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批改，@灰鸽子银水 的作业总算变得清楚一些，可以讨论下去了。 原来他说的议价（原话是“你给我多少钱？”）是指“社会议价”，意思是：在结果尚未明朗的政治进程中，利益相关的各方施展各种手段，去影响该进程的走向，以图让该进程最终得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结果。（当然，从“你给我多少钱？”这句话，是很难猜到这层意思的） 社会议价是民主主义者爱用的概念，他们认为，让利益相关方都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既体现了民主原则，也可将社会冲突纳入到既有的秩序框架中得以释放，而不至于积累爆发为社会动荡和革命，最终结果即便不是各方满意，也至少比较容易服气。 确实，和秩序崩溃、革命和战争相比，要好得多，问题是，与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相比，这样的评价标准太低了，社会议价的手段各种各样，拉选票、打广告、造谣诽谤、游行静坐、堵门封路、扔燃烧瓶、（流行于法国的）软禁雇主、破坏试验田、破坏油井……其中许多毫无正当性和公正性可言，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其中涉及的罪恶与暴力都是零星小规模的，作为革命和战争的替代品（假如能够替代的话），相对要好一点，如此而已。 而真正可以带来公正性的社会议价机制，只有司法程序，正如我在一个帖子里曾经总结过的，它具备了我们可以期待于一种社会议价机制的全部制度功能：

司法程序提供了：具体而直接的利益关切与诉求者、对立的证据呈现、对等的抗辩与质证、中立的倾听者、独立于政治派系的裁决者、基于众多分散案例的试错和反馈、渐进的惯例形成、修正和废弃，而在……政治过程中，这些元素要么不存在、要么缺乏程序规范。

当然，有人可能不同意我这种“司法主义”，而偏爱欧洲式的社会议价，可是，无论我们赞同何种社会议价方式，至少需要承认一点：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放到社会议价过程中去解决的，有些既已划定的边界、既已明确的权利，不能随便被拿去议价，即便有人吵着要这么做也不行，否则就没完没了，没有权利保障可言了。 所以我举了炒菜的例子，在家炒菜是早已确立的权利，尽管这么做确实提高了邻居遭受火灾的风险，但因为我有权利这么做，所以他只能承受这样的风险。 不过看来灰鸽子误解了这个例子的意思，那我就说得更清楚一些吧。 当我们谈论“讨价还价”时，可能涉及三种情况： 1）市场议价：此时交易标的物的权利归属明确，且议价双方共同认可，需要商量的只是价格，比如我去菜场买西瓜，我和摊主都同意现在这个西瓜是属于他的，而需要付钱的是我； 2）丛林议价：权利归属不明确，或权利归属原本明确，但其中一方无视该权利，议价结果由双方实力对比和偏好决定，与权利状态无关，比如绑匪与被绑者家属的议价； 3）社会议价：旨在通过议价过程，从权利不明确状态中得出一个明确的权利归属结论；（按我的观点，唯一公正的社会议价机制就是司法程序，不过，为了讨论继续，可以把其他机制也包括在内） 所以，社会议价只能运用于权利不明确状态，如果权利本来已经明确，你还提出议价，那就是无视既有权利，转变成丛林议价（俗话叫耍流氓）了。 那么，转基因争议是怎么回事？考虑到转基因争议涉及好几个不同问题，首先要明确你谈论的是哪一个，起初灰鸽子的核电站类比让我以为他说的是消费者的安全担忧，不过后来他说，如果脑筋正常的话应该理解他指的其实是有机农场经营者所面临的损失。 可是，经营者担忧自己的生意因为其他竞争者的进入而受损，并不是阻止他人进入这个行业的正当理由，至少在行会权利早已瓦解的当代是如此，这和开餐馆的道理完全一样，怕别人抢了你家餐馆的生意，不是阻止别人开餐馆的正当理由，这件事不能拿来进行社会议价，你硬要堵在人家店门口，跟人讨价还价，说咱们算算你该赔我多少钱我才能答应你开店，这当然是流氓做法，这种议价只能叫做丛林议价。  

