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已经有好几个朋友问过我：什么是科学主义？我一直苦于手头没有一个恰当的例子，现在有了。
以下言论摘自松鼠会最新文章《碘盐争议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与争论焦点》：
这场碘盐之争，人们有没有“选择权”是没有意义的。有了“选择权”，人们依然需要可靠的科学基础才能正确选择，否则就只能被谣言所左右。
科学主义者常无法理解，选择的自由，包括作出愚蠢选择的自由，作出会在事后让自己后悔的选择的自由，听信谣言的自由，拒绝任何权威包(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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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7月发表的文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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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好几个朋友问过我：什么是科学主义？我一直苦于手头没有一个恰当的例子，现在有了。
以下言论摘自松鼠会最新文章《碘盐争议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与争论焦点》：
这场碘盐之争，人们有没有“选择权”是没有意义的。有了“选择权”，人们依然需要可靠的科学基础才能正确选择，否则就只能被谣言所左右。
科学主义者常无法理解，选择的自由，包括作出愚蠢选择的自由，作出会在事后让自己后悔的选择的自由，听信谣言的自由，拒绝任何权威包括科学权威指导的自由。韩国传教士为何这般狂热？
辉格
2010年7月27日
近日，一名韩国传教士因为被怀疑有传教活动而在利比亚遭拘捕，利比亚还因此而中断了在韩国的领事业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传教活动而导致韩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外交冲突了，过去几年，在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约旦等等国家，都发生了韩国传教士遭地方武装绑架或被当地政府驱逐的事件。
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积极盟友，韩国向伊拉克和阿富汗派出了不少重建和援助部队，同时也有许多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前往帮忙，其中便以教会组织居多；他们所招惹得外交风波常将韩国政府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尽管后者屡次劝阻境外传教活动，但由于基督教已成长为韩国第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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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传教士为何这般狂热？
辉格
2010年7月27日
近日，一名韩国传教士因为被怀疑有传教活动而在利比亚遭拘捕，利比亚还因此而中断了在韩国的领事业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传教活动而导致韩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外交冲突了，过去几年，在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约旦等等国家，都发生了韩国传教士遭地方武装绑架或被当地政府驱逐的事件。
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积极盟友，韩国向伊拉克和阿富汗派出了不少重建和援助部队，同时也有许多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前往帮忙，其中便以教会组织居多；他们所招惹得外交风波常将韩国政府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尽管后者屡次劝阻境外传教活动，但由于基督教已成长为韩国第一大宗教，而且基督徒选民十分在意候选人的信仰，因而政府也是投鼠忌器，不敢过分压制。
无论以绝对数还是人口比例计，韩国都已成为仅次于菲律宾的亚洲第二大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异常活跃，不仅体现在信徒人数的庞大，更体现在信徒们高昂的宗教热忱，新教派的大量涌现，和积极甚至狂热的对外传教活动；韩国各教派共向海外派出了两万多名传教士，这一数字仅次于宗教基础最为深厚稳固的美国。
这一景象，与我们在韩剧中所看到的那个韩国似乎大相径庭，在许多人眼里，韩国是一个保留了儒家传统的社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被华夏文化熏陶了两千多年的韩国社会，如此热情的拥抱基督教，并在对外传教上表现出这般狂热？
答案或许就在问题之中，韩国基督徒所表现出的积极和热忱，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急于想摆脱自己身上难以抹去的东方印迹；一旦决定投入西方基督文化的怀抱，那些挥之不去的儒家文化和佛教传统，似乎就成了他们身为基督徒的先天不足甚至历史污点，就像文革中那些出身不好的资本家子弟，为了向组织证明自己的忠诚和坚定，也表现出异常的决绝和狂热，不惜与父母反目成仇，而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更是冲在最前面——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吧！
这种狂热常常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传教者们会故意去招惹和激怒异教地区的民众和政府，诱使他们来迫害自己，以便获得受难、殉教、最终成为圣徒的机会；这在外人看来好像难以理解，但确实广泛存在于那些处于扩张期的教派中。
纵观各种教派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类似的狂热其实普遍存在于各种新兴的教派、新近皈依的信徒，以及刚刚从异教统治中获得解放的教区；比如西班牙，在与阿拉伯王朝长达七百年的拉锯战之后，西班牙文化和语言已深受阿拉伯影响，于是，一旦基督教得以光复，西班牙基督徒变得极为狂热，他们急于要与这段历史和它所留下的痕迹彻底决裂，因而在对外传教、征服、迫使殖民地该宗、在欧洲迫害新教徒、审查消灭异端等方面，都表现的非常积极。
对于传统教区的信众来说，教徒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他从其所成长的文化环境中未经思考和选择而自然的获得了信仰，既然不是自己的选择，也就无须为此而辩护和证明，因而信仰问题通常不会给他带来焦虑；然而，新教派的加入者、新兴教区的皈依或该宗者，就很难避免这种焦虑了；首先，如上所述，他需要与他所来自的那个文化传统划清界线，其次，他还要时刻应付来自他身边的异教人群的种种鄙视、嘲讽和非难。
正是这种对抗性的氛围，激发和强化了他自我辩护和自我证明的冲动；由于宗教信条和戒律常常与习俗、常识和理性发生激烈冲突，新皈依者必须有坚韧顽固的自我辩护能力才能坚持下来，这就是他们为何总是那么狂热的缘故，因为非如此者早就放弃退出了。
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人一旦陷入自我辩护的循环，就能够堂然无视一切反面证据，他们总是能通过各种神奇的迂回曲折，将旁人看来明白无误的反证，解释成自己信仰的又一次确证，或者对手垂死挣扎般的捏造和诋毁；在这样的循环中，他的认知能力、想象力和思维的空间，也就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自我辩护和它所激发的狂热对于宗教传播的重要性，在预言问题上体现的最充分；许多教派都有预言，而且任何教派都不会因为预言落空而破产，实际上，著名的预言都落空了，而每次落空都促进了教派大发展；基督教曾预言了耶稣的复活和千禧年弥赛亚的降临，现在第二个千禧年已经过去了，弥赛亚没来，不过没关系，人们决定把它推迟到2012年，当然，届时还会再推迟的。
