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05】 给定逐利动机和风险偏好在人群中的分布不变，监管者把一种资产的风险弄低了，就必定会把一部分钱从这种资产推挤到另一种风险更高的资产上，从存款，国债，企业债，股票，期权……一级级撸上去，要是都变得不够刺激了，总归还有赛马，六合彩，GameStop，Tesla 和 Bitcoin了吧？ ​​​​ 【2022-02-20】 @whigzhou: 感觉这个话题还可以深入一下 @whigzhou: 许多管制都是针对个人在市场活动中所面临风险的，问题是，管制的目标是什么？ 是： 1）让个人免于遭受超出某一程度的风险？ 还是： 2）让个人充分知晓他正要冒的风险？ 假如当局将目标设定为（1），那么，给定个人风险偏好和逐利动机不变，剔除某类市场活动中的风险，将不可避免的将他们推向有着足够高风险的其他类别的市场活动， 存款保险制度把个人储蓄存款的风险降到很低，相应的，存款利率当然也会降低，于是许多人会转向债券和各种理财产品， 于是当局又开始管制债券和理财产品，以及其他…… 顺着这个逻辑，所有市场投资品都会被管起来， 可是金融活动只是个人市场活动的一角， 所有市场化的投资品都被管起来之后，结果这些投资品要么收益太低，要么个人根本不让玩（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业意思就是不让你们个人小毛孩玩）， 可是其他冒险逐利的机会多的是，彩票，赌场，赌球，收藏品，xx币，庞氏局，老鼠会，还有各种民间泡沫…… 当然这些也都可以被管起来， 可是我总还可以把钱借给表弟去倒腾煤炭生意吧？或者自己撸起袖子上？我总还可以找人打麻将，玩21点吧？如果上述种种都没得玩了，那些更传统的私人投机冒险活动自然会大量增加， 40岁以上的人可能都记得，80-90年代有个流行词，倒爷，倒腾各种东西，煤炭，钢材，车皮……，后来这个词不流行了，既是因为市场化消除了许多价格差，也是因为市场创造了大批其他冒险逐利的机会， 让我再举个远一点的例子，看看户外运动，每当一种运动变得足够安全之后，就会有一批人离开，去寻找风险更高的运动， 原本登山也算是冒险了，可是随着器具改进，技术和知识的积累，普通的登山变得越来越安全，于是有了攀岩，当攀岩也变得足够安全时，又有了 free solo... 重点是，在监管者眼里，安全问题是关乎某类活动的，金融监管者盯着金融产品，药物监管者盯着药品，所以，当监管者发现自己把一些风险从他关注的那类活动中驱逐出去了，就感觉自己成功了，管制是有效的，可是对于个体，他的选择可不受这种类别限制，某个类别被管起来了，大可以到其他类别试试手气，找找刺激，他眼中或许压根没有这种类别划分的概念，为什么要有呢？毕竟他面对的是整个世界！ 所以，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假如监管者果真要把冒险者从危险中拯救出来，那他就不得不同样突破类别限制，把监管不断扩展到一个又一个新领域，而假如其权力之手的挥舞空间不受限制，那么他很可能真的会这么做， 这将是通往奴役的另一条道路，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即便我们相信管制在帮助个人避免风险上应该扮演某种角色，也应将管制目标限制在第二种，  

【2022-02-20】 @yiqin_fu Kathryn Paige Harden 的书《The Genetic Lottery》总结了过去几十年关于基因和人类各种特征相关性的研究。不管是比较同异卵双胞胎、兄弟姐妹、所有人，最后算出来的这个遗传系数都比我想象中高很多（基因差异能解释形状差异的百分之几）。作者的其他几个结论是：1）系数解读要小心，因为也有社会因素。这个系数也会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2）因果机制我们不知道；3）承认基因差别之后我们可以设计机制帮助大家（例如给近视的人戴眼镜）。 不过更大的问题仍然存在——绝大多数先天差异无法通过“戴个眼镜”这样的方案完全去掉；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奖励的技能在道德上是完全随机的。 我还特别想请教做道德哲学的朋友，有人在根据实证的这些研究重新思考 Rawls/Nozick/Friedman 的理论吗？任何一派都需要面对“遗传系数这么高”这件事？ 