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报道了MIT的一份研究结果，显示著名科学家的逝世，常导致“其合作者发表论文数量明显下降，甚至能持续到数十年”：

美国麻省理工经济学家Pierre Azoulay及其同事列出了一份近9000名著名生命科学家的名单。这些科学家在过去30年中都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得到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最大资助，赢得过多项大奖，或是达到了其他类似标准。研究小组研究了其中161名科学家，这161人逝世的时候都在67岁以下，而且所有人在逝世前都非常高产。……
 
接下来，利用论文文献数据和美国医学院协会发布的成员名册，研究人员收集了与这些已逝科学家合作的教授们的名录。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著名科学家逝世以后，他们的那些合作者发表的论文量降低了5%至10%。

对此，Azoulay的解释是：

Azoulay表示，科学家的逝世带走的不仅仅是技能。虽然不久以后其他人也能具备相似的技能，但研究小组发现，在他们逝世后很多年，合作者论文发表量仍然比以前低。Azoulay同时排除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顶尖科学家的逝世使得他们的合作者与期刊编辑或是资助机构的联系中断了。实际上，Azoulay认为，各个小同行的科学家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网络，各个合作者都为这个网络贡献思想。所以当著名科学家辞世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知识和思想上的损失。

Azoulay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研究结果其实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哲学理论（有人称之为库恩主义）的一个极佳例证。库恩认为，科学发展并非一个连续的渐进积累过程，而是通过一次次革命来实现，渐进积累只存在于两次革命之间所谓“常规发展阶段”，在此期间，科学共同体遵循一套公认的“范式”。

科学革命——新理论体系取代旧理论体系——得以进行的方式，并非朴素证伪主义所认为的那样，通过判决性实验，旧理论被推翻，新理论继续；实际上，新旧理论遵循不同范式，根本无法对话（这两句是我的发挥），所谓判决性实验不会让旧理论的拥护者放弃，果真如此的话，该理论当初就不会发展起来，因为每个新理论在创建之初都面临一大堆无法解释的现象，按朴素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一开始就该被抛弃；相反，库恩把这些无法解释的部分叫做“难题”，历史上，理论的常规发展阶段，正是不断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

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是一个范式转换的过程，这不是通过范式之间对话或决斗实现的，而是新范式因其优势而不断吸引追随者，而旧范式的拥护者不断衰老死去，而最终实现的【注】；至于什么样的优势能吸引追随者，库恩好像没说清楚，这一点上，我认为拉卡托斯比较有说服力。

不难看出，库恩理论，是一种观念的进化论：各种观念系统通过竞争它的追随者的头脑而获得自身的繁荣，科学只是其中较为成功的一种。

注：哈佛的科学史教授伯纳德·科恩（I. B. Cohen）在《科学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Science）里详细描述了历次重大科学革命中的范式转换过程，可参考。

藏头露尾的破产保护
辉格
2008年12月22日

上周末，尽管此前财政部长再三拒绝，布什总统最终还是决定动用TARP资金救助绝境中的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和我的预料相反，救助方案没有将破产保护设为前提，这与鲍尔森在方案宣布当天接受采访时所透露的设想不同，也与布什团队的施政理念不符，显然，这是布什的个人决定，或许他认为，无论公众还是通用和它的客户、投资者、债权人，此刻都难以接受“破产”这个字眼，或许他认为，既然奥巴马上任后一定会救助，不如在风险和成本还相对较低的时候就动手。

尽管没有破产这个字眼，但这一救助案，和之前被参院否决的那个一样，实际上具备了破产保护的所有实质性特征，差别仅在于程序。破产保护的概念，在大陆民法体系中并不存在，它是美国破产法发展的特殊产物，它旨在给面临破产的企业在清算之前，获得一次通过重组得以生存和解困的机会，以求最大程度的减少债权人损失和破产所造成的外部后果。

它的核心，是为重组融资创制了一种特殊的清偿优先级，在缺乏这一优先级时，重组者通常面临一对矛盾：重组得以进行，必须获得新的融资来维持企业营运，并支付资产切割、结构调整、业务重组、冗员遣散等重组步骤所产生的高昂费用，但是很少有人敢把钱借给濒临破产的企业，特别是当它的资产多半都已抵押出去之后，除非这个新的债权人在清偿顺序中被允许“加塞”，这一点，在传统民法中是做不到。破产法第11章所创制的，正是这种可以加塞的所谓DIP融资，它被插到清偿队伍的最前面，当然前提是现有债权人的同意。

