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文#K9: 英国政治格局面临重组

英国政治格局面临重组
辉格
2010年5月5日

英国大选的竞选活动已进入尾声,在临近投票的最后几天,民意领先的保守党虽略微扩大了优势,却还远不能确保获得绝对多数;工党的疲弱表现和自由民主党的异军突起,使得英国人有很大的可能在时隔36年后再次面对一个没有多数党的悬空国会。

由于英国缺乏联合执政的政治传统,而现有政党之间也从未尝试建立实现联合执政所需的谈判、妥协和分赃机制,因而国会悬空的后果很难预料,很可能意味着短期内再次大选,就像1974年那样,而那次悬空只是因为双方优势过于接近,并没第三党捣乱;对目前这一不确定前景的担忧,连同正在蔓延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显著影响了金融市场近日的表现。

相对于比例代表制,英国所实行的单数选区制通常会导致少数大党轮流执政的格局,但与同样实行单数选区制的美国相比,英国的两党格局并不稳固,它更利于小党派的生存;这是因为第三党或小党在总统制下更难生存,而在议会制中虽没有执政机会,却常能在议会占据一片小天地,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英国国会长期以来都是2+N的格局。

这些小党在太平年代少有作为,可一旦政治格局出现动荡——比如某个大党内斗乃至分裂——他们就有机会参与派系重组,发展壮大乃至进入主流;过去三十年中,两大政党都经历了惨痛的选举失败和长期痛苦迷茫的在野历史,也都经历了从冷战结束、全球化、欧盟成长到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等规模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变迁,因而党内也都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和重组。

自由民主党的国会席位从其最初十年的20席左右,稳步增长到了目前的62席,它的壮大崛起,既是上述政治力量分化重组的产物,也是这一过程尚未结束的证据;或许还需要一两次分化组合,才能重回两党格局,或者英国选民将长期接受双反对党格局,或者在一次成功的联合执政之后,选举制被朝向比例代表制修改,那样的话,政治格局将被永远的改变。

70年代,冷战、北爱问题、通胀和连绵不断的罢工,把英国拖入了混乱的泥沼,俨然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的典型,撒切尔的新右派政纲适时抓住了对混乱已厌倦透顶的英国民众的心;然而撒切尔在任期之初非常艰难,改革带来的痛苦召来了广泛抱怨,幸运的是,福克兰战争和她在战争中的坚强表现挽救了她,让她赢得了第二个任期,而那时,改革的成果已开始显现。

撒切尔的幸运和成就严重打击了工党,首先,工会的顽固和撒切尔的强硬让劳资纠纷陷入僵局,加上贸易开放和全球化进程,使英国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结果,工人阶级急剧萎缩,工党失去了其传统选民基础;其次,冷战结束和柏林墙倒塌,使得工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而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用它巨大的成果赢得了人心。

在经历了一次重大分裂(这次分裂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后者后来与自由党合并成为现在的自由民主党)和多次选举失败之后,工党痛定思痛,在布莱尔的带领下把自己彻底改造成了一个中间派政党,而布莱尔本人的政治立场甚至比中间还要偏右;面貌焕然的新工党,利用选民对梅杰政府在92年英镑危机中糟糕表现的痛恨,以极大优势赢得了97年大选。

和克林顿的民主党一样,新工党延续了自由化改革,并享用了与之相伴随的全球化和创新浪潮的成果,由此赢得了工党史上最长的执政期;这下,该轮到保守党痛苦、反思和震荡了;十几年中,在更换了四位领导人,在与欧盟关系、地方自治和宪法改革问题上导致多次内部分裂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稳定的自我定位和一个赢得众望的领导层。

如今,保守党的最大麻烦在于,右派政纲中对选民最具吸引力、因其成功而曾为它带来声誉的部分——减税、自由贸易、私有化、去管制化、亲美外交——,多半已被新工党偷走了,现在它很难再拿出过硬的理由说服选民:要得到这些好处就得选我们;保守党对此的反应也很有意思:让我们也去偷他们的。

卡梅隆学小布什自称“有同情心的保守派”,而且在福利和环保政策上向左走得更远;不过从早期言行看,这些向中间靠拢的姿态仅仅是策略性的,曾以撒切尔继承者自诩的卡梅隆,在骨子里仍是个纯正的右翼保守派,尽管表面上更圆滑和蔼一些;如果他能获得安全的国会多数,不排除会高调重启撒切尔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甚至如他曾暗示的那样拿NHS和公立学校开刀,为医疗和教育系统引入某种市场化竞争机制。

作为上述动荡过程的产物和受益者,自由民主党有着清新的形象、清白的背景和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导人,但它也有着先天的不足:党内整合度太低;20年前自由党与社民党合并以来,两党旧部在经济政策上的显著对立始终未曾弥合,现任党魁所代表的自由市场派和干预主义者的政策取向截然相反,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亲欧盟取向和社会政策上的进步主义,还有对两个老大党尤其是工党的怨恨;这样的联合基础是脆弱的,可共患难而难共荣华,一旦获得独立或联合执政的机会,很可能迅速分裂。

更不幸的是,他们生不逢时,如果眼下的竞选格局发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上台之前,他们或许很有希望,可现在,由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对保守派的普遍怨气已经释放了,而希腊债务危机的蔓延,使得他们的亲欧盟和亲欧元立场很不受欢迎,而他们打算疏远的美国,却正由一个与他们同道的进步派偶像当政,同时,原本可为他们赢分的环保倾向,也已因哥本哈根的失败和暖化派的丑闻而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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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2010年5月5日