其他我印象深刻的结论是：4）遗传系数在一个人二十多岁的时候最高，因为基因和努力相互作用；5）很多非认知能力甚至比认知能力的系数还要高，例如受到挫折后坚持的意愿、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当然，这些概念都是实验室做游戏测量的，你可以说实验室的游戏和现实生活不一样）。 @whigzhou: 如果你没被PC滤网局限住信息视野的话，这些事情早该知道了，这本书并没什么新东西，只不过因为配上了左派政策主张，才通过了PC滤网，另外，道德哲学家也不需要通过修正罗尔斯才找到立足点，他们是在二战后的修正中丧生了立足点，斯宾塞及其维多利亚同道和进化事实共存的很好 @whigzhou: 与个体成就密切相关的那些特性，大多有着50-70%的遗传率，这一事实圈内早就人所共知了，圈外很多人不知道，对此很惊讶，甚至表现的难以置信，说明PC滤网确实很强大， 不过我发现更有意思的是，不少人听到50-70%这个数字后，庆幸自己至少还有机会改变剩下的那30-50%，其实这也是个大大的误解，而且这个误解更难消除，因为其背后的原理解释/理解起来更困难， 简单说，剩下的那30-50%，其实大部分来自三种随机因素： 1）测量误差：比如同一个被测对象，不同的测试者去测，测得的数字不同，其中定有误差，这种误差在心理学测量中比其他（比如生理）领域更严重， 2）指标设计偏差，也就是一个度量指标的设计，使得它无法完全准确的反映出它本来想要测量的那个东西，任何指标都存在这种问题，心理学指标当然更严重， 3）运气成分：所谓运气就是你无法干预控制的东西，换句话说，你啥也做不了， 这样你就理解了，为何 Robert Plomin 他们发现，所有他们考察过的个体成长中的共享环境条件（比如是否共享家庭，是否共享父母，是否共享学校，是否共享某种教育模式，是否共享某种财富水平……），都对解释个性差异的毫无贡献，就是说，是否纳入这些因素，丝毫不能改变个性差异中的未解释部分的比例， 通俗的说就是，试图通过改变这些因素来改进孩子的个性/智力发育，是徒劳的，（当然，这绝不是说做这些事情毫无意义，它们可能有其他效果，比如让孩子过的更开心，更有见识，更有教养，更有品味……这些都可以很有意义，但改变不了他们的个性和智力）， 当然，也别太绝望，并不是说个性/智力发育问题上你什么也不能做，那些测量的一个缺陷就是他们的采样对象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普通正常家庭，所以自动排除了一些极端条件，而某些极端条件确实是会造成显著影响的， 比如某种水平以上的铅污染和营养不良显然会影响智力发育，幼儿期的严重虐待或许也会影响某些个性成分，营养不良和缺钙当然会影响身高…… 所以，父母们在孩子的生理/个性/智力发育上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帮他们避免那些恶性极端条件， @揶哼:如果平均值以下的环境有影响，那么远高于平均值的环境（比如前0.1%的家庭）是否也有提升呢？ @whigzhou: 1）恶性极端条件可远远不只是*均值以下*，2）正向极端条件没啥用，就好比你成吨成吨的喝奶补钙，也养不出姚明来 @windflower188026:那么智商中值回归咋解释 @whigzhou: 均值回归是运气因素的一种特定表现，可以这么理解：对均值的偏离不仅是某些贡献因子的独立作用，也是其特定组合的效果，而幸运组合可能会在有性繁殖过程中被打破，而人类是有性繁殖生物 @whigzhou: 今天闲着，不妨再展开一下均值回归这个问题， 假设智力有五个贡献因子，A-E，贡献率（r）分别为：A=3, B=1.2, C=5, D=0.5, E=1，意思是，其他条件相同时，拥有其中某个将提高智力 r 个基点（这里姑且不用管基点到底是啥意思）， 再假设这些因子都是可加的（additive），意思是每多一个就更好一点，但它们又不是线性可加的（linear additive），意思是，比如，单有A高3个基点，单有B高1.2个基点，但同时有(A+B)并不是高(3+1.2=4.2)个基点，而是比4.2更高或更低，如果更高，就说明A和B具有组合红利， 大大偏离均值的个体，往往具有特别幸运的组合（也就是其拥有的各贡献因子的总贡献中包含了更多组合红利），偏离越远，其组合的幸运度越高，因而在有性繁殖中因特定组合被打破而丧失的组合红利也越多，因而向均值回归的幅度也越大， 在现有方法中，对遗传率的计算是基于遗传关系和个体表现型之间的统计相关性，而不是基于对各贡献因子之微观机制的直接理解的，这就意味着，在统计上，组合红利无法从运气成分中被分离出来， 比如某甲的父亲拥有上述五个因子中的（A，C，E），母亲拥有（A，B，D），重组之后，甲拥有（A，C，D），而（A，C，E）恰好是个特别幸运的组合，可是在繁殖过程中被打破了，于是，即便智力由基因型完全决定，甲的智力值也无法由其父母的智力值充分解释（因为要充分解释需要了解各贡献因子的微观作用机制），而无法解释的那部分看起来好像就只是运气而已， @whigzhou: 补充一句：如果各贡献因子都是线性可加的，那么单一子女的智力也无法由父母智力充分解释，但假如这对夫妻生的足够多，那么子女的平均智力可以由他们两人的智力充分解释，但如果贡献因子不是线性可加的，那么哪怕生再多，子女平均智力也无法由父母智力充分解释

