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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文#U1: 摩托收购案凸显专利制度的窘迫

(按:我对专利制度的更多评论,见“软件专利权已成创新绊脚索”)

摩托收购案凸显专利制度的窘迫
辉格
2011年8月19日

本周初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移动的行动,在业界引发了千奇百怪的反应,有人为谷歌推动Android的决心而欢呼,有人为谷歌以实际行动捍卫Android厂商免遭专利讹诈而感到欣慰,也有人说谷歌疯了,居然以如此高价购买一根正在融化中的冰棍,还有人迫不及待的开始揣测谷歌将如何转向软硬整合的新战略,并对其他Android厂商表示担忧和同情,而大型机构中反应最激烈的当属标普,把谷歌目标价从700美元直接拉到500美元,他显然认为这125亿美元买到的纯粹是个包袱。

依我看,软硬整合方面的猜测纯属多余,谷歌收购摩托显然是冲着专利去的,不插手硬件制造,这是谷歌的一贯而鲜明的战略,这一点从他处理Nexus的方式中其实早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于终端硬件,谷歌的策略就是引导制造商遵循某些最低规范,并在硬件规格和配置上满足他的期望,具体的做法是,为每个Android新版本定制一个Nexus样板(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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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对专利制度的更多评论,见“软件专利权已成创新绊脚索”) 摩托收购案凸显专利制度的窘迫 辉格 2011年8月19日 本周初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移动的行动,在业界引发了千奇百怪的反应,有人为谷歌推动Android的决心而欢呼,有人为谷歌以实际行动捍卫Android厂商免遭专利讹诈而感到欣慰,也有人说谷歌疯了,居然以如此高价购买一根正在融化中的冰棍,还有人迫不及待的开始揣测谷歌将如何转向软硬整合的新战略,并对其他Android厂商表示担忧和同情,而大型机构中反应最激烈的当属标普,把谷歌目标价从700美元直接拉到500美元,他显然认为这125亿美元买到的纯粹是个包袱。 依我看,软硬整合方面的猜测纯属多余,谷歌收购摩托显然是冲着专利去的,不插手硬件制造,这是谷歌的一贯而鲜明的战略,这一点从他处理Nexus的方式中其实早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于终端硬件,谷歌的策略就是引导制造商遵循某些最低规范,并在硬件规格和配置上满足他的期望,具体的做法是,为每个Android新版本定制一个Nexus样板机,作为制造商参考的标杆,至于Nexus的销量和盈利,谷歌压根不在意。 这一策略不会因收购摩托而改变,因为它在过去两年的实施非常成功,Android在此期间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在制造商中的号召力更是如日中天,谷歌没有必要在这时候自毁长城,把制造商吓退,重新倒向微软阵营,而后者正因诺基亚的加入而重新获得生机;谷歌高层的表态也证实了这一判断,甚至还承诺在选择Nexus制造商时也不会偏袒摩托;对此,HTC和三星等Android巨头也心知肚明,谷歌的行动实际上让他们吃了颗定心丸。 谷歌的收购尽管很突然,但并非没有预兆,不久前施密特在回答记者询问对HTC和三星所面临的专利诉讼有何态度时,便对手机制造商所遭遇的专利讹诈表达了义愤,并作出了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承诺:我们会确保那不会发生;当时人们就在猜测他手里握有什么底牌,但这些猜测还限于政策和立法游说方面,现在这句话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同时,谷歌在北电专利包拍卖会上的搞笑表演,也有了很好的解释。 有一点大概许多人都会同意,125亿是个很高的价格,假如不考虑专利大战,确实有点离谱,摩托过去几年虽做出了几个出色的产品,也经营上也稳住了阵脚,但作为一个单纯的手机制造商,实在没多少盈利增长前景;可是,与北电专利包的45亿天价相比,这显然又是笔十分划算的买卖,北电专利包就像个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宝贝,而它之所以突然被视为宝贝,完全是因为手机行业专利大战的剑拔弩张局面迅速浮现。 这一价值反差恰好暴露了专利制度的荒谬与窘迫之处,假如北电的那些专利权果真保护了有价值的创新,其市场价值不会等到今天才被突然发现,那么它也不至于沦落到破产清算的境地,从它变废为宝的转折之间,人们应该能体会出,它的唯一价值就是可以用作专利讹诈和反讹诈的工具;谷歌为摩托这一他原本不会有兴趣的收购对象所支付的高昂溢价,也是基于同样的原理。 这两桩收购案,清楚的显示了专利制度正在阻碍通信产业的创新,而那些优秀企业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而收购金额是对这些代价之规模的一次很好度量;所以,从乐观的一面来看,它们或许会成为改变公众、业界和法律界对专利制度的认知和态度的一个转折点,今后,在具体的专利纠纷案中,在国会听证中,在立法辩论中,在政治游说中,在经济学家的论文中,反对现行专利制度的律师、法官、专家证人、议员、经济学家和评论家,在论证其观点时,将有两个影响巨大的著名案例可供援引,这或许会对修正和改良现行制度有所助益。 土地、通行、取水、采光等自发形成的产权,因其获得传统和习俗的支持而有着天然的合理性,而专利制度则不同,它是人为拟制的,且完全依靠国家强制力而维持,因而其合理性必须由社会的共同现实利益来论证和支持,假如现实条件已经改变,而使一度有益的制度成为障碍和累赘,那就没有理由继续维持,要么改良,要么废除,专利讹诈的盛行让我们相信,该制度至少在某些领域已经处于这样的状态。
人口与政府规模

【2011-08-21】

@whigzhou:#读史笔记#云梦秦简和一些汉简中的只言片语,给我的感觉是,秦汉时中央政府将其政策法令贯彻到最底层的能力,似乎比后世各朝都要高,这看起来很奇怪,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法家式的政府机器刚刚出现,其贯彻渠道上沿路各层尚未学会如何阻挠、敷衍和蒙骗它…

@whigzhou:比如,起初官吏可能还是合一的,且都是上面派下来,而后来的吏都出自地方,都是官所难以对付的地头蛇。秦汉时,做官所需知识准备,似乎更多是技术性的,而在后来的门阀制和科举制下,做官的前提变成了出身和功名,知识准备也与技术/制度日益脱节,因而使官员更多受制于吏僚。

