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橘子问：“既然有此文和关于帕累托最优不存在的那篇文章，我不理解你为什么会是自由信仰者。” 我不太确定她说的“自由信仰”是指什么，本来想等她澄清后再回答，不过临睡前转念一想，其实无论她指的是什么，我都很愿意回答，而且我觉得最好连同她没指的那些可能性一起回答，所以还是决定答完再睡，免得影响明天上午的回笼觉。 要说自由主义先得说说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有两种，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价值观个人主义，先说第一个，它的意思是：将且仅将个人视为行动主体（或决策中心、或合格参与者、或成本/收益计算主体，等等，术语体系不同，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 与此相对的是方法论结构主义，意思是由群体所组成的有机结构才是合格的主体，因而才是分析的对象，离开结构，个人和个体行为无法得到理解。 以前，我是坚定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者，现在，我大概可以被称为多层次结构主义者，不过，我仍然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结构层次，所以大概还可以算是（请原谅这种粗俗的比例描述法，我想不出更好的直观方法）60%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者，80%的方法论基因主义者（其中的3/4即60%由个人所代理），5%的方法论meme主义者，和20%的方法论超有机体主义者（其中1/4即5%基于meme构造），上述比例只是示例性的，具体比例要按分析的时间尺度来调整。 第二个，价值观个人主义，说的是，个人不应为其他层次上的结构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我是强烈的个人主义者。 但我必须马上强调，我不是自找麻烦的个人主义者，或者叫自我攻击型个人主义者，或者用更时髦的说法叫解构个人主义者，这种人喜欢从个人身上挖掘所谓“被基因奴役”或“文化和传统加诸我们的枷锁”之类的东西，挖掘深入骨髓，号称要摆脱所有这些枷锁，找出“真正的人性和自我”，这是幼稚而可笑的，人性就是洋葱，一层层剥完了就啥都没有了。 和他们不同，我坦然接受历史、文化和生活史所加诸我的一切，只要这些让我觉得是自己的一部分即可——不妨称之为“洋葱个人主义”，对我而言，个人主义不过就是：在没有这感觉的时候，受潮流的裹挟而成为集体运动波浪中的一缕波纹，我既本能的、也有意识的抵制这种裹挟。 好，再说自由主义，这个比较容易： 自由主义是关于制度的主义，但我发现，人们在说自由主义时，实际上涉及三层意思，而每个人所用的只是其中一条或两条： 1）我喜欢自由制度本身； 2）我认为，自由制度将导致某种社会状态，而其它制度将导致另一些社会状态，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前者； 3）我相信，假如他们能看到（2）中所说的两种状态，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前一种是更好的。 至于我，我同时持有上述三条信念，应该算是自由主义者吧。  

小橘子问我“对交易成本、制度经济学、科斯、布坎南、阿尔钦、威廉姆森有何评价”，这问题对我本人挺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的一次思想转变。 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我都挺喜欢的，特别是在04年之前，制度是我愿意终生关注的课题之一，而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引入是很大的突破，不过，相对于我的期望，它们是不能让我满意的，只能满足我的一小部分解释需要，大致上，他们只能在大的制度框架下解释“小制度”，比如合约安排、交易方式、产权边界和执行机制，等等，但依我看，他们对于“大制度”（比如习惯法、宪政结构、产权起源）和大跨度的经济史，是无能为力的。 举个例子，上述局限其实在张五常身上就表现的很清楚，他把交易费用概念扩大为制度成本，试图以此获得对大制度的解释能力，可是这样一来，新制度经济学反而变成虚谈了，无所不包的交易费用是无法度量的，因为坏的制度所带来的最巨大的“成本”是让大部分技术条件所允许的交易根本没有发生，成本度量就无从谈起，这一点，你看看他对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评论再仔细推敲一下就不难发现，我许多年前在万科论坛上就谈过这个问题，也是从那时候我开始了怀疑。 实际上，看新制度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一项具体制度安排的分析，基本上都需要以存在一个大致上有效的市场为前提，即，存在基本的产权制度和自由交易条件，若没有一组相关市价做参照，成本/收益的度量就不可能，相比之下，博弈论的分析起点条件就没这么高。 其次，即便在小制度上，交易费用分析的局限也很大，它无法考虑文化和组织因素，而我认为，这两个因素在制度进化（无论大小）中有着根本的重要性，同样，相比之下，进化博弈和策略均衡方法可以把这些——本能、文化、信息、互惠、合作、组织、信念、规范——全都纳入分析，两种方法论的前景差别之大，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从05年之后，我的兴趣就完全转向了另一边，自我感觉收获很大，欣慰的是，最近发现新制度学派里面的人也开始了这样的范式转变，比如Jack J. Vromen在《经济演化》（Economic Evolution: An e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中提出了一个十分合我胃口的纲领，你提到的那几位学者，多半都被在这纲领里安排了相应的位置，不妨看看。（这本书95年写的，中译本03年就出了，不过我去年底才看到） 另外，之前提到过（还有这里）的[[Avner Greif]]，也是在方法论上让我眼睛一亮的制度研究者。

又看到有人在为孔子的这句话“正本清源”——

这句话，一直被翻译为：对于老百姓，只能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句话被认为是孔子提倡愚民的理论根据。 实际上，这句话是这样断句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如果人民的素质高，就给他们自由宽松的环境；如果人民的素质不高，就要教化他们。这和孔子是倡导“有教无类”的思想相吻合。

