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13】 @黄飞珏：药家鑫案杀敌一千，自损八百。2000年，沭阳4个失业青年在南京某别墅杀害了德国人普方一家4口。普方母亲写信给法院，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她说“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最终凶犯伏法。普方家及南京的德国人成立了普方慈善协会，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生活状况 ，现已帮助500名少儿入学。 @西峯://@厉戟:普方是奔驰派往中方高管，被灭门后，普方的母亲得知情况，悲恸之余几次来中国交涉，最后还联名德国社会名流力保杀人者不死。未果，罪犯伏法后，老太太在德国媒体上发表文章：＂再也不要蹋上这个魔鬼的国度一步 @whigzhou: 假如生命不可作为惩罚对象，为何自由就可以呢，自由不神圣吗？ @西峯:众生态而已……只是觉得血仇不是唯一的选择而已 @whigzhou: 赞同死刑者未必认为那是“唯一的选择”，是废死者认为那是必须排除的魔鬼选择嘛。众生态……这个我自然当然知道，又没让他们闭嘴 @sonicblue_nju: 出错后无法补救 @whigzhou: 嗯，这个可以讨论，假如出错率很高，与死刑所阻止的犯罪相比显得不值得，这就构成了一个收紧死刑适用标准的要求，比如在具体案例中，只要有一丝疑点，法官就应避免使用死刑 @whigzhou: 重要的是：执行后的死刑无法挽回，但未能被震慑住的犯罪所杀死的生命同样无法挽回 @waterise:如果死刑成立的话，那A砍掉B一条胳膊，法院应该判决砍A一条胳膊，而不是有期徒刑。 @whigzhou: 没人说惩罚要与犯罪行为等同啊，惩罚的两种动机：震慑、安抚被害者（包括愤怒的旁观者），都不需要这一等同性，只要求震慑与安抚的有效性，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只有砍了罪犯手才能获得安抚 @艾里克卡特曼: 除非认为“出于某种正义目的，可以以牺牲极少数人生命为代价”成立，否则不应赞同死刑。 @whigzhou: 这要看“牺牲”一词的意思了，假如它包括“宁愿去死也要挑战正义规则的个人选择”，那我同意该前提 @whigzhou: 这一说法的荒谬性在于：在讨论规则的时候，似乎已经知晓哪些人会被规则所惩罚了，而实际上，是否实施触碰规则的行为，是个人的自由选择 @whigzhou: 在规则已知的前提下，断送自己生命，是罪犯的自由选择 @sonicblue_nju: 以国家和法律名义冤杀一人的罪恶要大得多。为了救五个人就真能推下一人去挡电车吗？ @whigzhou: 这是个滥用直觉泵的好例子，冤杀是在事后才发觉的（否则就是滥杀了），而被推下电车者的无辜是事先明了的 @whigzhou: 这就好比，士兵可能拒绝投入预先抽签定生死的战斗，但并不能由此得出他也不会投入死亡率相当但生死不可预知的战斗 @whigzhou: 比如轰炸机编队死亡率50%，很多飞行员愿意，但要是事先抽签选出50%飞行员去执行自杀轰炸，未必愿意 @whigzhou: 这是现实案例，美军研究过，因为后一种方案能大幅提升效率 @茶博未：假如枉杀率万分之1，阻吓率万分之5，这4个万分点能justify那个倒楣的冤魂的牺牲吗？付出最大代价和取得最大收益的不是同样的人。 @whigzhou: 当我们评价一项规则时，是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谁都可能是那个倒霉蛋，因而代价/收益是对称的，假如你发现该规则在事先就能预知有利于某些人，可以提出来作为作为争议点 @whigzhou: 从实用角度看，这一原则也是合理的，因为无论评价如何，过去都已无法改变，评价只能影响规则是否建立或持续 @茶博未：我想你是对的。假如我能用低成本在众多司法体系中作选择，其他条件若相同，我会选择加入一个无死刑的体系，这个只能算个人价值观吧？在没得选的现实中，就得被迫接受满足无知之幕的相对最优了。。。 @饼干龟: 无知之墓之所以可以广泛适用在何为正义的具体案例问题中，是因为它只是一个做判断方式的建议，而不是判断本身，得不出确切的答案。放在这里，是否justify，我觉得采用无知之墓的人仍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whigzhou: 那当然，这是必要前提，但不充分，而在这一具体争议点上，你一旦站到它后面，疑问便消失了 @饼干龟: 回复@whigzhou:你的意思是牺牲是值得的，并且这是幕后的人所共认的？ @whigzhou: 不是，我仅仅指 @茶博未 同学提出的代价/收益不对称这一问题消失了，其它争议当然并未因此而终结 【后记】 1）我见过的各种废死理由中，以@艾里克卡特曼 的最傻，他同样可以问：出于某种正义目的，可以以牺牲极少数人自由为代价吗？ 2）对死刑话题的更多评论，参见饭文“废除死刑理由尚不充足”。  

（按：原发于《长江日报·读·周刊》，发表时有删节。因为是本老书，内容大家都熟悉了，所以我选择拉远镜头，谈了谈整个新达尔文主义运动与社科、知识界和大众的互动，顺便扯了扯对待popular science的恰当方式） 裸猿已不再害羞 辉格 2012年3月10日 45年前《裸猿》的首次出版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是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运动走出生物学界而迈向社会科学领域时所扔出的第一枚炸弹，此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爱德华·威尔逊（[[E. O. Wilson]]）又分别于1975和1976年出版了引起巨大反响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和《自私的基因》，并非巧合的是，其间，莫里斯（[[Desmond Morris]]）与道金斯的共同老师尼古拉·廷伯根（[[Niko Tinbergen]]）与另外两位动物行为学家分享了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 新达尔文主义的迅猛入侵在当时的社会科学界激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这些著作让读者大开眼界、深受启发，因而也非常畅销，而同时，在知识界和社会精英那里，上述作者们却四处遭遇言辞激烈的反对、指责、嘲讽、抗议、甚至谩骂和鸡蛋攻击。 所有这些反应，无非是因为他们试图将在生物学界已趋成熟的基因和进化理论，运用到对人与社会的观察、分析和解释之中，用生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的眼光来考察人类的特征与习性，将昆虫和蜜蜂研究中获得的启示运用到对人类群体和社会的观察之中，这些做法，被许多人视为对人类神圣地位的挑战。 换句话说，那时的裸猿还很害羞，尤其是其中的知识精英，不愿暂时脱下（即便只是在想象中）文明的外衣，接受动物学眼光的审视，也不愿接受自己与其他动物一样受生物学规律的支配这一事实，当然，在事关肉体的生理问题上，他们早已承认这一点，可是当生物学审视指向他们的行为、心理乃至思想时，便断然不能容忍了。 今天的读者或许很难体会当时的激烈场面和新达尔文主义的艰难处境，它面临着保守和进步派的两面夹击：在保守派看来，这是进化论对传统宗教和伦理体系的又一次进攻，在上一轮进攻中，达尔文主义已将神圣的人“拉低”为拥有共同祖先的动物界的一员，而这次，他们又要将其所珍视的人性、传统和道德还原为无关乎神性或灵性的遗传编码和“策略”。 而在进步派那边，当时主导思想界的行为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认为，通过理性的思辨与探索，借助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人类能够按其意志任意的或朝向公认良好的方向改造人性、行为模式、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可现在有人却用大量证据揭示了：人类的价值偏好、行为模式、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都有着深厚的生物学基础和古老的进化渊源，其中许多被基因编码在遗传物质中，虽然这些基因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会有不同表达，但它们是不能被任意改造的。 让当时的思想界更难以接受的是，基因基础的重要性意味着，由基因差异所导致的个体间、种族间、性别间差异，将不会被教育和文化熏陶等环境条件完全消除，这一点被认为是给种族和性别歧视提供了借口，甚至在有些人看来，提及这些差异本身就是不可容忍的歧视行为，这让他们想起不久前造成了巨大灾难的种族主义。 作为对上述困境的反应，几位有勇气面对挑战的科学家，选择了走出学术象牙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接与大众和非专业读者交流，以期扭转当时被左右两侧的反对者所主导的社会思想潮流，于是，继《裸猿》之后，诞生了一大批介绍和阐述现代进化理论的通俗作品，一些作者为此不惜放弃了大量学术工作，道金斯甚至干脆完全转变成了面向公众的新达尔文主义布道者。 这些努力可谓成效卓著，在1994年的《裸猿》再版序言中，莫里斯还在痛陈其所遭遇的指责与攻击，但假如今天再让他作序的话，我们将会读到更多的欢快；该书面世后的二三十年中，知识界和大众对现代进化理论的认识与接受程度已经历了巨大飞跃，不仅该理论本身得到广泛认可，它所发展出的基因、[[meme]]、选择与传播机制、策略均衡、进化博弈模型、分子钟技术等等概念、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已被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学科广泛采纳和借用，为这些学科带来了革命性变化，特别是基于进化理论而创立的进化心理学，近年来已俨然成为一门显学。 由于这一领域的知识进步异常迅猛，今天的读者或许会发现，《裸猿》（还有之后的类似作品）的一些内容，要么已经过时了，要么不太靠谱，对此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将其视为“科普”作品；“科普”是国内特有的概念，它暗示了所谈论的理论和观点在学术界已成定论，因而可以当作常识向大众普及，而在西方，[[popular science]]的意思则宽泛的多，并不暗示学术共识，倒是初等教科书或百科全书通常会保证这一点。 相反，西方的通俗科学著作中，经常会讨论一些非常前沿的、高度探索性的话题，这些处于探索阶段的想法难以满足学术标准，因而无法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或者，有些新奇理论难以在学术同行中获得支持，转而向专业外寻找对话和认同者，这么做有时会收到奇效，因为跨学科的对话和思想碰撞经常会擦出些火花，而专业内的同行反而会因其特有的学术包袱而对新思想形成抵触。 基于前面所提到的困境，新达尔文主义借以进入人与社会领域的通俗作品，或多或少带有些布道者的使命感，因而其所介绍的理论与知识的成熟度难免会低一些，比如莫里斯认为直立人诸特征（甚至包括语言能力）是同时出现的，婚姻从一开始便是单偶制的，直立人已经拥有固定巢穴等观点，有些与古人类学和分子人类学的考察结果大相径庭，有些则缺乏证据而流于想象，他对许多体征和习性的解释都基于两性合作抚养后代的需要，但这种合作需求如何导致那些结果，则缺少一个严格的博弈模型来加以演示。 不过，尽管有这些弱点，对于尚未或刚刚开始涉猎这一领域的读者，《裸猿》仍是个很好的起点，它写的非常生动有趣，内容也很丰富，用一个动物学家的眼光考察了人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它能开阔眼界和思路：呀，原来我们还可以这么看待自己，原来这些我们早已熟视无睹的东西背后是有原因的！  

