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5月8日，社会哲学家、Adam Smith之后市场秩序的最佳阐释者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生于维也纳，那时的维也纳正处于精英辈出的黄金时代；Hayek一生勤思好学，不受社会思潮的摆弄，孜孜探求对市场和社会的理解。
宏观调控真的宏观吗？
辉格
2008年3月15日
从去年开始，面对日益明显的通胀压力，政府已经明确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据中国证券网14日报道，央行在春节后五周内，通过公开市场净回笼资金达一万多亿元。看上去，这一轮宏观调控已经取得明显效果。不过欣慰之余，审视一下这些措施的性质和可能的风险，或许是有益的。
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政府逐步从对经济的微观介入中退出，转而用宏观手段来管理经济的过程，之所以要用宏观调控来代替微观干预，是因为宏观调控——也即总量控制——相对更多地保留了市场主体（企业和个人）的自主选择能力，从而保护了市场的活力，避免各种干预、管制和微观介入导致的信号扭曲和僵化。
过去三十年全球范围的市场化潮流中，随着调控措施从微观向宏观的转变，各国管理经济的职能，也从财政部、经济部或工业部，逐渐转移到了中央银行。经过这些年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各国央行已经掌握了一套实施宏观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的工具，包括准备金率，(more...)
评价：★★★★☆
简评：这个主题的著作好像还不多
PS3和吉列刀片的故事
辉格
2008年3月9日
据新浪科技8日报道，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坎纳用16台索尼PS3游戏机、一个千兆以太网交换机 和Linux操作系统，搭建了一个超级计算网格，用于模拟“两个黑洞碰撞时所产生的重力波的特性”，据称计算能力相当于400个IBM蓝基因节点。这是继斯坦福与索尼合作通过分布式计算软件利用游戏机闲置时间进行蛋白质折叠研究的Folding@Home项目之后，又一个将PS3用于科学计算的尝试。
科学家看上PS3是情理中事，因为PS3所用的Cell处理器正是针对高密度计算和大规模并行计算网格所设计，其每Gflops（十亿次浮点运算）成本仅为4美元，是常见超级计算机的一个零头。对于牵头开发Cell的IBM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佳的免费广告，作为一个志存高远的战略产品，Cell在游戏机的应用(more...)
芯片业的蛛网模型
辉格
2008年3月6日
据华尔街日报4日报道，美国最大的内存芯片生产商美光科技和台湾第二大芯片生产商南亚科技最近签署了组建合资企业和技术研发合作的协议。此前，索尼和全球第三大内存芯片制造商奇梦达于去年10月组建合资企业，设计消费电子产品和图形用内存芯片。再前，南亚科技与奇梦达于03年组建了内存芯片生产合资企业华亚科技。这一系列举措，被解读为“芯片制造商肩上所承受的压力正迫使它们寻求合作伙伴”，而所谓“压力”在近期表现为“在过去一年中，DRAM芯片的价格下跌了近80%”。
确实，存储芯片产业素来以其价格波动剧烈而闻名，芯片价格在数周之内涨跌二三十个百分点是常有的事，这种周期性波动也反映在诸如三星和奇梦达这些存储芯片生产商们经营业绩的巨幅波动上。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存储芯片需求的稳定(more...)
计划生育，何去何从？
辉格
2008年3月4日
最近，有传言说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废除独生子女政策”，随后，国家人口与计生委官员于2月29日明确表示：“此消息不属实”。不过，在两天后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吴建民在答记者问时说到，“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看来，众人关注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正在接受民间和官方的重新审视。
始于70年代并在80年代初得以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空前规模的管制措施，就其目标而言，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它太成功了：短短30年内，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了官方公布的1.8(more...)
