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与团队，谁是铁打的营盘？
辉格
2010年1月6日

胡舒立带领近乎全班人马从《财经》出走，已成为新闻界轰动一时的大事，现在，业界两个月来的期待和揣测终于有了答案：她的团队已入主《新世纪周刊》，并迅速推出了首份试刊。

这一事件最吸引我的地方是，胡舒立的团队在整个充满周折和不确定性的变动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凝聚力和工作状态，从财新传媒开业、中大聘任、“我们网”开通，直至最后新刊揭晓，始终保持热度并处于聚光灯之下，一个团队能做到这样，着实令人惊叹。

这当然归之于胡舒立的个人号召力和组织力，和她作为新闻巨子对群众眼光的调动能力；然而，除了这些个人因素之外，突出的团队凝聚力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呢？或者说，我们的产业环境和企业发展程度，是否处于一种团队优势于企业的状态？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乐百氏的故事，何伯权和他的五人团队出走之后，乐百氏便一蹶不振；在后来的达娃之争中，也可清楚的看到团队与企业的关系，达能奈何不得娃哈哈，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宗庆后对营销团队的有效控制，若逼退宗氏，达能只能拿到一个乐百氏式的空壳。

随着第一代创业完成，产业走向成熟，资本化和金融化快速发展，投资与经营日益分离，职业经理人兴起，这一系列并行交错的进程中，乐百氏式的故事反复上演；团队强势，莫非是这一阶段无可回避的特点？抑或是制度环境和资源禀赋使然？这值得投资者们细加思量，因为团队与企业冲突所带来的风险，多半要由他们承担。

在经济学家看来，企业无非是完成某种生产所需的一堆资源，经由交易或契约关系而组合在一起，而企业家的工作，是为特定生产找出恰当的资源组合，然后从市场上买来或租来这些资源从而实现这一组合；从这一角度，看不出团队离合会带来何种冲击，缺什么花钱买呗。

而在组织行为学看来，企业和团队都是一种目的性组织，一群抱有各自目标的人，经由恰当的激励和控制机制组合在一起，其行为被该机制引向一个共同目标；企业的每个雇员，都有着自己的人生规划、事业追求和收入期望，进入企业，是因为他相信能在这个组织中实现自己的目标；问题是，他的这种信心托付给了谁？

如果他所信任的是具体的个人，那么他只是跟着老大混的团队人，而不是企业人，如果企业的重要雇员都是跟着老大混的，那么实际上存在的组织就只是团队，企业不过是一堆东西；所以，只有当组织目标和相应的激励控制机制都实现非人格化之后，企业才能成为一个可自我持续的有机组织，一个铁打的营盘。

在现代企业兴起之前，除了家族和教会之外，能够实现非人格化的组织非常罕见，绝大多数越出家庭的人都是跟着老大混的；所以，在企业历史尚短的中国，团队强势似乎并不出奇；试想，如果一个企业的目标完全与老大个人目标重合，重大决策都是老大说了算，奖金提薪升职老大做主，组织内地位依你与老大的亲密程度而定，那么，你们当然都是老大的人。

由于市场所依赖的会计核算和民事责任都以企业为界，如果企业不能压倒团队，便难以进入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其价值也无法充分实现；然而，非人格化对企业制度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决策机制与个人目标脱钩，激励机制与个人关系脱钩，团队合作与私人友情脱钩，这些都需要大量细致的管理制度来实现。

其次，非人格化也有待人力市场职业素质的提高；所谓职业素质，并不是指个人水平有多高，而是指职业能力的标准化，即，一个陌生人能否在缺乏私人交往史的条件下，容易的判断你是否能胜任某个岗位，这意味着，只要把你放进那个岗位，无论企业背景、业务模式和同事状况如何，你都能顺利开始工作。

目前的国内人力市场远未满足这一条件，我估计，跨国公司为了达到这一点，宁愿为相似的岗位支付三到五倍的薪酬溢价；若做不到这一点，雇员的职业能力只能由同事和上司通过实际经历来识别，而这些私人知识是无法传播和分享的，结果就是团队锁入：当你获得相当职业成就之后，却发现再也离不开老大了，你的能力专长品性成就只有老大了解并赏识，也只有他知道怎么用你，离开他你就是张白纸。