【2012-03-07】 @莫争论cog：刚才回复 @天津王姐，我说了这么一句： “很多人，一辈子不过是基因的生存机器，还挺得意。嗯……我为基因奋斗了一生”， 这话说得不严谨。我把之前在一个朋友博客的回复贴过来，作为一点补充。她博客谈到自己目前的生活虽然简单，但还是感觉很幸福，这是她之前大概没想到的。以下是我的几个回复。 @picniclin：贴下原文，有意思。@莫争论cog: 有种人，我总想啊：学、学、学，有一天他终于发现自己看了最多的书，结果一看日历，靠，怎么都60岁了？改写下某名诗：少年不知闲滋味，老来望己空流泪。很多人，一辈子不过是基因的生存机器，还挺得意。嗯，老的时候可以说一声: 我为基因奋斗了一生，这辈子值了。 @赵昱鲲：莫总此推甚好（同意一下@天津王姐，你的干货推比骂人推好多了）。大部分赞同，不赘。疑问：对3(1)，感觉基因的作用恐怕还是盖过meme。不能因为其他灵长类没有这种追求，就认为是meme，因为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在基因上的区别很多。在hunters-gatherers社会，很可能进化出对物质积累的强烈兴趣。 @赵昱鲲：其次，女性的择偶策略更看重男方的资源（财富、地位），这似乎是进化心理学的定论吧。当然她们也本能地被高、帅吸引，但富的吸引力应该也在很大程度上不需要reflective思考吧。不过现代社会的奢侈品肯定involve meme。但meme，如你所说，是长在大脑的环境里，而大脑是有基因所规定的很多先天偏好 @赵昱鲲：我感觉奢侈品应该是个基因加meme共同作用出来的产物，就象宗教或者cheesecake一样，有人类（可能尤其是女性）先天的偏好为基础，然后是有意无意的meme竞争进化的结果。 @莫争论cog：对，这个肯定是定论，但我的意思是：男性财富对女性的吸引，似乎不及高大、强壮、charisma等暗示男性武力的因素更“本能”（至少对西方女性如此）。而富人的trophy wife跟帅哥猛男出轨的事，也很多见，而女人在这事上甚至会倒贴财物；而女性被有钱人吸引，更类似一种卖淫行为，而非难以自控的本能吸引 @whigzhou: 这里有两个问题：1）女性向来有采用傍富偷帅的双重策略倾向，2）富和帅在不同社会的遗传价值不一样，农业帝国权力与个人武力的相关度很弱，这可能改变了对帅富的偏好比重 @莫争论cog：当然，后者在黑猩猩、甚至更低等的动物上也可见。这些动物的雄性，也可能收集物品来吸引雌性。但人类这种无休无止、过于热情的不断追求物质的现象，乃独此一家；也似乎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里有程度、比例上的显著差异。所以我才认为有meme的影响。 @whigzhou: 这一点我在解释乳房时已提出过一种解释：财富权力等第三性征的获得性可继承特征是个高倍放大器，极度放大了男性的遗传价值差异 @莫争论cog：嗯，是这样。那么回到我的主题，你认为现代人类对更多更好物质的无限追求，是已写进基因的本能还是一种meme的“洗脑”，或者说你认为哪个因素的影响更大？ @whigzhou: 虽然没看到证据，但我认为有基因基础，尽管理论上仅靠meme也能达到类似效果，因为在如此高强度选择下，硬件上的变化完全来得及 @莫争论cog：类似逆向性选择造成的不同种族第二性征差异？ @whigzhou：是的 @莫争论cog：回复@whigzhou: 另外，我那个主题，是在谈原始人的心智状况，并不和"农业帝国"这种历史时期的人类心智相关哈。 @whigzhou: 哦，第二点是针对你提到的中外差异 @whigzhou: 记得你提到过中东的帅哥比例，看看几个贝都因显赫家族（比如沙特王室）的家谱，便可体会到那里的性选择强度有多高，而且不久之前，这种选择还高度相关于个人武力 @whigzhou: 类似的，欧洲贵族在几百年前还严重依赖个人武力来捍卫其财产和地位，而在东方帝国，早已不是如此 @whigzhou: 中西方另一大差异是僧侣/文官系统，社会越复杂，组织能力对个人武力的优势越大，文官对武人的优势也越大，但在基督教世界，很长时间中，占据文官地位的都是不能结婚的僧侣，其地位不能转变为遗传收益，东方则相反，这一性选择标的上的差异或许能解释些东西 @whigzhou: 有意思的是，如我早先在对宗教的分析中所指出，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为其传播提供了便利，因为他在提供组织能力的同时不与旧权贵争夺遗传收益 @莫争论cog：嗯，有道理。转 @赵昱鲲：这个很有启发。但东方帝国包括中东、波斯、印度吗？按你引的阿拉伯王室的例子，应该不包括？ @whigzhou：我这里的帝国专指天朝，波斯和印度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吻合，但没仔细考察过，视其文官系统的控制能力、层级扁平度和平民财产可靠性而定，但肯定不包括狭义的阿拉伯，那些是半游牧社会 @赵昱鲲：但蒙古和中亚的游牧社会，高帅程度也和汉人类似，而非西人。感觉黄、白人种在身体build上的差异，应该出现在帝国时代之前。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明白，难道东亚这一枝智人率先进入了“文明”社会，因此对身体的选择压力减小？ @莫争论cog：回复@赵昱鲲: 【但蒙古和中亚的游牧社会，高帅程度也和汉人类似…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明白】同疑惑。另外，进化心理学也最多能解释身材（高矮、腰臀比等）方面的差异；对于面部，也最多提到面部对称是美的，平均化的脸是美的。但东亚人异于其他多数民族的“大饼脸”、眼睛不凹陷等面部特征，似乎未见解释 @莫争论cog：虽然你这个写的有点过于文青，但大意我是理解的。我微博也说过：“很多保守主义者或极右热爱进化心理学，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其能为status quo、人类本能的“毛病”、比较原始的特征提供一种辩护。”http://t.cn/zOVoR99 http://t.cn/zOVoR9C @tertio: 还是老话，对权力的追求。那权力是什么？ @whigzhou: 直接的就是可继承的资源支配能力 @whigzhou: 这里的“可继承”包括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即凭借实力的） @tertio：我觉得还是基因的本能在私有财产制下的自然反应，对控制外界的渴望，也就是权力欲望。追求适度，专注于自己的需要，才是一种meme，更多地带有理性思考的成分。---说得很烂，还得再想想。 @赵昱鲲：对，女性当然也被高帅吸引。不过她们被富吸引时，不一定是类似于卖淫。有人做过实验，让男人看《花花公子》，女人看《花花女郎》，结果男人对老婆的评价下降，但女人没有变化。实验者改为让他们看学生领导的材料，结果女人对老公评价降低，男人没有变化。可见女人爱资源的本能还是很强大的。 @莫争论cog：理查德波斯纳总对此表示异议：“追求自身真实快感rather than可量化的物质，这种行为算什么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这不就是原始本能么？苦逼的追求成功才应该是一种浪漫、理想主义嘛。”（我转述的大意，出处忘了，哈哈） @莫争论cog：回复@赵昱鲲: 嗯，有道理。虽然这个实验里的“领导”更代表着地位、权势，而非有钱吧？：）Anyway, 常见嫁有钱人的女人和帅哥、猛男出轨，但极少见嫁帅哥的女人仅仅因为某人有钱（且为避免“卖淫”的解释，假设女人不能从此人那里获得任何物质收益）而和他出轨吧？ @赵昱鲲：回复@莫争论cog: 出轨和婚姻是两码事啊。出轨是为了得到好基因（但在这点上进化心理学的解释我不太满意，因为有钱人的赚钱基因也是好基因啊），结婚主要是为了得到资源。所以帅哥老婆、女朋友不会跟有钱人出轨，但却会扔下帅哥和有钱人结婚。 @莫争论cog：回复@赵昱鲲: 这个我肯定是知道的。但我一直的意思是：有钱人是否能仅仅因为有钱这个事实就能对女人有来自本能的吸引力？你提到的实验，我也说了：领导代表的是地位、权势而不是金钱吧。我并未否定这个因素对女性的本能吸引。我的原文意思就是：在原始人部落，男人似乎不能通过收集物质来获得领袖地位 @莫争论cog：回复@赵昱鲲: 如果不能的话，那么纯粹无休无止的追求物质不太可能来自基因的直接作用？当然，我又想了想，既然收集物质也可“引诱”雌性进行类似卖淫型交配，那么可以猜想：男性，特别是个人武力或外表上无优势的男性，可能确实会有不断收集物质的本能冲动。 @-Atmosphere-:【男性，特别是个人武力或外表上无优势的男性，可能确实会有不断收集物质的本能冲动。】不由得想到某一区域的人了，呵呵~ @莫争论cog：回复@-Atmosphere-: 我这个长微博，关键的观点是：【单纯】不断拥有财富，无法凭此获得权势地位，特别是在原始人部落。因为财富并不等于地位。而不是否定权势地位对女性的本能吸引。 @tertio：回复@莫争论cog: 财富和权势通常可以表现为近乎强壮和勇猛的感觉，比如一个老板在办公室挥斥方遒，训斥下属的时候，女秘书一般会有点本能上的心动吧。 @莫争论cog：回复@-Atmosphere-: 当然，也可能权势地位和拥有的财富高度相关，特别是古代社会。所以女性有意无意可能通过财富来鉴定一个人的权势地位。因而本无地位的男性有通过炫富来”诱骗“女性的动机，和女性通过化妆、打扮来”欺骗“男性一回事。如此可作为男性不断单纯追求物质累积的动机的一个解释。 @程乐华_中大心理系：现在已演变为学识、权力、金钱三者，得其一则可吸引女性，兼具者乃钻石级也 @赵昱鲲：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我觉得可能财富还是可以促进权势的，而不仅仅是权势的体现，比如能工巧匠可以在部落里获得更高地位。 @赵昱鲲：回复@-Atmosphere-:对,“女爱财男”更多表现在长期择偶策略上，而“男爱美女”长短期都适用。这时就很难区分女性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到底有多少出于本能，多少出于理智的计算，不像短期mating策略，一般都是本能直接发挥作用。 @莫争论cog：不是鼓励不思进取，而是说：一天到晚战战兢兢、苦逼、苦大仇深的追求出人投地、或单纯追求可量化的物质、成就，而不在意这是否给自己带来快乐、自己是否在做自己真正喜欢、在意的事，这似乎并非那么聪明？ 【2012-03-08】 @赵昱鲲: 但蒙古和中亚的游牧社会，高帅程度也和汉人类似，而非西人。感觉黄、白人种在身体build上的差异，应该出现在帝国时代之前。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明白，难道东亚这一枝智人率先进入了“文明”社会，因此对身体的选择压力减小？ @whigzhou: 准确的说，不能以帅为标准，而应以第二性征是否显著为标准 @whigzhou: 因为美貌虽与性选择关系密切，但其标准会受文化潮流影响而波动，当前，西方文化优势主导了该标准，因而非西方种族在此标准下会被低估；走出非洲之后，人类在体质上已发生了很多分化，其中许多与第二性征有关，比如因肤色变浅而嘴唇变薄，为适应寒冷而加长鼻子，为适应风雪而改造眼睑，等等。 @whigzhou: 所以，与西方标准差异很大的蒙古人种，在当前流行标准下，会被认为不美，即便其第二性征仍很发达，蒙古游牧民的情况是否确实如此，有待证据 @-Atmosphere-: 我觉得美似乎是有跨文化的标准的。有个心理学实验，让几个月大的婴儿看人脸照片，那些成年人普遍认为较美的人的照片，婴儿看得时间也会长一些，婴儿肯定还没有受到文化潮流的影响 @whigzhou: 跨文化的共性肯定是有的，比如女性的腰臀比，男性的身高和肩宽，但这与种族审美差异不矛盾，可以共存 @whigzhou: 我说的是流行审美观会让人低估某些种族的平均美貌，但并不会让人看不出其它种族中哪些个体更美 @-Atmosphere-: 虽然现在欧美文化是强势主导文化，但中东人依然是公认的美哇，每次新闻里中东打仗，我妈都去赞叹人家人长得美 @whigzhou: 闪族与印欧人的外貌还是比较接近的，至少在东亚人眼里，我们父母辈的审美标准其实已经受西方影响很大了，我外婆那辈人就常会说外国人很丑 @-Atmosphere-:回复@whigzhou: 相比起东亚人来说，闪族和印欧人确实比较接近，但还是有各自分明的特点啊。如果说人类审美没有跨文化跨种族的统一标准，而是由强势文化主导，那么文化的强弱排序就应该等同于美丑的排序，可现在大家认为弱势文化的闪族人美貌 @whigzhou: 所以我还指出了第三个因素嘛：性选择强度 @齐谐: 真正跨文化的可能只有腰臀比和对称性。 @whigzhou: 我觉得不止，挺拔的乳房（尽管对具体形状的偏好不同）、光洁细嫩的皮肤、精致的唇线（尽管对厚薄的偏好不同），清亮湿润的眼睛，还有前面提到的男性身高和肩宽，等等 @齐谐:回复@whigzhou: 不是有偏好小乳的时代么。皮肤和眼睛的认同，其他再想想。身高肩宽应该也是，刚说的是女性的。 @whigzhou: 嗯，但绝没有偏好平胸的时代，另外，贵族/文人/精英/公知亚文化中的偏好可能会比较特别，常不能代表普遍情况，比如花花公子与时尚杂志的标准就很不一样，文艺片与A片也大相径庭 @whigzhou: 上层有闲阶级的审美会更多的受文化/亚文化影响，因而更大幅度的偏离审美的生物学基础，当然，这些偏好又会转而影响大众，这会让事情会变得复杂，因而此类研究需要控制一些短期波动 【2012-03-09】 @莫争论cog：关于审美观的形成是否主要是因为优势文化（比如目前的欧美）的影响，多说几句 http://ww2.sinaimg.cn/large/80b1dae0jw1dqtqhhvcq1g.gif @whigzhou: 嗯，我们的主要分歧是：你认为的人类共同审美标准比我认为的多许多，这个确实需要大量实证研究来考证，许多研究本该来自体质人类学，可是因为学术界及其赞助人对种族主义的忌惮，这门学科在二战以后几乎就不存在了，更没有本应出现的进化体质人类学，否则今天讨论这些问题会有更多有价值的材料 @whigzhou: 比如高鼻子，两种候选解释：1）是对阴茎的自我拟态，2）为了暖化冷空气；若1成立，那性选择方向肯定是向高挺方向，即黑人也喜欢高鼻子，塌鼻只是换取其他利益的代价，走出非洲后原先利益不再重要，就往高处发展了，若2成立，那么，黑人自己也不会喜欢高鼻子，这个分歧实证研究能够回答。 @whigzhou: 这些特征需要一个个分别研究，笼统结论肯定是错的。大饼脸我也很困惑，连候选解释都想不出，看上去换不来什么利益，但在性选择上的代价却很明显 @whigzhou: 区分审美上的共同偏好和种族特有偏好，似乎可以用这样一条原则：凡与健康/生育能力/自我拟态直接相关的性征，更可能是共性，凡与特定生态龛下生存优势有关的特征，大概是种族特性 @赵昱鲲：回复@whigzhou:这个区别有理。共性中是否还该有“象婴儿”这一条？也就是所谓cuteness，比如大眼睛、小鼻子。这是亲子依恋的副产品了，但似乎也有强大作用。 @0师太你就从了老衲吧0：曾经的小脚审美的例子，似乎可以深化讨论。把文化之间的强弱对比形成选择，扩展到某一文化内部如何形成基本一致的审美观。优势文化--->文化话语权？ @莫争论cog：嗯，是这样。另外，现代很多西方人，被政治正确洗脑的真信政治正确那套了（我说过：政治正确从社会效益上来说，是利大于弊的选择；但这不代表其暗含的观点真是对的），包括聪明人。比如老外学人讨论不同种族美丑，很多平时思维很厉害的人，大谈不同种族美丑有高下的观点显然是扯淡 @莫争论cog：这个有可能确是扯淡，但关键在于他们的证据就是：”怎么能仅因为肤色差异就评价美丑呢? 难道我把我的皮肤弄成黑的就不好看了？”呵呵，难道各种族外表差异真的只有肤色差异？这么明显的问题，这种人居然看不出？可见屁股决定脑袋。 @库布拉坎：白人觉得拉美裔那种小麦肤色好看也是近几十年最多不超过一百年的事情啊。古典小说里他们喜欢的都是苍白金发的人。另外，你说的wasp们为主的西方主流人群，现在他们喜欢的东方美女恰恰是东方特征明显而我们不以为然的 @饼干龟：这个实证起来其实很简单。查阅中国和西方各朝代的美女美男画，不仅可以看出各自的审美变化，还可以看出如高鼻子、大眼睛、瓜子脸、白皮肤、薄嘴唇等等审美是否跨文化。 @whigzhou： 我只用5秒钟就发现了该方法的10个缺陷^-^ @饼干龟：瓜子脸的进化优势似乎更让人困惑。脸小相关于头小，从而难产率小？想到大饼脸的一种解释。充胖子。哈哈，纯搞笑猜想。在吃不饱年代，胖大概是一种优势吧。 @whigzhou：大饼/瓜子问题的关键不是“为何瓜子而非大饼能成为优点”，假如一开始就偏爱大饼，没问题，但实际上东亚文化中也不认为大饼美，可它又很普遍，且看不出能带来何种补偿 @饼干龟：那就是性选择强度小嘛。或者脸型其实不独立。不负责任瞎猜。说起来这倒不算奇怪，偏好高、白、大眼、蜂腰，前凸后翘，但矮、黑、小眼、水桶腰、前平后板的还是一大堆嘛。 @whigzhou：嗯，现在缺乏证据只能瞎猜，或许是其他关联特征的副产品，或许是某些资源条件下减弱了对女性的性选择强度 @whigzhou：后一种猜测基于这样一个联想：某些极端恶劣条件下，貌似容易出现一妻多夫制，而这是对女方性选择强度减弱的显著迹象 @饼干龟：只是对脸型这一项表征的选择压力小嘛，无需以整个性选择弱为基础。 @whigzhou：嗯，那也可能，这个可以通过测激素水平来确定 @青椒花园：回复@whigzhou:可能只是纯粹的垫基者效应呢，或者是别的优势基因的关联结果 @whigzhou：回复@青椒花园:嗯，完全可能 @饼干龟: 回复@whigzhou:哦，原来如此。对问好不确定。不过如果是想看性选择强度，我觉得无需其他手段。中国的总体性选择强度弱是很明显的。比如男性阴茎长度、女性乳房大小、腰臀比，都明显 @whigzhou：对天朝性选择强度较弱这点我早就肯定了，昨天还提出了我的解释，可大饼脸不是天朝特产，所以困惑并未消除 @whigzhou：大饼和细眼这两个特征显然是蒙古人种分化之初便以存在，假如这是性选择普遍弱化的结果，那我的帝国解释就完全多余了，但我认为不是这样 @饼干龟: 如果说大饼脸也普遍出现在蒙古游牧民族（按我的印象内蒙古人的脸是挺大的），那么除了选择压力小和副产品解释，还有可能是一种独特审美啊 @whigzhou：独特审美这个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东亚人自己也不喜欢大饼，这一点证据太明显了，传统文学/艺术中夸赞的都是瓜子或鹅蛋，戏剧化妆中还刻意掩饰大饼 whigzhou： 比如京剧旦角脸颊上那两个黑钩子 @饼干龟:回复@whigzhou:昂？好不容易想通了一夫多妻是如何导致女性选择压力小的，竟然还是我看错了。。 @whigzhou：对，表面上看，一夫多妻制好像能弱化对女性的选择，实际上相反，极大强化了对女性的选择，关键在于隔代优势，具体分析见：http://t.cn/zOVYuPe @赵昱鲲：好像有过调查，大部分西方人还是认为白人最漂亮，其次才是拉丁裔。刚才google了一下，出来的第一个结果也是这么说 http://t.cn/zOVllSo @莫争论cog：这个有平均的因素嘛。比如平均而言，北欧女可能比南欧的好看，因为她们美女比例高。但美的惊心动魄的更多南欧的。拉丁也是。但如果白人觉得拉丁、中东的里面漂亮的比他们漂亮，而这种漂亮和他们的典型长相区别很大，那么暗示他们的审美没有完全受文化优势影响？ @饼干龟：回复@莫争论cog:我觉得觉得本族人最美反倒是支持审美未受文化优势影响，当然受调查对象应是非强势文化群体。 @莫争论cog：回复@饼干龟: 嗯。比如常见中国人说老外就是不好看，而多个韩国人还来问我：你觉不觉的韩国人最好看，特别是我们的女人？-_- 但这种话，也许当不得真，还是要观察他们的行为。比如韩国人真的行为上觉得中国女比不上他们的女的？而号称对洋妞没兴趣的国男，如果有洋妞要和他长期交往，他拒绝的可能大么 @莫争论cog：回复@饼干龟: 比如姜文、刘烨这种明星，把他们找的洋妞换成类似条件的国女，他们会心甘情愿的娶？所以，很多国男老去骂国女找老外，其实自己碰到洋妞主动，又有几个会拒绝？只不过这不常发生罢了。 @赵昱鲲：审美的文化影响，在现代社会应该是越来越弱了。不过拉丁裔和中东裔（也包括南欧）有些占近年来西方社会崇尚所谓健康肤色的趋势的便宜。我猜测人类本能还是会觉得浅色皮肤更好看。至于五官，可能与混血有关（拉丁肯定是，南欧和中东可能也有，那些地方混得似乎比西北欧厉害） @细跟：姜文的前妻，桑德琳，法国白人，巴黎政治学院博士，人类学家，父母全毕业凡尔赛美术学院，2005年跟姜文离婚，现在巴黎政治学院执教。 阿花的伊萨卡岛：何伟在《甲骨文》里写他去看姜文拍戏，姜的法国太太（当然现在是前妻了）来探班，她是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宗教人类学博士，不过关键是何伟在形容 @细跟：何伟在《甲骨文》里写他去看姜文拍戏，姜的法国太太（当然现在是前妻了）来探班，她是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宗教人类学博士，不过关键是何伟在形容她的时候用了“美貌为天人”这样的词语。。。 @莫争论cog：回复@细跟: 那些博士什么的对男性择偶有多大影响呢。关键是她们的长相，在西女里面非常一般。 @细跟：回复@莫争论cog:何伟本身就是一个西方人，他从西方人的观点，对姜文老婆给予的评价很高。甲骨文这套书里有写。姜一郎这么漂亮，还是多亏她娘。 @莫争论cog：回复@细跟: 关键是你自己觉得好看不嘛？ @细跟：我觉得姜一郎她娘挺漂亮，挺有气质，但是没觉得惊为天人，但是这位何伟Peter Hessler见到姜文前妻后惊叹不已，还在书里特意写了一小段。 莫争论cog：回复@细跟: 他可能说得更偏于气质吧。或者那女的就是符合他个人的审美。 @莫争论cog：回复@桌不凡: 呵呵，但有些东亚男，自己长的跟青少年一样，又瘦弱，却去抱怨人家老外女人过于成熟，或者就是说什么别人过了20岁就成了大妈，却不见人家过了40岁的性感美熟女（MILF) 还多得是，而东亚女到了40岁一般是什么身材吧。其实不就是自己弱、驾驭不了么？ @莫争论cog：回复@勤劳十点: 混血丑的也多的是。还有，一般都是丑族混了人家漂亮的民族，丑族的人立即觉得好看（虽然他们平时又坚决不承认别人比自己好看），但人家好看的民族却不觉得。比如你去和韩国混混，看你觉得好看不。而本来漂亮的民族，血统越纯漂亮的比例越高，比如挪威。 @莫争论cog：回复@桌不凡: 俄罗斯女人比起欧洲的女的，素质比较低，也太屌。当然真心跟了你还是不错，比较死心塌地。但不喜欢女人太沾的不要去惹。  