【2022-02-09】 @whigzhou: 看了点脱北资料，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点：1）逃亡路线原来还有条南线，以前只知道乌兰巴托这条线，而且走南线的比例更高，2）2002年之前，逃亡者中男性居多，此后女性比例不断上升，升至3-5倍于男性， 对第二点，有个解释是，在北高丽，女性职业的体制内程度更低，这一差别类似于计划时代国企工人与农民的差别，这意味着： 1）女性的活动与行踪受体制内纪律约束更少，比如，体制内编制员工若几天没出现在单位，就会引起怀疑，进而触发搜索行动，而女性免于这种强约束的机会更多， 2）因为职业的体制化程度更低（比如，北高丽的灰色经济更多由女性从事），所以她们的技能和经验也更有机会在一个非计划经济中具有市场价值，这会帮助她们在逃亡路上谋生，

【2021-04-23】 @whigzhou: 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火星殖民的设想让无数人兴奋神往激动尖叫不已，其中许多似乎还认乎其真的构思各种细节，可是，另一些同样新颖，刺激，挑战，精彩，有趣，而且技术上远更可行的拓殖可能性，比如海底城市，却无人尝试，即便有人提出也没多少响应，这是为什么呢？刚才坐在马桶上想到一个可能答案：要害或许恰在于技术可行性，对于某些类型的梦想，可行性是致命缺陷，因为它会让叶公好龙者迅速露馅…… 【2022-02-08】 @whigzhou: 哈哈，终于看到有人也提出类似疑问了，当前火星地图的精度是洋底地图精度的四十多倍 @tertio:海底其实更困难，而且根本不吸引人 @whigzhou: 难不是才更吸引人吗？莫非科学青年不这么想？ @whigzhou: 实际上没那么难，就是预算不足，NOAA的洋底勘测项目年预算$20M，NASA光好奇号一项就$2.5B @yiqin_fu:之前看这篇探险文章，感受是人类对海底的了解好少啊，远不如太空。不知道是难度真的不一样还是人类抬头看比看海底较容易，所以对探索太空的兴趣更大。 @whigzhou: 深海世界其实非常美妙，每次探索都能发现出乎意料的新东西 @tertio:美苏争霸的时候也是搞太空竞争，而不是海底探索竞争，所以预算根本不一样，不可能要求商业公司逆势而为。再说这期间已经把发射卫星的费用降低了很多，还产生了starlink这样有价值的商业项目，这个可不是画饼了。 @whigzhou: 近空和远空是两码事，地球卫星有直接而迫切的实用功能，火星殖民就完全不同了  

【2022-02-07】 @whigzhou: 初夜权（jus primae noctis）这个说法，是一些启蒙思想家（比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从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捕风捉影捏造出来的一种“特权”，专门用来抹黑中世纪、封建制和所谓*黑暗时代*的，这个说法后来被恩格斯采纳，于是进入了 commie 正统教义，了解这个背景，你就会理解，为啥当 commie 历史学家如郭沫若之辈照着 commie 正统教义重写历史时，会到处搜罗初夜权的证据，就和他到处收罗阶级斗争的证据一样，

【2022-02-06】 @whigzhou: 前两天看了 Don't Look Up，这电影不仅拍的不好（我在瓣儿上给的评语是：所有想表现的点都放大十倍，生怕观众get不到，用演小品的方法拍电影，使劲挠你胳肢窝，可是又不好笑），而且编剧想表达的意思也非常不靠谱，而且是很低级的不靠谱， 我就随便说几点， 1）灾变预言其实从来就很热门，根本不会缺听众和话筒，自古如此， 2）媒体和政客尤其热衷此道，这是他们吸眼球，动员人群，攫取权力，兜售私货……的绝佳机会， 3）有些（或许绝大多数）灾变预言最终会沦为笑话，被娱乐化对待，或者被遗忘，但这些都不会是早期反应，而是听多了*狼来了*却总也见不到狼之后的心理调适， 4）注意，这不光是人们在理性上相不相信这个预言的问题，而是一种心理调适，因为人不能永远生活在恐惧中，既然左等右等你说的灾难始终没来，不管你是对是错，反正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否则我就要疯了， 5）所以编剧抱怨的那类情况，在现实中其实只会是狼来了喊多了的结果，而不会是他表现的那种早期反应，那是很奇怪的， 6）据很多人认为，这片子是在影射暖球，那就更没错了，暖球问题占领到的话筒，吸到的眼球，难道还算少吗？