上面两点都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然而我们还面临一个制度性障碍，或许正是它妨碍了企业的非人格化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缺乏产权保障，没有安全感，随时面临来自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准入管制、清理整顿、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甚至国有化的风险，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必须留一手，随时准备金蝉脱壳，而团队恰是他们留得青山在的避风途径，公司可以被关门，牌照可以被注销，团队却可东山再起。

索马里海盗困局出路何在？
辉格
2010年1月4日

新年伊始，一度在各大国展开护航行动后有所收敛的索马里海盗再度出击，元旦当天连劫两船，49名船员遭绑架，其中包括5名中国籍船员；过去两年中，在国际力量的打击下，索马里海盗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坚韧性、灵活性和战术调整能力，虽几度收缩，但每次受挫之后都能找出新的位置和方式，出奇制胜，08、09两年都实现袭击次数翻番。

据专业经营海盗险和绑架险的HISCOX公司统计，过去十年绑架案增长三倍以上，平均赎金从每船100万美元提高到200万，该公司海盗险保费收入增长十倍以上，其中大部分归因于索马里海盗；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海外被绑架者的国籍排名中，中国人赫然居首；惊讶之余，不禁让人怀疑，现行国际秩序究竟能否为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提供可靠的安全环境？

自从1991年巴雷政权垮台之后，索马里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按流行说法，索马里之成为海盗窝，除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无政府状态下的社会混乱、武装团伙横行是主要原因；然而，这种观察是肤浅的，海盗孳生确实与无政府状态有关，但无政府并不意味着索马里社会毫无秩序、法律与规则荡然无存，处于无法无天的丛林状态。

索马里的独特状况，近年来吸引了一批人类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高度兴趣，他们的深入研究表明，实际上，尽管缺乏政府体系，索马里基层社会有着良好的习惯法系统和社会秩序，这一法律和秩序维持了索马里经济生活的运行，在许多领域甚至有了不错的发展，总体发展情况要好于巴雷政权22年统治下的状况，也好于许多非洲国家。

拿海盗行当来说，劫船勒赎在索马里已发展为一门结构复杂、秩序井然、且颇具规模的产业，绝非小股乌合流寇杂乱无章的各自为战，从事者不仅分工精细，还吸纳外部投资和散户入股，数十家海盗公司的股份还在集市上交易；获利者不仅将资金投入合法产业，甚至资助当地医疗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务；他们在东非区域经济中表现活跃，广泛投资于肯尼亚和吉布提实业和地产，据说过去5年已将内罗毕房价推高了3倍。

索马里过去十年的经历，实际上是其向传统部落社会结构回归的过程；如同其它许多非洲国家一样，现代政府是由一小批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和军事强人强加在传统部落结构之上的一个缺乏根基的表层装置，其维系极大的依赖外部支持，先是冷战双方的竞争性援助，后是针对资源供给的保护性援助。

冷战结束后，此类政府大都垮台了，那些成功重建现代政府的国家，要么因其富产资源而得到了新的保护性支持，要么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上多少获得了些成功；然而索马里既没有重要资源，部落结构也完整保存，因而这个社会十年来始终顽固的抗拒着现代主权政府的重建。

或许正是因为良好保存的习惯法足以提供日常生活和经济运行所需的秩序，人们对主权政府没有需求，而早先政府的不佳表现更使它在那里不受欢迎；因此，海盗问题所揭示的，并非混乱状态与国际秩序的冲突，而是习惯法下的传统部落秩序与主权政府下的现代秩序之间的冲突。

现行国际法体系的一切规则皆以主权政府之存在为前提，在索马里，部落、氏族和家族等传统社会单位事实上主导着部落地区的结构，却无法成为合格的国际法主体，而被接受为主体的所谓临时政府实际影响极为有限；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区的情况也大致相仿，因而同样难容于国际秩序。