计划生育，何去何从？
辉格
2008年3月4日
最近，有传言说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废除独生子女政策”，随后，国家人口与计生委官员于2月29日明确表示：“此消息不属实”。不过，在两天后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吴建民在答记者问时说到，“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看来，众人关注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正在接受民间和官方的重新审视。
始于70年代并在80年代初得以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空前规模的管制措施，就其目标而言，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它太成功了：短短30年内，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了官方公布的1.8（多数专家认为实际数字更低，很可能介于1.4到1.6之间），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所需的2.1。
考虑到我国异常高的新生儿性别比，替代生育率应该在2.3到2.4之间——即平均每100对夫妇生230多个孩子才得到105个女孩，其中100个活到生育年龄。而按实际1.6的生育率和120的性别比计算，今天的每100对夫妇，在下一代只有对应的69对夫妇，外加14条光棍（假设所有适龄妇女都嫁人）。
面对计划生育政策如此显著的成就，近年来，许多学者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计生政策是否该功成身退了？既然这一政策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当初制订它时所预期的目标，而民众的生育意愿已经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随教育水平的提供而大大降低，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延续该政策？特别是在政策的严厉实施时而导致不满、冲突和不幸，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之后？
但是也有许多人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人口问题依然严峻，政策实施中遇到的诸多困难恰好证明民众的生育意愿依然很高，目前的低生育率是计生政策长期严格实施的结果，一旦放松，就会出现倒退。
我并不想加入这场争论，因为在我看来，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学理之辩，计划生育政策，如同其他所有大规模公共政策，其存废命运，并非取决于政策的效果，相反，它已经成了一个组织问题。
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曾作出这样的分析：理论上说，针对特定情况而制订的一项公共政策，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如果达到了预期效果，即当初制订它时所针对的特定情况已不复存在，就应该结束其使命，反之，如果实施的时间长度已足以证明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或者成本过高，得不偿失，就应该放弃，总之，任何政策总该有到头的一天。
但这只是理论，研究者接着就指出，实际上，公共政策一旦开始实施，就很少有停下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机构总是在不断膨胀的原因所在。新的公共政策的实施往往需要设立新的机构，配置人员，编制预算。在公共机构里工作的政策实施者们通常会认为自己正在造福社会，如果政策到达了预期效果，他们会感到这体现了他们的工作价值，如果此时取消政策，也就意味着撤销机构，会被视为是对他们的惩罚，反之，如果政策效果不理想，他们会认为“力度”不够大，要求增加人手，追加预算，加强力度，总之，任何政策一旦开始实施，就无可避免地变得“坚持”而“不可动摇”。
上述机制可以归结如下因果链：首先是制订政策，然后为了实施政策建立机构，接着，机构的长期存在创造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该群体逐渐依赖于为有关政策所编制的预算或收入源，久之，此种财政依赖使得政策实际上无法撤销，即使当初为该政策所设定的目标已经完全达到，因为撤销政策意味着整个职业群体即刻失去收入来源。
计划生育政策完全符合上述特征。30年来，我国已经成功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计生工作队伍，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县级计生委编制约10人，2600多个县级单位，加上县以上单位折算成县级共约3000，编制数至少3万；乡镇计生办编制平均约4人，5万多乡镇级单位共20万人；2000年后加强村级计生工作，非全职计生员平均每村1-2人，70万个村约100万；合计约120万。
计生问题的特别之处在于——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对计生政策形成财政依赖的，不仅仅是庞大的计生队伍，据我分析，实际上大多数乡镇级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乡镇政府，都严重依赖于该政策。
近十几年来，乡镇政府实际上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传统的职能不断丧失，组织上面临上级政府垂直化侵蚀，财政上已濒临破产。农田承包后，组织生产的职能没了，费改税后，三提五统没了，最后连农业税也取消了，乡镇企业改制后，工业管理没了，教育改革后，学费取消，教师工资由教委帐户直拨，最值钱的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规划和审批权归县以上政府，没有乡镇的插手余地，乡镇上几个实力部门如派出所、税务所等，又都是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理论上，乡镇已没有合法的经常性收入来源，除了依靠上级补贴，只有举债度日。