@whigzhou:前面两段是旧笔记,刚发现施坚雅也有类似看法,而且解释的靠谱的多,他指出,从长跨度来看,历朝政府对民间事务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在逐渐削弱,存在一个退缩的趋势,他的解释是,因为人口不断增殖,假如要维持原有的控(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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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21】 @whigzhou:#读史笔记#云梦秦简和一些汉简中的只言片语,给我的感觉是,秦汉时中央政府将其政策法令贯彻到最底层的能力,似乎比后世各朝都要高,这看起来很奇怪,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法家式的政府机器刚刚出现,其贯彻渠道上沿路各层尚未学会如何阻挠、敷衍和蒙骗它... @whigzhou:比如,起初官吏可能还是合一的,且都是上面派下来,而后来的吏都出自地方,都是官所难以对付的地头蛇。秦汉时,做官所需知识准备,似乎更多是技术性的,而在后来的门阀制和科举制下,做官的前提变成了出身和功名,知识准备也与技术/制度日益脱节,因而使官员更多受制于吏僚。 @whigzhou:前面两段是旧笔记,刚发现施坚雅也有类似看法,而且解释的靠谱的多,他指出,从长跨度来看,历朝政府对民间事务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在逐渐削弱,存在一个退缩的趋势,他的解释是,因为人口不断增殖,假如要维持原有的控制深度,就得保持最低级(县级)政府按人口计的辖区规模,但这样就必须增加管理层级 @whigzhou:但增加层级会加重赋税,也加大控制难度,所以只能扩大县级辖区规模,汉代1180县辖6千万人口,每县5万,清代1360县辖4亿多人口,每县30多万,县官只能将许多事务交给乡绅里胥处理 @whigzhou:这样,在人口增长6倍的情况下,政府衙门的数量、层级和扇出系数,皆保持两千年不变。 @whigzhou:施氏并认为,这一退缩意义深远,它导致了唐中期之后的贸易自由化和“中世纪城市革命”,在此之前,商业活动被限制在城市指定区域内,并置于受到政府专门机构管制之下,而之后,坊市隔离被打破,而县城以下的市镇发展也难以再限制 @yxiaohan: 但人口增加,赋税也应相应增加才是。赋税增加后就可以扩大政府规模。既然实情并非如此,是否还有其他限制条件存在,比如人均产出递减,或者从技术上说,以古代条件,集权政府有一个管理人口的 @whigzhou:1)古代税赋以土地税为主,并不与人口同步增长;2)下层结构不变,增加层级会加大单位人口负担
饭文#U0: 婚姻法不应为进步独立女性定制

(按:本文中一些基本观点在去年“新司法解释助推婚姻关系变迁”一文中曾有阐述,可参照阅读)

婚姻法不应为进步独立女性定制
辉格
2011年8月18日

最高法院针对《婚姻法》的第三份司法解释于上周末正式生效,九个月前该解释草案征求意见时,曾引发激烈争议,我也曾撰文指出其削弱婚姻法对传统弱势女性之保护的危险,遗憾的是,最终生效的解释仍完整保留了当初引发争议和担忧的焦点内容:在房产这一当前家庭最重要资产上,大幅收窄了对婚内共同财产的认定范围。

针对这些争议和担忧,该司法解释支持者们提出的主要反驳理由是:新解释削弱了通过婚姻获取财产利益的激励,淡化了婚姻关系的物质色彩,鼓励女性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走向独立;在他们看来,对新解释的反对,是基于对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依赖和从属地位的已经过时的传统观念,而现代的独立女性应抛弃这种依赖,断绝利用婚姻向男方寻求物质保障的念头,一言蔽之:让婚(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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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中一些基本观点在去年“新司法解释助推婚姻关系变迁”一文中曾有阐述,可参照阅读) 婚姻法不应为进步独立女性定制 辉格 2011年8月18日 最高法院针对《婚姻法》的第三份司法解释于上周末正式生效,九个月前该解释草案征求意见时,曾引发激烈争议,我也曾撰文指出其削弱婚姻法对传统弱势女性之保护的危险,遗憾的是,最终生效的解释仍完整保留了当初引发争议和担忧的焦点内容:在房产这一当前家庭最重要资产上,大幅收窄了对婚内共同财产的认定范围。 针对这些争议和担忧,该司法解释支持者们提出的主要反驳理由是:新解释削弱了通过婚姻获取财产利益的激励,淡化了婚姻关系的物质色彩,鼓励女性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走向独立;在他们看来,对新解释的反对,是基于对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依赖和从属地位的已经过时的传统观念,而现代的独立女性应抛弃这种依赖,断绝利用婚姻向男方寻求物质保障的念头,一言蔽之:让婚姻不再成为一桩买卖。 这一看法是错误的,人类的两性关系有许多中形态,而婚姻区别于其它种种形态的独特之处,恰在于其财产性关系,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当然是多面而丰富的,远不限于物资供养责任和财产关系,但其中需要得到婚姻法保护的,却是且仅是涉及物质和财产的那些方面,至于爱慕、陪伴、相助、和睦、亲情、忠诚等等内容,法律是不予关注和保护的,当然,在传统社会,性排他权和生育责任也常得到法律维护,但这些早已从现代婚姻法中失落了。 究其因,婚姻作为一项民事制度而存在的理由,是男女双方建立家庭以合作抚养孩子的需要;所以,无论人们如何掩饰,都难以否认婚姻是一桩契约交易这一事实,诚然,在面对具体的婚姻关系时,人们会对其交易性质作适当的掩饰,避免当面说破,以此强调感情在双方关系中的首要地位,但是,假如双方关系果真只涉感情而无关财产,他们又何必给自己套上婚姻这一枷锁?他们大可以选择互无责任约束的同居关系嘛。 新解释支持者所犯的第二个错误是,他们认为婚内财产的认定界线是同等适用于男女双方的,因而不存在对任何一方的偏袒,这是基于对婚姻市场的谈判和议价格局的错误认知;首先是风险不对称,为婚姻上所作出的一次错误决定,女性所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男性,特别是对于各方面资本不足的弱势女性,其代价往往足以耽误终身,相反,男性却可以轻易重头再来;其次是价值曲线的不对称,随着年龄增长,女性在婚姻市场的议价地位急剧下降,而男性的地位则可以维持很久。 这两个不对称因素决定了,除非有特别强大的资源优势,否则多数女性不得不采用特定的择偶策略来控制上述风险,既要在人老珠黄之前尽快选定对象,因为她们承受不起长时间的等待、考察和磨合,同时又要避免错误选择造成的严重后果,所以只能要求对方提前交付高额抵押品,或作出可信的长期承诺,而抵押和承诺的可靠性,全赖于婚姻法——无论是习惯的还是成文的——将有关财产或责任锁定在婚姻关系之中。 相比之下,男性则不那么需要婚姻法的保护,对他们来说,即便离开婚姻、甚至两性关系普遍退化为无固定配偶的短期关系或一次性交易,也没什么大不了,考虑到女性十月怀胎的高昂机会成本,他们有理由相信对方舍不得遗弃孩子,而同时,在人身安全和最低生存资料有保障的现代社会,他们也无须担心孩子会饿死或被其他男人杀掉。 所以,在现代社会,婚姻法所保护的主要是女性,她们为应付其特有的风险而需要采用的策略,若离开婚姻法的保护便无法实施,尽管在理论上,她们可以借助婚前明文协议达到同样的效果,但实际上,多数人并不具备拟订成文契约所需的知识、理解和表达能力,而对于穷人,相关的律师服务也未必负担得起;因此,只要婚姻和家庭仍是抚养孩子的优势策略,只要女性在这方面仍在寻求男性的合作,婚姻制度的存续便有其基础,而这一关系中的财产责任也仍需得到婚姻法的保护。 当然,对于有能力独立抚养孩子,或者干脆对生儿育女没有兴趣的新潮女性,是有资格对上述种种策略算计加以鄙视和嘲讽的,然而,她们没有必要将自己进步独立的良好感觉或者女权主义理想,建立在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毁弃之上,她们大可以远离婚姻而选择更自如随性洒脱的两性关系,或者按自己的新潮价值观拟订婚前协议,相信既然她们能如此自觉的谈论婚姻的性质,也应该有能力仔细为自己斟酌条款。 但是请你们放过那些资本不多、缺乏教育、看不懂《婚姻法》、更没有机会和能力在此高谈阔论法律之利弊的、可怜的穷女孩们吧,她们只能凭借仅有的青春资本,换得一份可以长期依靠的婚姻保障,而在这么做时,她们也没有能力仔细研读领会《婚姻法》和它的三份司法解释,只能从她成长于其中的习俗中形成一个她以为靠得住的期望,这一点点善良而可怜的期望,何忍去加以破灭?仅仅为了你们的所谓进步和独立? 对于上层女性,婚姻制度的瓦解或许只是一种解脱,而对于下层女性,则意味着不得不独自含辛茹苦,为了工作糊口无力管教孩子,更无力供养孩子上好学校,男人普遍丧失责任感和上进心,代复一代沉沦于充斥着帮派、犯罪、强奸和遗弃的贫民窟中,这些正是我们在欧美黑人贫困社区所看到的景象,但愿它不会在这里重演。
【读史笔记】浙江人口:1850 vs 1953