贫富差距的现实含义 辉格 2014年1月14日 近年来美国媒体上有关贫富差距扩大的报道时有所闻，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也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过去八十多年来的最高点，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获得了10.8%的税前总收入，前10%获得了50.4%，前20%的总收入高达最后20%总收入的16.7倍；201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现在可能更高。 对于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提高，许多人第一反应是：穷人状况恶化了，至少是相对地恶化了，然后他们会为这种“恶化”寻找根源和谋划对策，而他们所能找到的对策，无非是最低工资、强化税收再分配、改善穷人福利之类，据说一些民主党议员早已开始以收入差距扩大为由在推动这些政策了。 不过，在急于寻找药方之前，我们最好先看看，有关贫富差距的统计数字背后，究竟可能对应了些什么社会现实；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收入差距扩大未必意味着穷人状况恶化，因为收入并不全部用于消费，而衡量生活状况的恰当指标是消费条件和消费能力，所以，假如一个社会产出的全部消费品中，穷人消费的份额和总量都没有减少，价格相对于可支配收入也没有上涨，那么，穷人的状况就没有恶化。 个人的消费水平不会随着收入提高而无限提高，最富裕的那些人，当收入高到一定程度，再增加收入通常已不会影响个人消费水平；所以假如收入差距扩大只是因为这样的最富裕阶层收入提高了，那么消费品的分配状况就没有变化；要判断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需要一个消费基尼系数，但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收入基尼系数。 除了消费水平的差距，要衡量富人收入相对提高对穷人状况的影响，还要看富人将新增收入花在什么地方，这些开支是挤压了大众消费，还是相反，改善了大众的消费条件；大致可以区分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富人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并且这些消费与大众消费构成资源竞争关系，比如增加饮酒量，会抬高粮食价格，多打高尔夫球，会抬高郊区住宅用地价格。 第二种是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但这些消费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几乎不额外使用任何大众消费品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因而不会抬高大众消费品价格，比如雇佣更多仆人用为自己梳妆打扮、养花喂狗、挖土修坟。 第三种也是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但这些消费行为不但没有挤占大众消费资源，而且还为社会带来很多正的外部性，比如购买艺术品，富人为艺术品所出高价养活了很多艺术家，而他们的作品通常大众也能欣赏到；许多新型消费品在形成规模化生产之前能够被设计开发出来并在市场上存活下来，都得益于乐意尝鲜的富人愿意为新东西支付高价。 第四种是将新增收入投资于生产性活动，而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这些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指向消费条件的改善：要么是更好的产品、更便利的服务，要么是更低的产品价格，结果是这些投资所针对的消费条件改善了；从生产的角度看，此类投资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它所需要的资本掌握在多少人手里是没有关系的，但假如掌握这些资本的人数减少了，统计上就表现为基尼系数提高，但实际上大众消费状况反而改善了。 所以，衡量收入差距扩大会多大程度上恶化大众和穷人的生活状态，要看富人会将新增收入更多的用在哪方面；按经验，至少在发达社会，最富裕阶层的消费提升很少表现在数量上，也较少表现为对实物资源的消耗，而更多表现在形式、质量、档次和品位上，这样，挤压大众消费的第一类活动就很少。 近些年美国的收入差距扩大，很可能是因为生产领域创新活动的增加，理论上，每次大规模的创新浪潮都会扩大收入和财富差距，因为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会对那些带来创新的发明家和基于创新而重新组织资源、改造产业结构的企业家，作出巨额奖励，造就一批暴富新贵，结果当然会扩大贫富差距，但只要这些新贵不将新近获得的财富大量用于上述第一类消费，那么这一结果对大众和穷人就不是坏事，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何美国的基尼系数和中国的一样高，但美国大众对贫富问题的抱怨却少得多，只有47%的民众认为贫富差距是个严重问题。 最近这轮以信息革命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创新浪潮，其一大特征是更扁平的产业结构和更大的规模经济，一家互联网企业可以免除大量中间结构而直接面向规模极大的消费群体，这一过程造就了一大批规模空前的新巨富，同时也消灭了许多传统中小企业和中间商，以及相应的大量白领工作岗位，所以这一轮浪潮中，作为一个阶层整体上受损的，大概就是中产阶级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需要在新的产业结构中为自己找到新位置。 评价贫富差距是否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只看基尼系数，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富人整天都在琢磨着如何为大众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好让自己从中赚到更多的钱），而且事实上也将多数财富投入这样的活动中，这样的贫富差距就是健康的，因为这种差距只是表明：市场机制发现，掌管巨额财富去改善民众生活这件事，只需要很少人去打理。 相反，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大量人口整天都在想着怎么更好的满足少数权贵的需求，比如怎么把金字塔修的更高，好让法老看了高兴，结果多数稀缺资源都围绕着极少数人的需求和意志而配置，这样的贫富差距才是可怕的，即便其基尼系数和前一种社会差不多。  