和日耳曼习惯法一样，在索马里的Xeer习惯法中，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法律保护不是天赋的，而是个人因生活于该习惯法下，因认同、遵守和共同执行其规则而获得的，是他与社会其它成员的契约；因而，那些生活于共同习惯法之外、其行为不为Xeer法所约束、从而与部落社会不存在契约关系的“外人”，或者那些因拒绝遵守规则而被逐出法外的族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在索马里人看来，公海上船只的船员和货主便是法外之人，所以，他们的海盗行为既不会受习惯法所约束，也不会给他们带来负罪感；如果我们回顾近代以前的海上贸易，那时封建法之下欧洲人对待海盗行为的态度，与今日索马里人十分相似，许多诸侯乃至君主都资助和入股海盗冒险家，甚至以此为主业，毫不以此为耻。

两种法律体系的根本冲突，使得部落社会无法与主流国际社会共同建立国际秩序，从而在两种世界的夹缝空隙之间，留下了匪盗和恐怖主义的温床；西方国家的应对策略，迄今仍多半局限于在部落区扶植现代主权政府，配以现代化建设援助和武力打击，而忽视了如何与原有部落结构和法律系统对接。

这一策略是失败的；彼得雷乌斯在2007年接管伊拉克战区之后，成功扭转乱局，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认清了上述秩序冲突，并采用了恰当策略，他征召了大批人类学家去摸清伊拉克的部族结构，据此而制订了此后大获成功的“安巴尔觉醒”行动，该行动绕过主权政府而直接与部落、家族和教派达成交易与合作，激励并资助后者驱逐恐怖组织。

海盗困局的出路，需要类似的努力，若要索马里部落放弃海盗行动，必须为他们提供一种限制海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就要求国际各方在尊重当地习惯法的前提下，直接与在部落秩序结构中真正发挥作用的组织单元——部落、氏族、市镇等——达成交易、作出契约性安排，而不是去赞助和强化一个渺无希望的主权政府，后者只能抑制和破坏传统秩序向良性方向扩展。

上周末与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席间有股民问我，眼下看好什么产业，我沉吟片刻却语焉不详，其实当时我肚子里有个答案，但苦于不知道是否已有对应的股票，后来回家查了一下，好像没有，但我相信两年内一定会有。

可以确信，品牌连锁的养老院或老年公寓，甚至覆盖临终护理和上门护理等更多业务的养老集团，将是下一个产业热点，前提是它没有被尾随而来的管制大刀扼杀于摇篮；如果非要我在当前A股的平均市净率和市盈率水平下选择一个产业的话，非此莫属。

理由很简单：79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的父母们已经老了，独生子女的父母们也将开始老了，这些父母的孩子要么不在身边，要么无力赡养四老，前者启动产业，后者提供海量顾客。

决定论是想对于非决定论而言。 宿命论我以为是相对于自由意志而言的。 这涉及到决定论是否与自由意志相容的问题。我的答案是相容的，即使宇宙的状态全部由初始状态决定，仍然可以允许自由意志存在。这取决于观察者，即使从外部观察是决定的，而从参与者的主观视角来看，自由意志仍然可以存在。 从逻辑上清晰的描述这种转换也是可能的。因为如果将其转换为语言逻辑的问题，关于自由意志的一系列相容的描述，是依然可以在逻辑上成立并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因为自由意志的并没有所谓的本质存在，而是通过一系列命题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假设。 在上述的引用“既然一切事情都是被决定了的，那么无论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是不是你就啥都别做了？” 前面采用了外部视角，而后面又采用了参与者视角，无法形成正确的逻辑推理链条，后面那部分的推论，做什么都没用，实际上变成了不可言说的部分。

越印通胀是个适时的警告
辉格
2009年12月28日

近日，越南和印度两国经济政策部门先后发出了通胀警告，据估计，两国在近几个季度都将面临6%以上的通胀率；正如大多数通胀经历一样，消费物价上涨的引爆点都是粮食和食品价格；对此前景，越南已宣布将基准利率从7%提高至8%，并停止了贷款补贴，而印度央行也已发出加息甚至提高准备率的明确信号。

