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0-09】 @whigzhou: 近些年涌向欧美的偷渡狂潮，和众多穷国的生育率迅猛下滑，这两个现象背后其实是同一个力量在推动，那就是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 富裕国家的消费内容、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如此真切生动鲜活实时的呈现在眼前，原本尚可将就的生活，突然变得无法忍受了， 近几年穷国生育率的下滑速度，远比发达社会当初的人口转型迅猛的多，启动条件也完全不同，传统人口模型中的解释因子差不多已完全失效，依我看，只有传播条件这个向来被忽视的因素才能解释这些新趋势，

【2023-08-10】 @whigzhou: 對當代東亞的超低生育率，我曾想到過一種可能的解釋，認爲那可能是寄居蟹效應的一種表現，意思是，歷史上東亞文化高度鼓勵生育，而這種文化的持久作用部分替代了個人的生育本能，讓那些本能上生育傾向不强的人事實上也留下了足夠多的後代（如若沒有這樣的文化壓力，這些人留下的後代原本會少得多），結果是，當迅猛的文化變遷突然解除了這一外部壓力之後，生育率便急劇降低。 最近我開始考慮另一種可能的解釋（與第一種并不互斥）：社會的價值多樣化程度低，會放大中產焦慮對生育率的影響。 在《第三牧場》第16章裏，我解釋了中產焦慮會如何壓低生育率，但如果一個社會的價值多樣化程度高，那這一影響就不會那麽普遍而全面，雖然總體上生育率走低，但生很多的個體仍然隨處可見，在許多偏離主流文化的小群體，那或許還是多數，可是，如果一個社會的成員高度傾向於向單一價值觀看齊，而被看齊的又是一種會帶來高額育兒成本的價值觀，那麽中產焦慮的影響就會強的多，直覺上，東亞社會大多符合這一條件。 這種解釋很容易驗證，只需比較生育數的基尼係數即可，如果該解釋成立，東亞的生育數基尼係數會明顯低於歐美，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驗證一下。

【2022-06-26】 @whigzhou: 昨天我贴了《上帝的新牧场》第三章，其中有个难点，就是我的马尔萨斯弹簧理论，我用第一节又把它重新解释了一遍，我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遍了，但我估计，多数读者还是无法理解，这很正常，因为依我的阅读经历，这可能是整个经济史领域中最困难的一个理论点，我还从来没见过经济史家中有人真正弄懂过这一道理， @whigzhou: 又想了想，可能这么表达更容易简洁易懂：剩余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占有出来的，当一些资源被占有并用于生存资料生产以外的用途（因而不会带来额外人口）时，它们便成了剩余。 @whigzhou: 因为不是生产出来的，所以考虑剩余为何出现时，不能从生产技术着手，而要从占有/控制技术着手，正是在这一点上，绝大多数经济史家都弄错了 @whigzhou: 占有可以是武力强占，也可以是基于财产权的占有，但后者最终也是以武力（可能是国家的武力）为保障的

【2019-09-06】 @whigzhou: 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所谓战后婴儿潮，其实仅限于战胜国，英法美澳的生育率都大幅反弹到了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的水平，也就是逆转了进步时代、一战和大萧条这三件生育率大杀器的效果总和，可以说非常惊人，而德国仅有小幅反弹，意大利则几乎没有战后高峰。 ​​​​ @帕卡莉莎:日本也有。团块世代就是婴儿潮的产物 @whigzhou: 没有，1）日本战前生育率是4.5，还没完成人口转型，所以我没放进来比较，2）日本战后只有4年的恢复性反弹，1950年已跌到低于战前水平，此后一路下滑，1957年跌破替代水平，所以根本算不上战后婴儿潮，英美法的高峰峰值是在1960年代中期 @whigzhou: 所以战后日本人口增长更多源自死亡率下降 @whigzhou: 不妨与德国对比，日本战前死亡率约千分之17，战后一路下降至6，而德国战前就是10-11，战后也一直徘徊在10-12之间  

【2019-03-30】 发完上一个帖子突然想到个问题，我写过许多有关人口的文章，其中涉及的逻辑远比前面提到的各种错误所涉及的更复杂，意识到这一点让我菊花一紧，既然那些错误如此常见，我的观点肯定被误解的更多，包括对自洽性的怀疑，特别是有关人口压力的论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口理论是我整个达尔萨斯主义的基石，它要是不自洽那就全垮了，所以我还是花点力气澄清一下： 1）人口压力是所有生物与文化适应性的终极来源，也是全部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存续前提， 2）在人口压力作用下，处于生存线附近的边际人口（或曰赤贫人口）的处境会很糟糕， 3）不同制度与社会结构下，人口压力产生的效果十分不同，其中一大差异是边际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4）在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没有可靠保障的体制中，中上阶层难以长期维持其地位，难以持续积累资本（和其他文明元素），其规模也较小，因而边际人口比例更大，这意味着在这些社会可观察到更多人口压力作用下的糟糕处境， 5）当我谈论上述糟糕处境，或者使用『马尔萨斯陷阱』之类术语时，所表达的负面评价针对的是某些体制下人口压力造成的结果比其他体制更糟糕，而不是在说『人口压力本身是坏事』，当然不是， 6）现代人口转型是个大题目，我不认为自己已经有了清晰的看法，但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个短期现象，大概只会持续几代人时间， 7）人口转型在其持续期中会大幅减少甚至消除边际人口，但并非消除人口压力，多数人仍然在为挣得一份生活而努力拼争，这正是人口压力的关键效果，改变的是，这些人如今为自己设定的最低可接受生活标准远高于生存线，通俗的说就是，对中产地位的渴望已变得如此普遍以至将生育率拉到了这样的低水平，而不是：人们不再为挣得生活而奋斗了， 8）然而只要偏好多样性仍然存在，这一状况必定会改变，因为地位期许没那么高的人（比如阿米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会持续提高，最终重新拉高生育率， 9）假如这情况最终没发生（虽然我看不出何以如此的任何理由），文明将逐渐瓦解， 10）相对于普遍人口转型，东亚的极低生育率其实更容易理解一点，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极高，而一旦如此庞大的人口突然将理想生活标准调高到美加澳新中产水平时，怎么可能不把生育率压到极低水平？这是盎格鲁价值观全球化的自然结果。

【2019-03-30】 人口问题好像是个无节制外推、过度断言的高发区，常见的几种： 1）这么低的生育率，岂不是要亡国亡种？好像生育率不会变或永远只能朝一个方向变似的，当然，这只是最低级的一种，有些略高级，比如， 2）迄今为止人口爆炸末日论者（例如Paul Ehrlich）的判断都被证明错的离谱，所以人口多高都不是问题，根本不存在人口上限，宇宙碳原子耗尽算不算个上限？这是『朝错误者的相反方向走，无论走多远都是对的』这种常见倾向的实例之一，此类谬误在修辞上往往还很铿锵有力，因为供批斗的反面角色的长相确实很难看，还有， 3）主体不明确，人口下降总是坏事——谁的坏事？GDP确实可能萎缩，可你又不是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这么操心GDP干嘛？没错，社保可能会破产，可是如若不然它就不会破产吗？或者它本来真的可以保障点什么？ 好坏只有对特定个体谈论才有意义， 有些产业会下滑，有些资产会变质，可是受益的也大有人在，都说日本怎么怎么惨了，我却看不出哪里惨了，至少人家自己没觉得，要不怎么不向外移民呢？ 4）分不清动态过程和静态比较，人口下降会造成许多痛苦，所以低人口水平就是坏事，可是宜居空间如此之大的美国只有三亿人，坏到什么程度了呢？