政客们靠这个预言攫取到的新权力，利益集团靠这个预言搂到的钱，难道还算少吗？如今被遗忘，被忽视，被娱乐化对待，正是长年累月狼来了磨耳朵的结果，普通大众早就烦透了，也没见什么真动静， 7）该片的一个核心抱怨是，哪怕科学界已就灾变前景达成共识，只关心选举得失的政客，把一切娱乐化媒体，贪婪的资本家，被洗脑的大众，仍然会阻止必要的拯救行动——问题是，这个叙事在多大程度上能对应到任何现实案例？依我看，一个也没有，当然，我不是说未来不可能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过， 8）以暖球为例，让我退一百步，假设IPCC报告确实体现了科学界共识，这个共识是什么？不就是未来百年内平均气温会上升小几度，海平面可能会上升几米或十几二十几米吗？这根本算不上灾变，这种幅度的气候变化过去十几万年里屡屡出现过，而在百万年的尺度上，那根本就是小菜一碟，而且，在历史上这种幅度的波动中，向上摆动总是好事，向下摆动才是坏事，是媒体/政客/利益集团楞把它渲染成了灾变， 9）当然，无论媒体，政客，利益集团，都从来不是也不会是铁板一块的，特定某家媒体，某位政客，某个利益集团，是否将某个特定灾变预言视为自己的机会，还是自己的灾星，取决于他们既有的资源组合和市场定位，所以，虽然媒体和政客一般来说都是欢迎灾变论的，但具体某位政客是否欢迎某个特定灾变论，则不那么确定，其中还有他个人判断眼光和调适能力的问题，有些人总是能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把灾星变成机会， 10）所以，无论如何，一个灾变论只要有起码的传播能力，就不会被所有势力忽视，总会有人出来试图利用它，而这部片子最不靠谱的地方就在这里，你看不到多股势力之间的较量，只有一小撮先知科学家在挑战整个愚钝世界，国会在哪里？两党的各派系在哪里？行政分支各部门之间的较量在哪里？各种相互对立的游说集团在哪里？智库在哪里？独立博客在哪里？ 单单一位总统的捐款人就能左右这么大的事情？笑话 @whigzhou: 不妨做个思想实验，这事情要发生在现实中，会是什么样？ 我随便想了几点，你们也可以试试， 1）反应最快的，当然是股市，消息一传出，都还没等到其他天文学家的验证，航天概念股马上大涨，因为任何干预方案极大概率都需要发射东西上去，而且不会是小东西，可能要大堆大堆的发，然后，这轮涨势会顺着供应链一直往上游推， 2）接着，一大批生意人会从床上跳起来，因为谁都知道，这下大钱要从天上砸下来了，想想看，从迫在眉睫且确切无疑的灾难中拯救地球！哪个国会会在这种事情上抠门？这钱雨得多大啊，关键是，其中有多少能砸到我头上？此时此刻，所有生意人的脑子都转的飞快，往哪儿站才能有最大机会让最多钱砸在我头上？ 3）投资与游说行动会立即展开，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天文学家确认这个预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投资与游说活动中，头脑较冷静且腰包较鼓的那些，可能还会自己掏钱请独立专家评估预言的可靠性， 4）风潮一旦刮起来，其他潜在利益相关者也会随之挤进来，因为这么大的钱雨，不会只砸在生产系统上，会向周边领域大量溢出，大学，智库，顾问，律师，活动家，政客，都有机会从中捞一笔，无论捞是钱，声望，荣誉，权力，还是成就感， 5）当然也会有反面的机会，任何灾变预言在创造出一个拯救生态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一个相应的对立生态位，不妨称为安抚生态位，也就是去吃那些不愿意相信该预言的人的饭，这个生态位同样可以很兴旺，养活不少人， 6）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这两种竞争——同生态位下的竞争，和两个生态位之间的竞争——都将在各种市场机制下展开，你不可能只听到一种声音，除非你自己选择把耳朵堵上， 你觉得娱乐至死的媒体能挡得住这种浪潮？他们的老板难道不是生意人，为啥那么傻不想想有多少钱能砸到他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