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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指望用科学全面指导生活
辉格
2010年9月6日
近些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生活中面临各种问题时变得无所适从，如何鉴别和评估食品的安全性，如何安排有益身心健康的生活起居，如何让孩子获得适当的教育并顺利融入社会，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见中，常陷于茫然和困惑，不知如何取舍。
与困惑者的解惑需求一起繁荣增长的，是作为供给的各种“意见”，科普作家、心理辅导师、情感专栏、成功学、养生大师，乃至宗教，都在蓬勃发展，一派供需两旺的景象；这其中难免鱼龙混杂，自然也会有江湖骗子乘机浑水摸鱼。
就个人而言，我更青睐来自科学的意见，和来自生活、交流和学习的个人经验，其他种种意见供方从未打动过我；但是，在同样推崇科学的人群之中，我却感觉到一种令我不安的倾向正在变得日益强烈，在一些人眼里，科学似乎已成为有价值的经验知识的唯一来源，而那些未在科学规范下经受检查，未被纳入科学体系的传统经验和个人知识，都是没有价值的，即便不是该被清除，也不应在指导人们生活的知识体系中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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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指望用科学全面指导生活
辉格
2010年9月6日
近些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生活中面临各种问题时变得无所适从，如何鉴别和评估食品的安全性，如何安排有益身心健康的生活起居，如何让孩子获得适当的教育并顺利融入社会，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见中，常陷于茫然和困惑，不知如何取舍。
与困惑者的解惑需求一起繁荣增长的，是作为供给的各种“意见”，科普作家、心理辅导师、情感专栏、成功学、养生大师，乃至宗教，都在蓬勃发展，一派供需两旺的景象；这其中难免鱼龙混杂，自然也会有江湖骗子乘机浑水摸鱼。
就个人而言，我更青睐来自科学的意见，和来自生活、交流和学习的个人经验，其他种种意见供方从未打动过我；但是，在同样推崇科学的人群之中，我却感觉到一种令我不安的倾向正在变得日益强烈，在一些人眼里，科学似乎已成为有价值的经验知识的唯一来源，而那些未在科学规范下经受检查，未被纳入科学体系的传统经验和个人知识，都是没有价值的，即便不是该被清除，也不应在指导人们生活的知识体系中为它们保留地位。
进而，更有人认为，那些为人们提供意见和指导的供方，若无法为他们的说辞提供科学依据，就都是骗子，都应被取缔；这种看法不仅荒谬，而且有害；现代标准的科学最多只有几百年历史，而人类已生活了几十万年，而有了科学之后，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世界和做出选择的方式，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否定前科学的经验知识的价值，等于是说，在缺乏科学指导的那几十万年中，人类生活得很失败。
当你下楼买瓶饮料时，是否计算过乘电梯的时间节省和爬楼梯的健康效果？当你跨过马路走向便利店时，是否依据车流车速统计数据计算过被撞倒的几率和期望损失？当你面对五个饮料品牌时，是否计算了卡路里和维生素摄入量并和你的需要作比较？
当然，在许多诸如此类的生活环节中，科学都可以提供有益的知识，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科学远远无法为生活提供一个全面完整的指导框架，它充其量只能在零散个别的环节上提供意见；而即便科学有了足够好的理论框架和足够丰富的知识储备，个人的认知结构和计算能力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全面运用这些知识到每个生活细节，成为一部完全基于科学知识的决策机。
所以，即便我将科学视为最佳知识来源，即便我努力在最大程度上运用我的理性，但我完全清楚，我日常的种种行为和选择，远远说不上是理性的，在指导每日生活的各种知识来源中，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仍然是进化所加于我的认知局限，我成长于其中的文化传统，我那充满了偶然性的个人生活和交往史，以及我沉浸于其中的传播环境，在我看来，拒绝承认这一现实是非理性的。
可以相信，日益进步的科学将进入更多的生活领域，但迄今为止，多数传统经验的作用机理尚未被分析过，事实上，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现原本被进步人士视为荒诞无稽的传统习俗，确有其实用价值；因此，轻易摧毁和抛弃那些未经科学理解、也没有科学替代物的传统，非但不会增进理性和进步，反而会让那些失去依凭的人们倒向更具煽惑性也更机会主义的新潮大师。
一旦与之争夺意见消费者的竞争对手，从传统和习俗，转向新潮大师，科学是绝无胜算的，科学的怀疑精神、试错态度和对竞争观点的开放性、逻辑上的审慎、对支持证据的质量要求，都大大降低了科学家获得传播力和成为意见领袖乃至心灵大师的可能性，大师们所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断然、当头棒喝的气势和简洁明了的信条，将注定让他们在这场争夺中所向披靡。
辉格
@ 2010-09-04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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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饭文留底
SEC委托参与新规冲击市场秩序
辉格
2010年8月27日
周三，SEC以3：2表决通过了一项关于委托参与（proxy access）的新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在为股东年会准备议程和表决清单时，将那些持有3%以上股份且持有期超过3年的股东的提名动议，直接加入待决的董事候选人名单中；这项看似细微的改变，实则影响巨大，大批股权结构分散、被大小各类基金选入资产组合的公司，都要准备好迎接一场基金干预的浪潮，正如《华尔街日报》一位专栏作家所说：欢迎来到不确定世界。
支持者将此视为股东维权运动的一次胜利，而质疑者认为，SEC在维权者推动立法进程失败之后，直接用行政手段达到其目的，超越了国会对SEC的授权；这次表决与高盛案同样以党派划界，是对SEC一致决定传统的又一次突破，也暴露了监管层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共识。
在此之前，年会表决事项和董事候选名单，都由在任董事会拟定，某位股东如果想提名其他候选人，或将某个董事踢出去，要么他和他的同盟者拥有足够股份来影响单独表决结果，要么只能发起“委托之战”（proxy fight），就像卡尔·伊坎（
标签：SEC | 内部控制 | 委托参与 | 杠杆并购 | 毒丸 | 私序演进 | 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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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委托参与新规冲击市场秩序
辉格
2010年8月27日
周三，[[U.S._Securities_and_Exchange_Commission|SEC]]以3：2表决通过了一项关于委托参与（proxy access）的新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在为股东年会准备议程和表决清单时，将那些持有3%以上股份且持有期超过3年的股东的提名动议，直接加入待决的董事候选人名单中；这项看似细微的改变，实则影响巨大，大批股权结构分散、被大小各类基金选入资产组合的公司，都要准备好迎接一场基金干预的浪潮，正如《[[WSJ|华尔街日报]]》一位专栏作家所说：欢迎来到不确定世界。
支持者将此视为股东维权运动的一次胜利，而质疑者认为，SEC在维权者推动立法进程失败之后，直接用行政手段达到其目的，超越了国会对SEC的授权；这次表决与高盛案同样以党派划界，是对SEC一致决定传统的又一次突破，也暴露了监管层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共识。
在此之前，年会表决事项和董事候选名单，都由在任董事会拟定，某位股东如果想提名其他候选人，或将某个董事踢出去，要么他和他的同盟者拥有足够股份来影响单独表决结果，要么只能发起“委托之战”（[[proxy fight]]），就像卡尔·伊坎（[[Carl Icahn]]）经常做的那样，说服小股东们签署一份特别的委托书以使其动议进入议程，就像独立候选人为获得候选资格而征集签名一样；显然，这么做的代价很高，而成功的几率又很低，所以，除了极少数像伊坎这样的激进投资者，很少股东会去尝试以这条途径。