浙江人口在1850年前已超过3000万,1953年普查数据小于2300万,同期全国人口已增加1.5亿(4.3亿->5.8亿),至1964年才恢复到2800万以上,同期全国人口又增1.4亿,长毛之祸大概只能解释其中一小部分,因为相比之下,长毛为祸最烈的安徽,人口恢复的更早。

嘉兴的情况比整个浙江更严重,1838年人口293万,当时海宁没划入嘉兴府,现在嘉兴户籍人口337万,剔除海宁的81万,256万,比道光朝少37万。

看到一个解释,山地玉米种植一度抬高了人口水平,然后又因土壤侵蚀许多山地被放弃,据说该现象在浙赣湘拓垦于清代的山地都有所表现。

看到另一个解释(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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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
浙江人口在1850年前已超过3000万,1953年普查数据小于2300万,同期全国人口已增加1.5亿(4.3亿->5.8亿),至1964年才恢复到2800万以上,同期全国人口又增1.4亿,长毛之祸大概只能解释其中一小部分,因为相比之下,长毛为祸最烈的安徽,人口恢复的更早。 嘉兴的情况比整个浙江更严重,1838年人口293万,当时海宁没划入嘉兴府,现在嘉兴户籍人口337万,剔除海宁的81万,256万,比道光朝少37万。 看到一个解释,山地玉米种植一度抬高了人口水平,然后又因土壤侵蚀许多山地被放弃,据说该现象在浙赣湘拓垦于清代的山地都有所表现。 看到另一个解释,长毛过后,最初的移民潮中发生了许多土客冲突,引发江南士绅对移民的集体抵制,这一抵制得到某些地方大吏(比如沈葆桢)的支持,结果大大延缓了土地复垦和人口恢复。
[读书笔记]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douban:1278703*}

评价:

简评:施坚雅本人的部分非常好,其余水平参差,斯波义信的宁波和戈拉斯的行会两章很好,有些则很差,翻译和编辑质量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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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an:1278703*}

评价:

简评:施坚雅本人的部分非常好,其余水平参差,斯波义信的宁波和戈拉斯的行会两章很好,有些则很差,翻译和编辑质量很好

【读史笔记】纸贵惹得祸

古代土地调查都是为税收服务,故为公允起见,须区分丰腴/贫瘠程度,区分之后的记录办法有两种:1)每块土地记录亩数的同时也记录核定的腴瘠等级,2)将亩数按腴瘠程度折算成标准亩数。

