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发展要求革新电力体制
辉格
2009年9月25日

尽管新能源产业在眼下陷于补贴断奶和产能过剩的困境之中，但从长期看，并非没有机会，毕竟，研发和投资热潮已经让该产业跨越了许多技术和工艺门槛，上游的过剩或许会为下游创造一些廉价机会；正如当初第一轮网络泡沫破裂之后，烂尾ISP们所留下的近乎免费的带宽和存储资源，为后来的电子商务和Web2.0服务商创造了优越条件；对于投资者，重要的是既不要做冤大头，也不要无视泡沫所带来的机会；特别是在一些传统能源不易覆盖的领域，新能源已经可以站稳脚跟，因此从现在起，便须为未来更扎实的发展早做准备。

在各种形式的新能源得以实现大规模应用之前，有一个关键的障碍必须首先排除，它就是以单一垄断电网和电力统购统销为核心的现行电力体制；这一体制下，新能源的发展将极度依赖于电网的接入能力、接受意愿和入网价格标准，能源供给者无法与需求者直接交易，对新能源的研发、投资和生产，也无法借助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的引导，结果要么不足，要么过剩；比如某些风力资源丰富的偏僻地区，原本一个风电场可以带来收益，但由于所产电能不能直接卖给用户，必须输入大电网，而电网公司又不愿为此而改造输配系统，结果潜在的发展便无法实现。

单一电网和统购统销，不仅是计划经济的遗产，也流行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这是因为电力的两个特征很容易导致自然垄断、或诱使国家实施垄断：其一，电力生产的经济规模和消费规模差异极大，其二，电力很难存储；一个规模较优的电站产能通常在几十或几百万千瓦，必须分配给大批用户，又因为难以存储，这批用户必须是事先已知的、并且签有长期交易合约，不能等到产出之后再去寻找买家；更困难的是，电力消费是随机的，且波动很大，而发电则在技术和成本上都要求连续平稳，因此，只有把海量用户集合在一起时，才能将负载波动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然而，在新能源充分发展、电力来源不断多样化的未来，支撑上述模式的技术和工业基础正在改变：首先，风能、太阳能和燃料电池的规模十分灵活，从几瓦到几兆瓦都有现实方案，其次，电力存储技术已有长足发展，对于千瓦级以下的小功率应用，电池已足以弥合电能产出流与消费流之间的不匹配，在更远的未来，一旦燃料电池和制氢技术突破成本门槛，氢燃料便可成为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产出-消费匹配的可行手段；这两方面的变化都暗示着，电力系统的去中心化将是未来发展方向，大电网将不再是不容动摇的唯一选择，相应的，电网的国家垄断经营和电力统购统销体制也就需要作出改变。

立即可行的变革，是允许消费者和企业自行发电、自主选择供电方，这方面的限制原本就毫无必要，而新能源发展则尤其要求开放；各种发电和储能技术的相对优势，在不同的地理气候和人口分布条件下差别很大，采用何种技术更经济，这一判断和决策应由分散的个体和企业各自作出；其次，是允许社区、乡镇和城市自行选择本地的公共电力配置，允许中小发电户将剩余电力在社区网络内调剂和交易；当各种能源获得平等竞争机会之后，围绕新能源是否有前途的争议，便可交给用户和市场来回答，政府只需在税收上给予一定优惠。

实际上，过去的许多小水电便是社区自给自足的，而风能和太阳能结合新型储能技术，将为分散式应用和局部调配创造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条件适宜的地方已经具备发展条件，而随着规模优化和技术改进，适用面将逐步扩大；同时，自下而上的分散发展，反过来也将迫使电网公司进行智能化改造以适应新能源；开放和用户自主选择条件下的新能源发展，才是基于真实需求的可持续发展，而能源多样化和分散化，也将削弱甚至瓦解大电网的垄断地位，创造有利于消费者的竞争格局。

和最低工资和租金管制一样，人体器官市场也是讲解供求基本知识时的典型例子。器官买卖市场一般是非法的，所以器官的需求量总是大大地超过供应量。比如，根据估算，美国每年有多达4,000人在等待肾脏捐赠的过程中死亡(原则上来讲，其中部分肾脏来自于健康捐赠者)。

Dick Thaler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上提到，经济学家一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允许人体器官的买卖，但这不能成为一项政策。正如经济学家Alvin Roth说过，很多人认为这种想法“令人厌恶”。

另一个方法，几个欧洲国家正在使用，是一种“退出”的规则，通常被称为“假定同意”，就是说，在这些地方的公民都被假定为同意捐赠，除非他们主动登记说明自己不愿意捐赠。

参照奥地利和德国，这两个相似的国家在同意率上的差别。德国采用“参加”的规则，只有12%的人同意捐赠；而奥地利采用“退出”的规则，几乎所有人(99%)同意捐赠。

1）保险公司可以在销售医疗保险时，可以建议客户与该公司签署一份捐献协议，签了之后，可享受保费折扣；

2）凡持有捐献协议的保险公司，有权将协议下的捐献器官优先使用于其保险客户；

3）保险公司可将接受上述器官移植的优先机会，与其特定医保产品绑定。

找到一篇丁林（林达夫妇的另一个马夹）的文章，《阿米绪（Amish）的故事》，其中关于义务教育的部分介绍的很详细，其中诉讼部分摘录于下：

于是，那里的阿米绪又决定迁徙。不少人就这样迁到了威斯康辛州的格林县。但是到了1968年秋天，这儿也开始严格执行教育法规。又有两家阿米绪面临被捕，被指控的罪名就是没有送孩子上高中。1968年圣诞节前夜，林德赫姆和一个叫鲍尔的律师，在请求威斯康辛州政府豁免阿米绪遭到拒绝后，决定在格林县的法庭，代表阿米绪向州政府打官司。告州政府侵犯阿米绪的宗教自由。可是，官司输了。地方法庭认为，虽然可以说州政府侵犯了阿米绪的宗教自由，但是普及教育 涉及全体公民的长远利益。这一利益压倒了少数人的宗教权利。

