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四五年前，不少从印度游历一番回来的人，纷纷感慨，印度之落后，距天朝不少于十年，而发展速度之拖沓，一二十年内看来赶不上了。

对这种说法，我当即付之一笑，我的回答在他们看来近乎痴人说梦：在我看来，计算印度比我们落后多少年是很可笑的，原因很简单，人家早就将我们远远抛在后面了。

很自然，我得到的，同样是轻蔑的笑容。

个别没那么轻蔑的朋友问我：为什么？

我说：财富积累很容易，一夜变成废墟则更容易，印度是很落后，发展也很滞碍迟缓，但是，他们用不着担心，在未来二十年的某一天，会突然撞在某堵墙上，而他们正在追求、推动和积累的这一切，将毁于一旦，一切从头开始，如果还能再开始的话。

在我眼里，这堵墙是如此明白无误的横在那里，而在翻越它之前，所谓的发展水平，在三五十年的时间跨度上，是毫无意义的，而拥挤在那辆高速行驶的巴士上的人群中，看不出他们正在找出翻越途径的任何迹象，这一事实，在我看来再简单明了不过了。

对印度的夸赞向来不少，稳定的民主，对穷人的关怀，人民分享增长的广度和真实度，内需的优势，等等，然而这些并非我的信心的主要来源，许多社会具备这些条件，但不足以让我看好他们。

我获取信心的途径比较古怪，大约十年前，当我对印度发生兴趣时，苦于没有方便的资料，我找到了印度最高法院的网站，阅读了上百个案件的诉状和判词，结合先前我所了解的情况，最后我得出结论：这是个法治国家，主要权利有可靠保障，司法是独立的，权力结构和政治资源是高度多元的，社会中间结构是丰厚饱满的。

从此我对中印比较的各种言论全都付之轻蔑一笑。

（郑重声明：本文构成投资和移民建议，尽管我不会为听取或拒绝听取该建议的后果承担任何法律或财务责任，呵呵）

股指期货将带来哪些变化？
辉格
2010年4月16日

经过三年多模拟交易之后，股指期货终于正式挂牌交易；对这一陌生的证券产品，许多投资者选择了观望，这种谨慎是可取的；但是，如果你因为短期内不会去触碰它，就置身事外而不加以关注，则是错误的；无论你是否参与股指期货的交易，只要你身在股市，便无法躲避它对你的影响，它的引入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股市的结构，尽管其效果要等到交易量增大之后才逐渐显现；作为投资者，现在必须思考它将给自己带来何种影响。

第一个常被提及的影响是，场外空头们有了参与市场的机会，在此之前，他们除了清仓离场并在场外大声唱空之外，无事可做，现在，他们可以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其看空的信念，这样他们也可以与那些假装的或缺乏信心的唱空派区别开来；一个缺乏做空机制的市场，实际上自动把多头筛选了进来，把空头挡在场外，结果形成单边行情；现在放空头进场，将让市场力量更加平衡，看上去这是让指数向下的力量。

但这一改变同时对指数有着相反的影响，在此之前，你买入某个股票的理由，是你在绝对意义上看好它，由于绝大多数个股的走向与大盘高度相关，这也意味着你同时看好整个股市；现在这个条件的大大放松了，你只需要相对的看好某些股票，即可买入，同时卖出指数期货来做风险对冲；这样，原本对股市前景不看好或缺乏信心的投资者也可进入，这当然会增加市场的资金量，从而推高指数。

这一变化对于那些其资金受时间限制的投资者，显得更有意义；对于大盘的阶段性波动，许多投资者是通过长期持有来规避的，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条件作数十年的长期持有，你就可以无视阶段性波动，但是许多投资者即便想这样做也没条件，他的投资是有截止期的：到某个时刻，因为孩子上学，或买车买房，或遭遇大病大灾，或养老所需，要拿出来用，这时若正好赶上低谷就倒霉了，而指数期货可以帮助他早作安排。

但投资者需要意识到，用指数期货来对冲你的投资组合，未必会降低风险，它可能只是转换了风险，让你从那些你不愿承担的风险转移到那些你愿意承担的，或者说，它让你的投资组合更忠实更纯粹的体现你对市场的看法，如果这一看法本身是高风险的，那么，该风险将在更精密的组合下被提纯。