宗教只是一个较为纯粹的例子，新皈依者的自我辩护效应，可以在各种文化和组织现象中观察到，从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到政治派系和学术门派；比如，在欧洲的反犹浪潮中，许多积极反犹者本身就是犹太人，在一两代之前该了宗，急于抹去自己的犹太特性，伊朗总统内贾德就是个最新例子。
这种情结还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在学术和文艺界，由于犹太社区素以浓厚的商业传统著称，所以，那些进入学术和艺术界的犹太人，往往比他们的同行更激烈的反商业和反资本主义，他们急切的要洗掉祖宗留在他们身上的铜臭味。
纯天然是个可笑的诉求
辉格
2010年7月26日
在当今的传播环境中，企业，特别是生产大众消费品的企业，需要留意的一个风险是：你随时可能在毫无过错的情况下，被一阵你无法预料的传播风暴所秒杀；霸王是最新的牺牲品，在《壹周刊》的“致癌”报道面市后两个交易日内，它的市值蒸发超过20%，此后随着事态逐渐明朗、药监局检测结果公布，股价有所回升，但与事件之前相比仍有15%以上的差距，而此事的最终影响，还要等今后几个季度的销售数字出来才能看清。
从某种角度，可以说霸王是自食其果，今天他所遭遇的灾难，虽不是他一手造就，却是他所积极参与和推动的那(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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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天然是个可笑的诉求
辉格
2010年7月26日
在当今的传播环境中，企业，特别是生产大众消费品的企业，需要留意的一个风险是：你随时可能在毫无过错的情况下，被一阵你无法预料的传播风暴所秒杀；霸王是最新的牺牲品，在《壹周刊》的“致癌”报道面市后两个交易日内，它的市值蒸发超过20%，此后随着事态逐渐明朗、药监局检测结果公布，股价有所回升，但与事件之前相比仍有15%以上的差距，而此事的最终影响，还要等今后几个季度的销售数字出来才能看清。
从某种角度，可以说霸王是自食其果，今天他所遭遇的灾难，虽不是他一手造就，却是他所积极参与和推动的那个潮流所结出的一个苦果；近年来所掀起的绿色天然有机潮流，是一场混杂着五花八门的乡村怀旧情绪、缺乏清晰的理论基础、甚至基本概念都难以界定的时尚运动，文人墨客纷纷随风鼓噪，许多企业也乐得随声附和甚至煽风点火，反正往产品里掺点精华素或弄出点中药味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却能制造出许多广告题材。
这方面，霸王可算是急先锋了，其差异化营销策略和广告诉求中，纯天然口号俨然成了重点，功效和质量反倒是其次了；直到本次事件之前，他的策略都颇为成功，算得上玩弄纯天然概念的老手，有意思的是，就在他倒霉之后几天，其对手浪奇就宣布正在研制以纯天然植物油为原料的MES。
从天然有机潮流的杂乱诉求中，大致可以归结出一条主线，就是抵制以现代工艺生产的化工产品，特别是以石油煤炭为原料的化工产品，而倡导以传统原始工艺生产的生物制品；然而，无论从消费者健康还是环境影响考虑，都没有证据显示天然有机产品比化石矿物产品更好；以环境影响论，多使用化石原料显然会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资源的索取，降低环境压力，化工生产过程有污染，但有机产品生产的污染并不少，只是不像大型化工厂那么集中显眼罢了，同样的产量，有机产品占用的土地和投入的劳动力都至少高出一个数量级。
以消费者健康论，也没有系统性证据显示有机产品更安全，相反，现代化工生产通常会得到分离和提纯的较简单物质，再按确切比例混合成最终产品，其成分组成是易于精确描述和控制的，因而其健康影响也有可能作出评估，而生物原料和传统工艺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其成分之庞杂和不确定，使得安全性几乎无从评估，高度依赖于生产环节的各种随机因素。
对化工产品的莫名恐惧，一方面出于人们反感“非自然获取过程”的自然主义倾向，同时也是出于对“毒性”一词的误解；其实，离开用途、浓度和剂量而谈论毒性是毫无意义的，比如经常残留于洗涤剂中的二恶烷，证实其致癌作用的实验，是用二恶烷浓度高达5000ppm的食物，连续饲喂小鼠达两年，而在100ppm浓度下，并未发现致癌作用；问题是，许多低剂量下无害的物质在高剂量下都可能是有害的，试想，假如你用氯化钠饱和溶液连续大剂量饲喂小鼠两年，结果会如何？用纯酒精呢？用50%的醋酸呢？
实际上，对于单纯物质的安全性，业界执行着很高的标准，比如FDA对食品添加剂的安全剂量规定，通常比其最小有害剂量低两个数量级；相反，对于纯天然的传统产品，则完全是另一种标准，因为是自然产生而非“添加”的，许多早已被确信有害的成分，得到了十分宽容的对待；比如亚硝酸钠，作为防腐和着色剂被广泛使用，安全剂量是0.1mg/kg体重，而国标的添加限量是0.15g/kg，即，体重60公斤的人，吃一两合格的肉，也可能遭受损害，更何况，许多用传统工艺腌制的肉食，亚硝酸盐含量远远超出上述限量。
除了腌制，许多传统天然有机食品工艺，比如腊、熏、烤、酱、卤、臭、霉等等，都会产生各种致病物质，若与现代工艺执行同等标准，这些工艺恐怕早就被禁止了；当然，我并不主张禁止这些传统工艺，相反，我庆幸它们得到了保留，才让我在今天有机会享用这些美食的同时，品味传统生活方式的韵味。
健康和安全风险是一种代价，但避免它也需要付出代价，丧失传统美食就是代价之一，我们都会在各种代价之间权衡，如果你因为洗发水里低于安全食用剂量两三个数量级的残留而放弃它为你带来的便利，这显然不是笔好买卖；化学这个词不值得令你恐慌，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是个化工厂，时刻发生着复杂的化学反应。
一种经常听到的辩护是，依传统方式生活的人很少得癌症，正是现代工艺带来了癌症和各种新奇的疾病；这么说的人没有注意到是：首先，传统社会中，多数人活不到有机会得癌症的年龄，其次，传统社会的人们很少有机会被诊断出他的确切病症。
我能体会并同情有机人士的怀旧情绪，但他们不必为它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并基于此而对现代化工工艺采取非理性的抵制立场，特别是当这股潮流影响到立法和公共政策时，它将大幅抬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成本。
车辆按号限行实非上策
辉格
2010年7月21日
近年来，从奥运、世博到亚运，可谓盛事连连，对于主办城市来说，这些大型活动的人流物流给交通系统所带来的压力，是一个重要的难题；这一难题，因国内大城市的车辆保有量正处于高速增长期这一背景，而显得尤为困难了。
对此，许多城市实施了鼓励公共交通的政策，比如大修地铁和轻轨，开辟公交专用通道，降低地铁票价，限量拍卖车牌，按号限行，等等；不过，这些措施并非没有争议；比如，日前京藏高速内蒙段便因对五轴以上大货车实施单双日限行，而造成了延绵长达50公里的大堵车，一时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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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按号限行实非上策
辉格
2010年7月21日
近年来，从奥运、世博到亚运，可谓盛事连连，对于主办城市来说，这些大型活动的人流物流给交通系统所带来的压力，是一个重要的难题；这一难题，因国内大城市的车辆保有量正处于高速增长期这一背景，而显得尤为困难了。
对此，许多城市实施了鼓励公共交通的政策，比如大修地铁和轻轨，开辟公交专用通道，降低地铁票价，限量拍卖车牌，按号限行，等等；不过，这些措施并非没有争议；比如，日前京藏高速内蒙段便因对五轴以上大货车实施单双日限行，而造成了延绵长达50公里的大堵车，一时怨声载道。