眼下，乡镇政府能够找出的唯一一件重要的并且能创造成绩和收入的工作，就是计划生育，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各地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乡政府，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计生工作中，认真负责、忠实不贰地执行着这项基本国策。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伴随着乡镇机构大改革，这一国策大概不会改变。
（一年前的老文章，昨天喝酒时一位朋友提到它，我才想起好像还没在牛博发过。今天贴出来，作为对布什的一个纪念吧，或许早了点，呵呵）
傍美定律：战后新兴国家的成功秘诀
辉格
2008年1月31日
1. 什么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二战以后，大部分前殖民地国家、传统社会、部落地区都经历了显著的政治和社会变迁，打着各式旗号的党派、组织、政客、将军轮番登场，虽然各有所谋各怀鬼胎，但其中有一个共同指向却是清晰的：建立富裕而稳定的现代国家。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努力在一些国家成功了（就上述指向而言），但在多数国家却失败了。在成功的地方，诞生了像韩国、新加坡、以色列这样的新兴富裕国家，而在失败的地方，留下了贫困、战乱、饥荒和暴政。
作为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一个永恒主题，现代化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观察和研究，对于哪些因素影响着它的成败，有各种不同看法，下面一些因素是经常被提及的：
民主制度：是否（或多大程度上，下同）建立基于普遍选举和党派轮替的民主制度。
法律制度：是否建立保障人身和财产自由的法律制度。
政府效率：是否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和文官系统。
权力结构：是否形成相互制衡的多元权力结构。
政治传统：是否存在有效表达各方利益的政治组织，以及它们达成妥协与合作的能力和习惯。
殖民地历史：是否具有英美的长期殖民或托管统治历史。
宗教传统：是否存在拥有大量信众的、与权力相分离的、成熟而温和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
文化传统：是否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英语文化。
贸易条件：是否执行开放的贸易政策，以及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
被提及的因素还有很多，但除上列各条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要么是无关紧要的，要么只是其它因素的结果，所以没有必要加以罗列。
我承认，所有上面这些因素都是重要的，并且的确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了作用。但是，一套理论如果涉及的变量太多，而每个变量在方程中(more...)
垄断意味着高工资？
辉格 2008年1月15日
最近，有关中石化要涨工资的传闻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似乎又一次证实了人们的一个印象：垄断总是和高工资联系在一起。
是的，从电力、移动、石油，到新华书店、电视台和火葬场，垄断企业总是让人垂涎和眼红，这从年轻人求职和择偶的倾向中就不难看出。
乍一看，似乎顺理成章：垄断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那里的员工自然也多少沾点光。但如果仔细想想，这里的逻辑其实有问题：获得垄断利润的是企业，它为什么要拿出来分给员工？要知道工资是成本的一部分，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多发工资就是减少利润。更令人惊奇的是，如果我们用通常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与竞争性企业(more...)
一一二：杜瓦杰的胜利？
辉格
2008年1月14日
本次台湾立委选举，无疑是国民黨的一次巨大胜利，但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这是杜瓦杰法则（Duverger’s law）的一次胜利。
按法国政治学家杜瓦杰（Maurice Duverger）的理论，单一选区的多数决选举制（SMDP）将导致两黨格局；而这次选举采用了2/3单一选区多数决＋1/3比例代表制，便干净利落的从政治舞台上清除了亲民、台联和新黨，一举造就国民和民进两黨格局，可以说为杜瓦杰法则增添了一个漂亮的案例。
对于这一法则之所以成立的微观机制，杜瓦杰和其他政治学家是这样分析的：首先，对于选民，最优结果是他所中意的候选人当选，当他认为这是可能的，就会把票投给他，但如果该候选人的支持率太低，看来无望当(more...)
（按：在继续讨论林权和地权问题之前，提供一点我关于所有权的思想背景，另一篇已经贴过：<钓鱼的故事：所有权的另一种解读>）
普通法原则的绝佳注脚——《资本的秘密》读后
辉格
2007年12月26日
清晰的财产权是自由市场的基础，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是产权如何得以明晰？经济学家好像不大关心，大概他们认为这是法学家的事情。
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认为，清晰的产权要求法律在认定权利时，遵循全局一致的原则，否则权利的相关交易人将被迫为每一次交易而陷入纷繁多样的地方性规则的迷宫，如此带来的巨大交易费用将产权的流动性局限在熟人圈子中，因而极大限制了产权潜在价值的发现。
为了更好的理解问题所在，还是让我们回到问题的起点：究竟什么是产权？怎么样的产权才算是清晰的？
财产权是权利的一种，其区(more...)
