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文#H9: 越印通胀是个适时的警告

越印通胀是个适时的警告
辉格
2009年12月28日

近日,越南和印度两国经济政策部门先后发出了通胀警告,据估计,两国在近几个季度都将面临6%以上的通胀率;正如大多数通胀经历一样,消费物价上涨的引爆点都是粮食和食品价格;对此前景,越南已宣布将基准利率从7%提高至8%,并停止了贷款补贴,而印度央行也已发出加息甚至提高准备率的明确信号。

和中国一样,越南和印度都在金融危机之后实施了积极的刺激措施,也都较早的恢复了增长,今年的增长率都达到了令人艳羡的7%以上,现在又同时遭遇通胀红灯;相似的背景和政策,使得他们的遭遇成为给予中国的一个恰当而及时的警告,如果说刺激措施有什么不同的话,越南侧重于货币刺激,印度侧重于财政补贴,而中国则在货币和财政两方面都下了大剂量。

越印两国有许多相似点:都是人口稠密的农业国,改革开放都比中国晚了十来年,基础设施也都比较落后;然而两国发生通胀的机制还是颇有不同,越南的情况很像80年代的中国:缺乏财务约束的银行和投资体系、严重的投资饥渴症、要素市场阙如、贸易赤字、外汇匮乏。

这种条件下很容易发生通胀,银行和国企毫无自我约束能力,必须由中央政府的缰绳紧紧拉着,稍有松懈便陷入狂热;该国2008年的严重通胀便是在此背景下发生,如果投资体制不改革,今后仍会不断反复。

印度虽实施了许多社会主义政策,银行和企业却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即便国企也有着较好的财务约束;社会政策以面向农民和穷人的转移支付为主,其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税收水平和财政赤字,发生的机制较为单纯和透明,因而也容易因财政困境或随政治形势而逆转。

今年5月国大党的选举胜利使其摆脱了对左派小党的依赖,为此类政策转变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果然,在大选过后的6月初,新政府很快宣布了大规模减持国企股份以弥补赤字的计划;如果未来国大党坚持贯彻其深入改革的政策,并适时削减财政补贴,其遏制通胀并维持增长的努力将会取得成效。

反观中国,形势不容乐观,尽管从官方数字上还看不到通胀,然而许多迹象已表明消费物价的上涨可能正悄悄发生,从汽油、食用油、粮食、肉类、蔬菜、自来水等许多方面,都传来了不祥的征兆;考虑到过去一年所投放的巨量货币,这些征兆值得引起警惕。

货币扩张未必直接抬高物价,因为新增货币可能全都涌向了资产而没有进入消费,虽然资产泡沫会抬高某些要素的价格并最终影响消费品成本,但资产升值的趋势也会引来热钱,推高本币汇率,从而降低进口要素和消费品价格;如果后一因素的作用超过前者,甚至会在短期内造成货币扩张的同时物价下降的奇妙效果。

然而这一妙景绝不是乐观的理由,泡沫会破裂,热钱会逃跑,烂尾楼和盲目上马的工程虽带不来多少产能,付出去的要素收入却是无法收回的,届时出现的将是另一种同样令凯恩斯主义者傻眼的妙景:通货膨胀与衰退并行。

由于中国在放松货币的同时实施了强力财政刺激,而其中大部分钱是由地方政府在基建项目上花出去的,这些钱最终将以要素租金的形式成为可供消费的收入,因此货币不仅进入了资产市场,也将在投资周期完成后进入消费市场,届时,除非这些项目果真带来了相应的新增产能,物价便难免会上涨。

要避免通胀,政策当局有三个选择:收紧货币,但这可能令最需要的民营企业更难获得贷款,从而加剧国进民退和政府投资扩张所带来的结构倒退;财政退出,虽然花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但早退比晚退好;开放几个大产业,用新增的投资机会锁住已经放出去的货币,开放所带来的投资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产能,从而在要素收入释放时不至于抬高物价,此乃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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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印通胀是个适时的警告
辉格
2009年12月28日