这种说法好像以前也在哪里见过，不过，我对此类古典名言的本意到底是什么，从来没什么兴趣，只要明白引用者的意思是什么就够了，像这样没有上下文的语录式箴言警句，原本就不可能确定其含义，各取所需就是了，无所谓对错。 对这句话，上面两种解释我都不太喜欢，好像都很牵强，特别是后面那个自称的正宗版，而且让我纳闷的是，有一个显然更新潮更现代化也更适合用来把儒家包装成所谓“古典宪政主义”的解释，怎么就没人想到。 假如我是哈耶克，会很乐意见到这样的解释：你可以指望人民遵循某些自然秩序，但别指望他们会理解它。这不就是对自发秩序和非意图后果的简洁表述嘛，多么美妙的包装啊，呵呵。 迄今没人找到这个解释，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把“可”理解成了“应该这么做”（道德理由）或“最好这么做”（策略理由），但其实“可”也可以是“有能力做到”（现实理由，或曰技术理由），“可”确实是个充满了歧义的词，不是词语带来了混乱，而是人们经常本来就分不大清这三种理由。

一直没看明白法英美到底想干什么，找不到政策在哪里。 又回顾了一下利比亚的事件序列，感觉北约在那儿的作用无非是把内战限制在轻武器水平上（当然法英显然是想推翻卡扎菲了事，无奈联合国授权有限，没法做的太明显，而美国则对此缺乏热情），这样做的后果将是什么？更少平民伤亡？别逗了。 这样我就很怀疑，假如卢旺达的悲剧发生在今天，北约能做点什么？在卢旺达屠杀上百万人可没用什么重武器，甚至没用多少子弹，绝大部分人受害者死在几毛钱一把的砍刀下面（屠杀开始前，胡图族好斗分子进口了58万把砍刀），这样的群众性砍杀一旦开始，北约若不出地面部队，不实施占领，还有啥手段来制止？ 卢旺达大屠杀中唯一重要的现代工具是无线电台，这玩意儿靠轰炸让它消声恐怕不容易。

只不过不是通过他的文字，而是通过他本人的境遇。 对作家的低收入状况，我原先的想法比较简单，认为那不过是格雷欣法则的又一个案例：既然读者不怎么区分文章的质量，媒体自然乐意采用那些稿酬要求较低的作品。 不过，最近韩寒那篇哭穷文章却让我对此问题有了新的困惑和思考，和多数时候一样，我的反应比较迟钝，过去一周几次想起这事儿，都没什么头绪，直到刚才在翻一篇旧文章时，才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 考虑这样一个例子：你是某公园经理，需要雇10名清洁工分区负责捡拾公园垃圾，假如众所周知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位清洁工有1%的概率在每一年内捡到一枚价值数十万的戒指，但此事何时何地发生在谁头上，完全无法预料，那么，清洁工的工资水平，是不是会显著低于不存在上述经验的情况？甚至可能低到小于零？ 韩寒就是那个捡到了戒指的人。 上述价格模型（姑且称之为“戒指假说”吧），在演艺业大概表现的更加纯粹。 那么，戒指拉低价格的程度，是否恰好被戒指价格所补偿呢？不一定，取决于社会的风险偏好分布，戒指所吸引来的，必定是那些风险偏好较高、且未被其它风险活动所吸引走的人，假如这些人风险偏好足够高，戒指价格可以大幅低于补偿其所拉低的报酬所需的水平（正如彩票收益期望值可大幅低于彩票价格）。 注意，上述解释与基于格雷欣法则的解释并不冲突或相互替代，实际上，格雷欣法则和戒指假说拥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读者不区别质量；正因此，捡到戒指的事件才会变得高度随机，所以，相对于一般的柠檬市场（[[lemons market]]），写作市场在适用格雷欣法则时，其特别之处仅在于：有戒指可捡；故此，不妨称之为“有戒指的柠檬市场”。

最近科学方法论的话题又被提了起来，尽管我时不时会谈论一下科学哲学和方法论，但假如让我做一个全面阐述，或为全面深入学习列举一份适当书单，还是感觉力有不逮，毕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不过，在有所心得时拿出来推荐和讨论一下，我是很乐意的。 我自己在这方面的阅读和清理过程十分困难曲折，花了好多年（中间得到大诗指点，虽三言两语，却受益终生，在此聊记感激），不是典型，大概也不值得模仿。 多数朋友大概不会有兴趣从休谟甚或柏拉图开始到6、70年代的哲学家从头到尾读一遍，但离开某些背景的话我又想不出该如何说明库恩和拉卡托斯到底在说些什么，不过我现在想到一个可能有效率的办法，就是直接去看科学方法论上的长足进展所结出的一些果实，这样可以比较直观的体会其背后的哲学基础的价值所在。 以前称赞过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用一专章（第一卷第一章）交代自己的方法论，他的方法论功底确实不错，在汉语作家里不多见，不过这里推荐的他，这是因为他在此章里的方法论交待是“点状”的，他罗列了一些常见的方法论陷阱和自己的处理方式，但没有提供一个可以结构性的框架，可以直接模仿着做。 下面是个人阅读经历中留下印象较深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David Buss的《进化心理学》第二章，他用了36页篇幅来说明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结构非常清晰，此书后面谈到的每个理论和假说，都可以在他的四层次框架中找到对应的位置；参照该框架，假如你要提出质疑，就很清楚要从哪个层次的哪个方向质疑，推翻某个理论/假说将动摇哪些建立在它上面的东西，同样，某个替代方案的提出者将面临何种重建义务，即，假如你不想让位于被替代者上面的结构全部垮下来，你的替代方案需要具备些什么？ 第二个是Philip Chase的The Emergence of Culture第二章，Buss那本是为整个一门学科写的教科书，而Chase这本书关于一个特定研究课题（文化起源时间的推测）的考古学专著，所以不会像前者那样弄一个完整的多层次大框架，但他的方法论交待同样很有学习价值，他用了40页篇幅（全书正文才182页），从“文化”概念的回顾厘清、文化的若干识别性元素的界定、这些元素的形式化，到这些元素所预示的考古学实证含义的逻辑演绎，最后得出计算起源时间的具体方法，层层推进，逻辑井然，堪称典范，我打赌，你在现有任何汉语作家的专著里都见不到近似水平的方法论交待。

