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应停止无责任补偿
辉格
2010年5月20日

富士康的连环跳楼自杀已经发展到了第九起，并险些发生了第十起，各方都在为此而痛惜、焦灼和困惑；与此同时，一个不祥的信号正在从员工和家属们的反应之中传递出来：他们已经在关注和讨论企业对自杀者的补偿金额了；更有报道显示，在深圳其它企业的类似事件中，已有一些自杀者的家属在以富士康的先例为参照，向雇主要求人道补偿。

如果事实证明企业对员工的自杀负有责任，当然应该赔偿，但富士康所施行的无责任人道补偿，却是一种恶性激励，它会鼓励更多的自杀行为，不仅在富士康内部，也会波及整个珠三角工业区；可以相信，无责任补偿政策的动机是善良的，目的也在于息事宁人，然而事实上，它却在无意中构成了对自杀行为的公开收购，而且出价不低；一旦高价收购成为稳定预期，定会吸引到越来越多的人把命卖给你。

有人会说，二三十万补偿不足以买到一条命，谁会为这点钱就去跳楼呢？确实，普通人是不会，但社会中存在大量不那么普通的人，这些精神状态处于边缘水平的人，在遭遇特定的情境时，就可能自杀，而激励的作用会在他们身上得以表现；事实上，即便没有补偿的激励，许多人也跳楼了，而对补偿的可信预期会促使那些摇摆者作出决定。

也有人会问：命都没了，还要钱干啥？答案是：给家庭。心理学家德·卡坦扎罗的研究显示，两性关系上的挫折，和感觉自己成为家庭的负担，是自杀的两大主要动机，显然，后一种很容易被高额金钱补偿所激励；用许多自杀者的话说，自己很没用、没出息、不能替父母分忧、反而让他们操心、帮不了弟弟妹妹、娶不到老婆、满足不了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等等；此时，如果他想到自己的死能给家人带去一大笔他们从未指望能攒够的钱，是不是一种很大的诱惑呢？

对死亡的无责任补偿，并非新近出现的做法，实际上，它体现了那些法律不健全的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一条司法原则，即所谓的“人命关天”：在任何纠纷和冲突中，只要有人非正常死亡，就必须找出某个人来为此负责，即便没有任何人存在过错；无论权利如何遭受漠视和践踏，无论司法系统如何低效和不公，无论官员如何渎职和腐败，只要一出人命，一切就立刻变得简单、高效而爽快，赔钱、革职、甚至抵命，仿佛老天突然开了眼。

这条原则，是对法治缺位的一种补救；法律作为一种各方可接受的纠纷解决机制，为社会创造了一个和平共存的环境；然而，由于司法程序的不合理，刑侦和取证手段的缺乏，司法官员的腐败低效等等原因，许多冲突得不到公正解决；所以，为了确保那些最严重的冲突得以平息，不至于引发社会动荡，主权者常常鼓励或强制对诸如死亡这样的最严重伤害进行无责任补偿，而这种安排也常常作为不得已的次优结果被双方所接受。

同时，不惜一死的决心也常常被视为证明当事人清白或含冤的过硬证据，试想，在取证手段原始粗糙、缺乏交叉质证程序、没有专业律师辩护、法官常常是惯于受贿的文盲；这种时候，细致的举证、慎密的辩护、引经据典的法理阐述，或许都比不上一死的决心来得直观而有说服力；这一观念，也很生动的体现在古代滚钉板告御状的故事中。

然而，人命关天原则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负面效果，它激励了人们在涉及重大利益的冲突中，无论是否在理，都不惜以死相争的倾向；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拆迁自焚案，便是这一倾向的典型表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杀甚至常被用作一种报复手段，尤其多见于缺乏其他救济手段的弱势者，比如受婆婆欺压的媳妇们；这种做法的流行，一方面造成了许多本可避免的悲剧，同时也衍生了大量的后续冲突。

无论是以命为证的古老传统，还是无责任补偿的人道安排，其宗旨都是不求真相与公正，只求息事宁人，从这种和稀泥做法中，永远无法生长出法律、公正与秩序；而随着刑侦和取证手段的进步，其在技术上的理由也早已不复存在，它的延续仅仅昭示着一个有效司法制度的缺失。

