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普降级决定缺乏逻辑一致性 辉格 2011年8月12日 标普降级决定所扔下的炸弹重撼全球市场，投资者至今惊魂未定；不同于以往的大小风波，这次是真正的、纯粹的货币恐慌，这一点从人们成群逃向黄金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有人惊呼，整个经济体到了一个重新寻找价值基准的时刻，而在找到之前，投资者将始终处于胆颤心惊、如履薄冰的迷茫状态，市场将难有起色。 这一看法有其道理，不过，在认定美元基础已彻底动摇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标普的降级决定本身是否可靠，确认这不是一次误炸；当然，我没有能力去检查和指点标普的风险评估模型、算法和指标体系，更不会代替评级机构对国债风险作出判断，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专业能力和权威性是难以挑战的，我只能从常识出发，看看标普自己给出的降级理由和从理由到结论的逻辑是否成立。 首先，这次标普降级所针对的，是美债的长期安全性，而不是短期违约风险，大概标普也承认，短期违约风险已经随两党协议和国债上限提升而解除了；而对于长期风险的判断，标普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三条：一、共和党顽固坚持不增税底线，削弱了美国政府的中期收入能力，特别是打破了标普原先所假设的2012年部分减税法案到期后的收入增长预期；二、不增税底线在此次国债上限之争中得到了巩固，因而可能将其收入影响长期化；三、近来两党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两极化对立，令人怀疑美国政界是否有能力在稳定财政上达成必要的合作。 许多评论者指出，标普此次降级不是一个财务和技术判断，而是一个政治判断，这一观察是对的，不仅标普自己并不否认，而且从一个细节中也可看出：标普最初的计算中存在2万亿美元的误差，经财政部指出后，他仍坚持原先的判断，问题是，在两党谈判的整个过程中，被提议的最高削减额也不过比最终协议额高出2万亿，显然，这一差异在标普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他对中期收入能力的判断早就可以做出了，他的第一条理由，似乎仅仅是个用来充实报告的托辞，真正的理由还是政治态势。 那么，标普对政治态势的判断能否自圆其说呢？答案是否定的；假如标普将稳定财政的希望寄托于增税，那么，他抱最高期望的时间应该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当时对减税不甚热衷的民主党牢牢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但实际上，民主党并未动手增税，而同时却大幅度扩张财政开支，而完全不顾忌债务失控，这一点在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之际已十分明朗；显然，假如标普的原则是前后一致的，他应该在那时候就感到绝望，并作出降级决定——如果连民主党控制府院时都做不到增税，你还能指望什么？ 当然，增税并不能改善长期财政基础和债券信用，它只能提高短期偿付能力，一个税负高企，财政长期紧绷在拉斐尔极限边缘的政府，从长期看绝算不上一个财政稳健和信用可靠的政府；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经济增长，而此时增税将是对实体经济的一个重大打击，这也是为何民主党即便想增税也不敢选择现在这个时机的缘故。 标普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他武断的假定两党合作是控制财政恶化的必要前提，或至少是优势条件，因而将共和党人尤其是茶党的强硬和不妥协姿态视为重大不利，实际上，这一点恐怕是促使标普作出降级决定的决定性原因，有些评论者干脆一语道破，将此次降级称为“茶党降级”。 问题是，两党合作真的必须吗？它真的是优势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历史经验反而告诉我们，合作和妥协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能拖则拖，从政治妥协和交易中产生的，多半是推迟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深层次和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和开支削减，需要的是一个同时控制府院且拥有压倒性多数的单党政府。 实际上，债务失控正是过去十几年两党妥协的产物，民主党要增加福利，新保守派要扩大国际干预、输出制度和价值观，共同推动开支膨胀，而同时，共和党要减税，妥协的结果就是：开支随它涨，税率照减，赤字靠举债，皆大欢喜；正是在债务依赖上，华盛顿各方找到了他们的妥协默契点，久而久之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积习难改；继续依靠两党合作妥协，是难以走出这条老路的。 相比之下，从财政健全和国债信用的角度看，茶党的政策主张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优于上述两党默契格局：在国内问题上，削减福利和废除医保的是节省开支的，国际问题上，和新保守派相比，茶党更偏向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有利于削减国防和外交开支，而在债务问题上，茶党甚至还从杰弗逊乡村保守主义和杰克逊民粹主义那里继承了美国农民所特有的反金融和反国债传统，你恐怕找不出财政上比这更保守的政策组合了。 综上所述，标普的降级决定，其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成立，而从理由到结论的推导也缺乏逻辑一致性；简言之，假如这次一次共和党人所称的“奥巴马降级”，那么它应该在中期选举之前就作出，假如它是民主党人所称的“茶党降级”，那么它所依据的前提是错误的，既不符合历史经验，也与政策组合的对比完全不符；假如我的看法成立，那么这次降级的影响将只是短期心理上的，人们应将目光更多的投向下一次大选，那才是更值得关注的决定性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