减排不能先拿穷人开刀 辉格 2011年3月30日 日前，前世行首席环境顾问罗伯特·古兰德博士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一个论坛上提出了他的阻止全球暖化新方案，通过对畜牧业征收重税，将畜产品消费降低25%，从而减少40%的谷物产量；之所以以畜牧业为目标，据他说，是因为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占了总人为排放量的51%，尽管在2008年一份由他撰写的报告里，整个土地利用（畜牧业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排放份额还不足20%，而能源生产的份额则超出50%。 古德兰的建议可谓荒谬绝伦，即便他突然颠倒过来的数据是靠得住的，放着其它减排手段不用，却要首先拿穷人的饭碗开刀，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中国的大部分穷人在最近十几年才刚刚吃上肉，中国和印度还有数以亿计的穷人至今还没吃上肉，现在有人却要求政府用税收将肉奶价格抬高到让他们吃不起。 姑且不论暖化是否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危机，或人类活动带来的温室排放是不是其主因，即便我们假设人们已就此达成共识，也还远远轮不到减排运动来动穷人饭碗的脑筋；就在我们眼前，摆着一个成熟、廉价、安全、清洁的减排手段：核电，它的技术早在50年代就已成熟，也早已完成商业化，其安全性也经受了半个多世纪的考验，然而，正是那些呼天抢地要控制排放和阻止暖化的绿色和平和绿党们，始终在用一切可能手段阻止核电发展。 许多人误以为核电建设投资过大，发电成本高于化石燃料，事实完全相反，核电成本一点也不高，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批核电厂就实现了盈利，而当时与其竞争的原油价格不到3美元，经通胀调整后相当于今天的十几美元；自那时以来，反应堆已发展到第三代，浓缩和反应技术都已有长足进步，原料利用率大幅提高，而同时，原油价格则已涨到100美元。 确实，投资核电的成本和风险很高，但并不是高在建设和生产成本上，相反，让投资者望而却步的，是法律、政治、行政管制和公共关系成本，一个核电项目从选址、评估、审批到开工，投资者除了要满足繁杂和严苛的行政管制要求，等待环境和安全方面的层层审批，还不得不与耗费大量精力进行游说和政治斗争，以克服来自利益集团、政治派系和环保组织的竭力阻挠。 在此过程中，项目随时可能在任何环节被无限期叫停，前期投入只好泡汤，所以，当小布什政府开始重启核电政策时，投资者响应寥寥，政府只好提供大额补贴，而补贴的用途正是为项目前期风险购买保险；核电所面临的种种阻力、风险和成本，都来自民众对核放射的恐惧，而这些恐惧，很大程度上是环保组织造谣、蛊惑和煽动的结果，他们完全无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核电在安全和环境上的杰出表现。 结果是，美国核电发展在三哩岛事故后停顿了三十年，以至于美国电力仍有45%来自煤炭，23%来自天然气，尽管那次事故并未造成任何实际伤害；有人说，核电虽说平时安全清洁，但一出事可不得了，然而最近的日本大地震恰好提供了反证，福岛案例表明，即便在如此小概率的极端事件中，即便运营商处置并不完美，核电仍未造成实际伤害，而与此同时，煤矿却正在以每年数千条的速度，稳定而可靠的吞噬着鲜活的生命。 反核电者唯一拿得出手的案例是切尔诺贝利，但那是在一个惯于草菅人命的制度下、以今天任何头脑健全的核电厂商都不会采用的方式来建造的反应堆，但即便如此，整个前苏联核工业所害死的人，也远不及其煤炭石油工业所埋葬的冤魂。 或许有人会说，尽管对核电的恐惧缺乏科学和事实基础，但这并不妨碍反对者基于非理性的担忧而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是的，这也正是我多次表达的观点，但首先，反对者需要证明其诉求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真实利益，而游行和抗议不是有效的证据，抗议活动算不上成本，相反常常是收益，它能给抗议者带来快感，而统计证据却表明，核电站的建立并不会对其周边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带来负面影响，反而还可能提高房价。 其次，假如你只是在维护一项既有的权利，那你的确无须为此提供科学和理性基础，无须说明你为何非要坚持这项权利，所以，假如反核电者只是反对在他家附近修建核电站，那么担忧本身就是充足的反对理由，但问题是，反核电者的主张远不止与此，他们在全世界阻挠核电的同时，要求将其他严酷的排放限制强加给别人，要削夺他人的既有权利，这样，他们便负上了举证责任，而这些证据当然应在法庭上接受理性的检验；他们不能一方面顽固坚持对核电毫无理性的阻挠，同时却要求穷人停止吃肉，这是断难接受的。

