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生活着房东的四只母鸡，为了给她们的生活增添些色彩，我从附近的鸡场抓了只公的来，这些天观察下来，有几点引起了我兴趣：

1）新来的鸡完全融入群体需要点时间，小公鸡头两天不懂得回窝，天黑后自己找个角落躲着，需要我把他抓进窝，好在第三天就学会了，不过在此之前的白天活动中，已明显与群体逐渐开始同步；

2）公鸡并未独立于啄序（pecking order）之外，亦非当然的居于啄序之顶端，这稍稍出乎我的预料，啄序似乎主要取决于体重，母鸡可能跟生育能力也有关，事实上，小公鸡在头一个星期好像处于啄序底端，当时他的体重三斤多，而母鸡们是五到六斤，目前公鸡体重大概已超过四斤，啄序已升至第二或第三位；

3）小公鸡虽然地位低下，在头几天甚至经常被肆意无故欺负，却不影响其交配时的胆量和威风，交配在未满一周时即已开始；

4）当鸡群探索新食源、应对外部威胁时，有些会比较大胆进取，有些则跟在别人后面，这种进取性和胆量的大小，与啄序无关，这一点很容易在你观察啄序时造成烟幕，让你误以为那些总是冲在最前面、威胁面前最不甘于退缩、貌似引导着鸡群漫游路线的，是地位较高者，错了，相反的情况更多，真正的老大步履雍容沉稳，常常拖在队伍后面，观察啄序的最佳时机是集中喂食的时候；

5）进取性和面对外部威胁的胆量，似乎取决于雄性激素水平，小公鸡虽然内部地位低，对外却是最大胆的，有只母鸡起初被我误以为老大（其实是老三），显然有雄性化倾向，鸡冠和肉垂都又红又大；

6）最令我惊喜的发现是，第二性征果然是代价高昂的，小公鸡刚来时，鸡冠和肉垂大得与其体型不相称，且十分鲜红，不到两周，鸡冠和肉垂缩小了，且褪成了暗红色，很明显，是大鸡场中激烈的性竞争迫使他一度维持了高水平的雄性激素，现在，当他获得垄断地位之后，不再需要负担由此带来的成本了，尽管性选择理论可以轻松解释这一现象，但亲眼看到还是让我有点兴奋。

争取明年能从孵化开始再完整观察一遍，挺有意思，呵呵。

迪拜，另一种泡沫
辉格
2009年11月27日

日前，迪拜国企巨头迪拜世界宣布重组并延迟偿还债务，穆迪和标普等评级机构随后大幅拉低相关企业的债券评级，其中有些甚至降至垃圾级；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强烈反应，与迪拜甚至海湾有所牵扯的股票和债券被大量抛售，债权银行和建筑承包商的风险敞口也受到投资者热切关注和担忧，有人甚至惊呼，迪拜债务危机的蔓延将掀起金融危机的第二波浪潮。

第二波的担忧可能过头了，迪拜债券损失的潜在规模应该远小于美国次贷损失，而且金融企业在危机之后普遍经历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损失的放大蔓延范围将更为局限，也更容易评估，因而其带来的恐慌也不会如雷曼破产那么可怕；所以，即便有第二波，其范围和冲击力也与第一波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但迪拜危机对于企业家、投资者和政府，仍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它对于那些勇于盲目扩张、狂热建设和泡沫追逐者们，将是一个长久的告诫，而它所遗留下的众多烂尾项目，恐怕在未来十几二十年内都将难以消化，甚至会留下一些永久性的泡沫纪念碑。

过去二十年，凭借石油收入和贸易投资开放政策，迪拜这颗海湾明珠，已成为阿拉伯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一盏罕见的市场明灯，不仅成为中东贸易和金融中心，其基础设施、城市发展、生活水平和文化宗教宽容等各方面的进步，在阿拉伯各国中都极为突出，俨然已跻身世界级大都市，这一成就，在中东这一充满动荡和冲突、在文化和宗教上守旧排外的地区，确属巨大而难能可贵。

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如同其它海湾国家一样，迪拜在建设市场经济所需的制度基础方面，却进展寥寥；尽管迪拜王室施行了对商人、企业家和投资者十分友好的政策，也为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但这一切却没有一个可自我维持的制度加以保障，而只是建立在统治者个人的开明和善意之上，甚至只是策略性友善之上。

制度建设的缺失，一方面激励了商人和投资者的短期行为，让他们热衷于可短期内盈利的生意和项目，而更重要的是，国内的人民基本上被排除在发展所带来的机会之外；尽管迪拜人民享受到了王室所恩赐的高水平福利和繁荣带来的资源租值，但由于没有国内市场制度保障，且生产性资源几乎为王族所垄断，普通国民很少有机会以企业家的角色参与经济发展。

类似的，文化、传媒、学术、慈善、社团等通常随市场繁荣而发育丰满的、作为一个公民社会之血肉的那些组织元素，都没有发展起来；这样的社会，虽然拥有了七星级酒店、顶级奢侈品牌和高楼大厦，在文化上却依然是沙漠，远没有走向现代化。

王室的垄断和支配地位，脱离了市场化分散决策所带来的淘汰和纠错机制，使得经济行为不可避免的倾向于片面乐观和盲目扩张，而整天围绕在王爷们身边的那些追逐短期利益的商人，也乐得鼓动他们的自大和狂热情绪，迪拜泡沫的伏笔，其实在多年前早已埋下；与集体乐观情绪所酿就的美国地产泡沫不同，迪拜泡沫是少数垄断和支配者的狂热加上众星拱月式的鼓动追捧所造就的吃大户式泡沫，是由人傻钱多速来电报所召集的泡沫。