和中国一样，越南和印度都在金融危机之后实施了积极的刺激措施，也都较早的恢复了增长，今年的增长率都达到了令人艳羡的7%以上，现在又同时遭遇通胀红灯；相似的背景和政策，使得他们的遭遇成为给予中国的一个恰当而及时的警告，如果说刺激措施有什么不同的话，越南侧重于货币刺激，印度侧重于财政补贴，而中国则在货币和财政两方面都下了大剂量。

越印两国有许多相似点：都是人口稠密的农业国，改革开放都比中国晚了十来年，基础设施也都比较落后；然而两国发生通胀的机制还是颇有不同，越南的情况很像80年代的中国：缺乏财务约束的银行和投资体系、严重的投资饥渴症、要素市场阙如、贸易赤字、外汇匮乏。

这种条件下很容易发生通胀，银行和国企毫无自我约束能力，必须由中央政府的缰绳紧紧拉着，稍有松懈便陷入狂热；该国2008年的严重通胀便是在此背景下发生，如果投资体制不改革，今后仍会不断反复。

印度虽实施了许多社会主义政策，银行和企业却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即便国企也有着较好的财务约束；社会政策以面向农民和穷人的转移支付为主，其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税收水平和财政赤字，发生的机制较为单纯和透明，因而也容易因财政困境或随政治形势而逆转。

今年5月国大党的选举胜利使其摆脱了对左派小党的依赖，为此类政策转变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果然，在大选过后的6月初，新政府很快宣布了大规模减持国企股份以弥补赤字的计划；如果未来国大党坚持贯彻其深入改革的政策，并适时削减财政补贴，其遏制通胀并维持增长的努力将会取得成效。

反观中国，形势不容乐观，尽管从官方数字上还看不到通胀，然而许多迹象已表明消费物价的上涨可能正悄悄发生，从汽油、食用油、粮食、肉类、蔬菜、自来水等许多方面，都传来了不祥的征兆；考虑到过去一年所投放的巨量货币，这些征兆值得引起警惕。

货币扩张未必直接抬高物价，因为新增货币可能全都涌向了资产而没有进入消费，虽然资产泡沫会抬高某些要素的价格并最终影响消费品成本，但资产升值的趋势也会引来热钱，推高本币汇率，从而降低进口要素和消费品价格；如果后一因素的作用超过前者，甚至会在短期内造成货币扩张的同时物价下降的奇妙效果。

然而这一妙景绝不是乐观的理由，泡沫会破裂，热钱会逃跑，烂尾楼和盲目上马的工程虽带不来多少产能，付出去的要素收入却是无法收回的，届时出现的将是另一种同样令凯恩斯主义者傻眼的妙景：通货膨胀与衰退并行。

由于中国在放松货币的同时实施了强力财政刺激，而其中大部分钱是由地方政府在基建项目上花出去的，这些钱最终将以要素租金的形式成为可供消费的收入，因此货币不仅进入了资产市场，也将在投资周期完成后进入消费市场，届时，除非这些项目果真带来了相应的新增产能，物价便难免会上涨。

要避免通胀，政策当局有三个选择：收紧货币，但这可能令最需要的民营企业更难获得贷款，从而加剧国进民退和政府投资扩张所带来的结构倒退；财政退出，虽然花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但早退比晚退好；开放几个大产业，用新增的投资机会锁住已经放出去的货币，开放所带来的投资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产能，从而在要素收入释放时不至于抬高物价，此乃上策。

（A）既然一切事情都是被决定了的，那么无论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是不是你就啥都别做了？

（B）一切事件皆由其前导事件完全决定。

（C）世界在任一时刻的状态（S）由此前任一时刻的状态（S0）完全决定，即，若我们有足够的知识和计算能力，从S0可算出S。

不是思想和行为改变不了世界，而是你会有何种思想和行为、以及它们将如何改变世界，是早被决定了的，过去经由你的行动去创造未来。

乡村复兴之路在何方？
辉格
2009年12月23日

尽管城市有着种种好处，但过度密集所造成的高房价、拥挤、污染和压力，也会带来很高的成本，当这些成本超出它带来的收益时，人们便会另觅宽松清静的去处；是的，许多人都梦想着逃离都市的喧嚣，然而这样的梦想和努力，却受制于诸多的制度障碍，而正是这些障碍的结构与程度，决定了一国在城市化之后的人口格局。

