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拿银行开刀是在玩火
辉格
2010年1月28日

上周，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针对银行业的最新监管措施，旨在限制接受联邦存款担保的银行从事自营交易、涉足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业务，同时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不至于“大得不能死”；这些措施大致上体现了前美联储主席、现总统经济修复顾问团主席保罗·沃尔克的监管理念，这一点，从奥巴马发表这些建议时沃克尔就站在他身边这一事实中，也可以看出。

对此举动，市场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股市应声下跌，银行股首当其冲；金融界和投资者的担忧不仅在于这些措施本身，更在于这显示出，沃尔克这位一贯的强硬管制派，在奥巴马经济政策团队中的地位很可能已压过萨默斯和盖特纳，而后两位的经济理念较偏中间，所提议的监管措施也相对温和。

在此之前，沃尔克的地位一直很边缘，其言论和主张无论在学界还是国会都少有呼应，而金融界更视之为洪水猛兽；他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和历史经验上都得不到支持，本次危机的根源在于不负责任的房贷经衍生品市场的风险放大和扩散，混业经营与此并无多少关系，除非禁止商业银行向投资者发行债券，否则风险扩散放大的途径并不会因分业经营而被截断；至于规模限制，迄今更未提出任何可操作的方法。

现在，奥巴马把这只一年来始终躲在冷僻角落里的猛兽放出来了；这是奥巴马经济政策的重大转折，这一转折，看来并不是出于他的经济和监管理念的突然变化，而是他在国会中期选举日益逼近之际，对民主党不妙处境所做出的反应。

上台一年来，奥巴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拿不出什么可以夸耀的成果；他当初能够当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危机所激起的选民对共和党的惩罚冲动，现在危机过去了，经济算是得到了稳定，甚至显出了复苏迹象，然而，多数评论都将主要功劳归诸伯南克和鲍尔森在关键时刻的果断举措，而奥巴马的功劳仅在于平稳延续了前任的政策。

在国际方面，所谓与伊朗坦诚开放的直接接触并未发生，而伊朗在西方联盟的虚弱面前越发嚣张，巴以和谈更已被彻底遗忘，关塔纳摩监狱的关闭也已无限期推迟，曾被左派寄予厚望的减排谈判更是一败涂地，种种曾被承诺的优先事项几无进展；而同时，在这一年里，先是近乎于恐怖袭击的胡德堡枪击案，紧接着又发生了圣诞炸机案这一911后最接近于成功的恐怖攻击，动摇了民众对奥巴马反恐政策的信心。

金融虽已稳定，资本市场也已回暖，但影响更大选民基础的就业却仍在恶化；旨在促进就业的7800亿经济刺激方案，在留下巨额赤字之后，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唯一的成果是在轮胎和钢铁制品上的贸易保护，这确实能讨好工会，但也在业界舆论和国际关系中留下了恶名，更不幸的是，由于贸易保护早已成了过街老鼠，此等成果压根拿不上台面来夸耀。

奥巴马迄今最大的战果，是医改法案在国会的推进，但却是以极高的政治代价换来的，或许不会低于小布什为伊拉克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不仅共和党人一致抵制，党内蓝狗因背离财政保守原则而冒政治牺牲风险，更背负了60%以上的民意反对率；由于医改关乎选民切身利益，是他们投票时的绝对优先考虑事项，高反对率很可能导致民主党中期选举的大败。

正是上述困境，迫使奥巴马寻找出路，而挑起争端、开辟新战场、转移视线焦点、让本方阵营在对抗中团结起来，恰是处于不利地位的政客摆脱困境的常用手法；对于这样一场挑战，金融家确是个合适的目标，这些高傲贪婪、浑身铜臭、秃顶腆腹、腰包鼓鼓的家伙，既不招中下层民众喜欢，更为自视甚高而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和文艺老中青所嫉恨，在好莱坞影视剧中的形象更是早就一塌糊涂。

金融家不仅被指认为危机的罪魁祸首，更因其接受政府的担保和救助，而在薪酬和风险问题上遭受道德攻击；奇妙的是，在这两个攻击点上，民主党的左派基本面和处于最右边的奥派与自由至上主义者达成了共鸣和呼应：左派说，政府必须担保和救助，右派说，政府不应担保和救助，然后他们一起说，你拿了担保和救助，就不能拿高薪和冒高风险。

可笑的是，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风险准备、存款担保、隐性流动性担保、以及联邦救助，都不是金融家向政府请求得来的，而是政府通过立法强加给他们的；承担道德和法律责任的前提自由选择，对于被强加的东西，无论是帮助还是负担，都无须背负道德责任，更无须因此而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

