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环保主义者很傻，不可理喻，他们一边为地球的未来忧心忡忡，一边却阻止修建核电站，甚至反对清洁煤技术，他们声称留给人类减排的时间已经不够了，同时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杯水车薪且进展缓慢的太阳能和风能上，他们甚至不惜让生物燃料吞噬仅存的两片雨林。 两天前电视上看到的一个镜头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那是部纪录片，一小队雨林中的部落民，每人扛着三四只刚用毒箭射死的猴子，正满意的走在回家路上。当时我想：这不正是环保主义者所竭力提倡和梦寐以求的回归自然吗？所谓的原生态无非就是如此嘛。 环保主义的反工业、反城市、反现代、主张回归自然、提倡有机农业，所有这些诉求，如若有机会付诸实行，都将以最快的速度抹去他们所珍爱的那种自然环境的残余。乡村风情、原生态、有机农业，这些人均资源需求量极高的生活方式，若要被人口的大部分所接受，要么把人口减少到当前的1/5，要么把剩余的草原、雨林、湿地全部开垦为耕地，这难道就是他们想要的？ 可与此同时，我又相信一个道理，当你觉得许多人在同一件事情上同时犯傻时，这背后一定有什么你没看清楚的东西，而当你看清这东西之后，你常常会发现，他们其实并不傻，倒是你自己没有领悟到他们从中获益的方式，或者他们只是将原本有利的策略误用到了陌生的情境下。那么环保主义者那么做的利益何在呢？这问题困惑了我很久，忽悠政客和起哄记者的动机好理解，可要是没有大批发自内心的支持者，忽悠和起哄通常是不会有好效果的。 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答案：（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的）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维持环保措施的昂贵和困难，只有足够昂贵的环保措施和生活方式，才能确保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实践它、遵循它、享受它、展示它，唯有如此，环保才是一种时尚，一种贵族的生活方式，一种地位、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只有昂贵而难以获得的太阳能和氢动力汽车、绿色有机食品、纯天然织物，才能将低收入者和乡巴佬挡在门外，从而确保这种时尚不会被大众所模仿，而这一点正是一切时尚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很明显，成熟廉价而易于大规模普及的核电和清洁煤技术，将破坏这一条件。 如果我的解释是对的，那么可以预料，任何廉价易行且可大规模应用的环保措施，都不会得到环保主义者的大力宣扬和推动，而任何获得这一待遇的措施，都会是昂贵而难以推广的。 这似乎与我的印象一致。 关于时尚的生成原理，可参阅拙文：《时尚，另一种宗教？》。

继馒头标准后又一大创举，当然要拉上卫生部、质监局、公安部和中消协做靠山，老中医大概最多分到二成，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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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足疗按摩等保健行业将统一技术标准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26日03:41  京华时报

　　本报讯 (记者李秋萌) 今后，全国范围内的足疗、洗浴、按摩都将执行统一的标准，未达标者将不予准入开业。昨天，全国保健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京成立，卫生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安部、中消协等相关部门及百余家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并针对保健服务行业夸大宣传、资质不达标等问题进行首次讨论，最早有望于明年出台各保健行业的规范标准。

　　据介绍，保健业分为保健食品、保健用品和保健服务行业。目前，我国休闲保健服务行业企业已经达到60多万家，相关链条产业300多万家，从业人员3000万人，年产值2000亿元人民币。

　　成立的全国保健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针对保健服务行业在技术、服务、管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统一规范。此次，其将率先对保健服务行业内，包括足疗、洗浴、按摩等在内的企业进行标准化规范。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大宁表示，随着休闲保健服务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已与医疗卫生、中医药一样成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因存在企业无序竞争、缺乏统一的保健业标准及相关的政府监督机制，不仅影响和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和企业的公平竞争，也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马上就访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潘学田称目前行业存在监管漏洞

　　对于保健服务业即将进入标准化时代，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潘学田举双手赞同，他表示，现在社会上，规模大小不一、相关医师资质不明的足疗室、洗浴中心随处可见，由于没有行业内的统一标准，因此诸如收费标准、设施运行等存在监管漏洞。

　　同时，由于其往往通过按摩方式进行保健，因此按摩穴位的正确与否事关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如不具备相关按摩资质，容易起到相反的致伤作用，“有一位老人因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就到按摩中心进行按摩，但因从业者不了解穴位作用及力度掌握不到位，导致老人当即骨折”。

　　潘学田表示，行业标准化将有助于保健业的良性发展，但需要先对各保健行业的运行情况进行全面的摸底调查，这样才能出台满足消费者和保健行业双方需求的相关规范准绳。

http://news.sina.com.cn/c/2009-07-26/034118297967.shtml

以干预应对风险实属南辕北辙
辉格
2009年7月24日

浙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劲的省份之一，更是土生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去年的金融危机中，浙江经济遭受的冲击也非常大，特别是在信贷冻结的那几个季度里，暴露出许多企业风险管理糟糕透顶，少数企业更是不负责任的背负巨债从事证券期货和衍生品投机，结果一些企业因资金链断裂一夜之间垮塌，造成一连串连锁不良反应，包括欠薪雇员和债主的不满和骚动；这些反应迫使当地政府出手调解和救助，给这些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这一背景下，浙江省和一些地市政府年初以来酝酿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旨在拉动经济走出低谷，并防范今后出现类似风险；这些措施中，不乏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强制度建设的内容，比如加大引进外资力度、鼓励民企对外投资、改革户籍和人事制度以便引进人才、推进小额贷款、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等，值得赞赏和期待。