对于股东在资本市场中的角色，有两种说法，一种基于同股同权的原则，认为股东无论大小都是企业的主人，另一种则认为，由于上市公司股票具有高度流动性，很容易脱手，所以并不存在约束和激励机制使得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关心企业的长期利益，因此对企业来说，那些将自己的职业前途、社会声望和价值取向全都与企业紧紧绑在一起、长期与企业共荣共损的核心经营者，才是企业真正的主人，股东只是其融资对象。
这两个视角都是有益的，但都过于简化了；由股市、债市、风投和各类基金组成的资本市场，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多样化的资源组织生态，其最终的产出是拥有各种资本结构的企业组织，不同的资本结构对应着不同的风险配置方案和控制激励机制，适合于不同的企业建构与发展路径，从最积极的赌身家创业者到最消极的用脚投票股民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形态。
一个极端是创业团队保留绝对控制权，后续投资者只能用脚投票，比如谷歌和伯克希尔-哈萨维，通过A/B类股票的差异投票权这种公司章程安排，确保了核心经营团队的绝对控制力；这有点像英国国会的上下院结构：大贵族一人一票，平民几万人一票，只要大贵族之间团结一致，下院就无法独自通过法案；团队控制力对于建构商业模式、贯彻经营理念、营造企业文化和使命感，都是必须的。
理论上，经营者自由发挥、投资者用脚投票，是一种有效的淘汰-进化机制，但是，淘汰过程也会造成大量浪费：一具具死尸其实原本都有副好身胚，只因一个缺陷或一次错误而丧命，听凭它们烂掉实在可惜，于是就有了专以寻找和挽救犯错者为业的投资者，如果错误纠正必须动大手术，需要的工具就是杠杆并购，如果只需要小手术，比如踢走某个高管，一场委托之战或许就能搞定。
显然，这种纠错机制对于市场的健康繁荣是很有益的，可是，经营团队是否正在犯错，挽救手术能否奏效，都是高度主观的判断，看走眼的机会很大，历史上杠杆并购的表现也一般；而同时，保持核心团队的稳定性对企业是至关重要的，建构商业模式、贯彻经营理念、营造使命感、秉持核心价值，都要求团队保持控制力，特别是那些其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尚未获得广泛认可的新兴企业。
所以，在创业和经营者那边，总是希望经营战略免受打扰，特别是来自小股东的难以预期的打扰；事实上，公司章程的设计和公司法的规定，都有助于团队保持控制，除此之外，公司还精心设计了几十种毒丸来对付潜在的敌意并购。
然而，团队控制和股东干预的界线究竟该划在哪里？这个问题只有市场能回答；股东维权运动中，有一派是主张私序演进的，即应由公司章程和交易所规则的创新来推动委托参与，最终由投资者的选择和市场淘汰机制来决定界线所在。
在自由市场中，正如我们看到的，创业和经营者会不断设计出新的章程，投资者和银行家会创造出新的干预工具，各交易所会设置不同的上市门槛、识别信号，而不同风格的基金会建立相应的筛选标准和隔离屏障，帮助股民实现表决权的各种代理和咨询机构也在发展，界线将随进化过程而浮现，并随创新而不断移动，无法相信，SEC一拍脑袋就能找出一条最恰当的界线。
从法律上说，重要的是，投资者在进入之前，有权知晓他所买的股票对应着何种程度的表决和干预权，这就要求，交易所应将上市公司的章程标准化为少数类型，并对不同类型作显著区分，比如A/B类股票就是一种清晰的区分，是否埋了毒丸也应该清晰显示，这方面改进的空间还很大；然而，SEC的一纸规定却打断了私序演进过程，由于它适用于已经上市的股票，因而打破了经营者和股东双方对干预权界线的预期，使经营者们原本为企业设计的稳定机制不再有效。
李敖，斗争哲学的牺牲品
辉格
2010年8月25日
04年当选立委之后在政坛的夸张表演、05年的“神州文化之旅”，一度使李敖成为众媒体追捧的天王巨星；稍稍平静几年之后，最近他又高调亮相，看世博、游西湖、送儿子上北大，同时也为他即将出版的新书《阳痿美国》造势；据说，这本洋洋洒洒四十万字的书，把44任美国总统中的43任挨个骂了一遍，可谓的李敖式编史又一典型成果。
很巧，另一张著名大嘴乔姆斯基，最近也巡游中港台，拿了几所名校的荣誉博士后，也在北大演讲，继续着他对美国政府和西方政治不知疲倦的攻击；这两位，一个语言学的顶级大师，一个青年时代才华出众的历史学者，如今却沦落到八卦小丑的地步，其言论虽时而能哗众取宠、惊世骇俗，却少有人认真对待，更谈不上启人心智、发人深思，实属可悲。
他们都是斗争哲学的牺牲品。做学问的人总是会遭遇各种势力的干扰、诱惑乃至裹挟，特别是来自权力的那些；取悦或依附于这些势力，会让你失去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性，这是对的，但人们通常也认为，与这些势力相抗争，始终站(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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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斗争哲学的牺牲品
辉格
2010年8月25日
04年当选立委之后在政坛的夸张表演、05年的“{{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神州文化之旅}}”，一度使{{李敖}}成为众媒体追捧的天王巨星；稍稍平静几年之后，最近他又高调亮相，看世博、游西湖、送儿子上北大，同时也为他即将出版的新书《阳痿美国》造势；据说，这本洋洋洒洒四十万字的书，把44任美国总统中的43任挨个骂了一遍，可谓的李敖式编史又一典型成果。
很巧，另一张著名大嘴[[Chomsky|乔姆斯基]]，最近也巡游中港台，拿了几所名校的荣誉博士后，也在北大演讲，继续着他对美国政府和西方政治不知疲倦的攻击；这两位，一个语言学的顶级大师，一个青年时代才华出众的历史学者，如今却沦落到八卦小丑的地步，其言论虽时而能哗众取宠、惊世骇俗，却少有人认真对待，更谈不上启人心智、发人深思，实属可悲。
他们都是斗争哲学的牺牲品。做学问的人总是会遭遇各种势力的干扰、诱惑乃至裹挟，特别是来自权力的那些；取悦或依附于这些势力，会让你失去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性，这是对的，但人们通常也认为，与这些势力相抗争，始终站在他们对面，永远持批评者的立场，就是学者之独立性的最佳体现，{{村上春树}}的名言生动的表达了这一思想：在墙与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哲学。一条曲线的相似形和互补形，与该曲线同样高度相关，也就是同样不独立，类似的，与干预势力做斗争不能给你带来独立，只有漠视和不理睬它是真正的独立；学问是求真或求美的游戏，而斗争则是求胜的游戏，一旦你进入抗争、反驳、批判、揭露、嘲讽、责骂的斗争路线，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一条日益狭窄的死胡同，实际上，你的概念体系、想象空间和思想轨迹，都被这一争论的语境所限定了，而创造力却被关在了胡同外面。
李敖在被国民党迫害，坐了两次牢之后，就悲剧性的陷入了这条死胡同，在无休止的斗争中断送了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学术生涯，他后期的历史著作，活生生就像文革期间批斗用的“某某十大罪状”“某某某罪恶可耻的一生”之类凌乱拼凑用来支持其单薄苍白的口号式观点的史料片语摘抄汇编集，很难相信几十年后还有人会有兴趣看这些垃圾。
无论是求真的科学学派还是求美的艺术流派，都不是靠对其它学派的批判而赢得其地位的，而是依靠自身所展示出的解释力、表现力、启发性和创造性而赢得认同与追随，这不是一场面对面的战斗，而是肩并肩争夺客户的竞赛。
或许人类的战斗意识被进化培育的过于发达了，人们常把平行竞争错误的识别为面对面对抗，新闻和文学作品中，商人总是被描绘成时刻想着如何弄死对手，其实成功的商人更关注客户而非同行，用谷歌CEO的话说，我们不关心竞争对手在做什么，我们只关心用户需要什么。
好的学者很少参与辩论，更不会热衷于大规模论战，那些所谓历史性的大辩论从未决出胜负，也没能推动知识进步，反而把双方推向自我辩护不断强化的死胡同，恶化学术气氛；真正有效的学术争论，只能发生在那些遵循共同科学范式、接受同一组基础假定、采用相似方法论的学者之间，他们往往处于同一学派，而争论的主题也限于尝试性的外围假说和事实细节的判断。
如果在方法论和基础假定上缺乏共同点，争论是无益的，明智的选择是相互漠视，各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等待人类知识积累体系的内在发展逻辑最终做出评判；至于学术以外各种力量的干预和斗争，就更应予以彻底漠视和屏蔽，因为后者遵循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一旦把“这是鸡蛋还是墙？”“你站在哪一边？”“你的动机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引入，学术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当然，学者作为个人，会有其价值观，作为社区成员，会有其道德准则，作为公民，会有其政治立场，但这些被应被屏蔽在其知识工作之外；对于自然科学家，这容易做到，因为其间有着清晰可辨的自然边界，所以乔姆斯基的政治批判热情并未影响他成为杰出的语言学家，但社会科学家就不同了，他们的工作所针对的事实和问题域，经常与道德和政治争议的问题域相重叠，此时，避免将立场之争带入理论建构、科学解释和事实判断，是非常困难的。
李敖的错乱是个极端的案例，他始终以学者自居，却热情投身政治，一边怀抱政治倾诉欲写书，留下一堆垃圾，一边用学者的姿态从政，没有推进任何政治进程，两样都做得很糟糕；尽管在生物学意义上，他算得上是成功人士：有金钱、有美女，还有两个孩子，但在我眼里，却是个十足的失败者。