乍看起来,两种方法似乎是等价的,实则不然,第二种方法少记录了一个数字,因而丢失了原始信息,这一代价换来的好处是节省了记录、抄写和计算的工作量和材料成本,在古代纸张昂贵、读写者高度稀缺的条件下,这一节省或许是值得考虑的,所以,实践中的做法逐渐从方法1转为方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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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古代土地调查都是为税收服务,故为公允起见,须区分丰腴/贫瘠程度,区分之后的记录办法有两种:1)每块土地记录亩数的同时也记录核定的腴瘠等级,2)将亩数按腴瘠程度折算成标准亩数。 乍看起来,两种方法似乎是等价的,实则不然,第二种方法少记录了一个数字,因而丢失了原始信息,这一代价换来的好处是节省了记录、抄写和计算的工作量和材料成本,在古代纸张昂贵、读写者高度稀缺的条件下,这一节省或许是值得考虑的,所以,实践中的做法逐渐从方法1转为方法2。 可是,丢失信息的代价终究显露了出来,许多土地在初垦时产量不高、或政府为鼓励垦荒而故意定低等级,多年后变成熟地,产量提高,重新登记时,发现税率低的离谱,此时麻烦来了,修正亩数的话就得重新丈量,工作量负担不起,结果只好采用差异税率,将这些地标记为“大田”(意即用“大亩”计量的田),适用高于“小田”的税率。 这样,不仅原先节省的那些数据量和计算量最后还是没省,反而造成了统计体系的极度混乱。 更混乱的是,折算标准税亩的方法还不同,有些以等级最高者为标准,折算系数<1,有些以等级最低者为标准,折算系数>1,还有的以常见良田为标准,等级最高者系数>1……我真同情整理这些史料的家伙
小菜一碟#3:丝瓜毛豆面筋

在我家乡,丝瓜的常见做法有两种:丝瓜毛豆和丝瓜面筋,我觉得把它们拼在一起也挺好。

岭南人注意了,我说的丝瓜是这种,不是这种,也就是你们说的水瓜。

面筋是指油面筋

【丝瓜毛豆面筋】

主料:丝瓜两根,手剥毛豆2、3两,面筋5、6个;

调料:盐;

做法:丝瓜去皮,滚刀切,面筋对切两半,起油锅,下毛豆,翻炒近一分钟后下丝瓜,翻炒,加微量水,加盐,丝瓜开始出水后,下面筋,用铲将面筋压软,拌匀盛起。

要点:

1)手剥毛豆绝对不能洗,毛豆最美味(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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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在我家乡,丝瓜的常见做法有两种:丝瓜毛豆和丝瓜面筋,我觉得把它们拼在一起也挺好。 岭南人注意了,我说的丝瓜是这种,不是这种,也就是你们说的水瓜。 面筋是指油面筋。 【丝瓜毛豆面筋】 主料:丝瓜两根,手剥毛豆2、3两,面筋5、6个; 调料:盐; 做法:丝瓜去皮,滚刀切,面筋对切两半,起油锅,下毛豆,翻炒近一分钟后下丝瓜,翻炒,加微量水,加盐,丝瓜开始出水后,下面筋,用铲将面筋压软,拌匀盛起。 要点: 1)手剥毛豆绝对不能洗,毛豆最美味的部位是那层膜,一洗就没了; 2)毛豆选宽且扁者为佳。 注:今年丝瓜已经过季,图中丝瓜细看可以发现已太老,明年补上新鲜的。
饭文#T9: 标普降级决定缺乏逻辑一致性

标普降级决定缺乏逻辑一致性
辉格
2011年8月12日

标普降级决定所扔下的炸弹重撼全球市场,投资者至今惊魂未定;不同于以往的大小风波,这次是真正的、纯粹的货币恐慌,这一点从人们成群逃向黄金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有人惊呼,整个经济体到了一个重新寻找价值基准的时刻,而在找到之前,投资者将始终处于胆颤心惊、如履薄冰的迷茫状态,市场将难有起色。

这一看法有其道理,不过,在认定美元基础已彻底动摇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标普的降级决定本身是否可靠,确认这不是一次误炸;当然,我没有能力去检查和指点标普的风险评估模型、算法和指标体系,更不会代替评级机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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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标普降级决定缺乏逻辑一致性 辉格 2011年8月12日 标普降级决定所扔下的炸弹重撼全球市场,投资者至今惊魂未定;不同于以往的大小风波,这次是真正的、纯粹的货币恐慌,这一点从人们成群逃向黄金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有人惊呼,整个经济体到了一个重新寻找价值基准的时刻,而在找到之前,投资者将始终处于胆颤心惊、如履薄冰的迷茫状态,市场将难有起色。 这一看法有其道理,不过,在认定美元基础已彻底动摇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标普的降级决定本身是否可靠,确认这不是一次误炸;当然,我没有能力去检查和指点标普的风险评估模型、算法和指标体系,更不会代替评级机构对国债风险作出判断,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专业能力和权威性是难以挑战的,我只能从常识出发,看看标普自己给出的降级理由和从理由到结论的逻辑是否成立。 首先,这次标普降级所针对的,是美债的长期安全性,而不是短期违约风险,大概标普也承认,短期违约风险已经随两党协议和国债上限提升而解除了;而对于长期风险的判断,标普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三条:一、共和党顽固坚持不增税底线,削弱了美国政府的中期收入能力,特别是打破了标普原先所假设的2012年部分减税法案到期后的收入增长预期;二、不增税底线在此次国债上限之争中得到了巩固,因而可能将其收入影响长期化;三、近来两党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两极化对立,令人怀疑美国政界是否有能力在稳定财政上达成必要的合作。 许多评论者指出,标普此次降级不是一个财务和技术判断,而是一个政治判断,这一观察是对的,不仅标普自己并不否认,而且从一个细节中也可看出:标普最初的计算中存在2万亿美元的误差,经财政部指出后,他仍坚持原先的判断,问题是,在两党谈判的整个过程中,被提议的最高削减额也不过比最终协议额高出2万亿,显然,这一差异在标普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他对中期收入能力的判断早就可以做出了,他的第一条理由,似乎仅仅是个用来充实报告的托辞,真正的理由还是政治态势。 那么,标普对政治态势的判断能否自圆其说呢?答案是否定的;假如标普将稳定财政的希望寄托于增税,那么,他抱最高期望的时间应该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当时对减税不甚热衷的民主党牢牢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但实际上,民主党并未动手增税,而同时却大幅度扩张财政开支,而完全不顾忌债务失控,这一点在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之际已十分明朗;显然,假如标普的原则是前后一致的,他应该在那时候就感到绝望,并作出降级决定——如果连民主党控制府院时都做不到增税,你还能指望什么? 当然,增税并不能改善长期财政基础和债券信用,它只能提高短期偿付能力,一个税负高企,财政长期紧绷在拉斐尔极限边缘的政府,从长期看绝算不上一个财政稳健和信用可靠的政府;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经济增长,而此时增税将是对实体经济的一个重大打击,这也是为何民主党即便想增税也不敢选择现在这个时机的缘故。 标普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他武断的假定两党合作是控制财政恶化的必要前提,或至少是优势条件,因而将共和党人尤其是茶党的强硬和不妥协姿态视为重大不利,实际上,这一点恐怕是促使标普作出降级决定的决定性原因,有些评论者干脆一语道破,将此次降级称为“茶党降级”。 问题是,两党合作真的必须吗?它真的是优势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历史经验反而告诉我们,合作和妥协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能拖则拖,从政治妥协和交易中产生的,多半是推迟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深层次和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和开支削减,需要的是一个同时控制府院且拥有压倒性多数的单党政府。 实际上,债务失控正是过去十几年两党妥协的产物,民主党要增加福利,新保守派要扩大国际干预、输出制度和价值观,共同推动开支膨胀,而同时,共和党要减税,妥协的结果就是:开支随它涨,税率照减,赤字靠举债,皆大欢喜;正是在债务依赖上,华盛顿各方找到了他们的妥协默契点,久而久之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积习难改;继续依靠两党合作妥协,是难以走出这条老路的。 相比之下,从财政健全和国债信用的角度看,茶党的政策主张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优于上述两党默契格局:在国内问题上,削减福利和废除医保的是节省开支的,国际问题上,和新保守派相比,茶党更偏向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有利于削减国防和外交开支,而在债务问题上,茶党甚至还从杰弗逊乡村保守主义和杰克逊民粹主义那里继承了美国农民所特有的反金融和反国债传统,你恐怕找不出财政上比这更保守的政策组合了。 综上所述,标普的降级决定,其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成立,而从理由到结论的推导也缺乏逻辑一致性;简言之,假如这次一次共和党人所称的“奥巴马降级”,那么它应该在中期选举之前就作出,假如它是民主党人所称的“茶党降级”,那么它所依据的前提是错误的,既不符合历史经验,也与政策组合的对比完全不符;假如我的看法成立,那么这次降级的影响将只是短期心理上的,人们应将目光更多的投向下一次大选,那才是更值得关注的决定性时刻。
RSS老毛病