正在对《自由的进化》译文做新一轮（但愿也是最后一轮）修补，看到译注部分时，发现其中一项涉及到丹内特的一个重要思想，值得单独拿出来介绍，下面是我给丹内特的“格列高利式造物（Gregorian creatures）”这个概念所加译注：

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Darwin's Dangerous Idea]]）第13章第1节（该节后来重用于《心灵种种》（Kinds of Minds）第4章）里，丹内特将意识和意向性立场的进化过程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1）达尔文式造物（Darwinian creatures）：行为模式是“硬连线”的，试错只能通过代际变异和自然选择进行； 2）斯金纳式造物（Skinnerian creatures）：具有表现型灵活性，在个体生活史中能够试错学习。得名自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 3）波普式造物（Popperian creatures）：能够对外部世界进行表征，形成认知、信念和预期，预先在若干选项中做出挑选。得名自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 4）格列高利式造物（Gregorian creatures）：得益于语言和文化传播，能从其他生物那里获取既经测试的知识和经验；人类的独特性在于他们是唯一的格列高利式造物。得名自心理学家理查德•格列高利（[[Richard Gregory]]）。

译注不敢写太长，在这里多说几句。 适应的过程可以视为“从众多可能行为选项中找出有利行为、淘汰不利行为”的过程，对于达尔文式造物，淘汰只能由自然选择进行，而斯金纳式造物可以经由个体经验（刺激）进行。 （接下去是关键一步），波普式造物要高级得多，可以在自己构造的一台虚拟机上对行为后果进行模拟，从而预先淘汰模拟结果不佳的行为，这台虚拟机就是波普说的个人观念世界（也就是波普三个世界中的第二个），观念世界是用一组概念和理论对现实世界建模（表征）的结果，而模型的模拟有效性取决于这些概念和理论的有效性，而行为结果可以为修正该模型提供反馈。 格列高利式造物不同于波普式造物的地方是：它用来模拟现实的那台虚拟机，（绝大部分元素）不是个人的，而是群体合作建造的，以文化的形式存在，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文化习得，安装了这套系统，用它来表征世界、模拟现实；其实在波普理论中已经有了这套东西，就是他的第三世界，或者叫客观知识体系。 介绍完了，下面是我的真正想说的。 我发现，同为格列高利式造物，传统的与现代的大不一样，根本区别是：个人观念模型的装配过程，多大程度上是自主的、个人有所选择的、因而个体之间不同的，还是高度同质且由其成长环境给定的。 在蒙昧时代的部落社会中，个人可以习得、用来装备自己那台虚拟机的知识系统，通常只有一套，即他的母语和部落传统，其中知识很大程度上以宗教作为载体，同一社会中不同成年个体的最终装配完成的观念世界，都大同小异。 后来随着社会规模扩大、文化日益复杂（特别是有了文字之后），同一社会不同个体的装配结果可以非常不同，其差异程度随下列因素而增强：富裕、教育、识字、贸易、分工、社会流动性…… 这一过程中，宗教的地位不断下降，但在社会底层，宗教仍是不识字穷人的观念来源主要。 科学只是另一个来源，但不是宗教的唯一（也不是主要）替代物，更主要替代来源是意识形态。 虽然信宗教的欧洲人越来越少，但（依我看）他们多半不是改信科学去了，而是取主流意识形态代替了宗教，当然，这些主流意识形态会揉进一些科学观念，但它们并不是科学体系。 所以，别以为欧洲教徒比美国少了科学精神就多了，主流意识形态告诉他们要反核反转，那就得反，信科学的永远是少数。  