但是从近日传出的消息看，当地政府的应对举措，正在从深化改革开放迅速转向加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和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干预，用一位政府智囊的话说，“这是政府理直气壮的接棒”；所谓接棒是接两根棒：政府将作为投资主体积极参与投资，包括参股民营开发项目，旨在拉动经济和引导产业升级，第二根棒则更为直接和深入，政府将介入企业的风险管理，甚至在民企组建党工委和纪工委，向企业派驻督察官员，据报道，年初以来绍兴县已向21家大型民企派出了首批19位政府官员，担任“驻企指导员”。如此直接和深入的干预经济和企业经营，无论对于经济发展还是风险防范，都不是可取的方法，相反，它很可能使浙江丧失多年来所拥有的管制宽松、创业与准入自由、经营灵活的制度和政策条件，而正是这一条件所营造的优良的投资与营商环境，为浙江这个历来自然资源贫乏、缺少政策扶持、少有重点建设项目的省份，造就了繁荣和增长的奇迹。

一个拥有大量自主经营企业的经济体中，难免有一些风险管理不善的企业，甚至过度投机的赌徒，在金融条件恶化时，也难免会出现破产、失业和债务纠纷；但政府干预并不是防范这些风险的有效方法，相反，干预常常会制造和加大风险；九十年代银行业改革的历史表明了，地方政府对投资的主导和对银行信贷的干预，是大部分银行坏账的根源，那次改革的核心，正是在于切断地方政府与各大国有银行当地分行之间的人事、决策和利益纽带，把地方分行从服务于当地经济政策的工具，转变为完全受总行控制的分支机构；那次改革是成功的，在切断地方干预纽带、完成银行垂直化集中之后，国有银行的坏账率才得到控制，最终达到了巴塞尔标准并成功上市。

现在，让政府重新扮演投资主体角色、介入企业经营和风险管理，显然与上述已被证明有效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事实也表明，政府官员在风险识别和判断上，并不比企业家、投资者和银行做得更好，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许多高风险项目和盲目扩张行为，不仅没有政府官员出面提示风险，还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官员也是在事后才发现问题所在；然而，在事后人人都知道问题所在，那些直接受损的供应商、债权人、银行和股东，更是有切肤剜肉之痛，马后炮式的管制和干预起不到实际作用，只能为那些本该自己辨别风险、自行承担责任的市场参与者，提供一个倾泄怨气和怒火、转嫁和推卸责任的出气筒。

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之一，是让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而法律和政府的作用，便是将每项责任真正落到那个该为之负责的人头上，只有这样，市场有效运行所需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建立；银行和投资者把钱投入一个高风险项目，或借给一个爱冒险的投机者，就要做好丧失本金的准备，如果债务人掩盖风险而构成欺诈，或卷款潜逃，政府有责任进行调查、追捕和司法救济，政府出于社会稳定考虑为雇员和大众债权人垫款，也在情理之中，但如果政府取代债权人、股东、供应商和评级机构的地位，直接承担监控企业风险的责任，那么，那些本该自己承担风险责任的市场参与者，如何才能培养起承担该责任的能力和习惯呢？这样做只会使他们越来越不负责任。

更糟糕的是，政府官员不是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他们既不具备识别商业和金融风险所需的知识、经验和能力，更没有面对风险的审慎、敏感和洞察力所需的财务约束，相反，他们的施政目标、税收目标、政绩要求、甚至个人利益，都会让他们偏离风险控制目标；因此，政府派官员介入企业风险管理，实在是南辕北辙的做法，不仅不利于控制风险，还会削弱企业经营决策的独立性，更提供了一个滋生腐败的温床，殊不可取。

西奥迪尼在《影响力》第三章里提到一个案例：说的是AB两国交战，A国战俘被送到C国战俘营，后者对战俘实施了系统化洗脑，让战俘们相信并自愿发表声明，说A国的参战如何不正当，A国的社会和制度如何不好，而C国的又是如何如何好，洗脑非常成功，战俘甚至会把军事机密说出来，还相互揭发逃跑计划。

考证了一下，A、B、C分别是美国、北朝鲜和中国，在我们这些曾经接受过洗脑的人看来，战俘营洗脑计划的巨大成功是可以预料的结果，执行者原本就是此道高手，他们是靠这个吃饭的，但美国人没有这方面经验，对此结果大惊失色，于是组织了一个心理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想弄清楚怎么回事，结果发现，洗脑术的奥妙在于：从极其细微、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情上得到让步，比如让他说出“美国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这句话，然后进一步诱导他说出“美国社会哪些方面不够完美”，最终可以把他培养成一个美国社会的批判和攻击者。

其中最重要的技巧是，每一步一定要让他留下书面记录，比如诱导他在家信中写出这些话（以提高信被寄达的希望作为诱饵），然后在精心选摘之后公布出来，让他的同伴们听到，对他构成一种印象，这样一来，不仅他无法否认这种印象，更奇妙的是，他会自动成为自己的这一新形象的忠实维护者，为维护这一形象，他会心甘情愿提供更多证实和强化这一形象的材料。

洗脑手段中最有效的是组织有奖征文比赛，凡是动笔写下某些观点、评价和立场的人，多半会成为这些观念越来越坚定的信奉者和辩护者，现在这一手段显然已被普及到各个领域，成为宝洁等品牌商家建立品牌忠诚度的常规武器。

我没查到美军心理调查组组长Henry Segal博士的资料，但查到了该小组首席调查官Edgar Schein，是MIT斯隆商学院教授，从年龄看，当时大概是在做博士后研究，后来成了组织发展学的专家，他的著作清单：

Brainwashing and Totalitarianization in Modern Society (1959)

Coercive Persuasion: A socio-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brainwashing" of American civilian prisoners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61), W. W. Norton (publishers)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980) ISBN 0-13-641332-3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1985) ISBN 1-55542-487-2

Process Consultation Revisited (1999) ISBN 0-201-34596-X

前两本大概就是战俘研究的结果，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如果说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是洗脑术的科幻版，那么Schein的就是现实版了，应该更有价值。

 