食物与人类#6：向下开拓 辉格 2018年7月19日 人类是顶级捕食者，意思是没有其他生物将人类作为经常性捕食对象和重要食物来源[1]，这意味着，我们的人口规模仅受食物资源的限制，相比之下，那些既捕食其他生物，也被其他生物捕食的动物，其种群规模就既可能受食物资源限制，也可能被捕食者的种群规模所压制，究竟哪个限制构成了人口瓶颈，随具体条件而异。 人类不仅在食物链上处于顶级，还常常有能力系统性的清除同生态位下的竞争者，比如狩猎者和畜牧者常猎杀狮子和狼，主要不是为了吃它们的肉，而是要消除竞争，这就进一步将人口瓶颈转向了食物资源的稀缺性（而不是天敌或竞争者）。 而且人类还是高度机会主义的杂食动物，当人口增长导致一种食物过度稀缺时，我们就转而开发新的食物源，从而不断突破环境条件施加于人口的限制，直至所有资源都已充分利用，人口才在均衡水平附近稳定下来——当然，由瘟疫和气候变化等外部因素所造成的中短期波动在所难免。 可是，假如食物与人口的故事就这么简单，那么人口规模应该早就达到均衡水平了，而不是像过去几万年历史所展示的那样，一次又一次登上新台阶；因为指数式增长的威力极为惊人，当食物资源不构成限制时，只须小几千年，暴增的人口即可填满任何大陆，一万七千年前跨过白令地峡的移民最多不过百来人，但两三千年后便已铺满整个美洲大陆。 人类人口之所以能够持续数万年的阶梯式增长，是因为，得益于强大的认知能力和保存与传承知识的文化系统，我们始终在开发新的觅食技术，这些新技术要么让我们得以利用此前无法利用的新食源，要么提升了对旧食源的利用效率，特别是从旧石器晚期的认知革命以来，技术创新骤然加速，人类食谱也随之而大幅改变，而每次改变都将人口极限推上一个新台阶。 人口极简史 智人在其20万年历史的前80%中，人口都徘徊在十几二十万左右，其间也没有特别重大的技术创新，7万年前的托巴（Toba）火山喷发一度将人口缩减至两三万，三四万年前以弓箭、鱼叉和细石器为代表的文化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2]将人口极限推至数十万（考虑到当时正处于环境条件严酷的末次冰期，这是不小的成就），一万多年前导致众多动植物驯化的新石器革命（也是第一次农业革命）将极限拉高到百万级，六七千年前以牛奶、羊毛、役畜和（稍晚的）车辆为代表的二次农业革命再次推高极限至千万级，铁器时代以重犁、轮作和（稍早的）灌溉为代表的众多农业创新，以及（或许更重要的）私人土地所有权的广泛确立，将极限拉至亿级，最后，哥伦布大交换、17世纪的又一次农业革命，以及随后的工业革命，以及更晚的化肥和农药，将人口极限推到了10亿级。 这里有两个要点需要强调，首先，这些所谓革命，只是为叙述方便而采用的简化表达，尽管历史上确实有一些技术创新相对密集的时期，但多数创新是在漫长时间中陆续出现并逐渐成熟的，因而人口极限也是沿众多小台阶和少数大台阶而被逐渐抬高的。 其次，从一次革命或重大创新到人口真正增长到新的极限之间，有时会间隔几百甚至几千年，比不受资源限制的指数式增长所预示的更漫长，这是因为创新总是从某一群体开始，其传播需要时间，比如土豆，据估算凭一己之力便将欧洲人口极限推高了1/4，它在16世纪中期就被带回欧洲，但半个世纪后才开始零星种植，此后一个多世纪主要被当作园艺作物，直到18世纪中期才开始大规模种植而成为主粮之一。 还有些创新是帮助人类开拓新领地，而开拓（特别是农业拓垦）需要大量劳动和漫长时间，比如从原始状态的冲击三角洲到江南水乡这样的成熟水田系统，开发过程少说也有一千多年，从水道疏通，河流约束，沼泽排干，土地平整……都是耗时耗力的大工程，直到明代，江南才变成如今人们所看到的样子。 所以，尽管世界总人口呈现为一条相对平滑的指数增长曲线，但在重大创新所及的每个局部，人口增长是跃迁式的，几代人便可填满新技术所创造的额外人口承载空间，然后就停滞在那里。 向下开拓 根据最优觅食理论（见第二篇），其他条件相同时，动物总是优先选择那些营养密度高，容易消化和毒性低的食物，德内（Dene）印第安人若有机会便会射杀整群驯鹿，无论他们吃得下多少，若射杀的足够多，就只吃骨髓和舌头，类似做法其实很普遍，当狩猎者猎杀了多头大动物却无力搬运或无法保存时，就只吃易处理、易嚼、易消化的部位：内脏（特别是肝脏），骨髓，大脑，舌头，血液……，骨骼肌，筋腱和皮肤则排在最后。 同样原则也体现在对猎物和采集物的挑选上，猎物体型越大，油脂越丰厚，就越受偏爱，采集物中，蜂蜜，鸟蛋，贝类，水果，浆果，某些昆虫的幼虫，总是最受欢迎的，其次才是坚果，菌菇，根茎，小颗粒种子，蔬菜；不同动植物，同一动植物的不同部位，都可排进这一从优到劣的质量光谱之中。 所以很自然，当人口增长而食物变得紧缺时，首先紧缺的总是那些最受偏爱的优质食物，于是人们被迫拓宽食谱，纳入次一等食物，但新食谱提高了人口极限，容许人口再次增长，于是次等食物也开始紧缺，然后继续向下开拓……这一循环持续进行，直至所有潜在食物源都得到充分开发，而在此过程中，人类食谱将沿着质量光谱不断向下拓展。 不仅是拓展，随着食谱拓宽，质量光谱上端的最优质食物常会萎缩甚至彻底消失，因为原本当它们还是主食时，其种群规模与人类人口之间以洛特卡-沃尔泰拉方程（Lotka-Volterra equations）所描绘的方式形成动态均衡，但随着劣质食物不断加入，它们从必需品变成了奢侈品，均衡被打破，其种群规模不再对人口构成重要制约，因而很可能被吃个精光，所以，食谱向下拓展最终往往变成向下移动。 重要的是，人类拓展食谱，开发新食源的过程，并不像其他杂食动物那样仅仅是在贯彻机会主义觅食策略，否则我们的食谱无论多宽也早已稳定下来，而不会像过去几万年那样持续拓展，实际上，至少在这几万年中，我们的每次开拓都以技术创新为基础，比如许多小型动物，若没有适当工具和技巧，凭人类先天禀赋是根本无望捕获的，许多植物毒性过高，不经浸泡烹饪无法食用，若没有筛选技术，小颗粒种子也只能当零食，有些动物组织，像皮肤、筋腱和骨头，根本嚼不动，以往只能丢弃，但有了水煮技术，却可通过长时间熬制提取其中的脂肪和胶原蛋白。 这些创新的普遍特征是，让人类能够在给定资源条件下，通过不断追加劳动投入，以便从有限食物源中榨出最后一滴营养，最后一个卡路里，与此同时，食物的质量构成则持续下移，而单位劳动的卡路里回报不断下降，套用经济史家的术语，它们大多是马尔萨斯型创新（Malthusian innovations）。 当然也有些例外，当我们的直立人祖先[3]转向肉食时，当一些群体从热带走向高纬度地区时，许多帮助他们获取肉食的技术，敲开骨头的手斧，削尖木棍的刮削器，驱退食肉动物以夺取尸体的技术，陷阱，绝境驱赶技术，还有鱼叉和独木舟，都是有助于向上拓展食谱的，然而，绝大多数技术，特别是与食材处理有关的那些，都是马尔萨斯型的。 尤其是在末次盛冰期过后，冰川后退，中高纬度地区大片草原和苔原变成森林，大型动物减少，植物食源增加，更极大加速了这一过程，人类学家肯特·弗兰纳里（Kent V. Flannery）将此过程称为广谱革命（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并视之为农业起源的前兆，但实际上，如前所述，食谱并非单纯拓宽，而是先向下拓宽再从顶部收缩，最终效果是向下移动。 下面我略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弓箭 之前我讲过（见第四篇），最初的狩猎技术是近身穿刺，用的是一根削尖的木棍，或者叫穿刺矛（thrusting spear），这要求猎手必须接近到猎物一两米之内，要做到这一点，要么静卧伏击，要么长途追逐拖垮猎物，或挖开猎物的藏身洞，或将猎物诱入陷阱或绝境，但许多动物难以靠近，难以寻踪，无法诱陷，也没有藏身洞，那就只能放弃，而它所适用的猎物，通常体型都较大。 投掷矛是一大进步，可在十几二十米开外击杀大型猎物，多人配合效果更好，它需要两个创新：一个锋利的石制矛头以补偿相对于穿刺矛的冲击力弱势，需仔细调整重心以获得稳定的飞行轨迹。 然而更重要的创新是掷矛器，它可以一条低平的轨迹，以更高的精确度和更大的冲击力投出矛镖（dart，即迷你版的投掷矛）；掷矛器和矛镖的这些特性，让猎手能在二三十米开外击杀中小型猎物，而且因为矛镖更轻巧，可携带多支，一击不中可以再击，现代实验发现，对一个直径20英寸的目标，掷矛器在20码外的两击命中率可达95%，40码外为53%。 下一步创新是弓箭，弓箭不仅精度更高，轨迹更可控，可指向任意方向，而且在发射时动静很小，因而更易创造多次击打机会，在上述同一实验中，弓箭20码外一击命中率即高达97%，40码外为59%，与掷矛器相比，同等距离同等命中率下，弓箭的目标直径可缩小1/3，或者同等尺寸同等命中率下，距离拉大一半。 