本博客的RSS时常出现翻老文章且文不对题的情况,老毛病了,起初我以为是WordPress插件的问题,现在我怀疑是服务器的数据库问题,我的空间租约还有15个月才到期,在此之前只能继续忍受了,不过我会尽量敦促服务商解决问题,给朋友们带来的骚扰,我感到非常抱歉。

(能稍稍避免骚扰的办法是:当看到我的RSS源出现3个或更多新条目时,直接skip过去,我不会在短时间内连贴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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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本博客的RSS时常出现翻老文章且文不对题的情况,老毛病了,起初我以为是WordPress插件的问题,现在我怀疑是服务器的数据库问题,我的空间租约还有15个月才到期,在此之前只能继续忍受了,不过我会尽量敦促服务商解决问题,给朋友们带来的骚扰,我感到非常抱歉。 (能稍稍避免骚扰的办法是:当看到我的RSS源出现3个或更多新条目时,直接skip过去,我不会在短时间内连贴三篇文章。)
饭文#T8: 蛮缠滥打将淹没真正有用的食品安全信息

蛮缠滥打将淹没真正有用的食品安全信息
辉格
2011年8月10日

食品安全话题又起波澜,最近,几家媒体相继“揭露”了知名餐饮企业的“丑闻”,永和豆浆和肯德基的豆浆被“发现”是豆浆粉冲泡而不是现磨的,随后肯德基的炸薯条用油也被“发现”不是每天更换,接着,矛头又转向山西陈醋,许多品牌被“发现”并非100%酿造,而是兑入了醋酸,许多还添加了防腐剂苯甲酸钠。

由于这些报道是以“惊天发现”的口吻叙述的,似乎揭开了一道长期被掩盖的黑幕,于是不明就里的读者们就跟着大惊失色了;其实,这些算(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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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蛮缠滥打将淹没真正有用的食品安全信息 辉格 2011年8月10日 食品安全话题又起波澜,最近,几家媒体相继“揭露”了知名餐饮企业的“丑闻”,永和豆浆和肯德基的豆浆被“发现”是豆浆粉冲泡而不是现磨的,随后肯德基的炸薯条用油也被“发现”不是每天更换,接着,矛头又转向山西陈醋,许多品牌被“发现”并非100%酿造,而是兑入了醋酸,许多还添加了防腐剂苯甲酸钠。 由于这些报道是以“惊天发现”的口吻叙述的,似乎揭开了一道长期被掩盖的黑幕,于是不明就里的读者们就跟着大惊失色了;其实,这些算不上什么发现,只是揭露者将自己一厢情愿臆测的标准强加于商家,进而将不符合该臆测标准的事实认定为黑幕和丑闻而已,而实际上,永和并未曾宣称他们的豆浆都是现磨的,肯德基也没宣称过他们的油是每日更换的,相关法律和行业标准也没有这么要求。 甚至,从常识出发,也得不出这样的推断;有人凭经验宣称6度以上的陈醋无需防腐剂即可无限期保质,即便这一缺乏研究和统计支持的说法果真成立,也不能因此认定添加防腐剂是非酿造醋的证据,甚而是无良行为,选择添加的厂商或许是出于审慎考虑,或许是因为食醋未达到6度,毕竟,山西陈醋的行业标准是4.5-6度,而迄今被披露的添加者,都作出了明确标注。 对豆浆粉的指责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甚至翻出了基于材料成本计算“暴利”的陈词滥调,照这么算餐饮服务业遍地是暴利,30多块一杯的咖啡材料成本也不过两三包豆浆粉,更有趣的是,假如材料成本低是一件值得大惊失色而产生被欺骗感的事情,那么指责者们所钟爱的“现磨”才更离谱,它的材料成本更低。 从这一片蛮缠滥打的恬噪之中,有一种人会得到好处,就是那些在食品安全上劣迹斑斑并曾被揭露的厂商,他们或许正在暗处窃笑;这些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控制上缺乏优势,也不愿在信誉和品牌上做长期投入的商家,最希望看到的局面就是,市场的食品安全信息一片混沌,消费者缺乏可据以判断的有效信息,这样,他们与那些在质量和安全上表现优秀的企业便处于同等竞争地位了,甚而他们在安全上的低投入还会带来成本优势。 创造如此混沌状态的一个办法,就是制造大量不能反映真实安全信息的噪音,来淹没那些有效信息,从而在消费者眼里造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印象;对于消费决策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和一般白是完全等价的,即:颜色将不再是影响选择的因素;这种把水搅浑的手法人们大概不会陌生,某些组织在无法维持自身的高大清白形象时,便会转而一个个抹黑周围的其他人,好让大家相信自己并不比别人更黑,所以你们也就别再挑三拣四了。 当然,这不是说报道上述事件的媒体都是在替黑商家干活,或许他们只是无法区分真正重要的安全信息,这样的话,他们该给自己强化一下自己的辨别力和审慎习惯了,或者他们只是为了博得一点眼球和喝彩,毕竟这是媒体的主要激励来源,但假如明知这么做会恶化社会的食品安全信息环境,却仍不惜以此博眼球,那就很不道德了,至少不能再以“社会良心”自居了,假如他们果真拿了欲搅混水者的好处,那就比乌鸦还黑了。
饭文#T7: 名校生比例彰显农村空心化