富士康这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企业，理应对其政策的潜在社会效果保持警惕，应该立即停止对自杀事件的无责任补偿，至少应避免公开的一次性现金补偿，而代之以秘密年金，对方一旦泄密，应立即停止支付；驱动富士康作出补偿的善意，完全可以转移到预防环节上，这方面他们做的还远远不够，他们迄今还未展开全面的员工心理状况调查和研究，没有聘请社会心理学家入场，没有对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资助，也没有对管理结构作出针对性调整。

（按：关于蛛网波动的详细解释，参见《芯片业的蛛网模型》）

大蒜疯狂并非市场操纵的结果
辉格
2010年5月12日

最近，大蒜价格的暴涨引起了舆论的一阵骚动，就像历次类似事件中那样，评论家们纷纷将矛头指向炒家：炒蒜团、资本做局、全方位操纵，等等惊心动魄的大手笔被描绘的活灵活现；不过，这些评论家显然都是没做过生意的书生，因为他们描绘的炒作故事，都没有重建出一条哪怕是虚构的赚钱路径，若当真按他们的说法去做，恐怕只能输个精光。

外行总是用“炒”这个语义含糊的词，去笼统的指称投机和操纵这两种十分不同的市场行为，所谓投机，是基于对未来价格曲线之形状的猜测而实施的套利交易，而操纵则不是猜测，而是试图去制造出一段他想要的曲线；投机行为无处不在，但操纵却很难成功，尤其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大规模市场上，要与市场较劲需要很大能量，才能获得影响价格走势所需的交易规模，并且还要防范你的对手；假如操纵意图果真那么容易被记者纷纷识破，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反向操作者打败。

此轮大蒜价格暴涨从去年下半年延续至上月下旬，在这样一个长期持续的价格上行段上，难免会有不少人会囤积套利，并进一步推动价格上涨；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影响大蒜价格的各种因素之后，暴涨的起因还是有迹可寻的，不必用对操纵的猜测来解释，毕竟，操纵很少有机会成功，只有当穷尽其他因素而无解时，才值得为此而费心。

大蒜和其他季节性农产品一样，由于生产决策接受过去价格的指导，而其产出所影响的却是未来的供给和价格，因而普遍存在涨跌交替的蛛网式波动；大蒜价格05-06年大涨，07-08年大跌，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和近来蔬菜价格普遍上涨的趋势，近期的价格比06年的高峰期，并不高很多；每吨一万多元的最高价只维持了很短时间，明显受恶劣的气候和交通条件影响。

过去十年大蒜价格的长期趋势是在快速上涨，因而虽有波动，但每个波峰都高过上一个；该长期趋势的原因，是消费者对大蒜及其提纯物之健康价值的认知变化；1995年到2005年之间，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大蒜素健康功效的论文：诸如抗动脉硬化、抗脂肪沉积、抗血栓、抗氧化、平衡脂蛋白、降血压等等，而这段时间，恰是大蒜价格的持续上扬期。

接着在2007年，NIH的一份临床报告未发现食用大蒜与降血脂之间存在关系，大蒜价格也于次年跌至谷底；2009年的一篇论文又显示了大蒜捕获自由基的强大能力，有关自由基与癌症和寿命关系的理论，尽管在医学界并未被广泛认可，但在保健品领域却早已被许多消费者接受；上述科学新闻的出现序列与价格波动的高度匹配，或许只是巧合，但消费者对大蒜认知的改变则是无可置疑的，近年来的禽流感和甲流疫情更为之推波助澜，毕竟，大蒜的抗菌作用早已是定论了。

另一个因素是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连通，2001年加入WTO之后、04年与东盟启动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之后，农产品加速商品化和国际化，也使其价格更易于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中国大蒜产量占全球78%，占国际贸易量的比例则更高，由于欧美国家所进口的中国大蒜大部分用作深加工原料，而相对于大蒜素等制成品，原料成本的比例极低，因而对价格极不敏感，同时，把大蒜视为抗菌药和保健品的消费者，也不会在意区区几元的价格变动，所以，国际化的结果使得大蒜的需求价格弹性变得很低，这意味着，当供给下降时，价格会上升的很快。

同时，商品化也改变了蔬菜的成本结构，在传统家庭农业中，蔬菜生产多利用田埂洼地河滩等闲置边角土地，和老弱劳动力的零星闲暇，这些土地和劳动的机会成本极低，因为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售机会；而商品化种植使用的是成片土地和全职劳力，因此，蔬菜对于肉类和主粮的相对价格上涨，是各国工业化过程的普遍现象，蒜比肉贵并不算稀奇事，比肉贵的蔬菜，已经不少，今后会更多。