（按：篇幅没控制好，有点虎头蛇尾，后半截草草收场，有机会再细写吧）

全球复苏何时来临？
辉格
2009年7月20日

在美联储最近一次例会上，委员们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了谨慎乐观的评价，将今年的增长率预期从-1.3%至-2%上调到-1%至-1.5%，将明年的增长预期从2%至3%上调至2.1%到3.3%；他们的基本判断是，衰退即将结束，下半年美国经济将恢复增长；他们同时认为，失业率可能继续上升，并且在整个明年都保持高位，直到2011年才开始下降。与其他各方相比，美联储看来是较为乐观的，近来，国会对衰退的持续和失业率的上升表现出日益强烈的不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的效果，一些议员正在推动第二轮刺激方案，这也得到了金融界不少人的响应，巴菲特甚至将第一轮刺激比作“半片伟哥”；那么，本轮周期究竟走将如何走完它余下的路程？复苏将在何时来临？

解答这一问题不容易，但看出许多流行解法的错误却很容易。首先，把眼睛盯在政府刺激方案的实施效果上，试图从中看出周期发展趋势，这就像坐在病床前观察输液瓶里的气泡运动，试图以此评估健康状况和病情发展，一样的不得要领。在去年贝尔斯登和雷曼相继垮塌、信用全面冻结、金融市场面临崩溃的那几个季度中，政府确实起了关键作用，鲍尔森方案避免了美国银行体系的崩溃，然而这一过程在今年一季度已经结束，银行间的冻结已经解除，后来的公私合营毒债券剥离计划则是画蛇添足，既无必要也难推行，应者寥寥；周期发展到这个阶段，政府已经做不了什么，在美国这样充分市场化、又没有庞大国营体系的国家，政府对实体经济的推动能力很小；所以，观察者现在应该把眼光从政府转向产业界、企业家和银行家。

许多悲观看法都来自于对失业率的担忧，这也是不对的，在复苏过程中，就业率通常是较晚回升的指标，如果我们只盯着失业率，就会错过复苏的早期信号；过分担忧失业率是不必要的，相反，周期作为创造性毁灭过程，伴随着就业率的大幅波动，是经济体系实现新旧更替、资源配置得以重组的应有之义，也是经济周期按其自身的逻辑走完全程的必由之路，这一点放到美欧对比中就容易看清楚：在管制和劳动法相对宽松的美国，危机初露端倪之时，企业便迅速作出反应，削减产能和裁员等收缩措施很快推出，反映在最近两个季度的报表上，美国企业营收大幅减少，但利润却普遍得以维持，甚至还有上升，而劳动生产率则继续保持多年来的快速上升；相反，德国在去年下半年失业率居然还在下降，与此相伴的自然是生产率下降和大面积亏损；这一对比中，可以看出美国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面对危机时的调整能力，也预示了它们在未来的复苏中将更有能力把握住机会并创造出新的增长。

回到最初的问题：衰退何时结束？复苏何时来临？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按熊彼特的周期理论，每次周期的最初动力都来自一个创新浪潮，而上帝未曾保证创新浪潮是按固定节奏到来的，所以两次周期之间完全可能有一个平坦期。引发本轮周期的创新浪潮，是供应链重组和与之相伴的全球产能转移，与技术型创新不同，它是一次资源配置型创新；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管理方法和外包合约形式的演进，以及贸易自由度的提高，跨国企业获得了空前的供应链切割与整合能力，大量产能向低成本新兴地区转移，产能迁移首先带来了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浪潮，提升了对资本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造就了周期的繁荣段；接着，当被转移的产能最终释放出来时，对旧模式的毁灭便开始了。

这是熊彼特周期的常规形式，然而这次不同的是：按以往经验，随着中国产能的全面释放，本次周期原本会在2004年前后在美国造成一次显著的衰退，可实际上却没有，为什么？根源在于中国的资产市场，像过去15年这等规模的制造业扩张，本该大幅推高中国的资产价值，尤其是土地和股票的价值，就像70年代的日本那样；但实际上，由于产权不明确和资本市场不发达等原因，中国的资产市场化进程受到了严重阻碍，土地被束缚在旧体制下无法大量进入市场，而企业上市通道也受到严控；这样，即便房地产和股票的价格已经被抬高到荒谬的程度，但价高量小，总的资产价值仍然很小；由于资产供给严重不足，工业扩张中产生的巨额利润和要素收入，找不到足够的投资对象，结果，大量富余资金以外汇储备的形式转而流向了美国资本市场，后者推动了美国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抵消了其产能外迁所带来的衰退动力；然而，如此推高的资产价格被证明是无法维持的，泡沫最终由一次金融危机来消除。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本轮周期的见底标志便是资产价格止跌，这个条件看来已经满足，所以，关注的焦点应转向第二个问题：复苏何时来临？按熊彼特理论，周期的主动变量是创新和企业家行为，因而失业率、消费价格、大宗商品价格、甚至利率，都不是恰当的观察指标，只有那些能直接反映企业家创新和投资意愿的指标，才能让你及时捕捉到复苏的早期信号：低流动性资本品投资额、新开工项目、新产品研发计划、以创新企业为对象的并购、风险投资、高薪挖墙脚等等，至少眼下，这些方面还看不到多少积极信号。

（按：我对该则新闻的第一反应是：全总想把中国工人变成他们的奴工。最近小鬼们一个个跳的很欢，骗子的黄金时代到来了，连仰融都要回来啦，呵呵）

警惕劳动制度的计划回归
辉格
2009年7月21日

日前，全国总工会发布了《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单方面制定工资标准和劳动定额，要求由行业工会代表工人与企业或行业协会谈判，以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来确定行业内工资水平、劳动定额和最低工资标准；这是一项重大而危险的举措，近年来，政府对劳动市场的管制日益严厉，但此前的措施，主要还是对企业行为划定边界和施加外部约束，而全总的这一行动，则已经把干预深入到了企业内部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这样的深度干预，很可能使得历经三十年艰辛改革所达致的自谋职业、自主协议、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向计划经济时代封闭僵化低效的国营职工体系回归，值得引起各方警惕。