这次，无论国会还是总统的救助案，其贷款都是以加塞为前提的，所以实质上都是破产保护下的重组。但既然加塞只有在破产保护下才能成立，那么没有破产字眼的救助案岂不跟法律冲突了？的确有评论者这么认为。在我看来，国会作为立法者，针对个案用特别立法创制特殊权利，还说的通，但总统用行政权力擅自改变民事权利，似乎站不住脚。试想，如果到时候部分债权人不同意政府债权加塞，打起官司来，怎么办？这是救助案最大疑点所在。

很可能，这是布什故意留给奥巴马的一个破绽，实际上，除了这个法律疑点之外，救助案为通用立下了几乎不可能满足的条件：首先，在销量以40%的年率下降的情况下，它要求通用明年第1季度末就显示出“净现时价值”；其次，在UAW多次明确拒绝之后，它要求UAW接受在明年底之前将薪酬水平降至与外资同行相当，并将一半退休金拖欠转为股权；第三，现有债券的三分之二要转为股票；这些连同其他重组安排，必须在2月17日之前敲定并征得债权人同意。

这些不可能的任务，意味着真正的决定将由奥巴马在明年三月底作出。这样，布什方案的意图就清楚了：他既要为奥巴马保留救助的机会，免除错过时机的责任，又不愿意背负轻易向工会让步和乱掷公帑的骂名，也不愿违背自己向来奉行的原则。他或许已经预料到工会不会让步，因而奥巴马在三月必将面临重新选择，如果届时他选择让步，并因此而最终导致救助失败，那责任也不在他布什；同时，这三个月也给了奥巴马足够时间去寻求国会对救助案的确认，以便弥补加塞造成的法律漏洞。

总之，汽车业救助案只是保持了生机，并未定局，今后的走向要看工会和债券持有人的态度，如果在二月份工会和债权人还不肯让步，或者“净现时价值”杳无踪影，奥巴马仍将面临艰难抉择，而根据他以往所表达的态度，很可能作出错误的选择：向一个不彻底的重组方案里不断填钱。

上月，当谷歌地球推出3D虚拟古罗马时，我将其视为Google Earth/Maps为引入时间轴而迈出的第一步，现在，Google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尤为可喜的是，这一步来自谷歌中国，那就是谷歌的赤壁地图。

看上去这幅地图的专业水平很高，我特别留意了江苏沿海和杭州湾的海岸线之古今差异，当时长江入海口还在京口（镇江），据说在金陵还能感觉到海潮。

在这款赤壁地图中，谷歌从建安十二年的三顾茅庐开始，经历了曹操南征、长坂之战、鲁肃寻访刘备、诸葛亮出使江东、赤壁之战、南郡之战、荆南略地、合肥之 战、蒋干说周瑜、刘备借荆州，一直到建安十五年的周瑜逝世。倘若该事件有移动，就会在地图上按照三国的颜色显示移动路径，并展示内容介绍。

 

这款专业地图，由谷歌中国团队制作。赤壁之战地图中所使用的各种数据，为参考《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三国郡县表》等书籍资料，以及维基百科等网站，整理获得。 人物肖像，事件相片等，为中国电影集团授权使用之电影《赤壁》剧照。

我期待的东西不远了。

 

我在今年3月4日的饭文<计划生育，何去何从？>里曾说到：

始于70年代并在80年代初得以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空前规模的管制措施，就其目标而言，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它太成功了：短短30年内，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了官方公布的1.8（多数专家认为实际数字更低，很可能介于1.4到1.6之间），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所需的2.1。

考虑到我国异常高的新生儿性别比，替代生育率应该在2.3到2.4之间——即平均每100对夫妇生230多个孩子才得到105个女孩，其中100个活到生育年龄。而按实际1.6的生育率和120的性别比计算，今天的每100对夫妇，在下一代只有对应的69对夫妇，外加14条光棍（假设所有适龄妇女都嫁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的最新报告（见财经网报道）支持了上述估计，实际上比我的估计还略低：