辉格
@ 2010-08-23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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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没死，它只是被2.0了
辉格
2010年8月23日
上周，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网络杂志《连线》的主编Chris Anderson发表长文，宣称“Web已死，Internet永生”，大意是，传统基于开放协议（HTTP）、统一内容表达语言（HTML）和单一访问手段（浏览器）的万维网，正在被定制应用程序和封闭式服务所取代。
此言一出，立即引来许多争议和嘲讽，有人为他所指出的封闭化倾向而担忧，但更多的人则认为他是在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哗众取宠，其判断所依据的也只是些片面而肤浅的统计数字；考虑到每隔几个月都会有人跳出来宣布“某某已死”，而《连线》在这方面也是劣迹斑斑（比如早在97年他就曾宣布过“浏览器已死”），这些质疑和嘲讽也在情理之中。
更糟糕的是，文章开篇引用来支持其观点的数字更是缺乏说服力：网络流量中视频的比例大增，而Web的比例大减——这除了表明视频文件很庞大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对于作者观点而言，更有意义的数字是：流向专用程序而非浏览器的流量，和封闭式服务中的流量，以及相应的点击数和用户逗留时间，变化趋势如何？
不过，抛开举证的蹩脚和标题的哗众取宠这些砂子，Anderson的文章还是提出了值得关注的现象和趋势；其实，与Anderson的文章同时，《连线》也发表了他与Tim O’Reilly和John Battelle这两位2004年Web 2.0大会创办者的长篇对话，对话的内容比原文更深入也更直指问题实质。
归结起来，我们面临三个问题：1）专有化和封闭化的趋势是否真的存在？2）如果是，它只是先前已经被广泛谈论的潮流的延续，还是一种迄今未被意识到的新动向？3）如果是未来几年网络生态系统的图景与人们预期的大为不同，那它是什么样的？而谁将从中获益？
这些问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抽象和飘渺，如果我们沉浸到争论双方的语境之中，它的现实意义很明确：如果Anderson是对的，
标签：Google | IT | Web2.0 | 互联网 | 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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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没死，它只是被2.0了
辉格
2010年8月23日
上周，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网络杂志《
连线》的主编[[Chris Anderson (writer)|Chris Anderson]]发表长文，宣称“
Web已死，Internet永生”，大意是，传统基于开放协议（HTTP）、统一内容表达语言（HTML）和单一访问手段（浏览器）的万维网，正在被定制应用程序和封闭式服务所取代。
此言一出，立即引来许多争议和嘲讽，有人为他所指出的封闭化倾向而担忧，但更多的人则认为他是在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哗众取宠，其判断所依据的也只是些片面而肤浅的统计数字；考虑到每隔几个月都会有人跳出来宣布“某某已死”，而《连线》在这方面也是劣迹斑斑（比如早在97年他就曾宣布过“浏览器已死”），这些质疑和嘲讽也在情理之中。
更糟糕的是，文章开篇引用来支持其观点的数字更是缺乏说服力：网络流量中视频的比例大增，而Web的比例大减——这除了表明视频文件很庞大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对于作者观点而言，更有意义的数字是：流向专用程序而非浏览器的流量，和封闭式服务中的流量，以及相应的点击数和用户逗留时间，变化趋势如何？
不过，抛开举证的蹩脚和标题的哗众取宠这些砂子，Anderson的文章还是提出了值得关注的现象和趋势；其实，与Anderson的文章同时，《连线》也发表了他与[[Tim O'Reilly]]和[[John Battelle]]这两位2004年[[Web 2.0]]大会创办者的
长篇对话，对话的内容比原文更深入也更直指问题实质。
归结起来，我们面临三个问题：1）专有化和封闭化的趋势是否真的存在？2）如果是，它只是先前已经被广泛谈论的潮流的延续，还是一种迄今未被意识到的新动向？3）如果是未来几年网络生态系统的图景与人们预期的大为不同，那它是什么样的？而谁将从中获益？
这些问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抽象和飘渺，如果我们沉浸到争论双方的语境之中，它的现实意义很明确：如果Anderson是对的，[[Apple Inc.|苹果]]和[[Facebook]]将前途无量，而谷歌的光芒将会迅速黯淡；在他看来，Facebook们正在营造一个个精彩却封闭的专属空间，照此下去，少数大型网站将占据绝大部分的内容和访问量，而一旦搜索爬虫和广告投送机制被它们挡在门外，谷歌的核心业务便成了无米之炊。
封闭化趋势的确存在，苹果和Facebook的巨大成功是最好的证据，前十大网站流量份额从01年的31%上升到现在的75%，也显示了明确的趋势；但正如O’Reilly所说，在开放和封闭之间来回摆动，在历史上重演过多次，甚至在许多其他产业中也能看到，我们不必为短暂的封闭化趋势而过分担忧。
这种摇摆源自应用技术创新与标准和平台进化之间的不同步，厂商在推出产品和服务时因此而面临着矛盾：一方面，他希望用最新的技术和最好的特性来满足用户需求，取得先机，而同时他们又背负着沉重的平台包袱：要遵循各种标准、提供各式接口、确保互通性等等，这是为了产品能适合各种各样的应用场合，以便获得最大的目标市场和规模效益。
如果平台进化过度滞后，而用户对新特性的呼声又很高，一些厂商就迫不及待的按自己的方式推出产品，如果这样的尝试屡屡得手，原有平台便瓦解了；当前，HTML标准的长期停滞、手机界面的无标准状态、身份识别机制的各自为政、开放网络支付平台的缺失，都为营造专有封闭系统创造了条件。
混乱过后，幸存下来的厂商或许会开始制订新的标准，构建新的开放平台；但更可能的是，一两家特别成功的厂商获得了像[[Wintel]]那样的垄断力，从而将其专有系统树立为事实上的标准；由于垄断者将逐步吞噬行业中的大部分利润，而垄断也使得行业生态越来越封闭僵化，其他厂商只好在系统之外寻求突破，而新一轮创新浪潮将给他们提供机会，于是平台之争再次上演。
判断目前局面的关键是：Anderson所指出的那些变化，究竟是Web2.0和云计算这两大浪潮的自然延续？还是封闭系统纷纷涌现已成大势？在我看来，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或必然的趋势，结果将取决于支持Web2.0和云计算的开放派能跑得多快，能否赶在封闭系统一统天下之前，让[[HTML5]]、[[Cloud computing|云计算]]标准和开放式手机操作系统获得迅速进步，既能包容最新技术和最酷特性，又能维持足够的开放性。
如果前十大网站都是开放系统，其帐户是可以通行的，其服务是[[Interoperability|可互操作的]]，其内容是可搜索、[[Mashup (web application hybrid)|可聚合和可重现的]]，那么即便它们占据了全部流量份额，网络世界也仍将是开放的；在Web2.0或者云计算时代，个人甚至企业都不再需要从头建立自己的网站，他们只需要构建自己的应用和服务，并创建自己的内容即可；对此，我和O’Reilly一样，持稍稍乐观的看法。
辉格
@ 2010-08-13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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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条底线被突破
辉格
2010年8月13日
在中期选举之前，看来已没有什么能阻挡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了，国会顺利通过了动用260亿联邦资金援助各州政府的法案；这不仅是联邦预算的约束防堤彻底溃决之后的又一次开支泛滥，更是对联邦政府又一条行为底线的恣意践越。
尽管共和党议员一致抵制，但这次不像医保和金融法案，对于这样一次通常会引起高度警惕的历史性突破，反对派的抵抗甚至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在媒体和学界也鲜有评论；从投票结果看，民主党蓝狗们显然也将党派立场置于其财政保守原则之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约束力。
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州陷入了财务困境，其中严重如加州者，已其行政和公共服务系统已陷入部分瘫痪状态，许多部门(more...)