【2012-03-08】 @whigzhou: #饭文#为何资本家会反对资本主义？ http://t.cn/zOcgQYh 复杂系统中，个体成功经历充其量只能证明他在如何取得个人成功上可能拥有一些正确知识，而丝毫不能证明他对整个系统的运行原理拥有任何可靠的知识……成功不必以拥有正确知识为前提，其次也更重要的：许多成功的必要前提恰恰是拥有错误的知识！ @whigzhou: 限于篇幅，写的很不过瘾，补充几句。本文提出了一个认识论问题：系统级知识能否从个体经验获得，或从传播机制中涌现？我的回答是：往往不能，并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权当引子，尚待深入 @whigzhou: 这个“往往不能”意味着，在系统级知识上，由个人经验和流行观念所构成的朴素科学是靠不住的，所以才需要科学方法论 @tertio：回复@whigzhou:认识论问题我喜欢。不过这个假说有点不确定，能不能换个确定一点的假说？毕竟很多成功者的确是因为对系统有正确的知识。 @whigzhou: 总体上，我目前只能得出这么个较弱的说法，但对于具体领域，可以有更强的结论，比如对文中两个实例，我的结论都是很强的 @whigzhou: 不知有没有朋友看出，本文在彩票问题上观点，颠倒过来便可适用于保险问题，呵呵 @踢星星：佩服楼主，但稍有不同看法：系统级知识不能从个体经验获得，同时个体经验不应该被完全否定。个体经验而来的知识，并非错误，而是不完全。这个区别很大。对这种经验知识的完全否认，往往就是所谓“理性的疯狂”或“致命的自负”之开始。 @whigzhou: 我不是完全否认，而是认为个人经验与系统级知识的获取之间没有相关性，前者无助于后者 @whigzhou: 我对“致命的自负”理解不是这样的，这种自负是指对通过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过于自信，并因此而轻易否定朴素知识和常识的价值，而我恰恰肯定了后者的价值，甚至是在承认它往往是错误的前提下依然坚持这一肯定！ @踢星星：同意楼主。只是用“错误”这个带否定涵义的表述，容易引起误解啊。 @Freehkov: 我想请教一下，文中说"假如一个简单却错误的知识能以简洁的多的逻辑链导出同样的有利行动，它就是“值得”被保留的"。那么，如果学者们完善了解了一个知识体系后，用简化后“错误”的知识构建成一种能导出同样有利行动的学术，再用以教育和普及的话。你觉得这种做法可取吗？ @whigzhou: 这问题挺棘手 @whigzhou: 初等教育和技能训练中，貌似许多时候正是这么做的，这可以理解，因为教育的目的未必是造就科学家或培养科学精神，可以是帮助学生获取生活/工作中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这么做好像无可指责，我觉得 @whigzhou: 但是，假如这么做会让你感到不安，那也没必要刻意去这么做，或者更妥当的办法，你可以加上一句“简单说，你不妨这么认为”，或“想象一下假如是这样……”之类 @whigzhou: 再考虑一下对称的情形：假如已经存在一种能够导出有利（或良好）行为的普遍迷信，揭示真相是否不可取呢？我认为不必有此顾虑，因为有用的迷信总是拥有压倒性的传播优势，揭示真相的努力很少有机会压过它  