奥巴马或许选中了一个很有号召力的攻击点，但也是一个高度危险的攻击点，他是在玩火，如若玩过头，很可能丧失来之不易的经济回稳和脆弱的复苏前景；金融系统作为整个经济体的血脉，其反应之敏捷、影响之深广，皆为其它部分所不及，并且其反应大半基于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一旦人们确信这是动真格而不仅仅是宣传战，经济局面可以在一夜之间逆转。

不幸的是，许多人对金融的认识，还停留在“不创造实际价值，以兴风作浪为务的寄生食利者”这种蒙昧状态；若奥巴马成功煽起一场针对金融业的民粹主义运动，将是美国经济之大不幸，也是整个世界经济之不幸。

司法介入救不了中国足球
辉格
2010年1月21日

日前，国内足球联赛的假球丑闻有了突破性发展，警方专案组的侦讯对象，从裁判、球员教练、俱乐部官员，扩大到了足协高层官员，包括两位足协副主席和前裁判委员会主任，也就是此前一直在喊着抓贼的那些人。

对此，许多长久以来为足坛之肮脏黑暗而痛心、失望和疾呼的人士，都拍手称快甚至举杯相庆，在他们看来，期盼已久的司法介入终于有了实质性动作，而这样的介入对于打击黑幕、清理足坛，是必须的，而每一只黑手或脏手被抓住，当然都是值得庆幸的。

然而依我看，这杯庆功酒不仅喝的太早，而且喝错了；在导致腐化的激励机制改变之前，在保障透明诚信的行业自律机制建立之前，外部司法介入丝毫无助于净化足坛；曾几何时，人们也为大贪官的落网而欢呼过，现在还有人会为此而兴奋吗？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对行政腐败的介入不可谓不深，力度不可谓不大，行政腐败因此而减少了吗？

足球联赛如同其他市场组织一样，是各方在某些规则之下参与构建的合作体系，这一体系无论是人为设计的还是自发形成的，必须为参与者提供遵守规则的激励，和各方都愿意服从的约束和仲裁机制；这样的组织才是可以自我维系的，而非时时处处靠外力强行支撑和推动的。

外力充其量只能对某些偶发的、局部的障碍做些调节、干预和修补；这就像一个人能活着，他的几大生理系统必须有起码的维持自我运转的能力，否则，再高明的医生也没办法把一堆火腿肉捏成个大活人；遗憾的是，国内联赛正是这样一堆火腿肉。

源自西方的俱乐部和联赛体制，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组织，俱乐部是联赛的真正主人，他们有着平等的机会参与规则制订、重大决策和利益分配，而联赛组织运营方充其量只是俱乐部合作组织所雇佣的经理团队而已，其人选、绩效和收支都受组织成员的控制和监督。

在公司里，若想让一位核心员工克制短期行为，最大程度的将个人目标与企业利益相一致，主动遵守组织规则，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他成为股东，拥有对决策有影响力的股份；这不仅是分红激励的问题，更是一个能动性激励问题。

一个人对于他能够影响的组织，和他只能被动接受其规则、条件和结果的组织，其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后者，他只会考虑“我能从中得到什么？”，而对前者，他还会考虑“我能把它做成什么？”，要知道，许多人为了把某个东西做成他希望的那个样子，是甘愿倒贴钱的。

相反，若组织成员没有机会影响规则和决策，他便会倾向于短期利益和机会主义；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公司以外的组织，也正是该原理，使得大规模组织难以建立，拥有海量员工的大公司，要么其大部分岗位只需要短期激励和简易控制机制，要么采用多层次松散组织，每个分支拥有独立的规则体系和发展目标。

俱乐部联合会这种基于共同价值偏好的合作组织，对于为成员提供能动性激励，提出了高得多的要求，因而也普遍采用均分股份的方式，并将规模限制得很小，以确保成员的主人感。

然而，国内联赛体制仅仅模仿了形式和符号，作为组织运营者的足协，不是各俱乐部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而是一个外部官方机构，是一把无法被其成员所撼动的铁交椅，并对整个组织的规则、决策和运营拥有不受任何内部制约和审查的权力。

而同时，甚至许多俱乐部也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或受控于当地体委的附庸机构，许多投资者只是为了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而投资足球，并没有长期投身足球事业的理想和意愿；如吉利等真正具有足球热情的企业早就不堪肮脏而退出了。