全总副主席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是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作法；这一说法是误导性的，众所周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是接受党和政府领导的，是全国自上而下统一组织的，是覆盖全部行业和任何可能的就业者的；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会，无论在目标指向、政策精神、运行规则、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上，都历来并将继续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因而，全总的“指导意见”，实际上等同于政府政策，全总的要求和措施，等同于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措施；“着力推动各级政府主导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协助政府强化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指导意见》中的这一句，明白无误的揭示了这一点。

与最低工资标准不同，制定具体的工资标准和劳动定额，需要深入到企业的生产、工艺和财务过程中去，必须掌握这些环节的细节，标准制定工作才有可能开展；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生产流程和工艺路线，职能分工和岗位设置也千差万别，企业不可能为所有岗位设置统一的工资水平和劳动定额，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岗位固定工资和定额化绩效管理并非有效的管理方法，不同的企业、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激励机制，相应的，也会采用不同的绩效管理和薪酬计算方法；采用何种恰当的激励机制和薪酬体系，历来是企业管理中的难题，很难想象，那些由总工会指派的首席协商代表们（按《指导意见》将“由行业所在区域相应一级的工会主席担任”），能够把握和理解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管理细节和激励作用，从而找出对特定企业有效的工资标准和定额水平。

如果薪酬体系由政府或全总主导设计，由于岗位、工种和资历差异决定了单一工资水平和定额不可能实行，结果必然是向等级化方向发展：工人按熟练度和资历分为一级工到八级工，技术岗位从技术员到工程师到高工，管理岗位从科员、科级直到部级分成六等十八级，等等；这正是三十年前所实行的制度，也是各国公务员体系所采用的方式；这样的体系，无论好坏，是政府主导下的人事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论东方西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概莫能外；然而，固定等级化体系显然不适合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可以想象，企业为了规避管制很可能将大部分雇员定为最低的几个级别，然后用另一套激励方法（比如奖金）来实现自己的管理目标；但这样一来全总大概会有意见，它的应对办法是把各等级的比例甚至名额固定下来，于是，工人今后想要提升级别就要获得工会批准；如此发展的结果，全总将逐步接管企业的劳动和人事体系。

劳动者，和其他资源拥有者一样，一旦把自己的谈判权利让渡出去，而且是不可撤消的永久让渡给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单一组织，那么，他从这份资源获得的收入必然会减少；那些与经纪人签订了长期排他性合约的明星们，应该最清楚这一点；对于明星们，他们用这一代价换来了从无名之辈变成明星的机会，那么，当我们的工人因法律的规定而不得不将其劳动价格谈判权让渡给全总之后，他们将换来什么呢？长久以来，生存于最底层的几亿农民，没有出租或转让其土地的权利，因而错失了土地增值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他们小本经营的尝试得不到银行的信贷支持，却遇到了无数法规的管制和城管的驱逐，他们唯一的机会是出售劳动，如今，不仅这一机会正在被管制所束缚，他们还不得不聘请全国总工会做他们的经纪人。

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曾经造就了一个世界奇迹，也是推动国民经济腾飞的主力，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灵活自由的雇佣制度和劳动市场，它既给企业带来了增长，也为劳动者创造了收入；现在，这一增长机会正在被管制所扼杀，近年来一系列的管制法规和措施，将使劳动市场逐渐失去其来之不易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而全总这次深入企业经营细节的深度干预措施，无疑又会将强化管制趋势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按：这场争斗主要是内斗，不是外斗）

价格双轨制残余有待扫除
辉格
2009年7月20日

铁矿石的僵局仍未打破，目前的体制显然已难以为继，企业不可能年复一年的忍受谈判僵局所造成的供给和价格不确定性；然而出路在哪里，业内各方和政府各部门的看法似乎难以调和，据近日传出的消息，主管部门可能要将大幅收缩铁矿石进口权，将拥有进口资质的企业从目前的100多家减少到10家左右；通过强化进口垄断权来提高价格谈判地位，这一努力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相反，它所造成的价格扭曲，将妨碍国内钢铁市场通过竞争机制优化结构与资源配置和调整产能的过程，结果将是保护了效率低下的落后企业，而抑制和伤害相对高效的优秀企业。

在改革初期，市场机制已开始引入，而计划体制还未全面退出之际，价格双轨制一度普遍施行；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双轨制不仅带来大规模腐败，造就大批倒爷，更严重扭曲了产业内的激励机制；由于转手倒卖的利润远远高于正常经营和生产，越来越多的企业热衷于挤入有限的低价采购通道，寻找倒卖机会，而忽视了技术和管理等企业素质的提升，许多技术落后、管理不善的企业，仅仅凭借价格特权便可活得十分滋润，而高管们通过批条子也获得了丰厚的个人收入，有些国企甚至退化成了专事倒卖的空壳；90年代后期以来，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放开，价格体系基本理顺，但一些行业仍然存在着双轨制的残余，特别是石油、化肥、矿石等大宗物资进口领域，以进口专营权为其新形式的价格特权，让个别企业坐收巨额垄断利润，也日益为业界和大众所诟病。

如果拥有进口资质的都是纯贸易公司，那么，尽管生产企业和消费者被无端剥走了一块垄断租金，但还不至于造成行业激励扭曲，因为生产者面对的是同样的价格；然而在目前所施行的进口专营制度下，拥有进口权的往往同时也是生产商，正是这一点是最为有害的，它保护了低效率企业和落后产能，妨碍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压制了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特权企业和它们的支持者或许会说：与民营中小企业相比，我们拥有更高端的技术、更丰富的行业经验、更多的大学生、博士和专家、更整齐漂亮的现代化厂房、更豪华的办公楼，当然是我们代表了先进产能；然而所有这些都证明不了企业的先进和效率，市场经济中，唯有价格和利润是最终的裁判者。