大蒜价格的暴涨暴跌，受害最大的是那些全部生计依赖于此却没有任何避险手段的农户，从他们的利益考虑，人们应该欢迎炒家的进入；目前国内尚未出现规范成熟的大蒜期货市场，一度热闹的龙鼎已被证实是个骗局，而要建立良好的期货市场，须吸引到足够多的大宗收购商、批发商、原料需求者和造市商的加入，同时，也需要吸引大批投机者来交易，后者将从农户和下游企业那里接管风险；相反，若长期把投机炒家和金融资本排斥在大蒜市场之外，那么蒜农们将注定年复一年继续忍受蛛网波动的折磨，乃至丧失对规模化种植的信心。

10）如果废除是指一律禁止在司法过程中使用基于中医经验和理论的证据，我反对，我认为此事应由法官自行决定；如果我是法官，我可能会在某些案件中禁止此类证据，或提醒陪审团忽略此类证据，在另一些案件中，我可能仅仅提醒陪审团注意此类证据的可靠性。

关于第10条，能否举例详解？哪些案件中（或说什么情况下），你会禁止；哪些案件中，你仅仅是提醒他们注意有效性？凭空很难想象。

昨天，Buzz上一些朋友在议论，近来这一连串校园屠杀案，是否有人在背后组织策划，否则，如此相似的案件如此频密的出现，似乎不得不让人作此猜测。

我不这么看，几周前，当第三桩校园案发生时，我就断定，这是维特效应，并猜测将有更多案件接踵而来，不过当时有关此事的评论已被禁止，我也就没写。

当我把这一看法说给一位朋友听时，他的反应是：维特是自杀，这些可是屠杀！没错，是屠杀，但这是他们自杀的方式，毫无疑问，这些人在去做这事之前，完全清楚自己必死无疑，比跳楼更肯定，而同时，他们与那些孩子无怨无仇，甚至毫无关系（这与美国校园案完全不同，后者多半是同校学生出于针对性的怨愤所为）。

这些校园杀手，其实只是将屠杀选为他们自己的一种死法，他们只是想在死之前做一件事，一件吸引最多关注的大事，但并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一旦有了榜样，就以为找到答案了，这完全符合维特链的特征。

实际上，维特效应中的自杀者，通常都选择比较具有宣示性的死法，而不是找个僻静处悄悄了结，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或许是因为悄悄了结者很少有机会出现在新闻中，从而成为众所周知的榜样，或许是因为模仿倾向与宣示倾向具有某种尚未揭示的相关性。

当然，模仿屠杀儿童这种死法的那些人，与其他维特链中的自杀者，是有实质性区别的，对于自己的不幸和困扰，他们更多的归因于外部世界而非个人遭际，因而不仅心生绝望，而且心怀仇恨。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维特效应的分析，并不构成对自杀和校园屠杀现象的其他解释的替代，它并未解释这些现象的宏观原因，而只是分析了它们如何发生的机理，就像 “货币扩张导致物价上涨”是对物价的宏观解释，但缺乏其发生机制的描述——而这些机制一旦被描述后，会发现涨价过程远非此前想象的那么均匀和平滑—— 维特效应分析做的就是后一种事：它揭示了沸腾过程是一个链式反应。

这是有意义的，它对行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果熟知维特效应，所有学校在第一桩屠杀案发生后，就应该立即采取警戒措施。

参考：富士康遭遇维特效应

何帆老师的文章很好，也很难得，我篇篇都看，而且现在牛博作者中我还在读的，只剩他一个了。

今天这篇《假如你的律师欺骗了你》就很有意思，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案例，而且少见的是，在这个案子上，多数方和少数方的判决意见我都不太赞同，我觉得他们都没击中要害（我没去看完整的判词，只根据何帆的介绍），不过，对于最高法院来说，没击中要害未必算是缺点，相反，他们经常会故意避开要害，这是慎用重器原则的体现。

多数方把重点放在了驱逐出境这一后果的严重性上，并依其严重性而拒绝认可其为间接后果，而少数方则只是在重申一般原则，拒绝承认此案有足够特殊性，以至于需要建立新的次级原则。