名校生比例彰显农村空心化
辉格
2011年8月8日

最近,清华大学几位学生所做的一项调查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调查显示2010年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只有17%,而同期全国考生中的该比例为62%;同时,北京大学以及一些独立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对此,许多人惊呼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名校成了贵族学校,高考这条曾经少有的为寒门子弟敞开的社会上升途径,如今也关闭了。

实际情况或许没有这么严重和悲观,且不论各方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以何种口径区分农村和城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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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名校生比例彰显农村空心化 辉格 2011年8月8日 最近,清华大学几位学生所做的一项调查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调查显示2010年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只有17%,而同期全国考生中的该比例为62%;同时,北京大学以及一些独立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对此,许多人惊呼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名校成了贵族学校,高考这条曾经少有的为寒门子弟敞开的社会上升途径,如今也关闭了。 实际情况或许没有这么严重和悲观,且不论各方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以何种口径区分农村和城镇生源的,他们的关注焦点似乎过于集中于清华北大等个别名校了,从专业机构麦可思对2009年毕业生的统计看,在全部重点大学(即211百校)范围内,农村生源的毕业生比例只比考生比例低2、3个百分点,而不是清华报告的45个点,当然,这里有五年的时间差,但五年时间似乎不足以将差距拉到这么大。 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只是整体上贫富差距、资源和社会机会不均等的一个侧面;在以前,不仅大家都很穷,而且在改善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地位上,金钱起不了多大作用,而现在,随着中小学质量差距的拉大和择校机会的开放,财力和权力成为重要竞争优势。 而与此同时,高考作为社会上升的独木桥地位却下降了,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让农民子弟有了比以前广阔的多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成本收益的这一变动趋势下,回避代价和风险高昂的名校独木桥争夺战,是穷人的理性选择,二三线高校的学费虽也不低,但挤进重点中学的代价则要高得多。 名校中农村孩子的减少,或许反映了过去二十年城乡变迁中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实:城市化吸干了农村的绝大部分精英,导致了农村的严重空心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那些有利于将其孩子送进名校的资源和个人禀赋——影响智力和学习热情的遗传因素、看待知识和教育的积极态度、良好的家教传统、力争上进的劲头和决心、财富和权力、社会关系和地位——也全都有利于将这些父母自己送进城市,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些就是精英。 现在,这些人已差不多都进了城市,其比例远超出城市化率本身;当然,工业化和城市化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农村空心化,但由于我们的农村缺乏土地权利,缺乏地方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的机会,没有发展事业和施展才华的空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使得那里的空心化更加极端和彻底,其结果有目共睹,精神生活日益空虚和粗俗,文化和道德沦丧,治安恶化,也丧失了抵御黑社会和地方官吏欺凌压迫的任何能力。 改善农民和农村的恶劣处境,应着眼于从制度上开放和保障他们更多的发展和上升机会,包括土地权利、自由迁徙和择业、自由竞争教育机会,也应向市场开放迄今绝大部分由国家垄断的教育资源,而不应要求政府对教育资源进行平均化分配,这种头痛医头的主张是目光短浅的,经验已一次次告诉我们,将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得不到均等分配的结果,相反,目前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是被国家垄断的;在担忧穷孩子进不了名校之前,不妨先帮助他们获得上民工子弟学校的机会,不妨先确保那些在艰难条件下苦心经营的民营学校无须时刻担心被驱赶、清理和关闭的噩运。
[读书笔记]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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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简评:材料扎实,方法得当,不过9、10两章对竞争观点的否定有些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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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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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材料扎实,方法得当,不过9、10两章对竞争观点的否定有些武断

为什么说美国国债是货币创造工具?

我在“症结不是债务,而是财政”一文里说:

美国国债的功能,不仅是弥补财政赤字,更是一种货币创造机制,它服务于全球货币体系,停止发行美债和缩减其规模,将动摇该体系的基础,导致通货紧缩,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对此bear表示不解,我解释一下(没系统学过货币理论,以下纯属个人理解):

其实,现代信用系统下,任何借贷行为都是在创造货币,比如,你向我借了1万,假定你信用完全可靠,而我的准备率为零,那就凭空创造了1万货币,因为我除了给你写一张1万银票之外,啥也不用做,你拿着银票去花就行了。

你可能会(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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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我在“症结不是债务,而是财政”一文里说:

美国国债的功能,不仅是弥补财政赤字,更是一种货币创造机制,它服务于全球货币体系,停止发行美债和缩减其规模,将动摇该体系的基础,导致通货紧缩,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对此bear表示不解,我解释一下(没系统学过货币理论,以下纯属个人理解): 其实,现代信用系统下,任何借贷行为都是在创造货币,比如,你向我借了1万,假定你信用完全可靠,而我的准备率为零,那就凭空创造了1万货币,因为我除了给你写一张1万银票之外,啥也不用做,你拿着银票去花就行了。 你可能会问,我的银子没增加,却凭空给你开了张银票,你花出去后别人拿来兑现怎么办?答案是:我把你的借据给他,他可以拿走马上卖掉,或者我去卖掉再把现银给他。我们不是假定了你信用完全可靠嘛?所以,接受你的借据和拿现银是一样的。 你可能又问,虽然说起来借据和现银一样,但他不了解这一点,或者就是不接受,怎么办?问得好,所以有准备率一说嘛,上述说法假定了准备率为零。 当然,实际上你的信用未必完全可靠,而我的准备率也不是零,所以,实际增加的货币量小于1万,我会在总放贷额与“资产”额之间维持某种比例关系,这些资产中,物理上的银子只是一小部分(假如该货币系统有本位物的话),其相对数量构成了准备率,其余由各种借据组成,包括你的借据,这些借据有不同的信用可靠度,对应不同资产等级,它们的加权总和与贷款总额之间的比例构成了所谓杠杆率。 上述准备率和杠杆率所容许的范围之内,任何借贷都增加了货币量,增加的程度取决于借据的信用可靠度所对应的杠杆率,在自由私人银行制度下,准备率和杠杆率是策略选择结果,而在美元体系中,它们是政策选择结果,但无论如何,在它们的限制之内,发生的事情性质是一样的。 因为美国国债的信用非常好,可以对应很高的杠杆率(即,人们接受它作为现银替代品的程度非常高),因而增加国债近乎于发行同等数量货币,比如,发1亿国债,财政部手里多了1亿现银可花,买国债的银行手里的1亿现银换成了1亿国债,由于后者近似于现金,因而总货币量多出了将近1亿。 抽象的说,信用体系下,货币创造的过程,就是有偿付能力的人将其潜在的借贷能力(信用)变成实际借钱行为的过程,或者说将资产资本化、金融化、货币化的过程,银行家的功能就是识别和量化信用,这一过程面临大量信息和交易费用上的障碍,因而在传统社会,货币通常都是不足的。 注:许多年前 @学经济家 学总就给我提过“货币就是借据”这一想法,我基本赞同,不过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个分歧:学总似乎倾向于认为(这一点有待他确认)货币从一开始就是借据,即,货币起源于借贷,而我认为最初的货币有着另一种发生机制,直到近代银行发明信用货币之后,货币才成为借据,而之前的货币源自交易,而这些“原始”货币是信用货币发展的基础。
饭文#T6: 症结不是债务,而是财政

症结不是债务,而是财政
辉格
2011年8月5日

美国债务上限危机虽暂时脱险,避免了短期内违约的灾难,但这一结果却未能让市场恢复信心,经过一天的犹疑之后,美股遭遇了08年谷底之后的最大幅度暴跌,其中原因,包括近期发布的经济数据令人失望,欧洲债务危机仍在蔓延,看空中国的声音日渐高涨,但从黄金和大宗商品受到追捧的事实看来,投资者对美债中长期前景的担忧仍是主要原因,这一担忧得到了各大投行和评级机构的支持。

确实,两党最终达成的预算控制法案力度很小,是一脚很轻的刹车,相对于财政膨胀的严重性,2.4万亿的开支削减(假如第二阶(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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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症结不是债务,而是财政 辉格 2011年8月5日 美国债务上限危机虽暂时脱险,避免了短期内违约的灾难,但这一结果却未能让市场恢复信心,经过一天的犹疑之后,美股遭遇了08年谷底之后的最大幅度暴跌,其中原因,包括近期发布的经济数据令人失望,欧洲债务危机仍在蔓延,看空中国的声音日渐高涨,但从黄金和大宗商品受到追捧的事实看来,投资者对美债中长期前景的担忧仍是主要原因,这一担忧得到了各大投行和评级机构的支持。 确实,两党最终达成的预算控制法案力度很小,是一脚很轻的刹车,相对于财政膨胀的严重性,2.4万亿的开支削减(假如第二阶段谈判失败,该数字将缩减至2.1万亿)无法扭转局面,在未来10年46万亿的预期开支中只占5%,平均每年只有2千亿,而奥巴马的财政刺激政策一年内就增加了7870亿开支,而过去3年仅福利开支一项就扩大了2千亿,而奥巴马医改在未来若干年所挖下的开支暗坑更远超出这一规模。 就短期偿债能力而言,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的效果相同,理想情况是双管齐下,所以,在许多分析师和投资者看来,共和党不增税底线顽固坚守是改善美债前景的一大障碍;但是美债的问题并不是短期偿付能力,美国毕竟不是希腊,它的问题在于财政恶化将逐渐动摇其长期偿付能力,而对于后者,增税是雪上加霜,唯有减税与减支并行才是出路。 减税将推动经济增长从而扩大税基,而低税率下遭遇战争和短期融资困难等意外事件时,也更容易通过临时提高税率而维持偿付能力,一个经济繁荣、低税率、财政之弦未被绷紧到极限的国家,显然具有更好的债务信用;在减税问题上,共和党做得确实很成功,为此不惜将开支削减额减半,这也是他们在此次纷争中取得的主要成果。 人们需要认识到的是,解决美国和美元信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夯实美国政府的财政基础和推动经济增长,而缩减债务规模和完全消除财政赤字,都是不必要甚至不可取的;美国国债的功能,不仅是弥补财政赤字,更是一种货币创造机制,它服务于全球货币体系,停止发行美债和缩减其规模,将动摇该体系的基础,导致通货紧缩,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了解金融史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上台后,短短几年内清偿了全部国债,并关闭第二国民银行,随后的严重通货紧缩给美国带来了持续多年的首次大萧条;其实,当第一国民银行于1811年执照到期而被迫关闭时,也曾出现类似的危机,幸好随后的英美战争迫使麦迪逊总统同意建立第二国民银行。 看清症结所在之后,反观目前的局面,中长期前景并不太坏;首先,减税已成共识,这条底线看来已难以突破,这要归功于布什减税政策的长期实施,已形成了谁都不敢动的既得利益;其次,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理论已彻底破产,奥巴马的7千亿刺激包事先所吹嘘效果毫无踪影,他剩下的任期内和明年大选角逐中,大概没人再敢提新的刺激方案;第三,目前的市场低迷和悲观局面将破灭奥巴马的连任希望,并有望将财政和经济议题延续到大选期间,从而为小政府主义和茶党势力助威。 近年来茶党运动的迅速扩张不容小觑,也值得期待,尽管茶党人士常常表现出一些反智、反大企业、反金融、反全球化等等民粹主义成分,但他们的基本政策主张是明确的:减税、限制政府规模和反对干预,只要有了这几条,他们对大企业和金融界的敌视将只能停留于情绪,而不会转变为实际的管制和干预政策。 眼下的财政恶性膨胀,尤其是医疗开支的无节制增长,需要一次制度和政策大手术,而茶党的草根出身恰恰让他们成为合适的操刀者;茶党分子多数不是职业政治家,有其他安身立命之处,因而无须过分担忧政治前途,这让他们更能够摆脱所在选区的传统议题,摆脱猪肉桶义务,摆脱现有政党格局下的政治交易规则,摆脱政客圈内复杂的支持、提携和荫庇关系所施加的义务,而这些正是大幅度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障碍。 尽管茶党赢得多数的可能性不大,当选总统的希望更是渺茫,但他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将迫使共和党阵营全面向右靠拢,这一点在最近的地方和联邦政治活动中已经有所表现;过去几十年,由于自由派长期占领舆论高地,许多原本合情合理的改革,在当下的政治正确氛围下,已成了骇人听闻的疯狂主张,这种情况下,目前迫切需要的伤筋动骨的变革,或许真的需要这些赤脚汉来实施了。
饭文#T5: 从埋尸案看民企的逼仄地位