许多大型国企，凭借进口特权获得低价原料，加上政府产业政策的扶持，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却屡屡亏损，相比之下，民营中小企业既要承受二三手市场高价原材料，又缺乏政策和信贷支持，却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的产品，不仅能生存下来，还能盈利和增长，谁才是先进产能和优秀企业，应该不难分辨；市场竞争如同生物进化，只有经受了环境考验，在激烈而开放的竞争中存活下来的个体，才有理由宣称自己是先进和优秀的，而任何器官和能力的发达并不能说明问题，任何用特权和与世隔绝的优裕条件供养起来的个体，都不可避免的走向退化和落后，把家猪和奶牛放出去跟野猪野牛比一下，你就明白什么是先进与落后了。

每一次经济衰退，也都是淘汰过时低效企业的过程，这是市场演化得以进行的方式，利用这一时机开放大宗物资进口市场，消除价格双轨制的残余，为国内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将有利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本文旨在通过一个假想案例，来说明什么是市场无政府主义（free-market anarchism），以及它的一种可能形式。

与其它无政府主义相比，free-market anarchism不以已有政府的消失为前提，它可以在任何允许私人企业存在的环境中开始生长，它不是有或无，它可与其他各种形式重叠存在；

我听说过许多旨在推进法治与自由的方式，其中大部分是扬汤止沸，小部分是砸锅卖铁，极个别是釜底抽薪，而free-market anarchism则是另起炉灶，只有后两种看着顺眼，而称得上楚楚动人的，只有最后一种。

案例描述：

1）建立民法保险公司（CIC），向自然人或法人出售民法保险，CIC自行认定法人资格；

2）CIC指定若干独立法官（或称理赔官），由后者按CIC规定的审理程序，自行招募陪审员，组成法庭（或称理赔委员会）；

3）民法保险的承包内容：当被保险人在保险期内，被任一法官按CIC规定程序，认定负有保单所列之违约或侵权责任后，CIC将向受益人（即遭受违约损害者或被侵权者）支付赔偿，赔偿额以法官所认定之损失额为准，但以保单规定保险额为限；当一份保单下累计赔付额达到该保单保险额之后，不再赔付；一份保单可以限定于特定的民事行为（比如某项服务或某种产品），也可涵盖全部民事行为；

4）CIC将任何可能影响他人（自然人或法人）利益的行为都视为民事行为，这意味着，CIC不对民事和刑事行为作出区分；

5）CIC对每位保险客户核定一个风险系数，作为计算保费的参数之一，并在每次发生与该客户所持保单有关的理赔之后，调整该系数值；

6）CIC客户可以排除特定法官对其所持保单的管辖权，但排除数量不得多于法官总数的2/3；

7）任何与CIC客户发生民事关系的自然人或法人，都可向拥有相关保单管辖权的任一理赔官提起理赔请求；后者可直接作出仲裁，或召集法庭审理；

8）每次理赔完成之后，CIC按赔偿额的固定比例，向法官支付审理费；

9）CIC要求法官原则上遵循普通法之传统程序，并采用确立已久的普通法实体规则；CIC可随时终止任一法官的审理资格，也可随时指定新法官；

10）CIC不反对法官为与CIC类似的保险公司提供理赔服务；

11）CIC按保险内容和风险系数，向保单持有者提供相应的识别标识，并鼓励客户佩戴或展示该标识；CIC将按一个固定序列逐年轮换该标识之颜色；

12）CIC最初会挑选一批低风险客户，免费派发保单；

大概你已经看出来了，CIC的建立需要大笔投资，是，不过既然已经有人把的几十或几百亿美元投入到在我看来比CIC无聊的多的攻克癌症和艾滋病的事业中，或许未来也会有人有兴趣试试这个，谁知道呢，呵呵。

（按：俄罗斯政府和军队是中国愤青最好的教师。）

纳布科的纷争与得失
辉格
2009年7月15日

日前，土耳其与保罗匈奥四国在安卡拉就纳布科天然气管道项目签署了政府间协议，纳布科线的三个南方潜在供气国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的代表也出席了签字仪式，阿塞拜疆、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等潜在东方供气国虽然没有参加，但在早先已作出了供气承诺；经历了多年生死难卜的转折延宕之后，纳布科项目终于越过了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定于2011年的开工日期看来有了保障；这一结果，基本上终结了其竞争线路南溪线的前途，最大的赢家是土耳其中转商，其次是欧洲消费者，最大的输家是俄罗斯供应商，其次是乌克兰中转商。

纳布科线的战略意义在于，它通过连接多条已有或计划中的管线——贯穿里海的外高加索线、穿越外高加索的南高加索线、土耳其-希腊线、通往意大利的外阿德里安线——将贯通从中亚到中东到东欧和南欧这一漫长的天然气供给线；未来，它不仅可以将中亚天然气引向欧洲，还可通过南方支线引入中东的庞大气源，甚至从维也纳穿越阿尔卑斯-喀尔巴阡山口，将很容易将供应延伸向德国。纳布科线的前景一旦明朗，不仅确立了土耳其的枢纽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将为长期处于犹疑观望摇摆状态的计划中各支线项目消除不确定性，从而加速这些支线的谈判、决策和投资进程。

按基于南溪线的规划，中亚天然气将向北穿越南俄罗斯大平原，连同俄罗斯天然气，横穿黑海到达保加利亚，然后分两支，向北进入塞尔维亚、匈牙利和奥地利，向南进入希腊和意大利，它在东方绕过了里海、外高加索和土耳其，在西方绕过了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从地理条件看，南俄大平原比起外高加索和土耳其的高原山地显然优越的多，然而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对Gazprom垄断地位的担忧，使得欧洲国家和企业更偏向于纳布科，后者可汇集更加多元化的潜在气源，而枢纽地土耳其又是亲西方的北约盟国，并且一直在努力申请加入欧盟，与长期紧张的俄乌关系相比，土耳其与同样拥有突厥文化背景且没有领土争议的中亚国家，或许更容易维持合作关系。

