要担心如何让它繁荣起来的产业，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普遍、强烈且根深蒂固，它深植于我们的人性之中，只要给它一点土壤和空间，便无处不在蓬勃生长。
真正需要担忧的，是那些人口稀少、语言孤立的社会，而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庞大人口和大型都市，拥有官话（8.7亿人口）这一头号大语种，还有吴语（0.8亿）、粤语（0.7亿）、闽南语（0.5亿）等大语种，以及普通话（12亿）这个头号通用语的社会，是天然的文化沃土，除非你刻意花大力气压制，并且干得极其成功，是断然不会有文化枯萎之虞的。
纵观全球，凡拥有五千万人口以上大语种的语言文化群体，都拥有较为发达的文化产业和颇具影响力的地区文化中心，以电影为例，印度拥有世界产销量第一的电影产业，其以印地语为主的宝莱坞举世闻名，但印地语人口其实还不到3亿，所以12亿人口的印度还有两个不大为外人所知的电影中心：孟加拉语的陶莱坞和泰米尔语的考莱坞，而这两个语种的规模分别为1.7亿和0.7亿。
另外，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葡萄牙语的巴西，斯拉夫语的俄罗斯和南斯拉夫，突厥语的土耳其，阿拉伯语的埃及，都拥有各自兴旺的影视业；埃及电影一度成为其第二大出口商品，开罗方言甚至因此而取得了阿拉伯世界标准口音的地位；人口1.5亿的尼日利亚没有压倒性的大语种，但它的4、5个一两千万规模的中等语种，也支撑着一个被称为瑙莱坞的生气勃勃的电影产业。
文化产业之所以如此容易发育和繁荣，是因为消费者的筛选底线非常低，正因为需求太迫切，所以在没有更好替代品的时候，再粗制滥造的劣质品也卖得掉，这一点，只要看过几部千篇一律的印度歌舞剧、冗长拖沓的墨西哥电视剧和弱智粗糙的香港警匪片，大概都会有所体会。
正因此，相对于机械、化工、生物、信息等现代工业，文化产业几乎没有门槛，也不需要培育需求，永远存在一个需求旺盛的市场供企业家尝试各种作品类型和商业模式；甚至它对法律制度、基础设施、营商环境、行政效率、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等其他产业常常很敏感的生态条件，都没有太高的要求，比如前面所罗列的各大语种电影业中心，所在社会除香港之外在产业生态条件上都算不得好，有些甚至是极端恶劣，唯一的必备条件是大语种和人口密集居住，当然还有：免于强力压制。
除了种种出于政治控制和意识形态宣传的考虑之外，对文化产业构成压制的力量和舆论基础，也常常来自权力和精英阶层对大众文化之庸俗的担忧、反感和抵触；对庸俗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担忧则大可不必，大众文化从来都是庸俗的，毕竟任何社会的绝大多数都是俗人，雅士从来都是极少数，后者大可以坐享其优越感，却没有道德上的理由将其审美偏好强加给广大俗人。
因而文化若要发展成一个大产业，构成其主要部分并在数量上占压倒性优势的产品，必定是庸俗的；更重要的是，对于精英和雅士们，假如他们希望看到更多高雅作品从文化市场上涌现，那么试图遏制庸俗文化的发展也是不明智的，相反，他们应该乐见庸俗文化的繁荣，因为一个庞大而繁荣的庸俗文化市场，将为高雅产品的孕育和成长创造更好的土壤。
为理解这一点，不妨把高雅和庸俗文化视为两个平行产业，这两条产业链的重合部分主要在中间，而它们的两头：原始创作和最终需求，都不具有很高的替代和排挤关系；一个整天给墨西哥连续剧写剧本的作家，大概一辈子也写不出狄更斯那样的传世佳作，而那些对黑泽明心有独钟的观众，大概更不会因为大量印度歌舞片的存在，而放弃他们对严肃作品的兴趣。
所以，大量生产的庸俗产品，既不会吸走高雅作品的创作者，也不会作为替代品满足对高雅作品的需求，相反，它们只会因推动文化产业链中间环节的发展，而为高雅作品提供一套成熟而廉价的基础设施和分工合作体系，而假如没有庸俗产业巨大规模的推动，仅凭高雅作品那小的可怜的规模，是不足以支撑这些分工精细的中间环节发展的，实际上，高雅产品正是搭了庸俗产业的便车，才能获得它今天在各大文化中所取得的成就，假如没有广大歌舞片和肥皂剧观众的无心支持，或许狄更斯的小说今天仍会躺在旧书架上，而没有机会被搬上银幕而遇见它的观众。
辉格
@ 2011-10-30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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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分类：饭文留底
债务危机推动欧盟财政集权
辉格
2011年9月16日
希腊的债权人们又暂时松了一口气，随着法德宣布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希腊国债违约风险短期内有望避免，同时，欧债解困方案初步成型，意大利国会通过了54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希腊政府也以战后首次国企裁员行动展示了其削减赤字的决心和诚意，这一系列消息令投资者对欧元信心有所恢复。
就短期内摆脱债务困境这一目标而言，德法希领导人选择了一条困难而漫长的道路，特别是对于希腊这样高度社会主义化的国家，众多国企主导着经济，政府是压倒性的头号雇主，其处境很(more...)