这在美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两个法律条款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判断何者为先。出现这样的法律悖论的时候，一般总是要走到联邦最高法院，因为最高法院具有"司法复审权"。这正是鲍尔律师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不是打算在地方法院就打嬴这场官司，他甚至知道他会输。但是他要开辟一条司法渠道。鲍尔先上诉到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州最高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决，法官说，能够压倒少数人宗教自由权利的所谓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不存在的，阿米绪选择八年教育并没有损害社会。

于是案子的被告，威斯康辛州政府的行政分支，开始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前一次，案件的性质是判定阿米绪孩子的教育管理问题，这个问题联邦法院没有司法权。可是现在，案件的性质是全国性的民间团体代表百姓控告州政府侵犯宗教自由，也就成了州教育法规是否违宪的问题，这属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审理范围。于是，这一次，联邦最高法院接受了这个叫做"威斯康辛诉约德尔等"的案子。鲍尔律师出庭辩论，一些从不抛头露面的阿米绪也默默来到首都华盛顿，听候决定他们命运的判决。他们还是一袭传统阿米绪的黑色服装。黑色的背影衬映在最高法院白色大理石建筑的背景上，使我们今天看到这张过时的新闻照片时，依然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1972年年底的一天，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压倒多数作出了有利于阿米绪的判决。首席大法官沃伦在判词中指出，现代中等教育所教授的内容和价值同阿米绪宗教生活的根本方式有尖锐的冲突，强制实行的教育法规侵犯了阿米绪教徒的宗教自由权利。

在最高法院的判词中，沃伦大法官写下了如下这段现在还常常被人引用的话：

"我们不可忘记，在中世纪，西方世界文明的很多重要价值是由那些在巨大困苦下远离世俗影响的宗教团体保存下来的。没有任何理由假设今天的多数就是‘正确’的而阿米绪和类似他们的人就是‘错误’的。一种与众不同甚至于异僻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干涉别人的权利或利益，就不能仅仅因为它不同于他人就遭受 谴责。"

这位沃伦大法官，可不是什么保守派，而是位超级进步派大法官，他任期内的最高法院（Warren Court）是美国历史上最偏向进步主义的最高法院，正是他们使得民权运动的后果在司法上得以确立，最终大幅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基础。

然而，即便是如此反保守的进步法官，仍然没有以进步为名，扼杀Amish人的自由和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可贵之处，也是为何我始终对他抱有十足的信心。

经查，该案乃伯格法庭所审，非沃伦法庭，是沃伦·伯格（Warren E. Burger）大法官写的判书，详见勘误。

有朋友疑问：Amish人是否会强行阻止成年脱离教派，自行选择生活方式呢？从我获得的信息，显然没有，实际上，所谓“再洗礼”，其要旨便在于：信仰应是成 年人的自由选择，所以，再洗礼派认为婴儿没有自由意志，洗礼不算数，所以主张成年后在充分理解和自愿的情况下再接受洗礼，他们自然不会阻止成年人脱离教派，否则就是邪教了，下面是相关维基条目的“洗礼和闪避”一节：

阿米什人和其他再洗礼派认为给儿童洗礼没有意义；这正是这个教派名字的来由。阿米什儿童在所有问题上都必须遵从父母的意愿；但是，年龄满了的时候，他们被期望作出成人的承诺来终身侍奉教会。

当然，会有许多年轻人作出相反的选择。有一个阶段称为“徘徊”，被外界广泛误解。这通常是指青春期到正式成人承诺终身委身于阿米什生活方式之间的阶段。对于 非阿米什人家庭，年轻人在这个阶段有些越轨行为是可理解的，但是这并非阿米什人所期望。有人选择不加入教会，因而脱离社区。有些社区会主动闪避脱离教会的人，甚至闪避去不同阿米什社区的人。也有社区几乎不闪避，与脱离教会的人保持密切的家庭和社交联系。

还有朋友认为：

阿米什人的父母是否给了孩子多元的信息，然后让孩子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呢？如果只有单一的信息来源实际上是剥夺了孩子的自由选择权

这种“信息充分”主张和所谓的“起跑线”主张一样，是积极自由的典型表达，与我对自由的理解完全不同，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有多荒谬：为了信息充分，父母是否应该让孩子成年之前逐个体验一遍世上每一种宗教和生活方式？在他们形成自己的性取向之前，是否需要体验一下同性恋圈子的价值氛围？在选择学业发展方向之前，先把每一个学科可能带来的乐趣和前途了解一遍？

类似的，雀巢向你推销他的咖啡时，是否有义务把世上每种咖啡的价格报一遍？可是即便这样信息还是不足啊，至少先让我逐个品尝一遍吧？

无意间读到吴澧先生的一篇文章（吃我勤劳饭，还君健保梦），听说了Amish这个教派，我为Amish人的自由和独立而感动，并深深感叹，只有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才容许Amish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到今天，这也是美国许许多多恪守自己生活方式的教派之一，但愿他们能平静的继续他们的生活。下面的文字摘自维基条目“阿米希人”：

阿米希人（Amish）是美國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禮派門諾會信徒(又稱亞米胥派)，以拒絕汽車及電力等現代設施，過著簡樸的生活而聞名。阿米希是德裔瑞士移民後裔組成的傳統、嚴密的宗教組織，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們不從軍，不接受社會福利，或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幫助，許多人也不購買保險。大多數阿米希人在家說一種獨特的高地德語方言，又稱為賓夕法尼亞德語；而所謂的「瑞士阿米希人」則說一種阿勒曼尼語的方言（他們叫它「瑞士語」）。阿米希社區分成若干個團契。本條目主要介紹保守的、舊教條團契。新教條團契使用汽車和電話，但是他們也自認是阿米希人。