这一点，从足球黑幕的发展过程也很容易看出，我们只听到足协官员在一次次严肃宣示、厉声责问、高喊抓贼，却从来没听说过那些本应是主人的俱乐部追问足协官员的责任，更看不到这些官员被传唤到各俱乐部所召集的听证会上回答质疑，相反，这些俱乐部只有点头哈腰噤若寒蝉的份。

现在，对他们的质问和审查终于来了，可惜，那只是来自比他们更大的官而已，这完全于事无补，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问责监督会有什么结果，人们都已经见过了。

从上周起，我开始了沿从化-新丰-翁源-始兴-南雄-南康-赣县-于都-瑞金-长汀-清流-明溪-三明-沙县-南平-建瓯-浦城-江山-衢州-龙游-建德-桐庐-富阳-...一线的冬日山地鼠窜，眼下行程已过半，一切顺利。

我避开了所有高速公路，和几乎所有地级市，穿越了从前线（从化）到前卫（始兴）到中转集散地（南雄珠玑巷）到大后方（赣南）直至大本营（汀州）的大半个客家区，并即将穿越闽西和闽北的武夷山脉东侧。

我在沿路每个县城都做了停留，至少吃了顿午饭，多半住上一两天，并为其中每个都安排两到六小时的逛街时间，顺便吃个早点或宵夜，最吸引我的是汀州，我走遍了他的每条巷子，我的步速很慢，脖子上也没有相机，大概没人会把我当作游客，那些地方也很少会有游客。

抽空写了几篇文章交差，但无法集中注意力来阅读和回复诸位的评论了，请谅解。

虚拟货币法律处境微妙
辉格
2010年1月20日

近日，韩国最高法院就文化部诉两位网游用户非法出售游戏币的案件做出了判决，撤销了此前的非法交易裁定和罚款处置；这是文化部近来限制虚拟货币进入实体经济的努力的一次失败，尽管该部官员很快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台阶：诉讼失败只是因为游戏币来源的不正当性证据不足，而该部针对虚拟货币的法令并未被判决推翻。

一些媒体将此判决解读为，虚拟货币从此在韩国取得了与传统货币相当的法律地位，而对于虚拟世界和虚拟经济，这提示了两个前景：喜的是，虚拟货币乃至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明确之后，虚拟经济获得了与实体经济对接的机会，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发展空间；忧的是，既然虚拟财产将被同等对待，它也将难以避免的成为司法管辖、行政管制和征税的对象。

后一前景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虚拟世界迄今所享有的自由太值得珍惜了；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如此轻易且无须流血的创造出许多个相互竞争的平行世界，而人们又可以如此低成本的在不同世界之间作出比较、挑选和切换，由此带来的制度竞争和创新动力，有望引发进化史上的又一次大爆炸；有记载的历史上，或许只有春秋列国的士子们，曾在较低的程度上享受过这样的机会。

理论上，凡存在利益冲突的地方，就有法律救济的余地，然而现实中的法律并非都由国家司法部门提供，更多的是由基于契约和习俗的私人秩序提供；比如你在俱乐部打桥牌，对方作弊，你通常不会去法院起诉，而后者大概也不会受理，虚拟世界中的利益得失多半也是这种情况。

私人秩序的好处在于竞争性，即便在同一群人中，不同秩序可以交错并行不悖，交易者甚至可以为每项契约关系选择接受不同的规则约束；业主协会、俱乐部、足球联赛、证券交易所、网游和电子商务平台，都是私人秩序的典范。

运营商为了吸引用户，必须制订良好的规则和有效的仲裁与执行机制，而虚拟世界的奇妙之处在于，这么做的成本比传统世界低的多，而用户的退出成本也很低，这就使得大规模的制度实验和汰选成为可能；如我们所见，短短十几年，虚拟经济已为我们奉上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美丽新世界。

相反，国家司法系统在辖区内拥有垄断性，尽管其强制力可以保障规则的执行，但垄断性和强制力使其很容易退化为侵夺个人权利和进行财富再分配的工具；因此，市场友善的司法系统，会懂得自我克制，不会将国家之手轻易伸入原本由私人秩序有效维持着的领域，即便在介入时，也以尊重和依靠私人秩序为宗旨。

在实践上，这体现为将契约自由原则置于极高的地位，同时在实体性裁决上奉行消极策略，将司法的作用限制于契约真实条款的识别、业内习俗惯例的识别与认定，并最终赋予这些规则以强制力；相反，若动不动就越俎代庖的裁定何种行为算是踢假球，何种交易算是内幕交易或关联交易，何种质量的产品算是次品或废品，这样的司法对市场是不友善的。