而我认为，此案的重点应放在律师群体的知识状态上，即：作为一个普通的刑事辩护律师，是否能够预知驱逐的后果？如果是，那么，上述人就有理由期待获得这一信息帮助，换句话说，任何当事人都有理由期待他的律师能对以其应具有的知识状态所能预见到的严重后果，向他做出提醒。

我认为这样的期待是合理的，如果它被打破了，应得到矫正或补救，在本案中即应发回重审。

需要强调的是，我说的“能预见到”，与该律师当时是否果真预见到，没有关系，与该律师是否实际拥有做此预见的知识，也没有关系，而只与整个刑事辩护律师群体在此问题上的知识状态和预见能力有关，也就是说，若这一预见是可期待的，那么，该律师特别无知或特别迟钝这一事实，并不能使得上述期待变得不合理。

关于基督教会的称呼，在中国比较混乱。在西方，信奉上帝和耶稣的都称为基督教（基督Christ的意思是“救世主”，指上帝之子耶稣；犹太教则只信奉上帝），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形成了东正教和天主教，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又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新教，新教中又有各种派别，互不统属，如路德宗、加尔文宗、英国国教等。

希腊危机尚不至于拖垮欧洲
辉格
2010年5月6日

本月初，在标普调降希腊国债评级五天之后，希腊政府终于一改此前的敷衍粉饰态度，拿出了一份有份量的财政紧缩方案，在力度上比三月初所宣布的48亿欧元的紧缩计划要大得多；该方案的公布迅速招致了工会和公务员的强烈抗议，随后的全国性大罢工发展成街头骚乱并导致了暴力、纵火和流血；由此引发的对希腊政府方案执行能力的担忧，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一阵恐慌。

不过，投资者的反应有点过头了，这份紧缩方案的力度虽称不上洗心革面、浴火重生，但确实是动真格了，对于一个奉行福利主义的左派政府来说，算是不容易了，若能严格执行，有望在未来几年内显著缓解债务压力；而财政自律若能连续维持两三年，投资者对国债的信心将会恢复，信用评级也将回升；IMF和欧盟的援助承诺虽未全部落实，但大致上可以帮助希腊挺过这关键的两三年，这样的话，希腊危机将不至于蔓延为一场全欧洲危机，也不会变成金融危机的第二波。

实施的阻力当然是巨大的，更多的抗议和骚乱也在所难免，然而这些都是预期内且可控的状况，不足以令方案失败；只要有决心，本届希腊政府有不少有利条件来实施财政紧缩：首先，它刚刚上台，可以把债台高筑的责任和紧缩带来的痛苦归咎于上届政府；其次，它的任期还很长，眼下尚无须为大选而担心支持率，而四年之后，若危机已过去，增长已恢复，那将是一个值得夸耀的成就；最后，在野的新民主党是个偏右政党，而且对危机负有责任，它大概难以号召和组织民众来反对财政紧缩；所以，帕潘德里欧只要能驾驭住本党同志，应该能够抵御工会的单打独斗。

从三五年的短期看，这将是个不错的结果，债权人未被血洗，欧元保住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免于成为下两块多米诺骨牌，希腊也学会了一点财政自律，尽管很不彻底，世界人民也无须再为猜测危机的第二个底部在哪里而忧心忡忡；然而从长期看，这次成功的救助行动，将为欧元体系树立一个不良先例，它将在未来鼓励更多的草率财政，也鼓励债权人继续借钱给败家子们。

规则的价值在于为当事各方对未来形成恰当的预期，然而，任何规则若仅仅写在纸上，是无法具备此等功能的，而欧元体系的一些核心规则恰是如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虽已生效近17年，但许多关键条款迄今从未经受一两次边界事件的考验，因此，人们尚无从知晓这些条款——比如“不得财政援助成员国”和“不得购买成员国国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本次危机对于欧元区最深刻而长远的意义便在于，它将提供一个机会，来回答人们关于“马约和欧元体系到底是什么”的疑问；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些问题的答案正在揭晓；首先，欧元区成员国不是美国的州，自1975年以后，美国联邦政府从未援助过州和地方政府，而宁可听任许多县与城市政府破产，州政府关门歇业，在本次危机中，该原则经受住了考验；然而，欧元国虽放弃了货币主权，却没有相应的被要求完全财政自立，这一点使得欧元区救援十分不同于IMF救援，即无法实施IMF救援通常会伴随的本币贬值，因为本币已不存在了。

