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持枪权的争议中，焦点常常落在枪支的自卫功能上，即便限枪派也会承认，这是值得考虑的需要，然而，拥枪派所提出的另一个理由——维持民间武力以对抗可能出现的暴政，却常常被嗤之以鼻，许多人都认为，以个人轻武器对抗现代军队和国家机器，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轻武器当然无法对抗现代军队，但未必不能在防止暴政上起作用，因为暴政不是一夜间冒出来的，在它发育的过程中，不大会从一开始就动用最强大的工具来对付所面临的挑战，假如在暴政苗头刚刚显露时便遭遇轻武器和松散组织的抵抗，完全有可能被吓的缩回去。
假如你对这一分析不以为然，请看下面这个案例，摘自Jared Diamond的《崩溃》（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第一章（故事发生在蒙大拿州）：
在比特鲁谷，激进的右翼保守派人士都是国民自卫队成员，这个组织由当地一些拥有土地(more...)
在比特鲁谷，激进的右翼保守派人士都是国民自卫队成员，这个组织由当地一些拥有土地的人组成，配有武器和弹药，拒绝纳税，禁止别人踏上他们的土地。……这种政治态度的后果之一就是比特鲁谷人反对政府在此进行土地划分或规划，土地所有人认为自己有权对私有财产做任何想做的事。……
1993年，斯蒂夫·鲍威尔在拉法利郡担任委员时，曾召开公共会议，开始讨论关于土地用途的规划，并鼓励大众都来思考这一问题，然而，顽固的民间武装组织闯入会场，公然用武器威胁其他居民，斯蒂夫也因此在后来的选举中败北……
前年，在对洪都拉斯宪政危机的评论中，我曾指出，对于支持宪政结构的倒底是哪些东西，或者，某个元素在维持宪政结构中是否有价值，不能仅从它在政治生活的常态中去寻找答案，而更应从那些难得出现的“边界事件”中去观察，许多基础性元素，在平时基础结构未遭遇挑战时，人们常常看不清它们的价值，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似乎连想象它们都是荒谬的，但你不能因此说，它们是没用的。 我想，持枪权的政治意义，大概也属于此类。 我对持枪权的更多评论，参见旧文《美国枪声再起》。（按：对于卖场进场费，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它是一种榨取消费者剩余的觅价手段，类似于会员制俱乐部的会员年费，这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在后台业务中，供应商其实处于买家的地位，而大卖场确实具有相当的垄断地位，在本文中，我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它听上去有点像Google拍卖广告位的做法，尽管实现方式很不一样，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解释并不是互斥的。）
大卖场与供应商纷争不休为哪般？
辉格
2011年2月18日
去年12月，家乐福与康师傅的价格对抗一度将零供关系的紧张推上台面，此后，多家大卖场被举报或查出标签价与结算价(more...)
（按，我对格雷欣法则的表述与标准形式不太一样，但原理是相同的，我认为我的表述更形式化，也更一般化，因而也将提示更多的应用场景。）
港澳旅游业的劣币逐良币过程
辉格
2011年2月17日
春节期间，接连在香港和澳门各发生了一起游客与导游之间的冲突事件，第一起是双方互殴，结果旅行社破财消灾、息事宁人，第二起据说是游客单方面殴打导游，结果引发导游同行群情激愤，恐怕要打一场官司了；受此事件震动，一些呼吁行业自律和自保机制的声音再度在港澳旅游业界出现，甚至包括了建立游客黑名单之类的提议。
自02、03年内地赴港澳旅游的限制逐步解除以来，内地游客大量涌入港澳，导致港澳旅游、博彩和零售业的迅速增长；伴随这一增长，内地游客与导游间的冲突和暴露港澳导游不良言行的丑闻也在不断增(more...)
许多朋友以为我在玩文字游戏，说了一大堆只不过是借助句式转换让原本显明的道理变得绕舌。
对此反应，我颇有些沮丧，好吧，让我换个方式再表述一遍，我的核心观点是：
无论在乞儿问题上做何立法改变，都不是在为儿童创设权利，而是在为儿童与父母之外的第三方创设权利。（A）
这一区分有着根本的重要性，绝非文字游戏，因为它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
此等立法的主张者不能正当的宣称他们在试图改善儿童的处境/福利/命运…，而只能宣称他们在改善自己的处境/福利/命运…（B）
这是因为：
儿童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因而外人无从判断一项改变是改善还是恶化了他的处境/福利/命运…（C）
（B）和（C）的表述在直觉上可能更容易理解，或许假如最初我就这么说事情就简单了，我选择了（A）是因为它与我的权利理论更加连贯，更少使用新词汇，不幸的是，它变得绕舌了，而实际上并不难说明，它们是等价的：
权利是行为的边界，但它是一种特殊的边界，是一种将某个人的意图作为其开关钥匙的边界，(more...)