当你购买一部汽车时，除了获得对这件物品本身的排他性控制权之外，也必定对未来可以用它做些什么抱有某些期待，而你愿意支付的价格，也高度依赖于这些期待；如果你买完之后才发现，这部车被规定不许上高速、不许夜间行驶、不许载货、不许搭载顺路客，你付出的代价没有换来你原本期望的那些可能性，这时，你难免大呼上当，而这车在你心目中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
许多时候，这种失望和贬值只能怪你自己，或许你没有打听清楚既已存在的法律和行业条规；但有时，这种对行为空间的限制，是突如其来、无法预知、和被强加的，比如禁摩、禁电动车、取消自行车道，还有单双号限行，这些限制规定的实际效果，类似于将车辆部分或全部没收；这显然有失公允；而且这种没收带给车主的损失可能超过车辆的价值，比如单双号限行之下，要恢复到原有生活水平，车主必须购买并供养第二部车，其代价远高于销毁第一部车再买第二部。
另一种情况则更为微妙，比如五年前你买了部车，期待者能让上下班的过程变得更快捷舒适，而最初两年，也确实如此，但随着路上车辆迅速增多，你发现开车上班比坐地铁还累还慢，在市区也越来越难找到停车位，如今，这部车大部分时间趴在车库里，显然，它的价值已大为贬损；实际上，随着拥挤度的上升，每辆新车的加入，都让前面的车辆贬值了，这又该找谁负责呢？
有人会说，当初没人向你承诺交通不会变得更拥挤，所以也不应有人对此负责；这么说没错，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拒绝承认拥挤是个问题，实际上假定了行车空间是块无主公地，问题是，任何资源在变得足够稀缺之前，都曾是无主的，而随着拥挤度上升，稀缺性显露，相应的排他性权利（也就是财产权）就会被创制出来，如果创制过程失败，便会陷入公地悲剧，而这正是作为一个公共问题需要被考虑的。
各城市在尝试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时所采用的各种措施，其实就对应着创制产权的各种途径，当然，它们的成效各不相同；一种常见的从公地中创制产权的原则是先占先得，比如某城市车辆拥挤度达到某个点后，全部车主开会一商量，从此不许新车进入，或者限量拍卖牌照，所得款项由老车主分；当然，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案例，这是因为车主的组织能力不够强大，但其他限量拍卖牌照的方案，部分体现了该原则，在实行限量拍卖之前的车主得到了豁免，而拍得款项也至少部分被用于改善道路状况。
另一种创制手段是外部进占，比如在某个时刻，某一个人或组织（比如市政府）自行宣布对行车空间拥有所有权，今后使用道路不再免费，车主需要缴纳通行费、过桥费、停车费、拥堵费，或牌照年费；外部进占的一种形式是庇古税，比如燃油税，庇古税的好处是，税收收入可以用于惠及当地居民的公共开支，或者以降低其他税收形式返还居民，甚至直接分给居民，从而减轻产权创制所造成的负担，但理论上，把一个城市的行车空间招标租赁给某人，收取的租金再分给居民，效果是一样的。
最后一种创制手段是管制，比如单双号限行；各种领域的历史经验都已表明，管制虽然也是一种明确的资源排他性形式，却是最无效率的一种，它最根本的问题是，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即，无法将利用资源的机会，送到最迫切需要它的人手里；先占先得原则下，如果有位新人比老车主更需要行车，就可以出钱向他买或租行车权；限量拍卖中，也是出价最高者得，而出价最高意味着需求最迫切；但在单双号限行时，不仅任何时候都有一半车辆被闲置了，而且被允许上路的车主，并非需求迫切者，也看不出可行的交易能改善这一局面。
所以不难理解，按号限行这种管制方案，会给车主们带来极大困扰，因而必定遭遇强烈抵制；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或许会因其简单易行而受青睐，但若拖延日久甚至永久化，不可行的；限于三四天内，车主们尚可通过换休、借车、早起晚睡来解决，若是长达一两个月，则生活和工作将难免限于困境。
特别是遇到那些气势磅礴的“深度报道”时：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震惊，这与我对新闻行业的印象相符，我只是没想到它会被正儿八经的写下来。
长久以来，新闻界都在宣扬他们的两个使命：报道真相，扮演社会良心；但很明显，这是两个时常会相互冲突的目标。
责任感和良心是好东西，正如红酒也是好东西，但这两样都不能帮助你接近真相，还时常会让你远离或拒绝真相，在我看来，好奇心和鉴别力才更让你接近真相。
不要以为我在谴责什么，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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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遇到那些气势磅礴的“深度报道”时：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震惊，这与我对新闻行业的印象相符，我只是没想到它会被正儿八经的写下来。
长久以来，新闻界都在宣扬他们的两个使命：报道真相，扮演社会良心；但很明显，这是两个时常会相互冲突的目标。
责任感和良心是好东西，正如红酒也是好东西，但这两样都不能帮助你接近真相，还时常会让你远离或拒绝真相，在我看来，好奇心和鉴别力才更让你接近真相。
不要以为我在谴责什么，或许他们是值得尊重的——这取决于你在何种程度上认同他们所认定的责任和良心——，我只是想说明，当你打算采信被报道的事实时，最好了解书写它的背景，正如在法庭上，对证人背景的了解，将有助于你决定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采信他的作证。
这是松鼠会riset文章《洗发水里的“致癌物”究竟有多可怕？》的最后一段：
鉴于AES中的二恶烷难以消除以及其他石油来源的表面活性剂都存在一些缺陷，下一代毒性更小、生物相容性更好以及来源于脂肪醇、棕榈油等天然成分的新型表面活性剂正在研究当中。
给我感觉就像，甲给乙讲完老板布置的任务后，结尾突然来了句：你老婆功夫不错啊。
1）什么是“一些缺陷”？有证据支持50ppm以下的二恶烷残留是一种缺陷吗？30ppm呢？10呢？
2）“毒性更小”(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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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松鼠会riset文章《洗发水里的“致癌物”究竟有多可怕？》的最后一段：
鉴于AES中的二恶烷难以消除以及其他石油来源的表面活性剂都存在一些缺陷，下一代毒性更小、生物相容性更好以及来源于脂肪醇、棕榈油等天然成分的新型表面活性剂正在研究当中。
给我感觉就像，甲给乙讲完老板布置的任务后，结尾突然来了句：你老婆功夫不错啊。 1）什么是“一些缺陷”？有证据支持50ppm以下的二恶烷残留是一种缺陷吗？30ppm呢？10呢？ 2）“毒性更小”？有证据支持50ppm以下的二恶烷残留有毒性吗？30ppm呢？10呢？ 3）“以及其他石油来源” vs “等天然成分”，有证据支持天然成分比石油来源成分更少“一些缺陷”吗？ （我也学着来一句）当然，有机教教徒们一定会很欣赏这最后一段。百度应为假药广告负责
辉格
2010年7月19日
近日，武汉警方破获了多起制售假药案，随后央视一个节目详细报道了案件背后的大量细节；从报道所透露的信息看，这些案件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假药的推广渠道都是百度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销售者支付给百度的广告费高达销售额的75%；尽管我们还无从判断百度是否已经成为以虚假广告为主业的公司，但对于虚假广告主们，百度显然已成为主要的投放对象。
虚假广告给消费者带来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让消费者花了钱却得不到疗效，甚至反而吃出了毛病，而且当虚假广告与有价值信息混杂在一起时，消费者不得不花费高昂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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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应为假药广告负责