普通法原则的绝佳注脚——《资本的秘密》读后
辉格
2007年12月26日
清晰的财产权是自由市场的基础，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是产权如何得以明晰？经济学家好像不大关心，大概他们认为这是法学家的事情。
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认为，清晰的产权要求法律在认定权利时，遵循全局一致的原则，否则权利的相关交易人将被迫为每一次交易而陷入纷繁多样的地方性规则的迷宫，如此带来的巨大交易费用将产权的流动性局限在熟人圈子中，因而极大限制了产权潜在价值的发现。
为了更好的理解问题所在，还是让我们回到问题的起点：究竟什么是产权？怎么样的产权才算是清晰的？
财产权是权利的一种，其区别于其他权利的关键特征是可交易性，或称为流动性，即通过交易从一人向另一人转移的可能性。
权利非常古老。动物会用尿液和体味来划定各自的领地并懂得相互尊重；丈夫可以合法的排除妻子与他人的性接触；父母可以支配未成年孩子的行为甚至他们的婚姻；儿子有望继承父亲的地位和权力；师傅有权要求徒弟给他干活。
这些古老权利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是依赖于身份的，其背后的法则是：“我是XX，我在这里，所以我有权XXX”。
基于身份的权利是难以转移和让渡的，权利对身份的依赖越严重，权利就越难以转让，或者说流动性越差，离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权也就越远。
封建时代的大部分权利都严重依赖于身份，尤其是关于不动产的权利。一位诺曼男爵在国王的地产核查官要求其出示土地所有权凭证时，从墙上取下一把生锈的剑，答到：我的父亲当初拿着这把剑跟随老威廉从诺曼底来到这里，现在你问我凭什么拥有这块土地，这就是凭证。
很清楚，那时候的人们知道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显然不同于现代财产权。试想，如果面对地产核查官的是一位移居而来、用金钱向那位男爵换取了那块土地的农民，他很可能就没那么幸运。
在现代法治建立之前，人们为了捍卫自己的不动产权利，必须亲自居住在土地上面，随时应付对权利的各种挑战，用剑、锄头和猎枪来自卫。那时候，很少有商业性的土地转让，因为其结果得不到承认和保护，不动产转移只能随身份转变而进行——封赠、婚姻、过继、死亡、绝嗣等等。
像今天这样凭一纸契约、一张股票，你就能买卖远在芝加哥的大宗货物和纽约的跨国公司权益，这在古代是无法想像的，那时候，你必须亲临现场，亲身捍卫你的权利，离开土地很可能意味着丧失权利。这一点在诺曼时代英法长期战争中表现的十分明显，诺曼贵族（包括国王）大多在诺曼底和英格兰都拥有封地，这迫使他们必须频繁地在海峡两岸来回奔波，不如此就随时可能失去土地。
独立于身份的、摆脱了地方性惯例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因而无须主人现场亲身维护的、可自由交易的财产权是晚近出现的事物，它是法律现代化进程——或者用德·索托可能会更喜欢的名词：“资本主义革命”——的结果。
一些政治学家指出，现代化过程在早期表现为王权的扩张，从中世纪封建私权网络中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所谓“主权”。从司法角度看，这也是全国性司法体系取代封建个人契约关系和地方习惯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封建契约或者被打破，或者失去了原本的身份依附特征，不动产交易的有效性被确认，现代财产权制度随着一次次交易转手得到确认而逐渐浮现，最终新兴商业新贵的权势、地位和他们带来的新规则逐渐压倒和改造了旧规则，绝大部分土地最终被卷入新的财产权规则体系下。
在德·索托看来，这一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要把各种地方性规则和不成文习俗纳入全局一致的、成文的规则体系中。他指出，在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的西欧和北美国家，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而其他地区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我则宁愿将这一反差看作两种法律传统面对规则体系的冲突所作出的不同反应。
查士丁尼或韩非子的信徒们，基于他们对法律本质的理解，将自然而然地把建立统一规则体系的任务，解读为将上帝之法推行或恩赐到迄今王化尚未推及的蛮荒之地；德·索托指出，凡是循此方式试图将一套规则强加于保有各自传统的地方的努力，结果不是规则和秩序的扩展，而是将大部分社会活动置于非法状态，将大部分经济“地下化”，将权利状态变得暧昧不明和不可预期。