在传统社会，你身居某地，通常只是因为你的祖辈早已落户于此，在此意义上，即便没有发达的家族组织，社区也是家族性的；在分工和消费多样化机制的强大作用之下，家族性社区是注定难以抵御城市化冲击的，人们并不会因为来自同一个家族而拥有相似的工作技能、职业偏好、收入水平、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因而小社区无法在过细分工和小众偏好上达致规模经济。

只有那些基于职业倾向和生活态度的相似性而自愿建立的新型社区，才有能力抵御都市的强力抽水泵，这种相似性可以让他们在较低密集度下获得规模经济；基于相似性的特色社区可从工作和生活两个方向建立：底特律和富士康的工人社区属前一种，开发商针对特定收入水平和环境偏好而建立的小区和村镇，摩门教徒和阿米绪人在荒原中组织的社区则属后一种，还有些两者兼备，比如北京和广州近郊的画家村，明星汇聚的贝弗利山庄。

美国人有着自愿组织社区实现自我管理的深厚传统，第一批殖民地便是各派清教徒的自发社区，英王特许状只是盖章认可而已，正如五月花号上41个男人在其船上盟约中所言：由誓约将我们自己组合成了一个民事共同体；在拓荒期滚滚西进的大篷车队中，农民们用类似的盟约来为未来的乡村生活作出制度安排。

在后来的西进运动、城市扩张、郊区开发、乃至边缘教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各种乌托邦试验中，自发社区始终是中坚力量，政府体系通常是在人口密度已很高时才姗姗尾随而来；直至今天，许多州以下的政府机构，在法律上仍然是当地居民基于土地所有权的自愿组合而组建的业主协会或股份公司。

上世纪初，正当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歌猛进之际，那些不满于工业城市状态的美国人，掀起了一场回归乡村的自治社区建设运动；他们在农村买入大片廉价土地，对居住环境和公共设施作出精心规划，为社区治理立下宪法，便开始建设心目中的花园城市或“新镇”；一旦吸引到足够多的前来买地建房定居者，随社区兴旺而来土地增值便可补偿其前期投入。

这场运动时冷时热的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些成功繁荣起来的新镇，都有着准确精到的居住偏好定位和良好的社区治理制度；比如最初以艺术家和爱好者为目标的特拉华州阿登村，迄今已延续百年，1973年还因其居住环境之优美和谐而成为唯一入选美国历史景点的村庄，对照一下我们画家村里的飞扬尘土和恶臭厕所吧。

弗吉尼亚费尔法克斯县的雷斯顿，是一个拥有数十平方公里土地的私人自治社区，建立于60年代，所有公共服务都由基于所有权的居民协会提供；如今它已发展为五万多居民的富裕繁荣的小城市，其商业区还吸引了多家大公司的入驻。

可见，城市化未必会让乡村没落和消失，重要的是，那些向往乡村和小城生活的人们，是否有机会按各自的生活态度和居住偏好自由组合，建立自己的新社区，或改造日趋颓败的旧乡村；这种组合，既可由开发商的细分定制来实现，也可由居民直接组织。

显然，此等发展对制度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居民不能自由迁居，土地产权没有落实，土地用途和交易受到控制，居民无权自我组织，社区自我管理契约得不到法律承认，社区发展受限于行政区划的桎梏，自我管理与既有村镇政府体系相冲突，水电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被垄断和管制，居民在交了社区物业费并实现公共产品的自我供给之后，却仍要和其他依赖政府服务的社区一样纳税，那么新型村镇就难以建立。

实际上，即便是发达国家，也很少有像美国那样能突破所有这些障碍，所以如我们所看到，城市过度膨胀和乡村没落成了伴随城市化的全球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一步步拆除上述种种障碍。