自古王子身边多骗子，更何况是来自落后文化的暴发户王子，文化上的劣势带给他们深层的自卑感，而金钱上的丰裕又给了他们不甘人后的决心和豪迈阔绰的支付意愿；这两种心态的结合，造就了骗子的最佳顾客，过去十年的迪拜，就像一个强力真空泵，吸引了全世界新奇玩意的兜售者，从奢侈品牌、高级酒店、前卫艺术，到未来派建筑师、奇形怪状的摩天大楼、和零排放太阳能建筑。

如今，蛊惑家们早已扛着猪肉跑了，来自广大伊斯兰兄弟穷国的数十万建筑工人，多半也已卷铺盖回老家，留下沮丧的王子们在这里应付着已收起笑脸的众多债主；或许下一次他们会更加谨慎和冷静，而我们这些旁观者，只能希望同样的故事不要在我们身边上演。

国民无须承担更多气候义务
辉格
2009年11月25日

就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哥本哈根会议即将召开之际，上周突然发生了“气候门”事件，有黑客侵入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服务器，从中窃取了1000多封邮件和3000多份其他文件，并将窃得的共160MB数据上传到了多个网络服务器上，一时间在关注气候问题的评论圈和公共舆论中炸开了锅。

据一些读过部分邮件的评论者介绍，这些文件暴露了，持人为全球暖化学说的研究者，如何刻意选择统计方法修饰数据，如何在私下抱怨研究结果不确定的同时却对外界信誓旦旦，又如何在学术同行中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甚至对学术对手的病逝幸灾乐祸；这些信息，经过人为暖化怀疑者的挑选、渲染和传播，在舆论中造成了巨大影响，很可能影响各国选民对气候政策的态度，这样的态度转变继而会影响政客们的姿态和立场，或许在哥本哈根就会有所显露。

讨论气候问题，需要意识到一个前提：地球气候是一个极其复杂、高度不确定、难以认识清楚的系统，对气候的研究包括了从天体物理、天文史、太阳物理，到空气力学和化学、地质史、生物史和生态学等诸多学科，这些研究所需要的事实，绝大部分已湮没在漫长的历史之中，而研究所依赖的诸学科，却多半还很年轻稚嫩。

所以，即便在这方面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学者们，对于气候系统运行和历史演变的认识，迄今仍处于十分初步的探索阶段，因而，他们对气候趋势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所做出的任何总体性判断，都不能给予过高的置信度；可以这样说，如果具有同等可信度的证据用来提起刑事指控，是远远不足以让法官定罪的，甚至不足以立案；IPCC在人为暖化上的结论，应该放在这样背景下解读。

气候问题之所以如此充满激烈纷争，是因为一方面关于气候的学问庞杂深奥，为外人所难以理解，更无从评估和判断，但同时，如果IPCC的结论是可信的，且框架公约付诸实施，便意味着低碳大气已成为一项稀缺资源，因而需要为此资源创建排他性，而这将大大影响每个人的生活，不仅提高我们日常的生活成本，对某些产业还将带来毁灭性打击。

更严重的是，由于无法阻挡大气的全球性流动，碳浓度的排他性必须由一个全球性强制机制来实施，这将史无前例的为一项生存必需品建立全球排他性，是迈向创建全球政府的一大步；一个对权利、生活、法律和政治体系即将带来如此广泛而深刻变化的进程，无疑会激励人们对此作出评估和表达意见，此时此刻要求外行闭嘴，是粗暴和不切实际的。

作为外行，我们有理由怀疑IPCC的结论，尤其当得出这一结论所依赖的推理链条如此漫长的时候；在赞同气候政策的报道和评论中，最多听到的是关于全球暖化的各种迹象和警告，却常常忽视气候政策背后的逻辑链：存在暖化趋势，这种暖化从历史上看是异常的，异常暖化的主因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的主因是碳浓度上升，碳浓度上升的主因是人类活动。

这是极端简化的推理链，实际上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复杂的因果推断和论证，如果其中许多环节的可信度都不高，那么基于整个链条的结论就十分可疑了；用如此高度可疑的结论去要求全世界每个人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此次气候门所暴露的问题，由于尚没有足够的文件被仔细解读，还无从判断；且不论气候学界是否存在有组织的编造和歪曲，但可以相信的是，在科学意见从学术界走向舆论和政治的过程中，极可能被扭曲和放大，因为传播学和政治动员体系内在的具有这种扭曲和放大的本性。

媒体历来偏好灾难事件，这从灾难时期的收视率和点击率便可看出，而暖化危机是很好的危机题材，而且气候趋势的不确定性使耸人危言在短期内很难被证伪；同样，政治家也喜欢危机，所谓乱世出英雄，灾难是最有效的动员令，无论所动员的是战士、选票、还是税收。

所幸的是，媒体也喜欢丑闻，科学造假是很好的题材，而造假带来的选民愤怒和信任危机也定会引起某些政客的兴趣，或许气候门会发展为一次反方向的舆论和政治浪潮；这样的潮流反复是好事，有助于我们从双方的辩论和争斗中看清真相，作为最终承担代价的老百姓，不妨抱着警惕心静观其斗，而对于实际的政治进程和权利变动则尽量施加阻力，随着更多的事实、理论和逻辑过程被暴露，最终基于常识做出自己的判断；历史上，许多纷争反复都曾帮助我们看清道理和走向成熟。