掷矛器和弓箭为人类向下拓展食谱开辟了巨大空间，许多原本难以捕捉的小型动物被大批纳入食谱，小型鹿和羚羊，猴子，狐狸，兔子，松鼠，鼬类，鸟类，当然，猎网、圈套和毒箭吹射器也起了类似效果，而且如我在第四篇里已提到，猎物小型化也降低了流动性，因为小型动物更丰富，支撑一个游团所需土地面积更小，这意味着每年搬迁营地的次数更少，因而更有可能开发利用当地植物资源，于是食谱进一步向下拓展。 所以不难理解，掷矛器与弓箭的出现和广谱革命在时间上完全吻合，它们与人类食谱的上述关系在北美的考古研究中得到了最详尽的验证，弓箭可能是五千多年前跨越白令海峡的古爱斯基摩人（Paleo-Eskimos，是纳-德内语系印第安人的祖先）带进美洲的，公元前四世纪传入大平原，此后一千多年陆续传遍美国西部，所到之处，食谱皆向下移动。 肉、奶、鱼 再看农业时代，农业本身就是食谱向下开拓的结果，谷物驯化是非常典型的马尔萨斯型创新，相比其他采集物，谷物处理极为麻烦，需投入大量劳动，而种植就更麻烦。 动物驯化起初倒并未降低食物质量，因为最初的驯养动物都是用来吃肉的，可是到二次农业革命时，吃肉比例已大幅下降，牛羊被更多用来产奶和剪毛，谷物成为主食，牛羊奶成为补充蛋白质的辅食，只有退役役畜，退役奶牛，不打算留做种牛或役畜的年轻公牛，以及冬季草场无力承载的牲畜才被屠宰（往往在入冬前），而随着牧草储备方法的出现，秋季屠宰量也逐渐降低。 早期农民都是农牧混业者，并且保留了大量狩猎采集活动，因为以当时的技术，只有少数土地适宜种植，往往在地势较高的台地和较松软的土壤（比如风积黄土）上，后来最受欢迎的冲击三角洲和厚积腐殖质的黑土地反而无法利用，前者排水问题没解决，后者太粘重，戳棍和刮犁对付不了，而且，如何在连续耕种的同时保持肥力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大量宜耕土地也处于抛荒休耕状态，所以每个农业社区周围都有大量空间可供狩猎和放牧，这让农民至少能每天喝上奶，时不时还能吃顿肉。 可是随着排水，防洪，灌溉，施肥，犁耕（特别是重犁深耕），轮作，复种，梯田……等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土地变成耕地，狩猎放牧空间不断压缩，有些地区（比如唐以后的华北平原）休耕地几近消失，长江三角洲到清代甚至连役畜都已很少用，担夫、轿夫、纤夫、独轮车夫取代了骡马，耕牛换成了铁鎝。 公元前2550年代修建吉萨金字塔的埃及工人享受着充足的牛羊肉，青铜和古典时代各大帝国也用大量牛羊供应军队，可是到中世纪盛期（High Medieval，11-13世纪），西欧农民和士兵已很少吃肉，主要荤食[4]变成了咸鱼；与此同时，教会的斋戒规定日益严格，斋戒日逐渐增加到全年的一半，从最初的四旬斋（Lent）和星期五，扩延到待临斋（Advent）和星期三，于是，连中上阶层的吃肉量也大幅降低了。 荤食来源从大牲畜向家禽和鱼类的转变（也就是从红肉转向白肉）在成熟农业社会十分普遍，日本向鱼的转变比西欧更彻底，而几乎完全素食化的印度，只有靠家禽偶尔开点小荤，只须算一下海岸线长度与国土面积的比例，就不难理解这一差别，西欧离海最远运输又最不便的瑞士，连猫肉都不放过。 禽鱼提供的肉量与大牲畜不可同日而语，脂肪也往往太低，而且处理麻烦，劳动回报率很低，唯一的好处是几乎不占耕地，在人口压力推动的向下拓展中，它们是很自然的选择；然而向鱼转变需要很多创新，特别是保存技术，鱼出了名的难保存，尤其是脂肪含量高的（提纯的油脂很耐放，但未提纯的肥肉和脂肪组织是坏的最快的部位），波罗的海和北海盛产的鲱鱼，出水后几小时内就开始腐烂，比尸僵都开始的早。 在保存技术粗陋的中世纪早期，内陆西欧人吃的是淡水鱼，主要是鳗鱼，数量仅够供应中上阶层，新鲜海鱼一般只能到达海岸十几公里以内的城镇，差不多就是牛车半天能拉到的地方，只有大贵族才负担得起用快马驮运，可那也顶多将供应半径向内陆延伸至150公里，直到中世纪盛期，两步腌制法成熟，并且盐变得足够便宜，鲱鱼才走上所有西欧人的餐桌，成为穷人的主要蛋白质来源。 向上反弹 那么，推动上述食谱变迁的力量，果真是人口压力，而不是口味和风尚的转变？或者宗教虔诚度的提升？美食家可能会举证说：腌鲱鱼非常难吃，口感就像盐水泡过的烂木头，连最穷的人都嫌弃，他们说的大概没错，不过依我看，最佳证据来自一个让人口压力突然放松的事件——黑死病，1347年开始的这场大瘟疫消灭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一夜之间改变了欧洲经济生活的面貌，它对食谱的影响也是立竿见影的。 黑死病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工资率急升，食品价格下降，西欧穷人终于又能经常吃肉了，虽然斋戒日仍只能吃鱼，但鱼的构成发生了显著改变，便宜而难吃的鲱鱼大幅减少，被口味更好也更昂贵的鳕鱼干（stockfish）取代，同时，内陆地区大量开挖鱼塘养殖淡水鱼（主要是欧洲鲤），鱼塘造成的泛滥会侵袭耕地和牧场，因而以往受到抑制，黑死病后却四处开花，让大量普通人也都吃上了鲜鱼。 另一次食谱向上反弹发生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携带的病原体消灭了美洲80-90%的人口，而且他们带往新大陆的农业技术所对应的人口极限比原住民的高得多（个别玉米种植区可能是例外），一旦挺过最初的不适应之后，人口便处于自由增长状态，此后数世纪中，和旧大陆亲戚相比，他们的饮食大幅改善，身高高出一大截，经常肉多的吃不完，潘帕斯草原的早期放牧者根本不打理牲畜，需要时拿杆枪射杀一批，把牛皮割走，肉就烂在那里，即便是美国南方种植园的黑奴，吃的肉也比法国工人多几倍。 下一次反弹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首先，哥伦布大交换，17世纪的农业革命，科学革命所推动的良种选育和农艺改良，到19世纪都已开花结果，之后又加上化肥农药，其次，冷藏技术和大规模廉价运输手段，将新大陆的庞大食物供应能力传导进了旧大陆（有了铁路、冷藏车和蒸汽巨轮，牛肉终于不再烂在草原上了），结果，旧世界居民也开始分享这一系列创新和发现所带来的盛宴。 最后，对于当代人更重要的事情是，20世纪普遍发生的人口转型（生育率伴随城市化进程而急速下降），使得哥伦布以来释放出的巨大食物生产潜力至今尚未被人口增长所耗尽，这才让当今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低收入者也仍有机会大块吃肉。   注释 [1] 若考虑寄生虫和微生物，情况会不同，不过，直到大规模高密度定居社会出现之前，忽略这一点对我们的故事影响不大，可参考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 [2] 文化大跃进和认知革命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是关注角度不同，前者着重于技术与物质文化，后者关注这些物质创造背后的心理能力发展。 [3] 直立人（Homo erectus）这个词有两种用法，一种专指亚洲的直立人（比如北京人和爪哇人），另一种包括非洲的匠人（Homo ergaster），并认为匠人就是直立人的一个亚种，我采用的是后一种用法。 [4] 我用『肉食』一词专指来自大动物的红肉，而『荤食』包括了禽肉和鱼肉。   参考资料 Robert L. Bettinger - Orderly Anarchy (2015) Robert McGhee - The Last Imaginary Place (2005) Brian Fagan - Fish on Friday (2006) Mark Essig - Lesser Beasts (2015) 斯波义信 -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1968) Wikipadia: Lotka–Volterra equations Wikipadia: Paleodemography Wikipadia: World population estimates Wikipadia: Behavioral modernity Wikipadia: 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 Wikipadia: Columbian Exchange Wikipadia: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Wikipadia: Columbian Exchange Wikipadia: Black Death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https://www.thoughtco.com/broad-spectrum-revolution-170272  