（按：本文中有些句子容易被误解和歪曲，请注意我的措辞，稍有改动或增添，意思可能大不一样） 为什么资本家会反对资本主义？ 辉格 2012年3月7日 关于市场制度的种种争议中，一个有趣的场景是，许多坐在书斋里的经济学家都在不遗余力的为市场制度辩护，反倒是不少在市场中如鱼得水、依靠市场取得了巨大个人成就的资本家，却常常从整体和根本上（而不只是某些细节上）指责和攻击市场制度。 比如最近，杰里米·格兰瑟姆（[[Jeremy Grantham]]）这位管理着全球最大基金之一[[GMO]]的大资本家，在其致投资者的信中，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内在的自我毁灭倾向，因而必须由政府干预来预防和矫正，否则危机和崩溃难以避免；这种说法并不新鲜，不过是马克思观点的凯恩斯版本，多年来，末日博士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投机大鳄索罗斯（[[George Soros]]），都在不断宣扬这些观点。 对于反对市场制度，尤其是反对现有货币、资本和金融制度的人来说，大资本家们的言论是个有力的佐证：连市场制度的顶级参与者都说它不好，还能有假？难道书斋里的经济学家比他们更了解真相？确实，这种说法看上去很诱人，但假如我们仔细推敲一下便会发现，这种说服力只是直觉上的，而直觉并不总是靠得住的。 特别是在社会和市场这样的复杂系统上，特别是在制度这样的复杂问题上，个体经验和直觉多半靠不住，即便是参与范围最广泛、经验最丰富的参与者；在类似的复杂系统中，个体的成功经历充其量只能证明，他在如何取得个人成功上可能拥有一些正确的知识，而丝毫不能证明他对整个系统的运行原理拥有任何可靠的知识。 这一点即便在不那么复杂的系统中同样成立，比如一个顶级球员未必是个好教练，更未必是个合格的足联规则委员会主席，这三者所需要的恰当知识，不在同一层次上；然而在公众的讨论和评价氛围中，却总是有一种以个人成就为取信标准的倾向，该倾向不仅存在于公共话题中，在关于职业、经营、投资、修养、乃至价值观的种种话题中，都可见到它的影子，其最集中表现，便是近年来日益兴旺的成功学。 成功学的基本假定是：每项成功经历背后，都隐藏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探索和学习；如果“有价值的东西”仅仅是指有助于获得成功的经验或启示，那自然没问题，可实际上，许多人将之等同于“关于世界的正确知识”，那就错了；首先，成功不必以拥有正确知识为前提，其次也更重要的是：许多成功的必要前提恰恰是拥有错误的知识！ 最简单的例子是彩票，许多热衷于买彩票的人，其热情都来自对中奖概率的错误知识，错误的认为按某种方法选择号码会提高自己的中奖率，进而认为自己的预期收益率高于零，而拥有正确知识的人，预期收益率总是负的，因为总奖额总是小于销售额，所以对于后者，仅当其风险偏好很高时，才会买彩票，这样，在全部中奖者中，拥有错误知识者的比例，必定高于普遍水平。 彩票只是个极端案例，但其所揭示的原理适用于许多高风险行业，在这些行业中，脱颖而出的成功者，更可能是那些对许多风险十分无知的人，越是辉煌而不可思议的成功，所对应的风险无知者比例越高，英特尔前总裁格鲁夫（[[Andrew Grove]]）的名言很好的抓住了这一点：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当然，风险无知在成就极少数成功者的同时，也让大批人获得了负收益，所以尽管前者在传播学上具有压倒性的影响，但至少对于客观的探究者，用统计手段还是可以识别出错误知识的负面价值的，这没错，然而，还有另一类错误知识，它对成功的正面影响甚至在整体上都不会消除，因而其正确性完全不能用成功来衡量。 比如，我错误的认为，我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全知的上帝看到，而他会因我的恶行而惩罚我的子孙，于是我小心谨守道德规范，善待邻居，从不欺诈客户，并因此而成为一名信誉卓著的成功商人；显然，上述错误知识在我的成功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它仍是错误的，并且这一错误不可能从对成败的观察与统计中被识别出来。 实际上，从成功这样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保留某些错误知识，这是因为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许多情况下，从正确知识得出有利行动的逻辑链无法在此认知局限之内建立，因为该逻辑链所涉及的知识极度庞大，个人难以获得，或其中逻辑结构高度复杂，人脑难以处理，此时，假如一个简单却错误的知识能以简洁的多的逻辑链导出同样的有利行动，它就是“值得”被保留的。 当然，这个“值得”是基于个体功利性，而当我们以求真的姿态来考察社会这个复杂系统的运行机制，试图回答市场制度是否具有内在自我毁灭倾向之类的问题时，这些对个体成功有利的知识，假如已被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证明是错误的，自然要加以摈弃，不能仅仅因为它出自成功人士之口便甘之如饴。  