像虚拟经济这样新生而正迅猛发展的领域，纠纷、抱怨、混乱、种种现实与期望的差距，必定是大量存在的；然而，行政和司法者不应将改进的希望独揽于自己的规制能力之下，改进只能由运营商的创新经由市场淘汰和自我组织过程而达致。

对于运营商来说，在追逐经营目标的同时，应努力改善自己所运营的规则系统，并与同行合作构建行业秩序；在条件成熟之前，应避免与实体经济发生不必要的联系，以免在私人秩序尚未成为有效成熟的规范之前，便召来国家之手。

实际上，韩国文化部限制虚拟货币外部交易的良苦用心，或许恰在于保护虚拟经济，否则，不仅民法管辖会延伸过来，税务官会上门，赌博管制和现存的种种行业管制都将破门而入，那时候，所有运营商和用户都将叫苦不迭，却为时已晚。

当然，在利维坦已变得如此强大的今天，永远躲避国家之手是不可能的，虚拟经济的受益者们所能做的，是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之前，让虚拟世界变得更强大、更有秩序、更会自我管理。

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中坚
辉格
2010年1月15日

不久前，社科院社会学所发布了一份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中产阶级的薄弱：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中产阶级规模却只有22%，少于通常水平的一半。

当然，所谓“滞后”的判断，暗设了社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确切因果关系这一前提；姑且不论该假定能否成立，中产阶级的壮大对于社会稳定和制度进步的作用，已是广为接受的历史经验；所以，是哪些因素妨碍了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壮大？它蕴含着何种社会与政治含义？是值得探究的。

所谓中产，是拥有一些资产的人，这份资产须大到他足以依靠、弥足珍惜、悉心守护的程度，而又没有大到他能借此调动一大批人来专门为他服务，或为实现他的个人目标而工作的程度；这两条线一划，两头剩下的就是无产者和资本家了。

中产有产，也就有了可以失去的东西，既不像无产者“只能失去锁链”，也不像资产阶级可以失去很多而保衣食无虞，因而他们在行动上会倾向较为保守和稳健的策略；当人口中很大多数都采用如此策略时，整个社会的博弈环境会更有利于善意与合作。

和无产者一样，中产者的核心资产是人力，不同的是，他的人力资产市场价值更高，高的足以让他购置房产、负担子女的优质教育、购买医疗与养老保险，以及自己的不断再教育——这是对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措施，所有这些都给了他安全感和自信心，也改善了其面对雇主的谈判地位；对短期失业的承受能力、自我雇佣和小本经营的可能性，更强化了这一地位。

价格高也意味着难以被大批收买和操纵，也难以被全面买断而形成人身依附，而这些都是建立破坏性组织的基本条件；安全感、自信心、良好的教育、对各种信息和机会的广泛接触，这些都赋予了中产者独立思考、判断和行动的能力，也滋长了他们对参与超出熟人社会以外的公共事务的兴趣和能力；而同时，他们的财力又不足以去收买政客和操纵公共事务，而只能依靠个人的积极参与和自下而上的合作组织；这些条件，正是现代公民社会得以生长的适宜土壤。

中产者通常拥有房产，但又没有富到可以随意选择和更换居所，因而对教育、卫生、环境、治安等既关乎日常生活、又影响房产价值的社区事务，有着特殊强烈的兴趣，而作为业主，他们也有能力参与社区和城市治理；而同时，他们也是各级政府的主要税基，因而也是苛捐杂税的主力抵制者。

在恰当的制度条件下，这种从切身利益和所在社区出发、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是发展公民自治和稳定社会的良好途径；相反，若缺乏这样的途径，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开放而来的政治兴趣和参与冲动将被直接引向国家层面，其结果将是民粹主义，或是民粹与威权相互轮番推倒的拉美式动荡。

中国中产阶级的薄弱，直接归因于工资水平的提升远远滞后于GDP增长，而这一滞后又可归因于人力资产买方——也就是资方——的竞争不充分；广泛的准入管制和国企的垄断地位提高了资方的议价能力，而同时，民企所面临的恶劣信贷与融资条件、大量的歧视性政策，使得雇佣了2/3劳动力的他们无法提供有吸引力的薪资。

私人资本没有机会创造出足够多的优质工作岗位，拖累了工资水平的上涨，在人口形势已开始逆转的今天，这一滞后尤显突兀和刺眼；更不幸的是，由于城市政府垄断了土地供给，为高价出售人力资产而不得不聚居于大城市的潜在中产者，因高昂土地成本所导致的高房价，实际上被征收了一笔巨额的市民资格税，这是地道的中产税。