在对比了11个中国生育率的统计或估计后发现，包括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在内的调查所得出的中国实际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处于1.35-1.5的很低水平；而在国家计生委的人口规划和宣传中，中国的生育率却十余年维持在1.8……。郭志刚介绍，计生委之所以坚持1.8的生育率，主要是考虑调查存在漏报的可能性……但其实，在郭志刚看来，有很多个因素支持着中国的低生育率。首先，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73个，可见现行生育政策压制了生育意愿。其次，1996年-1999年期间，生育年龄的推迟导致生育率平均降低了0.23，这一因素以前却被忽略了。此外，胎儿性别鉴定、不孕症、生活方式的转变、流动人口的增加（中国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为1.19，显著低于非流动人口的1.41）都使得生育率存在着下降的可能性。因此，中国真实的生育率应该处于1.8以下，接近调查的结果。

……第二，性别比例失衡，男孩多过女孩。中国“一孩半”地区的男女出生性别比达到124.7:100 ……第三，现行生育政策会使劳动力资源（18岁—64岁）从2030年的9.59亿萎缩到2050年的7.77亿，减少的主要是的青壮年劳动力。而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50年的27.8%。老年抚养负担也将从2000年平均每9.1个劳动者供养1位65岁及以上老人，增加到2050年的平均每2.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

还有更惊人的数字：据《上海市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报告》，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从94年开始低于1，2002年降到0.77，（据说）后来最低降至0.64，今年据说回到0.95（未见官方数据）。 0.64，意思是每100个妇女只能养大不到30个女儿，这好像就是种族灭绝吧？呵呵。 注：长期人口模型中，男性数量是一个可以剔除的无关变量。

李三白提出了两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显然是经过了许多思考的，恰好，多年前我也曾为这两个问题发愁，分享一下我的思考过程吧。

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资源的市场价格，包含了当下人们对资源价值的评估，也包含了人们对其未来价值的预期，这些预期在事后可能会被证明是错的，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叫做市场失灵，这没关系，叫什么是无关紧要的。

问题是，这种错误是否可能在事先被避免？市价包含了所以参与者的估值，这并不是说单一的市价意味着全部参与者的估值相同。作为参与者之一，如果你认为除你之外的市场低估了资源的未来价值，你可以囤积或买入看涨期权来寻求获利。当然，如果政府有这能力，可能也会这么做，但有什么理由认为政府——或者某些特定群体——的眼光会更准确呢？他是上帝吗？相反，倒是有大量例子表明政府常常更愚蠢。

假设大家都相信政府或者某些机构的眼光更准确，那也不必由政府和这些机构动手去买了，他们只需要发布他们的看法即可。

第二个问题相对困难一点。你的意思是，某些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当今人类消耗它们的速度过快，他们的后代可能会因此而无法存续。

之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个问题，我想到三种情况：
1）某些人预见到了这一危险，而多数人却没有预见到。这样，问题就转变成了上面的问题一。
2）虽然足够多的人已经预见到危险且认为这的确需要避免，但因为外部性、搭便车、或产权无效，没人愿意为避免危险而付出个人代价。鉴于你已搁置了这种情况，我也不打算展开说，如有兴趣，可参阅我的《钓鱼的故事：所有权的另一种解读》。
3）虽然人们都预见到危险，也解决了外部性问题，但仍不愿付出代价避免这一危险。

好，排除（或搁置）了前两种情况，现在问题可表述为：人们对资源的未来收入流进行折现时，对其死后的那部分收入流所赋予的折现率，在某些人看来，是过低了。对于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为后代考虑，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他价值观的一部分，你可以通过1）鄙视2）指责3）宣扬自己的价值观，来尝试改变它，但不能用暴力强迫他改变。（注意：当我使用“可以”这个词时，我进入了伦理学语境，这不多见，我尽量不这么做）