據2000年阿米希社區出版物公布的數字，美國的阿米希人口為198,000人；平均每個家庭的兒童數為7人，人口增長迅速，並且不斷開拓新的定居點和耕地；舊信條社區分佈於21個州，主要居住地的人口數目如下：

地 區    人 口
俄亥俄州    55,000
賓夕法尼亞州    47,000
印第安納州    37,000

於不購買保險，阿米希人在美國很難接受醫療服務，美國沒有全民醫療服務系統。從1990年代中期始，美國一些醫院開闢特別項目來幫助阿米希社區。
多數阿米希人不採取任何節育措施，包括安全期避孕法。

阿米希人不讓子女接受初中以上的教育，認為到這個階段的基本知識就足夠應付阿米希人的生活方式。阿米希人幾乎沒幾個人上高中，讀大學的就更罕見。許多阿米希社區開辦自己的學校，通常是一個大通房，教師也來自阿米希社區。在過去，阿米希人因為學校的事與外界發生了大衝突。大部分的衝突已經解決，政府教育當局允許阿米希人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某些州的法律禁止低於某個年齡的孩子輟學，即使孩子已經初中畢業。變通的做法是，讓孩子不斷地重讀八年級，直到可以合法離校的年齡。

1972年，三個阿米希家庭拒絕送14歲和15歲的孩子上高中，被判處罰金5美元。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推翻了這個判決，裁定：以「接受義務教育」為由，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信仰自由條款，不具備正當性。聯邦最高法院維持了複審裁決。

阿米希人作為整體受到了現代世界的壓力。例如《童工法》，對阿米希人長期保持的生活方式是個威脅。阿米希兒童在年幼時（以21世紀的標準）就被教導努力工作。孩子從事新的工作時，通常父母會監督以確保效率和安全。由父母來決定孩子能否從事危險的工作，與現代《童工法》有抵觸。

如許多門諾會的人一樣，阿米希人不介入保險，而依靠教會和社區的支持。比如穀倉毀於火災或其他災害，整個社區會一起來修復，通常一天內就完工。

1961年，美國稅務局宣布，鑒於阿米希人不接受政府的社會福利，而且出於宗教理由不接受保險，他們也無須繳納相關的稅項。1965年這一政策正式寫入法律。某些團體和僱主也適用免交社會福利稅，然而法律規定他們必須供養年長和殘疾成員。阿米希人實際納稅比較重，特別是房地產稅，因為他們很少接受政府服務。

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机制：每只吸到血的蝙蝠回巢后，都把多余的血液吐进若干公共血池之一，其它所有与它有合作关系的蝙蝠，若空腹而归，便可从该池子中汲血，如此，蝙蝠们将分化为若干排他性互惠圈，每个圈对应一个池子，实际上，共享池可以是虚拟的，它在物理上对应着圈内蝙蝠的全部空肚子。

我不知道博弈学家管这种机制叫什么，我把它叫做互惠圈，或者互助社，它改变了互惠关系的信息条件：免除了你记忆两两交往历史的负担，而只需了解对方对待圈子的态度，而识别该信息的负担可以转嫁给你所信任的圈内其他人，比如入党介绍人，或者，在日常闲谈中，你也可以听到别人对他的评价。

上述信息机制的改变非常关键，它降低了系统复杂度，把点对点互联改成了总线式以太网；在互惠圈里，团伙忠诚和江湖义气代替了个人交情，成为你选择博弈行动的主要决策依据。

信息识别方式的改变，进而带来了自我标识（或曰信息表达）方式的改变：此前需要表达的是“我是谁”，现在重点则变为“我是哪一伙的”，个体符号以面孔和名字为主，而团伙符号则需要人为设计，于是，形形色色的符号被创造出来：发型、文身、敲掉门牙、耳洞耳坠、鼻子穿针……（请注意：越高级的符号越难模仿）

基于共享池的互惠方式更适合狩猎团伙，它使得一个较大的互惠圈可以按季节和任务不同，灵活组合狩猎团队，从单兵追猎、小股游猎，到大规模围捕和悬崖驱赶，这样，因病缺勤者也可维持食物供给，甚至他们的遗孤也能得到抚养，这是最古老的保险合作社。

敏感的朋友或许已经发现，共享池这个东东，容易让你联想到饕餮，很明显，它对食量是个重大激励，不仅共享本身降低了边际食量的内部成本，而且聚餐是维系团伙的核心手段，美酒佳肴是友情的（也是爱情的）高效催化剂，直至今日，聚餐仍是维系各种组织和圈子主要手段，而大部分饕餮行为便发生在这种聚餐场合。

饕餮第二定律：基于共享池的互惠圈合作方式越流行，饕餮就越流行。

尽管互惠圈免除了对两两交往史的直接观察和记忆负担，却也带来了新的监督和执行开销，在p2p关系中，每个人自己决定谁是朋友，当对方背叛时，断绝互惠关系即可，而在互惠圈里，朋友是个集体概念，等同于成员身份，这样，成员的接纳和驱逐便需要某种组织机制来实现，包括监督、评议和执行。

有三种模式可实现该机制，第一种是非正式的，主要手段是闲聊，闲聊的主要内容是对团伙成员或潜在成员的评头品足，内容总是围绕各成员在履行团伙互惠义务上的表现，当有人认为某成员过于吝啬、偷懒、胆怯时，可能会把指指点点升级为激励指责，如果指责得到同伙们附和或认可，被责者可能从此成为不受欢迎者，该模式中，集体决议是在七嘴八舌中自发涌现的，其执行也是自发和自动的，令人称奇的是，还常常十分有效。