股指期货带来的另一个或许被关注的更多的变化是，它会彻底改变做庄和操纵的方式，这一点几乎是肯定的；但会向何种方向改变，眼下还无法判断；或许新杠杆会加强某些庄家兴风作浪的动机和能力，但它也增加了对立庄家直接角力的机会，同时期货行情也会提早暴露某些做庄信息；如果指数产品足够精细，加上未来扩大甚至全面开放融资融券的可能性，会令大部分传统操纵方式归于无效。

从更广阔（因而也更遥远和渺茫）的角度看，股指期货作为一个主流衍生品，将在外围市场推动一些次级衍生品的发展；从根本上讲，任何衍生品都是你对某种关于未来的特定看法押注的手段，但是，对未来的看法通常是复杂的，比如，你看好未来两年的中国经济，可以买入沪深300期货，但如果你的看好是以“不发生通货紧缩”为前提，那就需要组合其他衍生品才能作出精确押注，比如一种以某中立机构公布的通胀率为基础的指数期货。

可以想象，当股指期货市场达到万亿级规模时，对此类外围衍生品的需求也会大量出现，理论上，若衍生品足够丰富，任何经形式化表达的观点，都可以被押注；而当这种局面逐渐浮现时，目前活跃于财经媒介中的风水师们，便会遭遇压力了：下次他们再喷着唾沫星信誓旦旦的预测未来时，人们会追问，他的预言对应着何种衍生品组合？他自己买了几份？这或许会吓跑一些风水师而留下更谨慎而负责任的评论。

不过这样的前景还很遥远，眼下，即便股指期货的套期功能，也要等交易量达到足够规模之后才能发挥作用；首先启动的将是对赌者的投机性交易，他们将完成初始的价格发现过程，并带来高流动性，这一阶段对未参与者并无影响；然后，投资者将重新评估自己的投资策略，并在新的可能性下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机构投资者更会建立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策略，此时，由于投资者行为模式发生了变化，市场形态将因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上是为已经被马克思搞得臭大街的“资本主义”四个字正名。在他看来，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不是——至少不仅仅是——贪婪、欺诈、剥削，而是吃苦耐劳、锐意进取、勤奋克己的精神，而这些品质，在韦伯看来，根植于新教伦理。……鲁宾逊就不断让我想起韦伯笔下的那个“资本主义新人”。……他刚流落到孤岛时一穷二白，随时可能饿死或病死，28年后，愣是靠着自己的双手，他盖了两座“房子”、造了两条船、圈养了一批山羊、种植了玉米地、还拥有了自己的葡萄园，其间的艰辛苦难可想而知。

富士康遭遇维特效应
辉格
2010年4月12日

自从去年七月孙丹勇因工作差错不堪压力而从宿舍楼上跳下身亡以来，富士康厂区内接连发生了多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其中五起密集的发生于3月11日至4月7日的短短28天内；尽管迄今未发现富士康存在过错和应负法律责任的证据，但舆论已开始质疑这些悲剧是否与它的工作压力和管理方式有关；日前，富士康公关部门在就此接受媒体专访时，也承认企业在管理方式、员工关怀和企业文化上存在问题。

中国每年每十万人中有14人自杀，而富士康仅在深圳就有27万员工，所以即便考虑到就业者的自杀率低于失业者，一年内不到十名雇员自杀，也并非特别离奇之事；然而，这些自杀事件在时间分布上的密集，自杀方式的一致，自杀者年龄的相仿，却很难让人相信它们之间没有相关性。

是的，从时间、方式到处境的相似性，这些自杀具备了“维特效应”的全部特征，从孙丹勇事件被密集深度报道和广泛讨论之后，后续自杀事件以192天、54天、12天、8天和1天的间隔鱼贯而至，构成了一个不断加速的维特链。

在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行并迅速流行之后，许多为情所困的青年读者模仿主人公维特自杀殉情；后来，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这种模仿性自杀广泛存在，并占据了自杀案件的很大比例，模仿的对象有社会名人、轰动性事件的主角、和同社区内社会角色类似的人。