标签：制度 | 州权 | 政策 | 联邦制 | 财政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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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条底线被突破
辉格
2010年8月13日
在中期选举之前，看来已没有什么能阻挡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了，国会顺利通过了动用
260亿联邦资金援助各州政府的法案；这不仅是联邦预算的约束防堤彻底溃决之后的又一次开支泛滥，更是对联邦政府又一条行为底线的恣意践越。
尽管共和党议员一致抵制，但这次不像医保和金融法案，对于这样一次通常会引起高度警惕的历史性突破，反对派的抵抗甚至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在媒体和学界也鲜有评论；从投票结果看，民主党蓝狗们显然也将党派立场置于其财政保守原则之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约束力。
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州陷入了财务困境，其中严重如加州者，已其行政和公共服务系统已陷入部分瘫痪状态，许多部门关门停业、裁员或靠打白条勉强维持；陷入困境的原因听起来很老调，在经济繁荣期，这些州政府税收丰厚，于是大肆扩张公共部门，不仅把增加的收入花个干净，还利用繁荣期宽松的信贷条件大发债券，等衰退到来，税入骤减，银行信贷紧缩，无以为继了。
加上州级财政的税源更多的建立在一些波动性较大的基础上，受景气影响很大，更恶化了它们在衰退期的处境；同时，州政府在美国联邦体系中的角色，又使得它在处理财政危机时面临诸多掣肘；首先，它是个无限责任的主权实体，而不像城市和地方政府那样，是有限责任实体，因而无法通过破产清算或债务重组来摆脱困境；其次，它与联邦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这意味着它既不对联邦负财政责任，也无权要求联邦的财政支持，但与主权国家不同的是，它不能发行货币，不能要求美联储购买它的债券。
最后，由于企业跨州搬迁远比跨国搬迁更容易、成本更低，因而州政府比联邦更不敢加税，换句话说，州政府受各州间制度竞争的约束，而联邦政府只在国际上面临类似竞争，后者的强度显然低得多，税负比美国低的国家不少，可要么市场规模太小，要么法治和营商环境太差，近年来欧美对离岸中心和避税天堂的联手打击，使这一制度竞争压力更趋削弱。
加诸州政府头上的这些约束，迫使它们财政自律，否则很快会遭受严酷惩罚，正如现在的加州；然而奥巴马的260亿援助法案，却给这个约束机制打开了一个后门，树立了糟糕的先例，一旦联邦援助成为可预期的最后保障，今后各州便更可能放松财政自律。
更危险的是，这一做法将削弱各州的财政独立性，从而最终动摇联邦制这一美国宪政的一大基石；由于国会的首要职责便是检查纳税人的每一分钱是否花得值得，所以，一旦联邦需要开始为填补各州财务漏洞的可能性而担忧，国会必将干预各州的财政支出结构和去向。
实际上不久前，州财政独立已经从另一个方向遭受了打击：医保改革是国会的法案，各州事先既未参与讨论事后也未授权和批准，但该法案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很大部分却将由各州负担，所以当时法案通过后几分钟，13个州检察长立即发起违宪诉讼；国会立法将一种社会福利义务和相应的财政负担直接加在州政府头上，这确实违背了美国联邦制的分权传统。
报道此事的媒体普遍认为，该补贴法案是奥巴马在中期选举前收买选票的一个大号猪油桶，不过收买的效果是令人怀疑的，补贴的直接受益者——公务员、公立学校教师和他们的工会组织，原本就是民主党的票仓，收买的边际收益不会很高，而代价却很显著，它直接自证了共和党和草根茶党对对奥巴马和在任民主党议员缺乏财政自律、放纵赤字政策的批评。
如果赤字和税负果真如奥巴马所承诺的，带来了复苏和就业，选民或许不会计较这些代价，但实际上没有，景气依然低迷，失业率依然高企；年初一度令人振奋的复苏苗头，如今看来已是昙花一现，美联储停止退出进程的决定，表明他们也已确认这一点；虽然还看不到第二轮危机的迹象，但持续多年低迷的前景却越来越清晰了。
人们对州财政援助案所表现出的不详的安静，究竟意味着他们已坦然接受奥巴马干预主义给美国制度传统所带来的巨大改变？还是他们宁愿默默等待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懒得多费口舌？我们无从知晓，这一秘密会一直埋藏在沉默多数的肚子里，我们只能静待三个月后答案揭晓。
辉格
@ 2010-08-13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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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饭文留底
网络中立是个荒谬主张
辉格
2010年8月11日
近日，谷歌和Verizon发布了一项联合声明，就近年来处于争议焦点的网络中立问题，阐明了其最新的原则立场，简单的说，他们赞同在普通固定宽带业务上，推行网络中立原则，而同时则主张，不将该原则延伸至无线宽带和新型高速网络等业务上，以免妨碍这些正在迅速发展的新领域中的创新和投资热情。
并非如有些人理解的那样，这是谷歌和Verizon的一项交易或商业协议，实际上这是一份政治声明，是两家公司围绕网络中立议题而进行的游说和政治施压活动的一部分，它旨在影响不久后可能出现在国会的立法进程，过去几个月的事态发展，使得这种可能性日渐上升了。
所谓网络中立，按目前的主流说法，是指服务商不得对不同类型的网络流量给予差别对待，这限制了ISP们针对不同的传输需求，开发差异化的传输系统、套餐结构和计费模式；这就好比，公路运营商不得对任何交通手段施加限制或差别对待，你只要修了条路，就必须允许行人、马匹、牛车、拖拉机、坦克、重型工程车，统统在上面跑，不许指定专用道，更不许差别收费，即便某些车辆会严重妨碍道路顺畅和安全。
该原则的提出，既未经任何产业经济(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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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立是个荒谬主张
辉格
2010年8月11日
近日，谷歌和[[Verizon]]发布了一项联合声明，就近年来处于争议焦点的[[Network_neutrality|网络中立]]问题，阐明了其最新的原则立场，简单的说，他们赞同在普通固定宽带业务上，推行网络中立原则，而同时则主张，不将该原则延伸至无线宽带和新型高速网络等业务上，以免妨碍这些正在迅速发展的新领域中的创新和投资热情。
并非如有些人理解的那样，这是谷歌和Verizon的一项交易或商业协议，实际上这是一份政治声明，是两家公司围绕网络中立议题而进行的游说和政治施压活动的一部分，它旨在影响不久后可能出现在国会的立法进程，过去几个月的事态发展，使得这种可能性日渐上升了。
所谓网络中立，按目前的主流说法，是指服务商不得对不同类型的网络流量给予差别对待，这限制了[[ISP]]们针对不同的传输需求，开发差异化的传输系统、套餐结构和计费模式；这就好比，公路运营商不得对任何交通手段施加限制或差别对待，你只要修了条路，就必须允许行人、马匹、牛车、拖拉机、坦克、重型工程车，统统在上面跑，不许指定专用道，更不许差别收费，即便某些车辆会严重妨碍道路顺畅和安全。
该原则的提出，既未经任何产业经济学的分析，也缺乏对创建一项新型权利的必要性的法理论证，它不过是源自于黑客文化中对网络资源免费无碍使用的愿景与诉求，其荒唐之处一眼便知；若经立法而成为强制性规范，无疑将捆住服务商创新和投资的手脚；但遗憾的是，它如今已俨然取得了道德信条的地位，并吸引到了不少信奉者。
[[Julius Genachowski|现任FCC主席]]便是其中之一，本来，[[FCC]]打算把网络中立问题纳入它的监管范围之内，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今年四月
联邦上诉法院的一项裁决给这一尝试以沉重打击，它判定这些措施超出了国会授予FCC的职责和权限；此后，FCC转向与各大网络服务商谈判协商的途径，试图达成某种自律性的行业规范；但这一方式显然也没有获得令他们满意的结果，上周，FCC已宣布放弃谈判。
在此背景下，对国会立法干预的呼声再次高涨，尽管国会迄今对此问题表现的兴致寥寥，但由于奥巴马在竞选期间曾明确表态支持网络中立原则，立法派还是抱有很大期望；谷歌和Verizon的声明，大概就是想抢在这一进程启动之前，取得先声夺人的优势。
不过，该声明却将谷歌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此前，谷歌向以网络中立坚定支持者的姿态示人，并和其他激进支持者一样，赋予该原则以道德意味，而这似乎也已成了他的含义宽泛的不作恶伦理的一部分；现在，他却很难向公众解释，为何对固定和无线宽带服务可以采用双重标准？为何新兴领域可以豁免道德约束？
谷歌的解释是，新兴领域需要保护创新和投资，这是站不住脚的；传统业务并非被孤立在桃花源中，面对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传统业务同样需要创新，汽车、装备、钢铁业从未停止创新步伐，非如此者早被淘汰出局了，那些恰好身处传统领域的固定宽带服务商和他们的股东，凭什么就活该被禁锢在现有技术和商业模式之中，坐等被新兴技术淘汰呢？
谷歌的进步，是他终于认识到了网络中立原则会抑制创新和投资，但过去的高调已成为包袱，使他难以从旧姿态中退出来；这个包袱真是不值，所谓网络中立其实根本不中立，也消除不了歧视，上网行为有很多方面的特征，不歧视其中一个，就必须歧视其他几个。
无视流量，就是对接入点中立，相应的计费模式就是单一月租，它歧视了那些只需低带宽、或流量很低、或使用时间很少的用户，若改成按带宽收级差月租，就歧视了需要高带宽、但使用率很低的用户，若按流量收费，则歧视了爱看视频的高流量用户，若按时间收费，则歧视了流量很低、但长时间挂网的twitter和QQ客，若取消为实时通话而专设的语音信道，又歧视了爱煲电话粥的情侣们。
可以预料，网络中立原则若当真强制推行，实际上将会把网络从收费公路变成失去排他性的开放公路，随之上演的公地悲剧必将召唤国有化，与其相呼应的，将是上网权成为又一个所谓的基本人权，成为一项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包办的社会福利，而私人投资则被挤出；这样的结局，当然不是什么自由，而是国家权力向私人领域的又一次挺进；从近来的发展看，这个潮流不远了。