顺便问一下：如果人类果真都宁愿不顾后代而尽情挥霍资源，你为什么认为他们值得拥有后代？

关于石油库存，再推荐一篇Fortune的《石油投机再度兴起》。

这里有个误解，供方收入效应的作用，我说是“降低了供方的供给意愿”，准确的说是把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了，这意味着：当价格上涨时，如果没有收入效应（比如该项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微不足道，或者与此同时他意外损失了其他收入），它的供给会增加的更多。所以，收入效应并不等于“石油价格越高供给越少，价格越低供给越多”，这要看供给曲线向左移动的幅度，我认为，移到价越高供越少的程度比较罕见。

饭醉通讯社说“供给方永远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没错，准确的说，供方追求的是“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最大化”，而不是本期收入最大化。从这一条，并不能推出：油价上涨时，本期供给一定会增加，具体我在原文中做了解释。

收入效应只是影响供给的多个因素之一，指出它并不是否定其他因素。

比如，影响供方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的另一个因素，我称之为“门槛效应”，持续的高油价会让其他潜在供给来源（比如海底石油、太阳能等）有机会跨越其早期的成本门槛，这是低成本产油国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会设法阻止，这时候，寡头垄断地位和OPEC可以起关键作用。我会在另一篇文章说明这一效应。

吴大师取笑我说：既然我直接点了你G点，你何必在H之前还浪费20秒钟啰嗦一大堆。答：A片是演给大家看的，我们俩直接H完了别人啥也没看明白，岂不浪费荷尔蒙？

我先说“投机抬价”和“存在囤积”几近同义反复，又说“我不信”而不是“逻辑上不通”，其中的奥妙就是需求曲线，如果你相信需求曲线具有稳定性，“投机抬价”和“存在囤积”就是同义反复，如果要我相信在人眼前晃几个数字就能把需求曲线挪上挪下，我不敢，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无法对世界形成任何稳定的看法了，我会从此ED。

这不是说需求曲线任何时候不能移动，可以动，但要说出什么条件下怎么动，比如收入效应就是一种动法，而投机抬价说并未形成明确说法：数字要怎么晃才管用？

我的哲学告诉我，如果你还要在某个理论的框架下说话，就别去碰它的硬核，除非你已经准备好用另一套纲领去取代它，那样的话，继续使用旧框架说话的人就不再是你的谈话对象。对于经济学，需求曲线的稳定性是硬核。

我的原话是“只要没发生囤积，投机交易并不会抬高油价”，假定吴大师没看漏前半句，论证如下： 假设某个时刻，现货油价80美元，销量1亿桶。有人说投机行为把价格抬到这么高。他这么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有两种等价的含义： 1）如果没有投机，80美元这么高的价格下，不会有1亿桶这么大的销量； 2）如果没有投机，仅当价格低于80美元时，才可能有1亿桶这么大的销量； 无论哪种说法，都意味着：如果是投机行为把油价抬到了80美元，此时如果销量是1亿桶，其中必然包含了投机性囤积。——这几乎就是同义反复，不需要我去做几年交易员才能明白。 但事实上，对投机抬高油价的指责甚嚣尘上的那段时间里，石油库存并未增加，也就是没有囤积，在当时的价位下，现货市场是出清的。参见FT文章《谁在推高大宗商品价格？》，经济学人的《油价：莫怪投机者》，还有哈福德的《世界为什么需要投机者？》。 吴大师的意思是，边际上那个买家，原本不会在80美元的价格下买石油，但听说投机者把半年后油价炒到120了之后，改变了他的需求曲线，于是买了（注意，他不是炒家，而是“真实需求者”）。这种故事，如果偶尔发生在街头随机交易中，我或许会信，但要说发生在石油这种日复一日的大宗交易中，我可不信（当然，国企除外，国企干出任何事情我都不惊讶）。 对于投机者，期货行情的确可能改变他的需求曲线，那是因为，商品投机者所买卖的，其实并非商品本身，而是“区间价格走势”，一段预期中平缓的走势，和一段预期中陡峭的上行走势，是两种不同的商品，自然有不同的需求曲线。