维特效应生动的展示了，人在多数时候并不是依有意识的理性思考和深思熟虑的计划而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更多的依靠本能、习惯、传统、宗教和对前辈的模仿来行事；当他们面临困境，而这些常规指导源都无法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时，便会陷入极度的不安与无助，此时，若身边处境类似的人选择了自杀，他们很可能接受这个简单而容易的答案。

甚至在自杀方式上，他们也懒得去考虑，而简单的模仿了事，这一点，从自杀方式的文化差异中可以看出，各国都有一两种主流自杀方式，各不相同，而每种新方式一经大媒体报道，便会迅速流行，比如98年金融危机后烧炭自杀在香港的流行，这次金融危机后，杀死家人后自杀的案件，也一度在美国密集发生；更诡异的是，研究发现，许多重大交通事故过后，就有人会以制造交通意外的隐秘方式自杀。

人的模仿倾向表现在生活的每个环节，模仿性自杀只是因其悲剧性而特别引人关注，模仿性犯罪和模仿性行善都很普遍；研究发现，在交通路口，一位司机闯红灯会大幅提高其他司机闯红灯的几率，这一现象即便在素以遵守规则著称的那些社会也同样显著。

一个人选择自杀的目的，不仅是结束自己的生命，通常，这是他展示给社会的一个姿态，是对身边人的一次喊话，要以最强烈的声音发出最后一条信息：我为你可以付出这样的代价；瞧你把我逼到了这里；瞧你把一切都毁了；我很歉疚；我是无辜的；我已拼尽全力了；我并不如你想的那么无耻，等等。

这些信息，原本或许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但许多人从来没有学会，当他们看到别人用自杀来喊出同样淤积于胸的那句话，并且看上去都被听懂了时，他们认为自己终于学到了；而这里，正是心理辅导可以起作用的地方，也是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大企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能帮助年轻人学会如何喊出这些话，如果能创造出让他们有机会喊话的场合与情境，许多自杀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很少给孩子练习这种表达的机会，家长老师常常迫不及待的抓住孩子的抱怨流露，作为负面评价的证据，甚至斥责的把柄；在经历了种种险恶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之后，我们的大人总是过于老练的从孩子的倾诉中挖掘可疑动机和辨识推诿托辞，他们失去了倾听的习惯和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企业管理层继承了家长的这些特征，在许多企业的文化中，直言者是傻瓜，抱怨者成了出头鸟，批评是忠诚的反面证据，畅所欲言的号召只是引蛇出洞的计谋；孙丹勇因丢失样机而自杀，固然与他的个性有关，但在他痛苦绝望的几天中，富士康管理层显然没有让他看到事情将得到公正解决的希望。

从零星传闻中，我们看到了追查和严控的努力，但看不到听取陈述和申辩、在无罪推定的前提下一起分析各种可能性、共同商讨解决方案的任何迹象，显然富士康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在那几天里，听凭孙丹勇孤独的在黑暗和恐惧中等待命运的裁决。

实际上，从企业的角度看，单纯的依靠严厉和高压，自上而下的推行制度规则，并非建立质量和安全控制体系的最佳方法；高压和赏罚可以让人谨慎，但也会激励犯错者隐瞒信息，当缺乏公正可信的申辩、听证和裁决机制时，隐瞒和推诿常常是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的信息来源变得十分狭窄，信息质量也靠不住，而质量和安全控制却高度依赖信息的可得性。

对于大企业，每次非正常死亡都可能成为新闻事件，即便是孤立的多次死亡也会被描述为相关事件，这两点都会放大维特效应，从而在短期内造成连串自杀；这不仅有损于企业的公众形象，也会给员工带来心理阴影，降低他们在企业中获得的福利感受；该花点力气认真对待了。

企业科研资助的责任边界
辉格
2010年4月9日

上月底，英国下院科技选择委员会发布了它的气候门调查报告，报告虽批评了当事的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里所流行的“隐瞒信息文化”，但大致上排除了主要当事人的刻意歪曲和夸大事实的嫌疑，并声称人为全球暖化的科学结论未因此事而动摇。