其次，财政救援可以不以债务重组为前提，由于债务重组的宣布本身会触发许多CDS所规定的财务事件，会立即打击债券市场从而引发流动性紧缩和危机扩散，而这正是欧元大国所不愿见到的；但这样一来，那些草率借钱给不负责任的成员国政府的债权人，就得到了不恰当的奖励，他们当初的草率行为，原本就基于其对欧元大国将被迫救援的揣测——这从今年1月的希腊五年期国债的销售情况中不难看出——，现在这种揣测即将应验；这是一种很坏的激励，这些屡屡借钱给惯于败家的花花公子的债权人，总是能指望债务人的好老爹会替他们还债，他们今后就会更加有恃无恐了。

最后，欧洲央行须以中立评级机构的投资级评级为前提方可接受成员国国债为抵押品的原则，也已被证明是可以在特殊情况下松动的；而比这更糟糕的是，欧盟官员在恼羞成怒之际悍然指责评级机构，甚至扬言要以官方评级取而代之；这些官员不久之前还在指责评级机构低估风险，而现在当后者对已经摆明的困境作出反应时，却被斥为落井下石；对中立机构如此施加政治压力，是极度愚蠢而危险的，私人评级固然会有误判的可能，但被政治力量操纵的评级则注定会丧失中立和客观性，对评级机构的攻击将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欧洲央行的信任，幸好目前这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英国政治格局面临重组
辉格
2010年5月5日

英国大选的竞选活动已进入尾声，在临近投票的最后几天，民意领先的保守党虽略微扩大了优势，却还远不能确保获得绝对多数；工党的疲弱表现和自由民主党的异军突起，使得英国人有很大的可能在时隔36年后再次面对一个没有多数党的悬空国会。

由于英国缺乏联合执政的政治传统，而现有政党之间也从未尝试建立实现联合执政所需的谈判、妥协和分赃机制，因而国会悬空的后果很难预料，很可能意味着短期内再次大选，就像1974年那样，而那次悬空只是因为双方优势过于接近，并没第三党捣乱；对目前这一不确定前景的担忧，连同正在蔓延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显著影响了金融市场近日的表现。

相对于比例代表制，英国所实行的单数选区制通常会导致少数大党轮流执政的格局，但与同样实行单数选区制的美国相比，英国的两党格局并不稳固，它更利于小党派的生存；这是因为第三党或小党在总统制下更难生存，而在议会制中虽没有执政机会，却常能在议会占据一片小天地，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英国国会长期以来都是2+N的格局。

这些小党在太平年代少有作为，可一旦政治格局出现动荡——比如某个大党内斗乃至分裂——他们就有机会参与派系重组，发展壮大乃至进入主流；过去三十年中，两大政党都经历了惨痛的选举失败和长期痛苦迷茫的在野历史，也都经历了从冷战结束、全球化、欧盟成长到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等规模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变迁，因而党内也都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和重组。

自由民主党的国会席位从其最初十年的20席左右，稳步增长到了目前的62席，它的壮大崛起，既是上述政治力量分化重组的产物，也是这一过程尚未结束的证据；或许还需要一两次分化组合，才能重回两党格局，或者英国选民将长期接受双反对党格局，或者在一次成功的联合执政之后，选举制被朝向比例代表制修改，那样的话，政治格局将被永远的改变。

70年代，冷战、北爱问题、通胀和连绵不断的罢工，把英国拖入了混乱的泥沼，俨然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的典型，撒切尔的新右派政纲适时抓住了对混乱已厌倦透顶的英国民众的心；然而撒切尔在任期之初非常艰难，改革带来的痛苦召来了广泛抱怨，幸运的是，福克兰战争和她在战争中的坚强表现挽救了她，让她赢得了第二个任期，而那时，改革的成果已开始显现。

撒切尔的幸运和成就严重打击了工党，首先，工会的顽固和撒切尔的强硬让劳资纠纷陷入僵局，加上贸易开放和全球化进程，使英国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结果，工人阶级急剧萎缩，工党失去了其传统选民基础；其次，冷战结束和柏林墙倒塌，使得工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而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用它巨大的成果赢得了人心。

在经历了一次重大分裂（这次分裂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后者后来与自由党合并成为现在的自由民主党）和多次选举失败之后，工党痛定思痛，在布莱尔的带领下把自己彻底改造成了一个中间派政党，而布莱尔本人的政治立场甚至比中间还要偏右；面貌焕然的新工党，利用选民对梅杰政府在92年英镑危机中糟糕表现的痛恨，以极大优势赢得了97年大选。