【2017-05-16】 17世纪荷兰人和英国人刚到东南亚时，遇到的当地人和他们身高差不多，男性平均约162厘米，19世纪时这个数字降到了157厘米，原因可能是人口压力导致的营养恶化和疾病增加，1600年东南亚人口约2300万，1800年约3300万，1900年增长到8000万。 ​​​​ 重要的是，这一增长是在自来水、抽水马桶、抗生素和化肥农药普及之前发生的，所以必须从其他方面找原因，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欧洲人带来的和平。近代之前东南亚的国家普遍发育不充分，对疆域的控制和对暴力的垄断都很弱（形成众多mandala政体的局面），因而战争和劫掠对人口构成了抑制。  

【2017-05-07】 法国在大革命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人口暴增，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人口增长失去了动力，与英国和德国相比，人口减速提早了将近一个世纪（颇有点蹊跷），1871-1911年之间只增长了8.7%，同期英德分别增长了54%和60%，这大概解释了法国军队在两次大战中的疲弱表现。 ​​​​  

【沐猿而冠·第7章·No31. 春运人潮的未来走向·后记】 根据皮尤中心2008年的一份报告[1]，该年有12%的美国人更换了住所（这还是60多年来的最低值，40到60年代这个数字高达20%），截至当年，63%的成年人至少更换过一次居住城市（即只有37%从未在家乡以外居住过），其中43%在两个或更多州居住过，23%出生于美国的人认为现在所住的地方不是他“心目中的家乡（heart home）”。 中西部农业区流动性最低（54%更换过居住地），西部沿海最高（70%）；上过大学的，这个数字是77%；另一个数字则体现了流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深刻关系：从未离乡的人，距离其住所一小时车程以内，平均有8位扩展家庭成员[2]，而对于离乡者，这个数字大约是3。 这些数字很好的展示了一个城市化高峰已过去两代人之后的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面貌。 ------------------------------- [1] 见 http://pewsocialtrends.org/files/2010/10/Movers-and-Stayers.pdf [2] 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是指一对夫妻加上他们的已婚子女（及其核心家庭）所组成的二级家庭。

Nearly 1,000 People Move From Blue States to Red States Every Day. Here’s Why. 每天将近有1000人从蓝州搬到红州，这自有缘由。 作者：Stephen Moore @ 2015-10-9 译者：董慧颖 校对：沈沉（@你在何地-sxy） 来源：The Daily Signal，http://dailysignal.com/2015/10/09/nearly-1000-people-move-from-blue-states-to-red-states-every-day-heres-why/ The so-called “progressives” love to talk about how their policies will create a worker’s paradise, but then why is it that day after day, month after month, year after year, people are fleeing liberal blue states for conservative red states? 那些所谓的“进步人士们”喜欢谈论他们的政策将如何创造出一个工人的天堂。可是，为什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人们总是在从自由派的蓝州逃到保守派的红州去呢？ The new Census data on where we live and where we moved to in 2014 shows that the top seven states with the biggest percentage increase in in-migration from other states are in order: North Dakota, Nevada, South Carolina, Colorado, Florida, Arizona, and Texas. All of these states are red, except Colorado, which is purple. 2014年最新人口普查中关于居住地和搬迁地的数据显示，按照迁入量增长的百分比计算，有他州居民迁入的前七大州依次是：北达科他，内华达，南卡罗来纳，科罗拉多，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和德克萨斯。这些州中除了科罗拉多是紫色以外，其他都是红州。 Meanwhile, the leading exodus states of the continental states in percentage terms were Alaska, New York, Illinois, Connecticut, New Mexico, New Jersey, and Kansas. All of these states are blue, except Alaska and Kansas. 同时，以百分比计算，大陆州中主要的外流州是：阿拉斯加，纽约，伊利诺伊、康涅狄格，新墨西哥，新泽西和堪萨斯。这些州中除了阿拉斯加和堪萨斯外，其他都是蓝州。 The latest Rich States, Poor States document (which I co-author), published by ALEC, the state legislative organization, finds that nearly 1,000 people each day on net are leaving blue states and entering red states. This migration is changing the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in America—moving it relentlessly to the South and West. 最新的《富州和穷州》报告（我是合著者），由专注各州立法的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LEC）出版，发现每天离开蓝州进入红州的人数净值接近1000。这一迁徙正在改变美国的经济重心，使之持续不断地向南、向西转移。 Travis Brown, the author of the indispensable book “How Money Walks,” shows that two of the leading factors behind this movement of human capital are 1) whether a state has a right to work law (half of the states do) and 2) how high the top income tax rate is in the state. Nine states have no income tax today, and they are creating twice the pace of jobs as are high-income tax states. 特拉维斯·布朗写作了一本不可或缺的书：《钱如何走路》。他指出，在人力资本的上述流动背后，有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1）该州是否有权制定工作法（一半的州都有），2）该州最高的所得税税率有多高。