在我作出通货膨胀已经发生的判断之后，bear问我：你是怎么得到15-30%这个数字的？仅仅是直觉？

这个问题问得我有点脸红，我所凭借的，确实只是直觉，但直觉又怎么会基数化的呢？实际上，我得承认，我是暗自“估算”了一下的，可所用的算法十分山寨，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来示人，但既然问到这儿了，为诚实计，只好摊牌：

对于物价上涨的过程，我的看法是：一般地说，其他条件不变，货币增加，物价上涨，这是没错的，但其间的过程未必是平滑的，正如某种液体到某个温度要沸腾，但具体气泡的生成机理还颇有些复杂，并非凭空而发，处处一样。

充分竞争条件下，即便成本压力巨大，每个商家都不愿率先涨价，都希望别人先动，自己在跟进之前捞点好处，结果会形成一个滞后期，如果通胀很温和，滞后期可能很长，这时，大家都会憋到一个确信所有同行会同时调价的时刻，有这么巧的事吗？有的，比如重要节日，比如季节性商品的新上市季，商品或材料的型号款式升级换代，等等——我把这些时机叫做节骨眼。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这些节骨眼，便为我们这些视统计局如粪土的草民提供了一个观察物价形势的良好机会，以节骨眼为参照系，可以粗略的识别出几种基本通胀形势：

1）若在所有节骨眼前后，价格都持平（这意味着节前的涨价在节后全部跌回），甚至下降，可断定发生了通缩（因为如果节骨眼不涨，平时就会因相互压价而下降）；

2）在温和通胀中，部分或全部节骨眼被用来涨价，但平时价格持平或有所下降；

3）在高通胀中，节骨眼已不够用，平时也要涨几次价；

4）在恶性通胀中，节骨眼已不存在，价格以固定加速度或固定指数连续平滑上涨。

我的本次判断便是沿上述思路，首先，观察到的涨价发生在春节前很久，我认为无关于任何节骨眼（如果我错了，很可能就错在这里），因而，我认定当下处于第三种形势，而这种形势的通胀率是两位数，其次，既然等不到春节就涨了，估计春节期间会再涨一次，我把估计数字乘2，得出了上面的数字。

上述理论未经任何实证检验，山寨得令人发指，估算数字也粗糙随意的令人发指，但我暂时已满足于此状态。

（按：我会再用两个同样篇幅来继续这个话题。）

为何年轻人都爱往大城市里挤？
辉格
2009年12月21日

在经历了年初以来的又一轮房价大涨之后，政策当局再次宣示了遏制房价的态度，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了推动城镇和中小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该战略旨在扭转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的人口分布结构，以缓解一线城市所面临的日益沉重的住宅需求压力。

这一政策转变，把一个多年前曾几番争议的老话题又提上了桌面：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究竟应该面向高度密集的超级都市区？还是稀疏松散的中小城市网络？争论未曾有结果，政府则似乎一直倾向于城镇化，而与此同时，超级都市却早已不由分说的涌现了出来。

城市化与城镇化之争，问错了问题，正确的问题是：按我们的制度背景、资源禀赋和市场特征，未来的人口分布结构将会如何演变？从已经表现出的趋势看，方向无疑是超级都市，如果这一趋势背后有着强大而固有的内在动力，凭几项政策和规划是无法扭转的。

关于蚁族的报道和正在热播的《蜗居》，都生动的展示了，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为了留在大城市，愿意承受何等的艰辛与压力，这一强烈倾向的背后，必定有着某种共同的动机。

对于大城市的优势，经济学家已有了很多论述，斯密指出，细致的分工依赖于密集人口，只会做一种糕点的面包师，无论手艺何等高明，在小镇上是找不到工作的，而在大城市却很可能享受五星级酒店的高薪；越是高级的专业化人力资本，越需要在高度密集市场上就近兜售、以实现其价值，设备和技术等非人力生产资本也一样。

生产如此，消费也是如此，越是特殊的偏好，越是难以在人口稀疏的乡镇得到满足，若一种商品的目标消费群窄于0.1%，便不可能在只有几千人的小镇设立零售店或代理商；有形商品的问题还能借物流业的发达而得到改善，服务业则更难办，在小镇上你找不到好的电影院、风味特殊的餐馆，大明星也不会来这里走穴。