从第一种很容易演化出较为正式的投诉、评议和决策机制，而入会和开除的执行也逐渐被仪式化，比如喝鸡血、割指、刺青、做发型、改名字、按手印，成人礼大概也起源于各种入会仪式。

然后是权威模式，权威来自团伙内部不可避免的等级化，个体间的禀赋差异，使成员对共享池的贡献各不相同，为避免平均主义带来的激励无效，必须给个人能力强或善于合作或有领导天份者以奖励，而通常的奖励是主持猎物分配的权力，和最大最好的一块肉。

这些早期权威和领袖大概和孩子王或街头帮派首领一样，是靠个人能力而自然涌现的；不过狩猎时代权威的控制力很弱，主要是召集人的角色，履行仪式化功能，而决策基础仍以自发机制为主。

依我看，互惠圈机制的诞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头等重大事件，从那时起直到定居农业出现之前，它是人类进化的头号发动机，可能直接导致了语言的出现，也是催生大量早期文化符号的温床（关于这些文化符号，我在三年前曾有一个半途而废的系列随笔《符号的魔力》，有些朋友可能见过，过几天会贴出来），并带动社会组织结构向日趋复杂的方向发展。

作为另一种互惠机制，基于价格信号的市场交易，其出现则要晚的多，而那时候，人性和文化的基本要素已经塑造完成，这就是为何市场理念如此难以深入人心，而各种反市场的主张，即便错的很浅显，也那么容易被接受，资本家永远是恶魔，反犹主义也永远是主流。

（待续）

我津津乐道于这个话题，并不是想成为饕餮学专家，而是因为在思考它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很有意思的东西被串到了一起，其中有些我还从未想到过，我对它们的享受，远超出对饕餮问题本身的兴趣，这一点，李敖之童鞋似乎尚未看透:)

从时尚的变迁，生活方式的锁入，到肚皮收租，乃至更普遍的生存套餐交易，通过对古人生活状态的揣摩，我意识到，贪吃暴食乃是古代之普遍风尚，已深入我们的文化，而节食瘦身反倒是新近时尚，且眼下尚局限于高雅阶层。

然而我的追溯并不打算止步于中世纪，人类的饕餮习俗比这更古老，我甚至认为它已成为人类生物本性之一部分——至少对男性是如此，要说明这一点，需要把眼光投向更遥远的过去，至少几万年前吧，呵呵。

史前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大致上，男性以狩猎为主；就个体而言，人类的捕猎技能无法与猫科动物相提并论，裸猿们的优势全在于团队合作，合作除了发生在狩猎过程中，也体现在猎获物的分享上，并且，分享范围大于狩猎团队：即便是三五个人猎得的东西，也往往在部落或村社内集体分享，后者人数往往几十上百。

猎获物分享是一种互惠机制，它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些条件：1）猎获不稳定，2）狩猎个体或团队无法当即吃下全部猎获物，3）缺乏有效的食物储存和产权保护手段。当这些条件成立时，互惠分享便具有策略优势，它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在时间轴上对产出流和消费流进行匹配的交换手段（腌制技术是后来发明的另一种交换手段），用一位非洲部落老猎手的话说：别人的肚子就是我的仓库。

动物行为学家曾描述过一种吸血蝙蝠，就采用了上述分享机制，这种蝙蝠一旦逮到机会，会把肚子吸个滚圆，但实际上它们消化不了那么多血液，于是当它遇到另一只饥肠辘辘的同类时，就把部分血液吐哺给后者，由于吸血行动的成果很不稳定，互惠机制可带来极大的合作收益。

如博弈论教科书上所说，像吸血蝙蝠这种两两合作博弈的形成，除了需要潜在的合作收益（数学上表示为囚徒困境博弈矩阵，上面所列几个条件即为猎获物分享这个特定问题构建了该前提），还须符合两个信息条件：1）博弈者能够识别对方，2）博弈者能够记住对方的行动历史，至少能记住最近的若干次；吸血蝠确实拥有这种能力，它们的吐哺对象限于也曾施惠于自己的同伴，而拒绝那些拒绝过自己的同类。

识别对方和记住行动记录，看似简单，实则对认知和记忆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尽管人类在辨认面孔、脚步声和体味方面已经发展的神乎其技，但对交往关系史的记忆则容量十分有限，我见过好多人都不得不用个本子来记录人情账。

所以，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两两合作互惠的成本也急剧上升，更要命的是，当互惠关系中引入传递性时，关系复杂度呈爆炸式增长，所谓传递性，是类似这样的关系：A虽然没帮过我，但A经常帮B，而B是我的朋友，经常帮我，所以当A求助于我时，我会欣然出手，很明显，一旦引入传递性，你需记住的不仅是他人与自己的交往史，而是所有人之间的两两交往史，只要社区人数稍稍上升，这立刻变成天文数字，这时候，必须寻找新的互惠机制。

（待续）

警惕新能源泡沫向下游转移
辉格
2009年9月22日

刚刚过去的无锡新能源产业峰会上，尽管产业界与会者仍表现的信心十足，对新能源的广阔前景充满期待，国外同行也纷纷前来打气，但投资界人士却多半已经认识到该行业处境不妙，华夏基金王亚伟便明确表示不看好风电和光伏，在行业内已找不出几家可投资的企业了；电网方面的看法也不乐观，国家电网的与会代表蒋莉萍副总工，对现有电网能否应付未来风能和太阳能的电力输入表示怀疑；这一波由国际环保运动、国内政策扶持、地方与国企积极参与的新能源浪潮，一度制造了巨大的泡沫，现在看来正在迅速破裂。