退一步讲，即便IPCC结论可信，气候政策难以避免，中国国民也不应承担比现在更多的义务；事实上，过去数十年的人口形势大扭转和快速城市化，是中国人对全球环境的最大贡献，并且这种转变在今后几十年仍将继续，它的效果远超过将碳排放压缩几个百分点；与传统农牧业相比，城市的高度密集生活大大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包括碳排放；与中国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增长率高达2%以上，他们才应承担更多责任，如果必须有人承担责任的话。

刚刚看到一篇文章《山狮为什么要找病弱的鹿》，里面犯了个很常见的推理错误，类似错误在科学报道中经常看到，不过多数出现在记者的发挥中，而这篇看来是研究者自己的问题，看来即便自然学科的专业训练也不能排除这种低级错误：

国家野生动物部的卡罗琳·伊·克鲁姆、迈克尔·伍·米勒，在科罗拉多州北端沿线工作，他们与同事一道，抽样选取了已知被山狮杀害的成年骡鹿尸壳，测试它们的慢性消耗性疾病，一种类似于疯牛病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他们同时抽样的还有在同一地区遭猎人捕杀的鹿群，以了解在鹿群总数中感染比率的情况。由于通常情况下，鹿并没有明显症状，被猎人打死的鹿被感染的机会将近乎随机。

正如生物书简中所报道的，他们发现，遭山狮杀害的鹿群的感染发病率普遍高于被猎人捕杀的鹿群，这表明大型猫科动物是在积极找寻生病的猎物。

米勒博士说，山狮可能会察觉到捕猎对象的一些疾病征兆，而这些征兆往往过于微妙以至人类无法识别，例如说，稍嫌缓慢的行为反应。

他说，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山狮是否易感此类疾病。但是，在消化染病尸体的过程中，动物可能将传染因子排出环境，减少传染给更多健康的鹿。

显然，从被山狮和猎人捕杀的鹿的染病率差异，无法得出“这表明大型猫科动物是在积极找寻生病的猎物”的结论，这一差异只需要一个弱得多的解释：染病与否，会影响鹿在山狮面前的生存率，却不影响其在猎枪面前的生存率。按奥卡姆剃刀原则，除非必要，不得引入新假定。

这个例子清晰得可以做教科书案例，呵呵。

变性人法律地位渐趋明确
辉格
2009年11月23日

日前，卫生部向各地印发了《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除了为医疗机构实施变性手术规定了严格的前提条件、资质要求和实施规范之外，其第三节第五条第四款特别明确了，医院在手术后，应“为患者出具有关诊疗证明，以便患者办理相关法律手续”。

此项规定呼应了公安部于去年十月在一份批复中，对手术变性后变更户籍性别身份的规定，后者将医院的性别鉴定证明和手术公证书列为性别变更登记的前提；至此，变性手术带来的法律地位模糊和由此而给变性者造成的不便和尴尬，有望从制度上得以消除。

需要注意的是，卫生部的这份规范，仅仅针对性别认同障碍（GID，又称易性癖）患者的变性手术，而未涵盖各种雌雄间性（intersex，俗称阴阳人）等其他性别异常情况，后者同样面临着社会角色的尴尬和法律地位的不确定，而此次在GID上取得的制度进展，或许将为改善他们的法律地位建立良好的先例。

GID和间性一样，都是因基因或荷尔蒙异常，而未能在生理和心理上发育出一致而鲜明的性别特征，不同的是，尽管导致间性的十几种综合征生理表现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影响到生殖器官的外观，或至少在第二性征上有所表现，而GID患者的生殖系统和第二性征则有明确且一致的性别，只是他/她在心理上拒绝接受自己的生物学性别，而强烈希望拥有相反的性别身份。

早先的心理学家认为GID是教育和文化环境的结果，比如有些父母把男孩当成女孩来教养，久而久之造成其性别错位，这种认识导致了通过心理治疗矫正性别错位的尝试；但后来的研究表明GID有着更深层的生理机制，许多GID患者的大脑结构在发育过程中已经异性化了，而由教育所致的性别错位，却多半会在青春期后自行矫正，而心理治疗对真正的GID却没什么效果。

实际上从某种角度看，大脑本身就是一个性器官，男女颇为不同，GID男性虽然有着雄性生殖系统，却拥有一颗女性的大脑；当两者相冲突时，由于表达个人意志的“自我”存于大脑之中，便只能由生殖系统的服从来解决冲突了，这是变性手术的生物学伦理基础。

由于GID患者有着尽管错位但却明确的自我性别定位，因而明确其法定性别身份并不存在太大障碍，只须简单的承认其在既有的二元性别系统中按个人意愿选择其一的权利；此次《规范》的重点，在于为认定性别错位的事实存在和患者意愿的真实表达，设定了严苛的条件；由于真假GID的区分要到青春期后才能认定，而此时患者已是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因而真实意愿的识别不存在根本性障碍。

相比之下，间性人面临的法律地位问题则更加棘手；首先，间性通常在发育早期便可识别，此时进行手术矫正的决定只能由父母来做，然而上古时代那种生杀予夺的无限监护权早已为习俗所限制，父母的监护权是否可以覆盖如此重大的决定，已经引发了伦理和法律争议；困难在于，处置和不处置都可能给间性孩子的未来造成伤害，这方面的规范，还有待家长、医生和法律界的共同探索。