雇主有权拒绝艾滋感染者吗？ 辉格 2011年3月29日 近日，国内首例艾滋感染者就业纠纷案终审判决出炉，原告诉求未获支持，此前，他在应聘教师职位时因体检发现HIV感染而被教育局拒绝，而教育局援引的依据是《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和依此而制订的《安徽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 这一判决结果，被许多热心于艾滋权益保护的组织和人士视为近年来兴起的维护HIV携带者权利和反歧视运动的一次失败；不过，此案的法律意义并非如维权者所认为的那么清晰，原告所反对的，或判决所支持的，究竟是法律对就业所施加的限制？还是雇主所设立的录用标准？而类似的暧昧与混淆，也存在于整个艾滋维权运动之中：运动所主张的，是解除对感染者权利所施加的限制？还是剥夺雇主歧视性雇佣的权利？这完全是两码事。 本案意义不明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上述两项体检标准，是政府作为立法者所制订的法律，还是作为雇主为下属部门的雇佣行为所制订的录用标准；假如它是法律，那么，它既限制了HIV携带者的权利，也限制了雇主的权利，因为雇佣关系是双方同时从中获益的自愿交易，对此所施加的限制剥夺了双方的潜在获益机会，而其带来的体检费用也增加了双方（包括未感染HIV的应聘者）的交易成本；因此，不愿受此法律约束的雇员和雇主，都是潜在的维权者。 当然，法律对权利施加限制未必不可取，因为传染病不仅影响雇佣交易的双方，其大部分成本将由该交易所影响的第三方承担，特别是感染者的同事和他们服务的消费者，如本案中的教师、学生和家长；假如这些面临风险的第三方不得不逐一诉讼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法律成本可能高得难以接受，因而，司法者采纳一些医学权威机构的标准对雇佣关系作出普遍限制，就是合理的制度安排。 但是，正如一些维权者所指出的，艾滋传染渠道有限且苛刻，或许不必将其与飞沫、接触或消化道传染病同等对待，特别是在教育这种不容易发生体液交流的行业，这是可以成立的，假如能得到流行病学证据支持的话。 但即便如此，学生和家长或许仍不能消除其担忧和恐惧，毕竟，作为消费者，他们有权对服务表达任何担忧，并基于此而做出选择，即便这种担忧毫无科学依据，也有理由谋求法律的保护，只要这些担忧是真实的，而真实性将从他们为消除担忧而宁愿承受的代价中体现出来，比如，家长们会不会因为听说HIV教师而纷纷让孩子转学到学费更贵或教学质量更差的学校？ 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权利主张之间的较量了，理想情况下，最终的权利边界应由双方基于切身权益的诉讼所引发司法过程来确定，而法官将权衡双方利益的真实性和强度，以及各种可能边界的社会代价和司法成本，这将是个困难的过程，其结果并非任何抽象原则所能推出。 现在考虑第二种情况，假如感染者所面临的就业障碍不是法律限制，而是雇主的录用标准，那么，维权者所主张的，就不是自己的权利，而是剥夺雇主的选择权了；该主张的基础，是感染者缺乏就业机会这一不幸的处境，然而，糟糕的处境并不能用来支持对权利的主张，假如我因为相貌丑陋而娶不到老婆，这是很糟糕的处境，但它显然不是我主张“婚姻权”的正当理由。 感染者的不幸处境是值得同情的，对此深感不安的人们有许多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资助他、给他药物、雇佣他、嫁给他、说服人们抛弃非理性的担忧和恐惧，等等，但强制别人雇佣他、与他共事、强制消费者接受他的服务，这既不正当，也将陷感染者于不义。 这就好比，你见到一个饿着肚子的穷人，不是请他吃饭，而是敲开邻居家门，责令后者接受穷人共进晚餐，对于希望保持尊严的人来说，这显然不是一顿能够安然享用的晚餐，那么，何以认为，将感染者硬塞进某个岗位，让他忍受同事和客户的白眼、恐慌和闪避，就是正当的呢？ 对不幸处境的同情是一种价值诉求，不应将其与权利主张相混淆，自由派常引用一句名言：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表明他们有能力区分价值与权利，那么，为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他们却想不起这个完全等价的句子：我痛恨这些对HIV感染者毫无道理的恐惧和歧视，但我誓死捍卫雇主、同事和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

博傻游戏伤不到市场 辉格 2011年3月28日 最近，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炒家们，又给我们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博傻（[[greater fool]]）游戏，首批上市的份额化艺术品中的两件画作，价格在50天内被推高了17倍，其中《黄河咆哮》市值一度达到令人乍舌的1.03亿元，随后，在经过9天停牌之后，前天复牌首日又双双跌停。 大概极少有人会相信一位二三流画家的作品的市场价格会长期维持在上亿的水平，每个在此价位买入的炒家，只是相信他能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炒家，换句话说，我犯傻没关系，只要我不是最后那个傻瓜就行；这样的博傻游戏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新开辟的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收藏品市场、权证和A股创业板，都上演过类似的疯狂。 每每这样的情景出现，我们总会听到“市场变赌场”的惊呼和“强化管理”和“规范市场”的呼吁，许多人认为，任由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会恶化市场环境，降低市场的投资价值，最终使市场丧失创造流动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然而，这些担忧是多余的，确实有许多因素会破坏市场的功能和价值，比如信息的不透明和产品的非标准化，但博傻游戏不在其列，这是因为，博傻是不可持续的游戏，博傻策略的取利对象，并不是价值投资者，而是他们的同道——其他博傻者，因而从长期看，它会自动将自己从市场的策略分布中驱逐出去，而即便它能继续存在或卷土重来，也伤害不到理性的价值投资者，因而也伤害不到市场的健康发展。 每一个回合的博傻游戏最终都会崩溃，而崩溃点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该游戏的效果实际上相当于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每次从博傻者中随机挑出一批倒霉蛋，他们的尸体被搬走，剩下的博傻者瓜分他们的遗产；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上，无论如何每天总会有若干具尸体被搬走，那么，希望市场健康发展的人们，难道不希望被抬出去的，是那些主动采用非理性策略的参与者？ 显然，对于奉行价值策略的投资者来说，一个存在众多博傻者的市场，（用格雷汉姆（[[Benjamin Graham]]）的话说）是更友善的“市场先生”（[[Mr. Market]]），因为它会时不时以远远出乎你意料的高价格，送给你一个个超额实现投资价值的机会；有人或许会问，假如博傻者总是将价格推高在离谱的水平，价值投资者就没有机会进入，市场怎么健康发展？ 但这不是博傻游戏的特点，泡沫总是短命的，一旦有风吹草动，博傻者比的就是谁跑得快，由此造成的恐慌常常将价格拉到低的离谱的水平，而这时，市场先生又从另一个方向对价值投资者表现出其慷慨和友善：送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低价买入的机会；对此，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所以，呼吁对博傻行为进行管制的，不会是价值投资者，他们没有理由为此担忧，面对价格泡沫，假如他们手里有货，理应大喜过望，假如没货，也乐得看个热闹；有理由大声疾呼的，只能是俄罗斯轮盘里那些不幸躺下的倒霉蛋，他们既要享受豪赌的快感，又不愿面对输个精光的后果，这就好比那些毫无道理的疯狂抢购食盐的家伙，事后却要求超市接受原价退货，天下岂有此等好事。 任何交易制度和监管政策，当然不应满足这样的无理要求，那些一心只想着丰厚的回报，却将最起码的风险原则抛诸脑后，指望交易所和监管当局替他们挡开所有危险，最好在输掉后还能讨回本钱的所谓“投资者”，理应被横着抬出市场，幸好，博傻者们会自己干这份累活儿，他们是市场的义务清道夫，这也是每出博傻游戏的美妙结局所在。