接着，德·索托描述了美国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得益于开放而善于妥协的政治传统，和从英国继承的司法传统，美国人在每一次面临全局性规则与地方传统和自发规则发生冲突时，总能找到一种妥协方案，既尊重地方的实际权利状态，又能将其纳入全局规则体系，从占地法，优先权法，矿权法，到宅地法，见证了这段历史。
如果我们追溯这一政治和司法传统，不难发现，这正是普通法传统的精神所在，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在程序法上谋求统一，在实体法上尊重现状
早在征服者威廉进行“末日审判”土地普查时，就体现了尊重权利现状的精神，诺曼征服在财产权上并非一次彻底推倒重来的革命，除了战争中被杀的原上层贵族的封地被诺曼贵族继承之外，在郡、庄园、市镇等层面上的地方权利得到承认和保护。
亨利二世之前的几代诺曼国王，时常发出一些直接干预权利分配的令状（我称之为“实体性令状”），但他们逐渐意识到，让自己卷入具体的产权纠纷并不明智，于是到亨利二世朝，处理土地产权纠纷的令状就演变成诸如：“某甲诉称某乙侵占其某某土地，现责成该郡守将某乙带到我的法官跟前，令其停止侵占，除非他能找到N位当地骑士来证明……”，很明显，令状的作用由干预权利分配变成了规定并发起诉讼程序。
当初英格兰巡回法官们坐马车巡视全国时，虽然也怀抱建立罗马式秩序的理想，但他们缺少罗马皇帝的铁腕，事实让他们意识到试图消灭地方传统是徒劳无益的，有了这一认识，有了妥协，人类最伟大的法律传统由此诞生，地方的传统和实体性规则得到尊重，地方性规则所导致的权利状态得到承认。
2）陪审制
陪审制是使上述普通法原则得以实现的绝佳制度基础，来自国王的法官确保诉讼按统一的司法程序进行，而把诉讼的实体部分交给来自当地的陪审团。今天，陪审团的功能是证据判别和事实认定，而早期陪审团的功能更多，有时作为提供事实证据的证人，有时则作为乡绅向法官阐释当地习俗和规则（作用类似于现代的专业证人）。
在美国的土地实际占有人捍卫其权利时，陪审制曾发挥了巨大作用。法官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宣称：“在这里，你别想找到一个会反对我主张的陪审员！”。用德·索托的话来说，陪审团正是那些听得懂狗叫的人，因为他们每天都在闻着那些圈定领地的尿液的气味。
3）举证责任上的保守原则
从亨利二世开始设计的一系列格式令状体现了一个原则：改变现状者负有全部举证责任。我称之为保守原则。这对维持权利状态的稳定性十分关键。比如，某甲在一块土地上耕种并盖房居住多年，他人若要主张与此相冲突的权利，就必须证明他先前曾获得此权利，并且（这很关键）：他在过去若干年有效行使了这一权利，或者至少通过诉讼在不断主张这些权利。{*douban:1000870*}
评价：★★★★★
简评：德.索托当得起1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和3个诺贝尔和平奖，下次有人对你说经济学家只会空谈不能改变世界时，请告诉他德.索托这个名字
评价：★★★★★
简评：德.索托当得起1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和3个诺贝尔和平奖，下次有人对你说经济学家只会空谈不能改变世界时，请告诉他德.索托这个名字
多彩的瓶腹：马尔萨斯模型的扩展
辉格
2007年10月15日
1. 马尔萨斯说了什么？
马尔萨斯说：除非受到抑制，人口将呈几何级数增长。那么，什么东西会抑制人口的增长呢？马尔萨斯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生活资料，理由是：在边际上，劳动力的进一步投入将带来越来越少的产出增量。所以他又说：人口总是被抑制在生活资料所允许的水平之下。
当然，马尔萨斯也没有忽视战争、瘟疫、自然灾难等其他抑制因素，但他把这些因素视为偶发的，并且一定程度上是生活资料压力所带来的后果。
在马尔萨斯的模型中，主要变量是土地、劳动、人口、生活资料产出。随着人口增长，土地首先成为不变量，这意味着所有可用的土地都已被开垦；人口继续增长，起初，这可能带来某种规模效益因而增加边际产出（虽然马尔萨斯本人没有提到这一点，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修正，而这一修正可以回答迄今对马尔萨斯的大多数批评）；随后，当人口进一步增长，越来越多的劳动被投入固定量的土地，规模效益最终被耗尽，边际产出开始下降；最后，在均衡态，人口受到抑制而达到极限——马尔萨斯极限。
马尔萨斯理论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推论是：除非均衡被某个偶然事件所打破(more...)