2087
债务危机推动欧盟财政集权
辉格
2011年9月16日
希腊的债权人们又暂时松了一口气，随着法德宣布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希腊国债违约风险短期内有望避免，同时，欧债解困方案初步成型，意大利国会通过了54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希腊政府也以战后首次国企裁员行动展示了其削减赤字的决心和诚意，这一系列消息令投资者对欧元信心有所恢复。
就短期内摆脱债务困境这一目标而言，德法希领导人选择了一条困难而漫长的道路，特别是对于希腊这样高度社会主义化的国家，众多国企主导着经济，政府是压倒性的头号雇主，其处境很有点像转型期的东欧，财政紧缩将产生休克效应，短期内会加剧经济衰退和税源萎缩，而在制度前景明朗之前，即便下决心出售国企，也卖不了多少钱，甚至倒贴都没人要。
相比之下，许多人所预测或建议的债务违约并脱离欧元区的破罐破摔做法，反倒干脆利落且有望在短期内见效，一旦脱离欧元，希腊便可使用本币贬值这一对付债务危机的惯用手法，通过大幅拉低国内商品和资产的国际价格而改善国际收支，同时也直接掌握了印钞机，可以用发行本币来回笼还债所需的外币，2002年阿根廷脱离美元的过程便是很好的样板，而离开了汇率浮动这一自动调节机制，危机的出路之内只能寄望于财政改革这一更艰巨而充满了障碍的任务。
然而，本币贬值实际上是一种隐性违约，它血洗了此前用外币投资于本国资产的投资者，正如债务违约血洗了债权投资者，对国家信用同样造成伤害，尽管低价格的诱惑一时会吸引来不少投资，但违约记录和币值动荡的历史，会告诫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于高流动性资产，以便一有风吹草动就拔脚逃跑，这对于建立长期繁荣稳定的资本市场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尽管德法承诺的具体内容尚未完全澄清，希腊政府推行财政改革的决心和能力也有待证实，但他们的上述选择还是值得赞赏，真正的改革从来都是困难的，为求短期纾解而将病根保留给后人，是不负责任的；本次危机中许多人所表现出的惊恐无助，其实体现了他们当初对欧盟共同市场和欧元区的制度含义缺乏洞察，没有领悟到迫使那些缺乏实力和活力的脆弱经济体接受一种坚挺的货币意味着什么，也没有领悟到让渡货币主权的财政含义，而如今的现实应该已经让他们看清，加入共同市场和欧元区实际上已让这些国家沦入与美国各州类似的地位。
当然，程度会有所不同，而转变的过程也将是缓慢的，但日后回首，或许将发现本次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它将从制度的可操作意义上界定欧元区成员国在货币和财政上的主权边界，也将赋予欧洲“联邦政府”执行财政政策的明确职能；欧元国与美国各州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仍将有权发行国债，但这些债券之成为国债而非“州债”，需要满足更严格的标准，此前规定的笼统标准已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而本次为实施救援而拟议发行的六国联合债券，将为未来欧洲联邦债券树立一个范例。
由于本次危机的救援先例已让欧元大国负上了救援责任，为实施国债发行所需的财政标准，欧盟将不会再满足于利用评级机构的信息，而会建立某种最起码的事先干预机制，至少那些财政状况接近红线的成员国，将不得不接受其干预；第一个，也是较温和的步骤，大概会是用扩大了的欧盟经济统计机构，部分取代成员国的统计机构，同时，一个类似美国国会预算局（CBO）的机构也可能会被用来动态监控各项政策的财政后果，这些机构获取的信息可被用来改变各国的发债额度及其债券在央行资产组合中的地位。
对于各欧元国，施加于其财政体系的这些外部制度约束，将帮助他们克服党派政治的短期行为，和寄生于财政的利益集团的绑架，避免一边减税一边大派果子这种两头讨好而不负责任的政策伎俩，对稳固财政、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大有裨益；当然，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欧盟的集权化也可能强化其对市场和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能力，并弱化各成员国之间的制度竞争，但只要联邦财政权力限于标准执行和总量约束，而不介入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微观结构，那便是无害的。
话题背景参见：禁售并非保护濒危动物之上策（2010-3-15）
【2011-10-28】
@遗产卫报：象牙雕染色香蕉。年代为19世纪，长17cm，2010年北京古天一秋拍亮相。写生的仿生艺术在清初时期就已流行，这件象牙雕仿真香蕉，体现出仿真艺术的极致。
@Ent_evo:谁能告诉我，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蛋疼啊……你要是把象牙拿回来雕个思想者或者大卫那种级别的艺术作品，那没准还稍微从轻发落那么一丁点儿，可你把大象偷猎得这么惨，就为了雕这个？？？
@whigzhou: “不许出售”=“让它变得一文不值”
@whigzhou: 许多可怜的野生动物迟早要在动物保护主义者手中（或口水中）死绝，阿弥陀佛
@sw小橘子: 没有买卖，就没有养殖。没有养殖，就有偷猎。(more...)
标签：制度 | 激励 | 物种 | 生态 | 财产权
4024
话题背景参见：
禁售并非保护濒危动物之上策（2010-3-15）
【2011-10-28】
@遗产卫报：象牙雕染色香蕉。年代为19世纪，长17cm，2010年北京古天一秋拍亮相。写生的仿生艺术在清初时期就已流行，这件象牙雕仿真香蕉，体现出仿真艺术的极致。
@Ent_evo:谁能告诉我，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蛋疼啊……你要是把象牙拿回来雕个思想者或者大卫那种级别的艺术作品，那没准还稍微从轻发落那么一丁点儿，可你把大象偷猎得这么惨，就为了雕这个？？？
@whigzhou: “不许出售”=“让它变得一文不值”
@whigzhou: 许多可怜的野生动物迟早要在动物保护主义者手中（或口水中）死绝，阿弥陀佛
@sw小橘子: 没有买卖，就没有养殖。没有养殖，就有偷猎。
@whigzhou: 不止如此，假如野生种群不能带来收益，当地居民为何要保留其栖息地？
@sw小橘子:有道理。不过这就难了。产权部分转移给当地居民，这是第一重。当地居民形成自我组织，避免公地悲剧，这是第二重。
@whigzhou: 组织失败的话还有最后一招嘛，征用并拍卖种群用益权，所得分给居民
@sw小橘子: 不过还是要补充，在这个例子中，群体规模、成员关系、沟通便利程度、组织化程度等因素，会影响到这个群体是否能够将分散的权利交托与一个代理者并由其实施拍卖。
@whigzhou: 不是啊，假如能够“交托”，就已经组织成功了，征用拍卖说的是组织失败时的外部介入
@whigzhou: 禁猎法实际上已经没收了种群用益权，所以不存在司法障碍
@sw小橘子 又想到一点。居民自组织成功时，证明至少有一种实施方式可以有效利用种群用益权。而当居民自组织失败时，则意味着，在当地种群用益权存在
@whigzhou: 对，拍卖额可能是负的，负值就是“物种存续”买家的出价，当然，这个出价可能仍不足以抵偿用益权的负值，但那就没办法了，说明保护者的意愿不够强烈
@sw小橘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用益权是负值。物种存续是另一件商品。
@whigzhou: 对啊，假如用益权市值为正，就不需要物种存续的买方参与，物种可自我维续，假如其值为负，则需买方出价来补偿该负值