其次，更困难的是，不同于GID，间性人特别是未经手术和荷尔蒙治疗的间性人，在成年之后，可能没有明确的自我性别认知，或者拒不接受既有二元性别中的任何一种，他们中的许多已开始主张在法定性别系统中为他们另设一个性别（即第三性别），以便让他们也可享有与正常两性相似的法律地位和民事权利，类似的问题对于同性恋者一样存在。

与性别有关的各种民事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法定义务，而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间性人和同性恋者却不可能在拒绝二元性别认定的同时，建立起类似婚姻的长期伴侣关系；尽管婚姻在性质上只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契约，理论上，即便不借助婚姻法，两个人也可以签订包含类似夫妻义务的契约，交易费用也不是障碍，因为民间组织可以为此类需求设计标准契约，就像开源社区的GPL那样。

真正的障碍在于，婚姻关系不仅在夫妻双方之间建立了义务，同时也默认的建立了大量涉及第三方的义务，比如当一方因醉酒或昏迷而暂时失去行为能力时，在旁的配偶便自动的接管了其民事责任，一方要动大手术或病危时，医生有义务通知配偶，或取得其同意；这些义务，在非婚姻伴侣关系中是否会得到第三方承认，是大有疑问的；另外，婚姻关系也影响到许多法定权利，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孩子领养权。

明确和保障性别异常者的权利，无疑是制度演进和社会走向宽容开放的应有之义，然而，简单的引入第三性别，会对现有制度造成太大的冲击，大量民事法律都需要重新审视，由此带来的制度成本或许过于昂贵；较为可行的路线是，通过比附和拟制，尽量往既有的二元体系上靠，将为性别异常者创建的新权利通过简单的接口接入到现有法律体系中，而对婚姻法的扩展或许是找到这种接口的一条便利途径。

看到一大帮人煞有介事的在那儿猜ChromeOS界面啥样？有些啥应用？API啥样？还时不时冒些谍照出来，我就觉得无比好笑，这些家伙看着像geek，其实是小白。

我早就说了，ChromeOS的界面，就是Chrome的界面，除了Chrome，ChromeOS没应用，API？对不起，不需要，只要向下对驱动的DPI就够了，那应用哪里来？靠，整个互联网就是啊。

简单说，一句话：ChromeOS就是跑在裸机上的Chrome，还猜个啥，Chrome长啥样不都看见了？

另外一些家伙，迫不及待的要预测ChromeOS能不能打败Windows，这些是准小白，ChromeOS压根不是来跟Windows竞争的，问题就问错了，正确的问题是：有没有人需要跑在裸机上的Chrome？有且够多，那就行了。

凡勃伦1857年生于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的小农场。他生长在威斯康星州与明尼苏达州的乡村。他的父母重视教育，鞭策孩子们出人头地和不断接受更高的教育。在卡尔顿学院，凡勃伦跟随约翰·贝茨·克拉克学习经济学，克拉克最先阐明了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参见克拉克）。接着凡勃伦又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师从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学习哲学，皮尔斯是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期间，他还师从美国经济学会的创立者、杰出的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研修政治经济学。尽管拥有如此显赫的老师，凡勃伦还是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非常不满，因而转学至耶鲁大学。在那儿他跟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t）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研究哲学，并于1884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糟糕的哲学家就业市场，凡勃伦无法找到一个哲学方面的教职。以后的七年，他独自在埋头苦读中度过，终于他决定改行；因此他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经济学。一年后，凡勃伦和他在康奈尔的导师J·劳伦斯·劳克林（J. Laurence Laughlin）一起来到芝加哥大学。在此他执教 14年，尽管他写了两部非常成功、赢得评论界赞誉的著作（凡勃伦，1899，1904），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并编辑了享有盛名的《政治经济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但从未晋升至助理教授之上。 离开芝加哥之后，凡勃伦经常在大学行政管理层的“激励”下，不停地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找工作。他的部分问题是他与年轻的女学生及教员们的妻子发生暧昧关系，另一个问题是他的刻薄的批评——尤其是对学术界及其他经济学家的批评——使他难以与同事们接近。更麻烦的是他从不关心诸如全系会议、参加班级活动、上班时间以及打分等这些学院仪式。他通常在不考虑学生学习质量的情况下给他所有的学生都打个“C”。最后凡勃伦老师出了问题。据多夫曼（Dorfman，1934）所述，凡勃伦在课上“喃喃自语，神思恍惚，经常跑题。结果他的班级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班最后只剩下一个人……” 凡勃伦的离奇的生活方式也非常出名。多夫曼（1934）报道说，凡勃伦用盒子布置他的住所，并将这些盒子当做桌椅使用。他强烈反对整理床铺之类的世俗的家务琐事，认为是浪费时间。脏盘子被堆在盆里，直到没有干净的碟子为止，然后再用水管冲洗。据迪金斯（Diggins，1978）讲述，凡勃伦20世纪初在密苏里大学任教时，住在一个朋友家的地下室里，并通过地下室的窗户进进出出。

医患矛盾彰显制度空缺
辉格
2009年11月18日

近日来连续多起医疗纠纷吸引了公众的目光，其中尤以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在对待一名病童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疏懒、冷漠、失德和毫无诚意，令人不禁唏嘘齿寒；所幸的是，此事在引发媒体和网络舆论广泛关注之后，得到了公正的调查和公允的结果；然而，时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数不尽的医疗伤害与纠纷的当事人们，却多半没有这样的幸运。