最近在写的一篇文章要引用到[[Joseph Schumpeter]]的一段话，网上找不到中译文，只好自己动手，一动手才发现太要命了，德语作家的英文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所以tcya和军各同学就不要抱怨哈耶克的文字了，德语作家大概都这德性），何况是我这种新手，勉强弄了出来，贴出来给大家看看，这段文字本身很有价值，同时也请各位帮我挑挑毛病（蓝色部分是我最没信心的）。 ---------------------------------------------------------------------- Joseph A. Schumpeter on "Creative Destruction" From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75) [orig. pub. 1942], pp. 82-85: Capitalism, then, is by nature a form or method of economic change and not only never is but never can be stationary. And this evolutionary character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is not mer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economic life goes on in a soci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which changes and by its change alters the data of economic action; this fact is important and these changes (wars, revolutions and so on) often condition industrial change, but they are not its prime movers. Nor is this evolutionary character due to a quasi-automatic increase in population and capital or to the vagaries of monetary systems, of which exactly the same thing holds true. The fundamental impulse that sets and keeps the capitalist engine in motion comes from the new consumers, goods, the new methods of production or transportation, the new markets, the new form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at capitalist enterprise creates. 故此，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迁的方式或模式，它不仅从来不是、也从来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资本主义进程的这一进化特征，并非纯粹缘于经济生活乃展开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与自然环境这一事实，和这些变化对经济行为之数量的改变；这一事实固然是重要的，这些变化（战争、革命等等）经常为产业变迁创造了条件，但它们并非它的主要推动力量。上述进化特征，亦非缘于人口与资本的半自动增长，或货币系统的变幻无常。推动和维持资本主义引擎的基本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家所创造的新型消费、新商品、新的生产与运输方法、新市场，以及新型产业组织。 As we have seen in the preceding chapter, the contents of the laborer's budget, say from 1760 to 1940, did not simply grow on unchanging lines but they underwent a process of qualitative change. Similarly, the history of the productive apparatus of a typical farm, from the beginnings of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rop rotation, plowing and fattening to the mechanized thing of today–linking up with elevators and railroads–is a history of revolutions. So is the history of the productive apparatus of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from the charcoal furnace to our own type of furnace, or the history of the apparatus of power production from the overshot water wheel to the modern power plant, or the history of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mailcoach to the airplane. The opening up of new markets, foreign or domestic, and th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from the craft shop and factory to such concerns as U.S. Steel illustrate the same process of industrial mutation–if I may use that biological term–that incessantly revolutionizes the economic structure from within, incessantly destroying the old one, incessantly creating a new one. This proces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is the essential fact about capitalism. It is what capitalism consists in and what every capitalist concern has got to live in. . . .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劳动者的预算清单，比如从1760年到1940年间的，并非简单的沿一条不变的路线而增长，而是经历了质的改变。类似的，典型农场之生产设备的历史，从轮作制的合理化到今天的机械化——以吊车和铁路相连——是一个革命的历史。钢铁工业生产设备从木炭炉到现代高炉的历史，或能源生产从上射式水车到现代发电厂，或运输业从邮递马车到飞机，皆是如此。国内或国外新市场的打开，以及从作坊到工厂到诸如美国钢铁的康采恩这样的组织发展，同样展示了产业变异的过程——假如可以用生物学术语的话——它反复不断的导致经济结构的革命，不断摧毁旧的、创造新的。这一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它是资本主义得以组成且每个资本主义康采恩赖以存在的基础…… Every piece of business strategy acquires its true significance onl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at process and within the situation created by it. It must be seen in its role in the perennial gale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it cannot be understood irrespective of it or, in fact, on the hypothesis that there is a perennial lull. . . . 每个商业策略仅在其所面临的背景和它所创建的局面中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这只能从它在创造性毁灭的持续风暴中所扮演的角色中才能看出，无视这一风暴或假定一切太平，是无法理解其意义的。 The first thing to go i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ion of the modus operandi of competition. Economists are at long last emerging from the stage in which price competition was all they saw. As soon as quality competition and sales effort are admitted into the sacred precincts of theory, the price variable is ousted from its dominant position. However, it is still competition within a rigid pattern of invariant conditions, methods of production and form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particular, that practically monopolizes attention. But in capitalist reality as distinguished from its textbook picture, it is not that kind of competition which counts but the competition from the new commodity, the new technology, the new source of supply, the new type of organization (the largest-scale unit of control for instance)–competition which commands a decisive cost or quality advantage and which strikes not at the margins of the profits and the outputs of the existing firms but at their foundations and their very lives. This kind of competition is as much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other as a bombardment is in comparison with forcing a door, and so much more important that it becomes a matter of comparative indifference whether competition in the ordinary sense functions more or less promptly; the powerful lever that in the long run expands output and brings down prices is in any case made of other stuff. 首先需要抛弃的是关于竞争手段的传统观念，经济学家们总算已开始从唯价格竞争是见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一旦质量竞争和营销术被容许进入理论圣地，价格变量便从其统治宝座上被赶了下来。但是，竞争仍在一个由不变条件——特别是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所组成刚性模式下继续，实际上这几乎占据了全部的注意。但资本主义的现实图景并非如教科书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种数量竞争，相反，竞争来自新商品、新技术、新的供给来源、新型组织（比如大规模控制单元）——这些竞争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成本和质量优势，所打击的并非现有厂商的利润和产量边际，而是它们的生存基础；此类竞争的效果之不同于其它，恰如轰炸之不同于推门而入，其重要性足以令常规竞争的效果大小变得无足轻重；在长期推动产量扩张并拉低价格的强大杠杆，总是由其它东西构成的。 It is hardly necessary to point out that competition of the kind we now have in mind acts not only when in being but also when it is merely an ever-present threat. It disciplines before it attacks. The businessman feels himself to be in a competitive situation even if he is alone in his field or if, though not alone, he holds a position such that investigating government experts fail to see any effective competition between him and any other firms in the same or a neighboring field and in consequence conclude that his talk, under examination, about his competitive sorrows is all make-believe. In many cases, though not in all, this will in the long run enforce behavior very similar to the perfectly competitive pattern. 恐怕已无须强调，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竞争，不仅存在，更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威胁。其打击紧随着其警戒。商人即便在他独行无敌的领域同样能体会到身处竞争之中，他所拥有的地位，令政府调查专家在他和相同或相邻领域看不到任何有效竞争，从而断定他在接受调查时倾诉的竞争压力都只是哄骗。在许多（即便不是全部）案例中，这（种竞争压力）对行为所产生的长期效果非常类似于完全竞争图景。