网络中立主张、上网权，和其它种种肯定性权利主张一样，是基于对权利这个法律概念的误解，你保有一项权利，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做什么，而是说别人不能对你做什么；你有生存权，是说别人不能无缘无故把你杀了，而不是说别人有义务养活你；你有言论自由，是说别人不能封你的嘴，而不是报社有义务刊发你的文章，更不是别人有义务把耳朵凑过来听你唠叨。
同样，你有上网权，是说别人不能阻止你去购买上网服务并实施上网行为，而不是说别人有义务给你一个网络接口和一台电脑；类似的，网络中立主张，其实就是主张那些无论购买了何种类型或价位的网络服务的用户，都该获得和其他用户一样的待遇，这同样是一种要求他人为你的行为提供资源并负担成本的肯定性权利主张，它不应得到立法支持。
最近在读Barry Cox的《生物地理学》，读到讲更新世气候变化的第十章“冰和变化”时，盯着几幅曲线图发呆良久，一个念头突然闪过，让我大吃一惊，不知道是不是我神经过敏——我发现，人类历史上几个重大突破，全都发生在气温下降期（以下数据主要来自该章之图10.2，10.6，10.25）：
1）人属确立：前梯格林/拜伯冰期，约200万年，即第四纪更新世（Pleistocene）的开端，图10.2/10.6，旧石器制作、手的进化、脑容量的第一次暴增，人属（Homo）确立；
2）现代智人确立：萨勒/里斯冰期，约25万年前后，图10.2/10.6，语言起源、脑容量第二次暴增，解剖学上的现代智人（Homo sapiens）确立；
3）走出非洲：约6-8万年前，这个时间目前好像还有些争议，按6-8万年前这个偏晚的估计，在威克塞尔/武木冰期（即末次冰期）的前半段，按8-15万年前这个偏早的估计，在艾米间冰期的末段，无论早晚，都在温度下行段，图10.2/10.6；
4）定居农业：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又译幼多瓣木期），约10800-10000年前，第260页，此时定居农业和畜牧业在黎凡特地区（
标签：文明 | 气候 | 生态 | 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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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读Barry Cox的《
生物地理学》，读到讲更新世气候变化的第十章“冰和变化”时，盯着几幅曲线图发呆良久，一个念头突然闪过，让我大吃一惊，不知道是不是我神经过敏——我发现，人类历史上几个重大突破，全都发生在气温下降期（以下数据主要来自该章之图10.2，10.6，10.25）：
1）人属确立：前梯格林/拜伯冰期，约200万年，即第四纪更新世（[[Pleistocene]]）的开端，图10.2/10.6，旧石器制作、手的进化、脑容量的第一次暴增，人属（[[Homo]]）确立；
2）现代智人确立：萨勒/里斯冰期，约25万年前后，图10.2/10.6，语言起源、脑容量第二次暴增，解剖学上的现代智人（[[Homo sapiens]]）确立；
3）[[Out_of_Africa_theory|走出非洲]]：约6-8万年前，这个时间目前好像还有些争议，按6-8万年前这个偏晚的估计，在威克塞尔/武木冰期（即{{末次冰期}}）的前半段，按8-15万年前这个偏早的估计，在艾米间冰期的末段，无论早晚，都在温度下行段，图10.2/10.6；
4）定居农业：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又译幼多瓣木期），约10800-10000年前，第260页，此时定居农业和畜牧业在黎凡特地区（[[Levant]]）起源；
5）国家和文字：BC3400，图10.25，这是两河文明（[[Mesopotamia]]）与埃及文明王朝时代（[[Dynastic Egypt]]）的开始，也是国家和文字的起源时间；
6）希腊和中国的古典黄金时代：BC800-500，图10.25，第一启蒙时代；
7）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AD1300-1850，小冰期（[[Little Ice Age]]），图10.25，印刷术、文艺复兴、大航海、启蒙、科学、资本主义；
除了热带干旱区域之外，寒冷对人类通常意味着环境条件恶化和食物短缺，莫非这些都是危机导致突破性发展的案例？还是我的幻觉？
辉格
@ 2010-08-11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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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分类：饭文留底
回扣和返点未必是商业贿赂
辉格
2010年8月9日
最近，国家工商总局、交通运输部和质检总局发出联合通知，要求汽车4S服务商停止在为消费者办理按揭和购买保险时，收取销售方的返点和佣金，并将此类行为认定为商业贿赂；无独有偶，不久前，戴尔公司（Dell）也因英特尔返点问题也被SEC诉以会计欺诈，并最终以认缴1亿美元罚款达成庭外和解；回扣和返点这种营销行为的合法性，一时引出了不少争议。
对戴尔的会计欺诈指控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返点算不算常规营业收入？第二，戴尔在那几个季度中的盈利状况，是否严重(more...)
标签：佣金 | 委托代理关系 | 定价 | 法律 | 经济学 | 贿赂 | 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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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扣和返点未必是商业贿赂
辉格
2010年8月9日
最近，国家工商总局、交通运输部和质检总局发出联合通知，要求汽车4S服务商停止在为消费者办理按揭和购买保险时，收取销售方的返点和佣金，并将此类行为认定为商业贿赂；无独有偶，不久前，戴尔公司（[[Dell]]）也因英特尔返点问题也被SEC诉以会计欺诈，并最终
以认缴1亿美元罚款达成庭外和解；回扣和返点这种营销行为的合法性，一时引出了不少争议。
对戴尔的会计欺诈指控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返点算不算常规营业收入？第二，戴尔在那几个季度中的盈利状况，是否严重依赖于这笔返点，而不是像他所宣称的那样，是靠内部成本控制来实现的？关于第二点，调查所透露的信息显示，戴尔似乎的确对投资者隐瞒了实情，因而被罚款也不是太冤；但是，将上游厂商的返点计入主营收入，则并无不妥，上游的返点、佣金、奖金之类，都是双方整体价格安排的一部分，也在戴尔事先预期运营收益的考虑之中，并非意外横来之财。
销售回扣和返点，被广泛运用于营销和定价策略之中，是否构成贿赂，要看它支付给了谁，和这一支付的动机与后果；任何贿赂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第三方向代理人支付对价，换取其违背委托-代理义务而让行贿者获益，同时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所以，贿赂行为的受害者是委托人，当委托人是选民或主权者，委托的是国家权力时，就是行政贿赂，而当委托人是雇主，而代理人是董事、雇员、律师、会计或合同承包商等，所委托的是商业事务，就是商业贿赂了。
这一前提，尽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二条和工商总局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都未明文表达，但这是不言自明的，若将委托人支付给代理人的佣金，或卖方支付给买方的折扣，也界定为商业贿赂，那就太荒谬了，代理人总是要为其代理服务收取报酬的，叫佣金还是叫回扣或者返点并不重要，而卖方的返点其实就是延迟的价格折让，商家给买家打折总不能算是贿赂吧？
当4S店向消费者推销保险和按揭产品时，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这里，4S店是保险商和贷款银行的销售代理人，后者所支付的返点和佣金是对后一种代理关系的报酬，只要返点是直接支付给4S店的，便不存在贿赂的可能，除非返点支付给了4S店的雇员，而后者又违背了其雇主对保险商所负的代理义务，才构成商业贿赂。
当然，有一种情况可能会构成贿赂：如果客户委托4S店为其挑选性价比最优的保险产品，而店方在接受某家保险商佣金后，却为客户作出了明显不利的挑选，此时，店方便惹上了接受商业贿赂的嫌疑；不过，现实中4S店与客户之间不大可能形成这种关系，常见的情况是，店方的推销人员会有一些暗示、夸口、吹嘘或诱导，花言巧语的装出一副站在你的立场替你考虑的样子，并主动包揽代办某些交易手续，但这些推销行为与承诺并建立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是有着显著区别的，后者需要双方更明确的意思表达，往往也会有书面的委托协议。
作为保险商的销售代理，店家没有义务向客户透露其是否收取或收取了多少佣金，事先被否认而事后又得知佣金的存在，或许会让某些客户产生受欺骗的不快感觉，但这并不构成商业欺诈，因为这一谎言并不涉及客户所参与的任何交易，佣金是因客户未参与的代理关系而存在的，这就好比一位送货工给你送来快餐时，告诉你他从这趟差事中只挣到了一毛钱，这句话无论是否真实都不会构成欺诈，除非他告诉你这份快餐是现做的，而实际上却是隔夜冷饭。
作为消费者，期待或相信商家对第三方产品的热情推销背后没有利益关系，完全为客户考虑而不为自己牟利，是幼稚而缺乏常识的，法律无须为这种幼稚期望提供保护；明显不实的花言巧语不构成欺诈，因为它们本来就不该被相信，比如许多商家都会宣称亏本大甩卖，最后三天大清仓，其实却赚的不少，而清仓也永远清不完；如果法院总是接受对此类宣传的欺诈诉讼，实际上是在纵容消费者在交易行为中放弃他们应有的常识、审慎和判断力。
（眼下宣宣不让写这事儿，简单说几句）
这件事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传播学特征，很精彩，简直是个完美案例。
起初看来只是个孤立事件：一位心脏外科专家在一次儿童泌尿门诊中，厉声质问患儿母亲（P0），怎么还在给孩子吃这个牌子的奶粉；显然，她相信了“圣元奶粉含激素并会导致性早熟”这一传闻，并基于此而向患者提供了处置意见。
到此为止都很平常，但后面的发展很有意思，我来理理：
1）一个观念（“圣元奶粉含激素并会导致性早熟”，下称A）原本只是个普通的传闻，但经专家之口说出，被P0深信，激活了遭受欺骗和侵害的念头，并促使她向记者投诉；