（按：这是我07年初系列文章中的最后一篇，正是这一系列文章，让我自绝于我的自由主义朋友们，也自绝于广大人民，从此沦为最顽固的反动派，呵呵。通过这个寓言，或许可以加深对波普三个世界、哈耶克自发秩序和社会进化的理解，果如此，我就满意了，至于其它，由他去吧）
沙器和蚁穴：举例详解自发秩序
作者：辉格
2007年4月28日
设想你正在一个沙滩上，尝试着用沙子堆砌出一座你想象中的楼台。这时，你的大脑里一定已经有了一个楼台的“模型”，而你的堆砌工作便是将这一观念模型“投影”到沙子上，从而改变了世界。这样说来，观念改变世界，甚至观念“决定”世界，看来是如此显明而无可置疑。
假设情况略有变化，现在不是一个人，而是你和你的伙伴两个人，一起蹲在沙滩上，合力建造一座楼台。情况便略显复杂。堆砌的结果，是与你的观念模型更相似，还是与你伙伴的更像？或许你们的模型恰好就大同小异？或许你的伙伴情愿听从你的指挥而让建造过程沿着你的设想进行？或许你们经过讨论事先获得了一个“共同的”模型？或许你们发现言语已不能准确描绘这个共同模型所以用纸和笔把它画了出来？
是的，一旦需要两个以上的人合力将一个观念投射到现实世界，就不可避免的需要表达、设计、控制和服从。正是设计与控制，让人类完成了许多单个人无法完成的工作，将一些宏伟的设想变成了现实。
然而人类行为还会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改变世界。设想一大群蚂蚁，正在一个土丘旁建造蚁穴，那些奔来跑去忙忙碌碌的蚂蚁，很难设想它们的头脑里预先有一个蚁穴的“模型”，即使蚁穴已经建成，它们中也没有一只能看到它的全貌，更难以设想会有一只蚁王，设计并指挥了整个蚁穴建造工程。 但是蚁穴的确建成了，有序而宏大，精致且齐全，通风口、过道、仓库、育婴室，一应俱全。
人类也曾进行这样的建造，语言、戏剧、集市、贸易体系，乃至巨大的社会。这些复杂系统出现之前和生成期间，它们的模样未曾出现在任何一个参与建造者的脑海之中，甚至在它们已然成型，无处不在之时，许多人仍对之懵然不觉。
将人类创造文明社会的过程类比于蚂蚁建造蚁穴的过程，这或许给人们暗示了一幅关于世界的灰暗图景，但尽管灰暗，这图景看来更接近现实。
哈耶克用了一个贴切的词汇——自发秩序——来描述这种建造和发展过程，然而对于这个词汇，仍有几点需要澄清：
第一，自发秩序排除了事先的人为设计，就是说，系统建造之前和发展之中，没有任何与之相对应的观念模型预先存在于任何参与建造者的头脑中。
第二，否认有预先存在的观念模型，并不意味着观念不能对系统建造过程产生影响，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自发秩序意味着，而且仅仅意味着，某些复杂系统的产生与否，并不依赖于与之相对应的观念模型是否预先存在于参与其事的人们的头脑中。或者说，蚂蚁脑中是否有蚁穴的样子，与蚁穴是否会被建造出来，毫无因果关系。
辉格（自言自语）：
那么，自由主义观念的传播，与自由社会的建造，是否有逻辑关系？
不要因为一个答案色调灰暗就拒绝这个答案，上帝不曾保证任何问题的正确答案都是光明的，呵呵。
abada: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 但有不成文的宪法观念和理念. 否则英国就无法判定什么是违宪的法规了. 具体的法律不能被设计, 不是说宪法和立法的基本准则和规则不能被设计. 否则等于否定了法治. 一切回到原始社会从头开始文明. 不可知论不能告诉人们应当如何行动, 但人们行动是有目的的, 需要目的.
辉格（答）：
“否定了法治. 一切回到原始社会从头开始文明.”？
你我头脑里一“否定”，一切便“从头开始”了？有这么奇妙？传说中的魔法师？你认为毛时代的制度形态，与马克思头脑里的某个观念模型，具有相似性？我从不否定观念可以改变世界，而且这里又强调了一次，请看原贴。我否定的是：(more...)
