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松鼠会riset文章《洗发水里的“致癌物”究竟有多可怕？》的最后一段：
鉴于AES中的二恶烷难以消除以及其他石油来源的表面活性剂都存在一些缺陷，下一代毒性更小、生物相容性更好以及来源于脂肪醇、棕榈油等天然成分的新型表面活性剂正在研究当中。
给我感觉就像，甲给乙讲完老板布置的任务后，结尾突然来了句：你老婆功夫不错啊。
1）什么是“一些缺陷”？有证据支持50ppm以下的二恶烷残留是一种缺陷吗？30ppm呢？10呢？
2）“毒性更小”？有证据支持50ppm以下的二恶烷残留有毒性吗？30ppm呢？10呢？
3）“以及其他石油来源” vs “等天然成分”，有证据支持天然成分比石油来源成分更少“一些缺陷”吗？
（我也学着来一句）当然，有机教教徒们一定会很欣赏这最后一段。
鉴于AES中的二恶烷难以消除以及其他石油来源的表面活性剂都存在一些缺陷，下一代毒性更小、生物相容性更好以及来源于脂肪醇、棕榈油等天然成分的新型表面活性剂正在研究当中。
给我感觉就像，甲给乙讲完老板布置的任务后，结尾突然来了句：你老婆功夫不错啊。 1）什么是“一些缺陷”？有证据支持50ppm以下的二恶烷残留是一种缺陷吗？30ppm呢？10呢？ 2）“毒性更小”？有证据支持50ppm以下的二恶烷残留有毒性吗？30ppm呢？10呢？ 3）“以及其他石油来源” vs “等天然成分”，有证据支持天然成分比石油来源成分更少“一些缺陷”吗？ （我也学着来一句）当然，有机教教徒们一定会很欣赏这最后一段。百度应为假药广告负责
辉格
2010年7月19日
近日，武汉警方破获了多起制售假药案，随后央视一个节目详细报道了案件背后的大量细节；从报道所透露的信息看，这些案件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假药的推广渠道都是百度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销售者支付给百度的广告费高达销售额的75%；尽管我们还无从判断百度是否已经成为以虚假广告为主业的公司，但对于虚假广告主们，百度显然已成为主要的投放对象。
虚假广告给消费者带来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让消费者花了钱却得不到疗效，甚至反而吃出了毛病，而且当虚假广告与有价值信息混杂在一起时，消费者不得不花费高昂的成本去小心甄别和防范。
当然，损害事实本身并不表明发布虚假广告就是非法的，我每分钟呼出的废气都可能对旁人带去损害，但没人会认为这是非法的；对于法官而言，重要的是应该把行为的边界划在哪里，在广告这个行当中，涉及了广告主、广告商、发布者和受众这四个角色，理论上，法官可以奉行极端言论自由原则，任由前三者发表和传(more...)
在《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里，我指出只有三种行为才是符合我所界定的慈善精神的慈善行为，并把推动市场制度的建立列为头号，对此，许多朋友不以为然，甚至有朋友问：你想让比尔盖茨变成右版格瓦拉啊？或者：你的意思是让慈善家都去竞选国会议员？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制度建设不是闹革命，而国会议员在制度建设上也未必有多少优势，实际上，大量制度建设工作，都是可以在不与权力发生关系的前提下去做的。
制度分为私人制度和公共制度，前者是自愿参与形成的，比如交易形式、合约安排、评价机制、标准、保险、交易所、行业组织、仲裁机构，等等；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信奉无政府主义，我相信市场制度中的任何元素都可以由私人提供。
当然，这是从规范意义上讲，在实证意义上，我是个宪政主义者，就是说，在现实中，我赞成有一个宪政政府，这是对人性现实的承认，因为我知道，难以指望所有人都放弃抢劫的念头，既然如此，那就保留一个能最大程度上被限制抢劫冲动、而又有能力压制其他人抢劫行为的国王吧，毕竟，一(more...)
从得到的反应看，许多朋友不同意我在《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中的看法，而其中许多是出于对我所运用的几个概念的误解，试着再理一理吧。
1）价值。个人运用其所掌握的资源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这其中，他对“什么能给他带来幸福”的看法，我称之为“一阶价值”，而另一方面，人们对“个人运用资源追求幸福”这件事情本身的看法，我称之为“二阶价值”。
2）自由精神。它认为每个人对其拥有的资源的控制和运用它来追求幸福的机会，应该得到保护。显然，这是一种二阶价值，它未包括任何关于“什么是幸福”的判断，因而不是一阶价值。
3）慈善精神。它认为那些拥有较多资源的人，应该向那些拥有很少资源的人转移部分资源，从而提高后者追求幸福的能力。同样，这也是一种二阶价值。
4）特定(more...)