为阻止纳布科线的推进，俄罗斯用尽了所有手段；首先他借助传统政治影响力并抬高价格，试图说服中亚各国将天然气卖给俄国；其次是拉拢德国，作为欧洲天然气最大消费国，如果来自纳布科的气最终不进入德国，其价值将大打折扣，然而在德国人看来，纳布科太过遥远，不确定因素太多，如果在局面明朗之前加以支持，可能既得罪俄乌，又得不到及时替代，两头落空；正是摸透了这一点，俄国适时推出了北溪线计划，该线旨在绕开乌克兰，经波罗的海直接向波兰和德国供气；最后，当纳布科看来已难以阻挡时，俄国甚至许诺将黑海管道中途折向土耳其，以此说服后者转向南溪线，但这显然毫无作用，作为最大受益国，土耳其应该是纳布科的最坚定支持者，表面上的敷衍只不过是在与欧盟的谈判中增加一点筹码而已。

对于德国，与现状相比，北溪线显然是一种改进，可以让他摆脱俄乌之争，因而北溪线在德国获得不小的支持，甚至前总理施罗德还出任项目公司董事长，也不难理解；然而德国作为欧盟主心骨也不得不为欧洲利益着想，更要命的是，普京政府近年来在内政外交上一系列颟顸蛮横的表现——从俄乌断气、入侵格鲁吉亚、驱逐格鲁吉亚侨民，到强夺TNK-BP英方资产、击沉中国货轮、抄没华商货物——令世人胆寒，也充分表现出在这个国家，权力广泛介入商业事务，而掌权者又缺乏最起码的谈判妥协意愿，这一状况的揭示，终于让欧洲人下定了舍近取远的决心。

一旦政治前景明朗，纳布科的前途便十分可观，其两期工程的总输气量300亿立方中，阿塞拜疆已签约80亿，土库曼承诺了100亿，埃及承诺了20亿，伊拉克也提出要供150亿；尽管这些数字还远小于乌克兰每年1000多亿的输气量，但合作模式一旦被证明是有效的，各路支线便会迅速启动，届时干线会随之扩容，而消费市场也将随供给充足而得到培育，整个地区的能源供需格局将全面改变。

从谷歌操作系统看企业创新管理
辉格
2009年7月14日

上周，谷歌正式宣布了其桌面操作系统Chrome OS，随即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谷歌向微软正式宣战，也是谷歌从应用软件、浏览器、到操作系统，一步步深入微软的领地，如今要直捣其大本营了；然而依我看，谷歌或许并没有如此宏大而周密的计划，他近年来的一系列产品扩张，看来更像是其全方位拓展网络应用、鼓励员工自主创新、四处播种遍地开花，这一经营策略的自然结果；因为富网络应用（RIA）大量涌现，需要一个更高效更安全的浏览器，于是有了Chrome，因为用户面对浏览器的使用时间占据越来越高的比例，臃肿而迟钝的桌面操作系统越来越成为用户的累赘，于是有了Chrome OS：如果我95%的时间花在浏览器上，那这个浏览器如果能直接运行在裸机上该多好啊，不仅能为我节省下大量的硬盘、内存和CPU开销，还省去了购买OS的几十美元。

仔细观察谷歌的系列新产品，会发现一个特点：这些产品之间似乎完全没有相互协调和配合，甚至互不支持；Chrome发布时，人们惊讶的发现，它不仅没有带Google工具栏，没有预置任何谷歌应用的链接，甚至不支持用Gmail发送网页和实时取词翻译，也无法用谷歌笔记本记录网页，而所有这些在其他浏览器里都可以做到；这次Chrome OS的宣布也让许多人吃了一惊：没搞错吧？他们不是正在力推Android吗？不是华硕和飞思卡尔都在尝试把Android装进上网本吗？其实施密特早先也反对Chrome和Chrome OS项目，这使它们看上去更不像是谷歌经过深思熟虑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像谷歌这样十分松散、时而有些凌乱、有时甚至冲突的产品发布序列，实际上恰恰体现了其独特的创新管理模式，要看清谷歌的产品路线和发展战略，便需要对这一模式加以细究。

我们知道，每个谷歌工程师可以把20%的工作时间用于自己感兴趣的项目；重要的是，20%工作与常规任务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谷歌的许多产品，最初便是从这20%中萌生，当然，更多的项目还停留在实验室里或者已经夭折；这一模式的精髓并不在于20%的自由时间，而在于20%自发项目向正式项目发展和筛选的机制；一位工程师在构思了一个想法、并作出了初步尝试之后，常常需要建立更大的团队、获取更多的资源，来推进项目，按通常做法，这时候他就要写报告去说服上级部门，如果得到支持，计划部门会帮他拟订开发计划、调配资源、建立团队；谷歌最大的改变是在这一环节，20%项目的发起者需要说服的不是上级，而是他的同事和用户：首先他必须让足够多的同事相信项目有很好的前途，愿意把自己的20%投入进来，而在产品上线后，他必须吸引足够多的用户来使用，以此证明产品的价值。