无论在乞儿问题上做何立法改变，都不是在为儿童创设权利，而是在为儿童与父母之外的第三方创设权利。（A）
这一区分有着根本的重要性，绝非文字游戏，因为它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此等立法的主张者不能正当的宣称他们在试图改善儿童的处境/福利/命运...，而只能宣称他们在改善自己的处境/福利/命运...（B）
这是因为：儿童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因而外人无从判断一项改变是改善还是恶化了他的处境/福利/命运...（C）
（B）和（C）的表述在直觉上可能更容易理解，或许假如最初我就这么说事情就简单了，我选择了（A）是因为它与我的权利理论更加连贯，更少使用新词汇，不幸的是，它变得绕舌了，而实际上并不难说明，它们是等价的： 权利是行为的边界，但它是一种特殊的边界，是一种将某个人的意图作为其开关钥匙的边界，缺乏这一特征，它就不是权利了，比如： 你不能进入某个果园，这有几种可能的原因：1）它与你之间隔着一条你无法跨越的河，2）果园里住着个人（甲），他不愿意让你进去，而你又打不过他，3）甲不愿意让你进去，而他有这个权利。 在第1种情况下，决定你能否入园的，是你的能力与物理障碍之间的对比，第2种情况下，则是你们之间的力量对比，而在第3种情况下，这取决于一条规则，而这条规则将判定任务交给了甲的意愿，而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断定：是甲而不是别人拥有这项权利（阻止他人进入果园）。 好，现在我们将该意愿从决定过程中剥离，那将是第4种情况：4）存在一条规则，规定任何条件下你都不得进入该果园。
此时，我们不能再说这是一项由甲所拥有的权利了，因为现在阻止你进入果园的，不再是甲的意愿，而是这条规则的主张者或制定者的意愿了，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点，考虑另一个例子： 假如你身处1850年的英国，你不能说“女王是个婊子”，这不是因为女王会对此感到不快，她或许讨厌这句话，或许相反，觉得它挺有趣，但这丝毫不影响你说这句话的行为所遭遇的障碍，因为存在一条规则，规定你无论如何不许说这句话，不管女王是否同意。 那么，我们还能不能说：女王拥有“阻止他人说她是个婊子”的权利？或者，这条规则是在保护女王的福利？在我看来，显然不能这么说，因为女王完全可能很乐意听这句话，这条规则所保护的，是其主张者的权利，或许他们认为，辱骂女王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或损害了他们作为女王臣民的荣誉，或者其他什么，总之，该规则体现了他们的意愿，相反，这一过程完全无关乎女王本人的意愿。 类似的，那些禁止与弱智女孩发生性关系的规则，禁止带未成年人离家出走的规则，等等，都没有将这些主体的意愿引入是否阻止某项行为的决定过程，相反，它们所可能引入的，是且仅是规则主张者的意愿。 但愿我说清楚了。 最后，我承认，当我坚持以否定句式来定义权利这一做法时，确实出于某些价值观，不妨称之为宽容原则，或自由原则，或行为空间最大化原则，它意味着：除非与另一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否则无须对某人的行为施加限制，即，在开始限制某人的行为之前，必须先说明这些行为正在或即将损害谁的哪些利益。
而为了展示这一说明的可信度，首先，主张应由利益主体提出，其次，主张者要提交证据显示他们为避免这种或类似损害曾付出过某些代价。
用工荒还要持续多久？
辉格
2011年2月16日
新年伊始，多项报道和调查显示，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再次遭遇用工荒，其程度看来已超过去年；如何看待这一轮民工荒乃至整体性劳动力紧缺？它还将延续多久，是季节性紧缺还是长期趋势？是通货膨胀在推动还是人口变迁的后果？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将影响企业的生产安排和投资决策，也是我们观察宏观波动的一个好窗口。
其实，劳动力市场的紧缺状况在去年一整年都在持续，自从金融危机高峰期的恐慌性紧缩退去，在随后为补充危机中被清空的库存而引发的订单反弹中，已出现过一次令企业措手不及(more...)
在讨论乞儿问题的那篇文章中，我分析了支持司法干预的几个理由，其中第三个我说的很简单，那是因为在此问题上我已经说的太多了，在过去的文章里，我已反复说明：价值主张本身不能作为改变权利状态或创立新权利的理由；但从获得的反应看，有些地方或许还需要进一步澄清。
在前一个回复中，我没有纠缠于“儿童是不是父母的财产？”这个问句的句法，而直接改写成我认为恰当的句式并加以回答，现在我意识到，或许症结恰在这里。
芝诺（Zeno of Elea）和公孙龙的故事，都曾给我们展示过，语义上不合法的问句，如何搅乱我们的脑筋，让我们“纠结”，让原本平凡的观点显得“惊世骇俗”。
“儿童是父母的财产吗？”这个问句暗含的质问是：你怎么能把一(more...)
正如所谓“动物权利”不是动物的权利（注：这里的“XX的”是所有格），因为无论儿童还是动物，都不是权利的合格主体。
对我在乞儿问题上的观点，3nt评论道：
1 先要确定儿童是不是父母的财产。
2 儿童行乞是否损害了行乞儿童本身的权利
我的回答是：
1）儿童不是财产，涉及他们的人身权利也不是财产，尽管人身权利和财产权都是权利，但它们并不等同；
2）涉及某儿童的人身权利，不由该儿童所拥有，而由其父母拥有，即，该项权利的主体是其父母；
3）因为该权利属于其父母，因而不可能被其父母所侵犯，任何人可不能侵犯其自己(more...)