整个星期没看新闻，周末又打了两天牌，结果昨晚临睡听说打起来了，当时就愣了，今天起来又看了看，还是摸不着头脑。 我实在想不出，是什么原则/理论/逻辑/说辞，可以让这么多人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同时，支持或默许利比亚战争？反战者都跑哪儿去了？难道是—— 1）是因为卡扎菲同学镇压工作做得不够好以至让抗议演变成了内战？ 2）还是因为卡扎菲同学眼看不行了得赶紧让法国抢个功劳？ 3）是因为卡扎菲同学2003年后投诚的是美国而非欧洲？ 4）还是因为卡扎菲同学既已投诚就得老实听话？ 不会吧？这些怎么说得出口？ 一百多年来，英法就一直在抢着做阿拉伯人民的朋友，海湾战争后，美国收编了海湾六国，反恐战争又搞定伊拉克和利比亚，马格里布是法国人唯一还能露点脸的地方了，假如利比亚完成和平过渡，功劳得记在小布什账上，至少没法国人啥事，可要是新政府是法英保护下建立的，就大不一样了。 靠，奥巴马这蠢蛋被法国人裹挟了还在傻笑。

人类女性没有显著的发情期，因而异性难以从其身体外观上判别其排卵时间，这在灵长类里是罕见的，只有我们的近亲倭黑猩猩（[[bonobo]]）有类似的情况，而我们另一个近亲黑猩猩（[[chimpanzee]]）则有着清晰的发情期。 不过，雌性倭黑猩猩隐藏排卵期的方式与人类恰好相反，她们的外阴有50%的时间处于肿胀状态（这是灵长类雌性发情期的主要识别信号），而发情期清晰的雌黑猩猩肿胀时间只有5%，但她们的排卵频率是一样的，所以，90%的发情信号是虚假广告；相反，女性的做法则是完全不做广告（尽管不能做到彻底的掩盖，据说排卵信号还是会通过面色潮红和气味变化等有所泄露，也有男性声称能加以辨认——有此本领的男同学请举手）。 灵长类学（[[primatology]]）家、《黑猩猩政治》的作者[[Frans de Waal]]在《人类的猿性》（此中文版翻译极烂，建议别买）讨论了这两种排卵期隐藏策略，他认为，采用不同策略是因为倭黑猩猩和人类隐藏排卵期所要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 倭黑猩猩和人类（还有其他一些灵长类）雌性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抗拒雄性杀婴；对于雄性，假如父子关系容易辨认，杀婴的遗传价值是显著的，而影响父子关系辨认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并非简单转述de Waal）： 1）排卵信号的清晰度； 2）受孕期交配机会的独占程度； 3）辨认个体的能力和以此为基础的辨认父子相似性的能力； 作为社会性动物，猿类的个体识别能力已高度进化，这增加了雌性所面临的杀婴风险，但她们显然改变不了（3），所以只能设法降低（1）和（2），问题是，（1）和（2）是相关的，降低信号清晰度有两种办法：大量掺杂虚假信号，或尽量不发信号，而两种办法对（2）造成不同效果。 由于两种策略的进化起点都是清晰的发情信号，因而多发信号将增加性吸引力从而增加交配机会并带来更多性伴侣，而不发信号则倾向于减少交配次数和性伴数量，所以虚假信号策略（或曰荡妇策略）可以同时起到降低交配机会独占性的效果。 这样，当所需解决的问题只是杀婴时，荡妇策略是优势的，可是，人类女性面临另一个重大问题：需要男性提供保护和抚养帮助（de Waal而将之归因于从森林到稀树大草原的安全条件变化，那里有更多危险的食肉动物，而我认为原因可能比这更复杂），而要说服男性这么做，就不能降低（2），所以人类女性选择了不发信号的策略（或曰淑女策略）。 与荡妇策略相比，淑女策略要微妙的多：它除了要求男性天天陪着她以免错过排卵期之外，更是在提醒他：你要是不把我看紧点，我随时可能怀上别人的孩子；对于基于稳定配偶关系的生计模式来说，这显然是非常好的策略，男性必须随时守候在女性身边，当这么做成本太高时，就用缝合术、贞操带、深闺高墙、严厉的婆婆等等来替代（对此女士们不应抱怨太多，这可是你们亲手设计的，呵呵）。