由于缺乏一套有效率的、程序化的、且为医患双方广泛认可的纠纷处理机制，医疗纠纷仍在以双方直接角力的原始方式进行着，一方竭力隐藏掩盖淡化，一方则尽量把动静闹大，纠纷的结果与得失，全赖于双方调动各种资源的能力，没有一个制度化的透明机制来规制整个调查、举证、质疑、抗辩和裁决过程，也看不到稳定的规则、程序和权利边界从这一过程中得以浮现；结果，一方面许多医疗事故受害者无处伸冤，而同时许多医院又受困于蛮横无理的“医闹”。

虽然医院也常为医闹所困，但患方的处境更为不利，通常认为这是因为医疗的高度专业性，使得消费者天然的处于信息不利和谈判弱势地位；但实际上这可能并不是主要原因，患方信息不利是事实，但这一点恰好使得舆论给患方更多同情，而这种同情会影响法官和陪审团的判断，美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在美国，医疗纠纷也是个大问题，但问题重点在于医方经常被判巨额赔偿，巨大的赔偿额继而推高了医疗责任险的保费，并最终转变为消费者和纳税人负担。

中国患者的不利地位，主要原因是其法定权利和法律地位的欠缺，其中最突出是，成文法将医疗过程中产生的处方和病历资料的所有权，单方面赋予了医方；尽管成文法也规定了医方应受理患方复制这些资料的申请，但是，首先，复制费用的规定打消了大部分患者的复制念头，其次，医院经常会以各种理由推脱阻挠拖延患者的复制要求，由此带来的周折麻烦又让许多患者丧失了获取病历的耐心，最后，当发生纠纷时，医方对病历资料的法定拥有和保管权，大大便利了他们的掩盖和隐瞒行为，他们可以完全否认某些关键资料曾经存在过，查阅和复制便无从谈起。

按我们普通人对服务交易的常识直觉，患者理应拥有对处方和病历的充分所有权；首先，患者花钱看病，所购买的，不仅是医疗处置本身，也包括检查结果和处置建议（医方对此分项收费的事实佐证了这一点），而处方、化验单和病历便是构成医疗商品的一部分；其次，病历资料作为服务交易的记录和凭证，双方应有共同所有权，就像发票和维修单一样，卖方有当然的义务主动向买方提供一个副本，而不需要后者申请，更没有理由收费。

明确患者对医疗资料的权利和医院的主动交付责任，可大大提高医疗服务的透明度，降低此后发生纠纷时的调查和取证难度，从而消除医院事前的侥幸心理和事后隐瞒掩盖的冲动，也便于患者利用充分的资料向第三方寻求专业意见，减少因信息不足和专业无知而造成的盲目对抗和无谓冲突；同时，关注医患纠纷的公众评论和舆论压力，也将更多的建立在可靠信息的基础之上。

医患法律地位的不平衡，也表现在处理医疗事故的制度上；按现行制度，尽管当事人可以通过侵权诉讼寻求救济，但在案件的事实认定部分，法院通常直接采信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果，而不接受对鉴定结果的质疑，因而，委员会事实上成了医疗事故纠纷的终极裁判者。

但问题是，委员会是一个专家机构而不是司法或仲裁机构，它缺乏一个现代司法机构所普遍具备的程序性机制，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成员的专业素质，它却无法为当事双方提供基于竞争性证据的举证、交叉质证和抗辩过程提供恰当的程序，而它得出的结论也并非法庭上诸多竞争性证据之一，这样，整个诉讼过程便丧失了对抗性和质疑环节，而这却是现代司法制度确保公正的重要机制。

纠纷处理制度的不合理，使得医患双方都不愿向它寻求救济，而倾向于私了，这也表现在医疗责任保险的销售惨淡，因为责任险的赔付前提是事故鉴定结果，而医院通常不愿让事情发展到进入鉴定程序，而患者更对鉴定的公正性缺乏信心；而同时，私了的流行进一步激励了医闹行为，使医患冲突愈演愈烈；要打开这个死结，既需要明确患者权利以增加医疗透明度，也需要建立某种兼备专家鉴定和程序正义的仲裁机制，而这些都有待法律和制度上的创新。

山寨机兴旺之路才刚起步
辉格
2009年11月13日

近两年开始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的山寨手机，近来遭遇了一系列阻击，先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巴开始强化IMEI认证检查，接着非洲遭遇金融危机的后浪冲击，市场萎靡，然后是中东各国收紧山寨机的海关检查，近日又传出欧盟的认证中心对山寨机收取每型号2000美元惩罚性认证费的消息，有传闻认为，这背后有大品牌厂商的努力，而在国内，LG更说服工商人员突袭了一家生产高仿机的工厂；一位山寨机制造商惊呼，其海外销量在一个多月里莫名其妙的下滑了50%，一时间山寨行业有了点风声鹤唳的味道。

然而从基本面上看，山寨手机的前途依然光明，眼下遭遇的阻力，是市场对山寨机一些缺陷的适度反应，也是品牌厂商面对山寨机在国际市场的高速扩张而做出的防御性反击，这两者都不会对凶猛的山寨攻势构成决定性障碍；2000美元的IMEI认证费虽不公平，但摊到每部手机上成本影响很小，而且欧盟原本就不是山寨机的重点市场；IMEI问题确实需要解决，也没什么难度，比起国内早先的入网认证来，算不上真正的障碍；非洲的困难起于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回流，但这只是暂时的，非洲尤其是东非的市场基础依然坚固。