@whigzhou: 总之，无论通过自发组织还是征用 拍卖，首先实现种群用益权的产权化（也就建立了物种前途的排他性影响权），然后所有者用该产权产出若干产品：动物制品、观赏和物种存续，它们的售价之和若能抵偿产权获取和维持成本，物种即无灭绝之虞
@whigzhou: 所以，作为其产出品之买方，象牙雕刻家和虎骨食用者与动物保护捐助者一样，都是物种的恩客，而非敌人
@茶博士未遂:在你的定义里，旅游参观某物种也是“出售”该物种的存在吧？这种出售，只要价格购高，环保主义者和土著就能都基本满意（环保者可能还是会抱怨几句该物种个体受到打扰）。
@whigzhou: 不是，“物种存续”这一商品的买方是主张保护者，卖方是物种命运影响者，而参观管制权是种群用益权的一部分，后者的确立让种群收益内化，从而激励对“物种存续”的产出
@茶博士未遂:价值观上，我认为物种个体直接被人杀掉比物种因栖息地被人侵占而灭绝更不可接受啊
@whigzhou: 呵呵，那你就不是物种存续的买方，而是“动物个体善终”的买方了
@茶博士未遂:请问怎样能买到尽量多的“动物不被任何人直接蓄意杀掉”？
@whigzhou: 先形式化一下你的需求吧，是不是先把动物死亡分为“善终”和“惨死”两种？你要买的是善终率的提高，对吧？然后寻找卖家，应该是那些影响动物死法的人吧？这个范围太广太散，而且要命的是，我还不知道你界定善终的标准是什么
自出版将为读者展现新天地
辉格
2011年10月25日
上周，亚马逊宣布与一批作家直接签约并将在年内出版首批122部图书，正在迅速崛起中的自出版（self-publishing）模式，终于迎来了一个决定性的支持者，其势头再也无法阻挡了；亚马逊的决定可谓众望所归、水到渠成，他拥有最佳的资源组合来做这件事，而假如他迟迟不动手，苹果和安卓的应用商店将抢得先机，正如苹果在音乐市场已经做到的那样。
对于作家和读者，这无疑是一个福音，此前电子化已将图书价格降低了60%多（从均价25美元降至10美元以(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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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出版将为读者展现新天地
辉格
2011年10月25日
上周，亚马逊宣布与一批作家直接签约并将在年内出版首批122部图书，正在迅速崛起中的自出版（[[self-publishing]]）模式，终于迎来了一个决定性的支持者，其势头再也无法阻挡了；亚马逊的决定可谓众望所归、水到渠成，他拥有最佳的资源组合来做这件事，而假如他迟迟不动手，苹果和安卓的应用商店将抢得先机，正如苹果在音乐市场已经做到的那样。
对于作家和读者，这无疑是一个福音，此前电子化已将图书价格降低了60%多（从均价25美元降至10美元以下，若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这一比例可能更高），通过大量消除中间环节，缩短产业链，自出版将以更大幅度拉低价格，最终图书价格将比以前低至少一个数量级，而与此同时，作家从每个拷贝中获得的收入却很可能不降反增。
除了降低单位价格，自出版带来的另一项变化意义更大，它将图书出版门槛降到了所有作家都能轻易负担的水平，和维持一个个人网站的花费差不多；美国小说家约翰·洛克零售价0.99美元的自出版小说，每部固定开支约1000美元，这还是因为他雇佣了专业编辑，而对于节俭勤恳且擅长使用文字编辑软件的作家，这些费用都可以省去。
而在传统模式下，每部书的固定投入要高出两个数量级，至少要确信能卖出几千本，才能找到出版社愿意出版，假如由作家自己负担这笔开支，就会让许多作家望而却步，打消出书的念头，很可能因此而埋没了许多天才和杰作；初始门槛的消除，有望吸引大批原本被挡在门槛外面的作家来写书出书，同时，由于网络销售免除了零售货架空间的成本，即便这些作品的初始销量很低，他们也有机会通过长尾效应而获得满意的报酬。
不同特点的作品有着十分不同的销售曲线，有些取宠一时，过后即无人问津，比如大部分畅销书，有些一炮打响并确立为经典，此后屡屡再版，另一些起初默默无闻，只在小圈子里流传，但随着时间流逝，经过一些有影响人物的推荐、转述和引用，人们逐渐认识和理解了其中的价值，销量也随之缓缓上升且经久不息，还有些书，尽管因其小众特征销量总是有限，但这股涓涓细流却能在很多年中绵延不绝。
显然，后两种类型的作品只能依靠长尾效应而获得成功，在高门槛时代它们常常没有机会露面，而既能一炮打响又能传世的作品从来就不多见，所以，被传统出版模式所筛选出来的作品，比例最高的将是那些昙花一现型的畅销书，诸如流行小说、名人传记、商务理财、看相算命、励志厚黑之类，其次是那些不以销售收入为动机的作品，比如思想宣传和学术性著作，传播效果、学术声誉和相关利益组织与学术机构所支付的报酬，已为作家提供了足够的写作激励和出版开支。
所以，当门槛撤除时，最大的受益者，将是那些慢热型、小众型和细水长流型作家，特别是其中缺少利益组织和学术机构支持的独立作家，此前，许多有潜力成为此类作家的人，很可能选择了其它行当，今后他们将被大量吸引到作家群体中，这不仅会根本上改变这一行当的成员结构和文化面貌，更将为读者带来一些闻所未闻的全新作品类型和写作风格，那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没人知道。
当然，在此前BBS和博客拆除了作品发布和传播的门槛之后，许多全新的作品类型已经涌现了，但那时写作的激励结构与现在十分不同，由于缺乏可行的盈利模式，网络作家要么不求回报，要么只是通过网络建立声誉，再绕回到传统模式中获取收益，现在，亚马逊和苹果/安卓应用商店提供了已被证明可行的盈利模式，并且作家从作品销售中分得的比例远高于传统模式，这就使得纯粹的职业网络写作成为可能，可以相信，一片新天地将由此展开在我们眼前。
主料：猪肉（夹心，2-3成肥）6-7两，生咸鸭蛋2个（或咸鸭蛋、鸡蛋各1个）；
辅料：姜2-3片，小葱3根；
调料：盐，植物油，生抽，黄酒；
做法：猪肉剁成末（不可用绞肉机），放入蒸碟，加入姜末、黄酒、生抽各1勺、植物油半勺、盐，拌匀，用筷子在咸鸭蛋（或鸡蛋）上戳个洞，将蛋清均匀抹在肉饼上，最后取出蛋黄，置于肉饼中间，放入已经烧开的蒸锅内大火蒸10分钟，取出后撒上葱花。
要点：买咸鸭蛋时注意是要生的，真空包装那种是熟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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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料：猪肉（夹心，2-3成肥）6-7两，生咸鸭蛋2个（或咸鸭蛋、鸡蛋各1个）；
辅料：姜2-3片，小葱3根；
调料：盐，植物油，生抽，黄酒；
做法：猪肉剁成末（不可用绞肉机），放入蒸碟，加入姜末、黄酒、生抽各1勺、植物油半勺、盐，拌匀，用筷子在咸鸭蛋（或鸡蛋）上戳个洞，将蛋清均匀抹在肉饼上，最后取出蛋黄，置于肉饼中间，放入已经烧开的蒸锅内大火蒸10分钟，取出后撒上葱花。
要点：买咸鸭蛋时注意是要生的，真空包装那种是熟的；刚出锅是会有些浮沫，无妨，冷却片刻即自行消退。
爱吃肉的有福了。
（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二，理论背景见第一篇）
人口压力正在消失吗？
辉格
2011年10月21日
2004年，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人口司公布了一份世界人口长期展望报告，这份目光远至2300年的报告为未来人口趋势提出了高中低三种预测，其中中低两种展望都预期世界人口将在达到95亿之前开始下降，而高展望则认为增长趋势不会得到遏制；现在，世界人口在今年末或明年初才达到70亿这一事实，似乎让中展望显得更可信了。
对于人口压力终将消失的乐观看法，现实中不乏支持的证据，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转(more...)