私营部门优质岗位的匮乏，生动的体现在近年来公务员考试的热烈踊跃之中，事实上，政府的弱预算约束和越来越强大的支付能力，已使它成为最有吸引力的雇主；然而，尽管有着优厚的收入和保障，财政供养人群并不是上面所界定的中产者，因为他们的优厚条件完全建立在与单一雇主的买断和依附关系之上，他们并未因此而获得更强的人力资产议价优势、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信心、和更强烈的社会参与和公民自治意识，当然，更不是重税的抵制者。

因此，在剔除财政供养人口之后，中产阶级的规模远比社科院报告所体现的更加薄弱，距离一个现代公民社会发育所需的水平还很遥远。

谷歌战略失当终结苦果
辉格
2010年1月14日

近日，谷歌宣布将不再对其中国境内服务器实施内容过滤，即便为此须付出关闭境内服务器和乃至整个大陆业务的代价，这意味着，为恪守他为自己所设定的行为准则，谷歌已决定放弃中国市场；多年来谷歌在中国市场的艰难开拓，他与网络监管机构之间日益复杂的拉锯战，以如此方式告终，这对于他的大批忠实用户、他历经磨难的中国团队、他的热忱而出色员工，都将是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

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这是一颗文化和价值冲突所结下的苦果，然而，价值冲突无处不在，所有跨国公司必须面对，而其中像谷歌这样悻然退出的却很少；谷歌中国过去几年来的变故，是其应对价值冲突的全球战略在特定条件下的自然延续，看来，这一战略并不成功；在欧美以外地区，当存在一个本土化竞争对手时，谷歌的表现都不好，而在文化和制度迥异的地区，他与监管机构的关系也很糟糕。

谷歌价值战略存在两个根本问题，首先，他错误的把最大程度拓宽言论自由度设定为企业目标，从而在许多文化和制度环境下，将自己置于毫无希望的冲突之中；实际上，在监控难以避免的条件下，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让监控规则更加明确和透明。

对于以信息采集和投送为业的搜索引擎来说，规则的暧昧和随意性才是最大的问题，它不仅让那些善于幕后交易和钻营取巧的竞争对手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更因为规则的不可言说，而将由过滤和屏蔽措施所带来的道德包袱乃至法律责任，从监管机构转移到了实际执行者头上。

这一点对于跨国公司尤为不利，由于他们还受总部所在地法律的约束，其不透明操作的空间更小；所以，谷歌应对监管的战略重点应是促使监管规则的透明化，以便获得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也免于为具体的过滤措施承担道德和法律责任。

跨国公司的多重司法管辖实际上可以帮助他贯彻该策略：如果在当地无法做到透明化，他可以积极借助本国的司法、听证和立法过程来推动透明化；由于他的几个重要竞争者也是跨国公司，必要时将被迫出庭作证，或出席国会听证，而监管措施的实际边界将不可避免的在此过程中被勾勒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在坚守价值理念的时候，谷歌错误的单方面拔高自己的价值标准，而不是将重点放在推动整个行业的价值标准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提升；这种独善其身的做法，虽保住了其“不作恶”的美名，在特定条件下却无助于现实世界按他的意愿改善，而同时却在商业上遭受了巨大损失。

可以相信，对于谷歌雅虎这些崇尚信息自由的新兴网络公司，绝大多数监控措施都会给他们带来道德负担，并在本土遭受舆论压力；当年雅虎便因邮件泄露案被搞的狼狈不堪，杨致远还亲自出面道歉；然而正是这一案件暴露了问题的要害所在：雅虎万分委屈的表示，既然公众和立法机构都十分介意监控措施，那为何不立法为此类措施设定一个适用于整个产业的可接受标准？却单单把雅虎挑出来讨伐一番？

对于以最高标准自奉的谷歌，最需要的正是此类立法，然而，他当初却没有响应雅虎的呼吁，从而错失了一次为整个行业设定价值标准的良机；他本可以理直气壮的告诉公众和国会：若要进入那些市场，必须采取那些监控措施，如果你们认为这些措施不可接受，那就立法禁止吧，那样我们定会遵守法律从而退出这些市场，当然，我们的竞争对手也会；相反，如果你们经过取证评估后，认为立法禁止的经济后果不可接受，那就无须再指责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些措施。

NexusOne只是个脚手架
辉格
2010年1月7日

作为信息技术现阶段发展的领头羊，谷歌的一举一动都引人关注，早在2007年谷歌发起成立开放手机联盟之前，就有了关于GPhone的传闻，08年G1的推出一度平息了猜测，最近数月传闻再起，现在答案终于揭晓，谷歌果真推出了他自己的手机：NexusOne。