英国大选的竞选活动已进入尾声,在临近投票的最后几天,民意领先的保守党虽略微扩大了优势,却还远不能确保获得绝对多数;工党的疲弱表现和自由民主党的异军突起,使得英国人有很大的可能在时隔36年后再次面对一个没有多数党的悬空国会。

由于英国缺乏联合执政的政治传统,而现有政党之间也从未尝试建立实现联合执政所需的谈判、妥协和分赃机制,因而国会悬空的后果很难预料,很可能意味着短期内再次大选,就像1974年那样,而那次悬空只是因为双方优势过于接近,并没第三党捣乱;对目前这一不确定前景的担忧,连同正在蔓延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显著影响了金融市场近日的表现。

相对于比例代表制,英国所实行的单数选区制通常会导致少数大党轮流执政的格局,但与同样实行单数选区制的美国相比,英国的两党格局并不稳固,它更利于小党派的生存;这是因为第三党或小党在总统制下更难生存,而在议会制中虽没有执政机会,却常能在议会占据一片小天地,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英国国会长期以来都是2+N的格局。

这些小党在太平年代少有作为,可一旦政治格局出现动荡——比如某个大党内斗乃至分裂——他们就有机会参与派系重组,发展壮大乃至进入主流;过去三十年中,两大政党都经历了惨痛的选举失败和长期痛苦迷茫的在野历史,也都经历了从冷战结束、全球化、欧盟成长到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等规模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变迁,因而党内也都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和重组。

自由民主党的国会席位从其最初十年的20席左右,稳步增长到了目前的62席,它的壮大崛起,既是上述政治力量分化重组的产物,也是这一过程尚未结束的证据;或许还需要一两次分化组合,才能重回两党格局,或者英国选民将长期接受双反对党格局,或者在一次成功的联合执政之后,选举制被朝向比例代表制修改,那样的话,政治格局将被永远的改变。

70年代,冷战、北爱问题、通胀和连绵不断的罢工,把英国拖入了混乱的泥沼,俨然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的典型,撒切尔的新右派政纲适时抓住了对混乱已厌倦透顶的英国民众的心;然而撒切尔在任期之初非常艰难,改革带来的痛苦召来了广泛抱怨,幸运的是,福克兰战争和她在战争中的坚强表现挽救了她,让她赢得了第二个任期,而那时,改革的成果已开始显现。

撒切尔的幸运和成就严重打击了工党,首先,工会的顽固和撒切尔的强硬让劳资纠纷陷入僵局,加上贸易开放和全球化进程,使英国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结果,工人阶级急剧萎缩,工党失去了其传统选民基础;其次,冷战结束和柏林墙倒塌,使得工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而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用它巨大的成果赢得了人心。

在经历了一次重大分裂(这次分裂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后者后来与自由党合并成为现在的自由民主党)和多次选举失败之后,工党痛定思痛,在布莱尔的带领下把自己彻底改造成了一个中间派政党,而布莱尔本人的政治立场甚至比中间还要偏右;面貌焕然的新工党,利用选民对梅杰政府在92年英镑危机中糟糕表现的痛恨,以极大优势赢得了97年大选。

和克林顿的民主党一样,新工党延续了自由化改革,并享用了与之相伴随的全球化和创新浪潮的成果,由此赢得了工党史上最长的执政期;这下,该轮到保守党痛苦、反思和震荡了;十几年中,在更换了四位领导人,在与欧盟关系、地方自治和宪法改革问题上导致多次内部分裂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稳定的自我定位和一个赢得众望的领导层。

如今,保守党的最大麻烦在于,右派政纲中对选民最具吸引力、因其成功而曾为它带来声誉的部分——减税、自由贸易、私有化、去管制化、亲美外交——,多半已被新工党偷走了,现在它很难再拿出过硬的理由说服选民:要得到这些好处就得选我们;保守党对此的反应也很有意思:让我们也去偷他们的。

卡梅隆学小布什自称“有同情心的保守派”,而且在福利和环保政策上向左走得更远;不过从早期言行看,这些向中间靠拢的姿态仅仅是策略性的,曾以撒切尔继承者自诩的卡梅隆,在骨子里仍是个纯正的右翼保守派,尽管表面上更圆滑和蔼一些;如果他能获得安全的国会多数,不排除会高调重启撒切尔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甚至如他曾暗示的那样拿NHS和公立学校开刀,为医疗和教育系统引入某种市场化竞争机制。

作为上述动荡过程的产物和受益者,自由民主党有着清新的形象、清白的背景和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导人,但它也有着先天的不足:党内整合度太低;20年前自由党与社民党合并以来,两党旧部在经济政策上的显著对立始终未曾弥合,现任党魁所代表的自由市场派和干预主义者的政策取向截然相反,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亲欧盟取向和社会政策上的进步主义,还有对两个老大党尤其是工党的怨恨;这样的联合基础是脆弱的,可共患难而难共荣华,一旦获得独立或联合执政的机会,很可能迅速分裂。

更不幸的是,他们生不逢时,如果眼下的竞选格局发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上台之前,他们或许很有希望,可现在,由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对保守派的普遍怨气已经释放了,而希腊债务危机的蔓延,使得他们的亲欧盟和亲欧元立场很不受欢迎,而他们打算疏远的美国,却正由一个与他们同道的进步派偶像当政,同时,原本可为他们赢分的环保倾向,也已因哥本哈根的失败和暖化派的丑闻而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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