如今有九个州没有所得税，而他们创造的工作机会是高所得税州的两倍。 Data from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show a similar trend. Each year the IRS issues a migration data report that examines how many tax filers (and dependents) in the year changed their residency and how much income was transported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 The numbers for the most recent year (tax filing year 2013) are gigantic and put the lie to the claim that interstate migration is too small to matter in terms of the wealth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in one state versus another. 国税局的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每年国税局都会发布一份移民数据报告，分析当年度有多少报税人（及其家属）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以及有多少收入从一个州转移到另一个。最新一年（2013报税年度）的数字非常之大，证明下述断言就是扯谎：州际迁移太小，不会对各州之间财富和经济机会造成影响。 In 2013, Florida gained $8.2 billion in adjusted gross income from out-of-staters. Texas gained $5.9 billion—in one year. Five of the seven states with the biggest gains in income have no income tax at all: Florida, Texas, Arizona, Washington, and Nevada. New York was again the big loser, with another 112,236 tax filers leaving and taking $5.2 billion with them. (So much for those TV ads trying to lure businesses into America’s 2nd highest taxed state with temporary tax breaks.) Illinois lost nearly 67,000 tax filers and $3.7 billion of income it can no longer tax. 2013年，佛罗里达从外州来者身上获得了共计82亿美元的调整后总收益。德克萨斯在一年内获得了59亿美元。收益增加最多的七个州中有五个没有任何所得税：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亚利桑那、华盛顿州和内华达。纽约州又是最大的输家，又有112236名纳税人离开，一并带走了52亿美元。（那么多电视广告企图用临时税收减免来引诱企业到全美税负第二重的州去发展，还是打住吧。）伊利诺伊失去了近67000名纳税人，可征税收入中流走了中37亿美元。 I’ve never met a Democrat who could come up with even a semi-plausible explanation for why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are hightailing it out of blue states. They are leaving states with high minimum wages, pro-union work rules, high taxes on the rich, generous welfare benefits, expansive regulations to “help” workers, green energy policies, etc. People are voting with their feet against these liberal policies. 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民主党人能想出半个理由，能解释为什么家庭和企业都在从蓝州逃离。他们正在离开的这些州，都有很高的最低工资，有利于工会的工作规定，对富人的高税收，慷慨的福利待遇，无孔不入的旨在“帮助”工人的管制，绿色能源政策，等等。人们正在用脚投票，反对这些自由派政策。 When I debated Paul Krugman this summer, I confronted him with this reality. His lame explanation for the steady migration from liberal North to conservative South was that “air conditioning” has made the South more livable. Americans are evidently moving because of the weather. 今年夏天当我和保罗·克鲁格曼辩论时，我用这样的事实与他对质。他对从自由派北部到保守派南部间的稳定移民的蹩脚解释是，“空调”使南部更适于居住。美国人显然是由于天气原因才搬家的。 There are two glaring problems with this theory: California and North Dakota. In the last decade ending in 2013, 1.4 million more Americans left California than moved into the once-Golden State. It’s a good bet these California refugees didn’t leave for more sunshine or better weather. 这个想法面临着两个突出的困难：加利福尼亚和北达科塔。到2013年为止的十年间，从曾经的黄金州加利福尼亚迁出的人口比迁入的多出140万。可以肯定地说，这些离开加利福尼亚州的难民并不是为了追寻更多的阳光或更好的气候。 And if warm weather is what is attracting people to the South—and surely there is some truth to that—why did the coldest state outside Alaska, North Dakota, have the biggest population gain in percentage terms in the most recent year? The answer is that workers went to get jobs created by the Bakken Shale oil and gas boom. By the way, California is one of the oil- and gas-richest states in the nation, but its “green” politicians are regulating that industry out of businesses. So much for caring about working-class Americans. 如果温暖的气候是吸引人们迁往南方的原因——当然这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为什么最近一年中，除阿拉斯加以外最寒冷的州——北达科塔——却有着最大的人口增长百分比？