对谷歌这一行动，业界有许多质疑，他到底想干嘛？搭建平台、开发操作系统、推动手机网络应用，这些难道还不够？好不容易拉上了Moto和HTC这些Android重量级支持者，就不怕把他们吓跑？况且后面还有几十家终端制造商排着队推Android手机，他们会怎么想？这样急不可耐的越界抢地盘不是跟当初微软蚕食桌面应用一副德性？

这些质疑确有其道理，不过我还是相信，谷歌推NexusOne的意图，不是要抢终端商的饭碗，他不会把手机销售当作一项重要业务，更不会是一个利润中心；产品发布前后的种种迹象都支持了这一点：他没有采用低价促销手段、没有尝试进入零售渠道、甚至很可能刻意限制销售对象和范围，也没有一个深厚长远的产品系列规划，总之，他没指望卖掉太多NexusOne。

NexusOne的意图，在于为手机配置树立一个新标杆；毫无疑问，和Chrome一样，Android已在谷歌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他现在最迫切的，是让Android用户尽快享用到目前技术条件所带来的最新可能性：地理敏感应用、语音界面、图像识别、多媒体搜索，等等。

可以相信，谷歌出色的创新团队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丰富而强大的武器库，其中不乏潜在的杀手级应用，而众多的Android第三方开发者也都磨刀霍霍跃跃欲试；必须让这些应用尽快找到能跑起来的终端，才能赶在iPhone一统天下之前，迅速提升Android的号召力，不仅是对消费者的号召力，更是对应用开发者的号召力。

然而这一战略推进却遇到了现有合作模式的掣肘，终端制造商在市场细分、产品定位、成本控制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判断和规划，资源储备和技术路线也各有不同，不可能满足谷歌的全部手机配置期望，更糟糕的是，有时制造商为了迎合运营商的要求，甚至会故意压低乃至排除某些配置。

像手机应用这种面向百万甚至千万级海量用户的软件，相比于针对特定客户的定制应用，开发者的考虑重点是十分不同的，他们必须对手机的软硬件配置有一个清晰的假定，每项功能乃至每条语句都要以此假定为前提：地理敏感应用必须假定有随时处于激活状态的GPS，语音界面必须假定有背景麦克风，按图像搜索必须假定有自动对焦摄像头，等等；保守的做法是以行业标准配置为假定，但这样一来许多高端应用便没法做了。

NexusOne的出现表明，谷歌已经等不及了，尽管Moto的Droid配置已经很高，但显然仍不能让谷歌开发者满意；NexusOne将手机配置标准抬高了一大截，许多指标大致相当于两三年前笔记本的配置，并在多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光/磁/重力传感器、语音降噪所需的背景麦克风、支持高速WiFi的802.11n；其中802.11n尤其值得关注，这是该标准首次在手机上得到支持，也是运营商十分忌讳的东西（甚至HTC都没把它列入特性表），将带给我们很多想象空间。

虽然谷歌不会指望卖出太多NexusOne，但他一定希望它能到达每个Android开发者和深度应用者的手里；一旦有若干重量级新应用找到合适的终端跑起来，大批粉丝就会深度挖掘这些应用的潜力，并把他们的体验和汹涌而来的可能性传播出去，这将反过来逼迫终端开发商为这些应用提供支持，也就是满足谷歌的配置要求；只要做到这一点，谷歌的目的便达到了，到那时，NexusOne这个脚手架也就可以拆除了，就像当初的G1。

企业与团队，谁是铁打的营盘？
辉格
2010年1月6日

胡舒立带领近乎全班人马从《财经》出走，已成为新闻界轰动一时的大事，现在，业界两个月来的期待和揣测终于有了答案：她的团队已入主《新世纪周刊》，并迅速推出了首份试刊。

这一事件最吸引我的地方是，胡舒立的团队在整个充满周折和不确定性的变动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凝聚力和工作状态，从财新传媒开业、中大聘任、“我们网”开通，直至最后新刊揭晓，始终保持热度并处于聚光灯之下，一个团队能做到这样，着实令人惊叹。

这当然归之于胡舒立的个人号召力和组织力，和她作为新闻巨子对群众眼光的调动能力；然而，除了这些个人因素之外，突出的团队凝聚力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呢？或者说，我们的产业环境和企业发展程度，是否处于一种团队优势于企业的状态？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乐百氏的故事，何伯权和他的五人团队出走之后，乐百氏便一蹶不振；在后来的达娃之争中，也可清楚的看到团队与企业的关系，达能奈何不得娃哈哈，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宗庆后对营销团队的有效控制，若逼退宗氏，达能只能拿到一个乐百氏式的空壳。