【2012-03-05】 @whigzhou: 刚才跟朋友讨论增值税问题，突然想到一点：私人消费/GDP只有百分之二十多，低的不可思议，或许跟避税有关？可能很多中小超市（或其供应商，原理相同）把开票额度卖掉了，于是许多零售额被统计成了企业开支？瞎猜 @小野猪君：恩，购物卡、在超市门口搜集小票的大妈、超市/宜家开发票处长长的队伍，都把私人消费变成企业支出了。。。现在最好的是网购，京东亚马逊等等，不管买什么都能开办公用品一项 @学经济家：共鸣。一直存了这个念头，想整理增值税制与私人消费/GDP比例等的关系脉络，但没有砥砺弄不出来，再欠一个坑，呵呵。 @西峯: 统计中，购买车房都计入投资项下。 @whigzhou: 这个倒不算错，假如在其存续期内分期折算进消费的话  

【2012-03-04】 @whigzhou: 在读《Elbow Room》 @whigzhou: 关于自由意志的谬见之一可能源自对变量选择空间（或值域/自由度，三者等价）的误解：既然决定论认为变量在给定时刻只能是某特定值，谈何选择？其实“存在选择余地”的意思是值域不是单值集合，而值域包含了变量在所有条件组合下（而非某个时刻）的取值实例， @whigzhou: 因而变量在特定时刻的确定性当然不能等同于值域的单值性 @茶博未：作为一懒人，坐等辉总的读书笔记。我猜自由意志，在“我本也可以那样做”的意义上，是一种幻象。但决定论 与 a)个人是责任主体因而可以施加奖惩、b)个人受奖惩和预期的奖惩影响而作决定并实施行动，没有矛盾之处。 @whigzhou: 那你还是读原文吧，我的读书笔记极少以介绍和评论原书内容为目的，而只是记录读该书时产生的一些念头，可能与原书毫无关系 ------------扯蛋分割线-------------- @whigzhou: 迄今我能想到的对宿命论（包括所谓历史决定论）的最善意理解是：它其实指的是系统演化方向的抗干扰性，即：无论受何种尚未被考虑的因素的干扰，系统终将向（基于已考虑因素和原理而预示的）那个方向演变，这种看法对某些系统的某些阶段或许可以有点意思，但根本不是决定论。 @石磊slonethu: 我理解的宿命论是：个体的抗争（哪怕再理性或再勇敢）都无助于整体系统摆脱滑向某一个稳定点（吸引子）的轨道。抗干扰性（或鲁棒性）是系统的表观特征，其机制是内在的正负反馈结构。主导因素也并不一定要未知，因为系统内. @whigzhou: 嗯，将自己代入我说的干扰因素之一，便获得了个体的宿命感 @石磊slonethu: 抗干扰性（或鲁棒性）是系统的表观特征，其机制是内在的正负反馈结构。主导因素也并不一定要未知，因为系统内在的复杂性使然. @whigzhou: 某因素若已被考虑，意味着它是系统结构的一部分，将被视为系统走向那个方向的“原因”之一，而不是与宿命感有关的那些干扰因素 ------------扯蛋分割线-------------- @whigzhou: 嗯，自省自动为更高层次的自省提供了素材，因而可能触发一个无穷迭代过程，直至耗尽内存，而旁观则不存在这样的自动触发机制，因而不会让“脑子转不下去了”

以市场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辉格 2012年3月2日 最近，世行发表了一份针对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展望报告，同时也是一份建议书，建议中国政府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份报告体现了对中国现状与前景的良好把握和深刻领悟，也呼应了多年来在国内持续存在的一种呼声，而它所提议的措施，也相当温和与务实。 报告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告诫人们不要陶醉于近20年来的高增长，推动这一增长的动力结构已经改变，假如不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不加速完善市场的制度条件，未来不仅经济增长会停滞，甚至社会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然而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经济增不增长其实并不重要（或许某些跟踪宏观指标的投资者需要关心它），重要的是更好的生活，以及追求更好生活的机会，而在这一点上，市场的自由与开放本身有其直接而根本的价值，不必由增长率来加以论证，唯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为何要避免它。 假如我们同意主观价值论，即：价值只能由个人为自己规定，那就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宏观指标能够度量社会总价值（或总福利），GDP只是个勉强可以参考的度量，它度量了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总交易量，而根据主观价值论，凡自愿交易都提高了交易双方的总福利，因而交易越多，总福利越高。 但GDP度量的有效性需要两个前提：交易都是自愿的，货币是价值的有效尺度；而实际上两者都不成立；首先，GDP所统计到的许多产值都不是自愿交易，前苏联GDP中很大一部分是军工产值，与个体价值几无关系；其次，货币也不是有效尺度，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盖茨花一亿美元买一幅画，比某小女孩花一分钱买一朵花，带来了更多的个体价值，假如今年与去年相比，盖茨多买了一幅画，而一万个小女孩少买了一万朵花，GDP显然是增长了，但这个社会的生活是否总体上比去年好？无人能回答。 不过话说回来，在一个十分贫困的社会，像GDP这样的宏观度量却常常是有效的，假如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口都处于半饥饿状态，那就可以安全的假定：获取食物在大部分人的价值序列中都处于优先地位，因而粮食总产量便是一个度量社会总福利的有效指标，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指标。 贫困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个体间价值结构的相似性，因为每个人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所需要的东西都差不多；所以当一个贫困社会迈向小康时，只要人们手里的票子在增加，货架上的商品在丰富，各种产业在兴旺起来，那么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到满意，每个旁观者也都可轻易断定：那里的生活在好起来；此时，观察与评论者也无须去细察市场制度是否完善，创新和交易是否自由，只要看GDP是否在增长，便足以评价政策的好坏。 那也是我们首先在80年代的农村，然后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城市所见到的情形；然而近十年来，情况不同了，当温饱已不再是最迫切的需求时，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上的满足，而正是在这些层次上，价值开始急剧分化；假如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无法容纳日益多样化的价值，那么价值分歧便会导向社会与政治冲突，严重的时候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和秩序崩溃，这便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诚然，中等收入陷阱常伴随着增长停滞，但这并非其根本特征，停滞可以有很多原因，比如人口停滞，假如人们真的不想多生孩子，那也没什么，停滞也可能是因为有些地方本来就不适合生活，所以人们一旦富裕就选择离开，甚至有可能，那地方的人普遍清心寡欲，满足于小康而不再追求更多，那更无须旁人担忧。 真正需要担忧的是：社会能否容纳多元价值？能否容许个人按其价值观追求他所向往的生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自由而开放的市场制度能够做到这一点，而随着我们的社会摆脱赤贫开始走向小康时，这一关系正日益彰显，过去十年的社会经历，无时不在向我们展示：市场制度的欠缺，是如何妨碍人们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其个体价值的。 当你自己也是个文盲时，你可能会满足于孩子学会认字和算术，而不介意他被送进哪种学校，被置于哪种教育模式下，被灌输了何种价值观，而在自己有了十多年的被教育经历之后，你有了更多的想法，然而制度限制了你，既无法为孩子找到你所期望的学校，也不可能自己动手、联合有共同期望的家长组建自己的学校。 当你和兄妹父母甚至祖父母拥挤在十几平米的陋室中，你可能会觉得无论多丑陋的火柴盒，只要不漏雨、面积大一点，都能满足你的需要，而当你果真拥有了一套大火柴盒之后，你可能厌倦起了城市的喧嚣，向往郊区的甚至乡村的宁静生活，然而还是制度限制了你，无法在乡村买地盖房，更不可能联合一群有共同向往的人一起建设新村镇。 当你还是个农村“富余劳力”或城市下岗工人时，你可能满足于有一份稳定而薪水体面的工作，而并不介意工作内容本身是否给你带来快乐和满足，或工作结果是不是在你的理想之内，而现在，当你衣食无忧之后，你可能不想再为薪水而工作，而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然而再一次，制度限制了你，你会发现许多事业是不被允许的，或者高税率和严苛繁杂的管制条例让它变得根本不可行。 当市场足够自由和开放因而能够容纳这些在个体之间千差万别的理想、抱负、追求和生活方式时，尽管价值观分歧甚至对立，但人们大可以各行其是而相安无事，而当一个社会的制度无法容纳它们时，这些个体追求便可能转变为政治力量，因为既然这些价值追求无望在市场规则下实现，不愿放弃这些价值的人们就只能集合起来，以图形成某种政治势力，来为自己在体制内获得某种地位。 而我们知道，集体行动是需要价值共识的，在政治较量中，价值分歧是会导致压制和冲突的，因为无论在何种政治制度下，政治较量的结果只能是一方取胜而另一方的价值主张被压制，不存在各行其是的空间，这样一来，原本可以相安无事的价值分歧和对立，就变成了贴身肉搏的社会与政治对抗，当这种对抗足够剧烈且长期持续时，社会便堕入了陷阱之中。

