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罗氏将话题带到了传统上属于非财产性权利的领域，比如言论自由、通行权、采光权、取水权、隐私权、免受噪音侵扰等等，不过罗氏只谈论了前两项，在他看来，这些权利都没有独立存在的余地，因为它们都是财产权的当然组成部分，所以只要财产权明确了，相关的权利与责任问题便解决了（p.166）： 问题是，人们的行为难道只发生在私人财产所构成的空间（比如私人土地、房屋、交通工具）里？果若如此，那当然没问题，主人既然可以阻止他人接触或进入自己的财产，当然更可以阻止他在其中的特定行为。 可是，稍微考虑一下现实情况就会知道，这一条件经常不成立，也难以成立；我在之前讨论财产权问题时就已指出，许多资源实际上长期处于公地状态，许多人在其中实施行为、获取利益，但没有任何特定个人拥有它，甚至没人主张这是他的财产；而且，即便按罗氏产权认定标准，也难以确定它属于谁。 那么，在这些场合，人的行为就没有任何规范来约束了吗？既有的种种约束人们在非私人场合的行为规范，都该抛弃？权利本来是规范行为的，它指向行为而非物，当它间接的用物来指称时（表现为物权），只是为了方便，但罗氏将古老的对物的迷信发挥到了极致，乃至否认所有与有形物无共同边界的权利和财产权，如此一来，让一个自由社会得以维持秩序的很大一部分行为规范，都被他一举废除了。 罗氏首先以言论自由为例（p.167）： 霍姆斯以剧院为例，是因为他将剧院视为“公共场所”，公共场所未必是公地，只要是人员众多且混杂随机、事先无从知晓会在那里遇到谁的那些场合，都可以被称作公共场所，它可能处于私人财产中也可能不是，当然，剧院通常都有个主人，所以罗氏说这事好办，主人说了算就行（p.167）： 可是，财产主人未必对自己所拥有的场所内的行为制订规范，他完全可能只在他所关切的那些事情作出规定，而对其余事情不置可否；此时，正常情况下这些行为仍受一般社会规范所约束，但按罗氏理论，这些行为就没有规范了。 比如一块私人土地上的一条道路，主人善意的允许社区居民在其中通行，但没有对此制订交通规则（凭啥要求他费这劲？），按正常法理，当然像公共道路一样，仍沿用通行的交通规则，可按罗氏理论，这里就没有交通规则了。 所以，罗氏说剧院主人可以制订规则只是回避了问题，剧院主人可以不制订规则，他没有这个义务，但有些行为必须有规范，因为出了事造成了损害需要认定责任，比如私人道路上的交通规范，两车相撞究竟谁负责？还是各自认倒霉？ 退一步，就算私人场所的主人都制订了规则，还有大量非私人场所怎么办？比如一条没有特定主人的公共道路，穿过一个城镇，有人站在这条路上对高喊“上游水库垮坝啦”，而实际上水库并未垮坝，或者他站在山下公共道路上，举块牌子，上面写“前方滑坡，道路封闭，请绕行”，实际上并未发生滑坡，这么做都是合法的？ 对此，罗氏的回答是，公地的存在是因为政府的存在，所以问题在政府（p.170）： 自由社会根本不会有公地（p.172）： 包括街道，也都是私人所有的（p.172）： 可是现实中，公地完全可能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产生，公地并不是政府所有的资源，而是没有特定所有人的资源；比如，一块无主地上的一条线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一条道路，但没有人拥有它，按罗氏理论也无法确定谁拥有它。 你可能记得，罗氏曾说，一个人只要在一块无主地上走过一遍，其足迹所到之处，就归他所有了，所以理论上，这条道路应归首位通行者，可是多年之后，已经无人知道是谁首先走的这条路，也没人跳出来宣称自己就是，因为他知道宣称也没用，他拿不出可信的证据说服陪审团相信这一宣称，也没有其他人能做到，事实上有许多道路处于这种状态，而且除了道路，无数河流、湖泊、森林、山丘，都处于类似的公地状态。 当然，通过某个集体妥协和分配机制，能够将公地转变为私人财产，但私有化的压力通常来自过度拥挤，假如拥挤度还不够高，那么正在利用该资源的人们就没有动力去将产权明确划分到个人，因为这个过程需要付出代价，而维持产权是有成本的，假如财产权带来的收益不足以抵偿谈判、分配和维持的成本，那么，任其处于公地状态反而是较优的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地里的行为不需要规范，一条道路或许没有拥挤到公地悲剧的程度，需要私有化来内化激励的程度，但交通规则仍是必须的，我在两年前就曾向罗粉提出了这个问题，可是至今没有罗粉给出过回答。 更糟糕的是，曾被采用的，或者我们能想到的，从逐渐变得拥挤的公地在划分出私人产权的私有化过程，在罗氏理论下是不可能合法的进行的，因为这些方法都要对之前不受管制的行为施加私人管制，在罗氏看来都将是非法的。 可是，罗氏却可以无视公地大量存在的事实，对公地如何转为私产的过程和机制丝毫不加说明，仅仅靠一句宣言，就让“自由主义社会中，一切财产都有私人明确的所有……全部冲突都可以得到解决而不侵害任何人的财产权利”，完全是上帝的口气：“要有光，就有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