开放社区蔚然成风 辉格 2008年12月19日 日前，微型博客社区Twitter宣布支持谷歌的社区互通方案FriendConnect，这是FriendConnect于今年5月推出，并于本月初全面开放之后，所赢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以去年正式推出OpenSocial为标志，谷歌不遗余力地推动开放社区的发展；去年12月，它所倡导并作出主要贡献的分散式身份认证方案OAuth发布了第一份规范；今年10月，它又宣布Gmail账户支持OpenID；10月28日，Yahoo!和LinkedIn宣布支持OpenSocial；这样，到11月OpenSocial一周年之际，它已赢得了除Facebook和微软之外全部重量级社区的支持，覆盖6.75亿用户，开放社区已蔚然成风。 FriendConnect与Facebook Connect和MySpace Data Availability一样，旨在让用户用已有的社区账户，去访问其他社区网站而无需另行注册；反过来说，也就是让其他网站，通过简单的接纳用户在别处已有的账户和身份信息，而立即获得基本的社交特性和畅通的用户入口。不同的是，Facebook Connect仅仅是让Facebook用户带着Facebook身份到处跑，而FriendConnect则让用户可以带着任意一个遵循OAuth或OpenID规范的账户到处跑。这是两个级别的开放度，对于各大社区，FriendConnect处于中立的位置，实际上，谷歌自己的Orkut很小，远非其社区战略的重心。 对于社区开放的大势，已无须怀疑，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在新的开放环境下，会出现哪些变化和机遇？首先，对于用户，关键的变化是人格的单一化。尽管许多人还会保留多个身份用于不同的社交圈子，但单一化将是大趋势，今后每个人拥有身份大概不会超过三个。人格单一化的效果有点类似于实名制，人们会更加严肃的维护其形象，因而其在社区中的行为和言论将更趋谨慎；这一点，对于提升社区凝聚力、交往质量和活动深度，都大有裨益。 今天，虽然网络社区中功能已十分丰富，但现实世界中大部分事情，人们却很少会在网络上做，除了技术上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对网络身份缺乏信任。尽管你可以通过对某个社区的长期投入来建立良好声誉和密切关系，比如在淘宝上达到了很高的信誉级别，在天涯上成了知名ID，在驴友会表现了良好的组织能力，但你却很难将这些声誉和信任带到别处，一旦你进入一个新的社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没有历史，也没有朋友，而单一化人格将改变这一局面。 其次，对于网站来说，正如小银行欢迎跨行取款，小运营商欢迎带号转网，开放社区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小网站。小网站经常受困于这样的矛盾：要获得互动性和社交特性，就需要身份识别，但即便最简单的注册也会吓跑那些偶尔来访的不耐烦的用户。让用户记住一大堆多半不常用的帐号密码，确实勉为其难。同时，对于小网站，开发一套好的互动与社交功能，是不小的负担。FriendConnect让小网站只需粘贴一小段脚本便可立刻升级为具备标准社交功能的社区；更妙的是，用户可能在这个社区里发现他在别处结实的朋友，比如他的MSN或ICQ好友，或者反过来，他可能在MSN上发现他的好友们常去哪些社区。 社区开放不仅是对身份和关系的开放，也是对功能的开放，通过OpenSocial规范，社区之间可以相互利用对方的功能。比如你在一个小型BBS里谈论某个话题，而另一个大社区正就该话题进行投票或评选，利用开放功能，你可以让读者直接在你的帖子里直接参与投票，而无须转入另一个页面。这一特性的好处在于，可以让各社区相互建立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无须担心因此而造成用户流失，而此前，许多社区都竭力避免引入第三方功能，结果是封闭、自恋和信息孤岛。 前景十分美妙，但一切都还刚刚开始，开放社区所预示出的激动人心的可能性如何成为现实，还要看众多社区网站的表现，下一批成功者，或许会在他们之中诞生？

垄断并非收入效应成立的必要条件，我的观点，收入效应成立的条件是该商品的销售收入占卖家总收入的比例足够高，实际上，我的原文中压根没有提及垄断和OPEC。 在商品价格问题上，索罗斯和罗杰斯持另一种观点，与我的恰好相反，或许他们是对的，或许未来的事实能证明谁对谁错。 最近，罗杰斯声称：