和克林顿的民主党一样，新工党延续了自由化改革，并享用了与之相伴随的全球化和创新浪潮的成果，由此赢得了工党史上最长的执政期；这下，该轮到保守党痛苦、反思和震荡了；十几年中，在更换了四位领导人，在与欧盟关系、地方自治和宪法改革问题上导致多次内部分裂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稳定的自我定位和一个赢得众望的领导层。

如今，保守党的最大麻烦在于，右派政纲中对选民最具吸引力、因其成功而曾为它带来声誉的部分——减税、自由贸易、私有化、去管制化、亲美外交——，多半已被新工党偷走了，现在它很难再拿出过硬的理由说服选民：要得到这些好处就得选我们；保守党对此的反应也很有意思：让我们也去偷他们的。

卡梅隆学小布什自称“有同情心的保守派”，而且在福利和环保政策上向左走得更远；不过从早期言行看，这些向中间靠拢的姿态仅仅是策略性的，曾以撒切尔继承者自诩的卡梅隆，在骨子里仍是个纯正的右翼保守派，尽管表面上更圆滑和蔼一些；如果他能获得安全的国会多数，不排除会高调重启撒切尔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甚至如他曾暗示的那样拿NHS和公立学校开刀，为医疗和教育系统引入某种市场化竞争机制。

作为上述动荡过程的产物和受益者，自由民主党有着清新的形象、清白的背景和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导人，但它也有着先天的不足：党内整合度太低；20年前自由党与社民党合并以来，两党旧部在经济政策上的显著对立始终未曾弥合，现任党魁所代表的自由市场派和干预主义者的政策取向截然相反，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亲欧盟取向和社会政策上的进步主义，还有对两个老大党尤其是工党的怨恨；这样的联合基础是脆弱的，可共患难而难共荣华，一旦获得独立或联合执政的机会，很可能迅速分裂。

更不幸的是，他们生不逢时，如果眼下的竞选格局发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上台之前，他们或许很有希望，可现在，由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对保守派的普遍怨气已经释放了，而希腊债务危机的蔓延，使得他们的亲欧盟和亲欧元立场很不受欢迎，而他们打算疏远的美国，却正由一个与他们同道的进步派偶像当政，同时，原本可为他们赢分的环保倾向，也已因哥本哈根的失败和暖化派的丑闻而大打折扣。

就在四五年前，不少从印度游历一番回来的人，纷纷感慨，印度之落后，距天朝不少于十年，而发展速度之拖沓，一二十年内看来赶不上了。

对这种说法，我当即付之一笑，我的回答在他们看来近乎痴人说梦：在我看来，计算印度比我们落后多少年是很可笑的，原因很简单，人家早就将我们远远抛在后面了。

很自然，我得到的，同样是轻蔑的笑容。

个别没那么轻蔑的朋友问我：为什么？

我说：财富积累很容易，一夜变成废墟则更容易，印度是很落后，发展也很滞碍迟缓，但是，他们用不着担心，在未来二十年的某一天，会突然撞在某堵墙上，而他们正在追求、推动和积累的这一切，将毁于一旦，一切从头开始，如果还能再开始的话。

在我眼里，这堵墙是如此明白无误的横在那里，而在翻越它之前，所谓的发展水平，在三五十年的时间跨度上，是毫无意义的，而拥挤在那辆高速行驶的巴士上的人群中，看不出他们正在找出翻越途径的任何迹象，这一事实，在我看来再简单明了不过了。

对印度的夸赞向来不少，稳定的民主，对穷人的关怀，人民分享增长的广度和真实度，内需的优势，等等，然而这些并非我的信心的主要来源，许多社会具备这些条件，但不足以让我看好他们。

我获取信心的途径比较古怪，大约十年前，当我对印度发生兴趣时，苦于没有方便的资料，我找到了印度最高法院的网站，阅读了上百个案件的诉状和判词，结合先前我所了解的情况，最后我得出结论：这是个法治国家，主要权利有可靠保障，司法是独立的，权力结构和政治资源是高度多元的，社会中间结构是丰厚饱满的。