这份报告，仿佛给近几个月来被气候门以及IPCC频频被发现引用流言级非专业报道等丑闻弄得灰头土脸的暖化派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们终于扬眉吐气并发起了反击；许多暖化派科学家呼吁政治家迅速采取行动，不要再在争论中浪费时间；尽管在怀疑派看来，一些足以致命的质疑并未得到正面的回答。

恰在此时，绿色和平又扔出一个炸弹，在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披露了以石油化工为主业的Koch公司曾于2005至08年间，累计向75家持暖化怀疑论的研究机构捐赠了2500万美元，绿色和平据此指责Koch公司是“破坏气候科学的金钱中枢”、“清洁能源和气候政策的绊脚石”，而这些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研究资助，更被媒体如同政治贿赂那样称为“黑金”。

绿色和平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它并未指出接受上述资助的研究结果，何以是错误的、误导性的、或不符合科学标准的；指出追求商业利益这一动机，并不能构成对一项研究结果的有效质疑；如果研究结果本身是有价值的，那么，使得研究得以进行、结果得以发表、公众和政治家得以关注的一系列努力，尽管可能是自私的，却是值得赞赏的。

不过，绿色和平的这颗炸弹却可以提醒我们思考，当企业赞助科学研究时，其道德和法律的责任边界到底在哪里？通常，只有在涉及其产品的健康或环境安全性时，科研资助才会涉及到责任问题，比如烟草公司资助对吸烟健康危害的研究，能源公司资助燃煤之环境后果的研究等。

有人主张，为确保客观与中立，此类研究应排除企业资助，只能接受非营利性组织资助，或者索性完全交给政府；这是错误的，首先，政府并非中立机构，相反，它往往带有强烈的父爱倾向，即，政治家总是希望公众感受到某种威胁，并声称自己能保护他们免遭其伤害，因而他们会更偏爱那些夸大甚至虚构产品危害的研究结果。

其次，非营利性并不等于“无利益诉求”，更不能保证某个组织的中立性，非金钱利益也是利益，确保某种动物、某片风景、或某种生活方式永久存续的愿望，是一种强烈的利益诉求，它可以为科研资助带来严重的倾向性；事实表明，非营利性的绿色和平在资助和宣传它所偏爱的结论时，其罔顾事实和逻辑、无视科学标准的程度，是相当惊人的。

实际上，任何资助者都免不了偏见，所以对公众而言，不应把接近真相的希望，建立在资助者的中立性上，而应建立在资助来源的多样化和竞争关系上，建立在对科学界学术标准的判断之上；如果持各种观点和理论的科学家都有机会展开研究和发表结果，如果科学界自发形成的同行评审制度有效运行，我们就能离真相近一点。

假如一位医学家对吸烟与肺癌的相关性持怀疑态度，而某烟草公司的赞助使他有能力收集更多事实、做更多实验、写更多论文，来加强他的论点，乃至影响了学界的主流倾向，这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甚至若干年后，人们发现他的研究质量低下，错误频出，结论最终被主流所抛弃，这也只是科学进步得以发生的常规方式而已。

相反，如果这位医学家篡改或捏造数据，或者故意对数据做误导性解释，拼凑出赞助者所乐见的结论，而赞助者又知晓甚至鼓励这些作为，那么，这种赞助行为便是不道德甚至是非法的，因为他在刻意蒙蔽消费者；如果他预期到这些结论会在法庭上被用作证据，或在国会听证和辩论中被援引从而影响立法，那他更是负上了制造伪证的刑事责任。

在科学界，人格和思想的独立性是很重要的评价标准，那些过度依赖甚至迎合单一赞助者的学者，是很难得到尊重和好评的，俗话说：用钱能收买到的思想是不值钱的；所以，即便出于自私的考虑，企业也不会单单依靠来自他们的证据，为了说服消费者，独立学者的研究结论更有价值。

现在假设，某烟草商资助了一位声望卓著但事先不知其观点的医学家，而研究却得出了烟草商不喜欢的结论，他是否有权利将其秘而不宣呢？依我看，这样做是很不道德的，但未必是非法的，因为掩盖研究结论不同于掩盖事实，前者有着复杂的统计分析和逻辑推导，是更合理的怀疑对象，因此，他拥有怀疑任何研究结论、并基于这一怀疑而拒绝将其公布的权利，即便这种怀疑背后有着利益动机，而动机如何并不影响权利是否享有。