人类也曾进行这样的建造，语言、戏剧、集市、贸易体系，乃至巨大的社会。这些复杂系统出现之前和生成期间，它们的模样未曾出现在任何一个参与建造者的脑海之中，甚至在它们已然成型，无处不在之时，许多人仍对之懵然不觉。
将人类创造文明社会的过程类比于蚂蚁建造蚁穴的过程，这或许给人们暗示了一幅关于世界的灰暗图景，但尽管灰暗，这图景看来更接近现实。
哈耶克用了一个贴切的词汇——自发秩序——来描述这种建造和发展过程，然而对于这个词汇，仍有几点需要澄清：
第一，自发秩序排除了事先的人为设计，就是说，系统建造之前和发展之中，没有任何与之相对应的观念模型预先存在于任何参与建造者的头脑中。
第二，否认有预先存在的观念模型，并不意味着观念不能对系统建造过程产生影响，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自发秩序意味着，而且仅仅意味着，某些复杂系统的产生与否，并不依赖于与之相对应的观念模型是否预先存在于参与其事的人们的头脑中。或者说，蚂蚁脑中是否有蚁穴的样子，与蚁穴是否会被建造出来，毫无因果关系。
文章贴出后的一些评论：
辉格（自言自语）：
那么，自由主义观念的传播，与自由社会的建造，是否有逻辑关系？ 不要因为一个答案色调灰暗就拒绝这个答案，上帝不曾保证任何问题的正确答案都是光明的，呵呵。
abada:英国没有成文宪法. 但有不成文的宪法观念和理念. 否则英国就无法判定什么是违宪的法规了. 具体的法律不能被设计, 不是说宪法和立法的基本准则和规则不能被设计. 否则等于否定了法治. 一切回到原始社会从头开始文明. 不可知论不能告诉人们应当如何行动, 但人们行动是有目的的, 需要目的.
辉格（答）：“否定了法治. 一切回到原始社会从头开始文明.”？ 你我头脑里一“否定”，一切便“从头开始”了？有这么奇妙？传说中的魔法师？你认为毛时代的制度形态，与马克思头脑里的某个观念模型，具有相似性？我从不否定观念可以改变世界，而且这里又强调了一次，请看原贴。我否定的是：参与者的观念模型与集体行动所造成的客观形态之间必须的相似性。我认为没有这种相似性。落实到自由制度这个具体问题，我认为自由制度从来不是将来也不会因为某些人领会并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而得以建立。
AK47：我认为有。不过不一定要传播到每个人，在社会精英中形成共识即可 如果社会的精英阶层很少认同自由主义的理念和规则，要建成自由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种认同可能以多种方式形成，如： 1，经过多年试错，各种“主义”都试过了。最后运气好（当然，也离不开一些人倡导），试到了自由主义。大家一看效果不错，于是就认可了。（如英国、法国） 2，自由主义精英另起炉灶，由于包袱少，搞出一个更好的自由社会。（如美国、加拿大、澳洲） 3，信奉自由主义的人在外国掌握了绝对统治权，统治时间一长，原来不知自由主义为何物的本地精英看到效果不错，也认可了。（如德国、日本；弱一点的像韩国、香港；至于伊拉克、阿富汗，难度更大。） 4，本地的一些精英，知道自由主义的好处，就不停呼吁、传播、抗争，最后成功了。（典型如台湾） 总之，就自由主义理念而言，社会精英阶层的认可至关重要。对一般民众而言，未必要认可“自由主义”，但起码要有指向“自由主义”的习俗、宗教、文化基础。 否则，就像你举的例子，社会精英像蚂蚁，普通大众也像蚂蚁，这群蚂蚁如何能建立一个自由社会？是出于他们的本能吗？如果是的话，难道专制社会中的蚂蚁的本能，与自由社会中的蚂蚁的本能有什么不同吗？显然不是。 回过头看我列举的1、2、3、4点，其实，自由社会的建立过程，就是自由主义理念的扩散过程。
辉格（答）：我眼中的历史和你的大不相同 1.1）英国宪政可不是试来试去试出来的，几百年后辉格史学编造了自由主义的“长期奋斗史”，那些剑指国王的男爵们，脑子里果真装着自由主义？ 1.2）欧洲大陆的（特别是法国的）知识分子倒真是试来试去试了一百多年，结果是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吗？AK不至于认为法国社会算是理想中的那种自由社会吧？ 2）说殖民时代的美国是一张白纸、另起炉灶，离现实更是十万八千里，清教徒殖民者的包袱不仅不少，简直就是把英国老古董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搬了过去。 3）自由制度移植成功的两个罕见典范，德国和日本，之前都标准封建社会，拥有英国宪政所产生的那种土壤。 4）“不停呼吁、传播、抗争，最后成功了”——我不否认这种努力的功效，我是想提醒大家仔细看看当时“呼吁”和“传播”的到底是什么？“抗争”的动机和力量到底是什么？它们和“最后成功了”的那个制度之间的有多大的相似性？ 人类蚂蚁有观念，观念可以改变世界——我再次重申我不否认这一点——，这就意味着专制社会中的蚂蚁和自由社会的蚂蚁，确可以有不同的观念，并因此导致了不同的社会形态，这没问题，也恰是我十分有兴趣的事情。 我否认的是：这两群蚂蚁的不同观念，与两种社会形态之间，是否有相似性？用数学语言说就是，观念与社会形态 之间，是否存在映射关系？