2）同样，因为观念处于(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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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宣宣不让写这事儿，简单说几句）
这件事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传播学特征，很精彩，简直是个完美案例。
起初看来只是个孤立事件：一位心脏外科专家在一次儿童泌尿门诊中，厉声质问患儿母亲（P0），怎么还在给孩子吃这个牌子的奶粉；显然，她相信了“圣元奶粉含激素并会导致性早熟”这一传闻，并基于此而向患者提供了处置意见。
到此为止都很平常，但后面的发展很有意思，我来理理：
1）一个观念（“圣元奶粉含激素并会导致性早熟”，下称A）原本只是个普通的传闻，但经专家之口说出，被P0深信，激活了遭受欺骗和侵害的念头，并促使她向记者投诉；
2）同样，因为观念处于专家之口，并包含了商家损害消费者的故事，被认为有新闻价值，上了电视；
3）该电视节目所覆盖的人口、它的收视率、性早熟的患病率、圣元婴儿奶粉的市场份额，这几个变量值的组合，导致n位性早熟患儿父母兼圣元消费者（Pn）看到或听说了节目内容；
4）Pn们迅速接受观念A，并作出和P0一样的反应，这些反应同样出现在媒体上；
5）于是，上述节目的观众，看到了n+1个雷同样本，它们都支持观念A；
6）于是，观念A变得更可信，更具震撼力，当然，也更有新闻价值，更具传播力；
7）接着，类似的报道出现在更大范围的媒体，于是从（3）到（6）的循环再次开始，不过是在更大的人口规模上；
8）随着循环继续，传播范围和Pn的值呈指数式增长，直到找出整个人口的全部合格样本（性早熟患儿父母兼圣元消费者）。
归结起来，这个传播模式的工作机制是：一个观念的早期传播，会从听众人群中自动筛选出那些支持该观念的样本，从而造成一个统计假象，该假象强化了观念的说服力和传播力，进而从扩大了的传播范围中筛选出更多的支持样本，如此循环最终使得该观念不仅广为传播，也被广泛接受。
该机制得以运行，需要恰当的条件，比如（3）里几个变量的值要高于某个阈值，我粗算了一下，圣元事件似乎恰好满足了该条件：
武汉人口900万，约300万个家庭，假设其中10万家庭有奶粉期婴儿，单纯性乳房发育的假性性早熟，据说发病率约千分之二，约200个，圣元奶粉市场份额约8-10%，取下限是16个，报道该事件的节目据说收视率很高，算它10%，直接收看加上亲戚朋友告知，假设30%患儿父母及时得知节目内容，大约5个。
而事实上，最终有两位家长决定向媒体投诉，看上去是很合理的比例。
碘盐争议中的科学与权利
辉格
2010年8月2日
日前，卫生部修订了食用盐标准，将加碘量的上限降低了一半；在国家碘盐政策批评者眼里，这是他们近年来持续质疑和呼吁活动的一大成果，而在标准制订者看来，这只是一次针对情况变化的技术性调整，并不是碘盐政策的重大转向，更不意味着承认该政策的失误，或对支持该政策的理论基础的否定；看来，由于此次修订并未触及争议的核心问题，围绕碘盐的争议大概也不会因此而平息。
近年来，从保健品、奶制品、地沟油，到中医养生、碘盐，种种冲击公众生活安全感的事件和争议接连不断的形成舆论热点；一方面，它们促使人们就这些事关日常切身利(more...)
标签：权利 | 科学 | 科学主义 | 管制 | 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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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盐争议中的科学与权利
辉格
2010年8月2日
日前，卫生部修订了食用盐标准，将加碘量的上限降低了一半；在国家碘盐政策批评者眼里，这是他们近年来持续质疑和呼吁活动的一大成果，而在标准制订者看来，这只是一次针对情况变化的技术性调整，并不是碘盐政策的重大转向，更不意味着承认该政策的失误，或对支持该政策的理论基础的否定；看来，由于此次修订并未触及争议的核心问题，围绕碘盐的争议大概也不会因此而平息。
近年来，从保健品、奶制品、地沟油，到中医养生、碘盐，种种冲击公众生活安全感的事件和争议接连不断的形成舆论热点；一方面，它们促使人们就这些事关日常切身利益的问题，去获取信息、学习知识和寻求指导，而同时，各种混杂而相互矛盾的理论和意见，又常常令他们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更糟糕的是，学术界应如何发展其理论和知识体系，个人该如何组织和更新其信念和经验、如何寻求指导和帮助，法律应如何界定权利和责任，公共政策应扮演何种角色，这四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在这些争议中常常被搅在一起，对其中之一的回答，常被不假思索的移置于其它问题之上，从而使得争议过程变得混乱不堪，而作为沉默的多数的听众，更不知道该听谁的好了。
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个人，与他们传统社会的祖辈相比，面临一个突出的困难，即，如何将来自直接经验的个人知识，和来自社会共同体的公共知识，恰当的组织在一起，为他每日生活中所面临的困惑和抉择提供认知能力和行动指导。
在传统社会，生活知识多半来自个人直接经验，而超出个人经验的部分，即蕴含在习俗、禁忌、谚语和宗教之中的公共知识，在青春期之前，便经由言传身教、共同游戏和公共仪式而习得；那时候，公共知识的极限等同于个人知识的极限，个人的能力和生活质量，取决于他在何种程度上接近这个极限。
而在现代社会，精细分工和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改变了上述条件，如今，个人的行动能力和生活质量，越来越多的依赖于其对持续发展中的公共知识体系的领会和运用能力；这并不是说你拥有多少知识，而是说你在面临具体的困惑和抉择时，是否懂得该向谁寻求、通过何种途径访问、如何甄别形形色色且时常相互冲突的知识来源，鉴别它们的质量和针对性，并与个人经验一起帮助你作出判断和选择。
无疑，最值得我们信赖的公共知识体系，就是科学了；过去几百年来无可比拟的成就，让科学从诸多旧有的知识积累体系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公众信任；基础教育使科学取得了常识和非个人经验塑造者的地位，面向大众的科学作品和科普文章，就公众关注问题发表的专家意见，专业机构为生活和消费品所制订的规范、标准和指南，都是科学团体向大众奉献的厚礼，学会利用这个窗口，将是现代生活的一项重要能力。
然而，在认识到科学对于生活的指导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警惕一种倾向，许多科学家在对公众发表科学意见时，常常在不经意中，将一个事实判断不假思索的转换为一个道德和法律判断，或者一项政策建议，他们常常忘记了，从认识到行为，从事实到合法性，从科学判断到公共政策，其间横亘着个人选择、价值观和权利，这一鸿沟，绝不可能由任何实证研究所跨越，任何实证命题，都无法取代道德和法律判断。
比如这次的碘盐争议，许多批评者将焦点指向了消费者选择权，他们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政府是否可以推行强制性标准来限制个人选择消费品的权利？即便它出于保护消费者健康的动机，并以科学界共识为基础？无论你的回答肯定还是否定，这是个重大问题，它关系到个人的基本权利和政府权力的界线，它不是没有意义的。
科学家建议在食盐中添加碘，和政府强行规定食盐加碘并禁止销售非碘盐，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这一点被遗忘的案例比比皆是：医学界未认可某种药的疗效，所以不该允许该药上市，中医理论不符合科学标准，所以应该废除中医，没有科学证据显示已量产转基因作物有害，所以不用理睬明确标注转基因成分的要求。
这么做时，科学家实际上逾越了他们的专业，而无意中跨入了道德哲学和法学家的领域，当然，科学家可以有自己的道德判断和权利主张，但不应将其与科学意见混淆在一起，更不应视之为理所当然而加之于公众，即便是出于完全的善意。
科学在今天所拥有的信誉和地位，来自其成就和说服力，而不是来自权力，真正的信誉只能建立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当被用来指导生活时，它只是诸多可供选择的信念和知识体系之一，个人有权另择他途，他有权固守肮脏的传统习俗，有权按宗教的指导生活，有权在生病时到庙里求签抓药，有权继续用狗血和舞蹈祛病辟邪，有权相信上帝赋予的精神力量会让他康复，即便在旁人看来这是极其愚蠢的选择，即便连他自己都可能在事后追悔莫及。
已经有好几个朋友问过我：什么是科学主义？我一直苦于手头没有一个恰当的例子，现在有了。
以下言论摘自松鼠会最新文章《碘盐争议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与争论焦点》：
这场碘盐之争，人们有没有“选择权”是没有意义的。有了“选择权”，人们依然需要可靠的科学基础才能正确选择，否则就只能被谣言所左右。
科学主义者常无法理解，选择的自由，包括作出愚蠢选择的自由，作出会在事后让自己后悔的选择的自由，听信谣言的自由，拒绝任何权威包(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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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好几个朋友问过我：什么是科学主义？我一直苦于手头没有一个恰当的例子，现在有了。
以下言论摘自松鼠会最新文章《
碘盐争议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与争论焦点》：
这场碘盐之争，人们有没有“选择权”是没有意义的。有了“选择权”，人们依然需要可靠的科学基础才能正确选择，否则就只能被谣言所左右。
科学主义者常无法理解，选择的自由，包括作出愚蠢选择的自由，作出会在事后让自己后悔的选择的自由，听信谣言的自由，拒绝任何权威包括科学权威指导的自由。
辉格
@ 2010-07-29 21:15
阅读(4,887)
评论
分类：饭文留底
韩国传教士为何这般狂热？
辉格
2010年7月27日
近日，一名韩国传教士因为被怀疑有传教活动而在利比亚遭拘捕，利比亚还因此而中断了在韩国的领事业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传教活动而导致韩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外交冲突了，过去几年，在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约旦等等国家，都发生了韩国传教士遭地方武装绑架或被当地政府驱逐的事件。