辉格
2010年7月19日
近日，武汉警方破获了多起制售假药案，随后央视一个节目详细报道了案件背后的大量细节；从报道所透露的信息看，这些案件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假药的推广渠道都是百度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销售者支付给百度的广告费高达销售额的75%；尽管我们还无从判断百度是否已经成为以虚假广告为主业的公司，但对于虚假广告主们，百度显然已成为主要的投放对象。
虚假广告给消费者带来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让消费者花了钱却得不到疗效，甚至反而吃出了毛病，而且当虚假广告与有价值信息混杂在一起时，消费者不得不花费高昂的成本去小心甄别和防范。
当然，损害事实本身并不表明发布虚假广告就是非法的，我每分钟呼出的废气都可能对旁人带去损害，但没人会认为这是非法的；对于法官而言，重要的是应该把行为的边界划在哪里，在广告这个行当中，涉及了广告主、广告商、发布者和受众这四个角色，理论上，法官可以奉行极端言论自由原则，任由前三者发表和传播任何言论而免于责任，这样，甄别和防范责任便全部落到了受众自己头上，法官也可以把责任全部归于广告主，而对制作和发布者免责。
如科斯所指出，当不考虑交易费用时，重要的是责任要明确划定，至于那条界线划在哪里，则是无关紧要的；但交易费用必须考虑，所以，沿着科斯的思路，波斯纳继续指出，责任应该被界定在使得总体交易费用最低的那个位置，这样，在保护产权、明确责任的同时，也将给社会带来最多的交易，而交易意味着福利的改进，相反，错误的界定可能压制交易，甚至使得某些类型的交易根本不会发生。
在通过这一视角全面回顾了整个法律体系之后，波斯纳发现，尽管法官和法学家通常并未意识到上述原则，但他们在处理案件时，实际上却大致遵循着它，而法律规则的长期演化趋势，更与该原则相吻合。
具体到侵权责任，波斯纳原理所引出的一条原则是：哪一方可以更低的成本防范潜在损害，便应将责任更多的划给他；将该原则运用到广告问题，结论是明显的：一条广告所涉及的广告主和广告商通常只有一家，而发布商也不会太多，但受众人数则是海量的，如果将虚假信息的甄别防范责任全部推给受众，意味着这上百万人每人都要为此而费心伤神，从这一点看，将责任更多推向上游，是合理的。
而且，越是价格低廉的药品和常规治疗，广告方应承担越多的责任，反而那些性命攸关或费用巨大的重大治疗，比如肾移植手术，我们倒是可以期望消费者会花很多精力去亲自收集信息，而不至于被一则来历不明的广告所骗。
不过，向发布者归责也不能走得太远，比如药品广告，假如法律将确保药品疗效和安全性的责任加于广告发布者，受众是放心了，但报纸、电视台将由此承担起类似于FDA的责任，如此带来的高昂成本将使此类广告业务根本不会存在；不仅药品，对于各种商品的质量和安全，媒体都不可能成本合理的承担直接鉴定责任。
所以，现实中法律所赋予广告发布者的，都是表面的或间接的审查责任，这意味着，发布者应该具备普通人所具备的常识、鉴别力和警惕性，也应该具备与其广告的受众范围和有关产品的敏感性相称的信息获取手段，比如与有关专业鉴定机构的沟通渠道，并基于此而持有的充分审慎。
法律不会要求百度掌握验证药品疗效的专业技能，但法律会要求你在每个药品广告上花上几个小时，向广告主索取广受认可的权威鉴定机构所出具的报告或证书，打几个电话去仔细核实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去广告目标网站看看是否有冒用他人资格的迹象，拿一份样品过来对照一下是否与材料相符，这些要求，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特别是当你从每盒药品中分走了3/4的销售额时，你完全没有理由抱怨为此而承担的一点点成本。
以监管当局没有要求某些核查项目为理由来推托责任，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这些核查手段是显而易见的，凭普通人的审慎即可想到的，而你却一项也没有采取；甚而，在已经有显著迹象表明可能有虚假存在时，你却视而不见，仍坚持只核对监管当局所规定的材料，甚至暗示广告主如何可以绕过监管规定，那就有合谋欺诈的嫌疑了。
在《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里，我指出只有三种行为才是符合我所界定的慈善精神的慈善行为，并把推动市场制度的建立列为头号，对此，许多朋友不以为然，甚至有朋友问：你想让比尔盖茨变成右版格瓦拉啊？或者：你的意思是让慈善家都去竞选国会议员？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制度建设不是闹革命，而国会议员在制度建设上也未必有多少优势，实际上，大量制度建设工作，都是可以在不与权力发生关系的前提下去做的。
制度分为私人制度和公共制度，前者是自愿参与形成的，比如交易形式、合约安排、评价机制、标准、保险、交易所、行业组织、仲裁机构，等等；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信奉无政府主义，我相信市场制度中的任何元素都可以由私人提供。
当然，这是从规范意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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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里，我指出只有三种行为才是符合我所界定的慈善精神的慈善行为，并把推动市场制度的建立列为头号，对此，许多朋友不以为然，甚至有朋友问：你想让比尔盖茨变成右版格瓦拉啊？或者：你的意思是让慈善家都去竞选国会议员？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制度建设不是闹革命，而国会议员在制度建设上也未必有多少优势，实际上，大量制度建设工作，都是可以在不与权力发生关系的前提下去做的。
制度分为私人制度和公共制度，前者是自愿参与形成的，比如交易形式、合约安排、评价机制、标准、保险、交易所、行业组织、仲裁机构，等等；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信奉无政府主义，我相信市场制度中的任何元素都可以由私人提供。
当然，这是从规范意义上讲，在实证意义上，我是个宪政主义者，就是说，在现实中，我赞成有一个宪政政府，这是对人性现实的承认，因为我知道，难以指望所有人都放弃抢劫的念头，既然如此，那就保留一个能最大程度上被限制抢劫冲动、而又有能力压制其他人抢劫行为的国王吧，毕竟，一个无政府社会太容易被打劫了。
扯远了，回到制度建设，重新对这个话题提起兴趣，是因为在松鼠会论坛上看到有松鼠在议论医疗体制问题，楼主的大意是，面对如此恶劣的一个系统，除了骂骂娘，还能做些什么？
能做什么取决于你是谁，如果你是患者，你大概做不了什么，如果你是医生，就按西方标准努力做个好医生吧，同时做好心理准备——这么做很可能得不到任何奖励，如果你能决定政策，那就把医院都卖给私人吧，同时解除一切医疗管制吧。
不过，我这里打算讨论的是，如果你是比尔盖茨呢？或者从他那儿弄来了10亿美元呢？
在简单的消费品市场，产品质量是由消费者用钞票投票来保证的，然而对于一些涉及因果关系复杂的消费品，消费者难以鉴别其质量，在这些市场，质量保证由同行评价和第三方评价来提供。
医疗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行评价，这包括两个部分：行业壁垒和专业声誉，前者由一组经同行认可的医学院实现，他们确保入行者接受了某种教育，并经考试和实习确认拥有某些知识和技能，后者由各科医生、医院和协会对医生行医表现的评价组成。
当质量主要由同行评价来确保时，消费者的钞票其实首先是投给了这个同行圈子，其次才是投给具体的医生和具体的服务，如果一个同行圈未能赢得消费者足够多信任，就会被淘汰；在古代，医生圈所赢得的信任，未必比巫师圈更多，后来，当它的知识体系和评价机制有了很大改进之后，才脱颖而出。
普遍的情况是，在缺乏组织、表达、出版和信息流通自由的地方，良好的同行评价机制很难建立。
好，现在我们可以尝试回答前面的问题了，推动同行评价机制的建立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首先面临的是组织障碍，而相比之下，另一个替代机制——第三方评价——则较少依赖组织自由，它只需要信息自由即可，而在网络时代，这个障碍似乎更容易突破。