学经济家（插话）：辉格是认为，进化没那么简单直线。 我认可辉格的思路，举个例子。我很早对农村土地私有乐观，由原来的半世纪缩短到十几年，是因为发现许多人在农村有大量租地。那时国内还根本没看到精英们传播土地私有观念的证据。 社会演化可能与生物演化很相似。土地私有的病毒在原有肌体内不声不响的复制着，直到一定时段才打喷嚏。在打喷嚏这个临界点以前，不必因为肌体毫无表现，就表示悲观。或者反过来，认为肌体要放倒，得有人撩动它的鼻毛，让它打喷嚏，才是正路。 精英的理念，或者其传播的声音，往往是改变的结果，而不是改变的起因。 因果确实比较难断定。
（按：这是我唯一一次参与类似座谈会并发言，有趣的是，我一开始发言就感觉到在此类场合发这种言毫无意义，也很可笑，所以我大概不会再参加类似活动了。除了这篇发言稿，我后来还又写了<沙器和蚁穴：举例详解自发秩序>一文来更清晰的说明我的思想。下文删除了两个无关段落，附上两段会后讨论）
理想与路径：某次座谈会发言稿
作者：辉格
2007年4月14日
我想，对于一个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今天在座的各位，大概有着许多共同的看法，但是，对于一个社会如何可能从现在这种或以前那种很不理想的状态，变化到比较理想的状态，我猜想，每个人的看法可能大不相同。
正因为有这种差异，我们对于现实中发生的每件事情的评价，对于做什么才有助于那些理想或多或少变成现实，常常吵得不可开交，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太正常了，对于社会这种复杂系统的发育和演化问题，如果会有一个简单明了的解摆(more...)
悖论还是常识？
——评《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
辉格
2006年6月28日
http://www.vankeweekly.com/bbs/?p=611801
李玲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对“宿迁医改”作出了这样的评判：“‘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那么，李教授和他的课题组通过调查，究竟获得了哪些事实和数据？他们针对这些事实作出了怎样的分析和推理？又如何证明了这些事实支持了他们的结论？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1. “负担加重”从何说起？
《报告》直截了当地把是否解决“看病贵”问题，或者医疗负担的轻重，作为判断医改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这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很明显，看病贵还是便宜，医疗负担轻还是重，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可以是局部和全部的比较：医疗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多少？在同等收入水平中是高还是低？也可以是横向的比较：在宿迁看病徐州看病贵还是便宜？还可以是纵向的比较：同样的病，在2005年看比在1999年贵还是便宜？（当然要扣除物价因素）。
我原本希望在《报告》中看到许多有关的数据，来回答这一系列(more...)
中南山归来说环境
辉格
06/05/13
对于我这种不喜欢热闹的人，浙南山区是度假的好地方，——或许若干年后也会是定居的好地方，——所以，春节和五一这两个相隔不远的长假都在此度过也并未让我感觉乏味。
这两次旅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山区特有的景物之外，就是那里的人口变迁了。一个个已经或即将被遗弃的村庄，一幢幢久无人住的蒙尘老屋，从山谷往高处走，走得越高，便看到越多弃耕的荒田，越少的炊烟，越少的年轻人。山上的往山谷里搬，山谷里的往镇上搬。
据说，近年来官方清退民办教师和合并乡村小学的政策加速了这一趋(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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