限制银行收费的成本将由谁负担？ 辉格 2011年3月15日 近日，银监会、央行和发改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银行停止对11类34项服务的收费，称这是旨在敦促银行业“进一步履行社会责任”，并“保障社会公众享有基础金融服务的权益”；这样的价格管制政策，尽管会博得一些群众的喝彩，表达出某种关切民生的姿态，但无论对银行还是储户，都是有害无益的。 限制银行收费所能带给储户的，不过是蝇头小利，因为这些收费原本就很低廉，许多项目多数银行本来就不收，而这些费用并未对任何家庭构成显著的负担，或成为众人抱怨的焦点；相反，禁止这些收费将导致的激励扭曲和银行策略调整，反倒极有可能给储户带来足以令他们头疼的麻烦和负担。 而对于银行，这些收费在其营收中的比例也是微不足道的，取消与否都不会影响其业绩；实际上，这些小额收费项目对于银行的功能，主要不是收入来源，而是作为激励工具，引导储户以他们所期望的方式来使用银行的服务资源，以便这些资源能创造最大的价值；因此，剥夺这些工具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不在于减少直接收入，而是它会迫使银行寻找一些更迂回曲折、代价也更高的工具，而储户的免费益处也将在由此而带来的麻烦之中耗散殆尽。 比如，柜台的拥挤和排队会带来客户抱怨，这对银行是潜在的风险，可能会因此丢失业务和客户；为此，除了用电子取号排队等手段降低客户排队成本之外，银行也会为一些柜台服务设置费用，以引导客户尽可能使用柜员机和网上银行等拥挤度和运营成本都较低的服务，同时，收费又不会高到引来新的抱怨和客户丧失风险。 再如，在没有开户费的情况下，有些储户会为一些十分琐碎的原因，或只是图一时方便，随意开设许多账户，而其中许多都很快不用了，长期下来会积累下许多僵尸账户，这对银行的数据处理系统是个负担，同时对跟踪用户的信用记录也构成了障碍，而开户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是引导储户避免随意开户的有效工具。 假如银行被剥夺了这些激励工具，就只能另想办法，比如，将柜台窗口分为几等，赋予金卡客户以各种的优先权，只给普通储户留下少量窗口，以确保将关键资源用于为最有价值的客户提供服务，而普通客户不得不忍受更漫长的排队；当然，即便没有价格管制，这种基于客户甄别的差异化服务也在进行，但管制将会强化这一倾向，把差异化推广到更多的业务上，让排队和拥挤变得难以忍受，由此带给普通储户的负担，或许远超出几块钱的收费。 有意思的是，收费限制一方面激励银行差别化对待客户，同时却会弱化整个行业的经营策略差异化；每个银行会在产业生态中为自己寻找有利的生态位，有些侧重柜台和基础业务，有些则专注于高端的理财和私人银行业务，总的来看，行业呈现一个多样化的、相互重叠的连续分布，以高端业务为主的银行也会开设一些柜台服务，以便积累客户资源。 现在，假如柜台收费被禁止，他们原本就不多的柜台资源就可能被这些银行所不欢迎的大量储户所淹没，于是，这些银行的理性选择就是索性关闭柜台业务；这样，限制收费对行业整体所产生的效果就是：业务分布将变得更两极化，业态多样化程度降低了，这对于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抗风险能力，恐怕不是好事。 价格管制如同其他管制一样，其最糟糕之处在于，它们会自动诱发出更多的管制，比如，你禁止了开户费和账户管理费，导致大量僵尸账户，最后不得不出台规定，用行政手段限制储户开户数量；你禁止了柜台存取/转账/查询费，导致银行歧视性政策，为了平息由此带来的抱怨，又不得不出台反歧视规定，最后，你会发现，为了达到管制目标，你得亲手为银行规定窗口的数量和队伍的长度，到那时，所谓的市场经济，就跟计划经济没什么差别了。