更要命的是，许多消费必须由趣味相投者共同进行，或需要看得懂的观众在场才有意义；在小镇上，你那件手缝西装会被叫做皱巴巴的针脚不齐的外套，作为球迷，你找不到人一起观球畅饮欢呼，作为发烧友，没人听你吹嘘那根能收上千个节目的天线，即便在数十万人的中型城市，你也难以在每个周末凑齐一桌人打桥牌。

密集人口在实现人力资本价值和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上的优势，构成了人们向大城市聚集的基本动力，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在现代社会，都市已成为人们价值追求和地位提升道路上的一座灯塔，那些力争上进、不甘寂寞与落伍的有志青年，很少能在大城市以外找到施展这一追求的舞台。

人的消费不是随机组合的，偏好和价值观也不是独立散布的，消费行为和驱动它的偏好乃至价值观，被组合在所谓生活方式的稳定结构之中，这些生活方式乃是人群经由模仿和协同而达致的“聚点”；当一个年轻人为自己的未来生活作筹划时，实际上是在进行社会角色自我定位：首先选择一个竞技场，然后考虑自己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一旦他朝选定的方向迈出脚步，生活目标便被锁定在一系列逐级爬升的模式之中。

问题是，越是高阶的生活方式，越是小众化，这意味着只能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才可能存在，只有大量人口中才能找出足够多的同类小众，使得此种生活方式下的消费达到规模经济；对于那些志存高远的青年，即便在眼下可以忍受一个很低的起点，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梯子必须有足够多的梯级，可以通达他们所憧憬的高度；显然，这样的梯子在乡村是找不到的。

正是这个梯子，驱使大批青年甘愿蚁聚或蜗居于都市，他们本可在小城市谋得不错的差事，并享受低得多的生活成本，更好的交通，更好的空气，更少的生活压力；他们并没有错，即便最终他们在那个梯子上爬得并不高，但年轻人总是会有梦想。

这么说吧，作者重新发现了乘法表。费雪的《利息理论》对作者论述的问题都有了更深入全面的分析，而且，时间提前了好几十年。作者不如转而去写一篇《利息理论》的读书笔记。

费雪……指出了不耐水平的不同引出的储蓄含义，在他的理论里，不耐水平是外生的，而我的非连续性假定将几种不耐水平向前推到了一个更深的机制，变成内生的了。风格B可以最好的演示我和费雪的差别：B看上去很耐得住性子，其实B对于下一次迁越比A更不耐，呵呵。

用韬光养晦、享乐、冒进来解释行为，已经不是经济学了，属于行为学范畴，几种风格实际是不同的策略选择。

开放足球博彩有益净化足坛
辉格
2009年12月17日

随着青岛海利丰和成都谢菲联多位高层因涉嫌操纵比赛而被警方拘押，公安部的足球反赌打假行动正不断深入和扩大，越来越多的俱乐部、球员、教练和官员被牵入案中；接二连三的案件和大量的丑闻，给了本已声名狼藉的国内足球业又一次沉重打击；有人说，执法部门的介入或许会给病入膏肓的足坛带来一次涅磐重生的机会，但此类集中打击行动，是否能为建立可持续的干净比赛体系，则令人怀疑。

所谓假球，是那些被期待会努力让所在球队赢球，或对输赢保持中立的人，因受到非正常的反面激励而作出相反了的努力；反面激励通常来自对方球队或下注于对方的赌球者的贿赂，当反面激励高过赢球快感、成就感、荣誉感和商业利益等正面激励，而差额又超出事情败露所带来的损失风险时，打假球便成了理性选择。

因此，清除假球需要一种机制来确保正面激励大于反面激励；集中打击行动提高了假球的败露几率和败露后的损失额，因而确实能在短期内遏制假球；然而打击行动代价高昂且难以长期持续，如果潜在的反面激励在数额上具有压倒性优势，依靠周期性的外部打击不可能建立可自我维持的干净体系。

