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排不能先拿穷人开刀 辉格 2011年3月30日 日前，前世行首席环境顾问罗伯特·古兰德博士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一个论坛上提出了他的阻止全球暖化新方案，通过对畜牧业征收重税，将畜产品消费降低25%，从而减少40%的谷物产量；之所以以畜牧业为目标，据他说，是因为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占了总人为排放量的51%，尽管在2008年一份由他撰写的报告里，整个土地利用（畜牧业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排放份额还不足20%，而能源生产的份额则超出50%。 古德兰的建议可谓荒谬绝伦，即便他突然颠倒过来的数据是靠得住的，放着其它减排手段不用，却要首先拿穷人的饭碗开刀，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中国的大部分穷人在最近十几年才刚刚吃上肉，中国和印度还有数以亿计的穷人至今还没吃上肉，现在有人却要求政府用税收将肉奶价格抬高到让他们吃不起。 姑且不论暖化是否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危机，或人类活动带来的温室排放是不是其主因，即便我们假设人们已就此达成共识，也还远远轮不到减排运动来动穷人饭碗的脑筋；就在我们眼前，摆着一个成熟、廉价、安全、清洁的减排手段：核电，它的技术早在50年代就已成熟，也早已完成商业化，其安全性也经受了半个多世纪的考验，然而，正是那些呼天抢地要控制排放和阻止暖化的绿色和平和绿党们，始终在用一切可能手段阻止核电发展。 许多人误以为核电建设投资过大，发电成本高于化石燃料，事实完全相反，核电成本一点也不高，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批核电厂就实现了盈利，而当时与其竞争的原油价格不到3美元，经通胀调整后相当于今天的十几美元；自那时以来，反应堆已发展到第三代，浓缩和反应技术都已有长足进步，原料利用率大幅提高，而同时，原油价格则已涨到100美元。 确实，投资核电的成本和风险很高，但并不是高在建设和生产成本上，相反，让投资者望而却步的，是法律、政治、行政管制和公共关系成本，一个核电项目从选址、评估、审批到开工，投资者除了要满足繁杂和严苛的行政管制要求，等待环境和安全方面的层层审批，还不得不与耗费大量精力进行游说和政治斗争，以克服来自利益集团、政治派系和环保组织的竭力阻挠。 在此过程中，项目随时可能在任何环节被无限期叫停，前期投入只好泡汤，所以，当小布什政府开始重启核电政策时，投资者响应寥寥，政府只好提供大额补贴，而补贴的用途正是为项目前期风险购买保险；核电所面临的种种阻力、风险和成本，都来自民众对核放射的恐惧，而这些恐惧，很大程度上是环保组织造谣、蛊惑和煽动的结果，他们完全无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核电在安全和环境上的杰出表现。 结果是，美国核电发展在三哩岛事故后停顿了三十年，以至于美国电力仍有45%来自煤炭，23%来自天然气，尽管那次事故并未造成任何实际伤害；有人说，核电虽说平时安全清洁，但一出事可不得了，然而最近的日本大地震恰好提供了反证，福岛案例表明，即便在如此小概率的极端事件中，即便运营商处置并不完美，核电仍未造成实际伤害，而与此同时，煤矿却正在以每年数千条的速度，稳定而可靠的吞噬着鲜活的生命。 反核电者唯一拿得出手的案例是切尔诺贝利，但那是在一个惯于草菅人命的制度下、以今天任何头脑健全的核电厂商都不会采用的方式来建造的反应堆，但即便如此，整个前苏联核工业所害死的人，也远不及其煤炭石油工业所埋葬的冤魂。 或许有人会说，尽管对核电的恐惧缺乏科学和事实基础，但这并不妨碍反对者基于非理性的担忧而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是的，这也正是我多次表达的观点，但首先，反对者需要证明其诉求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真实利益，而游行和抗议不是有效的证据，抗议活动算不上成本，相反常常是收益，它能给抗议者带来快感，而统计证据却表明，核电站的建立并不会对其周边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带来负面影响，反而还可能提高房价。 其次，假如你只是在维护一项既有的权利，那你的确无须为此提供科学和理性基础，无须说明你为何非要坚持这项权利，所以，假如反核电者只是反对在他家附近修建核电站，那么担忧本身就是充足的反对理由，但问题是，反核电者的主张远不止与此，他们在全世界阻挠核电的同时，要求将其他严酷的排放限制强加给别人，要削夺他人的既有权利，这样，他们便负上了举证责任，而这些证据当然应在法庭上接受理性的检验；他们不能一方面顽固坚持对核电毫无理性的阻挠，同时却要求穷人停止吃肉，这是断难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