……美元今年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反弹，但促使其走强的原因是投资者进入到一个“强迫清算”的阶段，……“作为美国人，虽然我讨厌这样说，但我还得承认我准备在未来几天、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抛掉所有美元，”罗杰斯表示，“我将趁着美元这波涨势退出，美元今后的走势将重复英镑当初进入长期衰退的局面。”“美元在我们有生之年或许都将前景暗淡，”罗杰斯预测，美元或许在未来几年中将贬值90%。……

……既然不看好美元，罗杰斯对于美国股票的看法也比较负面。他举例说，“花旗、通用的基本面都已经被严重破坏了。”相比股票，罗杰斯一如既往地表示看好商品，因为“商品市场的基本面得以维护。”他指出农产品是最值得投资的领域，而黄金多头走势仍会持续数年。

几个月前，索罗斯曾作类似表示，当时我骂他索大骗子，之所以骂这么难听，是因为他在国会作伪证，说投机行为抬高了油价，胡扯，他是内行，不会不懂；鉴于他这种不诚实行为，我怀疑，他压根没有按他所声称的观点来投资。现在，罗杰斯看上去比索罗斯诚实一点，他似乎真要这么干，如果有事实能证明索罗斯也这么干了，我愿意收回说他是骗子的话，并打自己三个耳光。

我的看法很朴素，两个因素：需求下降，伊朗战争风险暂时消退。

当时冲到140多，其中30多可归因于伊朗风险，我认为；投机因素纯属胡扯，理由是，当时没人囤积石油，只要没发生囤积，投机交易并不会抬高油价，对赌合约只有金钱输赢，不影响现货价格，而当时存货并未增加，现在反而有不少人开始用油轮屯石油。

石油的平均成本不高，但成本曲线很陡，边际成本随产量提高而上升的很快，前几年的高需求把边际供给逼到了西伯利亚无人区和几千米的深海，不难理解，需求的小幅变动会对应油价大幅上下。

另一个因素，我说的，石油供给的收入效应，使得，油价高企时，供给意愿提高不多，下降时，供给意愿反而提高，这对油价的影响是正反馈的。

一年前，我曾思考一个问题：为何这几年的一连串恶政——打击房地产市场、取消出口退税、新劳动法……——没有遭到地方政府有力抵制？他们很明显是这些政策的受害者。要知道，就在不久之前，他们的抵御能力还是很强的。

我得到的答案是：这一切都开始于1994年，尽管当时的第二轮改革开放正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正是那一年的税制与财政改革埋下了祸根，现在，我更加确信当初的判断：税制与财政改革、银行公司化、央企集中化重组，老朱的这三项伟业极大强化了中央政府，造就了其对地方政府的压倒性权力，今天，任何政策都不再会遇到有效抵抗了。当时我说：

……看来朱RJ确实太能干了，埋下两个大祸根：金融集中和国税系统，这对别人是不可能的任务。 如今H-W打打杀杀，牛气的很，手段却是老朱留下的，十几亿人将长期为此受苦。……坏就坏在“经济上较有头脑”，“每遇事束手无策”才好。……说过了，没有老朱留下的九齿耙，折腾不出这么多玩意儿。能干什么有时比想干什么更重要。……

刚刚看到Hugo Restall在WSJ上的文章<中国改革路漫漫>，对始于90年代后期的大逆转作出了准确的评估，一个老外对中国的认识达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不幸的是，这段高速增长时期即将结束，而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改革的钟摆目前再次摆回到了意识形态竞争和大政府政策一方。由于中国仍然没有就自由市场改革的价值达成确切共识，那些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人士正转变为欧洲风格的社会民主党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官僚主义开始重建他们的权威。北京确定了通过改进税收体系，带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重新达到20%。去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了20.8%，增幅高达32.4%，远远超过了中国经济11.4%的增速。

政府支出也在迅猛增加，这是意识形态重新转向中央集权经济体制的标志之一。政府领导人将自己描述成化解所有问题的答案，传达出他们愿意动用公共资源帮助那些被新经济繁荣所抛弃的人群，而不是打算发展新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虽然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规模较小，不过正在迅速发展。考虑到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这可能难以维系。