这样，我就想到了几件可以做的事：
1）医疗透明度指数。从每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中，每个选取若干家医院，评估每家的透明度，所谓透明是指医疗服务过程所产生的必要单据完备且在被要求时可向患者提供，基础数据可来自（A）医院门口的随访跟踪采集，（B）接受患者网上提交记录。最终按得分形成排名。
2）医疗事故鉴定。组织国际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由基金会按小时计酬，根据患者从网上提交的记录做鉴定，同时接受并鼓励医方举证和申辩。
3）医师资格认证。维护一份合格医师名单，每获得一份完整规范的医疗服务记录，并且经专家委员会鉴定治疗方案合理，则将医师加入合格名单，并给他一个初始分值；每宗医疗事故经鉴定若医方有责任，则给医师记负分，当分数低于规定值时，将其移入不合格医师名单。
4）当上述鉴定和认证记录积累到足够数量时，开始编制医疗安全排行。
我相信，在这方面投入1亿美元，比在药品研发上投入100亿美元，可挽救更多生命。
当然，服务器要放在香港，只须让公众知道一个email地址即可保证最起码的数据通道。
从得到的反应看，许多朋友不同意我在《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中的看法，而其中许多是出于对我所运用的几个概念的误解，试着再理一理吧。
1）价值。个人运用其所掌握的资源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这其中，他对“什么能给他带来幸福”的看法，我称之为“一阶价值”，而另一方面，人们对“个人运用资源追求幸福”这件事情本身的看法，我称之为“二阶价值”。
2）自由精神。它认为每个人对其拥有的资源的控制和运用它来追求幸福的机会，应该得到保护。显然，这是一种二阶价值，它未包括任何关于“什么是幸福”的判断，因而不是一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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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得到的反应看，许多朋友不同意我在《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中的看法，而其中许多是出于对我所运用的几个概念的误解，试着再理一理吧。
1）价值。个人运用其所掌握的资源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这其中，他对“什么能给他带来幸福”的看法，我称之为“一阶价值”，而另一方面，人们对“个人运用资源追求幸福”这件事情本身的看法，我称之为“二阶价值”。
2）自由精神。它认为每个人对其拥有的资源的控制和运用它来追求幸福的机会，应该得到保护。显然，这是一种二阶价值，它未包括任何关于“什么是幸福”的判断，因而不是一阶价值。
3）慈善精神。它认为那些拥有较多资源的人，应该向那些拥有很少资源的人转移部分资源，从而提高后者追求幸福的能力。同样，这也是一种二阶价值。
4）特定利他。你可以帮助某个特定的他人，比如让他开出一张最想要的东西的单子，然后全部或部分地买给他，或者更简单，直接送钱给他。
5）普遍利他。可是，如果你想无偏见的同时帮助所有人，那该怎么办呢？烧钱，躲在家里悄悄烧。钱是除你之外的全世界打给你的欠条，烧了它就无偏见的同时勾销了他们对你义务，换句话说，你克制了自己的欲望，而将运用资源追求幸福的机会无偏见的留给了别人。顺便说一句，省吃俭用把钱存起来埋入地下并永不挖出来的吝啬鬼的行为，具有同样效果。
6）慈善性利他。根据（3），慈善行为应该几乎是一种普遍利他，它唯一不那么普遍的地方是，他帮助的对象是穷人而不是富人，因而，其唯一可行的实现方式，是将在普遍利他中原本打算烧掉的钱，分给穷人。
7）偏袒效应。特定利他的累加不能构成普遍利他，因而也不能构成慈善性利他，这是因为任何特定利他行为都包含了偏袒效应；偏袒的意思不是帮了甲而没有帮乙，而是：在改善甲的处境的同时，恶化了乙的处境，或：在改善穷人某些处境的同时，恶化了穷人的其他处境。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说来话长，这里不啰嗦了，总之，只有直接发钱，并借助市场机制，才能避免偏袒效应。
不过或许有人会质疑，发钱也会有偏袒，有些人的需求很难用钱满足，发钱就很难真正让他们追求到幸福，这是不能成立的，慈善所关注的是加强穷人追求幸福所需的资源竞争能力，至于实际上能否追求到，不是慈善所能考虑的，假如你一心想着登月旅行，满足不了就痛不欲生，任何其他事情都缓解不了，因此而要求盖茨资助你10亿美元，这种要求虽很正当，却显然不是慈善事业所针对的。
8）再分配效应。我承认，即便无法避免偏袒效应，偏向性的慈善行为还是会使资源配置在总体上更倾向于穷人的需求，这是没错的，问题在于，慈善家是否理解其慈善行为的偏袒效应，如果理解并认为这是值得而必要的代价，那也无话可说，但通常他们并不了解，更何况许多偏袒效应还是十分剧烈的，一旦被揭示恐怕会令人震惊。
9）命名任意性。有人说，慈善精神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慈善行为不过就是慈善家实现自己的一阶价值的途径；当然，命名是无关紧要的，实现自我一阶价值，而不考虑穷人处境是否真的改善，被归类于慈善事业这种行为我称之为“特殊利益事业”，继续叫它慈善事业当然也可以，只要明白其中差别即可；我的重点是，驱动慈善家的最初动机通常是（3）所界定的慈善精神，而他们的实际行为却更像特殊利益事业，而导致这一悖逆的原因是他们缺乏某方面的洞察力，一旦其中奥妙被揭示，他们的想法或行动，都有可能会改变。
今天，大概所有的移动终端都有了日程提醒功能，提醒你今晚有个饭局，或三天后是某人生日，快点准备好礼物，不过，这些提醒都是基于固定时间的，这有些用处，但它更适合那些日程早已被牢牢锁定的忙人，而对于我这样可以把睡眠安排在任意时间段的人，想得出的用处不多。
我更需要的，是像这样的提醒：下次出门别忘了带上那堆空酸奶瓶，下次去超市别忘了买蚊香，下次去广州记得去鞋店看看，下次碰到老罗别忘了跟他要个签名（哦，我承认其实我从未见过老罗，不知道“下次”这个词是不是算暗示了非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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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概所有的移动终端都有了日程提醒功能，提醒你今晚有个饭局，或三天后是某人生日，快点准备好礼物，不过，这些提醒都是基于固定时间的，这有些用处，但它更适合那些日程早已被牢牢锁定的忙人，而对于我这样可以把睡眠安排在任意时间段的人，想得出的用处不多。
我更需要的，是像这样的提醒：下次出门别忘了带上那堆空酸奶瓶，下次去超市别忘了买蚊香，下次去广州记得去鞋店看看，下次碰到老罗别忘了跟他要个签名（哦，我承认其实我从未见过老罗，不知道“下次”这个词是不是算暗示了非处……），……
就是说，时间是不确定的，它们被其他条件所触发，在上面那些例子中，有三类条件：位置的、关系的，还有情境的。
当然你的手机得有GPS，并且是常激活的，“下次去广州”的意思应该是进入以某个点为中心半径若干公里的区域，这个好办，只须将当前位置与指定地理戳比较即可，“下次去超市”则稍难一点，因为没指定哪家超市，需要程序理解电子地图的语义，“下次见到老罗”倒不难，不过需要你和对方都开通Google Latitude或Foursquare之类的服务，并都向对方暴露行踪，至少在足够接近时会暴露。
最难的恐怕要数“下次出门”了，借助GPS虽能判断出出门（假设你的居所是稳定的），但此时提醒大概有点太晚了，要走回头路了，或许在车子里装个传感器是好主意，一点火，传感器通电，条件就被触发了，这时提醒我回去拿酸奶瓶还不算太晚，嗯。
如此简单的程序，大概用App Inventor就能写了，呵呵。
在《唐骏事件拷问职业经理市场》里，我对企业高管的高薪酬水平提出了一种解释，简单说，就是老板把你提到一个高的离奇的收入水平上，一旦你对这一水平形成依赖，你在有机会做出有损企业利益的事情时，就会面临高昂的机会成本，高到足以让你打消任何此类念头。
这有点像冷战时期某些国际援助的效果：先给独裁者提供几乎无条件的援助，等到他们形成依赖了，援助就可以用作控制他们的筹码。