答案是，工人们是去追寻因巴肯页岩油气繁荣而创造出来的工作。顺便提一下，加利福尼亚是全国石油和天然气最为富集的州之一，但该州的“绿色”政治家们正通过管制逼死油气行业。别再说什么关心工薪阶层美国人了。 The latest Census and IRS data merely confirm what Americans can see every day with their own two eyes. Red states are a magnet. There’s a downside to this for sure. Conservatives have a legitimate gripe that as blue-staters come into their prosperous red states, they try to turn them blue. That’s happened in New Hampshire, where Massachusetts transplants vote for the left-wing policies they just fled. 最新的人口普查和国税局的数据只是证实了美国人每天用自己的两只眼睛都能看到的事情。红州是一块磁铁。这肯定会有消极面。保守派的抱怨合情合理，蓝州人在进入繁荣的红州后，正试图将他们的红州变蓝。这种事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发生，来自马萨诸塞的移民投票支持他们方才逃离的左翼政策。 But the underlying trend is unmistakable: Liberal blue states are economic dinosaurs. Will they change their ways before they go the way of Detroit and become extinct? 但基本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自由派的蓝州是经济的巨大障碍。在重蹈底特律的覆辙走向灭绝之前，他们会改变自己的方式吗？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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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7】 @黄章晋ster 你很难说，猫主席发动史无前例时，到底是因为有运动群众的偏好，还是不得已才如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秦始皇当年不能像东德苏联一样把所有人都纳入专政机关的监督视线之内，不是他不想这么做，而是他没有足够的社会财富可以做到这一点。 °城市化率与清洗模式的选择 http://t.cn/RqDaFh2 @whigzhou: 另一组数字也值得注意，1911年时俄罗斯帝国人口1.67亿，扣掉波兰部分大概1.55亿，此后经历各种杀戮，和1932-33大饥荒，到1936年斯大林开始大清洗时，苏联人口仍不足1.6亿，对比猫国，1948-1966年间，人口约增长50%。 @Liittma是我:说明了什么？ @whigzhou: 说明那段时间苏联的马尔萨斯弹簧压的更低，因而剩余率更高，能够供养更庞大的专政机器 @whigzhou: 实际上，苏联的强行集体化和工业化过程，（无论是否故意）就是通过系统性的消灭部分农业人口，提高剩余率，从而供养更多非农人口，这方面猫国的力度远远不及 @whigzhou: 1932-33年的饥饿疗法直接消灭了乌克兰1/5的农民，在马尔萨斯极限边缘，农民主要是吃饭的嘴而不是创造余粮的工具 @黄章晋ster: 如果主席一直活到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会跌到10%以下。 @whigzhou: 于是城市果真就被农村包围了～ @黄章晋ster: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官方的说法是，大饥荒消灭了他们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whigzhou: 嗯嗯，那可能还计入了几百万非直接饿死的受害者  

【2016-04-26】 @人造史诗:假设一个要求信徒尽可能降低物质消费的宗教或教派在当代西方世界大规模发展，那么这个宗教或教派算不算反对当代西方世界?算不算从经济社会基础上与西方社会无法相容? @whigzhou: 你说的就是Amish人啊，当然不算反西方，而且只要他们一直像现在这样保持和平主义，就与西方世界完全相容 @whigzhou: 实际上Amish人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很好的演示了这个相容过程会如何发生，随着人口急增，土地价格上涨，多数Amish人已无法坚持传统家庭农业，但他们是和平主义者，不能去抢土地，而且按教规不能领福利，于是只好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为此不得不接受越来越多的现代元素，今天2/3以上Amish人已经不务农了。 @whigzhou: 但这一转变不是均匀和整体的，而是以教派分裂的方式发生，每当一组新的现代元素引进来时，就会针对是否接受这些元素（比如能不能用手机）而发生一次分裂，若干次分裂之后，便产生几十个分支教派，构成一个从最保守到最开明的连续光谱， @whigzhou: 这个光谱被称为“Amish自动扶梯”，对个体来说，选择站在扶梯的哪个位置是完全自由的，但从整体看，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往上走的人流必定称为主导趋势，否则新增人口无法生存 @whigzhou: 实际上，Amish自动扶梯只是新教保守派这部大扶梯的最底端那一截，从Amish扶梯的顶端（即最开明端）再往上走，就是普通门诺派（Mennonites），再往上走就是福音派（evangelical），由于越下面生育率越高，所以这部大扶梯一直在为美国社会源源不断的输送保守派。 @whigzhou: 类似情况（教派分裂-形成光谱-生育率驱动下变成扶梯）也发生在摩门教中，这里有份摩门教的教派列表，以感受一下摩门自动扶梯 @人造史诗:我想进一步请教:如果有个亿人级的群体，知识，生产率和技能都不低，但因为教义要求苦行。所以故意采用降低生产率，减少劳动时间的方式来避免无用劳动。那么对社会会有世俗意义上的负面影响吗？ @whigzhou: 如果这种（或类似）教义被90%人奉行，那文明无疑会萎缩 @whigzhou: 可是你只要想一想支撑现有文明社会的基本条件，就会发现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发生，所以认真讨论它没什么意义，重点是：在考虑社会长期演变时，你不能把某个因素（或趋势）单独放大一万倍，同时假定其他都不变，这么想没什么意义 @whigzhou: 关键是，“其他条件”一定会变，自动扶梯就是变的一种方式 @whigzhou: 比如你问：按目前的生育率，长此以往等到Amish占美国人口90%会怎么样？但怎么不想想：这些人住哪里？土地怎么得来的？他们仍然不肯投票吗？掌握全部选票的另外10%公民仍然愿意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和司法系统？此时北美大陆仍能抵御入侵者？在丧失现有安全保障后Amish人仍然会坚持和平主义任人宰割？  