山寨这种产业形态的存在基础，是手机产品功能结构的动荡状态，即，从功能创新到工艺改进到成本下降到新需求激活，这个产业发展循环远未稳定下来，“手机到底该有哪些功能”这个问题也远未得到清晰界定；这一局面，很像当初个人电脑的兼容机时代，那时电脑的功能结构也是日新月异，动荡不定，因而即时按需组装的兼容机得以大行其道；当时消费者选购电脑的考虑重点是功能组合与配置参数，其次才是品牌，这种情况可以叫做功能导向，相对于品牌导向；目前，智能手机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在功能导向市场，相对于小规模组装者，大品牌厂商有许多掣肘之处，他们通常的做法是，选定一个细分市场，揣摩这群用户需要哪些功能、愿意花多少钱，然后设计产品，这一过程常常历时多个季度；更糟糕的是，品牌厂商更多借助与运营商合作定制包销的模式，而合作定制带来的协调需求使产品开发进度更加缓慢；相反，山寨厂既不做细分市场分析，也无须揣摩用户需求、审慎规划功能结构，凭借小批量和极短的开发周期，他们可以对各种可能的功能组合进行广谱试错，然后直接利用零售市场的反馈信息做出产品调整。

由于山寨厂数量众多，集体广谱试错几乎可以覆盖所有功能组合，并以最快的速度引入新功能和采用新配件，而在山寨和批发商云集的深圳，也很容易随时掌握产品的出货情况；这些，正是山寨机成功的基础所在，而这一基础，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受到挑战；品牌厂商是无法承受广谱试错的，一个型号的失败常常会拖累几个季度的财务报表，只能慎之又慎；所以，在手机市场，即便品牌厂商的数量也多如牛毛，尚无法形成几大品牌寡头垄断的格局。

上述分析，同时也解释了为何山寨模式无法在上网本市场取得成功，因为上网本走的是功能简化之路，尽管价格定位较低，却反而容易形成品牌导向，实际上，在外包条件成熟之后，成本差异对品牌商已不是大问题；国内山寨商，应抓住智能手机功能趋向稳定之前的这几年空档，充分覆盖亚非拉和东欧市场，同时，也应积极组织同业协会，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加强自律，与假冒高仿机等侵权行为划清界线，以便放心大胆的向国际市场进军。

抓坏蛋首战遇挫乃市场之福
辉格
2009年11月12日

驻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官起诉贝尔斯登两名前对冲基金经理证券欺诈的刑事案，近日以败诉告终，被告被宣布无罪；由于两位被告所管理基金的破产是引爆此次金融危机最初几根导火线之一，而此案也是司法部针对华尔街高管在危机中责任的系列诉讼的头一桩，因而吸引了舆论广泛关注；按时下的政治游戏规则，灾难之后，尤其是像金融危机这样掀起了公众怒火的非自然灾难之后，必须找出几个把事情搞糟的坏蛋，而政客们也热衷于扮演抓坏蛋的英雄角色；所幸的是，陪审团抵御住了舆论压力，没有接受公诉人苍白无力的证据。

本案的指控要点是，被告在基金破产之前屡屡向投资者宣称基金的财务状况稳健，前景光明，而在同事之间的私下交流中，却早就表达出了对损失前景和破产风险的担忧，公诉人认为这构成了刑事欺诈（fraud）；然而这样的认定将大大扩展对欺诈的解释，刑事欺诈有着严格的界定，普通法实践中形成了认定欺诈的九大要件，它不同于虚假陈述和披露不足，也不同于吹嘘夸饰，必须是故意捏造具体的事实，没有具体内容的泛泛吹嘘不算欺诈，而基于对未来状况的错误预期而做出的陈述，或者是否将这一预期坦诚交代给客户，都与欺诈无关。

披露不足、不负责任的吹嘘、对风险的预期不向客户坦诚交代，这些行为可能有违于金融业审慎保守的从业原则，也有损于银行家本人和企业的专业声誉，或许还构成了履约瑕疵，因而可能须承担民事责任，但要是扩大到刑事责任，便大大挑战了人们对于法律规则的预期，这就难怪众多律师的同声反对了，联邦检察官在此案上的表现确实是过度和危险的；好在陪审团守护了公正，给金融业吃了颗定心丸；危机过后，金融业正在遭受第二次洗劫，好似俗话说的“大水之后又过兵”，财政部的薪酬限制、国会的严厉监管法案、司法部的秋后算帐，正汹涌而来，这颗定心丸可算是风声鹤唳之下的一个小小安慰。

抓坏蛋的冲动，源自人类的一项独特认知功能，负责此项功能的认知模块遵循的原则是：万事背后必有某个意志在驱动；这一被心理学家称为移情（empathy）的功能，赋予了我们在竞争和交易中理解他人意图以便提前判断他人行为的能力（用战略家的话说：学会像敌人那样思考），具有极高的生物价值；但人类显然过度发展了这项能力，像刚获得一把榔头的孩子把什么都看成了钉子，其最极端的表现，是普遍存在于前文明社会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早期的大量巫术都被设计成了针对事物背后那个意志的模仿、劝慰、贿赂、威胁和报复。