1 先要确定儿童是不是父母的财产。
2 儿童行乞是否损害了行乞儿童本身的权利
我的回答是： 1）儿童不是财产，涉及他们的人身权利也不是财产，尽管人身权利和财产权都是权利，但它们并不等同； 2）涉及某儿童的人身权利，不由该儿童所拥有，而由其父母拥有，即，该项权利的主体是其父母； 3）因为该权利属于其父母，因而不可能被其父母所侵犯，任何人可不能侵犯其自己拥有的权利，这可以由权利的定义引出，详见下。 人身权利是一种排除性权利，当我们说某甲拥有某项人身权利时，意思是，除甲以外的任何人，非经甲之同意，不得对乙实施某些行为，通常，甲和乙是同一个人，但涉及儿童权利时，甲和乙是不同的人，即这项权利是“针对”乙的，但它是由甲“拥有”的。 这里的要点是，当我们识别一项权利由谁拥有时，不是看此项权利所规制的行为的实施对象，而是看控制这一排除的主体，即，任何人要实施受规制行为，须征得谁的同意，若未征得同意而实施，谁将有权加以矫正，或谋求司法救济，若获得了救济，补偿将由谁获得？ 显然，在儿童权利问题上，这些“谁”都只能由父母代入，类似的，在“动物权利”问题上（无论该权利是否能确立），这些“谁”也只能由某些自然人、组织或政府机构，而不是动物代入。 权利对象与权利主体的分离，在财产权上是常态，即便在人身权利上，也并非罕见，比如，在有刑法的社会中，公民生命权利的对象和主体就是部分分离的，它由公民本人和国家（state）共同拥有，因而，任何人要实施“杀死乙”这一行为，不仅要征得乙本人的同意，也要征得国家的同意，否则，即便乙或乙的利益相关人不起诉他，国家也要起诉他。 实际上，通过创立刑法，国家将公民的生命权利部分国有化了，所以，我们的问题可以重新表述为：你是否赞成国家将原本由父母拥有的儿童权利部分国有化？ 我的回答很明确：否。 原则上，我也不赞成对生命权利已经实现的国有化，不过考虑到其悠久历史和稳固地位，我也就懒得大张旗鼓的反对了。乞儿干预欠缺理据
辉格
2011年2月14日
近日，一场“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公益活动，引发了是否应对儿童乞讨现象进行司法干预的热烈讨论，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支持或反对干预的理由，大体上，支持干预的意见在舆论中占据了上风，不过，在仔细考察支持者所提出的理由、证据和论证之后，却可发现，尽管许多论证都有其道理，但还不足以构成支持一项司法改变的理由。
一种观点认为，依人之常情，一般父母不会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去乞讨，所以，当我们看到有成人带着孩子乞讨时，十有八九这些孩子是被拐来的，或者即便是收养的，也显然违背了他们当初的收养承诺；因而，儿童乞讨这一事实本身构成了司法介入的理由，因为它是存在拐骗犯罪或收养违约的强烈信号。
这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作为其前提的那个判断，缺乏经验支持，实际上已经有调查显示了相反的证据，许多甚至大部分带(more...)
（按：文章写完第二天一早，就听到诺基亚和微软的联盟宣告，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条死路，我也不大看好，但我不认为这是个轻率的决定，这个选择很痛苦，但比不做任何选择要好一些，可以说诺基亚娶了个又丑又悍的老寡妇，但也没办法，靓女都嫁掉了嘛，毕竟微软还有些重要资源，还不是条破船，Exchange/Live/Bing都是诺基亚所缺的，对这对夫妻，我最期待的亮点将来自Ovi与Live XXXs，特别是与LiveMesh（它还活着吗？）的结合，那将是云计算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诺基亚的困境
辉格
2011年2月11日
最近，上任已五(more...)
今天，还有几个人关心二十年前在东欧所发生的事情？有多少记者在全面细致的回溯那段历史？有多少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在研究那段历史？假如有，他们的工作有多少人会有兴趣看上一眼？
据我所知：极少。
但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有无数人屏气凝神，侧耳倾听，抱着收音机躲在被窝里，捕捉着来自东欧的每一丝信息，逐字逐句的读着每一条能找到的报道，似乎他们果真愿意投入极大的精力来弄清其中的状况……
很明显，今天有着好得多的条件以低得多的成本去看清那段历史并得出一(more...)
兔子的名声不大好，人人都知道他是花花公子，而他的头像也总是被印在那些廉价皮带上……
后来他泡了嫦娥，结果被玉帝关进了广寒宫……
他唯一的能耐是跑得快，可这通常并不被视为美德……甚至不是成功的保障……
他是纯正的哺乳动物，不过据说在某些特别的日子，他居然会下蛋，真是不可救药……
越南人拒绝了他，有人说是他们没见过兔子，也有人说他们把“卯”听成了“猫”，其实他们只是讨厌兔子……
……
我已经说了他这么多坏话，可无论如何，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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