与此同时，在经历了一段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罕见的程度欢迎外国贸易与投资的时期后，北京正悄悄改变政策，对海外产品和投资设置一些非关税壁垒。中国政府力促缔造新的龙头企业，它们通过各种所有权结构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享受着国有银行提供的慷慨融资。中国新制定的劳动法也远远超过了基本的；劳动保护范围，鼓励工人组织工会，与管理层进行抗争。

所有这些都减少了真正私有部门的机会，而这个部门一直是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推动力。随着增长放缓，有政府背景的官员管理者独享最大的发展机会，社会不平等和不满也应运而生。如果这促使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收买异己，那么经济改革的良性循环就可能演变为政府加大干预的恶性循环。

在政治领域，政府和商业精英的密切关系意味着对共产党的任何新兴反对力量都可能是反商界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证据：在知识界，一个民族主义的运动正鼓吹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控制，这个所谓的“新左翼”思潮是当下最热门的势头。

过去一年，互联网最终开始展现出成为公民共享信息手段的潜力，民众通过网络互相了解政府腐败和滥用职权的信息，并组织起来寻求补救。但与此同时，网络也成为“愤青”的释放渠道，这些20多岁持民族主义思想的年轻人支持一个更为强势的中央政府。……

 

（按：写完后又看到些新细节，与我原有印象略有偏差，请参阅我的其他帖子）

马多夫案的输家
辉格
2008年12月17日

随着马多夫案的细节陆续披露，这一庞氏骗局的损害范围和规模逐渐清楚，一夜之间，许多富裕家庭变成无产者，许多慈善基金就此关门，许多基金的基金面临赎回潮和清盘的命运。那么，除了这些直接受害的投资者之外，这一惊天巨案中，还有哪些输家呢？

当我最初听说这一事件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如果连这样的公司——具有几十年历史、华尔街重要做市商、纳斯达克奠基人之一——都靠不住，那还有谁可以信赖？他的对冲基金同行们，如何再向其投资人说明：“我们不会这样”？于是合乎逻辑的预期是：会不会有一场可怕的大规模基金赎回风潮？

但是看了案件的更多细节之后，我的想法有所改变。不论其他环节如何复杂蹊跷，马多夫骗局得以成立的一个关键条件是，缺乏对投资者的透明度，即，投资者无法核实马多夫所声称的那些证券交易是否真的发生了。事实上，据第三方的分析，这些交易大部分没有发生，这些分析还指出，马多夫根本不可能遵循了他所声称的投资策略，即在collar期权的风险限制下，投资标普100中的30多个股票，并定期清仓转为国债；有分析者模拟了这一策略，发现它不可能获得马多夫所宣称并按此向投资者支付的每月1-1.2%的高额收益，并且，这一策略所要求的期权头寸远远高出实际交易记录所显示的数字。

作为一个封闭式的私募基金，它没有义务对公众披露其交易记录，它也可以采用对投资者保密的政策，不汇报其交易细节和投资组合，在我看来，这些都没问题；但它必须用某种方式让投资者相信，他们的钱的确还在账户上，无论是以股票、债券或现金的形式。对于基金管理者，这一点不难做到，聘用外部资产托管人，或者在其他券商那里开设账户进行交易（马多夫既是基金管理人，又是券商，这恐怕是骗局关键中的关键），或者聘用大会计行定期出具报表，都很容易做到。

像马多夫这样完全黑暗的暗箱操作，并非对冲基金的常见做法，这样看来，他的同行们倒是比较容易撇清，他们可以向他们的投资人解释：马多夫这样的事情，我们是没有能力做到的，除非我们与第三方托管人或会计行串谋。同时，他们可以立即向投资人出具第三方的凭据或报表，来消除他们的担忧。这一点，我相信他们能做到。

相反，难以撇清责任的，是那些直接或间接投资于马多夫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和那些向其客户或明示或暗示的推荐了该基金的资产管理者、私人银行和理财顾问。这些机构，不仅遭受了直接的投资损失，承担了其推荐所带来的法律责任，更致命的，是丧失了其在审慎、洞察和远见方面的声誉，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从上述第三方分析可以看出，马多夫的骗局并非复杂难辨，其疑点突出而明显，有关分析和质疑并非案发后才出现，十几年来一直不断有人提出；特别是所宣称的稳健策略和几乎恒定的高收益之间的矛盾，以及定期清仓的诡异做法，是一望便知的马脚。