今天，大概所有的移动终端都有了日程提醒功能，提醒你今晚有个饭局，或三天后是某人生日，快点准备好礼物，不过，这些提醒都是基于固定时间的，这有些用处，但它更适合那些日程早已被牢牢锁定的忙人，而对于我这样可以把睡眠安排在任意时间段的人，想得出的用处不多。
我更需要的，是像这样的提醒：下次出门别忘了带上那堆空酸奶瓶，下次去超市别忘了买蚊香，下次去广州记得去鞋店看看，下次碰到老罗别忘了跟他要个签名（哦，我承认其实我从未见过老罗，不知道“下次”这个词是不是算暗示了非处……），……
就是说，时间是不确定的，它们被其他条件所触发，在上面那些(more...)
在《唐骏事件拷问职业经理市场》里，我对企业高管的高薪酬水平提出了一种解释，简单说，就是老板把你提到一个高的离奇的收入水平上，一旦你对这一水平形成依赖，你在有机会做出有损企业利益的事情时，就会面临高昂的机会成本，高到足以让你打消任何此类念头。
这有点像冷战时期某些国际援助的效果：先给独裁者提供几乎无条件的援助，等到他们形成依赖了，援助就可以用作控制他们的筹码。
对此，学经济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引进版《人力资源经济学》里有研究提到对高管过高薪酬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激发整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说白了就是给所有普通员工挂个大胡萝卜。固然给高管多付出了三五倍，但能让众多觊觎这个位置的员工积极性增高三五成。所以，人越多的企业，给高管付高工资越合算。而人很少的，就不合(more...)
引进版《人力资源经济学》里有研究提到对高管过高薪酬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激发整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说白了就是给所有普通员工挂个大胡萝卜。固然给高管多付出了三五倍，但能让众多觊觎这个位置的员工积极性增高三五成。所以，人越多的企业，给高管付高工资越合算。而人很少的，就不合算了。
依我看，胡萝卜假说不能成立，胡萝卜既可以激发员工动力，也可以打击他们士气，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它，是觉得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得到？还是高不可攀、飘渺无望？直觉上，为激励士气，薪酬等级应该是连续梯级升高的，而不是在遥远的看不到通路的地方悬一张大饼，而按我的解释，高薪酬策略正是要在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建立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去年初的一篇文章里，我曾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其实，这一解释放到我的消费离散性假说里，就更容易理解：给高管支付高薪酬，将诱使他们将生活方式迁越至一个很高的台阶，常常比他进入这个圈子前高出好几级，而按上述假说，个人最不能接受的，是跌落至比当前更低阶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一事实便对高管们构成了一个有效威慑，迫使他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一旦你因道德问题被踢出圈子，就不得不卖掉游艇和名画，甚至卖掉房子，搬进普通中产社区，退出过去的社交圈，把孩子转到公立学校，你妻子开始抱怨生活彻底被打乱了，半年后你发现她有外遇了，她甚至懒得掩饰，只剩下狗还陪着你…… 检验胡萝卜假说和我的假说并不难，最佳的判断性证据应来自那些主要从内部提拔高管的企业，如果胡萝卜是对的，那么他们的高管薪酬水平应不低于行业水平，并且其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应该一样大，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他们的高管薪酬水平应明显低于行业水平，并且其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应该呈较为平缓的阶梯状。胡益华曾对事业成功充满了狂热的渴望，他的日记曾反复叮嘱自己，只有发愤图强、努力学习才能赢得成功。在记录生活作息的数篇日记中，其读书、买书、看书的时间均占了很大的比重。 他的出租屋里，各种各样的书籍确实很多，主要是一些关于成功励志、营销管理、社交的书，比如《做事的资本》、《零售营销》等。客房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书柜，4层的格架摆满了书。
我猜，看上去大概是这样（图片来自何帆博客）：
被成功学害死和害残（以脑残最为常见）的人大概不在少数，大约从05年起，我就开始对下列词汇产生过敏反应：成功，优秀，感恩，回报，潜能，超越，提升，……，一听到就捂紧钱包绕着走。（按：写晚了24小时，损失惨重）
唐骏事件拷问职业经理市场
辉格
2010年7月13日
随着越来越多硬梆梆的证据的出现，唐骏冒称加州理工大学博士的丑闻，已基本坐实；此外，从他的几本自传和大量公开演讲记录中所挖掘出的事实，以及他行文演讲的内容和风格看，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是：这是个习惯于信口胡诌的牛皮大王，学历造假对他来说，似乎只是稀松平常的一个小把戏而已。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毫无诚信、举止轻佻、履历表上又找不出任何可以证实的成绩的家伙，怎么会在职业经理市场如鱼得水乃至飞黄腾达的？在他获得录用、提拔、进入高管层(more...)