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积极盟友，韩国向伊拉克和阿富汗派出了不少重建和援助部队，同时也有许多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前往帮忙，其中便以教会组织居多；他们所招惹得外交风波常将韩国政府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尽管后者屡次劝阻境外传教活动，但由于基督教已成长为韩国第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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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传教士为何这般狂热？
辉格
2010年7月27日
近日，一名韩国传教士因为被怀疑有传教活动而在利比亚遭拘捕，利比亚还因此而中断了在韩国的领事业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传教活动而导致韩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外交冲突了，过去几年，在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约旦等等国家，都发生了韩国传教士遭地方武装绑架或被当地政府驱逐的事件。
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积极盟友，韩国向伊拉克和阿富汗派出了不少重建和援助部队，同时也有许多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前往帮忙，其中便以教会组织居多；他们所招惹得外交风波常将韩国政府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尽管后者屡次劝阻境外传教活动，但由于基督教已成长为韩国第一大宗教，而且基督徒选民十分在意候选人的信仰，因而政府也是投鼠忌器，不敢过分压制。
无论以绝对数还是人口比例计，韩国都已成为仅次于菲律宾的亚洲第二大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异常活跃，不仅体现在信徒人数的庞大，更体现在信徒们高昂的宗教热忱，新教派的大量涌现，和积极甚至狂热的对外传教活动；韩国各教派共向海外派出了两万多名传教士，这一数字仅次于宗教基础最为深厚稳固的美国。
这一景象，与我们在韩剧中所看到的那个韩国似乎大相径庭，在许多人眼里，韩国是一个保留了儒家传统的社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被华夏文化熏陶了两千多年的韩国社会，如此热情的拥抱基督教，并在对外传教上表现出这般狂热？
答案或许就在问题之中，韩国基督徒所表现出的积极和热忱，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急于想摆脱自己身上难以抹去的东方印迹；一旦决定投入西方基督文化的怀抱，那些挥之不去的儒家文化和佛教传统，似乎就成了他们身为基督徒的先天不足甚至历史污点，就像文革中那些出身不好的资本家子弟，为了向组织证明自己的忠诚和坚定，也表现出异常的决绝和狂热，不惜与父母反目成仇，而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更是冲在最前面——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吧！
这种狂热常常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传教者们会故意去招惹和激怒异教地区的民众和政府，诱使他们来迫害自己，以便获得受难、殉教、最终成为圣徒的机会；这在外人看来好像难以理解，但确实广泛存在于那些处于扩张期的教派中。
纵观各种教派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类似的狂热其实普遍存在于各种新兴的教派、新近皈依的信徒，以及刚刚从异教统治中获得解放的教区；比如西班牙，在与阿拉伯王朝长达七百年的拉锯战之后，西班牙文化和语言已深受阿拉伯影响，于是，一旦基督教得以光复，西班牙基督徒变得极为狂热，他们急于要与这段历史和它所留下的痕迹彻底决裂，因而在对外传教、征服、迫使殖民地该宗、在欧洲迫害新教徒、审查消灭异端等方面，都表现的非常积极。
对于传统教区的信众来说，教徒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他从其所成长的文化环境中未经思考和选择而自然的获得了信仰，既然不是自己的选择，也就无须为此而辩护和证明，因而信仰问题通常不会给他带来焦虑；然而，新教派的加入者、新兴教区的皈依或该宗者，就很难避免这种焦虑了；首先，如上所述，他需要与他所来自的那个文化传统划清界线，其次，他还要时刻应付来自他身边的异教人群的种种鄙视、嘲讽和非难。
正是这种对抗性的氛围，激发和强化了他自我辩护和自我证明的冲动；由于宗教信条和戒律常常与习俗、常识和理性发生激烈冲突，新皈依者必须有坚韧顽固的自我辩护能力才能坚持下来，这就是他们为何总是那么狂热的缘故，因为非如此者早就放弃退出了。
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人一旦陷入自我辩护的循环，就能够堂然无视一切反面证据，他们总是能通过各种神奇的迂回曲折，将旁人看来明白无误的反证，解释成自己信仰的又一次确证，或者对手垂死挣扎般的捏造和诋毁；在这样的循环中，他的认知能力、想象力和思维的空间，也就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自我辩护和它所激发的狂热对于宗教传播的重要性，在预言问题上体现的最充分；许多教派都有预言，而且任何教派都不会因为预言落空而破产，实际上，著名的预言都落空了，而每次落空都促进了教派大发展；基督教曾预言了耶稣的复活和千禧年弥赛亚的降临，现在第二个千禧年已经过去了，弥赛亚没来，不过没关系，人们决定把它推迟到2012年，当然，届时还会再推迟的。
宗教只是一个较为纯粹的例子，新皈依者的自我辩护效应，可以在各种文化和组织现象中观察到，从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到政治派系和学术门派；比如，在欧洲的反犹浪潮中，许多积极反犹者本身就是犹太人，在一两代之前该了宗，急于抹去自己的犹太特性，伊朗总统内贾德就是个最新例子。
这种情结还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在学术和文艺界，由于犹太社区素以浓厚的商业传统著称，所以，那些进入学术和艺术界的犹太人，往往比他们的同行更激烈的反商业和反资本主义，他们急切的要洗掉祖宗留在他们身上的铜臭味。
辉格
@ 2010-07-27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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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饭文留底
纯天然是个可笑的诉求
辉格
2010年7月26日
在当今的传播环境中，企业，特别是生产大众消费品的企业，需要留意的一个风险是：你随时可能在毫无过错的情况下，被一阵你无法预料的传播风暴所秒杀；霸王是最新的牺牲品，在《壹周刊》的“致癌”报道面市后两个交易日内，它的市值蒸发超过20%，此后随着事态逐渐明朗、药监局检测结果公布，股价有所回升，但与事件之前相比仍有15%以上的差距，而此事的最终影响，还要等今后几个季度的销售数字出来才能看清。
从某种角度，可以说霸王是自食其果，今天他所遭遇的灾难，虽不是他一手造就，却是他所积极参与和推动的那(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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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天然是个可笑的诉求
辉格
2010年7月26日
在当今的传播环境中，企业，特别是生产大众消费品的企业，需要留意的一个风险是：你随时可能在毫无过错的情况下，被一阵你无法预料的传播风暴所秒杀；霸王是最新的牺牲品，在《壹周刊》的“致癌”报道面市后两个交易日内，它的市值蒸发超过20%，此后随着事态逐渐明朗、药监局检测结果公布，股价有所回升，但与事件之前相比仍有15%以上的差距，而此事的最终影响，还要等今后几个季度的销售数字出来才能看清。
从某种角度，可以说霸王是自食其果，今天他所遭遇的灾难，虽不是他一手造就，却是他所积极参与和推动的那个潮流所结出的一个苦果；近年来所掀起的绿色天然有机潮流，是一场混杂着五花八门的乡村怀旧情绪、缺乏清晰的理论基础、甚至基本概念都难以界定的时尚运动，文人墨客纷纷随风鼓噪，许多企业也乐得随声附和甚至煽风点火，反正往产品里掺点精华素或弄出点中药味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却能制造出许多广告题材。
这方面，霸王可算是急先锋了，其差异化营销策略和广告诉求中，纯天然口号俨然成了重点，功效和质量反倒是其次了；直到本次事件之前，他的策略都颇为成功，算得上玩弄纯天然概念的老手，有意思的是，就在他倒霉之后几天，其对手浪奇就宣布正在研制以纯天然植物油为原料的MES。
从天然有机潮流的杂乱诉求中，大致可以归结出一条主线，就是抵制以现代工艺生产的化工产品，特别是以石油煤炭为原料的化工产品，而倡导以传统原始工艺生产的生物制品；然而，无论从消费者健康还是环境影响考虑，都没有证据显示天然有机产品比化石矿物产品更好；以环境影响论，多使用化石原料显然会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资源的索取，降低环境压力，化工生产过程有污染，但有机产品生产的污染并不少，只是不像大型化工厂那么集中显眼罢了，同样的产量，有机产品占用的土地和投入的劳动力都至少高出一个数量级。
以消费者健康论，也没有系统性证据显示有机产品更安全，相反，现代化工生产通常会得到分离和提纯的较简单物质，再按确切比例混合成最终产品，其成分组成是易于精确描述和控制的，因而其健康影响也有可能作出评估，而生物原料和传统工艺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其成分之庞杂和不确定，使得安全性几乎无从评估，高度依赖于生产环节的各种随机因素。