这样一来，在项目发育和筛选过程中，资源配置不再完全取决于当事者的职位、资历和级别，于是，传统企业中基于等级化组织体系的集中式资源计划，部分的被一个模拟市场机制所取代了；这一机制使得谷歌公司更像一个风投，他把20%的劳动资源用作无特定目标的种子基金，四处撒播，看到哪棵苗长得不错，就追加投入，随着苗的长势，结合企业的战略方向，逐级追加投资并提升项目优先级，其中少数最终成长为正式发布产品；与风投不同的是，谷歌为创新提供了一个平台，并制订了一套规范，前者包括其搜索引擎所创造的庞大无比的数据库，后者包括BigTable、MapReduce、AJAX和AppEngine等数据结构、语言和接口标准，以及全局统一的技术框架和服务平台。由于20%项目在获得提升后，较大程度上会继续保留资源组织的自发性，我估计上述资源配置模式会覆盖谷歌一半以上的开发资源；正是这一点，使得谷歌拥有了全新的创新管理模式，不同于其他任何企业。

创新管理历来是企业管理中的难题，许多管理专家甚至认为，从性质上讲，创新原本就是无法管理的；创新之为创新，便在于其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一家企业凭借一两项创新而迅速成功，这样的故事很多，但一个大企业如何长期维持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在许多人看来是个无解的问题。谋求创新的思路大致有两种：从需求出发，先找出缺陷和不足，再寻求改进方案；从技术出发，跟踪基础研究的最新进展，评估和尝试将其运用于产品和生产的潜力。大企业为了维持稳定的业绩，必须不断获得创新；到上世纪后半期，大企业都已投入巨资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但凭借一己之力仍不可能维持创新的持续性；IBM近年来转向了合作开发模式，他几乎为每一个重要开发项目都寻找一两个合作伙伴，以期最大程度的调动外部资源来支持自己的研发计划。

另一条路线是收购，大型企业每年会收购数十家新创小企业来获得其创新成果；在决定收购之前，也会通过合作项目来支持小企业创新；有些企业还鼓励员工独立创业，等他们发展有起色时再连人带企业买回来。这些都是不错的办法，问题在于交易成本很高：与内部开发相比，收购需要支付高得多的溢价，而并购常常会在技术路线、人事安排和组织整合方面带来高昂的成本。谷歌模式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他实际上在用零溢价不断的回购独立创业的员工团队，并且在此过程中维持了技术路线、企业文化和组织结构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同时，在项目成长的各个阶段，企业战略部门都可以十分灵活和及时的方式施加影响和引导，调配所需资源，这样，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成本可以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不过，尽管有这些优势，也取得了大量成果，但谷歌创新模式毕竟是全新的，其特性、价值和可复制性，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对政治风险毫无感觉，居然把那么大的风险赤裸裸暴露在这种烂地方，普京上台，你没警觉，清洗格鲁吉亚人，你还是没反应，去年击沉货轮的时候总该有所清醒吧？嗨！我的老乡啊。

别再把钱往上海杭州深圳的房产上砸了，去印度吧，去伊拉克吧，去印尼吧，去柬埔寨吧，去肯尼亚吧，最好趁早。

从生活，经营，到投资，这里的环境正在加速恶化，谷歌、力拓、华尔街日报……

任何时间跨度超过一年的投资看来都是不安全的，你的任何储蓄最好都长着两条腿：生孩子、最好生在香港、学习、最好学英语、到香港开个户吧、换点美元、哪怕到澳洲荒原买块地也比这儿安全……

过去若干年，无论如何，维持投资环境的吸引力，至少还构成某种宪法性约束——尽管薄弱且飘忽不定——，而现在，显然，这一诉求已被抛弃，也看不出任何可以替代的外部约束，崛起了啊……

诚实、勤奋和明智者将会离去，剩下的是赌徒、蛊惑家和野心家，然后是战争……

这里没指望了，把澳洲改造成我们的新家园吧，呵呵

（按：本文属“爱国青年教育系列”之一，没啥技术含量，非爱国青年就不必费神了。）

民族品牌比民族债权人更无辜？
辉格
2009年7月3日

据近日传出的消息，雀巢可能接手陷入困境的太子奶集团，这家企业由于盲目扩张和过度借贷，在去年遭受三聚氰胺事件打击之后，资金链断裂，一度处于停产状态，后被当地政府以租赁方式接管；如果与雀巢的交易能够达成，不仅株洲地方政府将从这个烂摊子脱身，三家外资投行股东得以全身而退，各家贷款银行和众多被拖欠了大量货款和集资款的经销商和供应商，也有望收回眼看着就要打水漂的欠款，而地方政府也保住了一个重要税源和数千就业机会，可谓皆大欢喜；唯一不满意的当事者，是当初放手豪赌，至今不甘认输的大股东李途纯，他表示坚决抵制雀巢收购，并理直气壮的扛出了保护民族品牌这面大旗；他的主张，得到了“品牌专家”王永的支持和同声响应，也被报道该事件的一些媒体所赞同。

李途纯声称雀巢对太子奶早有图谋，并暗示三家投行与雀巢配合作局，而实际上从事情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三家投行压根没有预料到也不想要现在的结果，这笔投资对于他们是一次巨大的失败，甚至可以说辱没了其专业声誉；在融资协议的对赌条款（VAM）中，规定了30%的业绩增长线，低于该线投行可获得控股权；这意味着投行尽管对李途纯的业绩保证有疑虑，但至少认为控股权是有价值的；而事实上，他们在VAM被触发、受让李的全部股权、并接管企业后，才发现他们得到的是个烂摊子，弃之唯恐不及，于是，在株洲政府决定介入救助之后，投行立刻将刚刚获得的股权重新还给李途纯；如果他们是与雀巢配合作局，当时直接卖给雀巢岂不省事？

近年来，经济民族主义这面大旗，已俨然成为一贴就灵的万能膏药，从娃哈哈-达能纠纷、凯雷并购徐工案，到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屡试不爽，成了国内企业和商人争取自身利益的杀手锏；可是我们只要稍许冷静想一想便会发现，把民族主义引入具体的经营和交易活动中，会引出何等可笑的结果；企业的每一项经营、借贷和股权变动行为，所影响的不仅是企业本身的利益，也影响着他的大小股东、雇员、消费者、供应商、债权人和保险承保人的利益，这些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如果你将国内企业及其本国籍大股东的利益视为民族利益，那么其他本国相关者的利益何尝不是民族利益？