权力积木#3：马尔萨斯弹簧 辉格 2015年12月21日 考古学家在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时，常依据这样一些线索：显著的社会地位分化，宏大工程，复杂的文字系统，精致的工艺品，以及职业分工的迹象；所有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共同点：部分社会成员脱离了生存必需品的生产，从而能够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保存和积累起复杂的知识系统。 确实，文明发展的主线，便是知识系统的不断积累和膨胀，若将它比做基因组，那么各种可见的文明创造物便是表现型，正如道金斯所言，身体易朽，基因永生；但假如没有一个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知识积累便极为缓慢，并不断被遗忘和讹变所侵蚀，恰如我们在前文明社会的朴陋文化中所看到的情况。 部分成员脱离食物生产，意味着食物（以及其他生存必需品，下同）的劳动生产率超出了仅仅满足食物生产者自己生存繁衍所需的水平，超出的部分常被人类学家称为“剩余”（注：并非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剩余）；一个社会剩余率越高，用于支撑其文明活动的资源便越多，文明就越繁荣，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剩余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却有着一种流传极为广泛的深刻误解：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生产了更多食物，从而带来剩余；可是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这一过程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即可完成。 所以，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会提高剩余率；实际上，在定居农业之前，人类也取得过许多技术进步，标枪、弓箭、石器、掘棒、渔网、陷阱，火的控制，还有团队合作与狩猎计谋，这些进步帮助人类散布全球，占据了广阔生态位，但并未带来经常性的剩余和积累，因而也没有发展出文明。 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家相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毋宁说是常态）之中，证明这一点的最佳证据是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始终徘徊在生存线附近；可是，文明毕竟诞生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带来了剩余？很明显，必定存在某种力量，阻止人口增长到耗尽全部剩余的程度。 有两种力量起了这样的作用：国家权力和私人财产权；原理如下图所示： 【图1】马尔萨斯弹簧 随着人口增长，投入于单位土地的劳动增加，但新增产出却不断降低，在没有赋税（或租金）的条件下，会一直降到仅够新增人口勉强维生，此时人口便达到自然极限（Pa），但有了赋税，食物产出被拿走一部分，所以人口增长会在边际产出率降至最低生存需求加赋税的水平时提前停下来，此时人口为Pb，而由于B点的边际产出率高于A点，因而剩余率也更高（即Sb>Sa）。 上述原理可归结为这样几条：当人口接近极限水平时，1）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减少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提高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因而使文明更加繁荣，同时也让受益于赋税和租金的群体要么更庞大，要么更富裕；2）通过改变分配结构，赋税和财产权会压低人口，3）若统治者有能力压低人口，他可能更容易获取赋税。 形象的说，文明就像一块巨型浮石，压在人口弹簧之上，它在压低人口总量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弹力来支撑其体量。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历史，消除一些陈腐谬见，比如许多人将人口增长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或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相对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然而，有着大量历史事实与这些传统见解相抵触，而且，一旦我们采取马尔萨斯的视角，许多貌似“反常”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考虑到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多数生活在城市，而且除了早期城邦，城市居民绝大多数不是农民，因而城市化率是衡量文明繁荣程度的很好指标；许多传统农业社会在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前，城市化率都不足10%，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农业社会的常态，但实际上，当人口压力没到最高程度时，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完全可以达到15-25%。 据经济史家赵冈统计，（按两千人以上标准）战国时期城市化率达15.9%，南宋更高达22%，汉唐介于两者之间；以物质丰富度和文化多样性衡量，两宋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期，此后，随着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化率一路下滑，到近代前夕已降至不足7%，据施坚雅测算，清代繁荣程度最高的江南，城市化率也只有7.8%。【注1】 【图2】中国若干历史时期的城市化率 城市衰微也体现在顶级都市的规模缩减上，明清最大城市不过80万人口，而唐长安、北宋开封、苏州，南宋临安，人口都过百万，宋代还有一大批人口数十万的大城市，其中武昌、泉州、建康等都市若放在清代皆可与京城比肩；人口压力和城市退化的关系，从华北城市的衰弱中也可见一斑，由于华北平原开发历史更久，人口更早饱和，那些著名的古代中原大城在中古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在德川幕府结束战国时代之后，日本进入了长期和平阶段，人口持续增长，起初带来了城市繁荣，据斋藤修（Osamu Saito）和高岛正德（Masanori Takashima）测算，（按万人标准）城市化率从1600年的6%上升到1721年的12.6%，但随着人口逼近极限，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开始萎缩，到1874年明治初期，城市化率已跌到10%。 德川家于1615年攻克大阪，发布一国一城令，弭平全境，到1721年重新落入马尔萨斯陷阱，满清于1681年平定三藩，到1796年爆发白莲教之乱，被许多史家视为人口压力开始起作用的标志，这两个长度极为接近的周期，或许并非巧合，和历史上典型中原王朝的人口恢复周期大抵一致。 【图3】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与农业产出 【图4】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密度与城市化率 人口压力的增长也伴随着众多文明元素的消逝，当我们追溯各种器物、技术、工艺、文学和艺术形式，乃至思想观念、组织模式和制度元素的古代渊源时，常会发现，那些能够找到的渊源，多数出现在宋代，还有一部分在南北朝，更早的，就要到先秦去找了，并非巧合的是，这些历史时期都是人口压力相对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然而到清代，王祯《农书》中所描绘的农业和工业机械几乎消失殆尽，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明清江南纺织业尽管规模庞大，但黄宗智的研究发现，纺织工作绝大部分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完成，宋代那种集中使用水动力设备的规模化工场作坊已不复存在。 