为何高等教育在制造失业？ 辉格 2013年12月29日 社科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几年前就开始显露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依然没有缓解的迹象，今年毕业的大学生中，有17.6%在毕业后两个月时仍未找到工作，随着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长，这一情况看来至少还要维持三四年，直到毕业生开始下降才有望缓解。 这一困难，与总的就业状况是背道而驰的，总体上，劳动力市场从五六年前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供给下降的阶段，年轻劳动力的供给萎缩尤为剧烈，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大面积用工荒，蓝领工人工资迅速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外移。 大学生与总体就业状况的反差，也体现在上述报告的另一项数据中：高级职业学校的学生，在毕业两个月后没找到工作的只有8.1%，不到大学生的一半；这一反差实际上表明了，在大学生的职业期望和当前产业体系所提供的工作岗位之间，存在巨大的错位，而这种错位很大程度上正是现有教育体系所造成的，教育经历一方面让学生对自我身份定位和未来职业生涯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预期，同时也没有帮助他们获得当前市场真正需要工作技能。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有关工资水平的，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蓝领岗位的工资已经大幅超出白领岗位，但多数大学生仍宁愿拿着两千多的月薪，忍受高昂的物价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挤在大城市的群租房甚至地下室里，也不愿接受一份月薪五六千或者更高的蓝领工作，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的已经成为一名白领。 每个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个认知，除非这个地位已低得无法再低，他都会希望他人认可其地位，并竭力避免从这地位跌落，当跌落前景出现时，如何避免它就成了头等优先的大事，重要性甚至超过生命，许多人在破产、失业、事业失败、罪行丑闻败露后自杀，都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已经不保。 那么，为何普通高等教育会让学生对白领地位形成自我认知，而职业技术教育则很少有这样的效果呢？或许这与中国文化中的士大夫价值观和科举传统有关，士大夫历来是蔑视技术专长和专业价值的，而科举制不仅与这种价值观完全配合，还搭建了一部反专业化的社会地位爬升阶梯，这部阶梯在国家资源分配能力的作用下，在整个社会流动结构中取得了压倒性影响力。 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很高，即便最贫困阶层的青年也有机会向上爬，但他们借以向上爬升的通道，（至少在和平年代）只有科举一途（尽管在某些时代做太监也是条上升出路，但与科举相比，这条通道毕竟太狭窄），而凭借各种专业技术能力向上爬升的空间极为有限，许多王朝甚至通过将许多技术性职业列入贱籍而刻意堵死这些通道。 结果是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氛围，在其中，像厨师、木匠、技工、家政、护理这样的技术性职业，尽管收入可以很高，但在流行价值观中却被视为是卑下而缺乏吸引力的，不是一条可借以向上爬升的适当阶梯；而与之相应的后果是，在这些职业圈子的内部，也始终未能发展出一种丰厚的专业价值观，让从业者从中获得价值满足和自豪感，并以此吸引年轻入行者。 所谓专业价值观，就是从事某项专业、拥有相应技能、用这些技能作出好东西——这些活动本身带给从业者金钱和实物报酬之外的满足，这种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专业化分工的稳定存在，需要专业圈子内对产品和技能进行持续的比较、评价和讲述，通过师徒传承关系而形成传统和流派，这种文化要发育得比较丰厚，还需要一部分从业者成为专业的评论、研究和传播者。 比如餐饮行业要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不仅需要专业厨师，还要美食评论家去评论和传播他们的作品，要有历史学家去追溯烹饪技术的发展沿革和传承关系，要有食品和营养专家去研究各种食材，要有行业组织和专业刊物为知识和传统的积累提供交流和组织平台。 然而，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有着排斥专业价值观的传统，或许是因为历史上就缺乏发育成熟的专业价值观，或许是因为缺乏专业领域发展自身组织和文化传统所需要的恰当制度环境，此类价值观的缺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差异，这一点，在诸如维基词条编辑和开源代码贡献这样没有金钱回报的活动中，表现的最清楚。 很明显，职业学校和大学原本都可以参与这些发展过程，但实际上，国内的职业学校大都停留在技能培训，而缺乏向上发展的动力，而普通高校则多半对这些领域不屑一顾，视之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市井杂学，难入象牙之塔的奇技淫巧，在前些年的学校合并升级改造浪潮中，许多学校甚至迫不及待的摆脱这些成分而把自己标榜成所谓综合性大学。 由政府设计和经营的公立教育与科研产业，实际上构造了一个由普通教育、大学教职、院士、核心期刊、诺贝尔奖等元素构成的现代科举系统，以及相应的价值观，白领成了现代士大夫，那些宁可受穷也不愿放下架子从事蓝领职业的人，则成了现代范进，这个系统在未来将继续源源不断的创造失业。 对于现代范进们，更为不幸的是，当前产业结构的变化，正在消灭越来越多的白领岗位，在市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许多产业已经和正在经历扁平化改造，比如在新型连锁企业对传统零售服务业、电子商务对实体零售店的替代过程中，企业层级结构变得高度扁平，大量中间层级被取消，而正是这些中间层级提供了大量白领岗位。  