激情与狂野，或自由与绅士
辉格
2010年7月12日
这恐怕是近几届来最惨烈的一场决赛了，对于两支如此战绩辉煌如此渴望胜利而又屡屡被阻于祁山之下的队伍，这种惨烈是可以想象的；荷兰队卖命般的奔跑、拼抢中的急躁、甚至罕见的粗野，无不透露出他们那强烈的渴望，而下半场两张可疑的黄牌和对进球的越位争议，更为最后的失败增添了几分悲情。
就在西班牙战胜德国之后，大家都为世界杯的冠军俱乐部即将迎来一名新成员而欢呼，不过，人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细节：西班牙与荷兰，真是一对有意思的老冤家；每当英格兰与阿根廷遭遇时，大家都会想起那场战争，并热衷于从蛛丝马迹中寻找这对冤家之间的新仇旧恨；其实，发生在福克兰的，只是一场无关国运存亡的小冲突，而对于荷兰(more...)
在《世界杯：民族激情的焚烧炉》一文中，我将人们对奥运会和世界杯之类以国家为参赛单位的体育赛事的热情，归因于民族激情，而又将民族激情归结为古老的部落狩猎团伙的现代仿制品，并指出，这一仿制乃是现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当权者凭借权力刻意所为。对此，tcya问道：
那中国球迷（或其他未入围世界杯的国家的球迷）也更关注世界杯而不是欧冠，是不是就不适用这套解释？这个心理应该不能推广到解释所有的集体主义倾向吧，比如说牛博网友之间也会有一定的认同感，应该不会仅仅是因为大家佩戴着同一套符号。不过宗教好像又有点类似。
中国球迷更关注世界杯而非欧冠，与上述解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队有机会参与世界杯，却毫无机会参加欧冠，没能进入世界杯的事实，或许会令(more...)
那中国球迷（或其他未入围世界杯的国家的球迷）也更关注世界杯而不是欧冠，是不是就不适用这套解释？这个心理应该不能推广到解释所有的集体主义倾向吧，比如说牛博网友之间也会有一定的认同感，应该不会仅仅是因为大家佩戴着同一套符号。不过宗教好像又有点类似。
中国球迷更关注世界杯而非欧冠，与上述解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队有机会参与世界杯，却毫无机会参加欧冠，没能进入世界杯的事实，或许会令中国球迷沮丧，但没有理由令他们漠视世界杯。对于后面的疑问，我答道：嗯，我认为这些种种集体主义情感，尽管形态很不相同，却是同源的；不同在于：它们通过不同的信号（血缘、图腾、徽章、共同使命、意识形态、科学范式等等）来激活集体主义情感，而共同点是：这些信号所附着（因而其作用）的，是认知系统中同一组易感点，而个体在被感染之后的反应，也是基于同源机制，因而也是相似的。
tcya又问：那也就是说辉格不认为有可能存在一个因为纯粹理性而凝聚在一起的集体喽。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任何对某个集体的认同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而或多或少会有本能的感情因素在内。（比如那些因为科学兴趣而类聚的群体里面的理性成分我觉得应该还蛮高的嘛）正在看马德利的《先天后天》，所以知道把本能跟理智对立起来可能不太正确，额，但是辉格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觉得这种解释运用于一切集体行为会不会太强了。
嗯，问得很好。 1）我确实这么认为，诚然，基于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够产生诸如认同、赞许和支持等倾向或行为，甚至有时促使有相似见解者发出共同声音、做出共同行动，但理性不足以维持长久的关系纽带、形成集体凝聚力和维持组织，即便像科学团体这样从事着高度理性化工作的组织，为其提供凝聚力的、促使他们拥护和坚守共同纲领的，也是非理性因素。 2）这并不是“把本能和理智对立起来”，促成和维持组织的因素，和人们在组织内所做的工作，是两码事。 3）我并没有将“这种解释运用于一切集体行为”，而是在解释一切集体行为的时候都使用了这一因素，这是不同的，就好比，当我解释任何物理现象时，都会用到万有引力，这不等于：我用万有引力解释一切物理现象；如上所说，我认为各种集体主义都抓住了人类认知系统的同一组易感点，从而发生效力，但他们用来抓住它的东西，以及抓住之后的行为表现，是可以大为不同的，并且，在具体解释特定的集体行为时，还会用到其他的因素和机制，并非一张万能膏药到处贴。 4）当然，可能我错了，不同集体主义所抓的点可能是不同的，但到目前为止，我并未感觉到需要引入另一种易感性（除了狩猎团伙所培育的那种）来解释某些集体行为。即时决胜投票法的政治含义