无论长远前景何等美妙，新能源产业在短期内的产能过剩已成定局，国内风电整机制造商从04年的6家扩张到目前的近80家，风叶和塔筒厂商也增至100多家，产能已超过3000万千瓦，三倍于年装机容量；光伏泡沫则更加巨大：遍布20多个省的50多个多晶硅项目，已形成年产能3万吨，若全部建成产能将达17万吨，超过当前全球销量的2倍；而同时多晶硅的价格已从去年最高点的500美元/公斤，跌到现在的60多美元；在当前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新能源已成调整重点，据近日发改委、商务部和财政部的联合通知，风电和多晶硅生产设备已从“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中删除。

新能源产业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真实需求，前几年的繁荣完全建立在发达国家政府补贴的基础上，比如德国给风电的补贴高达每度8.5欧分，太阳能每度48欧分，分别为火电成本的2倍和10倍；在景气期财政宽裕和信贷充足的条件下，补贴还能勉强维持，但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财政困难迅速打破了美梦；即便今后景气恢复，如果整个产业仍然唯政府补贴是瞻，风险便依然巨大；况且对于新能源这种技术日新月异的产业，今天过剩的产能，在市场复苏后，很可能已失去技术和成本优势，迟早难逃被淘汰的厄运。

眼下的一个危险是，由于地方政府和国企在新能源投资中卷入很深，为了缓解产能过剩压力，很可能转而大力推动国内大型风力和太阳能电站的投资，以此将压力向下游转移；结果，去年全球新增的2697MW风电装机容量中，45%即1220MW装在中国，去年全球新增的27051MW风电装机容量中，23%即6300MW装在中国（感谢ecocity），随着大批新建风力发电场开工，今年这个比例将更高；这一状况，究竟是能源多样化的巨大成就，还是做了新能源泡沫的冤大头？几年后当这些风力和太阳能电场开始发电时，它们要么迫使电网以高价收购电能，要么承担巨额亏损，而同时，电网为了适应风力和太阳能的波动性和不连续性，必须投入巨资进行电网改造，由于电网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这两方面的成本很容易以电费涨价转嫁给用电企业和消费者。

技术进步常常给人们带来过多的憧憬和期待，因此新兴产业都容易产生泡沫，但市场自发力量和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面对泡沫时的反应会很不一样；企业家和投资者也会一时头脑发热，可一旦供需局面明朗，价格信号给出，他们会迅速做出反应，要么凭实力拼价格把过剩产能挤出，要么认亏止损退出，这样市场便自动起到了调整和矫正错误的作用，而错误的代价也由犯错者自己承担，因此，在自发市场上，泡沫通常会在局部就地破裂，不至于无限制向上下游扩散。

然而当政府主导产业政策时，它可以无视价格信号，凭借其对市场参与各方的影响力和强制力，它有能力暂时缓解产能过剩带来的压力：风电和光伏产品过剩？自己建发电场；电力过剩？上高能耗项目，比如电解铝；电解铝过剩？收储；收储收到地方政府没钱了？发债；债务负担过重？加税，或者涨价。这样，最初的局部过剩被无限制的推向产业上下游，最终整个产业链乃至工业体系被拖入过度投资、重复建设、过剩、亏损、冗员和坏账的扭曲僵局之中；而最要命的是，这一系列的资源配置错误，没有具体的个人会承担其代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结构调整，却从来没有调整好过的根源所在；由于结构扭曲被全局化了，调整就变得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下手。眼下的新能源困境，当务之急是截断泡沫向外蔓延的路径，地方政府不应再参与和鼓励大型风力和太阳能电场建设，新能源的未来，应建立在真实需求和扎实的商业模式之上，仰赖政府补贴和投入，是不可持续的。

舍货币而以实物为支付，不仅因激励扭曲而带来了无效率，也会增加交易费用，因为实物没有货币那么好的流动性，90年代初国企陷于困境时，经常用自己的产品来支付工资奖金，有些人家拿到几十条毛毯，很难以适当价格出手，叫苦不迭，所以实物支付通常限于人人需要的基本必需品，比如吃穿住，尤以吃为主，但人的肚皮是有限的，当支付额或工资水平高到一定程度时，效率问题便很严重。

既然实物支付有这么大缺陷，为何在货币早已发明之后，还盛行了几千年？而且迄今还广泛流行于节日津贴、年终犒赏和商业贿赂之中？有很多解释，首先是货币经济不发达，支付费用或购买劳务者很少有足够的现金，而接受支付者拿了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就是说，当交换萎缩到一定程度，连货币也不再具有良好流动性了。

这个解释其实只是状态描述，并未在因果链上往前推进（许多所谓经济学解释都是如此，外行很容易被忽悠），我的解释貌似更深入一点：古代人宁愿持有实物而非货币，是因为古代战乱饥荒频仍，而战乱饥荒时货币相对价值急剧贬低，必需品特别是食物则价格暴涨（对于穷人，其对价很可能是全家性命），因此在古代，粮食是很好的储备工具，而持有货币风险奇高，除非财富量大到超出囤积实物的成本合理水平，人们宁愿储备实物，越穷越如此，社会越动荡越如此。

这是支付方的情况，在收款方那边，实物支付在古代条件下同样更富吸引力，原因也在于风险；我们挣钱的目的，（暂不考虑生产和投资）无非是为了购买所需要的那个商品组合，如果你的收入来源只有一个（比如雇主），并且他帮你搭配好全部所需，一次性支付给你，那就为你省去了许多交易费用，困难在于，1）在一个交易周期内，你变更消费组合的选择机会被限制了，2）个人偏好千差万别，支付方若为每个人设计不同套餐，费用极高。