2079
（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二，理论背景见
第一篇）
人口压力正在消失吗？
辉格
2011年10月21日
2004年，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人口司公布了一份世界人口长期展望报告，这份目光远至2300年的报告为未来人口趋势提出了高中低三种预测，其中中低两种展望都预期世界人口将在达到95亿之前开始下降，而高展望则认为增长趋势不会得到遏制；现在，世界人口在今年末或明年初才达到70亿这一事实，似乎让中展望显得更可信了。
对于人口压力终将消失的乐观看法，现实中不乏支持的证据，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转型的发达地区，生育率已普遍降至替代水平附近，有些地区甚至远低于替代水平，而各新兴地区的经历似乎也表明，经济增长、社会转型和生活方式现代化，总是伴随着生育文化和人口趋势的变迁。
所以，一些持朴素历史决定论的人纷纷断言，人口压力已不是问题，亚洲非洲所残留的人口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些地区尚未完成现代化，而那是终究会随历史潮流而完成的，因而今后的焦点将是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医疗负担，甚至未来真正需要担忧的是能否说服人们继续生孩子；确实，他们有很多理由这么认为。
然而，仅仅由某些阶层或地区已经脱离资源极限而享有富裕生活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摆脱了人口压力的结论，在马尔萨斯模型中，并非所有人都生活在资源极限边缘的赤贫状态，私人产权和继承制度，总是让一部分人得以通过相对于其供养能力的低生育策略而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当财产地位和优裕生活所带来的更多性机会有望补偿早先的低生育率时，该策略是可持续的，而那些没有利用这些条件来寻求补偿的策略，将终究被淘汰。
从这个角度看，发达地区脱离资源极限的事实，或许只是原先单一社会中富裕阶层脱离资源极限的一种新形式，换句话说，随着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原本在每个社会分别形成的阶层分化，某种程度上被全球化了；而这两种结构分化的根本差别在于，后者的富裕阶层很少寻求将其地位财富优势转变为遗传收益，这样一来，除了朴素历史决定论，我们就找不出什么理由来相信这种低生育文化能够长期维系，尽管眼下它还占据着上流和主导地位。
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其人口不断萎缩的群体，其文化和价值观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辩护者或许会说，即便一个社群的自然增长率是负的，但其价值吸引力可以将群体外的人口持续卷入其中，从而维持其存在甚至繁荣，但这一设想因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持而显得过于一厢情愿，不应忘记的是，西方文化如日中天的维多利亚时代，恰恰伴随着其人口的飞速增长。
历史上，间或会出现各种禁欲主义的教派或文化潮流，将一批批出家人和独身主义者从繁衍竞争的战场上拉走，但这些群体及其文化从未对大众的生育倾向和整个社会的人口走势产生任何值得考虑的影响，相反，他们总是被视为例外和异类而处于隔绝于社会主流的边缘状态，尽管同时可能享有某种神圣地位；目前的主流低生育文化，若果真能够长期维持，其前途恐怕也只能是被边缘化为某种新型僧侣文化，或许继续受尊崇，却不再对社会总的人口形势有所影响。
重要的是，对于人口这样以二三十年为单位的代际更替为变化节奏的系统，恰当的观察尺度是百年而不是十年，因而对于刚刚经历了城市化和现代转型的新兴社会，从过去二十年的趋势转变中，切不可轻易得出三十年以上的长期结论。
联合国人口专家对中国过去两次人口普查结果都大跌眼镜，并匆忙修正自己的预测，这次70亿人口日原本定在10月1日，临时被改到了月末，这表明专家们并未掌握可靠的预测模型，虽然近年的数据支持了中展望方案，但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仍然只能相信：未来百年世界人口仍将随技术进步而持续增长，穆斯林、摩门教徒、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者将为这一增长提供持续动力，而他们的生育文化和价值观将日益扩散而占据主流，底层人口仍将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人口规模也仍将对生态构成持续的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相信上述前景并不意味着我主张对人口实施国家控制，一方面，这涉及到个人固有的生育权利，同时，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从未像人们误解的那样主张生育控制），我并非人口悲观主义者，相反，正如自然选择压力为整个进化史提供了动力，生命世界的秩序、结构和意义，全赖于选择压力的持续存在，人口压力也为社会进化提供了动力，社会结构与制度的维系和进化，同样有赖于人口压力的持续存在。
（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一）
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
辉格
2011年10月20日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将本月31日定为70亿人口日（虽然美国统计局认为应定在明年3月），这样一个日子难免会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再度关注，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口专家，甚至包括一些以往对人口爆炸将构成的生态压力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者，都已转变论调，认为数量增长已不再是焦点，人口结构和老龄化才是今后需要集中关注的问题。
无疑，有很多证据支持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趋势已彻底扭转，未来人口下降已成定局，印度的生育率也已控制在替代水平附近，城市化继续在延缓发展中国家此前的(more...)