对此，学经济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引进版《人力资源经济学》里有研究提到对高管过高薪酬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激发整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说白了就是给所有普通员工挂个大胡萝卜。固然给高管多付出了三五倍，但能让众多觊觎这个位置的员工积极性增高三五成。所以，人越多的企业，给高管付高工资越合算。而人很少的，就不合(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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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骏事件拷问职业经理市场》里，我对企业高管的高薪酬水平提出了一种解释，简单说，就是老板把你提到一个高的离奇的收入水平上，一旦你对这一水平形成依赖，你在有机会做出有损企业利益的事情时，就会面临高昂的机会成本，高到足以让你打消任何此类念头。
这有点像冷战时期某些国际援助的效果：先给独裁者提供几乎无条件的援助，等到他们形成依赖了，援助就可以用作控制他们的筹码。
对此，学经济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引进版《人力资源经济学》里有研究提到对高管过高薪酬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激发整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说白了就是给所有普通员工挂个大胡萝卜。固然给高管多付出了三五倍，但能让众多觊觎这个位置的员工积极性增高三五成。所以，人越多的企业，给高管付高工资越合算。而人很少的，就不合算了。
依我看，胡萝卜假说不能成立，胡萝卜既可以激发员工动力，也可以打击他们士气，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它，是觉得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得到？还是高不可攀、飘渺无望？直觉上，为激励士气，薪酬等级应该是连续梯级升高的，而不是在遥远的看不到通路的地方悬一张大饼，而按我的解释，高薪酬策略正是要在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建立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去年初的一篇文章里，我曾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其实，这一解释放到我的消费离散性假说里，就更容易理解：给高管支付高薪酬，将诱使他们将生活方式迁越至一个很高的台阶，常常比他进入这个圈子前高出好几级，而按上述假说，个人最不能接受的，是跌落至比当前更低阶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一事实便对高管们构成了一个有效威慑，迫使他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一旦你因道德问题被踢出圈子，就不得不卖掉游艇和名画，甚至卖掉房子，搬进普通中产社区，退出过去的社交圈，把孩子转到公立学校，你妻子开始抱怨生活彻底被打乱了，半年后你发现她有外遇了，她甚至懒得掩饰，只剩下狗还陪着你…… 检验胡萝卜假说和我的假说并不难，最佳的判断性证据应来自那些主要从内部提拔高管的企业，如果胡萝卜是对的，那么他们的高管薪酬水平应不低于行业水平，并且其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应该一样大，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他们的高管薪酬水平应明显低于行业水平，并且其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应该呈较为平缓的阶梯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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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益华，又一个成功学爱好者，据说书架上摆满了励志书：
被成功学害死和害残（以脑残最为常见）的人大概不在少数，大约从05年起，我就开始对下列词汇产生过敏反应：成功，优秀，感恩，回报，潜能，超越，提升，……，一听到就捂紧钱包绕着走。
胡益华曾对事业成功充满了狂热的渴望，他的日记曾反复叮嘱自己，只有发愤图强、努力学习才能赢得成功。在记录生活作息的数篇日记中，其读书、买书、看书的时间均占了很大的比重。 他的出租屋里，各种各样的书籍确实很多，主要是一些关于成功励志、营销管理、社交的书，比如《做事的资本》、《零售营销》等。客房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书柜，4层的格架摆满了书。
我猜，看上去大概是这样（图片来自何帆博客）：
被成功学害死和害残（以脑残最为常见）的人大概不在少数，大约从05年起，我就开始对下列词汇产生过敏反应：成功，优秀，感恩，回报，潜能，超越，提升，……，一听到就捂紧钱包绕着走。（按：写晚了24小时，损失惨重）
唐骏事件拷问职业经理市场
辉格
2010年7月13日
随着越来越多硬梆梆的证据的出现，唐骏冒称加州理工大学博士的丑闻，已基本坐实；此外，从他的几本自传和大量公开演讲记录中所挖掘出的事实，以及他行文演讲的内容和风格看，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是：这是个习惯于信口胡诌的牛皮大王，学历造假对他来说，似乎只是稀松平常的一个小把戏而已。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毫无诚信、举止轻佻、履历表上又找不出任何可以证实的成绩的家伙，怎么会在职业经理市场如鱼得水乃至飞黄腾达的？在他获得录用、提拔、进入高管层(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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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写晚了24小时，损失惨重）
唐骏事件拷问职业经理市场
辉格
2010年7月13日
随着越来越多硬梆梆的证据的出现，唐骏冒称加州理工大学博士的丑闻，已基本坐实；此外，从他的几本自传和大量公开演讲记录中所挖掘出的事实，以及他行文演讲的内容和风格看，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是：这是个习惯于信口胡诌的牛皮大王，学历造假对他来说，似乎只是稀松平常的一个小把戏而已。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毫无诚信、举止轻佻、履历表上又找不出任何可以证实的成绩的家伙，怎么会在职业经理市场如鱼得水乃至飞黄腾达的？在他获得录用、提拔、进入高管层、受邀出任上市公司CEO，等等环节上，那些企业的人事部门、为他们提供服务的猎头公司、做出决定的董事会，是如何获取信息的？是什么原因让他通过了一道道评估线？
对于像微软盛大这样的知名大企业，显然会这样一个错误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不仅仅是此人是否胜任岗位并创造业绩的问题，更关乎企业在消费者、投资者和雇佣市场中的信誉，也关乎企业内部的团队士气；一个大忽悠，在你的企业步步高升，被委以重任，而事后你未表示出任何受蒙蔽的委屈，那么，你的客户会不会想：原来你们是靠忽悠来做生意的啊？你的投资者会不会想：他们说的那些商业前景和经营理念，会有多少是真诚的？你的员工和潜在的员工会不会想：原来这个企业里得势的都是这种人啊？