商品标识是否误导要看受众的反应 辉格 2012年2月28日 上周，迈克尔·乔丹宣布对乔丹体育提起诉讼，诉后者侵犯其姓名权，并打算索赔数千万人民币；对此，乔丹体育方面的辩解是：他们的乔丹商标是经注册而获得，乔丹方面对此所提出的异议也已被驳回，而在营销和宣传过程中他们从未将乔丹商标与迈克尔·乔丹做关联，并曾在若干场合对此作出了澄清，因而不存在侵权问题。 这一辩解看起来并不充分，它没有回答：用“乔丹”这个名字来标识其运动服装，是否对消费者构成了误导和欺骗？进而，这种误导的后果是否可能对乔丹本人的声誉和商业机会构成影响？假如这两种影响存在，它是否构成对消费者和乔丹本人的侵权？ 重要的是，这种侵权的可能性，并不能仅以拥有商标权（即便这一点已经成立）而加以排除；因为商标局并非一个裁定所有民事权利的机构，它批准一个商标注册，仅仅是确认了注册者在一国境内排他性使用该商标的权利，而并未担保使用该商标销售商品的行为不会对其他权利构成侵犯。 确实，商标局在确认之前有一个公示和接受异议的机制，这一审慎安排值得赞许，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其商标权裁定已经排除了所有侵权的可能性，恐怕商标局也不会认为自己拥有这样的司法能力和地位。 实际上，从过去若干商标权异议的裁定结果看，在认定某一商标是否侵犯了其他先有权利上，商标局并未表现出它能够遵循一贯的标准，比如在2003年的张学友案中，它以张学友的演艺明星身份和社会知名度为由否决了“张学友”服装商标申请，尽管申请人本人姓名也是张学友，但在2002年的乔丹案中，却以乔丹作为篮球明星的知名度不能等同于在服装鞋帽上的知名度为由否决了耐克的异议。 乔丹体育说他并未将乔丹商标与乔丹本人做关联，但这并不能排除其误导消费者的嫌疑，是否误导，要看该商标实际上是否会在消费者心目中唤起对乔丹的联想，并由此而对产品的档次和质量形成一种信任，比如他会认为乔丹这样的巨星不会把冠名权轻易授予一个质量没有保障或产品档次不高的商家，假如一个普通消费者在看到该商标时通常会这么联想，而伴随商标出现的其他标识也不能改变其想法，并且该联想会影响他的购买决定，那么他就被误导和欺骗了。 当然，面对特定的名称和符号，人们会有不同反应，有些人会作出一些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联想，因而我们不可能要求商家对其标识所唤起的任何联系负责，但对于普通人通常会做出的合理联想，而他凭其常识也能够预见到的联想，有理由要求他负责。 确实，从字面上看，乔丹体育并未对消费者做过虚假陈述，但说假话只是构成欺骗（[[deception]]）的或有要素，既不必要也不充分（不同于刑事欺诈（[[fraud]]），后者通常是以虚假陈述为要件的）；将欺骗等同于说假话，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误解，只有当我有义务说真话时，假话才构成欺骗，而反过来，即便我说的全是真话，也可能让你产生我能预料到的错误预期，并做出我所希望的错误选择，这仍是欺骗，一个骗局可以完全由真话构成，这样例子并不少见。 所以，司法系统在判定乔丹商标是否对消费者构成误导时，需要一个了解普通受众反应的机制，比如普通法中的陪审团便起了这样的作用；而一旦认定它确实误导了消费者，那么乔丹本人便有理由认为其权利遭受了侵犯，因为他的姓名和名声在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被与一种商品联系在了一起，而这种联系可能对其声誉造成他所不希望的影响，同时也削弱他未来在中国市场获取商业利益的能力。 阻止他人滥用自己的姓名和名声，是名誉权的一部分，理应得到保护，尤其对于名人，知名度越高，名誉权的潜在价值越高，姓名被滥用所带来的损失也越大，无意中滥用的辩解也越难以成立，因而人们也越有理由要求当事人预见并审慎的避免这种影响。

【2012-02-29】 @whigzhou: 看过《四月的某时》：迄今关于卢旺达的电影都不能令人满意，只有被害者视角，完全缺乏暴民视角，好像他们不是人似的，好像电台一煽动就能掀起屠杀似的，可是不弄清暴民的个体经验和组织机制，又怎么称得上反思？ ★★★ @whigzhou: 至于外部潜在干预者的视角，有是有，但完全不靠谱，根本没说明究竟是什么阻止了外部干预。这两点，大概都不是坞左们愿意面对的，前者会让他们发现：当初的反殖民运动是多么罪恶，后者会让他们发现：小布什的勇气是多么珍稀可贵 @whigzhou: 那些指责美国对卢旺达无动于衷的评论家们，你们拍着良心问问自己：你们什么时候“允许”过美国干预他国恶政？ 【后记】 对此话题的更多评论见饭文《KONY2012暴露了国际政治的窘境》。

本来早已是家常便饭：看到某条貌似谣言的东西，随手一搜，果然是谣言，也就一笑了之，可这位辟谣者实在牛逼，实在变态，我又被感动了，忍不住要帮他宣传宣传。 谣言本身很俗套，看标题就知道——赵牧：世界名人论如何对待动物 像托尔斯泰甘地萧伯纳之类说那些话我倒不觉得奇怪（即便是谣言也谣的挺像），可林肯和富兰克林也被摆在那里就怎么看都不像了，

1. 我对人权和动物权益一样重视，这也应是全体人类该有的共识 。—— 林肯 …… 8. 吃肉正是一种没有正当理由的谋杀行為。—— 发明家 班杰明.富兰克林 ……

于是就在google里输入了“Is Benjamin Franklin vegetarian ?”，浏览了两三页，结果是：所有说富兰克林是素食主义者的网页都是以素食主义为主题的（这种来源性质单一性是谣言的最显著特征），而那些旨在介绍富兰克林本人的网页，提到素食问题时，说法有所出入，但大意是：他16岁时听人说到素食的好处，于是吃了一段时间素食，但主要是为了省钱和省时间，另外也和他历来提倡的简朴美德相一致，但他不久便放弃了素食限制，明确可考的是，他后来至少吃鱼。 关于富兰克林的谣言很普通，感动我的是关于林肯的，环境与动物保护主义者[[Mike Hudak]]用Google仔细搜索了这条所谓林肯名言的出处，发现来源都指向素食主义兼动保分子[[Jon Wynne-Tyson]]1985年的一本书，于是他找到这本书，结果让他吓了一跳：上述引文的来源脚注里写的是：《林肯全集》（Complete Works）。没有卷号、篇名、章节、页码，啥都没有。 从直觉上看，这是谣言无疑，像我这种人查到这儿也就满意了，洗洗睡了，可是我这哥们就是不答应，于是感动我的事情发生了：Mike从图书馆找到了12卷4637页的林肯全集，花了两个月时间，逐页翻阅，然后才宣布：根本没有这句话，连animal rights这个词组都不曾出现！（这里是Mike的原文）  