2076
（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一）
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
辉格
2011年10月20日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将本月31日定为70亿人口日（虽然美国统计局认为应定在明年3月），这样一个日子难免会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再度关注，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口专家，甚至包括一些以往对人口爆炸将构成的生态压力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者，都已转变论调，认为数量增长已不再是焦点，人口结构和老龄化才是今后需要集中关注的问题。
无疑，有很多证据支持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趋势已彻底扭转，未来人口下降已成定局，印度的生育率也已控制在替代水平附近，城市化继续在延缓发展中国家此前的高速增长，城市化率最高的发达地区生育率已降至略高于1；然而同时，一个明确的事实是：世界人口仍在延续过去半个世纪所呈现的稳定趋势：每隔12-14年增长10亿。
乐观者说，绝对值的匀速增长反映了增长率的下降，但就人口-生态关系而言，构成生态压力大头和人口增长主力的农村人口，在过去12年中又增加了2.8亿，而在我看来，人口形势的扭转和生态压力的真正缓解，需要身处于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中的农村人口的绝对下降；如此看来，作为本文标题的那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有待回答的。
马尔萨斯的核心思想是：人口有着指数式增长的内在动力，因而在给定技术条件下，将不断增长直至达到资源数量所允许的水平，当人口接近该极限水平时，生存资料的边际劳动产出率将不断下降，最终在均衡点上，追加的劳动投入将不再能换来足以多养活一个人的产出，而最低收入阶层将生活在勉强维持温饱的水平。
对马尔萨斯历来存在许多反对意见，也伴随着大量的误解，而在主流经济学界，他甚至早已被视为破产理论而遭鄙弃，不过在现实中，他的阴魂却始终难以被驱除；反对者最初选择的攻击点是他的边际产出递减律，认为边际产出未必是递减的，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完全可能持续递增，因而问题就变成技术进步是否足够快从而将资源极限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不断拉高，而马尔萨斯并没有论证为何这是不可能的。
确实，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创新浪潮中，技术进步似乎没有上限，但尽管如此，在以百年计的长期，这一反驳是琐碎而无力的，因为马尔萨斯理论并不需要假定边际产出在任何时候都是下降的，而只须假定它最终会在某个边界附近开始下降，从系统论角度看，指数式增长的系统，必定存在一个负反馈机制来构成其边界，否则它将是爆炸式的，不可能稳定存在，假如技术进步果真能解除对增长的限制，人口以不久前曾有过的3%年率增长（相当于每25年翻番），不到200年便可以每平方公里1万多人的密度铺满整个陆地，再过几百年便可耗尽地球上全部碳原子。
第二个反驳更有效：马尔萨斯没想到会出现避孕套；不过该反驳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马尔萨斯不恰当的将人口内在增长动力建立在人类情欲的基础上，而现代避孕手段让人们在满足性爱需要的同时得以控制生育数量；但达尔文已经为人口增长动力指出了更坚实的基础：整个进化史就是生物个体想方设法尽可能多的留下后代的历史，今天活着的人得以存在，便是因为他们的历代祖先都继承了足够强烈的生育繁衍意愿，而不仅仅是他们喜欢性爱；实际上，在面临资源压力时，独身和溺婴等生育控制手段始终被广泛使用，避孕药具只是让控制方式变得更人道，而并不会削弱进化所赋予的繁衍本能。
第三个反驳是基于加里·贝克尔的理论，贝克尔指出，生育决策并非简单的数量决策，也会考虑质量，因而生育仅仅是家庭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生育数量将取决于投入产出比；在现代城市文化和就业环境中，若父母期望孩子健康、体面并获得良好地位和前途，需要在抚养和教育等方面做高额投入，假如每个孩子所需投入越来越高，生育数量便相对减少；事实上，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伴随的人口趋势，显然支持了上述理论预见。
可是，迄今我们对城市化所带来的低生育率只有不足两代人的经验，难以预料质量上的投入何时会开始或是否已经开始报酬递减，而且，并没有特别的理由说明，基于投入产出的均衡生育数量会处于替代水平之下，因而城市化在某些地区所导致的极低生育率完全可能只是短期或例外情况。
况且，牺牲数量而追求质量的生育策略要成为优势策略，前提是被牺牲掉的数量必须在第三代之后得到补偿，比如，你为了第一个孩子能有出息而不生第二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必须给你带来额外的孙子或曾孙或玄孙，否则你在遗传收益上就亏了；而从策略竞争的角度看，亏损策略终究会被遗传收益更好的优势策略所替代，而事实上，我们很难相信那些受到更好教育、前途更光明的孩子，果真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了更多孙辈，事实很可能恰好相反，这就更让人怀疑质量策略能否长期维系。
对此，有人指出，影响生育意愿的不仅是遗传因素，还有文化，而文化的传播比基因更快捷便利，完全有可能，当支持多生策略的基因在人群中扩散时，文化影响却把其中足够多的人不断拉入少生的队伍中；但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从未有人论证过，在缺乏遗传优势的情况下，少生策略何以会成为整个人类的长期主流策略？缺乏遗传基础的文化和价值观潮流是飘忽多变的，尽管西方文化目前占据主导，但文化和价值多样性程度始终很高，而只要其中一部分支持多生，其影响何以不会随其人群规模而扩大？穆斯林社区在西方的日益壮大，似乎正在为我们展示这样一种前景。
实际上，对马尔萨斯真正有力的反驳是：人口有可能被疾病长期压制在资源供养极限水平之下，英格兰在首次黑死病大流行（1348年）之后三个多世纪的历史，很可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案例，但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与过去的不同是：马尔萨斯理论的漏洞被现代医疗和防疫体系补上了，因而它在今天比古代更有说服力。
显然，假如我们将目光放远到两三代人或者更大的时间跨度上，那就很难将马尔萨斯弃之不顾，他的理论仍将是我们观察和思考人口问题时无可替代的指引。
（按：这篇是911十周年纪念文，之前忘贴了）
美国仍将是世界引擎吗？
辉格
2011年9月9日
小布什的两届任期，无论评价如何，都将被作为冷战后最重要一章而载入史册，它以911为始，以金融危机为终，其间贯穿着两次战争，罕见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并伴随着一批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初级资源价格的持续迅猛上升；911发生之初，许多人惊呼，世界不再是那个世界了，那么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世界究竟有了什么不同？尤其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还是那部推动世界发展的引擎吗？