不幸的是，国内足球业的情况正是如此：各俱乐部的年收入在千万元级别，而赌球市场的规模则很可能高达百亿元级别，相差三个数量级，这样，对于一场非关键比赛，俱乐部的正面激励总额大概不过几十万元，分摊到具体的队员教练则只有千元级，单一大赌客的下注额便可轻松压过，何况大赌客之间还可能合谋，那些风险未经轧平的大庄家在一场球上的头寸可高至数百万；如果这场比赛又是对方的关键比赛，反面激励更可能加码。

理想情况下，对阵双方的正面激励水平是相当的，因而造假所需的贿赂额将超过贿赂者从中得到的收益，这样贿赂便不会发生；但在赛程后半期，随着排名逐渐明朗，对阵双方的激励不对称便会大量出现，从而诱发假球；此问题可通过改进赛制和赛程安排来加以缓解，相对于体育界已发展出的许多更合理的赛制，足球界普遍采用的主客场双循环制显得过于简单原始，大有改进空间。

然而赌球带来的反面激励才是更致命的，从历史和各国经验看，只要有足球，赌球的需求便无法遏制；将赌博置于非法地位，并不能阻止赌博的广泛存在，反而给黑社会创造了巨大财源，地下赌博历来与性交易、毒品和走私同为黑社会的支柱产业；所以，尽管赌博确实腐蚀了足球业，但禁止赌球却并非可行的办法。

恰当的做法是在推动足球博彩合法化的同时，引导赌博机制为参赛者提供正确的激励，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实际上，足球之所以成为受热烈追捧的赌博题材，正是因其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干预性，这也是一切赌博题材的核心特征；所以，在根本上，维持足球赛事的干净，是足球界和博彩业的共同利益，若比赛果真完全被操纵，那既吸引不了球迷，也吸引不了赌徒。

如果联赛运营商与博彩公司一样受益于足球博彩的繁荣，他们将有同样的动机来建立透明清廉的比赛和投注制度，并通过设计激励机制来遏制操纵行为；比如，博彩公司可以限制个人单场投注额，或对大额投注进行身份登记和披露，以避免单一投注损益压过参赛者正面激励。

更好的办法是，从对比赛一方的押注额中提出固定比例，直接支付给该方俱乐部、球员和教练，也可从对一场比赛的押注额中提出固定比例支付给裁判，这样，球队会奋力争胜以吸引球迷押注于自己，而经常作弊的球队和裁判就会被赌客所抛弃；一旦正面激励额被众多散户投注抬高，贿赂门槛便会高得令潜在贿赂者望而却步。

只有一个合法且开放的博彩业，才可能获得足够的透明度和合约执行保障，来推动这样的交易创新，而地下赌球有时连结账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复杂的多边交易安排；并且，由于合法博彩无须支付高额违约风险溢价，可以用更低的返奖率销售彩票，从而为支付参赛者提成保留足够空间，比如，香港六合彩和国内体彩返奖率都只有60%左右，远低于地下赌球的90%，只须从差额中拿出几个百分点，便足以打消参赛者和大赌客的作弊念头。

欧洲和香港都已开放足球博彩，NBA运营商总裁大卫·斯特恩最近在一次访谈中也主张赌球合法化，并指出NBA与博彩业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前景；作为博彩的一种形式，足球彩票在我国也已存在多年，但政府垄断经营阻碍了商业创新，使得更有效的交易安排难以出现，而彩票产品的单一化也无法吸纳地下赌球者的多样需求，合法化和开放，或许才是挽救足球业于水火的可行之道。

最近几天逛超市和菜场的经历让我确信，新一轮消费物价上涨已经开始，如果没有什么转折性事件发生，未来12个月的通胀率应在两位数，更狭窄的猜测是15%至30%之间。

所谓转折性事件，无非两种：

1）大幅度收紧银根以收回货币，估计他们不敢；

2）迅速开放几个大产业来吸纳货币，估计他们不愿意，即使愿意刚刚被抢过一遍的投资者也未必敢。

注：我所使用的通胀率是以消费物价定义的，我知道许多人不同意这一定义，但词汇之争是最无聊的，我没任何兴趣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