这种看起来不可能的支付方式，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反倒可能是最优选择：首先，人类的各种需求，越是与生存繁衍密切相关的基本需求，差异度越小（这也是必需品之成为必需品的缘故），因而一个社会中，越是穷人，消费结构越相似，所以在一个普遍贫困的社会中，某些基本型标准套餐就会有很好的销路；其次，在一个动荡不安饥荒频仍的社会中，那些能保障生存所需的套餐，比起靠随机分散交易来谋得一顿顿的饭钱，要安全的多（俗话叫“有着落”），尤其对于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穷人，极具吸引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古代人身依附关系，其最纯粹的形式，是欧洲和日本的封建系统，比如一位武士投靠了某领主，要么吃住在领主家，成为他的亲兵侍卫，要么获得一块骑士领（knight's fee）作为采邑，这块骑士领上的农民按照固有的封建义务为骑士提供套餐，而骑士又按他与领主间的义务纳贡或者应召打仗；战国四君子与门客的关系也很典型，各种不太纯粹的形式则流行更广，学徒、长工、包吃包住的雇员、短工、奶妈、管家、家庭教师、吃喝拉撒从头包到脚的国企职工。

实物套餐流行的前提是收入水平普遍低下，一旦收入增长到明显高出生存必需，套餐便开始被货币支付所替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如上一篇所分析，实物套餐将对饭量构成激励，因而它的流行应对古代饕餮风尚至少负有部分责任，这就难怪尼科拉·弗莱彻的饕餮史，大部分取材于中世纪欧洲。

（待续）

批评李子旸和我的朋友们，有一点说对了：中国毫无社会福利可言。

问题是：如果带来了真正社会福利的福利主义需要反对，那么，没带来任何社会福利的福利主义就无须或无可反对吗？

确实，在这个国家丝毫见不到任何社会福利，可是——

福利主义名义下的大规模抢劫，在一片赞美声中，已经开始了，

剥夺最底层工人工作机会的新劳动法，在一片赞美声中，已经实施了，

社保和医保帐户下的掠夺，在一片赞美声中，已经开始了，

全民医疗名义下的垄断恶医，已经夺去了无数生命，

全民义务教育名义下的意识形态填鸭，已经戕害了无数儿童、少年和青年，

在福利主义名义下，本届政府已经完成了增税、财政扩张和国进民退的政策大转折，

在亲民和关注弱势的名义下，他们已经获得了热情歌颂，

……

最初对暴饮暴食现象产生好奇，是小时候看历史和小说时，发现古人赞美英雄人物时，常常把巨大食量和英雄气概联系在一起，后来看欧洲历史，发现那边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像中世纪贵族和武士都很能吃，也很爱吃，据说经常吃到吐，吐完再吃。

那时候饕餮（gluttony）曾是教会精神文明教育的重点对象，在对贵族的指责中常把它挂在嘴边，六世纪末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还将其列为七宗罪之第二位，按常识，说教部门挂在嘴边批判的事情，通常就是权贵阶层最热衷的勾当，比如当今的反腐倡廉。

年初看到一篇书评，介绍了尼科拉·弗莱彻的《查理曼大帝的桌布》，这本书把古代贵族极度夸张的狂欢盛宴和胡吃海喝描述了个淋漓尽致，看来原先那些零星轶事和散乱印象还真不假；对这种特别而有趣的现象，弗莱彻罗列了一些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或许是有的，但作为解释却无法令我满意，我设想了各种可能性，可始终无法把它安放进某个连贯的框架中，颇为懊恼。

幸好，不久前读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时，终于看到一线光明，据他说，在欧洲封建社会，特别是它的前期（他的前后期划分大致以1200年为界），货币经济严重萎缩，附庸对领主的义务都以实物和服务履行，加上交通运输条件极差（那时罗马道路系统已经崩坏），于是，大小领主收租的主流方式，是连续不断的长途巡视，带着大队人马，逐个光临附庸领地或者庄园，一路吃过去，连吃带拿——“食邑”两字看来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呵呵。

显然，嘴巴肚皮收租法，对领主和他的随从们的食量，是极为有效的激励；反过来，对于附庸和庄园农民，大食量意味着重税，这就难怪教会要如此反对饕餮了，而且格利高里一世版的七宗罪前三项——挥霍、饕餮、贪欲，都是针对消费行为，在以就地消费为主要征税形式的时代，这些大概是穷人苦难的重要来源。

这种收租方式对于领主是有效率的，因为他们原本就需要通过定期巡视来确保附庸的忠诚，每次巡视是对封建契约的一次重新确认，同时，为了镇压时时发生的叛乱，他们也需要不断行军，所以，顺路把租收了，可以节省催租、押送和运输成本；那时候，一个国王或公爵在位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巡视和平叛的路上。

布洛赫的分析给了我很大启发，由此想到，在货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不仅收租，许多服务的报酬可能都以管吃管喝的形式支付，比如大贵族豢养的亲兵、侍卫、仆人、游吟诗人、弄臣、教师等等，还有庄园农奴的各种劳役，在收获后会有个集体报酬——大吃一顿——这常常也是农奴难得的吃肉机会。

记得小时候，老家的棕绷（棕编床垫）师傅都是上门服务，工钱很少，管吃喝，除了烟酒饭，每天下午我妈还会去买两个粽子，后来打家具时也是，木匠师傅在我家吃了一个多星期，还隐约记得街坊婆婆在谈论某些师傅的价格时，会强调他们是否抽烟喝酒——那时候把职业称为饭碗，看来比想象的更贴切；我猜，从事这一类职业的人，饭量会比别人大。

（斗胆猜测）饕餮第一定律：经济中以管吃管喝为支付方式的交易越多，饕餮越流行。

（待续）

在上一篇里，对为何美国人比法国人吃得多这一现象，我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更贴切的说，是美国穷人比法国穷人吃得多，而这可能是因为美国食品更便宜。至于为何穷人比富人吃得多，我的解释基于一种生活方式的分化：