辉格
2010年7月8日
日前，自民党领袖副首相克莱格在下院宣布，将于明年5月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将下院选举制度，由目前的简单多数制改为即时决胜制（IRV）；这是一项重大改革，尽管公投前景未明，而且目前支持率领先的保守党坚决反对，但由于该投票法将带给选民更充分更精确的表达政治意愿的机会，而消除其在简单多数制下常常面临的纠结与两难困境，因而广受选民喜爱，它此前所面临的障碍主要来自现有党派格局及其所控制的立法部门，以及法院的宪法审查机制，而一旦进入公决程序，恐怕已难以阻挡。
所谓即时决胜，就是用一次性的复选排序式投票，来模拟那种逐步缩短候选名单的多轮投票；在理想的多轮投票模型中，尚无人过半数时，每次只应淘汰得票率最低的一名候选人，否则便可能违背该投票法的设计初衷；比如有8名候选人，若第一轮投票淘汰最后两名，而投票给第8名的选民，原本可能准备在第8名被淘汰时投给第7名的，加上第7名自己所得选票，可能大大超过第6名，那么，为何淘汰第7名而保留第6名呢？
可是如果采用理想多轮投票，选举所用时间和金钱成本可能高的无法接受，根本(more...)
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
辉格
2010年7月6日
最近，巴菲特又完成了一轮总额近2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除了为履行其对盖茨基金会的承诺而做的年度捐赠之外，还分别向以其前妻和三个孩子的名义所设立的几个基金会捐赠了数亿美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巴菲特和盖茨夫妇这一慈善业的天王级组合，近来似乎越过了“不以自己的行动向别人施压”这条界线，开始高调呼吁富人们慷慨捐献，在过去一年的一系列慈善餐会上，他们号召亿万富翁们作出慈善宣誓，承诺捐出一半以上的财产。
如果盖茨和巴菲特们只是运用自己所(more...)
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
辉格
2010年7月6日
最近，巴菲特又完成了一轮总额近2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除了为履行其对盖茨基金会的承诺而做的年度捐赠之外，还分别向以其前妻和三个孩子的名义所设立的几个基金会捐赠了数亿美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巴菲特和盖茨夫妇这一慈善业的天王级组合，近来似乎越过了“不以自己的行动向别人施压”这条界线，开始高调呼吁富人们慷慨捐献，在过去一年的一系列慈善餐会上，他们号召亿万富翁们作出慈善宣誓，承诺捐出一半以上的财产。
如果盖茨和巴菲特们只是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去推动他们认为值得的事业，并从中获得满足，旁人是难以置喙的；然而现在，他们正将自己的行动上升到道德层面，试图以自身的影响力构建一种道德氛围和舆论压力，让富人们都来追随他们的脚步，其规模甚至将改变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格局，这样，就难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他们所推动的这一慈善潮流，对于其事业所针对的人群，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些基于特定价值偏好的慈善机构，比如资助某个流派音乐的基金，旨在保护野生鹤类的基金等等，其实是特殊利益组织；而像盖茨、福特、洛克菲勒这样的超大型慈善基金，通常都不会将其宗旨限定在某种特殊价值偏好之上，而是设定一个诸如“在世界范围内改善人类福利”这样笼统宽泛的目标，至少从宣称的目标看，他们旨在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无论他是谁，无论他的爱好与追求是什么；所以，蕴涵在各种慈善行为中的慈善精神，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条价值观：帮助他人是好的，帮助穷人比帮助富人更好，除此之外，他们是价值中立的。