随着知识积累和文明进步，人们对事物性质、变化和关系的认识有了长足提高，不再相信万物有灵，但他们仍不愿相信整个世界背后没有意志驱动，因而转向了一神教（monotheism），那些难以理解的事情被解释为神的临时干预；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神迹说越来越难以被接受，但是困惑难解的事情却并未减少，于是形形色色的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ies），作为泛灵论的现代修正版而纷纷出现，留心一下关于金融危机等非自然灾难的流行言论和畅销书便不难发现，对于非自然灾难的各种解释中，简单明了的阴谋论总是最容易被接受的。

文学、影视、新闻界、畅销书作家乃至政客们，都深谙此道，文化人类学研究显示，上世纪后期以来，对社会事务的阴谋论，在公共舆论中占据越来越突出的地位，这大概与媒体的发达有关；小说和电影本来就是讲故事的，而树立一个坏蛋再塑造一个抓坏蛋的英雄，历来是最吸引人的故事模式，记者和评论家也喜欢将新闻事件编排成一个个黑与白的故事，不会讲故事的记者是不合格的，对于灾难与丑闻，缺少一个幕后黑手，故事也是不完整的；阴谋论对政客的激励则更为明确：树立坏蛋和把自己塑造成抓坏蛋的英雄，是向选民推销自己的极佳手段，因为选民最爱听这样的故事。

阴谋论总是伴随着公众愤怒和抓坏蛋运动，就像黑死病时代烧女巫那样；然而事实上，由人类活动导致的事件，未必是由单一意志谋划和策动的，正如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许多社会事件是自发行动的集体效果，最简单的例子是鼓掌，几秒钟内便可从杂乱无章变为节奏井然，无须有人指挥和带领；市场的泡沫和涨落、经济的景气萧条周期，都是自发形成的宏观事件，虽然事后可以辨明某些行为造成了特定的扰动，但要找出某一小撮人对之负责，则是阴谋论作用下的蒙昧之举，而时常造成最多最危险扰动的政府，却最理直气壮的冲出来大抓坏蛋，就未免荒唐可笑了。

默多克，老糊涂还是老狐狸？
辉格
2009年11月11日

时隔数月之后，默多克再次向搜索引擎开炮，除了继续激烈指责谷歌微软等窃取信息，更声称要在旗下报纸网站实行收费之后，屏蔽搜索引擎；谷歌迅速作出回应：“这很容易，只需要通知我们即可”，实际上连通知都不必，新闻网站只须简单修改一下机器人文件即可自绝于搜索引擎；拿这么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来大肆宣扬，的确显得很无厘头，让人摸不着头脑：既然你的新闻网站至少部分内容是欢迎未付费读者来看的，那么搜索引擎给你带来更多读者有啥不好呢？毕竟搜索引擎不是转贴者，拿走内容却带不来流量。

除非这只是一次为未来讨价还价作铺垫的策略性愤怒，否则默多克显然误解了搜索引擎在整个信息传播体系中的作用，搜索引擎帮助人们找到需要的内容，但并不代替内容提供商的功能；新闻业当前的危机，在于一方面无法拒绝将内容放到网上，但同时又难以说服读者为此付费，这怎么也怪不到搜索引擎头上；而且，即便你说服读者付费阅读，最好仍对搜索引擎网开一面，允许其在特别授权下全文抓取，否则你的新闻传播力便会大打折扣，或许默多克正是在为不久之后的此类交易做准备？这倒是很有可能，因为他的网站眼下正在酝酿收费政策。

许多报纸都在为新传播格局所带来的危机而哀号，但默多克却远不是他们的难兄难弟，相反，他本应暗自偷笑才对；首先，新闻集团是个综合性传媒帝国，其占收入将近一半的电视业务并未受新媒体冲击，而它的华尔街日报，读者以商业和富裕人士为主，是各大报中最愿意付费阅读的；其次，也更重要的，随着网络媒体打垮传统报纸，正好给默多克这个后来者和实力派，提供了打扫战场和重建产业生态的机会，要把握好这一机会，必须利用好而不是推翻现有的基础设施，而搜索引擎无疑居于核心地位，就像前两次工业革命中的铁路网和电报系统一样。

未来传媒格局中，谷歌有望成为平台之王，而新闻集团则很可能成为内容之王，他们都是这场大转变中的胜出者，在产业链上将有大量的亲密接触，合作和冲突都将难以避免，默多克这只老狐狸的发飙开炮，很可能正是在为这对呼之欲出的新对手新冤家的未来关系争取筹码；按一种博弈理论的说法，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往往会首先发难，并采取虚张声势的姿态，主动引发迟早难免的冲突，以便在随后的谈判中获得较有利的妥协条件，而较强大的一方反而比较从容不迫，倾向于任由事态自然发展。

或许默多克正是在运用这样的策略，或许私下的接触和谈判已经开始，这样的话，明年我们应该会看到一些结果，比如收费制与搜索引擎全文抓取之间的协调，比如 RSS阅读器等第三方展示窗口对付费账户的识别，甚至某种一揽子收费方案和支付工具，等等；这样的前景是值得期待的，它的成功将不仅为整个新闻产业链构建广告之外的盈利模式，也将为广大新闻从业者建立新的激励基础，从而挽救岌岌可危的专业新闻。

但我们仍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默多克果真不明白传播格局的变迁，他的老朽和对技术的无知导致了对局势的误判，而他的顾问也没有提供恰当的帮助，这样的话，新闻集团也可能走向一条封闭倒退之路，这将是默多克的悲剧，也是传媒业的悲剧；一个封闭的传播圈，不仅对读者缺乏吸引力，作者同样会失去大部分写作冲动，这不光是钱的问题，一篇文章的传播广度，本身对读者构成了吸引力，对作者构成了激励，一些大公司的档案库里，锁着整箱整箱的机密研究报告，除了极少数专业研究者，有多少人有兴趣去读它写它？