随着第一代创业完成，产业走向成熟，资本化和金融化快速发展，投资与经营日益分离，职业经理人兴起，这一系列并行交错的进程中，乐百氏式的故事反复上演；团队强势，莫非是这一阶段无可回避的特点？抑或是制度环境和资源禀赋使然？这值得投资者们细加思量，因为团队与企业冲突所带来的风险，多半要由他们承担。

在经济学家看来，企业无非是完成某种生产所需的一堆资源，经由交易或契约关系而组合在一起，而企业家的工作，是为特定生产找出恰当的资源组合，然后从市场上买来或租来这些资源从而实现这一组合；从这一角度，看不出团队离合会带来何种冲击，缺什么花钱买呗。

而在组织行为学看来，企业和团队都是一种目的性组织，一群抱有各自目标的人，经由恰当的激励和控制机制组合在一起，其行为被该机制引向一个共同目标；企业的每个雇员，都有着自己的人生规划、事业追求和收入期望，进入企业，是因为他相信能在这个组织中实现自己的目标；问题是，他的这种信心托付给了谁？

如果他所信任的是具体的个人，那么他只是跟着老大混的团队人，而不是企业人，如果企业的重要雇员都是跟着老大混的，那么实际上存在的组织就只是团队，企业不过是一堆东西；所以，只有当组织目标和相应的激励控制机制都实现非人格化之后，企业才能成为一个可自我持续的有机组织，一个铁打的营盘。

在现代企业兴起之前，除了家族和教会之外，能够实现非人格化的组织非常罕见，绝大多数越出家庭的人都是跟着老大混的；所以，在企业历史尚短的中国，团队强势似乎并不出奇；试想，如果一个企业的目标完全与老大个人目标重合，重大决策都是老大说了算，奖金提薪升职老大做主，组织内地位依你与老大的亲密程度而定，那么，你们当然都是老大的人。

由于市场所依赖的会计核算和民事责任都以企业为界，如果企业不能压倒团队，便难以进入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其价值也无法充分实现；然而，非人格化对企业制度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决策机制与个人目标脱钩，激励机制与个人关系脱钩，团队合作与私人友情脱钩，这些都需要大量细致的管理制度来实现。

其次，非人格化也有待人力市场职业素质的提高；所谓职业素质，并不是指个人水平有多高，而是指职业能力的标准化，即，一个陌生人能否在缺乏私人交往史的条件下，容易的判断你是否能胜任某个岗位，这意味着，只要把你放进那个岗位，无论企业背景、业务模式和同事状况如何，你都能顺利开始工作。

目前的国内人力市场远未满足这一条件，我估计，跨国公司为了达到这一点，宁愿为相似的岗位支付三到五倍的薪酬溢价；若做不到这一点，雇员的职业能力只能由同事和上司通过实际经历来识别，而这些私人知识是无法传播和分享的，结果就是团队锁入：当你获得相当职业成就之后，却发现再也离不开老大了，你的能力专长品性成就只有老大了解并赏识，也只有他知道怎么用你，离开他你就是张白纸。

上面两点都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然而我们还面临一个制度性障碍，或许正是它妨碍了企业的非人格化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缺乏产权保障，没有安全感，随时面临来自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准入管制、清理整顿、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甚至国有化的风险，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必须留一手，随时准备金蝉脱壳，而团队恰是他们留得青山在的避风途径，公司可以被关门，牌照可以被注销，团队却可东山再起。

索马里海盗困局出路何在？
辉格
2010年1月4日

新年伊始，一度在各大国展开护航行动后有所收敛的索马里海盗再度出击，元旦当天连劫两船，49名船员遭绑架，其中包括5名中国籍船员；过去两年中，在国际力量的打击下，索马里海盗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坚韧性、灵活性和战术调整能力，虽几度收缩，但每次受挫之后都能找出新的位置和方式，出奇制胜，08、09两年都实现袭击次数翻番。

据专业经营海盗险和绑架险的HISCOX公司统计，过去十年绑架案增长三倍以上，平均赎金从每船100万美元提高到200万，该公司海盗险保费收入增长十倍以上，其中大部分归因于索马里海盗；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海外被绑架者的国籍排名中，中国人赫然居首；惊讶之余，不禁让人怀疑，现行国际秩序究竟能否为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提供可靠的安全环境？