然而，正是在这两点上，人们常常对慈善行动做出错误判断；第一种错误是常说的合成谬误，即，帮助若干个人实现某方面的改善，累加起来就等同于整个群体在这方面的改善，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比如，你资助100个学生去参加高考，其中70个考上了，这些个人的处境当然是改善了，但如果高校录取名额不变，整个中学生群体的升学机会并不会有任何改善。
所以实际上，你只是加强了一部分学生与其他学生竞争教育资源的能力；当然，有些慈善家的目的就是要加强穷人在竞争中的地位，但这样问题又来了：穷人在竞争中处于弱势是因为他们没钱，因而改变这一状况的最简捷办法就是给钱，这也是同时保持价值中立的唯一办法；不给钱而资助上学，等于是在说，你们不知道自己利益所在，而我知道，这三千块钱花在教育上比花在别处更值得；显然，不经意中你已经把自己的价值观施加在他们身上了。
这种施加的后果常常出乎意料，由于资源总量有限，倾向性资助会大幅改变资源配置，结果处于价值盲区的那些条件恶化了；比如，《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就认为，由于盖茨基金会将医疗赞助的目标集中在死因排名最靠前的几种疾病上，而该基金的压倒性实力将大量医疗资源和人才急剧的吸引到攻克这些疾病的任务中，在短期内便导致其他医疗领域资源匮乏，服务质量下降，价格上涨，这恐怕不是盖茨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那么，通过恰当合理的计划来平衡资源配置，能否消除这种倾向性呢？计划经济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于大规模资源配置这等复杂的问题，我们唯一可依赖的就是市场，实际上，斯密在两百多年前便得出了这样的洞见：在市场中，唯一可以让你确信自己的确是在帮助他人的东西，就是价格信号，如果你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服务，而自己又挣到了钱，就表明你在用最少的资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满足他人的需求。
然而对于慈善家们，仍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首先，穷人缺乏支付能力，他们的需求无法在市场上得到表达，其次，也更要命的，是许多地方根本不存在起码的市场环境，财产得不到保护，契约无法履行，大跨度交易受到重重阻碍；这样一来，问题就清楚了，在斯密洞见的启发下，要秉持慈善精神而同时做到价值中立（这意味着不会在改善穷人某些处境的同时，恶化穷人的其他处境），唯一可做的事情只有三件：推动市场制度的建立，给穷人发钱，投资或经营盈利性企业。
如果我们放眼纵观世界，不需要多少洞察力，便可发现，那些吸引了最多慈善家目光的地区，和那些源源不断产生慈善家的地区，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制度；若不改变制度，不建立起码的市场环境，再多的慈善捐助都无法消除那些制度每时每刻在制造着的贫困、苦难和不公；遗憾的是，很少有实力雄厚的慈善组织致力于推动市场制度的建设，除INGKA之外的前三大慈善基金，全都将资源集中在医疗上；更可悲的是，在非洲，正是因为大量慈善和国际援助组织依靠当地政府和军阀来分发援助物资，大大强化了这些反市场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能力。
我一直在想，为何小餐馆这个庞大的行业，没有涌现出一种第三方卫生认证机制？
需求无疑是存在的，我们知道，小餐馆的毛利率不低，老板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提高客流量来摊薄固定成本；而对于客户，在挑选餐馆时的三大关切——口味、价格和卫生——中，唯有卫生状况这一条，是难以获取信息的，而在中国，这又是很难令人放心的；因而，若有一种可信的机制，向食客提供关于卫生状况的信息，是有钱可赚的。
障碍在于起步，即，如何跨越建立品牌信誉的门槛，在你的品牌建立起足够的声誉之前，你是无法说服餐馆老板出钱来购买你的认证服务，以此换取(more...)