按：记得不久前我们还在谈论印度和撞墙的话题，但假如你也考虑过这项政策所预示的前景，或许你会和我产生同样的观感：不再需要猜测墙在哪里、何时会撞上了，它就在眼前，或者甚至可以说，已经撞在上面了。 如果说有些恶政是某一小撮心怀鬼胎一意孤行，那么我要说，这个绝对不是，这项恶政确实是芸芸大众激情万丈声嘶力竭挣来的，他们值得拥有这个结果。 保障房的租值将如何耗散？ 辉格 2011年3月11日 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大规模建设保障房的政策看来已铁打不动，五年规划是3600万套，今年的计划是1000万套系统；这一事态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意味深远：首先，现有住宅市场的一半将直接重归计划体制，而另一半将因等待保障房分配的漫长队伍而大幅萎缩，最终退缩于高端市场；其次，近年来已逐渐松动的城乡分割和户籍壁垒将重新竖立，农民将再次被排斥于计划性财富分配的盛宴之外；最后，支撑数亿人口当前生活与消费规划的家庭资产结构，和支撑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财政结构，以及以之为基础的金融资产，将被全面重新估值。 如此剧烈变动的最终结果还难以看清，不过我们倒是可以设想一下住宅分配体系本身将会呈现何种新面貌，或者说，即将参与保障房建设和分配的企业与个人，会面临何种竞争格局，他们有望从中获得什么？由于旧式的全民计划配给体系已不复存在，而住建部也并未统一规定保障房的分配标准，这一格局当前的权力分布和组织结构下重新构造，它在各省也会十分不同。 过去几年的商品房销量，体现了高价格下的需求量，而保障房价格低得多，因而潜在需求必定大大超出供给量；所以，核心的问题就是，将由什么样的规则和机制，决定谁将成为数量有限保障房的众多申请者中的幸运儿？按历史经验，当一种商品的价格被人为限制在市场水平之下时，其差价通常不会全部变成买家的实际收益，相反，它更可能以排队、争夺、走后门和分配系统的成本等各种形式无谓的消失而未被任何人获得，也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租值耗散。 当然，某些条件下可以避免租值耗散，假如有待分配的保障房是已经存在的，而分配所依据的是一些简单清晰而没有争议的规则，并且分配过程在短时间内迅速执行，那么，差价收益确实可以落入得房者的手中；另外，也存在一些部分避免租值耗散的可能，比如腐败，原本会耗散的租金以贿赂的形式部分转变为分配执行者的收益。 但实际上，3600万套保障房还没盖出来，而其销售价格已先于其生产而被确定，于是就有一种可能：这些房产的质量将向同价位的商品房质量靠拢，极端情况下，两者将无差别；这样一来，与市场化条件下唯一的差别就是，原本可以开发更高品质房产的土地，被用来开发低品质房产了，即，土地租值部分的耗散了；不过，现行政策大概将阻止这种极端情况出现，而阻止它所需要的质量管制体系本身将成为租值耗散的一部分。 可以预料，某些简单明了的标准将被用于筛选申请者，比如户籍标准已经出现在每个已出台的城市分配方案中；但户籍只能剔除农民（它不能剔除流动人口，因为外出者显然不会白白放弃其在户籍所在地拥有的机会），剩下两亿多城市家庭显然需要更严格的筛选标准；或许按身份证末四位号码抽签是个简单有效的办法。 但其它可能的标准，比如已经被采用的年收入、现有房产面积和家庭财产，全都不符合简单且无争议的条件；我们并非人人都有的一张年度所得税单，也没有立即可用的家庭财产清单，更不存在官员财产公布制度，所有基于收入和财产的筛选标准都将经历复杂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因而申请和审批机制不可避免的是复杂、迟缓且不透明的。 迟缓和不透明将给各利益相关者的争夺留出时间和空间，假如争夺过程没有及时导致一个透明化的标准产生，它将一直持续直至租值耗尽，即达到这样的状态：那些最费劲的获得保障房的边际买家，他们付出的总代价将不低于在市场上购买同等房产的价格；而此时，那些比他们更轻松获得保障房的人，所得到的，其实是帮助他们参与这场争夺的那些资源的租金。 那么，哪些资源可以提供这种帮助呢？尽管全民计划体制已不存在，但它的历史仍可以给我们许多提示；根本上讲，计划性分配问题就是个组织问题，个人在其中的竞争地位，取决于他在组织结构中的位置：他是这个结构的组成部分，还是游离在外？是否处于或靠近支配性位置？是支撑结构的承重墙还是填充材料？ 很明显，与整个国家体系紧密结合乃至构成其组成部分那些“正式单位”，诸如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学校，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些单位原本就有这一套在其内部分配非市场利益的有效机制，也有着对即将建立的分配机制施加影响的足够畅通的压力渠道；可以预期，像清华大学为教师分配几千套住房这样的方案，在未来几年将大量涌现；在政策压力之下，向单位福利性分房体系回归，将是地方政府完成政策任务的简易途径。

今天，有朋友问我在阅读习惯上有何经验可介绍，这倒是个值得大家一起聊一聊的话题，下面是我的一些体会，也想听听各位的经验： 1）少读文章，多读书，除非是你最专注的那个领域； 2）新接触的领域，不要读发表年份不足20年的书； 3）新接触的领域，头两本书最好请高人推荐； 4）假如找不到人推荐，可考虑先读一本再版次数较多的教科书； 5）直接从正文开始读一本书，序/前言/等等暂且搁置，以后再回过来看； 6）假如正文让你觉得乏味，难以继续，循目录翻到最能吸引你的那一章，往下看； 7）假如某些段落看不懂，跳过去，跳上几页也没关系，挑战自己的理解力可以，但不要超过3分钟，70%的可能你看到后面就懂了，剩下的你可以留着走路/吃饭/洗澡/拉屎/做梦的时候再想，这样你的生活也会更加充实； 8）假如你跳跃了三次或读过50页以上还是觉得乏味——这多半是作者而不是你的问题——，就把书扔一边，直到今后某一天你再次想起它； 9）碰上比较拗口的地方，或者自己注意力不够集中的时候，可以尝试踱步有声朗读，通常会收到奇妙效果，其中原理我也是读过丹尼特《意识的解释》才知道（其实是以为知道）； 10）当你感觉读的比较顺畅时，不妨尝试加快扫描速度，听说有些人能提高到一目一行，我只能做到两目或三目一行，但也已经满足了； 11）读译作时，最好下载一份电子版原文，有疑问可对照； 12）假如我经常要坐几个小时车，我会买个Kindle，但不会买iPad，实际上我一年才坐几次车，所以啥也没买，只能在背包里塞上一两本书； 13）最后，也最重要的：一定要做读书笔记（最好以博客方式），不仅能加深理解和记忆，更是自我激励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