1）随着收入提高和食品供给更充足，穷人原先受限于支付能力的食欲被释放了；
2）由于吃饱吃好成为普遍状态，富人开始刻意回避那些与食欲有关的消费行为——不屑与大众为伍是他们的永恒诉求——，并为自己精心构造另一套（其实是N套）生活方式，以示区别；
3）那些富人重新构建的新式奢侈生活方式，穷人负担不起，而他们能够负担而又乐于享受的生活方式中，吃喝占据了重要位置。

需要强调的是，当穷人受困于少数几种生活方式时，会表现出很大的惰性，即，当他们的收入提高时，其消费结构的相应改变会有很大的滞后，这不仅是因为习惯，更是因为消费结构的非连续性。

消费在人群中的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被组织在各种结构有序的成套组合之中，我们称之为生活方式，当个人收入提高时，他通常会在不同方式之间进行“迁越”，而不是渐进的连续改变。（年初我在一篇分析中国高储蓄率现象的文章中，曾提出这种消费的非连续特征，以及它对储蓄率的影响。）

比如，尽管你咬咬牙或许买得起一个LV包包，但你要是每天挎着它去超市收银，下班后两手拎着菜篮子回家，就会显得很古怪，我老家有句俗话，捡到只象牙筷，配穷个人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直到你确信自己能够负担一种新生活方式之前，你会倾向于保持原有消费习惯，尽管在数量上会有所变化。

在古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梯级化通常由法定等级来维持，比如古代中国禁止无功名者穿著丝绸衣服、不允许非皇室成员使用黄色衣料和龙凤纹，中古欧洲国家也曾为平民的皮鞋长度规定了上限；而在权利平等化的现代社会，梯级化只能借助成本门槛来维持。

与法定特权门槛相比，成本门槛是不稳定的，一方面成本会随产业成熟和技术进步而下降，而同时下层人群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因此现代社会的消费结构更富于流动性和多样性，等级界线也没那么清晰森严；总体上看，顶级阶层总是在不断逃避下层的模仿，而所有其他阶层都在模仿他们上面的阶层，这种追逐竞赛使得上层生活方式不断的瀑布式向下渗透，经过长期堆叠积累构成了如今丰富的文化遗产。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顶级阶层绞尽脑汁想不出新花样时，他们经常会用一个偷懒而又屡试不爽的怪招：去模仿最底层；这一招常常把他下面的中等阶层打个措手不及：我是戈尔的儿子（或希尔顿的女儿），我穿个烂衫跳个街舞吸个大麻没人会真把我当街头混混，你个中产小子就不敢了吧？所以在日本企业里，老板都穿T恤牛仔，举止也很随便，跟失业青年无异，白领就不行，一定要西装革履，举止端庄高雅，西方虽不如日本泾渭分明，也大致能看出层次差别。

不过，下层也并非总是等到完全具备模仿能力才开始行动，往往迫不及待，所以，逐级模仿的结果，常常造就出一种降低标准的仿制品，比如二手宝马，山寨LV，超低价新马泰欧洲十日游，填充书架的精装版文学名著，等等，这就迫使上层更迅速的抛弃逃离这些旧符号。

（一不小心扯了这么远，先去睡一觉，明天拉回来继续扯饕餮问题）

松鼠会最近有篇文章，介绍了对“法国悖论”的一种新解释，所谓法国悖论，是说法国人在生活方式上不见得比美国人更健康，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却明显较低。先前比较流行的解释是法国人更爱喝葡萄酒，而新的解释是：法国人每餐的份量更小，吃得更少，也吃得更慢，并且也较少吃零食；而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差异，文章认为原因是两国饮食文化的不同。

新解释的前半截或许是对的（对此我缺乏判断力，姑且信之），但后半截看上去不太靠谱，或者说意义不明确，若要将一种差异归咎于文化传统，需要有更多的比较历史研究，比如看看几十年前、几百年前，两国人民在饮食行为上的差异，更有意义的数据可能来自美国的第一第二代法国移民、法国的美国侨民，从中或许能看出，究竟文化惯性的影响大，还是当前环境条件的影响更大。

经济学家通常对文化影响持更多的怀疑态度，他们更喜欢从价格、收入、成本结构、供需局面、激励机制、市场开放度和政府管制等方面寻找原因，我本人对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抱有较多的同情，愿意倾听他们从文化角度所作的阐释，但也绝不是文化决定论者，我认为文化影响在脱离其原有的环境条件（尤其是制度条件）之后，很少能维持三代以上（检验这一点的最佳机会在移民社区）。

如果文化的惯性影响是短暂的，那么基于文化的解释便可以化解为基于形成这种文化特征的其他因素的解释，而将文化仅仅处理为有一定惯性的中间变量。

依我猜，法国餐份量小、法国人吃得少，也可能是因为法国的食品价格比美国高，有人或许会问：以法国人的收入，贵一点不至于吃不起吧？不能简单的这么说，在现代社会，饮食过度导致肥胖的现象，更多的出现在低收入阶层，而穷人对价格的敏感度更高，因而食品价格与饮食过度之间的相关性，可能大大超出通常的直觉印象。

穷人的饮食过度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研究，这不大会是美国文化所独有的现象，而只是因为美国的农业发达、进口市场开放、食品价格低廉，给这种倾向创造了条件；这让我想起中国的乡镇干部，这些“先富起来”的家伙，对刚刚摆脱的贫困和匮乏印象深刻，现在终于有了放开肚皮的机会——在收入提高的这一阶段上，这大概是普遍的倾向。

这里我们又一次见到了红皇后式的时尚追逐战：在大部分人还吃不饱或吃不好的时候，大肚腩、油光满面、邓丽君式的苹果型红润面颊，都是时尚，等吃饱吃好不成问题时，王菲成了时尚，而此时穷人却负担不起日光浴、健身教练、高尔夫和游艇，只能坐在电视机前嚼着甜圈薯条喝着啤酒，这些是少数他们负担得起的享受。