我一直在想，为何小餐馆这个庞大的行业，没有涌现出一种第三方卫生认证机制？
需求无疑是存在的，我们知道，小餐馆的毛利率不低，老板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提高客流量来摊薄固定成本；而对于客户，在挑选餐馆时的三大关切——口味、价格和卫生——中，唯有卫生状况这一条，是难以获取信息的，而在中国，这又是很难令人放心的；因而，若有一种可信的机制，向食客提供关于卫生状况的信息，是有钱可赚的。
障碍在于起步，即，如何跨越建立品牌信誉的门槛，在你的品牌建立起足够的声誉之前，你是无法说服餐馆老板出钱来购买你的认证服务，以此换取悬挂你的品牌标志的权利的，而在说服一大批餐馆之前，你是无法建立声誉的，这是个蛋鸡悖论。
正是因为这样的障碍，连锁品牌这种商业模式，在发展初期，或者进入一个地区的早期，都是以自营店为主，直到品牌声誉建立之后，才可能发展加盟店。
米其林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
1）米其林原本就已经是知名品牌，虽然不是同行业，但餐馆带来声誉损坏同样会损及米其林品牌的价值，因而米其林品牌价值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可信的抵押物，让餐馆和食客都相信他不会胡来；
2）米其林认证的重点是菜品和口味，这不需要餐馆的同意与配合；
3）米其林并不指望靠它盈利。
前些天在排挡喝酒时，突然想到一种可能性，我们知道，许多啤酒经销商都采用的一种推销手段：只要小餐馆老板愿意买下几十箱酒，就可以包下他的店铺门脸装修（当然顺便挂上自己的广告），同时还赠送冷柜和餐具若干，甚至还有送空调的。
该模式只要再往前跨一步，就可以发展成品质认证了：接受上述交易安排的餐馆，如果愿意，可以签一份认证协议，接受百威派人不定期检查卫生状况和食物原料，合格者可悬挂“百威星级餐厅”标志，并享受特殊啤酒折扣。
认证标准不必太高，一星级大致相当于“吃不死”或“吃不出毛病”或“没有地沟油”，二星级就是干净舒适没苍蝇，等等。
这个模式跨越了主要的起步障碍，餐馆除了接受检查不需要额外付出什么或冒什么风险，而餐馆和消费者对百威品牌的信任也不需要重新建立，而百威在其中的盈利模式也是现成的：通过吸引客流来扩大啤酒销量。
对于百威来说，障碍主要在风险：把价值上百亿的品牌抵押在小餐馆的卫生状况上面，是否值得？所以尽管我以百威为例，但也相信这样的事情更可能由一个中等规模的二线品牌来做。
左思右想，好像没什么漏洞，或许是我喝多了，呵呵。
《非诚勿扰》扰了什么？
辉格
2010年6月29日
《非诚勿扰》等电视相亲节目在掀起一阵收视狂潮之后，看来已小命难保；随着广电总局整改通知下达，央视带头痛斥，各地媒体一拥而上，深入揭批，一顿乱棍之下，终于呜呼哀哉，壮烈牺牲了；团队散伙，节目改版，一切恢复平静与和谐，近在眼前的喧哗却已恍如梦境。
从大热到猝死，相亲节目一定是惹到了什么，不过和以往类似猝死事件不同的是，这次它所触动的，确是大众的道德神经；部分女嘉宾对择偶倾向中物质因素的直率表达，显然激怒了大批观众，让群众的道德激情如洪水决堤般暴发，汹涌口水掀起巨浪，最终引起历来关心爱护群众心脏健康的有关部门的担忧了。
所谓物质女之所以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并不是因为她们所触及的道德藩篱有多么重要而根本，一旦破坏对社会有多大危险，而是因为这些道德恰恰是肤浅而虚弱的；实际上，在择偶时考虑物质条件，甚至将其列为首要条件，古今中外都是极为普遍的情况，问题是，这是件只能做而不能说的事情，对此人人心知肚明，却不得说破，这便是社会在此问题上的道德规范，它只是一层面纱。
在我们的道德体系中，存在两类规范，第一类是对我们的行为有着实质性约束的，而且事实上也制约了它所针对的那些行为，至少将其发生频率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比如有关偷盗和欺诈的规范；当人们抓住一个小偷或骗子时，会鄙视、会叱责，甚至痛打，但通常不会产生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针对物质女的愤怒。
第二类规范则是起装饰作用的，其存在的价值仅在于帮助人们掩盖其行为的真实性质，对于某些行为，这种掩饰的需求是非(more...)
世界杯：民族激情的焚烧炉
辉格
2010年6月18日
世界杯所激起的巨大热情，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自从电视普及以来，它已成为四年一度的全球盛宴，一场牵动数十亿人的神经，打破他们平静生活的漫长狂欢；仅仅用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喜好，是难以解释的，事实上，投入这场狂欢的人群中，许多并不喜欢足球，平时也很少看球，甚至看不懂足球，更别说踢过足球了。
而在真正懂球的球迷眼里，或许欧洲五大联赛和冠军杯的比赛水平更高，也更好看；从专业角度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相比那些有任务才临时召集起来的国家队，职业俱乐部能够跨越国界搭建最优秀的团队，有着更连贯周密(more...)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