从华盛顿开始，美国政治中便埋藏着深厚的孤立主义传统，认为旧世界是个充(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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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篇是911十周年纪念文，之前忘贴了）
美国仍将是世界引擎吗？
辉格
2011年9月9日
小布什的两届任期，无论评价如何，都将被作为冷战后最重要一章而载入史册，它以911为始，以金融危机为终，其间贯穿着两次战争，罕见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并伴随着一批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初级资源价格的持续迅猛上升；911发生之初，许多人惊呼，世界不再是那个世界了，那么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世界究竟有了什么不同？尤其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还是那部推动世界发展的引擎吗？
从华盛顿开始，美国政治中便埋藏着深厚的孤立主义传统，认为旧世界是个充满了阴谋、狡诈、冲突和陷阱的是非之地，美国人应安于呵护和经营自己幸而发现的新世界，远离旧世界的纷争，后来当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时，许多精英对此角色是十分冷淡而不情愿的；这种孤立主义只有当美国面临一个明确而直接的敌人——比如珍珠港后的日本，冷战中的苏联——时，才会被对抗的需要所压倒，而且往往是暂时的。
所以冷战刚结束时，许多人担忧美国会退回孤立主义，幸好此后随着第三波民主浪潮推动，各国政治经济转型颇为顺利，而全球化和市场化又推动经济持续繁荣，外面的世界看起来没那么糟糕和讨厌，美国也乐享其领袖地位；911终结了这一状态，但它却没有指明下一个方向，尽管恐怖主义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是直接的，但它却不是一个足够清晰和明确的敌人，更缺乏常规的组织形态和区分边界，所以，恰当的反应是出击与之对抗，还是关起大门洁身自保，对此美国政界显然并未达成共识。
新保守派的答案是前者，希望通过制度输出和强势主导国际秩序，来消除恐怖主义的制度、社会和经济背景，在911打击的最初年月，该路线得到了充分支持，但随着战争的拖延、伤亡扩大、老欧洲的不合作和军费开支的失控，风向逐渐转变；最后，金融危机又施以致命一击，它极大的动摇了政治精英对美国能否维持和负担世界领导地位的信心，奥巴马政府从国际事务中全面退缩，将领导责任推向其盟国、北约，甚至联合国，这一点在利比亚危机中展露无遗。
假如这后一条路线得以确立并长期化，那将是世界人民之大不幸，过去30年的市场化、全球化和各国制度转型所建立的全球新市场体系的基础将被动摇，离开美国这部引擎，该体系将难以顺利运转，离开美国对全球市场所需最低制度和秩序要求的保障，各国的产权保护和市场化政策取向将难以维持，而离开美国这座价值灯塔，迄今支持全球市场发展的文化和价值风向也将改变。
作为全球市场的引擎，美国的作用向来被低估或误解，人们只看到美国的庞大内需对全球经济的拉动，或美元对国际贸易和储备体系的作用，这些只是皮毛，真正重要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创造和运营着构成全球市场核心动力系统的创新机制和商业模式，组织着构成该系统骨架的产业链，配置着全球资源，而这一资源配置体系的顶端，便是其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类似的，美国的大学也在组织着全球的学术活动，而美国的律师和法官在为全球市场创造着产权和商业规则。
这部引擎的价值，不能以其经济总量和收入水平来衡量，正如心脏的价值不能以其本身的肌肉重量和营养消耗来衡量；回顾战后60年，不仅大部分创新和学术成就诞生于美国，生于他处的创新，也鲜有不借助美国的产业生态和资本市场而得以光大的，产于他处的资源，也鲜有不借助美国金融系统而获得流动性、从而实现资本化和价值倍增的，生于他处的学者，也鲜有不以进入美国大学、获得美国学术同行认可，而取得世界影响力的，推动全球商业规范演进的新规则，也鲜有不是美国律师和法官所创造的。
使得美国能够成为这样一部引擎的，是它的制度基础，而将它延伸扩张到全球的，是它的实力和政治意愿，其他国家或许可以具有类似的实力和意愿，但迄今没有一个同时也具备其制度基础，所以，美国在扩张和加强该体系上的政策退缩，将是世界性的悲剧。
可以想象的最坏情况下，美国滑向欧洲式社会主义，不再信奉自由贸易，老欧洲价值观成为主流，日益严厉的管制削弱金融业服务全球经济的功能，美国不再成为各国改进法治和保护产权的外部压力，跨国公司在面临日益恶劣的当地制度和营商环境后纷纷收缩国际业务，贸易保护让外向型新兴国家经济崩溃，得不到美国支持的市场派政府纷纷被查韦斯们取代，失去保护的东欧重新屈膝于俄国，刚刚有点起色的东非共同体被游击队占领……
当然，极端的情况不大会出现，转变的过程也将是缓慢而曲折的，但没人能预知，在风向扭转之前究竟会走出多远，而朝此方向迈出的每一步，都将对现有的全球市场体系造成伤害，所幸的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刚刚迈出的几小步。
投行溃败所预示的灰暗前景
辉格
2011年10月19日
近日，摩根大通、高盛和美国银行相继公布了季度财报，高盛报告了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季度亏损，摩根大通虽免于亏损，但其投行业务与高盛一样以同比30%-40%的速度大幅萎缩，而美银的勉强盈利仅仅是因为前期被过度减记的资产价值有所恢复，而此前过度计提的风险准备也开始下降。
假如我们撇开这些因会计方法而造成的账面波动，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其核心业务状况的话，那么在过去几个季度投行业所呈现的趋势是清晰的：核心业务大幅萎缩，常规盈利基础被动摇，许多部门和团队正在失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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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溃败所预示的灰暗前景
辉格
2011年10月19日
近日，摩根大通、高盛和美国银行相继公布了季度财报，高盛报告了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季度亏损，摩根大通虽免于亏损，但其投行业务与高盛一样以同比30%-40%的速度大幅萎缩，而美银的勉强盈利仅仅是因为前期被过度减记的资产价值有所恢复，而此前过度计提的风险准备也开始下降。
假如我们撇开这些因会计方法而造成的账面波动，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其核心业务状况的话，那么在过去几个季度投行业所呈现的趋势是清晰的：核心业务大幅萎缩，常规盈利基础被动摇，许多部门和团队正在失去其存在基础；这一局面也显示在各大银行投资部门的大规模减薪和裁员行动上，正在展开的这一轮瘦身运动结束后，投行业的规模看来将缩减15%到30%。
投行所遭遇的这场雪崩式的溃败，只在十分次要的意义上才是该行业本身的悲剧，它与管理不善、投资不当或商业模式失效无关，而对于富裕的投行经理和交易员们来说，丧失业务和岗位或许只是享受一两年无薪假期的难得机会。
这次溃败一方面显示了银行业在政府日益收紧的监管政策下困惑彷徨的处境，表现为投行的大规模裁员和业务收缩，也显示了美国企业面对金融系统晦暗不明的前景而不断提高的流动性偏好，就在投行陷入困境之时，美国企业的现金持有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直接导致了金融交易量的大幅萎缩。
金融业这一经济体系的顶端引擎，其动力正在缓缓熄灭，极为讽刺的是，旨在推动经济恢复增长的政策和管制当局，正在以各种手段竭力阻止其正常运行，而不明就里的聚往华尔街的围观群众，正在用他们愤怒的口水，试图浇灭引擎之中幸存的尚在燃烧却已日益微弱的一息火焰。