多年来，人们都在议论高管薪酬现象，确实，大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高的吓人，并且有研究显示，这一高薪酬水平与他们给企业创造的业绩并不相称；不过，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其实，高管薪酬中很大一块是企业为降低委托代理风险而提供的诱饵；一位高管或许不能带来业绩，却完全可能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这也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委托代理经营所不得不承担的风险。
对于这种致命风险，市场发展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它把高管的候选人，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一方面给予他们圈外难以想象的高薪，而同时，对他们的人品、诚信和职业道德，设置严格的标准，一旦在这方面出问题，立即身败名裂，被永远踢出圈子；这一机制的建立，无须企业间的合谋，只要各企业在高管遴选上都奉行极度谨慎保守的策略，雇佣市场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机制。
一个狭窄的职业经理人圈子，使得企业界较容易了解每个圈内人物的背景、经历和声誉，也易于相互交换信息、打听背景和作出评价，甚至持续跟踪行内若干经理人的行为和表现；专业猎头公司的出现，职业数据库的建立，更为细致全面的背景调查、职业生涯的全程跟踪和评估，提供了方便。
在市场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之后，发生像唐骏这样的丑闻，对于最初将他提升至职业经理人圈子的微软，对于首度向他授予最高管理职位的盛大，以及为这些安排提供服务的猎头公司（如果有的话），无疑都是巨大的挫败，尽管我们无从获知圈内如何评价这件事情，但这一败例恐怕已经损害了他们的专业声誉。
一个可能的辩解是，国内尚不存在上述条件，或许遴选和评估所需信息基础和专业服务尚未出现，或许符合严格标准的职业经理根本找不到或者很少，这是有可能的。
唐骏丑闻的发生，或许也跟企业界在对待离职员工的一个习惯做法有关系，按惯例，企业会对离职员工作出客气甚至恭维的评价，而绝口不提负面问题，尤其是在公开场合；这么做，大概是出于保护在职员工的士气，维持自己在雇佣市场的友善形象，易于说服准备解雇的员工自愿离开并不再纠缠，等等方面的考虑，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一惯例绝不应延伸至个人诚信和职业道德，或许在西方成熟市场中，跨国公司很少遇到高管诚信问题，因而不恰当的在这些问题上继续奉行只夸不责的惯例，这是错误的做法，对企业自己的声誉，对职业经理人市场健康发展，都将不是有害的。
激情与狂野，或自由与绅士
辉格
2010年7月12日
这恐怕是近几届来最惨烈的一场决赛了，对于两支如此战绩辉煌如此渴望胜利而又屡屡被阻于祁山之下的队伍，这种惨烈是可以想象的；荷兰队卖命般的奔跑、拼抢中的急躁、甚至罕见的粗野，无不透露出他们那强烈的渴望，而下半场两张可疑的黄牌和对进球的越位争议，更为最后的失败增添了几分悲情。
就在西班牙战胜德国之后，大家都为世界杯的冠军俱乐部即将迎来一名新成员而欢呼，不过，人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细节：西班牙与荷兰，真是一对有意思的老冤家；每当英格兰与阿根廷遭遇时，大家都会想起那场战争，并热衷于从蛛丝马迹中寻找这对冤家之间的新仇旧恨；其实，发生在福克兰的，只是一场无关国运存亡的小冲突，而对于荷兰(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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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与狂野，或自由与绅士
辉格
2010年7月12日
这恐怕是近几届来最惨烈的一场决赛了，对于两支如此战绩辉煌如此渴望胜利而又屡屡被阻于祁山之下的队伍，这种惨烈是可以想象的；荷兰队卖命般的奔跑、拼抢中的急躁、甚至罕见的粗野，无不透露出他们那强烈的渴望，而下半场两张可疑的黄牌和对进球的越位争议，更为最后的失败增添了几分悲情。
就在西班牙战胜德国之后，大家都为世界杯的冠军俱乐部即将迎来一名新成员而欢呼，不过，人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细节：西班牙与荷兰，真是一对有意思的老冤家；每当英格兰与阿根廷遭遇时，大家都会想起那场战争，并热衷于从蛛丝马迹中寻找这对冤家之间的新仇旧恨；其实，发生在福克兰的，只是一场无关国运存亡的小冲突，而对于荷兰来说，四百多年前与西班牙之间的漫长冲突，可谓是他的立国之本，可以说，荷兰这个国家就是被西班牙给逼出来的。
无论是复数形式的“低地国”还是“联合省”，听起来都不像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名字，而中文的“荷兰”更是张冠李戴（Holland只是联合七省中的一个）；低地七省之所以能联合起来而逐渐发展为一个国家，是这些地方当初为了抵抗西班牙腓力二世的专制王权对市镇自治权的侵蚀，和这位狂热的天主教徒对低地新教徒的迫害；在联合之后，各省各市镇仍保留了完全自治，把他们继续联合在一起的，仅仅是对南方天主教专制君主的恐惧。
所以，在暧昧不明的民族符号和权力薄弱的中央政府之下，荷兰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培育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更没有爱国主义，也很少出现上个世纪曾肆虐欧洲的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几百年来，在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商业与思想自由、文化与宗教宽容、价值多元化等方面，荷兰都已成为全世界的典范。
这一传统表现在足球运动上，是较多的个性与才华，而较少的团结与纪律，争吵和内斗也几乎成为荷兰队的传统；集体主义的缺乏似乎也体现在俱乐部的经营策略上，皇马巴萨国米AC们，个个都不惜代价打造一方豪门，手笔之大常令人乍舌，花冤枉钱不算，弄不好常把自己变成巨星坟场；相反，阿贾克斯等荷兰俱乐部则素以巨星摇篮著称，养肥了就卖，很实用主义，不去赌那口气。
西班牙则代表着欧洲的另一种文化，即所谓的拉丁文化，其特点，好听的说法是，激情奔放、狂野性感，难听的说法则是，不讲规则，由着性子来；政治上，拉丁文化圈的国家，总是在右翼威权和左翼民粹之间来回折腾，双方都不讲规则，不守规矩，经常是一方上台就把前任政府的所有政策都推倒重来，为了保住权力可以随心所欲的一遍遍修改宪法。
这种文化也深深影响了足球，拉美足球素以粗野混乱闻名，不仅踢法粗野，球赛也常常演变成群架、骚乱、甚至枪战，球员裁判球迷在场上挨打甚至丧命，都不算稀罕；这一状况，直到近几十年足球市场全球化之后，才有所改观，比如乌拉圭队，以前也是以粗野凶悍著称，但这次杯赛上，他们却踢得很干净，原因无外乎他的多数球员都在欧洲踢球。
照理说，像足球这种高度依赖于规则和裁判机制的竞技项目，怎么会在一个缺乏规则文化的社会中发展起来？而同时，足球是一项团体竞技，又常常和爱国激情联系在一起，那么，像荷兰这种缺乏集体精神和爱国热情的地方，为何足球运动也很繁荣？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躲在荷兰西班牙这对古老冤家后面的幽灵，那就是英格兰；正当荷兰为保卫自由与信仰而抵抗西班牙时，英格兰国内也正为宗教之争而冲突不断，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决裂之后，他的改革成果并不巩固，儿子爱德华六世年幼短命，女儿血腥玛丽和她丈夫腓力二世（即镇压荷兰那位）同为狂热天主教徒，复辟天主教并严厉镇压新教徒。
幸运的是，当荷兰人抵抗腓力二世时，英格兰王冠已戴到玛丽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世头上，她是新教徒，并出兵力挺荷兰，联合省甚至一度想让她兼任荷兰女王[1]；英格兰这一站队行动激怒了西班牙，派出无敌舰队举着教皇圣战大旗要灭了英格兰，结果无敌舰队全军覆没，这是拉丁帝国衰弱而英帝国崛起的分水岭，而荷兰也从此依靠海上力量得以幸存。