人口压力和城市繁荣之间的关系，从相反的方向可以看得更清楚，14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消灭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并且此后黑死病反复流行，长期抑制了西欧的人口增长；然而正是从那时起，欧洲的城市化率开始快速持续上升，（按五千人标准）从1300年的9.5%升至1400年的12.5%，这明显早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更远远早于工业革命。 在2007年发表的《增长的三驾马车：瘟疫、战争和城市化》这篇论文中，经济学家Nico Voigtlander和Hans-Joachim Voth指出，正是黑死病加上连绵不绝的战争，让欧洲长时期内大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才促成了数个世纪的城市扩张和经济繁荣，并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黑死病提高城市化率，并非因为它消灭了更多农村人口，恰相反，正如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所指出，古代城市的极高人口密度和恶劣卫生条件，令其在瘟疫中的死亡率远高于农村，这一点在欧洲尤为突出，因为不存在粪肥市场，欧洲城市的卫生条件远比中国城市差；但是，由于瘟疫大幅提高了工资率，在恩格尔定律作用下，对城市所生产的非农业产品需求大增，带来更多城市就业机会，不断吸引大批农民进入城市，这反过来又提高了瘟疫带来的死亡率。 在极限水平附近，降低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让国家更容易征收税赋，供养一个更大规模的政府，这一原理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的基础提供了两个启示：首先，和传统的国家起源理论相反，国家的征税潜力和财政基础并非基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剩余，而只需要足够的暴力手段和组织能力，通过食物产出再分配压低人口水平，提高剩余率，便可获得可持续的税赋基础。 其次，尽管古代政府规模远不如现代政府那么大，但也并非都像晚期帝国的政府那么小，实际上，在人口压力还没那么大的古典时代，政府规模明显比后来的更大，相对于其人口水平，秦汉的行政系统不仅数量更多，专业化程度更高，组织更严密，对社会的控制也更深入和细致，这从简牍材料中可以得到一个直观印象。 施坚雅的研究发现，从西汉到清代，尽管人口增长了六倍，有效疆域扩大了一倍多（西汉整个南方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状态），但基层行政单元并未增加，汉初1580个县，清初1510个；更有意思的是，越是战乱、分裂的人口低谷期，县反而越多，南北朝晚期只有四千万人口，却供养着2300个县政府，还有三个中央政府；同理，每个王朝初建之际，县的数量通常也处于峰值水平的1500多，随着王朝稳固，人口恢复，便逐渐下降到1200上下。 当人口压力特别巨大，以至难以征税以维持政府时，统治者甚至可能刻意压低人口；阿兹特克晚期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00多，其中宜耕地区更高达500多，远高于其他早期文明，时常为饥荒所困，这一状况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战争形态，这些战争并非起因于冲突或纠纷，也不是为了劫掠勒索或征服扩张，其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取俘虏，杀死并吃掉，武士的战功和晋升条件皆以捕获俘虏数量为依据。 在阿兹特克诸城邦中拥有霸主地位的三巨头，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和特拉科潘，几乎持续不断的对其他城邦发动战争，起初这些战争是为了建立纳贡和贸易关系，但后来，常规战争已满足不了对俘虏越来越大的需求，为此，城邦之间时常安排一场“花式战争”（[[xochiyaoyotl]]），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开战。 此类战争并不带来任何政治后果，也不改变外交关系，唯一的功能就是消灭部分人口并获取肉食；在阿兹特克，被用作人牲的俘虏数量非常庞大，一些重大仪式上，首先被献祭然后被吃掉的人牲，可多达8万，而一个普通城邦的人口也就几万，对于这些蛋白质高度匮乏的群体，大规模屠杀俘虏既是人口控制手段，也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印加帝国的人口密度虽没有阿兹特克那么高，宜耕区每平方公里超过120人，但安第斯高原的土地十分贫瘠，因而人口压力也很高，经济学家Louis Baudin将其称为马尔萨斯定律的绝佳案例；不过，印加人的解决方案不是杀了吃，而是计划生育和强制迁徙。 印加帝国在每个行省设有国营手工作坊，名为“太阳神处女院”，每隔一两年，行省官员便从所辖社区中挑选出一批少女，称为“选妇（aqllakuna）”，名义上，她们是印加王的候选嫔妃，实际上，其中少数被用作献祭人牲，还有少数被分配给功绩卓著的武士或贵族作为配偶，但绝大多数被终身幽禁在作坊内，纺织和酿酒，不得结婚生育，若被发现怀孕立即处死；选妇数量很庞大，规模较大的处女院可容纳数百人，而处女院在考古遗址中占有相当比例，这一制度明显有着控制生育率、压低人口的用意。 缓解人口压力的另一个办法是大规模迁移，人口过密地区的村社，被强行整体迁移到数百上千公里之外人口较稀的地区；强制迁移也是印加帝国的重要统治手段，通过彻底打散和重组原有的族群分布，传统的族群合作纽带被破坏，政治控制变得更容易，那些较为忠诚的族群被迁往边境要地，并以免税或分配大量他族女性作为补偿，不够驯服的族群则被迁入腹地，置于陌生邻居的监视之下。 印加与阿兹特克的高强度人口压力和极端人口控制手段，或许和它们的土地制度有关，这些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私人土地财产权，土地皆由社区集体所有，这样，抵抗人口压力以免剩余被其耗尽的力量，就只剩下国家权力了。   ---------------------- 注1：赵冈对宋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在各家中偏高，但并非最高，斯波义信估算的上限为30%，而最低估算数（柳平生与葛金芳）是13-14%，但同时，赵冈对清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同样偏高，按施坚雅的较保守数据，1843年的城市化率仅为5.1%，所以，无论取高估数还是低估数，清盛期城市化率都只有南宋鼎盛期的约1/3。  

【2015-12-05】 @朱世巍 日本政府将采取强力措施促进农地集约化经营：对放弃耕种的土地增税；对长期出租的土地减税 @朱世巍:日本所面临的最艰巨问题，1是宪法，2个人口，3是农业。安倍似乎是真心要解决这三大难题——果然不是一个混日子的首相 @李佳苏勒Iridium: 咱大大战后第一相打底儿，千古一相封顶。看能做到哪儿。 @熊也餐厅: 不搞凯恩斯主义更好我得写信提醒他老一下。 @whigzhou: 这条政策比他的凯恩斯主义更蠢～ @whigzhou: 安倍就是个强国家主义者，只不过恰好是右翼国家主义而已 @李佳苏勒Iridium: 在你球村，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一个极权政权之下，没有人是能够独善其身的，你不咬蛇并不会保证蛇不咬你。共产党用黑金炸美国政客，关起门来搞自由主义行吗？门能关上吗？埃及之恶不在压榨费拉，而在腐蚀罗马。先发制人好 @whigzhou: 这些跟他愚蠢的经济政策有啥关系？自削国力以先发制人？ @whigzhou: 要让日本恢复活力，有个（说起来）简单的办法：解除一切与土地和住房有关的用途管制、流通管制、租金管制，卖掉全部非军用国有土地，让房价降下来，等宅男宅女都住上大浩斯，就愿意生孩子了，补贴农业，保护耕地，惩罚弃耕，显然都与此背道而驰 @熊也餐厅:弃用雇佣终身制。弃日语讲英语。 @whigzhou: 终身雇佣、不肯破产之类是文化特性，政府管不了也不该管，但管制、补贴、财政政策是政府一手制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