从埋尸案看民企的逼仄地位
辉格
2011年8月3日

近日,今年四月发生在玉溪的幼儿园埋尸案的民事诉讼有了结果,园主被判赔偿各种费用18万元;奇怪的是,此案的刑事部分似乎被完全忽略了,两位埋尸者仅被处以8天和5天的行政拘留和200元罚款,与隐匿尸体、恶意欺骗委托人、谎报失踪案、作伪证和妨碍司法这一系列恶劣行为相对照,区区几天的行政拘留实在难以相称,如同儿戏。

如同我们常看到的那样,记者们迅速找出了事件的污点:这所幼儿园是民营的,且属非法办学,缺乏“资质”、未经教育局批准,且已屡次被责令停办;类似的污点在(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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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从埋尸案看民企的逼仄地位 辉格 2011年8月3日 近日,今年四月发生在玉溪的幼儿园埋尸案的民事诉讼有了结果,园主被判赔偿各种费用18万元;奇怪的是,此案的刑事部分似乎被完全忽略了,两位埋尸者仅被处以8天和5天的行政拘留和200元罚款,与隐匿尸体、恶意欺骗委托人、谎报失踪案、作伪证和妨碍司法这一系列恶劣行为相对照,区区几天的行政拘留实在难以相称,如同儿戏。 如同我们常看到的那样,记者们迅速找出了事件的污点:这所幼儿园是民营的,且属非法办学,缺乏“资质”、未经教育局批准,且已屡次被责令停办;类似的污点在各种质量和安全事件中屡屡占据显著地位,黑心私人作坊、黑心摊贩、黑心民营医院,等等,似乎民营与黑心总是天然的联系在一起,而缺乏资质、许可和执照本身便成了认定其责任的难逃罪状。 可问题是,在我们听到的幼儿园事故中,国营的并不少见,比如2001年南昌广电中心艺术幼儿园烧死13个孩子的火灾,该幼儿园背景又红又正,资质更是健全而雄厚;民营幼儿园在总体上是否比国营的更不安全,我们还没有统计数字可供判断,不过,难以否认的是,确实存在一些行业,民营企业在质量和安全上的表现明显不如国营的,比如,到处散发欺骗性医疗广告的,多半是民营医院,在民营加油站加到劣质油的概率,也远高于国营连锁油站。 这一相关性,似乎支持了行业准入限制、管制、甚至国有化的必要性:瞧,这些敏感行业国家就应该管起来,否则消费者面对的将是和黑医院黑油站一样的黑心商家;果真如此吗?首先,民营/缺乏资质和质量/安全之间表现出的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况且,这一相关性本身就是可疑的,看看别的行业,食品和餐饮同样是质量安全高度敏感的,但在麦当劳和国营食堂之间,消费者对哪个更放心?即便在医疗业,私人经营的长庚医院,其服务质量和口碑也为绝大多数国营医院所难以企及。 假如我们对比各个行业的情况,不难发现,那些早已拆除准入门槛、开放私人投资、国企基本退出或不拥有特权的行业,民营企业在规模化、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安全性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其表现与开放之前国企的长期麻木和停滞形成了鲜明对照,而民企黑幕重重、事故频仍、欺诈横行且长期看不到改善的领域,通常都是准入门槛高企、管制重重、国企享有特权或垄断关键资源的行业。 这一对照强烈暗示着另一种因果关系:正是管制将民企长期压制在地下或半地下的灰色状态,随时可能面临清理整顿、打击恶性竞争、优化组合、被国企强行兼并的命运,投资经营者朝不保夕,才让行业陷于黑暗低劣的状态,比如发生埋尸案的幼儿园,因没有牌照而屡屡被责令关闭,不断更名和搬迁以躲避检查,处于这种状态下,他们怎么会愿意在规模化、经营管理规范化和品牌形象建设上做长期而持续的投入? 朝不保夕状态下的理性策略,就是将投资规模控制在最低水平,以降低被关闭的代价,其中当然包括管理、质量和安全上的投入,低调不张扬以免惹来关注,而这与品牌建设恰好背道而驰;同时,将资源转而投入于寻求与官员和黑社会建立庇护关系,这样既可逃避管制,同时也补偿了质量安全上的低投入所带来的风险,因为这些庇护资源可以帮他们在需要时摆平事情。 这是一个逆向淘汰机制,把那些愿意长期投入、有志于建立百年品牌的企业家赶出了这些行业,也让善良诚实守法、不屑与黑暗势力为伍、以东躲西藏苟且屈膝胯下求生为耻的公民避之犹恐不及,因而,管制先创造了一个浑水泥潭,然后以其浑浊为理由论证管制的必要性,这是又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更不幸的是,由于管制将经营者预先置于非法状态,当事故发生时,他们丧失了循正当途径解决的条件,而倾向于更黑的手段,或寻求庇护势力摆平,或自己铤而走险;学龄前儿童原本就处于高危年龄段,事故死亡率比青少年高许多,尤其是在不发达社会,所以幼儿园经营者无不日夜提心吊胆,从事发后的恐慌反应看,本案的经营者在避免事故上有着足够的激励,可同样的激励却将其行为引向了不同于常理的方向,他们知道因为没有牌照,诉讼结果会很不利,而在事先,非法状态也让他们无法购买保险,只好选择了最恶劣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