最近谈论伦理话题较多，虽然我是民科，但为了在术语使用上与学术界保持最低限度的一致，阅读了一些相关的维基词条（对该话题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从[[meta-ethics]]这个词条开始做一次深度为3的遍历）。 在浏览诸多分支流派的观点时，我总想从中找出一种与我看法相同或至少相近的ism，好给自己找顶合适的帽子，可结果却令我失望，一开始我觉得[[A.J. Ayer]]的感觉主义（[[emotivism]]，被归在非认知主义（[[non-cognitivist]]）这个分支下）很合胃口，但很快发现，在面对现实伦理问题而需要选择立场时，我的选择好像多半落在[[G.E. Moore]]的非自然主义（[[ethical non-naturalism]]，被归为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之一种，而后者又被归为认知主义（[[cognitivist]]）之一种）的区间内，更糟糕的是，当我尝试对各种伦理规范进行评价或为其中一种作出辩护时，我发现自己表现得有点像自然主义（[[ethical naturalism]]），甚至是其中我很讨厌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而且这一观感立刻得到印证：在伦理问题上我自以为与之观点最接近的哈耶克，也被归为功利主义者。 这一处境，就像当初我无法在自然法（[[natural law]]）与实证法（[[positive law]]）之间给自己找到合适帽子一样，然而在仔细检查自己的观点之后，我确信没有发生自相矛盾，相反却觉得这些词条对区分各主义的分歧点表述有误（我相信这也体现了学术界的某种普遍状况）；这里先说第一个分歧点，另一个回头再说。 简单说，区分元伦理学（meta-ethics）诸派别的第一个分歧点是：伦理语句（ethical sentence）是不是命题（proposition）？认知主义认为是，非认知主义认为不是；在感觉主义看来，伦理判断与呻吟/喝彩/叫骂类似，只表达了一种情感，并不陈述任何东西，因而不构成命题——这一点我同意。 但这样一来，貌似伦理学就不存在了（尽管认定这一点的元伦理学还可以存在），因为在伦理问题中，理性不再有任何位置，连命题都没有，就更不会有理性可以起作用的命题演算——可是，我又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理性在伦理问题上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因而伦理学是一门有价值的学问。 不过这一点对我并不构成两难，因为在我看来，虽然伦理判断不是命题，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伦理语句，除此之外还有伦理命题；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说过，做出一个伦理判断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运行价值函数的过程，这个函数输入现实世界的某个状态或事件，输出一个伦理判断，而这个函数本身，由一组命题构成，命题内容决定了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这些命题，就是我说的伦理命题。 比如当甲看到乙正在用烙铁烙她的女儿，便说：“可恶！”或“畜生！”，这些语句是伦理判断，不构成命题，但输出这些判断的那个函数，却是由若干命题所组成的，比如“虐待孩子是罪恶的”、“用烙铁烙孩子是一种虐待”，等等；这些命题和伦理判断一样，都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实际上，人们在生活中不仅做出伦理判断，也会表达他们所持有的伦理命题，包括道德观、权利观等，因而，伦理学的研究素材至少是存在的。 尽管没有必要要求人们就他们的伦理判断做出解释，即，要求他们给出判断所依据的命题，并在逻辑上保持一致性，但人们有很多理由去探究伦理判断背后的那些命题，以及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理由之一是求得道德上的安宁，假如看到一件事而无法得出确切的伦理判断（也就是价值函数获得了输入却无法输出有意义结果，或者内心的多个价值函数总是输出相互冲突的结果，且没有另一个函数来权衡该冲突，所谓权衡就是输入几个互不一致的判断，输出一个确切的判断），这会让许多人感到不安。 而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伦理命题就必须具有足够的一般性，尽管在理论上，价值函数可以是个一对一映射：枚举所有可能输入并规定相应输出（用pascal写出来就会是一个很长的case语句），但这样的函数很难应付现实生活中的大量可能事件，更难以应对新型事件，因而通常人们都会对其伦理观进行或多或少的抽象化和模型化，用一组简单的抽象命题和一个逻辑结构来应付可能事件，越是不断面临新型事件的人，这种抽象化模型化的压力便越大，而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便是在构建自己的伦理体系，和与之相应的伦理学。 理由之二是让道德争辩成为可能，求得自我道德安宁的过程其实是自由心证的过程，而当你就特定事件的伦理判断与他人发生共鸣、争议、讨论、说服时，便可能将原本发生在内心的论证转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此时，抽象化、模型化和逻辑一致性的压力便更大了。 在独自做伦理判断时，并不总是需要理性，通常诉诸直觉便可，只要头脑里那个（些）做判断的价值函数在那里起作用，你无须有意识的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只要它能在输入事件后输出确切结果，便可让你在道德上感到安心，正如你无须了解你的感觉和运动系统是按何种逻辑工作的，只要它能让你平稳的走路即可。 在与他人对话时，许多时候诉诸直觉仍是有效的，比如将残忍的烙铁虐待画面展示给他们看，并问：难道你不觉得恶心吗？这是因为人类个体之间的相似性，他们拥有很多相似的价值函数，有时候只是没有被调用到，诉诸直觉的说服就是用强信号输入信息，以图激活之前未被激活的那个共同价值函数。 但人性差异也是巨大的，因而有些差异无法仅凭诉诸直觉的说服而被弥合，当然其中有些可能无论如何都难以弥合，但也有一些，可以通过理性的伦理论证而被说服，而伦理学的第二项价值便在于此。 比如，起初，你对烙铁烙孩子的行为说：“这没啥”，而你得出这一判断，并非基于直觉，而是经过了一番内心论证的，而论证所依据的，是你早先对自己的伦理体系进行抽象化和模型化的结果，或者你只是接受了别人介绍给你的一套伦理学，你觉得它很有道理。 现在，我向你指出了这套伦理体系的逻辑矛盾（我能够这么做是因为，如上所述，不像伦理判断，构成伦理体系的伦理命题是可以成为命题演算对象的，因而伦理体系存在是否逻辑一致的问题），或者，我先让你对另一些事件做判断，然后将其输入这套伦理体系，而它输出了一些与你刚刚对它所做判断相反的结果，此时，你对这套体系的信心便可能被动摇，你可能会抛弃它，或者不得不承认它只是个幌子，你的判断其实是基于直觉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在这么做时，并未证明你的伦理判断是“错的”，因为伦理判断不存在对错之分，我只是证明了： 1）你宣称据之而做出伦理判断那个伦理系统是逻辑不一致的（确实，你原本没有义务宣布你的伦理判断依据了什么，它可以什么也不依据，而仅仅是个直觉判断，但既然你宣布了，就给我留下了反驳余地），或， 2）上述伦理系统会输出一些违背你的直觉判断的结果，这可能会让你尴尬，或在第三者面前失去说服力，但同样不能说你“错了”，因为你没有义务在你的伦理判断上保持一致性，或， 3）上述伦理系统会输出一些违背许多其他人的直觉判断的结果，这会让你和这套伦理系统在这些人面前失去说服力。 当我们找到一种让道德争辩得以进行的方式之后，所有在伦理问题上有所表达的人，便可分为两种： 1）拒绝在伦理问题上“讲道理”的人，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伦理判断都是基于直觉的，不存在可加以陈述的理由（这意味着，或者他们没有探究过其价值函数所包含的命题，或者该函数是个简单case语句，或者只是个完全不考虑输入的随机函数）；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放弃了进行道德争辩的机会，为自己的道德主张做辩护的机会，和以诉诸直觉以外的方式说服他人的机会； 2）愿意在伦理问题上讲道理的人，他们相信至少有些价值函数是可以被探究的、可以被理性的谈论的，可以以命题形式加以陈述的，因而可以对其进行逻辑一致性检查的；对于他们，道德争辩是可以以理性方式进行的，形式化的伦理学和伦理系统也是可以建立的。  