个人投资者或许甘愿冒风险而接受纯暗箱操作，或者听信马多夫有内幕消息的传闻，或者指望骗局崩盘之前自己已赚够了分红，这还可以理解；但对于服务于投资者的机构，抱此类幻想便是极其荒谬而不可原谅的，至少对于涉入此事的交易员和理财顾问们，他们的职业生涯已经终结，他们应被列入黑名单，而他们所在机构也应被打上一个重重的耻辱标记。

那你就要赶紧捂紧钱包，至少James Hedges IV这么认为：

在赫奇斯看来，原因很简单。他表示，让马多夫管理自身资产“无法通过机构的质量尽职审查过程。因为你才过到长达30页的尽职审查调查表的第2页，你就已经发现了8个警报，然后你会对自己说‘我不会投资这个。’”总之，赫奇斯认为，任何真正做了准备工作的老练的机构都应该看到了警报信号。

赫奇斯曾有机会近距离看到这些信号：在1997年，他正为财产管理巨头Bessemer Trust提供咨询，为讨论在马多夫的公司投资之事宜，赫奇斯曾拜访伯纳德•马多夫。

赫奇斯对马多夫的评价是：“我发现他同许多交易员风格相似：语速很快、容易分心、不大显眼。”但据赫奇斯说，在他们两个小时的会面中，“危险信号一个接着一个。”

首先，赫奇斯无法领会马多夫的投资策略。他说道：“我一直跟他说，‘你得详细向我解释，就当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完全没用。

有道理。

问题关键是Madoff同时扮演了证券交易经纪人（broker）和基金管理人两个角色。

Madoff的确请了大会计行来为基金做审计，但这些审计师审计基金时，用的是经纪人的报告，而对经纪人的审计，Madoff请的是只有3个人（包括秘书和挂名老头）和234平方呎办公室的小行。

以下摘自Bloomberg前天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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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DDS: What was tip #1?

VOSS: Tip #1 is - we’re using the word hedge funds, but these really weren’t hedge funds. Typically investor money entered Madoff Securities through feeder funds, which were from a legal perspective hedge funds, but were managed by marketing firms and set up solely to raise assets that would be funneled into Madoff Securities.

DODDS: And what made you think something was fishy?

VOSS: Well, to start with, the feeder funds were suspicious. They seemed to serve no purpose at all. Number two, the strategy that was marketed by the managers of these feeder funds as the strategy that Madoff was doing, really made no sense. It was called split-strike conversion, and when you run the numbers, it produces much more volatile and random returns than the returns advertised by the feeder funds.

DODDS: So, the promise the funds were making didn’t match reality to you?

VOSS: Yes, and I think most investors without due diligence resources should’ve been aware of that going in. Number two is the size of the money in all these feeder funds, we estimate at a time was $15 billion.

The markets that Madoff and the feeder fund managers allege were being traded revolved around S&P 100 options. And S&P 100 options are not liquid and could not take nearly the volume reporting to be executed by these people.

DODDS: Now, was this available in public records - how did you find this out?

VOSS: It takes digging, right. A little bit of the art of my business is you don’t tip your hand, you ask a lot of questions, you do your work, and you keep digging. And take everything you hear with a grain of salt and keep going.

DODDS: Now were there any physical clues here. Did you go out and look at anybody’s offices?

VOSS: Yes, I mean for us, and I’ll get into the digging, most of these feeder funds were audited by very well-respected major audit firms. And the problem was these audit firms as is industry practice and necessity, rely upon brokerage statements from executing brokers.

And the problem with the feeder funds is 100 percent of the assets was with one privately-held broker. So we said to ourselves, we’ll let’s not worry about the auditor of the feeder funds, but let’s look at who audits this broker.

So, we did some digging, including at one point staking the offices in Rockland County, and what was initially described to us as a mid-sized New York-based audit firm, turned out to be a firm with, we believe, office space of 13x18 feet; three employees, one of which was 78-years-old and seemed to live in Florida, the other of which was a secretary, the third of which was a gentleman my age who is a practicing CPA. But, from our perspective there is no way a firm of this size could audit a firm of Madoff Securities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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