对化工产品的莫名恐惧，一方面出于人们反感“非自然获取过程”的自然主义倾向，同时也是出于对“毒性”一词的误解；其实，离开用途、浓度和剂量而谈论毒性是毫无意义的，比如经常残留于洗涤剂中的二恶烷，证实其致癌作用的实验，是用二恶烷浓度高达5000ppm的食物，连续饲喂小鼠达两年，而在100ppm浓度下，并未发现致癌作用；问题是，许多低剂量下无害的物质在高剂量下都可能是有害的，试想，假如你用氯化钠饱和溶液连续大剂量饲喂小鼠两年，结果会如何？用纯酒精呢？用50%的醋酸呢？
实际上，对于单纯物质的安全性，业界执行着很高的标准，比如FDA对食品添加剂的安全剂量规定，通常比其最小有害剂量低两个数量级；相反，对于纯天然的传统产品，则完全是另一种标准，因为是自然产生而非“添加”的，许多早已被确信有害的成分，得到了十分宽容的对待；比如亚硝酸钠，作为防腐和着色剂被广泛使用，安全剂量是0.1mg/kg体重，而国标的添加限量是0.15g/kg，即，体重60公斤的人，吃一两合格的肉，也可能遭受损害，更何况，许多用传统工艺腌制的肉食，亚硝酸盐含量远远超出上述限量。
除了腌制，许多传统天然有机食品工艺，比如腊、熏、烤、酱、卤、臭、霉等等，都会产生各种致病物质，若与现代工艺执行同等标准，这些工艺恐怕早就被禁止了；当然，我并不主张禁止这些传统工艺，相反，我庆幸它们得到了保留，才让我在今天有机会享用这些美食的同时，品味传统生活方式的韵味。
健康和安全风险是一种代价，但避免它也需要付出代价，丧失传统美食就是代价之一，我们都会在各种代价之间权衡，如果你因为洗发水里低于安全食用剂量两三个数量级的残留而放弃它为你带来的便利，这显然不是笔好买卖；化学这个词不值得令你恐慌，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是个化工厂，时刻发生着复杂的化学反应。
一种经常听到的辩护是，依传统方式生活的人很少得癌症，正是现代工艺带来了癌症和各种新奇的疾病；这么说的人没有注意到是：首先，传统社会中，多数人活不到有机会得癌症的年龄，其次，传统社会的人们很少有机会被诊断出他的确切病症。
我能体会并同情有机人士的怀旧情绪，但他们不必为它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并基于此而对现代化工工艺采取非理性的抵制立场，特别是当这股潮流影响到立法和公共政策时，它将大幅抬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成本。
车辆按号限行实非上策
辉格
2010年7月21日
近年来，从奥运、世博到亚运，可谓盛事连连，对于主办城市来说，这些大型活动的人流物流给交通系统所带来的压力，是一个重要的难题；这一难题，因国内大城市的车辆保有量正处于高速增长期这一背景，而显得尤为困难了。
对此，许多城市实施了鼓励公共交通的政策，比如大修地铁和轻轨，开辟公交专用通道，降低地铁票价，限量拍卖车牌，按号限行，等等；不过，这些措施并非没有争议；比如，日前京藏高速内蒙段便因对五轴以上大货车实施单双日限行，而造成了延绵长达50公里的大堵车，一时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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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交通 | 拥挤 | 排他性 | 牌照 | 管制 | 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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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按号限行实非上策
辉格
2010年7月21日
近年来，从奥运、世博到亚运，可谓盛事连连，对于主办城市来说，这些大型活动的人流物流给交通系统所带来的压力，是一个重要的难题；这一难题，因国内大城市的车辆保有量正处于高速增长期这一背景，而显得尤为困难了。
对此，许多城市实施了鼓励公共交通的政策，比如大修地铁和轻轨，开辟公交专用通道，降低地铁票价，限量拍卖车牌，按号限行，等等；不过，这些措施并非没有争议；比如，日前京藏高速内蒙段便因对五轴以上大货车实施单双日限行，而造成了延绵长达50公里的大堵车，一时怨声载道。
当你购买一部汽车时，除了获得对这件物品本身的排他性控制权之外，也必定对未来可以用它做些什么抱有某些期待，而你愿意支付的价格，也高度依赖于这些期待；如果你买完之后才发现，这部车被规定不许上高速、不许夜间行驶、不许载货、不许搭载顺路客，你付出的代价没有换来你原本期望的那些可能性，这时，你难免大呼上当，而这车在你心目中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
许多时候，这种失望和贬值只能怪你自己，或许你没有打听清楚既已存在的法律和行业条规；但有时，这种对行为空间的限制，是突如其来、无法预知、和被强加的，比如禁摩、禁电动车、取消自行车道，还有单双号限行，这些限制规定的实际效果，类似于将车辆部分或全部没收；这显然有失公允；而且这种没收带给车主的损失可能超过车辆的价值，比如单双号限行之下，要恢复到原有生活水平，车主必须购买并供养第二部车，其代价远高于销毁第一部车再买第二部。
另一种情况则更为微妙，比如五年前你买了部车，期待者能让上下班的过程变得更快捷舒适，而最初两年，也确实如此，但随着路上车辆迅速增多，你发现开车上班比坐地铁还累还慢，在市区也越来越难找到停车位，如今，这部车大部分时间趴在车库里，显然，它的价值已大为贬损；实际上，随着拥挤度的上升，每辆新车的加入，都让前面的车辆贬值了，这又该找谁负责呢？
有人会说，当初没人向你承诺交通不会变得更拥挤，所以也不应有人对此负责；这么说没错，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拒绝承认拥挤是个问题，实际上假定了行车空间是块无主公地，问题是，任何资源在变得足够稀缺之前，都曾是无主的，而随着拥挤度上升，稀缺性显露，相应的排他性权利（也就是财产权）就会被创制出来，如果创制过程失败，便会陷入公地悲剧，而这正是作为一个公共问题需要被考虑的。
各城市在尝试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时所采用的各种措施，其实就对应着创制产权的各种途径，当然，它们的成效各不相同；一种常见的从公地中创制产权的原则是先占先得，比如某城市车辆拥挤度达到某个点后，全部车主开会一商量，从此不许新车进入，或者限量拍卖牌照，所得款项由老车主分；当然，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案例，这是因为车主的组织能力不够强大，但其他限量拍卖牌照的方案，部分体现了该原则，在实行限量拍卖之前的车主得到了豁免，而拍得款项也至少部分被用于改善道路状况。
另一种创制手段是外部进占，比如在某个时刻，某一个人或组织（比如市政府）自行宣布对行车空间拥有所有权，今后使用道路不再免费，车主需要缴纳通行费、过桥费、停车费、拥堵费，或牌照年费；外部进占的一种形式是庇古税，比如燃油税，庇古税的好处是，税收收入可以用于惠及当地居民的公共开支，或者以降低其他税收形式返还居民，甚至直接分给居民，从而减轻产权创制所造成的负担，但理论上，把一个城市的行车空间招标租赁给某人，收取的租金再分给居民，效果是一样的。
最后一种创制手段是管制，比如单双号限行；各种领域的历史经验都已表明，管制虽然也是一种明确的资源排他性形式，却是最无效率的一种，它最根本的问题是，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即，无法将利用资源的机会，送到最迫切需要它的人手里；先占先得原则下，如果有位新人比老车主更需要行车，就可以出钱向他买或租行车权；限量拍卖中，也是出价最高者得，而出价最高意味着需求最迫切；但在单双号限行时，不仅任何时候都有一半车辆被闲置了，而且被允许上路的车主，并非需求迫切者，也看不出可行的交易能改善这一局面。
所以不难理解，按号限行这种管制方案，会给车主们带来极大困扰，因而必定遭遇强烈抵制；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或许会因其简单易行而受青睐，但若拖延日久甚至永久化，不可行的；限于三四天内，车主们尚可通过换休、借车、早起晚睡来解决，若是长达一两个月，则生活和工作将难免限于困境。
辉格
@ 2010-07-21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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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分类：时有所闻
特别是遇到那些气势磅礴的“深度报道”时：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震惊，这与我对新闻行业的印象相符，我只是没想到它会被正儿八经的写下来。
长久以来，新闻界都在宣扬他们的两个使命：报道真相，扮演社会良心；但很明显，这是两个时常会相互冲突的目标。
责任感和良心是好东西，正如红酒也是好东西，但这两样都不能帮助你接近真相，还时常会让你远离或拒绝真相，在我看来，好奇心和鉴别力才更让你接近真相。
不要以为我在谴责什么，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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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遇到那些气势磅礴的“深度报道”时：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震惊，这与我对新闻行业的印象相符，我只是没想到它会被正儿八经的写下来。
长久以来，新闻界都在宣扬他们的两个使命：报道真相，扮演社会良心；但很明显，这是两个时常会相互冲突的目标。
责任感和良心是好东西，正如红酒也是好东西，但这两样都不能帮助你接近真相，还时常会让你远离或拒绝真相，在我看来，好奇心和鉴别力才更让你接近真相。
不要以为我在谴责什么，或许他们是值得尊重的——这取决于你在何种程度上认同他们所认定的责任和良心——，我只是想说明，当你打算采信被报道的事实时，最好了解书写它的背景，正如在法庭上，对证人背景的了解，将有助于你决定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采信他的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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