至于谷歌，可以预料，如果传统新闻企业拒绝合作，它的战略重点将转向对新闻博客和独立新闻团队的支持，就像YouTube对业余拍摄者的支持那样，那样的话，新闻业的重建将从一个组织更简单分散、质量更无保障的起点开始，尽管演化进程会让它重新走向组织化和专业化，但这样的推倒重来无疑是巨大的损失，也会加剧短期内的危机和混乱，对于已经付出巨大沉没成本的现有从业者来说，可不是好事。

柏林墙不是篱笆，是铁窗
辉格
2009年11月9日

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纪念庆祝与回顾反思铺天盖地；有人说，有形之墙虽已拆除，无形之墙却依然牢固，所谓无形之墙或心中之墙，是说人与人之间价值观的隔阂与对立，无论是种族的、文化的，还是地域的，在他们看来，无形之墙一日不倒，人类博爱和世界大同便遥遥无期；还有人说，旧墙拆了，新墙却仍在不断建造，比如北约军事边界、导弹防御系统，比如以色列边境隔离墙、美国墨西哥边境墙，等等，他们因此而质疑，冷战结束二十年来，世界是否果真变得更好了？冷战曾把地球分割成两个世界，当今的文明冲突岂不是在人间竖立了更多的屏障？

这些说法看似有道理，却完全没有抓住柏林墙问题的关键；把所有隔阂看作博爱与宽容的障碍，呼吁拆除一切阻隔与屏障，听上去很浪漫，却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价值观差异与隔阂无处不在，永难消除，一个良好社会所需要的只是价值观之间和平共存，河井不犯，不是什么博爱与大同；阻隔本身并不邪恶，英谚说得好，没有篱笆便没有朋友，适当的边界与屏障，恰恰是不同价值观与不同利益主体和平共存的必要条件。

柏林墙之邪恶，不是因为它象征着价值观冲突，而是因为它象征着政府对待人民之价值分歧的粗暴方式：它不仅将一套人民不愿接受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们，还用一道高墙阻止他们逃离家园，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柏林墙之邪恶，不是因为它试图阻挡外来威胁和外人进入，它不是一道篱笆，它试图阻挡的决心逃离这个体制的本国人民，这是极其罕见的做法，才是柏林墙区别于其它各种藩篱的独特之处，它是一扇铁窗，昭示着这整个国家就是一个牢笼；今天我们纪念它的倒塌之时，切不可忘记这一点。

价值观的差异，是构成文化多样性的源泉，个人持不同的价值观，按价值取向选择交往相处的对象，组成各自的圈子和社区，甚至另辟家园，与世隔绝，这是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由此而造成的隔阂，并非社会之不幸或冲突之渊薮；相反，把价值取向迥异的人们强行捏合到一起，强求他们接受共同的生活方式，常常造成许多真正的冲突和不幸，西方国家公立义务教育的历史，便是这样一个不幸的案例。

政府强制实行的种族同校政策，不仅使课堂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还导致了大量学生间冲突和校园暴力，强制种族同校貌似拆除了种族间的藩篱，实则将西方公立学校的校园围墙，变成了一道推行单一价值体系的新柏林墙；在这道墙里面，宗教经典被禁止教授，传统宗教节日被禁止纪念，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服装、头巾、小帽，也被许多学校禁止佩戴；在柏林墙倒塌20年后，我们居然是在美国校园里找到了它的相似物，这不仅令人惊讶，也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基于传统或个人选择而生活于一个共同体中的人们，有权建造一道篱笆，来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外人冲击和侵犯，牧场围栏、导弹防御、边境墙，皆属此类，将这种篱笆类比于柏林墙，是在混淆是非；恰当的防御措施，是防止旁人萌生侵犯意图的必要条件，防御和均势历来是和平的最大保障，没有篱笆就没有和平；把对柏林墙的鄙弃和痛恨，引向所谓“拆除一切围墙”的呼吁，这种充满乌托邦浪漫情调的绥靖主义，将在破坏和平的基础，也误解了柏林墙的性质所在。

（按：最近搬家之后，居家环境大为改进，我开始把更多的时间献给我的庭院、草木、鸡犬、树荫、躺椅和纸书，在线时间也就大幅削减，不再能及时回应朋友们的提问了，不过我会尽量在周末挑选有意思的问题出来讨论的，好在常来的朋友都了解，我从来不曾具备对答如流的本领，呵呵）

关于牛博下半身的问题，以及泛而言之的博客作者权利，我曾在《老鼠的第二种公共性其实就是开放式要约》里表达过看法，再概述和补充一下：

1）我同意，博客作者，无论是否经网站主人邀请，一经注册，便拥有某些权利，站主不能随意处置；
2）博客作者权利的内涵，不仅仅由网站显式声明之规则文本规定，也受网络社区习俗和惯例之约束；
3）原则上，规则文本优先，习俗惯例只规定未经明示的默示条款；
4）但是，若规则文本与习俗有重大违逆者，应在注册页面上作鲜明提示，要求每个注册者仔细阅读规则文本，并非合理要求。
5）不存在任何习俗要求博客网站确保全部文章出现在首页。

Last, you are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nstead of trading.
There is nothing worse than encouraging people involved in politic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