几个季度之前，我们还在仔细寻觅复苏的各种可能迹象，揣测复苏何时到来，现在终于可以省下这份心思了，未来两年内大概不会出现什么令人振奋的消息，足以驱散弥漫于企业家之间的悲观和保守氛围；从华尔街抗议引发的反应中所显示的公众对经济和金融系统的认知偏差，让人很难振奋起信心，相信美国选民在明年会选出一个真正市场友好和金融友好的总统和国会，而即便选出了这样的政府，需要他们清理的、套在企业家脖子上的绳索，也实在太多太错综混乱，很难指望在短期内让局面有所改观。
不幸在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使得各种制度和政策主张很难在政治市场上得到有效的检验和汰选，人类花了半个多世纪才获得对集权式计划经济无效性的共识，而对大萧条的形成和恢复，至今意见纷纭，无数人仍坚信是放任主义而不是政府的货币紧缩政策带来了大萧条，是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而不是战争带领美国走向复苏，挽救了资本主义，是OPEC而不是福利主义导致了里根之前的长期滞涨。
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糟糕的经济表现或许会拉倒一届政府，但局面一旦有所改善，围绕经济议题的政治压力便迅速消退，这种压力持续时间之短暂，很难赋予任期同样短暂的总统和议员们足够的动力，去完成任何错综复杂的制度改革，这种改革的效果需要很多年才能显露出来，而指望那时候的选民将此归功于当初的改革者，甚而铭记和称颂他们，是几乎不可能的。
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交易工具，已将金融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形态，而正是这一模式所创造的流动性规模支撑了过去几十年的全球繁荣，然而，公众、精英和政治家对于该金融体系之经济功能迄今尚未形成恰当的认知，而从计划经济和大萧条所提供的经验看，获得这一认知并形成足够的政治压力来为其提供恰当的制度环境，或许同样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而在此之前，制度和政策上的盲目、彷徨和反复将难以避免，其间由技术创新所推动的创新和增长浪潮将一次次被不相协调的货币系统所打破，正如我们在金本位时代所看到的那样，创新和增长仍将继续，但那将会在一轮轮痛苦的动荡中推进，让人联想起外骨骼动物成长过程中的一次次蜕壳。
{*douban:5922121*}
评价：★★★★★
简评：全面清理了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检查了各种可能的突破方向、备用工具和候选纲领，并提出了自己的基于意向立场功能主义+多重草稿模型+文化分析的一套纲领，眼光非常好。难读，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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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an:5922121*}
评价：★★★★★
简评：全面清理了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检查了各种可能的突破方向、备用工具和候选纲领，并提出了自己的基于意向立场功能主义+多重草稿模型+文化分析的一套纲领，眼光非常好。难读，慎入
{*douban:1787517*}
评价：★★★☆☆
简评：对博厄斯/本尼迪克特/萨林斯的批判很到位，对遗传差异的拒斥有点瞒旰，最后两章有点扯且暴露意识形态偏狭，Marvin Harris在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学界是个异类，估计吃的白眼不少，文字中颇有些愤世嫉俗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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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an:1787517*}
评价：★★★☆☆
简评：对博厄斯/本尼迪克特/萨林斯的批判很到位，对遗传差异的拒斥有点瞒旰，最后两章有点扯且暴露意识形态偏狭，Marvin Harris在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学界是个异类，估计吃的白眼不少，文字中颇有些愤世嫉俗的味道
【2011-10-12】
@whigzhou：#读史笔记#毛泽东之前，最无耻且广受颂扬的恶棍就是拿破仑了，作为统帅，他两次扔下自己的军队孤身逃亡，一次在埃及，一次在维尔纽斯，而且每次都拒绝为失败承担责任，是那个时代欧洲罕见的毫无荣誉感的匪类
@whigzhou：大概只有从大革命的废墟中，才能长出这样的奇葩
@whigzhou：更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作战方式，拿破仑的军队以其高度机动性而闻名，其实没啥奥妙，机动性优势主要来自就地补给能力，也就是将就地抢劫作为基本补给手段，别人不是不懂，就看你是(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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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2】
@whigzhou：#读史笔记#毛泽东之前，最无耻且广受颂扬的恶棍就是拿破仑了，作为统帅，他两次扔下自己的军队孤身逃亡，一次在埃及，一次在维尔纽斯，而且每次都拒绝为失败承担责任，是那个时代欧洲罕见的毫无荣誉感的匪类
@whigzhou：大概只有从大革命的废墟中，才能长出这样的奇葩
@whigzhou：更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作战方式，拿破仑的军队以其高度机动性而闻名，其实没啥奥妙，机动性优势主要来自就地补给能力，也就是将就地抢劫作为基本补给手段，别人不是不懂，就看你是否下得了手
@茶博士未遂: 哇塞，老毛是他的转世？
@whigzhou：呵呵，是啊，所谓人民战争就是这个意思
@whigzhou：当然，沿路抢劫对古代军队本是家常便饭，但用作基本补给手段而非补充或救急，还是需要点勇气的
@whigzhou：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人口背景，从黑死病前到1720年的400年，法国人口峰值一直在2000万，此后80年突然提高到3000万，这给野心家们提供了极其充裕的兵源，拿破仑几次全军覆没，但很快又召齐大军，从俄国逃回来不到半年就召到47万新兵，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茶博士未遂: 那80年发生了或没发生什么导致1000万的人口净增长？
@whigzhou：我认为是农业革命（作物引进和复种指数的提高）和国际贸易（特别是西欧与乌克兰的粮食贸易）
辉格
@ 2011-10-11 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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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分类：读书笔记
{*douban:1035422*}
评价：★★★☆☆
简评：轻量级，主题略显散漫飘乎，材料选择较随机，质量也有些参差，恰当的标题是“疾病史片段”，大致上，越晚近的内容质量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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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an:1035422*}