几代爱国青年，都曾为传说中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而愤怒，正如美国民权运动者曾为餐馆门口“本店不为有色人种服务”的告示而切齿；他们或许都没有意识到，以民族利益为借口的贸易保护政策，其实给消费者带去的是相同的效果；区别在于，在个人种族歧视案例中，歧视者凭借私人财产权和个人选择权拒绝为某些民族的人提供服务，而贸易保护则是凭借政府权力，阻止本民族消费者享用其他民族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问题是，保护民族品牌这一理由，可否被用来限制民族消费者的选择机会、甚至任由他们遭受本民族厂商的商品侵权？

类似的，为了保护民族企业，可否听任民族银行承担额外风险？听任民族工人接受较低工资和更恶劣的劳动条件？听任民族经销商和民族供应商被拖欠更多货款？听任民族股民接受更多虚假信息和内幕交易？或许有人会设计一个公式，像环保专家计算碳足迹那样计算各项经济行为的“民族利益含量”，然而哈耶克在六十多年前便已指出，诸如此类的计算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由庞大而复杂的合作与交易网络所构成的经济系统中，在一个商品、资本和劳动可以自由流动的开放市场中，你注定无法辨别一项具体的经济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增进或损害了民族利益。

市场经济的好处便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秩序，在此之下，人们不必就集体利益和价值观达成一致看法，便可经由和平的合作和交易而谋求各自认为值得谋求的利益；或许你认为你正在为增进民族、地方、团体或国家利益而努力，但那也仅是以你的方式追求你所认定的集体利益，别人或许不同意你的认定，或许不赞成你的方法，或许更看重其他价值，在市场秩序下，人们大可各求所需，相安无事，但如果你借民族利益之名要求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来迎合你的诉求，进而借民族口号所带来的正当性求诸政府权力来满足你的要求，那就越过了自愿和公正的界线，破坏市场秩序之时，将陷公众之民族热情于不义；珍视民族价值的人们，切不可受此蛊惑，用民族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一个民族赌徒的恣意冒险。

他们近乎完美的演示了维护宪政机制的一种可能途径，尽管宪政在洪都拉斯远非完美，离理想状态还很远，但军方的这次行动，让该国更接近而非远离宪政。

这是一次多年来罕见的合理而干净的政变，相比之下，几年前泰国的那一次则无理且富有破坏性，然而，他们在国际舆论中得到的待遇却恰好相反，欧盟态度的对照尤为明显，这体现了国际政治伦理的堕落趋势。

我的结论基于以下几点观察：

1）军队以规则执行者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以政策对立者或纠纷仲裁者的身份出现，泰国政变是因为军方反对总理政策，而洪都拉斯政变是因为总统破坏宪政规则，并且该破坏事实并非军方自己认定，而是已被除总统本人之外的几乎所有政府分支——国会、选举委员会、最高法院——所确认，总统甚至已经被其所在政党抛弃。

2）军方的行动，解除了一个因破坏规则而导致的政治僵局，而不是打破一个正在有效运行的机制。

3）军方没有霸占权力，没有上台执政，甚至没有临时军管和军政府，他们将自己的作用限制在最小程度。

在美国这样成熟完备的宪政中，我们很少有机会观察到支撑宪政的基础结构的作用，这种观察机会只会出现在那些“边际事件”中，隐藏在底层的宪政基础结构，只有当它们遭到挑战、经受考验时，我们才能看清它究竟如何起作用，而在成熟宪政中，各方都小心翼翼的远离那些边界，这容易给我们造成幻觉，似乎宪政不需要基础，会自动顺利运行。

不妨想象一下，假如麦克阿瑟拒绝放下帅印，假如尼克松拒绝辞职并抗拒弹劾结果，假如戈尔拒不承认最高法院判决结果，假如佛蒙特果真宣布独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答案是：可以。

某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把税率提高到100%，把所有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到制造用于毁灭人类的武器的事业中，投入到维持斧头帮控制地位的警察和真理机器中，同时依靠那些它旨在毁灭的富裕国家的援助维持其国民生存。

听上去像个笑话？这个国家就是朝鲜。虽然实际故事没那么纯粹，但差不太多。

战后西方援助系统，在非洲和亚洲制造的悲剧和灾难，远比他们疗治的伤痛，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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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计划署称朝鲜870万人面临断粮
http://news.sina.com.cn/w/2009-07-02/094418138883.shtml

东方早报记者 张颖 发自北京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驻朝鲜代表托尔本·杜昨天在北京称，朝鲜正处在一场新的粮荒中。

　　他表示，由于对朝捐助资金临近枯竭以及朝鲜对该机构采取的新限制措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调低了对朝援助预期。世界粮食计划署从去年10月开展了一项对朝粮食援助计划，托儿本·杜说，“我们原本的目标是为620万朝鲜人口提供食物援助，现在这个数字降到了227万。”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去年的研究报告，预计约有870万的朝鲜人口需要食物援助，占该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托尔本·杜说，“现在的情况很糟，很多人都在饿肚子，部分民众以野生食物充饥。”

　　对朝援助资金缘何出现巨幅下降？托尔本·杜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他表示：“自5月朝鲜进行核试验后，世界粮食计划署就再没收到任何对朝捐助了。”按照原计划，世界粮食计划署预期将从各捐助国收到5亿美元的捐助款，而到目前为止实际收到的捐助只达到预期的15%。

　　托尔本·杜还表示，朝鲜政府对其在朝活动也给出了更多新的限制，并且“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 现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只能在朝鲜6个省的57个乡村开展工作，相较原来8个省131个乡村的覆盖度有了大幅下降。(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