从此我对中印比较的各种言论全都付之轻蔑一笑。

（郑重声明：本文构成投资和移民建议，尽管我不会为听取或拒绝听取该建议的后果承担任何法律或财务责任，呵呵）

股指期货将带来哪些变化？
辉格
2010年4月16日

经过三年多模拟交易之后，股指期货终于正式挂牌交易；对这一陌生的证券产品，许多投资者选择了观望，这种谨慎是可取的；但是，如果你因为短期内不会去触碰它，就置身事外而不加以关注，则是错误的；无论你是否参与股指期货的交易，只要你身在股市，便无法躲避它对你的影响，它的引入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股市的结构，尽管其效果要等到交易量增大之后才逐渐显现；作为投资者，现在必须思考它将给自己带来何种影响。

第一个常被提及的影响是，场外空头们有了参与市场的机会，在此之前，他们除了清仓离场并在场外大声唱空之外，无事可做，现在，他们可以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其看空的信念，这样他们也可以与那些假装的或缺乏信心的唱空派区别开来；一个缺乏做空机制的市场，实际上自动把多头筛选了进来，把空头挡在场外，结果形成单边行情；现在放空头进场，将让市场力量更加平衡，看上去这是让指数向下的力量。

但这一改变同时对指数有着相反的影响，在此之前，你买入某个股票的理由，是你在绝对意义上看好它，由于绝大多数个股的走向与大盘高度相关，这也意味着你同时看好整个股市；现在这个条件的大大放松了，你只需要相对的看好某些股票，即可买入，同时卖出指数期货来做风险对冲；这样，原本对股市前景不看好或缺乏信心的投资者也可进入，这当然会增加市场的资金量，从而推高指数。

这一变化对于那些其资金受时间限制的投资者，显得更有意义；对于大盘的阶段性波动，许多投资者是通过长期持有来规避的，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条件作数十年的长期持有，你就可以无视阶段性波动，但是许多投资者即便想这样做也没条件，他的投资是有截止期的：到某个时刻，因为孩子上学，或买车买房，或遭遇大病大灾，或养老所需，要拿出来用，这时若正好赶上低谷就倒霉了，而指数期货可以帮助他早作安排。

但投资者需要意识到，用指数期货来对冲你的投资组合，未必会降低风险，它可能只是转换了风险，让你从那些你不愿承担的风险转移到那些你愿意承担的，或者说，它让你的投资组合更忠实更纯粹的体现你对市场的看法，如果这一看法本身是高风险的，那么，该风险将在更精密的组合下被提纯。

股指期货带来的另一个或许被关注的更多的变化是，它会彻底改变做庄和操纵的方式，这一点几乎是肯定的；但会向何种方向改变，眼下还无法判断；或许新杠杆会加强某些庄家兴风作浪的动机和能力，但它也增加了对立庄家直接角力的机会，同时期货行情也会提早暴露某些做庄信息；如果指数产品足够精细，加上未来扩大甚至全面开放融资融券的可能性，会令大部分传统操纵方式归于无效。

从更广阔（因而也更遥远和渺茫）的角度看，股指期货作为一个主流衍生品，将在外围市场推动一些次级衍生品的发展；从根本上讲，任何衍生品都是你对某种关于未来的特定看法押注的手段，但是，对未来的看法通常是复杂的，比如，你看好未来两年的中国经济，可以买入沪深300期货，但如果你的看好是以“不发生通货紧缩”为前提，那就需要组合其他衍生品才能作出精确押注，比如一种以某中立机构公布的通胀率为基础的指数期货。

可以想象，当股指期货市场达到万亿级规模时，对此类外围衍生品的需求也会大量出现，理论上，若衍生品足够丰富，任何经形式化表达的观点，都可以被押注；而当这种局面逐渐浮现时，目前活跃于财经媒介中的风水师们，便会遭遇压力了：下次他们再喷着唾沫星信誓旦旦的预测未来时，人们会追问，他的预言对应着何种衍生品组合？他自己买了几份？这或许会吓跑一些风水师而留下更谨慎而负责任的评论。

不过这样的前景还很遥远，眼下，即便股指期货的套期功能，也要等交易量达到足够规模之后才能发挥作用；首先启动的将是对赌者的投机性交易，他们将完成初始的价格发现过程，并带来高流动性，这一阶段对未参与者并无影响；然后，投资者将重新评估自己的投资策略，并在新的可能性下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机构投资者更会建立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策略，此时，由于投资者行为模式发生了变化，市场形态将因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