近日,越南和印度两国经济政策部门先后发出了通胀警告,据估计,两国在近几个季度都将面临6%以上的通胀率;正如大多数通胀经历一样,消费物价上涨的引爆点都是粮食和食品价格;对此前景,越南已宣布将基准利率从7%提高至8%,并停止了贷款补贴,而印度央行也已发出加息甚至提高准备率的明确信号。

和中国一样,越南和印度都在金融危机之后实施了积极的刺激措施,也都较早的恢复了增长,今年的增长率都达到了令人艳羡的7%以上,现在又同时遭遇通胀红灯;相似的背景和政策,使得他们的遭遇成为给予中国的一个恰当而及时的警告,如果说刺激措施有什么不同的话,越南侧重于货币刺激,印度侧重于财政补贴,而中国则在货币和财政两方面都下了大剂量。

越印两国有许多相似点:都是人口稠密的农业国,改革开放都比中国晚了十来年,基础设施也都比较落后;然而两国发生通胀的机制还是颇有不同,越南的情况很像80年代的中国:缺乏财务约束的银行和投资体系、严重的投资饥渴症、要素市场阙如、贸易赤字、外汇匮乏。

这种条件下很容易发生通胀,银行和国企毫无自我约束能力,必须由中央政府的缰绳紧紧拉着,稍有松懈便陷入狂热;该国2008年的严重通胀便是在此背景下发生,如果投资体制不改革,今后仍会不断反复。

印度虽实施了许多社会主义政策,银行和企业却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即便国企也有着较好的财务约束;社会政策以面向农民和穷人的转移支付为主,其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税收水平和财政赤字,发生的机制较为单纯和透明,因而也容易因财政困境或随政治形势而逆转。

今年5月国大党的选举胜利使其摆脱了对左派小党的依赖,为此类政策转变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果然,在大选过后的6月初,新政府很快宣布了大规模减持国企股份以弥补赤字的计划;如果未来国大党坚持贯彻其深入改革的政策,并适时削减财政补贴,其遏制通胀并维持增长的努力将会取得成效。

反观中国,形势不容乐观,尽管从官方数字上还看不到通胀,然而许多迹象已表明消费物价的上涨可能正悄悄发生,从汽油、食用油、粮食、肉类、蔬菜、自来水等许多方面,都传来了不祥的征兆;考虑到过去一年所投放的巨量货币,这些征兆值得引起警惕。

货币扩张未必直接抬高物价,因为新增货币可能全都涌向了资产而没有进入消费,虽然资产泡沫会抬高某些要素的价格并最终影响消费品成本,但资产升值的趋势也会引来热钱,推高本币汇率,从而降低进口要素和消费品价格;如果后一因素的作用超过前者,甚至会在短期内造成货币扩张的同时物价下降的奇妙效果。

然而这一妙景绝不是乐观的理由,泡沫会破裂,热钱会逃跑,烂尾楼和盲目上马的工程虽带不来多少产能,付出去的要素收入却是无法收回的,届时出现的将是另一种同样令凯恩斯主义者傻眼的妙景:通货膨胀与衰退并行。

由于中国在放松货币的同时实施了强力财政刺激,而其中大部分钱是由地方政府在基建项目上花出去的,这些钱最终将以要素租金的形式成为可供消费的收入,因此货币不仅进入了资产市场,也将在投资周期完成后进入消费市场,届时,除非这些项目果真带来了相应的新增产能,物价便难免会上涨。

要避免通胀,政策当局有三个选择:收紧货币,但这可能令最需要的民营企业更难获得贷款,从而加剧国进民退和政府投资扩张所带来的结构倒退;财政退出,虽然花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但早退比晚退好;开放几个大产业,用新增的投资机会锁住已经放出去的货币,开放所带来的投资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产能,从而在要素收入释放时不至于抬高物价,此乃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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