公共防疫需要最高标准透明度
辉格
2010年4月2日

围绕江苏延申疫苗事件的种种信息，让公共防疫系统的信誉再次面临挑战；去年12月，延申被查出7个批次的劣质狂犬疫苗，其中21万份已流出并被使用；而媒体最近的采访发现，在狂犬疫苗案件调查尚未得出结果之前，该公司早已恢复了甲流疫苗的生产，迄今已产出数百万份。

近日，盐城一名中学女生的母亲，将其女儿的病亡归咎于此前所注射的延申生产的甲流疫苗；而该剂疫苗的批号显示为去年9月生产，这表明狂犬疫苗案发后，该公司的同期其他疫苗并未被召回或销毁。

上 述信息中，有一点是令人安慰的：作为疫苗生产流通主要安全防线的国家药监局，在没有丑闻外泄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主动查出问题的，查出之后也是会做出某种 处理的；不过，对于公共防疫这样涉及十几亿人健康和生命的系统，公众的要求不会止步于此，他们需要知道，当他们的孩子被要求注射一支支疫苗时，有何种机制 在保证注射是安全的？这些机制是怎样运行的？为什么他们可以信赖它？

至少在本次延申事件中，我们还找不出这些问题的满意答案：狂犬疫苗案的 调查久无结果，或许调查确需很长时间，但当初药监局据以立案的证据到底是什么？除了“效价不足”四个字外，人们一无所知；调查已经发现了哪些事实？这些事 实是否指向技术和生产资质不足？或者责任事故？甚或蓄意降低质量标准？这些因素是否足以引起对该公司其他疫苗质量的警惕？案发后是否吊销了GMP证书？如 果吊销了为何还在生产甲流疫苗？是重新做了GMP认证吗？前案调查尚未出结果怎么也能通过认证？

这些疑点悬置的时间越长，公众的怀疑和担忧 将越重，而对防疫体系的信心也将耗散的越多；不久前，在对疫苗质量的质疑四起之际，卫生部组织了专家解答试图消除人们的困惑，其间，专家用一句“总体上是 安全的”来评价疫苗状况，但由于专家并未出示任何数据来具体界定这个“总体上”的意思，于是我从中只能读出这样的信息：关于疫苗质量，我承认存在局部问 题，但不是总体问题，至于哪些局部可能或已经出了何等性质和程度的问题，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对于正在犹豫是否让孩子接受疫苗注射的父母们，这是多么令 人毛骨悚然的信息啊，但愿只是我的误读。

长期以来，许多行政部门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时，总是遵循一个错误的思想：以为掩盖可怕的事情可以避 免公众的恐慌；当然，如果你能永远全面彻底的掩盖危险，是可以避免恐慌的，但实际上，大多数掩盖企图最终都会败露，而一旦公众发现你屡屡掩盖，那他们对你 的全部信任都将瓦解，这时，无论你如何展示技术之成熟、管理之精细、制度之严密，都没人相信了。

一个公共防疫系统之值得信赖，并不仅仅在于 技术如何先进、工艺如何过硬、医生水平如何高超、检验过程如何严密，更在于所有这些环节出现差错时，存在一个有效的机制加以控制和矫正；而保持系统透明度 的意义在于，每当出现差错时，公众可以清楚的看到，系统的控制和矫正机制是如何运行和如何起作用的，这样的现场实时演示，对于提高公众对系统的信心，有着 极大的助益，可惜，这样的机会总是被白白丢弃。

相反，许多部门喜欢把一切都遮盖在幕布之下，偶尔由报幕员透露一点剧情，还经常被发现与幕布 脚下泄露出的形迹相矛盾，这才是制造恐慌的做法；疫苗质量出现问题，会直接危及上百万接种者的健康，但更加可怕的是，若公众对疫苗的信心彻底瓦解，他们将 拒绝接种，整个社会将暴露在传染病的风险之中，那将是公共卫生安全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