在半年前的一个帖子里，我提出了我一向的观点：政府现有的绝大部分职能都可以撤销或者私有化，对此，tcya问道：

对于取消的机构理由我可以想到，应该就是私有化后会更有效之类的。但更好奇的是为什么有些机构被保留下来了呢，是否私有化的核心标准是什么？比如说军队为什么不可以取消改成雇佣军？

tcya，我主张小政府和机构私有化不仅仅出于效率考虑，更多是道德考虑，政府机构的任何职能都以税收为支撑，以强制力为后盾，这就令其不可避免的具有了道德缺陷，即便无可避免，也是一种恶，是恶就要最小化；从这样的价值观出发，判断标准就是：在能够维护法律的条件下最小化。

至于军队是否可以私有化，要看这样会不会造成一群小恶棍，按古代经验，这是很可能的，欧洲封建社会的早期便是如此，而英格兰宪政的发展在一个侧面就是王权扩张的过程，王权作为压倒性权力被确立之后，其作为法律守护者的地位不再轻易受挑战。

但我并不因此就认为，对于法治和宪政，国家垄断武装力量一定是必须的，王权在制服小恶棍们之后，没有变成大恶棍，正是因为小恶棍们没有被彻底消灭，只是被压制了，如果国王成为暴君，反抗还是有可能发生；我认为，一大多小的制衡结构是宪政更好的保障。

实际上，美国各州保留军队的权利一直是得到法律承认的，国民警卫队按法律仍归各州组织和指挥，尽管上世纪初之后总统拥有了更大的统一指挥权，但统一指挥权主要是对外的，其行使仍需州长授权，总统在国内调动军队的权力更有严格限制；同时，人民自我武装和组织民兵的权利始终完整保有，这些武装在过去一百多年似乎没有实际作用，那或许只是因为这期间没有出现太过分的暴政。

多元社会需要多元化的教育
辉格
2009年9月15日

在经过半年多的意见征集之后，教育改革已进入具体方案制订阶段，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长周济透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并继续征求社会意见，其中高考和办学体制的改革尤为引人关注；这次改革将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之下展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教育普及率已大为提高，平均教育年限也大幅拉长，普及化和大众化使得学校面临更广谱的需求；另一方面，计划生育的长期实施终于让人口形势走过一个拐点，各阶段学龄人口都已开始下降，教育资源在数量上将出现过剩，而同时在质量和种类上却还不能满足日益挑剔和多样化的需求；可见，教育体系的结构化改革势在必行。

不仅初等教育已成为必需品，中高等教育也不再是精英教育和奢侈品，不再只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渠道，而成了大众化的普遍需要，大学生涯也已成为许多人人生的一个必经阶段；大众化不仅意味着需求量的提高，也意味着需求类型的多样化：早先吸引孩子求学的口号是成为某某家和栋梁之材，或者习得某种求生所需的特殊技能，而今天，许多孩子上大学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恰当的地方度过人生那美好而关键的几年，为了接受文化和知识的熏陶，以便更好的适应未来社会的文化环境，免于落伍和隔膜；需求多样化势必要求供给多样化，本次改革的亮点之一便是开放和鼓励社会各方办学，可以说迎合了上述趋势。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由国家垄断的单一化教育体系和教学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特征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个人依循各自不同的价值观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各种价值在法治之下相互宽容、和平共处，而政府作为法律和公正的守护者，应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教育作为价值生成、发酵和传承的主要载体，必定会成为各种价值交汇碰撞甚至冲突的中心，因此，政府对教育的过度介入甚至垄断，将使其不必要的背上道德包袱，置身于各种争议的焦点和漩涡之中；随着现代化而来的个人价值觉醒，将使这一问题日益凸显。

近年来，欧美社会因为教育体系中的价值分歧而引发的政治纷争和社会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学校是否可以庆祝传统宗教性节日？是否允许学生穿戴宗教服饰？是否需要在讲授进化论的同时讲授神创论以示价值中立？文学课本除了赞美爱情是否也应赞美同性之恋？哥伦布究竟是伟大的发现者还是可耻的印第安屠夫？多尔衮究竟是开基立业的大英雄还是扬州十日的元凶？在自主择校的多元化教育体系中，这些问题本可由家长按其价值取向自己选择，大可以各得其所而相安无事，然而当公立教育一统天下，课本由政府统一组织编写，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又千篇一律，政府便成了价值的唯一评判者，结果就难免成为争议和抱怨的对象。

更不幸的是，因为公立学校既包揽一切又要一碗水端平，只能尽力避免向学生宣扬任何价值观，包括各种传统文化，因为任何文化系统难免建立于一系列地方的、民族的和宗教的价值基础之上，也难免其偏见和狭隘；结果，大量广受珍视的传统价值随单一化公立教育而迅速失落了，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培养成了价值虚无主义者，传统价值和文化被漠视，好坏之分善恶之辩被讥为古老的陋习和迂腐的象征；各种传统元素，无论精华还是糟粕，本应经由个人选择而在历史长河中经受洗刷，而不应被武断人为的消灭；丢失了传统，所谓普世价值也就变得空洞干枯；而要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包容传统和多元价值而免于虚无主义泛滥，多元化办学和自主择校就是必要的前提。

单一化教育体系的另一个可能后果，是社会思潮的单一化和由此带来的社会振荡，德国是第一个全面实行国立义务教育的国家，其直接后果之一是：此后几代德国青年狂热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两次大战爆发时，德国征兵站前都立刻挤满了报名者，希特勒上台后也迅速获得全面拥护；这种单一思潮的压倒性影响，常常带来可怕的颠覆性运动，比如六七十年代席卷西方的社会革命和性解放浪潮，单一化教育在其中便起了关键作用；因此，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教育体系，将有利于志趣各异的人们和谐共存，并带来一个稳定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