闲来无事，在The Old Reader里狂翻积了好久没看的旧文章，读到@同人与野 7月份的一个旧帖，文中对“文人思维”大加鄙视，文人说话确实常常不靠谱，不过依我看，理科生在谈论社会/政治/制度问题时，不靠谱程度也往往差不多，本文还算靠谱，但毛病也不少，比如（粗体是我标的）：

文人思维天生喜爱耸人听闻的消息，如果再加上不爱算数，就会对世界乱担心和瞎指挥。请问在以下死亡方式中，哪种是最值得担心的？在海滩游泳被鲨鱼攻击，恐怖袭击，还是被闪电击中？直到911事件让恐怖袭击的戏份突然变大，美国媒体上曾经充斥着鲨鱼攻击的报道。而事实上美国平均每年死于鲨鱼之口的还不到一人 — 从这个角度说鹿比鲨鱼危险得多，死于开车撞上鹿的人数是前者的三百倍！一个美国人在过去五年内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只有两千万分之一，而根据《经济学人》最近提供的一个各种死法危险排名，其在一年内死于闪电击中的概率则是一千万分之一 — 闪电比恐怖分子厉害十倍！

这种担心会左右公共政策。文人可能从“是不是纯天然的”这个角度认为有机农业很美而核电很可怕，这不是一个好标准。可是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声音大到能够调动很多人感情乃至于按照他说的“常识”采取行动的地步。他们号称是“民意”的代表，但他们代表的只是未经过tradeoff的原始民意。在大多数公共问题上，常识是不好使的。资源调配即使做不到完全依赖市场，也不应该谁声音大就听谁的。

作者似乎认为，某类危险的死亡几率越高，就越“值得担心”，也越值得在公共政策上得到优先处理。 但只须稍稍细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一主张难以成立。 首先，一种危险是否值得担心，不仅要看它给我们带来的预期伤害有多大，也要看我们对它的担忧有没有用、有多大用，假设小行星撞地球发生概率不小，再假设人类凭现有能力对它毫无办法，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担忧它就是没用的，所以也就“不值得担心”。 其次，不同危险，即便预期伤害相当，对人类安全感的影响是不同的，有关危险的公共政策，其目标不仅是降低预期伤害，更是为了提升公众安全感，因而优先处理一种预期伤害虽低但对安全感影响很大的危险，完全可能是合理的。 第三，“担心”是个动词，需要个主语：谁担心？有些危险不是随机分布的，与个人位置/活动/偏好高度相关，仅仅对于身处某个地方、或经常从事某种活动、或保有某种生活方式的人，这些危险才是足够显著因而值得担忧的，而身处某个地方、或经常从事某种活动、或保有某种生活方式，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因而产生这种担忧并对之作出反应的恰当主体，是个体而不是群体，个人需要权衡：冒这样的风险换来的东西是否值得，这样，这种担忧无论程度如何，都没有理由去影响公共政策，除非你能说明：通过公共政策以公共品的方式降低此类风险，远比个人分别选择更有效率，才有了起码的理由将它作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提出。【注：作为市场无政府主义者，我认为即便是合格的公共品也不需要由政府提供，但那是另一个话题。】 第四，有些危险来源，人类对待它的方式，本身是对该危险来源的一种激励，比如恐怖攻击，若没有引起防御行动，这一事实本身会激励恐怖分子，引来更多攻击，相反，像雷电这样的风险，大概不会因为觉得人类好欺负就多劈几个下来；公共政策优先处理前一类危险，是有道理的。 我想说的是，弄清楚事实当然重要，但仅有事实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