自从1991年巴雷政权垮台之后，索马里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按流行说法，索马里之成为海盗窝，除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无政府状态下的社会混乱、武装团伙横行是主要原因；然而，这种观察是肤浅的，海盗孳生确实与无政府状态有关，但无政府并不意味着索马里社会毫无秩序、法律与规则荡然无存，处于无法无天的丛林状态。

索马里的独特状况，近年来吸引了一批人类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高度兴趣，他们的深入研究表明，实际上，尽管缺乏政府体系，索马里基层社会有着良好的习惯法系统和社会秩序，这一法律和秩序维持了索马里经济生活的运行，在许多领域甚至有了不错的发展，总体发展情况要好于巴雷政权22年统治下的状况，也好于许多非洲国家。

拿海盗行当来说，劫船勒赎在索马里已发展为一门结构复杂、秩序井然、且颇具规模的产业，绝非小股乌合流寇杂乱无章的各自为战，从事者不仅分工精细，还吸纳外部投资和散户入股，数十家海盗公司的股份还在集市上交易；获利者不仅将资金投入合法产业，甚至资助当地医疗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务；他们在东非区域经济中表现活跃，广泛投资于肯尼亚和吉布提实业和地产，据说过去5年已将内罗毕房价推高了3倍。

索马里过去十年的经历，实际上是其向传统部落社会结构回归的过程；如同其它许多非洲国家一样，现代政府是由一小批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和军事强人强加在传统部落结构之上的一个缺乏根基的表层装置，其维系极大的依赖外部支持，先是冷战双方的竞争性援助，后是针对资源供给的保护性援助。

冷战结束后，此类政府大都垮台了，那些成功重建现代政府的国家，要么因其富产资源而得到了新的保护性支持，要么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上多少获得了些成功；然而索马里既没有重要资源，部落结构也完整保存，因而这个社会十年来始终顽固的抗拒着现代主权政府的重建。

或许正是因为良好保存的习惯法足以提供日常生活和经济运行所需的秩序，人们对主权政府没有需求，而早先政府的不佳表现更使它在那里不受欢迎；因此，海盗问题所揭示的，并非混乱状态与国际秩序的冲突，而是习惯法下的传统部落秩序与主权政府下的现代秩序之间的冲突。

现行国际法体系的一切规则皆以主权政府之存在为前提，在索马里，部落、氏族和家族等传统社会单位事实上主导着部落地区的结构，却无法成为合格的国际法主体，而被接受为主体的所谓临时政府实际影响极为有限；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区的情况也大致相仿，因而同样难容于国际秩序。

和日耳曼习惯法一样，在索马里的Xeer习惯法中，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法律保护不是天赋的，而是个人因生活于该习惯法下，因认同、遵守和共同执行其规则而获得的，是他与社会其它成员的契约；因而，那些生活于共同习惯法之外、其行为不为Xeer法所约束、从而与部落社会不存在契约关系的“外人”，或者那些因拒绝遵守规则而被逐出法外的族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在索马里人看来，公海上船只的船员和货主便是法外之人，所以，他们的海盗行为既不会受习惯法所约束，也不会给他们带来负罪感；如果我们回顾近代以前的海上贸易，那时封建法之下欧洲人对待海盗行为的态度，与今日索马里人十分相似，许多诸侯乃至君主都资助和入股海盗冒险家，甚至以此为主业，毫不以此为耻。

两种法律体系的根本冲突，使得部落社会无法与主流国际社会共同建立国际秩序，从而在两种世界的夹缝空隙之间，留下了匪盗和恐怖主义的温床；西方国家的应对策略，迄今仍多半局限于在部落区扶植现代主权政府，配以现代化建设援助和武力打击，而忽视了如何与原有部落结构和法律系统对接。

这一策略是失败的；彼得雷乌斯在2007年接管伊拉克战区之后，成功扭转乱局，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认清了上述秩序冲突，并采用了恰当策略，他征召了大批人类学家去摸清伊拉克的部族结构，据此而制订了此后大获成功的“安巴尔觉醒”行动，该行动绕过主权政府而直接与部落、家族和教派达成交易与合作，激励并资助后者驱逐恐怖组织。

海盗困局的出路，需要类似的努力，若要索马里部落放弃海盗行动，必须为他们提供一种限制海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就要求国际各方在尊重当地习惯法的前提下，直接与在部落秩序结构中真正发挥作用的组织单元——部落、氏族、市镇等——达成交易、作出契约性安排，而不是去赞助和强化一个渺无希望的主权政府，后者只能抑制和破坏传统秩序向良性方向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