评价：★★★☆☆
简评：轻量级，主题略显散漫飘乎，材料选择较随机，质量也有些参差，恰当的标题是“疾病史片段”，大致上，越晚近的内容质量越高
民国失败在哪里？
辉格
2011年9月30日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回顾民国的文化与生活状态时，对那个时代的繁荣和优雅颇为赞许和怀念，这一怀旧情绪，在文学和影视艺术中也多有流露；无可否认，在现代教育和学术体系的建立，文学和艺术的繁荣，城市生活和商业文明的发展，文化和思想的宽容和多元化，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等等标志着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种种方面，在那几十年中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城市和精英阶层转向农村和社会底层，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极不协调的景象，秩序瓦解、精英逃离、盗匪横行、武人称霸，地方军阀对底层民众的压榨前所未有的酷(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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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失败在哪里？
辉格
2011年9月30日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回顾民国的文化与生活状态时，对那个时代的繁荣和优雅颇为赞许和怀念，这一怀旧情绪，在文学和影视艺术中也多有流露；无可否认，在现代教育和学术体系的建立，文学和艺术的繁荣，城市生活和商业文明的发展，文化和思想的宽容和多元化，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等等标志着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种种方面，在那几十年中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城市和精英阶层转向农村和社会底层，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极不协调的景象，秩序瓦解、精英逃离、盗匪横行、武人称霸，地方军阀对底层民众的压榨前所未有的酷烈；所以，尽管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我们确实看到大量现代元素的涌现，让人真切体会到一个充满了活力和机会的开放社会，但在制度层面，现代政治文明和对个人权利的普遍保障，却始终未能出现。
这样，我们就很难将辛亥革命视为一次成功变革的起点了，因为物质和技术层面上的变革，从洋务运动便已开始，而民间和私人领域的变化则从开放通商和传教那时起便持续不息，并且这一进程在晚清始终在加速，没有停顿和逆转的趋势；而在制度层面，庚子后十年中，清政府启动了多项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其中科举废除、司法西化、警察和市政现代化、地方自治模式的建立意义尤为深远；今天看来，辛亥革命更像是打断而非推动了上述新制度建设的进程。
从积极的一面看，辛亥实现了法统更替，消除了满汉民族矛盾的隐患，也抛弃了满清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依赖，后者在言论和思想领域造成了空前开放宽松的氛围，导致了北洋时代的文化和学术繁荣；但法统更替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民国政府摆脱了满清的外族特性和腐朽帝制所带来的合法性危机，因而其推动实质性制度变革的动力远弱于庚子后的清政府，除了那些表面符号之外，北洋的制度建设只是清末新政的惯性延续。
而辛亥后的另一个变化，则完全是消极的，那就是军队的私人化和地方分权向军阀割据的蜕变；中央政府对军队控制和对地方事务干预能力的弱化，始于太平天国时期地方新军的崛起，并在洋务运动中得到强化，最终在庚子东南互保中得以公开化；地方分权本来是好事，假如分权能在一个联邦的宪政框架下进行，其间能维持军队中立，便可能导向一个现代法治之下的地方自治。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原本就需要很多机缘巧合，但辛亥之前这一格局至少还是可以指望的，那时督抚虽日益坐大，但中央权威还能加以节制，各省军队还不至于毫无顾忌的掠夺地方或赤裸裸的开打内战，但辛亥之后，军队完全走向私人化，清末新政中一度颇有气象的绅商自治模式迅速被军阀强力所压倒，在枪杆子面前，一切制度建设的争议和尝试都日益靠边站了，在民国后三分之二，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谁的拳头更硬。
现代社会之不同于形形色色传统社会的根本之处，在于司法系统为个人权利所提供的普遍保护，正是这一保护将个人从各种传统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让个人和他们所拥有资源获得充分的流动性，从而得以进入市场交易体系；而在缺乏法律保护的条件下，个人只能借助这些依附关系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他们通过经营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编织一张安全网，才能在面临威胁时寻求到必要的庇护和帮助。
在传统中国社会，这张安全网要么经由科举和血统直接通向帝国集权官僚体系，要么先织入家族体系，再通过族内缙绅间接的依附于官僚权力体系；一个稳定社会，要么能提供现代法治下的普遍保护，要么能让其大部分成员至少有望进入某张安全网（哪怕在网络中地位卑下），否则必定有大量人口是反秩序的；在晚清，随着科举衰败并最终废除，乡绅大批迁居城市，传统庇护网络开始瓦解，而同时，无论法治还是新的庇护网络，都未能有效的建立起来。
留洋、上新学校、从军、获得某种现代技能、加入商会、进入西方教会，这些都能让个人获取某种有利的社会地位，但有能力这么做的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多半都在城市，难以荫及家族；而在乡村，人们发现武力才是最靠得住的，商人和土地主也组织起武装民团以求自报，然而到三四十年代，面对由现代兵器和通信工具武装起来的新式军队，民团根本不堪一击，最终，围绕地方军阀的依附网络日益浮现。
由此，比拼暴力的拳头逻辑得以确立，然而，以军事组织为骨架的庇护网络，其直接荫庇的人口比例很低，只有在各级军官相信能世世代代长期占有某块地盘时，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结构，就像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封建体系那样，否则他们便缺乏激励庇护去辖区内的平民百姓，相反会采用竭泽而渔的掠夺性策略，显然，民国的军阀格局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们很少会像西欧领主那样小心保护自己的采邑居民。
这样，民国社会尽管引入了大量现代元素，获得了城市和文化的繁荣，也为社会精英提供了无数发展机会，却既未能提供普遍的权利保护，也未能建立能将人口之大部分纳入其中新庇护网络，最终难免于被颠覆的命运，在下一场革命中，既已发育的现代元素将连同城市精英一起被彻底清除，而那些一度丧失传统庇护的底层民众，将被置于一个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全新庇护网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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