（按：这本来应该是两篇文章，但我估计短期内不会再有有偿发表的机会，所以就拼在一起了，不过我在中间做了明确的过渡，大概不至于混淆，另外，因为是饭文，有些地方没说太细，回头我会做些补充） 拒绝动物拥有权利是无可退让的底线 辉格 2012年2月24日 归真堂事件仍在继续发酵，从舆论势头看，即便此事被淡忘，还会有下一件、下下件，这是个正在兴起的潮流，今后若干年的公共议题中我们会看到它的反复出现，所以不妨在此刻多费些口舌，把日后注定会遭遇的交火点提前拿到台面上来。 假如这仅仅是一股价值观潮流，其所宣扬的仍是人类的利益诉求、人类的价值关切——保护物种多样性，是为了人类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生态系统中，保护某些动物免遭虐待，是出于人类恻隐之心，是为了避免人类因此而遭受的痛苦——那就没什么好紧张的，即便其主张目前看来难以成立，未来或许会成立，毕竟，新的价值观总是在不断涌现，新型权利也时常被确立，一个开放社会理应能够接纳和适应这种变化。 然而动物保护主义（[[animal protectionism]]）的主张却不止于此，许多甚至构成其主力的保护主义者，是要赋予动物以权利，即，承认动物可以成为权利的主体，这就断难接受了，假如这世上有什么事情可以称作“大是大非”的话，这就是，因为它直接从根基上挑战了我们据以评判是非的伦理标准。 实际上，动物权利论（[[animal rights movement|theory of animal rights]]）并不是对这一伦理基础的首次挑战，它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制度和政策领域日益蔓延的福利主义传统的自然延续；在福利主义看来，个体价值追求的结果是可以用某些客观指标（诸如收入、健康指数、快乐指数、幸福指数之类）来度量的，并且度量结果可以加总为社会总福利，因而这个总福利的高低和增减便可以用来评价一项制度或政策的好坏。 一旦承认了个体价值的客观可度量性，其自然的后果便是对权利概念的歪曲和滥用；在我们古老的伦理观念中，权利从来都是与自由意志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判定一项财产转手是自愿交易还是抢劫或偷窃，一次两性交往是约会还是强奸，一次赤手肉搏是拳击比赛还是人身侵犯，辨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否被违背，无疑都是判断的关键。 原本，确立和保护权利是为让权利主体能够按其意愿追求和保有他所珍视的价值，通俗的说，就是“为了他好”，现在既然价值是可客观度量的，福利主义者便可以说：什么才是“对他好”无须询问他自己，也无须由他自己决定，我们只须按照度量结果为他安排那些能让他变得更好的条件即可。 潘朵拉之盒由此打开：为了你的孩子好，我可以强制你把他送进我指定的学校，强制你把指定数量的收入拿来支付孩子学费，为了你好，我可以禁止你不能吃哪些食物，禁止你在哪些劳动条件下工作，强制你拿出指定数量的收入购买医疗和养老保险，也是为了你好，我可以禁止你卖掉你的房子和土地，免得你拿去换酒喝或在赌桌上输个精光。 不仅如此，福利主义者为这些强制行径都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权利”：教育权、健康权、养老权、居住权、公平起跑线权，等等；但在这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利”清单中，权利的核心要素——自由意志——却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它的下一个逻辑后果：既然自由意志不再是权利的核心要素，既然福利高低无须由权利主体自己说了算，那为何不会说话也不能表达意志的动物就不能拥有权利呢？确实，这一推导十分自然，实际上，最早提出动物权利观的，恰恰就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的祖师爷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而功利主义正是福利主义的哲学基础。 所以，动物权利论其实是福利主义的一种极端形态，它在常识直觉上就显得极其荒谬，在持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主观价值论立场的人看来，它是在一个极端边界上归谬了福利主义，然而在现实舆论中，荒谬性本身似乎并未能阻止其传播并获得影响力（这一局面也并非没有先例，二十世纪的许多主义都在展示出其荒谬性后继续扩张乃至走向狂热）。 在这场伦理观念的对抗中，个人主义者早已失地无数，如今他们被逼到了底线，再退让下去，个体和自由意志这个东西将从伦理话语中被彻底清除掉。 个人主义者之所以执意捍卫他们的伦理立场，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来摆布自己的命运，不想让别人代替他们做价值判断和行动选择，这些事情在他们的道德直觉上便是不可接受的；其次，当他们试图说服别人接受基于他们的伦理观来维护和建设现实生活中的法律体系时，自然也会在元伦理的层面上提出一些现实理由，这些理由难免带有某种功利性，这在任何辩护和说服他人的任务中都是难免的，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主张的伦理体系本身是功利主义的。 关键的不同是，个人主义用来说服他人的功利性理由，所需要的价值共识是最小的，比如哈耶克所提出的，维持多元价值人群的和平共存，确保现有人口规模和繁荣程度的文明得以延续，等等，很难被公然否定；因此，在我表达了自己的价值立场之后，再为个人主义从现实功利性上提出一些辩护，或许不是多余的。 我们知道，法律是一些约束个体行为的规则，其意义在于建立某种秩序从而避免丛林状态，就通过规则约束行为这一点而言，它与象棋、桥牌、足球等游戏中的规则很像，人们也经常做这样的类比。 但这里有个关键差别：游戏规则通常由一组禁则（[[regulation]]）组成，所谓禁则就是无条件禁止某种行为，与犯规者的对手是否同意无关，即，这里没有自由意志；而法律规则却不同：除了禁则之外，还有权利（[[rights]]），后者将是否许可某种行为的判断交给了权利主体；如此安排的规则体系有何好处？答案是：它特别适合于两种情况：1）上帝缺位的游戏，2）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 所谓上帝就是那个能预知游戏中所有可能出现情况的规则制定者，假如某些情况无法事先预知，最好交给了解情况的当事某方在情况出现后自己去判断；在竞赛游戏中，由于类似的对局已重复无数次，各种可能情况都已经出现过，所以规则制定者实际上处于上帝的地位，例外是：新游戏流行的最初阶段，当未料到的情况出现时，便需要修改规则。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现在多数人大概都已相信，没有人能够站在上帝视角上来为生活制定规则——除了那些仍将圣经或可兰经奉为上帝律法的少数原教旨主义者之外——，因为生活实在太复杂了，可能性和变化也太多了。 即便在竞赛游戏中，也有规则制定者永远无法预知的情况，比如桥牌中的越序出牌（lead out of turn），人们发现，禁止一个已经作出的越序出牌生效，有时反而不利于违规者的对手，而有利与否，取决于事先无法预知的特定局面，所以桥牌规则规定，是否接受一个越序出牌，由违规者的对手凭其自由意志自行决定。 游戏与生活的另一个区别是，几乎所有竞赛游戏都是非胜即负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生活中却充满了通过协调与合作实现共赢的非零和博弈，而引入了自由意志和权利规则的系统，更适合于非零和博弈，因为合作的达成常常需要这种意志表达和同意机制。 实际上，在竞赛游戏中，偶尔也会出现非零和博弈的局面，而凡是出现这种局面的地方，通常就会存在权利规则（而非无条件禁则），比如，象棋中的求和，尽早承认并结束一个已经注定的和棋局面，可以节约双方时间与精力，所以，规则便将是否接受一个和棋请求的判断，交给了博弈者，听任其自由意志作出决定。 只要你相信没有人能够站在上帝的位置上为全人类的生活制定规则，而这些规则都是由非权利性的无条件禁则所组成，并且相信生活是高度复杂多变的，充满了难以预料的情况，也充满了协调与合作的机会，那么，你便可以体会到个人主义的魅力，即便你原本并不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道德倾向。

没有猫腻不用害怕做空者 辉格 2012年2月22日 日前，据希尔威矿业透露，经其举报，河南警方以“涉嫌为EOS搜集信息”为由，拘捕了美国基金公司EOS的三名雇员；希尔威同时得意的宣告：“EOS在国内的信息网络被有效震慑，EOS很难再撰写针对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做空报告”了；假如消息属实，这是对法律和市场秩序的一次公然践踏，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践踏者能够如此招摇和志得意满。 希尔威和德尔的言行，实际上是最有效的做空行动，因为他们的举动无非是在告诉投资者：从今往后，那些试图获取关于我的负面信息或可能证实我虚构业绩的证据的人，将面临被拘捕的危险，所以，今后你们在阅读我发布的财务报表时，请记住这一前提——还有比这更有效的做空行动吗？ 假如希尔威没有虚构业绩、对自己的业绩有信心，他就完全没有必要害怕做空者，他大可以愉快的等着看做空者的笑话，他甚至可能要感谢做空者，因为一次错误的做空或一份错误的看空报告，充其量只能在短期内拉低股价（否则它就不是错误的了），而这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低成本回购的机会，在股价回升时重新卖出这些股票便可获得一笔额外的融资。 股市中流传最广也最荒谬的一个神话是：多方是一伙的，空方是一伙的，多空之间是敌人；实际上恰好相反：在任何市场上，处于竞争关系的都是看法相似的人，看法分歧的人则是交易伙伴，而且分歧越大交易越容易达成，交易者也越开心，因为他们会觉得这笔交易越“划算”，假如我是古董收藏者，最乐意遇到的，自然是那些把我视为稀世珍品的古董当作赝品卖给我的有眼无珠者。 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其实也只是表面的例外）：比如甲乙两人，甲说这只股票值90，乙说只值20，本来甲应该很高兴，大可以说：那你30卖给我吧？或者我们打个赌？显然这对双方都是一次很好的交易机会，但实际上甲却把乙暴揍一顿，这是为啥？唯一的解释是：甲实际上并不认为这股票值90，他在说假话，而乙的言论会削弱其谎言的效果。 在市场中，各种言论确实会影响价格，特别是那些具备特殊信息条件的，或在信息收集和分析上投入大量资源或拥有独特优势的，或者像巴菲特那样在挑选眼光上已建立巨大声誉的人，他们的单一言论就足以导致显著的价格变动；所以当你持有一种产品时，就不希望听到那些对其价格有负面影响的言论。 但这里有个微妙而根本的区别：听到与你看法不同的言论和遇到与你看法不同的潜在交易者，是两码事，言论未必是真实看法，更未必是交易意愿，当你听到关于你所持股票的负面言论时，这可能是个坏消息，但假如这个言论是负责任的（即表达了真实交易意愿的），这就是个好消息，无论你是否采信它：假如你相信它，你获得了一次及时纠正错误投资的机会，假如你不信它而坚持自己看法，你获得了一次交易机会。 因此，对于投资者，任何代表了真实交易意愿的言论都是有价值的，值得欢迎而无须惧怕，而辨别这一点的起码标准是，看发言者的实际投资行动是否与其言论方向一致；所以，那些专门寻找做空机会的机构投资者，为了建立其专业声誉（也是为了避免监管风险），会在发表看空报告时，宣布自己已经做出了空方投资，这是令其看空报告显得严肃可信的起码条件。 而这次拘捕事件，实际上让他们变得更可信了，投资者现在知道：他们是真的派调查员去做了实地调查、而不仅仅凭借二三手资料做判断的，并且他们可能真的挖到了什么过硬的证据，以至于让当事者狗急跳墙了。 专业做空机构之所以公开发布看空报告而不是闷声大发财，是因为他们需要在一个明确的时间限制内实现其做空收益，尽管虚构业绩终将暴露，但却可能维持足够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一个善于维护谎言的体制内，而现有金融产品尚不能支持时间跨度太大的做空交易，况且时间过长可能将资本收益率拉低到不值得做，所以在短期内公开戳穿谎言是此类做空策略所必需的。 对于其他投资者，此类机构的存在无疑是个福音，不仅是个宝贵的信息来源，而且作为市场清道夫，它比任何政府监管都有效，因为它在激励机制上是充分一致的，尽管它也可能犯错误，但绝不会拿钱开玩笑。 相反，希尔威们的表现则让他们显得很不像是诚实的市场参与者，首先，如上所述，他们对看空报告的反应不是一种对负责任言论的正常反应，其次，作为企业经营者，他们本应是对企业持有最长远态度的人，然而在对待做空者的方式上，他们表现的很像是短期投机者，因为假如你认为某次做空是错误的，它就最多只能在短期内拉低股价，这对一个抱长远打算的人有何妨碍呢？相反，假如你认为它是正确的，那就更应该认真诚恳对待，而不是搬救兵抓人。

【2012-02-22】 @abada张宏兵：主观（相对）信息量概念可以描述人对信息的熟悉（半生不熟）程度。申农信息量减去某人头脑中对其已熟知部分的信息量，等于主观信息量或相对信息量。人喜爱某艺术的必要条件是它具有适量的主观信息量，太大会排斥、太小会腻烦。 @tertio：http://t.cn/zOADR2n @whigzhou: 不是减法这么简单，一次认知所获得的主观信息量就是索引结果的信息量，而数据库里的已有信息会影响索引结果，比如对abada这串字符，不认识拉丁字母的人，索引结果是一系列曲线，对认识拉丁字母但不认识这个单词的人，索引结果是一组字符，而对认识这个单词的人，索引结果最小。 @whigzhou: 其实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关注模式下获得的信息量是不同的，比如当我关注字体时，同一书页的信息量就比我只关注文字时大得多，同理，当我终于“看出”一幅3D图时，信息量剧减 @abada张宏兵：说的对，略去了有关信息的意义，联觉，关注角度等很多内容，只是一个简单模型，属启发性模型，用于极端的情况例如纯音乐的某些方面尚可。 @tertio: 欣赏是一个动态的信息处理过程，用信息量难以描述。举例来说，很多绘画作品左右颠倒后感觉完全不同。香农信息公式计算出的信息量似乎只能看做种种主观信息量中最大的那一个。 @whigzhou: 是啊，阅读理解过程其实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