上述种种恩怨曲折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英格兰国内各派通过漫长的较量和妥协，以及对历史经验的反思，最终建立了一种维持力量均衡和相互制约的制度化结构，也就是宪政；荷兰的自由更多的依赖于因缘际会所造就的事实上的力量均衡，而英格兰则发展出了维持制衡结构的制度体系，来保存和扩张自由，显然，这种自由更坚固，也更可移植。[2]
上述发展能在英格兰出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悠久的普通法体系所培育出的法治精神，在文化上，它表现为人们在各种活动、交往和组织中，都习惯于按规则办事，并且善于通过谈判和妥协，在没有规则或规则不明的地方，发现、阐明或创造出规则来，而正是这一文化，使得英格兰成为现代竞技体育的发源地，包括足球。
纵观当前世界所流行的种种竞技项目，尽管其原始形态可能起源于各种古老的地方文化，但它们被改造为现代竞技项目的过程，几乎全部发生于英语国家，也就是那些直接继承了英国法治传统的国家；通过制订比赛规则、裁判程序和仲裁机制，以及相应的标识和符号系统，传统娱乐和竞技项目被现代化了。
17世纪初开始，在英格兰科茨沃兹，一位律师推动组织了一年一度的科茨沃德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现代奥林匹克的起源；到19世纪上叶，桑德赫斯特军校、皇家什鲁斯伯里学院、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会、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纷纷开始举办运动会；1850年，萨罗普郡的温洛克农业读书会开班了奥林匹克班并逐渐发展为奥林匹克运动协会；1880年，三位牛津学生创建了业余运动协会（AAA），并开始组织年度全国运动会，不久，在美国和法国，都相继成立了类似组织，这一系列发展最终导致了189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一旦规则体系运作良好，竞技性和公正性有了保障，分歧与胜负不会导致为冲突与斗殴，运动项目就容易传播到全世界而同时保持其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组织大规模比赛的必要条件；今天，当我们享受精彩激烈的竞技项目时，不应忘记这是规则文化和绅士风度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它在为我们提供一个释放激情与冲动、展现狂野与性感的机会的同时，也在世界各地传播着遵守规则、相互尊重和保持风度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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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趣的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伊丽莎白派去的这支援军，好像一直留在荷兰帮助维持，百年后威廉就靠它入侵不列颠完成光荣革命，当初伊丽莎白拒绝了荷兰王冠，而这个荷兰人却戴上了英格兰王冠。
[2] 自由制度的内生性，使得英国人把对这套制度以及孕育它的文化的爱，与对民族国家的情感，混同在了一起，这种混同也以类似的形式体现在现代美国保守主义中；在英美，爱国主义常常与个人主义和小政府主张共存于保守主义中，而在世界其它地方，爱国主义常常是集体主义和左派国家主义的特征；这也是为何非英美的自由主义者难以理解保守主义，难以理解他们既崇尚个人主义，又为民族而自豪，既竭力限制政府，又积极为国家挺身而战，包括英格兰球员的高度荣誉感和球迷对国家队的狂热支持。
在《世界杯：民族激情的焚烧炉》一文中，我将人们对奥运会和世界杯之类以国家为参赛单位的体育赛事的热情，归因于民族激情，而又将民族激情归结为古老的部落狩猎团伙的现代仿制品，并指出，这一仿制乃是现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当权者凭借权力刻意所为。对此，tcya问道：
那中国球迷（或其他未入围世界杯的国家的球迷）也更关注世界杯而不是欧冠，是不是就不适用这套解释？这个心理应该不能推广到解释所有的集体主义倾向吧，比如说牛博网友之间也会有一定的认同感，应该不会仅仅是因为大家佩戴着同一套符号。不过宗教好像又有点类似。
中国球迷更关注世界杯而非欧冠，与上述解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队有机会参与世界杯，却毫无机会参加欧冠，没能进入世界杯的事实，或许会令(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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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杯：民族激情的焚烧炉》一文中，我将人们对奥运会和世界杯之类以国家为参赛单位的体育赛事的热情，归因于民族激情，而又将民族激情归结为古老的部落狩猎团伙的现代仿制品，并指出，这一仿制乃是现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当权者凭借权力刻意所为。对此，tcya问道：
那中国球迷（或其他未入围世界杯的国家的球迷）也更关注世界杯而不是欧冠，是不是就不适用这套解释？这个心理应该不能推广到解释所有的集体主义倾向吧，比如说牛博网友之间也会有一定的认同感，应该不会仅仅是因为大家佩戴着同一套符号。不过宗教好像又有点类似。
中国球迷更关注世界杯而非欧冠，与上述解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队有机会参与世界杯，却毫无机会参加欧冠，没能进入世界杯的事实，或许会令中国球迷沮丧，但没有理由令他们漠视世界杯。对于后面的疑问，我答道：嗯，我认为这些种种集体主义情感，尽管形态很不相同，却是同源的；不同在于：它们通过不同的信号（血缘、图腾、徽章、共同使命、意识形态、科学范式等等）来激活集体主义情感，而共同点是：这些信号所附着（因而其作用）的，是认知系统中同一组易感点，而个体在被感染之后的反应，也是基于同源机制，因而也是相似的。
tcya又问：那也就是说辉格不认为有可能存在一个因为纯粹理性而凝聚在一起的集体喽。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任何对某个集体的认同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而或多或少会有本能的感情因素在内。（比如那些因为科学兴趣而类聚的群体里面的理性成分我觉得应该还蛮高的嘛）正在看马德利的《先天后天》，所以知道把本能跟理智对立起来可能不太正确，额，但是辉格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觉得这种解释运用于一切集体行为会不会太强了。
嗯，问得很好。 1）我确实这么认为，诚然，基于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够产生诸如认同、赞许和支持等倾向或行为，甚至有时促使有相似见解者发出共同声音、做出共同行动，但理性不足以维持长久的关系纽带、形成集体凝聚力和维持组织，即便像科学团体这样从事着高度理性化工作的组织，为其提供凝聚力的、促使他们拥护和坚守共同纲领的，也是非理性因素。 2）这并不是“把本能和理智对立起来”，促成和维持组织的因素，和人们在组织内所做的工作，是两码事。 3）我并没有将“这种解释运用于一切集体行为”，而是在解释一切集体行为的时候都使用了这一因素，这是不同的，就好比，当我解释任何物理现象时，都会用到万有引力，这不等于：我用万有引力解释一切物理现象；如上所说，我认为各种集体主义都抓住了人类认知系统的同一组易感点，从而发生效力，但他们用来抓住它的东西，以及抓住之后的行为表现，是可以大为不同的，并且，在具体解释特定的集体行为时，还会用到其他的因素和机制，并非一张万能膏药到处贴。 4）当然，可能我错了，不同集体主义所抓的点可能是不同的，但到目前为止，我并未感觉到需要引入另一种易感性（除了狩猎团伙所培育的那种）来解释某些集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